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神剧中的日本兵为什么爱说“咪西咪西”？
“哥要抽烟，洋火，没有？”
“洋火，有。”
作者简介
刘剑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
皮钦语学研究
著有
《日语的及物动词句和不及物动词句研究》
从咪西咪西看协和语
1从抗日神剧说起
“咪西咪西，花姑娘，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上世纪60年代，抗战剧《地雷战》《地道战》是当时的风光无两，徐锦江在《愚园路上》一书中曾提到：
宏是我们之中最大的孩子，也是一致公认的电影迷，他创下了观看“两战”片16遍、同一片子连看5遍的纪录。
《地雷战》中偷地雷的工兵队长，隋鸿祺饰
除了电影在当时属于稀缺资源之外，人们对抗战剧的痴迷可能还因为心中蓄积着那个时代特有历史屈辱感、战斗豪情感、保家卫国的正义感，此外，也许，心灵的某一个角落里，还藏有某种异域情调感——而这种异域情调感的巨大载体，是语言，也就是“咪西咪西，花姑娘，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这种怪腔怪调的语言。
到了现时代，抗战剧里，日本人都清一色改说了日语，这种语言使用的悄然转换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按照某种逻辑来讲，日本人讲日语，是天经地义。但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跟中国人交流的需求，日本人究竟是如当代抗日神剧那样只讲日语，还是如60年代抗战剧那样讲着“咪西咪西语”，是一个需要考证的问题。
以“咪西咪西”为代表的这种怪腔怪调的语言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使用范围也相当广。据可靠资料显示，前后共有几十万的日本人使用过协和语，所以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只讲日语”，也许只是新时代抗战剧编剧们的一个美丽误会。
这种语言有很多名称，学术上一般叫作皮钦（pidgin）语。皮钦语指的范围更广，是任何两种不同的语言，由于交流的现实需求而磨合出的一种中间性语言，一般的皮钦语词汇都比较有限，语法都倾向于省略形态变化，比如印欧语里名词代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有时和态的变化，在皮钦语里通常被省略掉。而发音也倾向于简单化。
百年前，中国曾经以广东为中心产生过皮钦语，后对外商贸中心转至上海，又产生了“洋泾浜语”，都是中英语混合的产物。而在中国东北地区，由于与日本入侵者交流的实际需要，也产生了以上述“咪西咪西”为代表的日式皮钦语，或者叫日式洋泾浜，当时的日本人曾称之为“不够本中国语”，它还有一个略有政治意味的曾用名，叫“协和语”。我们暂且使用最后一个名字来称呼它。
樱井隆著《战争时期的皮钦中国语：
“协和语”、“兵队支那语”等》（2015）
2从“咪西咪西（メシメシ）”看协和语
60年代抗战剧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协和语词，要算“咪西咪西”了。而“咪西咪西”的高频使用也确乎符合史实。发表于满铁报纸《满洲日日新闻》1926年的系列文章《正确中国语的说法与日中合并语的解剖》中说到“咪西咪西”一词时曾提到，这个词是“日中合并语（相当于本研究中“协和语”）”中的元老级词汇，不仅驻大连的日本人都会说，到了内陆地区（1926年日本侵华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状态，内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有驻华日本人）说起这个词人们也都知道。甚至大连街头乞讨的孩子也都说着这个词向人讨要剩饭吃。这个词在协和语中属于使用率最高、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级词汇。
1. 从“咪西咪西”看协和语的语源
既然协和语是一种中间性的语言，它的来源就一定是来自双方的。比如“咪西咪西”一词来源于日语里“飯”，“飯”在日语中读作“me shi”的，平假名写作“めし”，片假名写作“メシ”。是白米饭的意思。可以想见，日本人在说“飯（meshi）”这个词的时候，是按照日语的读音规律发音的。
但在中国人，特别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商贩、洋车车夫等中国人的耳朵里，是辨别不出“me”这个音的，因为汉语里没有元音[e]，于是就取一个相似的发音“mi”来代替“me”。而日语里的“shi”音，又极像汉语里的“xi”音。于是就形成了“mi xi”这个音，“咪西”这个词。由“咪西咪西”的发音可以推知，协和语的发音也是“中日合并”的，或者说是中间性的，甚至是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
来自日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八嘎呀鹿”，其语源是“ばかやろう”，写作“馬鹿野郎”，读作“bakayaro”，是傻瓜的意思，也是日语里较为卑劣的词汇。在协和语中，日语里的“p”音对应着汉语母语者的口中的“b”音；日语里的“k”音对应着汉语里的“g”音，所以呈献在我们面前的是“八嘎”，而不是“巴咖”。“ro”音也被对应成了“lu”音，符合汉语发音习惯。
另一个高频词汇“不够本”则是来自汉语的，但发音日语化，被日本人读作“pokopen”，是日本人在采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讲价，希望小商贩便宜一点，而小商贩们常常用“不够本”来回答，表示不能再便宜了，按给的那个价格卖就亏本了的意思。
由于采买是协和语诞生初期的主要发生场景，“不够本”在协和语诞生初期成为日本人能记住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汉语单词之一，但由于当时的交流极其有限，日本人误以为这个词是“不行、不可以”等表示拒绝的意思。
所以他们在使用协和语时，在表达“你昨天答应快点来，你却来慢了，这可不行”这样的意思时，会使用“不够本”，造出的句子是“我的が昨天你呀に今天快快的来と说话したのに你呀が慢慢的来だから不够本ぢゃないか”。“不够本”的使用很广泛，甚至日本人一度把跟中国人交流时使用的中间性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协和语叫做“不够本中国语”。
伪满市场一景
汉语来源的词还有“干活计”，按照日语发音读作“ganhoji”，这个词在60年代的抗战剧中被省略了“计”，成为“干活”，是“做（某事）”的意思，并被读回了汉语音，“你的什么的干活”是“你是做什么的”或者“你在干什么”的意思。
汉语来源的“我的”被读作“wuaode”，“你的”被读作“niide”，这两个词与汉语的意思不同，不表所属，而是由于日语需要在主语、宾语等句子成分后添加助词，助词没有词汇意义，只表示语法关系，而原本较为丰富的日语助词在当时都被统一对应为汉语“的”。日本人造汉语句子时由于受母语的影响，会使用这个“的”附加在名词、代词后面，在汉语里翻译不出意义。比如“你的八嘎牙路的干活”是“你做了件蠢事”的意思。“你的这边开路开路ka”是“你往这边走吗？”的意思。
除了来自汉语的词汇和来自日语的词汇，协和语中还有一种生造的词汇。比如上例中的“开路”。“开路”表面看上去很像是个汉语语源词，但其实它是来自日语“帰ろう”的。“帰ろう”的假名写法是“かえろう” 读音是“kaero”。我们刚刚提到“八嘎呀鹿”，读作“bakayaro”，汉语发音体系中没有短元音[o]的存在，所以日语中的“ro”音就被对应成了汉语的“lu”音。
同理，汉语里“开路”的“路lu”音，是对应着日语里的“ro”音的。又因为“kae”与“开”音十分相似，所以就造出了“开路”这个词。其实“帰ろう”本意是“我们回去吧，咱们走吧”，常常紧跟着的行动就是出发，使用“开路”这个词来对应，不可谓不传神，但语气有巨大的变化，增加了原文没有的凶悍霸气之感。
生造协和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是“太君”。“太君”一词来源于日语里的“大人”。日语里的“大”有时读浊辅音开头的“dai”，有时候读清辅音开头的“tai”。另外，与汉语的单元音“a”不同，日语里“大”的元音是后加一个“i”的。在“大人”一词中“大”读作清辅音开头的“tai”，这很像汉语“太”的发音。
而“人”的读音是“jin”，类似于汉语里“今”的发音。当日本人称呼自己的长官“大人”的时候，听在中国人的耳朵里很像“太今”，而“太今”这个音对应着的意义是大人物无疑，所以当时当地的中国人就造出了“太君”一词，“君”音似“今”音，“今”字却不如“君”字有意义，所以“太君”一词就产生并固定了下来。
总之，协和语的词汇有的来源于日语，有的来源于汉语，有的是生造出来的。“咪西咪西”是日源词。
2. 从“咪西咪西”看协和语的语义
解释完发音，我们来关注一下意义。“飯（メシ meshi）”这个词为什么会变成了重叠语“飯飯（飯々）”，这个词又何以流传甚广呢？
本来“飯（メシ meshi）”如其字面，是个名词，表示白米饭，有时也引申指泛称的食物。但在协和语中，逐渐产生了动词“吃”的意思。《正确中国语的说法与日中合并语的解剖》中有一个日本太太买水果的例子，她问店伙计：“你呀这个坏了没有か（ka）”（喂，你，这个坏了没有？“かka”是日语疑问句必用的疑问词，类似于汉语的“吗”，但用法不完全一致，汉语特殊疑问句、选择疑问句不用“吗”，但日语则都需要使用“かka”）店伙计回答“坏了没有（。）你的一个咪西咪西（，）好”（没有坏，你吃一个尝尝，是好的）。
这里面中国店伙计的回答句里用了咪西咪西，可以判断这个咪西咪西不是名词“饭”，而是动词“吃”的意思。
在当时的协和语里，动词比较容易被叠用。比如“来”，常常在交流中被用作“来来”，“看”用作“看看”。“开路”也常常以“开路开路”这种叠语的形式出现。这也许是语言不通的人在沟通时采用的必要手段——现在有一句网络流行语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交流的双方只能使用有限的词语交谈时，就会出现自觉不自觉的重复。
一是对方听不懂时自己自然会重复，下意识的地确认自己说的话已经传递给对方。二是强调。另外应该是受汉语叠用构词法的影响，比如“我看看你的菜够不够新鲜”“给我看看你的菜”等叠词用于缓和语气的命令句，是自然的汉语表达方式。总之，在“咪西”产生了动词义之后，就出现了叠语“咪西咪西”这个词。
那么为什么“咪西咪西”这个词会在众多的协和语词汇中流传最广呢？首先，无论是动词吃、还是名词饭，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必不可少的事。不分国籍、阶级。相应的词汇也就会成为高频词汇。此外，在最初侵华日军写下的《日露战争实记（日俄战争实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记载：
当地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白米饭，有的甚至都没有见过。在一些当地人看来，白米饭是父母临死前作为药材才能接触到一点的，十分金贵的东西。而我国军人带着这种稀罕物来到满洲（当时的关东洲，并非伪满洲国），就算是剩饭，当地人也趋之若鹜。
随着这个东西在当地人当中的推广，“飯（メシ me shi）”这个词也就推广了出去。当时，如果我们想让当地人为我们做点什么事，只要说“飯（メシ me shi）”这个词，他们就会颠颠儿的去给我们做。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用一点点的“飯（メシ me shi）”换的。
根据类似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咪西咪西”的意义不止于吃，还是双方互动的重要交换条件——在战乱频仍、饥馑困苦的时代，吃饭、生存是出于本能的，也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底层，他们未必有鲜明的民族意识，甚至毫无意识形态。为了换一碗珍贵的白米饭，是愿意出体力、“干活计”，并不计较对方是谁。甚至以白米饭在当时的稀缺程度来看，他们能用一点劳力去换取，会有一种“赚到了”的窃喜心情。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初到一块陌生的土地，所谓“人生地不熟”，他们不得不借助当地的中国人为自己办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以自己并不觉得稀奇的“飯（メシ meshi）”去换取中国人的劳力，也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
杂志《日露战争实记》
语言不通的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并不很容易，而一旦达成某种共识，双方就很容易不断重复这种交换——既然找到一个用“咪西咪西”换劳动、服务的有效方式，也就不必再费力去开发新的方式了。虽然不能说言必称咪西咪西，但也比正常的“吃饭”的使用频率高出很多倍。
你去帮我送信，我给你咪西咪西。你去帮我买布料，我给你咪西咪西。你帮我拉车带我去某个地方，我给你咪西咪西——这种惰性不只在当时的中日之间发生，在绝大多数的异语言异文化的交流中都很常见。也是以协和语为代表的皮钦语词汇有限、句子有限、深度有限的原因之一。反过来，也为“咪西咪西”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条件。
咪西本体
总之，“饭”、“吃”本来就是生活里的高频词汇，是无论任何阶层任何行业的人都会进行的活动。而在战争饥馑年代，又是事关生存的大事，于是变得比和平时期更为重要。除此之外，“飯（メシ meshi）”也就是咪西咪西，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中日双方互动的交换条件。这样的高频使用促成了这个词在协和语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广为流传。
从“咪西咪西”一词，我们可以推知，协和语是一种因交流碰撞而产生的语言，简单经济实用是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导致了其词汇量十分有限，但有限的词汇可能得到极其扩大化的使用，其中一些基本词汇可能会发生词性的转化（比如“咪西咪西”从名词“饭”转化成动词“吃”）、词义的扩大（比如“咪西咪西”从吃饭义转化成指使义），甚至滥用。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几个词义扩大和滥用的例子：“你这个梨衣裳不要（把这个梨削皮）”“萝卜头发不要（把这个萝卜的叶子部分去掉）”这是一种典型的因为词汇量不够大而导致的词义扩大，不会说梨“皮”，就用“衣裳”来代替。不会说萝卜叶，就用“头发”来代替。
3.从“咪西咪西”看协和语的使用者
60年代的抗战剧以战争场面为主，不像当代的影视作品，有许多余暇反应吃饭场景。但“咪西咪西”却是老电影中的高频词汇，这里是有矛盾之处的。就像我们站在现时点上回想60年代，一定会有因时空的转换而产生的失真一样，站在60年代回想战争，也一样无法确保可以百分百的还原，何况拍电影不是做学问，会有一些有意的艺术加工——被我们叫做“日本人”的人群，其实包括日本军、随军家属；满铁社员、社员家属；满蒙开拓团、商人等，还有普通民众。
这些人在老电影里被统一凝缩成了日本军的形象，也是民众口中的“日本鬼子”。这也不难理解，从1894甲午战争开始，到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向，日本在中国的行为都是侵略行为，其中首当其冲的侵略者就是日本军人。但协和语的主要使用者是不是日本军人呢？这要从协和语的历史说起。
日本的侵华始于1894甲午海战，停战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人（包括日本军和日本民众）据此条约开始进驻中国东北南端，以旅大（旅顺、大连）为中心。协和语也在此时、此地，在中日两种语言的碰撞中逐渐产生。到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取得了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侵华领域从旅大扩展到满铁沿线，形成由点到线之势。其侵华行为也相应加剧，驻兵量和驻民量都有所上升。
我们来看一个亲历日俄战争的日本军人的手记—《血烟》（1911）。里面有这样的场景： （长途跋涉的）船刚刚抵达大连（当时叫做青泥洼），每个区队刚找好自己的位置驳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功夫，只见一大群中国人蜂拥而至，一大群！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着绊绊磕磕的日语：
“馒子、馒子（日语读作“マンヅー”音“mandzu”，写作“饅頭”，汉语里“馒头”的意思）……那厮、那厮（日语读作“ナス”音“nasu”， 相当于现代日语里的“ナシ”，写作“梨”，汉语里“梨子”的意思）……卡斯、卡斯（日语读作“カス”音“kasu”， 相当于现代日语里的“カシ”，写作“菓子”，汉语里“果子”的意思）……
他巴库、他巴库（日语读作“タバクー”音“tabakuu”， 相当于现代日语里的“タバコ”，写作“煙草”，汉语里“烟草”的意思）……塔麻高、塔麻高（日语读作“タマゴ”音“tamago”，写作“玉子”，汉语里“鸡蛋”的意思）……五的它路塔麻高（日语读作“ウデタルタマゴ”音“udetaru tamago”，写作“湯煮たる玉子”，汉语里“煮鸡蛋”的意思）
他们不停地高声叫卖，…，来回穿梭于刚刚上岸的士兵之间，硬要把东西卖给我们。…其中还有叫卖着“币~利”（日语读作“ビーリ”、 音“biiri”，写作“麦酒”，汉语里“啤酒”的意思）。
一个士兵抓住这个卖啤酒的，半戏弄地跟他说：“你呀，币~利不够本…小便币~利好好的！”。一边模仿着他的姿势，一边教他说，光叫卖啤酒，喊破了嗓子也没人买的，你要喊小便啤酒才行。结果那个中国小商贩还真挺高兴，马上就改口了：
“小便币~利！小便币~利！”地喊着跑了开去。倒是让我们这一队将卒们吃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从上面这段话里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日俄战争（1905年）后6年，新进驻中国的日本军人在刚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中国当地的小商贩在操着娴熟的协和语对他们进行叫卖和兜售了，也就是说，此时协和语早已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使用。尽管1894到1905这一段时间内的历史资料中很难发现关于语言的记录，协和语具体的产生过程难以找到资料佐证，但可以知道的是，此期间协和语已经形成雏形，当时的一首民谣可以作为旁证：
到了海叁崴 就把话来改
小的马连科 大的补尔用
到了青泥洼 学了日本话
吃饭叫眉西 骂人叫八卡
1905到1937是作为语言的协和语大举发展的时期。1905年日俄战争后，移居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增多。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协和语的主要使用者依然不是军人。此期间军人直接与中国民众发生语言接触的机会并不很多。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在组织内部说日语，回到家与家庭成员说的也是日语。
在语言方面，满铁职员也是类似的，所不同的是，满铁在名义上是一家商社，但实际上是政治性侵华组织，他们为了推广牢固日本在华地位，在明暗处都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中国满铁沿线开办学校，对当地中国人进行日语教育。其中从事教育的一部分教师身份的人，在最初阶段，与当地人，特别是与学生（孩童）接触时，是用协和语交流的。朱（2005）提到，
有的学生和老师都不说中国话而说“协和语”，所谓“协和语”就是“日满合璧”的话。比如：不说“打人”“骂人”，而说“三槟的给”“你的八嘎牙路”；不说“水烟袋”，而说“水お入原ご咕噜咕噜ごす权原”。
但从整体上讲这种情况也并不普及，据《满洲国日本语教育概况》记载，初等学校中的日系教员数不足，每六十个中国教员，会有一个日系教员（与其共事）。
协和语的主要使用者，从日本方面看，还是以女性和孩子为主。其实无论任何民族任何时期，女性都是语言的重要使用者、传承者、传播者。当时的日本女性由于承担家务，不得不去当地的店铺采买生活必须品，与洋车夫、小商贩的接触非常多，也是当时日本驻华人口中最深入中国当地生活的人群。
上文提到的《正确中国语的说法与日中合并语的解剖》中的日本太太去菜店买水果的例子也是一个佐证，她问店伙计：“你呀这个坏了没有か（ka）”（喂，你，这个坏了没有？）店伙计回答“坏了没有（。）你的一个咪西咪西（，）好”（没有坏，你吃一个尝尝，是好的）。女性更深入当地生活、是协和语的主要使用者，也是有资料可查的。佐佐木（1963）的回忆录里就对此做过详细描述。
也如上述材料所示，中国的协和语使用者，以小商贩、洋车车夫等与当地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的体力从业者、劳动者为主。另外，日本家庭还会雇佣中国帮佣来家里做事，日本太太与帮佣相处的时间，其实远长于与丈夫相处的时间。她们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中国帮佣明白自己的意图，并按照自己的习惯、想法、要求去干活，协和语也在这样的磨合过程中产生。
上文举过的例子：“你这个梨衣裳不要（把这个梨削皮）”“萝卜头发不要（把这个萝卜的叶子部分去掉）”就是此情景下的对话。由这些句式我们还能看出，虽然词汇基本用的都是汉语词汇，但造句时遵循的却是日语语法规律，谓语动词在后。这也是协和语的语法特征。同时，说协和语的中国人也对这种语法、语序予以配合。
在日本女性、儿童和当地中国人的日常磨合中，协和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了一套原始而简单的表达体系，并逐渐稳定了下来。在1937年之前协和语都是以此为主要的存在方式的。这从“咪西咪西”这一生活化的词汇的在协和语中的重要地位和代表性也可以窥豹一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中跟日本人接触最多的，其实是一些官吏、干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奸”。《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记述了东北地区的相关人群。在东北，从1905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称为关东洲、满铁时期，这个时期日本在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进行租界式非法统治，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就是设立学校，开办教育。1905年后出生的一部分东北人，小时候读的是满铁学校，其中有一部分被这种教育奴化，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并不认可这种教育。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东北，把整个东北掠为殖民地，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皇帝，以现在的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从此开始了伪满洲国时代。而此前在关东洲、满铁时代接受日本教育并被奴化的那部分人，这时刚好长大成人，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环，他们很多人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长期留学的有在日本取得学位的，也有短期留学的。
整个行程类似学校统一组织的旅行，游历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毕业后他们当中很多人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官吏、干部。他们在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家机构里工作，住房也常常购置在日本人社区，但这些人并不是协和语的使用者——据记载，日本人跟他们说的是正常的日语。
刘振生著《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2015）
到了1937年日军入关，大举犯华，日军和满铁职员把协和语带入关内。1940年前后，协和语在华北以及更深远的中国内陆形成很大的规模。《朝日新闻》1941年8月30日朝刊上曾登载了奥野信太郎的报道，称：
我好久没有在北京生活了。今年夏天又来到北京住一阵子。比较一下现在的北京和两三年前的北京，最让我感慨的，就是“不够本支那语”的普及了。以前在北京，我们不得不说汉语，四声只要错一个就没法交流。但现在，这种“不够本支那语”得以大规模流行，日常使用都没有什么障碍……
由此可见，协和语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普及，是“两三年”内完成的，不可谓不迅速。但这种迅速的普及，是有根源的，协和语早在1894开始就开始产生，经由1905-1937年的酝酿和发展，逐渐成型，才得以迅速的普及。
战时北京
但它的凋落也同样迅速：1945 日本败战，日军和绝大部分在华居留日本民众撤出中国。以此为时间点，兴盛一时的协和语忽然衰落。据一名当时居留在北京的中学生八木回忆，
到了王府井，街道一夜间变了样。之前街上有很多日语的商店牌匾，那一天之后，一块都看不到了。日本人开的店铺，也一间都不开门了。
……
当晚开始拼命学汉语。想到什么明天必须得用的词，就查字典，然后誊写下来。以前可没这么认真的学过汉语……但现在不行，这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了。明天，要是不得不说的话不会说，生活不便是一方面，要是被认出来是日本人，可就完了。
从此以后，协和语就基本消亡了。有相关资料表明，抗战刚结束时，话剧等文艺作品里还有协和语的影子。如果是作为一种中日间交流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客观记录的方式呈现的话，会遭到批判和禁演。如果是以一种谐谑的方式，加入对日的敌对、嘲弄等情绪，则可以上演。《中国语文》1954年5月号里，曾发表了《肃清残存的“协和语”》的文章，对残存于东北等地的协和语进行进一步肃清。
从此独爱“花姑娘”
（说明：东亚评论刊载此文已得到作者授权，因篇幅原因省略前言与尾注。）
文 | 刘 剑
编辑 | 一 鸣
图片 | 一 鸣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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