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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忻 | 对17000名日语系教师而言,C刊公平吗?

王忻 东亚评论 201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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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贝



一方面是日语教师C刊发表文章日趋严峻的形势,另一方面是评价教师用C刊一刀切的残酷现状。评职称自不必说,但那只是一生最多三次,还算好说;更严重的是每年的考核奖励因为C刊而使日语教师大大地被边缘化。


比起一刀切式的各行各业都用C刊统一标尺,恢复“外语类核心期刊”之类的各专业内的优秀期刊更为合理,这些专业核心期刊可与C刊一起共同担当起考核评价教师科研水准的标尺的功能。







CSSCI体制下的教师评价体系的扭曲


——以日语学科教师为例


  

1引言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CSSCI 2014-2015年度共收录社会科学领域的中文期刊533种,即来源文献。这533种期刊便是所谓的CSSCI期刊(以下简称C刊)。



关于CSSCI的负面作用早有有识之士进行过指摘,这些在宏观上对CSSCI足够令人耳熟能详的诟病,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仅想以一个具体学科的具体数据来说明在CSSCI体制下的教师科研评价体系的扭曲,即给教师科研评价上带来的极大不公,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改善。



2C刊体制对日语学科的不公

      

日语语言文学学科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于二级学科。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外国语言文学下属的各二级学科无法互相交叉覆盖,比如学教育学的教师,有能写出教育学原理的文章,也可能写出课程与教学论的文章,也可能写出教育史或比较教育学等方面的文章。而日语语言文学的老师就很难写出研究英语语言文学或研究法语语言文学的文章。


据2011年教育部公布的的统计数据,开设日语专业的学校在2010年已达到466所(2013年达到506所),日语专业在全国各专业中排名仅次于数学为第12名,成为名符其实的大专业,而与其极其不相应的是能发表研究成果的C刊少得可怜。


首先,一个经济学的教师面对可能发表文章的C刊有73种,一个教育学的教师面对可能发表文章的C刊有37种,一个历史学的教师面对可能发表文章的C刊有26种,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师面对可能发表文章的C刊有28种(中国语文12+中国文学16),一个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师面对可能发表文章的C刊有18种(外国语言12+外国文学6)。



其次,一位经济学教师在任何一种经济类C刊发表文章都是有可能的,而一位日语教师并不是在18种外语杂志都可以发文章的,按近5年的统计,18种杂志中5年里没发表过一篇日语研究文章的有3种,分别为《外国语》、《外语界》和《当代语言学》;5年间只发表过1篇的有2种,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和《现代外语》。外语类C刊近5年发表日语论文总和为198篇,分别为2010年62篇,2011年63篇,2012年29篇,2013年28篇,2014年16篇。


曾经相对多的发表过日语文章(保证每期2篇以上)的C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研究》2012年双双被踢出C刊。这使日语教师本来就少得可怜的C刊发表平台一下倒了半壁江山。其它尚在C刊的外语期刊也纷纷减少日语文章刊载量,以保证转引率并进而保住C刊地位。如《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外语》《当代外国文学》等均是在2014年由前几年的几篇改为了0篇,也就是说开始不发日语文章了。


因为进C刊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转引率,日语文章写得少、发的更少,结果就是转引的也就相应的少。要提高刊物的转引率就得砍小语种文章似乎已经成为主编们的共识,于是导致不发日语文章的趋势愈演愈烈,2014年,1篇都没发日语文章的外语、外国文学类C刊达12种之多,也就是说有近67%的外语类C刊在过去一年内没发日语文章,发了日语文章的杂志中文学类相对给力,语言类合计也仅6篇。而日语教师中语言与文学的比例大体为7:3。


也就是说1.7万日语教师中语言方向为大约1.19万,1.19万人发表了6篇C刊文章,平均1983人发表1篇!被踢出C刊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研究》为了重返C刊,也大幅消减日语文章刊载量,前者由每年16、7篇减少至2013年10篇和2014年的3篇,后者由每年的12篇减少至2013年的4篇和2014年的0篇。



上述现象的结果是C刊发表日语文章数以几何数率下降:2012、2013年发表数为10、11年的一半,从61到32,2014年又是前两年的一半,从32到16。如此下去,发展到个位数的日子指日可待绝非危言耸听。而这个个位数发表文章数的背后是1.7万人的教师队伍!还有一个现象也必须提起,就是在外语类C刊上刊载汉语类文章的量远远高于日语文章,为3.7倍,而中文类C刊绝不可能刊登日语类文章的。不言而喻,为了提高转引率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日语学科文章转引率低并非意外现象,关于转引率早有有识之士(辛世俊)进行过深刻指摘:“不能把转引率简单化、绝对化,转引率不等于学术影响力,这是因为:第一,转引率高的学科一般是指一些‘大众学科’、‘应用学科’,那些基础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转引率不见得高,而这些恰恰是学术发展所必需的。有些问题往往会成为新的学科发展的增长点。……如果只关注转引率,只发表能够引起转载(转引)的论文,势必影响基础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不利于学术事业的繁荣。


“第二,以转引率作为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而确定的核心期刊或重要来源期刊,被某些科研管理部门使用,进一步扩大了转引率的作用。如被用于专业技术人员评定职称、学术水平的考核、科研奖励、教授定级,拔尖人才、政府特殊津贴、学术带头人的评定,申报职称、博士生毕业等。”此说对片面强调转引率之危害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表1 外语和外国文学C刊发表日英汉文章一览表

注:1. 本表范围为 2010-2015六年中三个版本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外国语文”和“外国文学”两个分类中所有期刊。

2. 六年中不一直是“C 刊”的杂志以斜体表示,不是的年份以灰色横条纹显示。除《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和《外语研究》因文章叙述的需要外,其他不是“C 刊”的年份的刊载情况不予显示。


为了得到人均数字,我们尝试以学科名+教师人数的关键词在网上搜索,在教育部网站上查找,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上查找,但都没有找到相关数据。故以下只能使用不是相同出处的数据进行分析。据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作调查的数字,中国日语教师人数2012年为16752人。12年-14年两年间我们就按增加248人,取个整数2014年人数为17000。


据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戴炜栋2014年9月26日在我校讲座中提到的数字,全国现在(2014年)高校英语教师人数为10万多人。我们取个折中数字:105000。这样,我们看到的结论是:日语教师5年人均发表C刊文章0.01篇,英语教师5年人均发表C刊文章0.06篇。


也就是说,英语老师在C刊上发表文章的几率是日语老师的6倍。其中2014年日语教师人均发表C刊文章0.0009篇,英语教师人均发表C刊文章0.009篇。也就是说,英语老师在C刊上发表文章的几率是日语老师的10倍。这还是仅仅在C刊相对较少的外语类内部的比较,要是和C刊大户经济类相比的话,其倍数可能会更加惊人。其实日语与经济类相比较的可比性要大于与英语教师的比较,因为英语教师中有很大一部分上公共课的大学英语教师,这部分的数字大大加大了分式的分子,而日语和经济学科都没有这个部分,从而共性更大。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获知经济类教师人数的数据,故只能割爱。


一方面是日语教师C刊发表文章日趋严峻的形势,另一方面是评价教师用C刊一刀切的残酷现状。评职称自不必说,但那只是一生最多三次,还算好说;更严重的是每年的考核奖励因为C刊而使日语教师大大地被边缘化。不是C刊的论文想评上省社科奖、教育部高校社科奖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调查了5年内这两个奖项的获奖情况。



教育部第五届(2010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语言文学类论文类成果出自杂志有《语言科学》、《中国语文》、《民族语文》,第六届(2013年)有《古汉语研究》、《语言科学》、《中国语文》、《民族语文》、《外国文学研究》,第七届(2015年)有《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浙江省162011年)、17届(2013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都是只有《外语教学与研究》一种,18届(2015年)有《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这些杂志清一色都是“C刊”。此外还有一些英语杂志(注意,不是包含日语在内的外语杂志!)而且这四次评奖日语、日本文学论文奖均为0


评选论文先看杂志已成定理。日语老师当然更惨,因为外语学科组的评委鲜有日语老师,英语老师甚至中文老师要判定日语文章也只能从杂志的级别上看,那么C刊与否则已是判定的最主要标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各校规定的科研奖励似乎没有离开C刊的。比如浙江大学的期刊定级最新版就是以C刊作为唯一标准的,不是C刊一律免谈。而全浙江省纷纷效仿。各校的科研奖励都是按期刊级别的,是否C刊收入出现天壤之别。这让同样也是在辛辛苦苦耕耘却无缘C刊的日语教师们欲哭无泪。

  


3CSSCI功能回归和评价体系摆脱C刊束缚的呼唤


首先请允许我们引用一些先行成果作为支撑:苏新宁(2012)指出,“引文索引诞生之初,是为了建立文献之间的联系关系,发现科学的源流,以后逐渐引申了科学的评价功能。但在我国,学界更多地把它看成是评价的工具,”而“实际上,引文索引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三个方面:探索科研规律,促进科学研究,科学引用数据,分析评价成果,分析学科特征,指导规划管理。这也是我们当初建立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初衷。”


薄洁萍(2010)也指出:“一个原本用于文献分析和研究预测作用的科研工具,何以被当作衡量大学、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和学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尺度?由此,期刊的命运、学者的职称评定、各大学的排名和影响力,都和CSSCI的发布数据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显然,CSSCI的正常功能被人为地遮蔽了,而其附带的评价功能则被无限度地放大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当前学术界自主性评价地位不强、评价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科研和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简单地把来源期刊与优秀期刊划了等号,把期刊评价等同于论文评价,把引文数据、来源期刊作为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作者评价、学术机构评价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所谓‘以刊评文’愈演愈烈。正如有学者无奈地指出,我们的管理和评价机构把CSSCI当成评价标准来评价和衡量学者的成果等级,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唯其标准马首是瞻。



作为CSSCI研制负责人的叶继元在谈到制作初衷时也说道:“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有助于’。CSSCI只提供数据,有助于而不是代替专家进行评价,数据不能说明一切,只能与专家评价互补,因此对引文索引的评价作用一定要恰如其分。”


先行研究从宏观角度指摘了CSSCI的负面影响,本文则是以一个学科的具体实例向人们展示了CSSCI体制下的极大不公。像日语这样已经不能说是小专业的专业都如此惨状,更不要说其他更小的专业比如外语学科里更稀有的语种了。不管设计者原来的初衷多么美好,但事实展现给我们的是,CSSCI调动的是杂志一味追求转引率的积极性,而不是真正提高杂志质量的积极性。


杂志质量的量化标准被简单地与转引率—C刊画上等号。这与社会上唯以金钱论成功、唯以升学率论学校好坏的现象有着质的相同。不同的是CSSCI的人为性、可控性更高,货币和高考的人为性、可控性相对较低。就是说,相对于人们改变货币和高考的魅力的难度,改变一下CSSCI的魅力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悲观地说,行政部门高喊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都不见起效,而不能片面追求转引率、C刊率的呼声还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其结果就更加可想而知。


基于上节所示日语以及类似学科教师所遇不公,我们更要着重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1)从日语学科教师所遇CSSCI体制下的不公,可以看出“唯C刊论”负面影响给教师评价带来的恶果。它甚至可以直接扼制一些学科的发展,已经到了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时候了。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对此必须充分重视,以避免和减少其危害。


(2)两个怪圈由两条发展线串联起来:①杂志:重视C刊引用率-保C刊地位-少发日语等小语种文章;②日语教师:难发C刊论文-难有C刊被引-难有科研获奖-科研评价低下。第一条线的尾连着第二条线的头,第一条是原因,第二条是结果。而且,围绕引用率,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环:越重视引用率,越少发日语文章;越少发日语文章,日语文章的引用率就越低,于是就再少发,直至不发。这里说的引用率实际上就是被引频次,因为转引率只能对杂志而言,对作者个人来说“率”本无从说起。


而恰恰假如我们把它做得有从说起,问题也就解决了:即对个人不用被引频次,而用“学科被引率”——被引频次/该当时期该学科发表文章之和。如日语某文章被引频次为2,一次为2010年,一次为2013年,经查这4年全国共发表日语学术文章500篇,被引率则为2/500=0.4%。


而某大众学科某文章被引频次为20,第一次为2010年,最后一次为2013年,经查这4年该学科全国共发表学术文章5000篇,被引率为20/5000=0.4%。这样,二者单独的被引频次虽相差悬殊,但学科被引率却相同。不仅评价体制,CSSCI研制者也应该把使用这种科学的学科被引率作为课题研究,使之早日得到实用。


(3)让CSSCI功能回归到“探索科研规律,促进科学研究,科学引用数据,分析评价成果,分析学科特征,指导规划管理”上,弱化其评价功能。起一刀切式的各行各业都用C刊统一标尺,恢复“外语类核心期刊”之类的各专业内的优秀期刊更为合理,这些专业核心期刊可与C刊一起共同担当起考核评价教师科研水准的标尺的功能。这在当前尚不能彻底摆脱“唯C刊论”影响的时候至少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

  


4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科研评价体系中唯C刊论的影响日益增大,以日语教师为例,1.7万的教师队伍2014年在18种外语类C刊上发表论文总数为16篇,为英语教师人均发文数的十分之一。并且近5年C刊日语发文数呈几何数率下降。其连锁反应又因无C刊文章而使日语教师无缘各种奖项。



唯C刊论的一刀切的教师评价体系导致日语教师蒙受巨大不公。作为对策可考虑:1.行政管理部门重视唯C刊论对教师评价带来的危害,注意避免和减少;2.对个人不用被引频次,而用“学科被引率”;3.废除一刀切式的各行各业都用C刊统一标尺,恢复“外语类核心期刊”之类的各专业内的优秀期刊。


使教师评价体系彻底摆脱C刊束缚是远大的终极目标,但这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下大决心才能做到的。我们一线教师对此寄予期待。



说明:

本文原载《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本次推送得到原作者授权。

因编辑排版之故舍去注释,详情请参见原文。



文 | 王   忻

编辑 | 六四一

图片 | 六四一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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