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日支终成仇敌么？” ——中日大战爆发当晚的中日记者大论战
作者简介
拾贝
……令他（刘尊棋）感到日本的新闻人仿佛具有两副面孔，表里不一。他再一次提醒在座的各位记者：关于中日两国的战与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你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1914年近代中日第一次教科书冲突，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一直力图镇压中国人的所谓反日情绪。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做法有效果吗？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从过去到今天，这个问题都极为值得两国的有识之士认真思考。
1论战的背景
1937年的中国，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各阶层民众都预感到中日冲突一触即发，日本记者也以“华北风云急！”来判断形势的紧迫和军事冲突可能发生的地区。7月7日晚，在卢沟桥，两国军队激烈交战，大战遂拉开帷幕。与战场上的交锋几乎同一时间，由日本日华文化协会主办的“中日新闻记者座谈会”在日本东京虎门的一家叫做“曙庄”的餐馆举行。主办方的日华文化协会根据座谈会的速记，在会后整理出版了《日支终成仇敌么？》，于事变发生20天后，由日本东京第一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冰著
商务印书馆;
第1版 (2014年6月1日)
日华文化协会是隶属于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局下面的一个组织。因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日情绪，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平息和化解，于是他们效仿美国退回庚子赔款、转而在中国兴办教育、培养留学生的做法，于1923年3月在日本国会通过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即把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用于帮助中国的文化教育。利用这部分资金，日本成立了两个会：一个是“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在中国开展活动，计划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因考虑到“对支”的“支”，可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遭到抵制，经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学者狩野直喜提议，改称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另一个会就是“日华文化协会”，主要负责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如接待中国的学者来日本讲学和学术交流，艺术家到日本演出等工作；帮助、照顾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应该说，日华文化协会为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但同时，该会隶属于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在两国之间出现冲突和对立时，必然代表和服务于本国政府。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概况》
（线装本）目录 1935年8月
关于这次座谈会，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召开的时间：1937年7月7日由傍晚开始，到午夜12点结束，长达5个小时，几乎与战场上的中日搏杀同时展开。如果把两国之间的交锋简单地分为文与武的话，可以说在这两条战线，中国和日本同时发生了正面冲突；二是该座谈会主办方的目的。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和紧要关头，把中日两国的大牌记者邀到一起，进行座谈，目的是什么，想探讨和解决什么问题？从会议记录来看，讨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如“共产军向何处去”、“西安事变的社会历史意义”、“支那的民族觉醒”、“中国的统一与日支关系”、“日本民众的舆论”、“对于2.26事件的支那舆论”等方面。
尽管中日官方及学界对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等问题看法不一，各执一词，又因年代久远，许多史实难以考证，但该座谈会记录的发现，依然可以给我们回溯这段历史，得以了解当年中日冲突的敏感问题和双方的主张与观点，为中日关系史、中国抗战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和线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
2论战的过程和焦点
该座谈会由傍晚开始，参加者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双方的态度极为客气，时而开些玩笑。但态度都特别认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毫不退让。在整理座谈会速记后出版的《日支终成仇敌么？》的前言中，编者写道：
事有凑巧，这次座谈会与发生在卢沟桥的激战同时举行。出席者均为活跃在两国新闻界第一线的人物，还有此前在南京政府情报部供职的邵毓麟、留学生监督处的蒋君辉等，各位堪称精英。中国方面的出席者就“新支那”的状况，进行了坦率的陈述。贯穿4个小时的座谈会的显著特征，是探讨如何突破潜含在两国之间巨大危机的迫切态度。
出席座谈会的日方代表有：
东京朝日新闻 尾琦秀实 （东亚问题调查课）
东京朝日新闻 宫崎世龙 （陆军省前驻南京特派员）
东京朝日新闻 入泽文明 （外务省霞俱乐部）
东京朝日新闻 山崎武彦 （政党方面担当）
读卖新闻 村田孜郎 （东亚课长）
读卖新闻 花见达二 （首相官邸担当）
读卖新闻 藤原节夫 （大藏省担当）
东京日日新闻 小林义郎 （首相官邸担当）
报知新闻 木原通雄 （首相官邸担当）
国民新闻 后藤勇 （首相官邸担当）
都新闻 福良俊之 （金融、日本银行）
中外商报 铃木尚雄 （金融、日本银行）
原时事新报 久保田政雄（政治部记者）
同盟通信社 山上正义 （采访报道部长、前东亚课次长）
同盟通信社 中村登 （陆军省担当）
同盟通信社 久野茂男 （外务省霞俱乐部）
主办方 水上茂 （日华文化协会）
中国方面：
中央通信社代表 前北平晨报社长
陈博生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中央通信社特派员 前北平晨报社记者
刘尊棋 （毕业于燕京大学）
中国驻横滨总领事 前南京政府情报部长
邵毓麟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中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处 总务科长
蒋君辉 （毕业于文理大学）
正如座谈会主办方所讲的那样，中国方面的出席者，除刘尊棋毕业于燕京大学，没有留日背景外，其余几人均于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的名校，长期的留日生活，使他们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于民族性格，有着亲身感受，而他们担当的工作，又与日本的官民各阶层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于日本的动态和走向，了然于胸。
有关支那事变研究资料
亚洲历史中心
日本方面的出席者，也都是日本新闻界的精英，出入于日本首相官邸、陆军省、财政部等政治、经济、军事中枢，其中多人长期在中国驻在，堪称日本的中国通。其中的宫崎世龙，是孙中山挚友宫崎滔天的孙子，一直潜心研究中国问题，熟知中国。
主办方提出会议进行的方式，主要由日方出席者提问，然后中方代表回答，还特别强调，由于两国关系紧张微妙，如果觉得哪些谈话内容不宜公开，亦请明言。在《日支终成仇敌么？》出版时，许多地方都用删节号替代了原文。再有关于中国的称呼，在日文版的这本书中，都用的是“支那”，而在讨论进程中，两国的与会者都不大可能用“支那”，最低限度中国方面的出席者不可能用“支那”。因此笔者在引用双方的发言内容时，均改成了“中国”。以下的小标题，都是由日文原文翻译的。
1937年8月创刊的《支那事变画报》
在日本国内印刷后运到中国发行
日本方面，首先由《报知新闻》负责首相官邸报道的木原讲话：
我觉得不管双方握手言欢还是吵架，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真正做到开诚布公，敞开胸怀说真话，这是一个大前提。（中略）尤其是我感到以往所谓的中国通、日本通，他们的知识和见解经常不靠谱。今晚如果能够纠正过去看法的偏差，堪称甚幸。
如前所述，座谈会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双方论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青年的日本认识、中国新闻的排日宣传、中国的抗日教科书、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等4个方面。
1、“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
水上：在您正讲话时冒昧打扰，现在已近11点了，我想换一个话题，有一个重要问题想问一下刘尊棋先生：您于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其后的五六年作为《北平晨报》的年轻有为的新闻记者，十分活跃，去年初来的日本。说到三十年代，这是抗日情绪最为高涨的时代，您是在这个时代学生运动的漩涡中成长起来的，在那之后，又直接接触怀有激烈的排日民族主义的言论界。我感兴趣的，想向您请教的，是您在国内时自己所持有的、思考的日本观，和来日之后亲眼所见、感受到的日本有何不同，再者，想请您坦率地谈谈与日本的知识阶层接触后的感受。（中略）
刘尊棋（1911-1993）
刘尊棋：我的日本话说得不好，所以用中文来讲，请邵先生或陈先生帮忙翻译一下，可以吗？
水上： 可以，您随便讲。
陈博生：用英语讲怎么样？
水上：您随便选择。因为需要速记，用哪种语都可以，但讲完后要请邵先生或陈先生帮忙翻译。
（刘、陈、邵氏短暂商量）
刘：那我就用中文讲，之后请翻译。
（之后刘氏便向邵氏用慷慨激昂的中文讲了起来。）
刘：我在国内时思考的日本，和来日后接触到各方面之后感受到的日本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国内时，我相信日本的大多数国民是热爱和平、讨厌战争的。来日之后看到的依然是这个情形。不过我常生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日本国民的大多数希望和平…………这一点，为什么日本的知识阶层…………（该处的删节号为原文，以下同）……………不能做到呢？我不理解。特别是今天见到的各位都是希望和平的新闻人………，为什么不能够尽量不那么做呢？抑或是日本的知识界对政治采取的是消极态度？或者是即便想纠正也没有办法，于是便放弃？或者是认为没有那种形势、将来决不会出现恶果、用不着担心，所以才置之不顾呢？这一点非常想听听在座各位的高见。
水上：山上君、尾崎君、刚才刘先生提到的话题、我觉得代表了中国最先端的新闻记者的疑问，请你们讲讲。
尾崎：入泽，你是前辈，请先讲……
陈：不管前辈还是后辈的话，都想听。
陈：刘兄还有一点想补充。
水上：请讲。
（刘氏又用中文开始讲话）
刘：在座的各位，都是把握舆论导向的，正在发挥各自引导舆论的作用，但是………，所以我觉得将来会陷入非常令人忧虑的状态，这一点也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座谈会开始后，话题围绕中国的国内政治、当下的形势以及中日关系的各种问题展开，接近午夜，转向了中国青年的日本观、两国民众之间的情绪对立问题。从主办方的水上向刘尊棋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对中国的青年人如何看待日本、对日本持有何种态度极为关注。刘尊棋长期在北平生活，作为新闻记者，对中国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特别是他们对日本的印象与看法，应该十分了解。尽管刘氏发言的重要部分在记录中被删除，但仍可以通过上下文来推断出一个大概：
刘尊棋首先说了一通日本国民的大多数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等客套话，接着指出日本的知识界对政治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认为日本的知识阶层向军人妥协，协助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对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不反战、迎合于政府的态度予以了谴责，谈到日本知识界和媒体的这种消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会影响日本国民，担心将来一定会招致恶果。他觉得在日本媒体上见到的，是一片喧嚣，赤裸裸的辱华、侵华论调，而在背后掌控他们的，也就是在座的各位日本媒体的大牌记者，在这里却大谈和平。这种矛盾现象，让他难以接受，令他感到日本的新闻人仿佛具有两副面孔，表里不一。最后，他再一次提醒在座的各位记者：关于中日两国的战与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你们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军人考虑战争的事是当然的”、“军备是最好的和平”
陈博生也对中日的前途表示担忧，而后藤则回答道：
用不着那末担心吧，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大力推进的也不是最终选择战争。军人考虑战争，为战争做准备，那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任务………
花见：的确，对于日本的国策，有人非难，而从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总的形势的解剖来看，数年间军费急剧增加，达到了总预算四成的高额。但根据今天的国际形势，我们提高了军费，或许有人认为军费大幅提高，就要发生什么事，而日本军部的想法是，“最高的军备就是最高的和平”。我们决不想主动挑事。
《一个中国特派员：山上正义和鲁迅》书影，
丸山升著，田畑書店，1997年初版
或许山上觉得后藤和花见说多了，便赶紧打住，又大谈起了和平，山上正义（同盟通讯社采访报道部长、前东亚课次长）:
我绝对认为日本的言论界是最讲究和平的，我在日本的言论界中没有发现有主战论者，特别追求和平。比如对于林内阁的政策，言论界的主张，都是朝着和平方向的，并未导向战争。我听过最近从外国来的人讲了非常有趣的话：全世界再没有像日本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了，和各国相比特别自由。如同今天对于日本的言论，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一样，日本的言论界是自由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热爱和平。
如前所述，在当时，从政府到民间，两国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日本的各种媒体、教科书、出版物上，充斥着教训中国，鼓噪战争的论调，而山上却在这里置事实于不顾，为日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界的崇尚和平大唱赞歌。对于山上虚假的侃侃而谈，陈博生耐不住起来反驳：
陈博生（1891-1957）
陈：听了刚才您讲的话，我觉得作为国家充实国防，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最近中国也开始留意国防，可是日本的报纸却认为那是抗日。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博生显然发现了日本记者的自相矛盾之处，言外之意是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3、“中国的抗日宣传—支那报纸的好战性”
面对中国记者的质疑，山上难以自圆其说，便指责中国的抗日宣传，认为中国的报纸具有好战性。
山上：我觉得中国的报纸非常好战，这对两国的交往是十分遗憾的事，将把民众引向好战的方向。
陳博生：有这种情况吗？
山上：我认为有。最近一两个月有所减少，而两三个月前，是非常厉害的。
陈博生：是这样吗？
山上：我的朋友都有这种感觉。
后藤勇：听说教科书里也有。
大泉忠敬著，先进社出版
昭和6年（1931年）10月20日发行
邵毓麟（横滨总领事，前南京政府情报部长 ）：教科书里写的都是历史事实。我们没有写必须打倒日本。只是写了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等等。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如果日本的各种小学的教科书、连环画中介绍早年的日俄战争，在俄国看来，可以说是抗俄；如果写了甲午战争的历史，在我们看来就是抗中。但是今天的中国教科书还没到这种程度，毋宁说发生的事情是一般老百姓都记得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应该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一下，这样就会发现双方在那些问题上见解不同。我的结论是，我最想说的话，可能有人认为是外交辞令，要想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仅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固执己见，坚持各种政策和推断，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在客观上会将问题复杂化，进而形成纠纷。总而言之，忘记自己的立场固然不可取，但应该先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站在一个更大的立场。一些小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不这样处理，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外交辞令，但我坚持认为大局和退让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站在日本的立场来读日本的报纸杂志，考虑日本的政策。如果一味地站在本国的立场考虑问题，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从中国老百姓来说，不管怎样，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推翻迄今为止的所有被强加的历史事实，这对他们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这恰好和日本一样，日本为维护东洋大势，要对外发展，这是必要的，但很难解决。在这里必须找到某个调和点，找到一种缓和局势的办法。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这些干外交的，各位也承担着相当重大的责任。
近代留日学生创办的部分革命报刊
山下认为中国的报纸好战，挑动国民抗日，因而影响两国关系，就是说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和责任在中国方面。面对这种指责，陈博生表示怀疑和反对，邵毓麟则直接反驳。与前述顾维钧向国联提交的照会一样，邵毓麟也强调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教科书中记述的不过是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等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日本难道不在各种教科书中讲授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吗？邵毓麟认为，日本人视野狭窄，习惯于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而在处理国家关系、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更开阔的眼界，遵从国际社会的一般的公理和法则，同时还要将心比心，这样才有利于化解冲突。
邵氏的这段话，讲在70多年前。这期间中日两国恩恩怨怨、风风雨雨。尽管世事变迁，时光流转，但一个民族的性格、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会轻易改变。在今天的中日纠纷中，日本人的处理方式，依然可以找到类似当年的思维惯势，表现出指向划一的同质性。而当年邵氏对日本人的劝诫，对于处理当代的中日冲突，譬如钓鱼岛问题，依然可以给两国的媒体人、外交官、政治家，提供足资借鉴的参考。
邵毓麟讲完后，话题转到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但邵氏还想谈教科书问题，就让蒋君辉发言：关于教科书问题，蒋兄讲讲吧。
但主持会的水上却说：“太复杂的问题以后再说吧”，制止了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讨论，提起了留学生问题：
水上：蒋先生，你看怎么样，作为管理留学生的负责人，找时间一定要向您请教，今天把复杂的话题留到以后。听说这次南京政府发表了一项规定，除了东京帝国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东京农大毕业的留学生，都不得任用为官吏，出现这种情况，从国家大政方针上来说，肯定对两国亲善交往不利。作为我们来说，今后欢迎更多的留学生来日本，这样可以加深与我们较高层面的沟通和理解。作为眼前的现实问题，特别想拜托各位协助解决。
主办方一开始就强调，双方应当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但遇到敏感问题时，就刻意加以回避。这个敏感问题，就是关于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问题。是先有侵略，之后才有反抗和排日；还是先有排日，结果造成了日本方面的干涉和武力扩张。而由于这个话题令日方尴尬，很难回答，于是就把话题转到了中国的留日学生方面，水上认为中国是在刻意打压留日学生，这就等同于打压日本，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本持有敌视态度和敌视政策，应当为两国关系恶化负责。
4、中国的抗日教科书问题
抗战教科书：《战时读本》第一册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编辑部，1940年
对于水上提出的问题，蒋君辉并未回答，而是接着谈起了教科书问题。
蒋君辉：关于这一点我很愿意回答。刚才提到了教科书问题，我想就此先简单讲一下。你们说教科书中具有排日抗日的文字，我知道这个事。但是具体来说，没有这回事。我认为教科书中没有排日抗日的内容。即便你们假定有，但没有，这是事实。教育部认为这是在排日抗日意识影响下的产物，但我是这样看的：日本的教科书我没做过调查，可日本的一般的读物，如现在三省堂销售的书，我去那边买东西时大概翻了一下，其中有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国防》一书中，写到了中国的士兵。当然前提是写中国的士兵不如日本。最后写道只要见到日本的士兵就立刻逃跑。毫无疑问，这是在侮辱中国的士兵。我在出国前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日本的舆论和教育侮辱中国是家常便饭，只要日本兵一去，中国兵就被打败，赶紧逃跑。所以支那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可以实行大陆政策”。所以在三省堂看到《我们的国防》一书时，与出国前听到的话就完全吻合了。
还有一件事，那是20年前我陪同国内某个教育视察团去青山师范参观，听过老师讲课。那是国语课，或者是让学生读国语书。其中有个词叫“乌合之众”。老师提问学生“乌合之众”是啥意思。学生当场回答：比如支那兵，好像集聚在一起了，一受到某种惊吓，立刻逃跑，这就是乌合之众的意思。这堂课下课后，老师过来给我们道歉：“非常抱歉，孩子们啥都不懂，净胡说，千万别往心里去”。我觉得老师这样处理没问题，但可以想见，在平时老师给学生讲了多少侮辱中国的话，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还是20年前的事情了。2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孩子们的连环画中，还有这样侮辱性的内容，实在遗憾。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提醒对于各种读物中的内容，以及你们新闻记者在报道时能够加以注意，如果想改善两国关系，就要互相之间多做有益的工作，向国民进行热爱和平、互相尊重的教育。这是我的最大的愿望。因为没有做详细的调查，关于教育的问题就简单讲这些。
蒋君辉首先反驳了日方关于中国实施排日教育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教科书
中没有排日、抗日记述。而从上一章列举的内容来看，自1928年以来，中国的教科书中就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增加了抗日的内容，这是客观事实，日本记者也十分清楚，但蒋君辉不想承认或不愿做过多解释，而是和日本记者交上了劲，举出事例，批评日本书籍中的辱华内容；又以自己20年前参观日本学校所见的一幕为例，揭示了日本的教育在进行着彻底的侮辱中国的一面。最后再一次强调新闻记者在国家关系中的重大责任和影响力。从上述中日记者、外交官的论争中，可以看出对于关系恶化的原因的看法上，两国的与会者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蒋君辉所讲述的情形，并非偶然，早年的留日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现代文学作家郁达夫年轻时在日本的一所高中读书时，有一回一位教日本古文的老师谈到中国时大加挖苦，郁达夫难以忍受，以后轮到这位老师上课，便以沉默抗争。“这种沉默的反抗维持了半年，考试的结果果然不及格，但因校长的特许，我也升了级，脱离了这位先生的教室。当时的日本同学，却赠给了我一个诨名，叫我‘伟大的沉默’。”回顾早年的留日学习生活，郭沫若也抱怨道：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
5、留学生问题
随着讨论的进展，话题再次涉及到留学生问题。
蒋：下面谈一下留学生问题。我现在在陈监督的指导下担任这方面的工作，愿意回答这类问题。有一点非常遗憾，有许多没有资格的人也都来日本。当然，来的人多是好事，但很多人完全不具备资格，伪造证书后就来到日本。
水上：这样的人能占几成呢？
抗战期间留日归国的学生合影
蒋：大约占十分之三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有种种原因。有的人在国内考不上，就是考试不及格的人来日本。还有的是退学两三年了，受处分退学的，也来这里。在国内干坏事，呆不了了，也来日本。说白了，很多有问题的人来日本。即便如此，来日本如果好好学习也就算了。可是他们不学习。从国内带来伪造的毕业证书，不用人介绍，入日本的学校。他们自己求日本人帮忙，直接和日本的学校谈。日本的学校，只要有一张毕业证书就让入学。而学校根本无法判断毕业证书的真伪。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不学习。不光是不学习，入学时没有考试，就连毕业论文都可以找人代写。出两三元就有人干。现在也有人专门干这个的。于是在国内啥也不是的混混一到日本就有了学籍，混一两年拿到文凭后回国，跟人家说，我是日本那个哪个大学毕业的，甚至还有人不到一两年就拿到日本的文凭的，回国后拿给人家看。
6、伪造毕业证书问题
蒋：一些人对日本的学术权威产生怀疑。他们认为日本的学术权威的确很优秀，但对留学生好的原因，却是日本人打算把没本事的中国人粗制滥造，然后送回国，进而彻底搅乱中国，所以对这种毫不负责的教育产生怀疑。事实上也真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在日本，有人写毕业论文卖钱。这是一张在小石川基督教青年会张贴的，我揭了下来。还有人威胁，不找我不行，必须得找我。中央政府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我并不是说日本的学校都这样，日本的老师的确是想培养优秀的学生，作为我个人来说，也有非常敬佩的先生。中央政府也不认为这就是日本的国策，但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将来就会出现很多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即便不是日本的国策，也会被认为就是国家的政策，因此应该严加取缔。
昭和2年（1927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证书
水上提出，南京政府对除了毕业于四名校以外的中国留学生，不予叙用，这严重影响中国的留学生来日本学习的积极性，干扰中国年轻学子与日本的交流和融合，对两国关系将会产生负面影响，希望中方加以纠正。
面对水上的指责，蒋君辉认为日本学校对留学生的管理有问题，造成国内对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印象，并因此产生误解。他还披露了日本学生代写毕业论文的事实。笔者于2003年末，在东京大学的一个学会上，看到了战前中国留学生写的毕业论文。从笔迹上看，的确有几篇像是日本人的笔迹。到底是否日本学生代写的不敢断定，抑或是中国留学生因日语能力的问题，请日本同学帮忙也未可知。
但是从这次座谈会上反映出的代写毕业论文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中国推行“对支文化事业”而遭到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强烈抵制，乃至于聂耳、鲁迅的死因等问题来看，从官方到新闻界、教育界，在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猜疑和戒心，互不信任。
3座谈会的目的和结果
这次座谈会是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之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以往两国之间的纷争，包括中国的抗日宣传、反日教育等问题，大多是在各自的媒体上互相批评，隔山打炮；而这次座谈会则是当面锣、对面鼓的直接交锋。
在中国和日本这东亚两大民族进入以命相拼的大战的前夜，日本方面为何精心组织了这样一场座谈会？其目的是什么？和在中国卢沟桥的开战有什么关联？是日华文化协会单独决定召开的，还是日本政府授意的？我们自然会产生一连串的疑问。
我们首先肯定日华文化协会是为了打破中日僵局、避免大规模冲突、化解危机而组织召开的。但最终却是双方自说自话，强调各自的立场，力图让对方承认。这种攻防战必然以“论战”为结局，形成不了意向性的结论或备忘录，解决不了两国之间的任何问题。
但是，在1937年7月7日这个改变两国的命运、决定两国关系的夜晚，这个“日支新闻记者座谈会”是碰巧偶然召开的么？这个问题与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同样，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历史之谜。战后，日本方面的一些研究称：在中日军队的对峙中，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鼓动学生闹事，在双方军队之间煽风点火，挑起了冲突；而中国方面也有研究认为日本早就做好了准备，1997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期纪念抗战的节目：据原国民政府宛平县秘书回忆，以前每年过年，日本驻军军官来县政府拜年时，都是骑着大洋马来，而这一年过年，是走着来的。有老百姓报告，日本军官步行到县政府前面的一字山，用步量着距离来的，而冲突爆发后，日军开炮，一炮就打到了县政府大堂；从1937年5月，日军就在北宁路沿线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演习；有中方的考察认为：“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盛传，7月7日深夜，柳条沟事件将在华北再次演出”。
假设该信息属实的话，说到“消息灵通人士”，那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日方人士，不都是日本方面顶尖的“消息灵通人士”么？ 若果真如此，就可以形成一条假设：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日本方面用心策划的，以和平的姿态出现，表现日本为争取和平所作了最后的努力，而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与战场上相呼应，为开战后做舆论准备。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中国首都南京，当日发表了《帝国政府第二次声明》，其中的第五条是：“这次付诸武力的行动，目的是根除像抗日运动那样的不幸事件，以收日、满、支和睦合作之实效。日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而是为了促使中国政府觉醒”。
光阴荏苒。决定了中日命运和前途的这个历史之谜在现阶段似乎很难搞清，只能期待两国学者对双方资料的进一步发掘。而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日教科书纠纷由此便画上了句号，因为已经不需要了。大战爆发，语言的批判已然变成了武器的批判；口水战演化成了肉搏战。
日军在华行军
自1914年开始的中日教科书冲突，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成为走向决裂的重大原因之一。中日之间的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的爆发，给中国人带来了灭顶之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文化教育造成了浩劫。著名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其珍贵的藏书遭遇了两次劫难。“郑振铎这样一位爱书成癖、数十年淘书购书不辍的文人藏书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竟也毁失了大量经过几十年节衣缩食、慢慢购藏积累起来的藏书”。郑振铎在《失书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一·二八”之役，我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砍开得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君丧失无遗……。 “八·一三”战争起后，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全部被毁于火，我的大多数古书，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毁于此役。所失者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其中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最可惜的是，积二十年之力所收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余箱竟全部毁于一旦，……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
关于开明书店的被毁，郑振铎在《失书记》里还有具体的记述：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的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破碎，但还可以辨识得了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的呢？
作为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毁于“一·二八”事变；而开明书店也曾是出版教科书的著名出版社，继商务被炸、被烧以后，中国的教科书出版业，再一次毁于日军的炸弹和炮火。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一直怀疑日本是在有目的、有计划地灭我种族，毁我文化，是武断的猜疑，还是基于对日本的洞察？日本轰炸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版机构，是“无差别轰炸”？是无意之举还是有心为之？我们不得而知。
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1932年
而当日军进犯，查缴禁书，藏书者不得不亲手烧掉胜于生命的珍贵藏书时，那种凄惨的心情感同身受：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
我那时正忙着烧毁往来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得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这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不光是郑振铎，当年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早年的留日生活，给其文学道路和创作打下深深烙印的现代文学作家郁达夫，倾尽所有，甚至举债，建造了藏书会友的“风雨茅庐”，被日本飞机炸毁；著名艺术家丰子恺，其漫画风格深受日本影响，他在家乡营造的“缘缘堂”，是收藏艺术品和藏书，与李叔同等留日师友侃谈艺术的精神乐园，被日本飞机炸毁；冰心、吴文藻夫妇1938年逃离北平，之前把藏书寄存在本以为安全的燕京大学，其中有“吴文藻在清华上学时开始坚持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冰心在美国读书三年的日记，冰心母亲的信，朋友的信，吴文藻15年来所编的几十布匣笔记教材，共装了15只大木箱”。1946年7月冰心回到北平，当年的工友告诉她，燕大被封以后，这个院子成了日本宪兵队的驻在所，吴文藻的书房成了拷问教授们的刑讯室，那些笔记匣子被日本兵运走了，不知去向。不仅这几位，还有钱穆、赵元任、曹聚仁……对于日本方面竭力镇压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林语堂1936年12月在《宇宙风》杂志发表了《抵美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调侃：
《宇宙风》，林语堂等主编
1935年9月在上海创刊
今日《纽约时报》载：日本发言人称，‘他们将有九艘兵舰驶往中国，去肃清反日情绪’。那位发言人真是把自己当阿木林，亦把全部日本海军当阿木林。派遣九艘兵舰去肃清一种情绪，未免太呆。以兵舰去肃清火灾蝗虫叛变或是去扑灭一只苍蝇那也罢了；只是派兵舰去肃清一种情绪，未免使人忍俊不禁。日本的驻美大使如果看到此文，我愿他注意此点，并希望他叫发言人下次不要再说出此类发嘘的话。此辈满自以为如果九艘不够，四十九艘总可以肃清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日情绪了。
从1914年近代中日第一次教科书冲突，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一直力图镇压中国人的所谓反日情绪。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做法有效果吗？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从过去到今天，这个问题都极为值得两国的有识之士认真思考。
说明：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徐冰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推送得到原作者授权，较原文有所增改。因排版之舍去注释，详情请参见原文。
文 | 徐冰
编辑 | 咪咪
图片 | 咪咪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 精彩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