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 中美越三角关系中，中国为何如此矛盾与尴尬？
1973年1月27日，
美越双方签订《巴黎和平协约》
作者简介
拾贝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实现了其基本目标即与美国的和解，却未能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甚至不得不在越南渐渐投入苏联怀抱时面对来自南方的新的挑战。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
（1971—1973）
1中美会谈与声援越南
自美国扩大越南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坚决反对和谈，主张越南抗战到底。巴黎和谈开始以后，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最终要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1970年5月所说，“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虽然中国的矛头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与美国的立场也是冲突的。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尼克松政府必须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以保持美国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苏联力量的价值，从而在三角战略中吸引中国倒向美国。一方面，华盛顿也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外交上的机会，以迫使苏联或直接由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从而使美国能尽快脱离越战。然而，直到基辛格访华之前，北京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联系。
“(战争）越南化”真相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
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
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
七、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
19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访华
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领导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
但周恩来声称对此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
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日和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对于河内在《人民报》发表社论影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还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
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
“抗美援越”宣传画：“越南军民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
11月25日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这笔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对援越问题的重视。仅就军事援助而言，近两年中国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和。
2“警告美国”与对越援助
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在此前后，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北京在积极准备接待尼克松的同时，也需要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因而对美国加强军事压力的方针采取了既反对又不介入的谨慎态度。
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访华
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舆论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对此没有立即做出答复。
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将给总统访华带来不利因素。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做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
但复信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要比莫斯科之行轻松得多，因为美苏最高层谈判都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毛泽东对尼克松则大讲哲学，涉及到实质问题也只是在原则是谈谈。
不过，在此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还是讲到了越南问题。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中方反复强调由于历史上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越南负有责任，因此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越南。巴黎谈判是美国与越南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基辛格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但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
越南战争（1955-1975）
1972年3月底，越南军队终于向南方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全面进攻。在河内看来，“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次进攻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因此集中了几乎全部正规军向南推进。对于这次意料中的进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恢复对北越轰炸和布雷的报复行动，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们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以中断美苏最高级会谈相要挟的强硬态度，苏共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准备接待尼克松来访。最后，苏联不仅赞赏并答应向越方转达美国的“建设性”建议，还主动提出无条件恢复谈判的主张。
中国则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
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抗美救国斗争必胜”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9日和10日，针对尼克松公开宣布对越南实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中国连续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方对策。18-25日，国家计委、军委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和军工生产的负责人和224个企业的代表。
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装备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安排落实。会议还决定，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由国家专项安排。为了不影响生产，有些紧急需要的材料，可由主管部门预先垫付，然后由国家归还；主管部门不能垫付的，由材料生产部门优先拨付，然后由国家统一结算。
……（中略）
正是由于中国的帮助，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用越方谈判代表李班的话说，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
3巴黎和谈与中越危机
当1972年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阶段的时候，尼克松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使北京感到不安。美苏接近无疑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军早日撤出越南，以加强美国在其他地区与苏对抗。
北京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中国一方面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严重军事行动，一方面继续保持双方的接触，直到1973年3月同意双方互设联络处；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一方面劝告越南适时地结束战争。
1972年10月30日的《时代》杂志封面
“亨利·基辛格：在和平的边缘？”
基辛格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后于6月19-23日再度访问北京，虽然在越南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不过，基辛格也感觉到周恩来对实现停火的兴趣更大了。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则略有不同。
在美苏会谈之前，周恩来向河内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此后，中国则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会见春水和李班等人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
几天后周恩来告诉黎德寿，“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介绍中国内战时的谈判经验，指出应与其他方面的首脑谈，并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文绍还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
在越南放弃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强调谈判的正确性，自然含有提醒越南恢复谈判的用意。鉴于越南提出的停战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那么周恩来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谈判显然就是暗示北京不支持河内的这一政治主张。
北越上空的美军B-52轰炸机
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又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面对如此局面，尼克松决定冒险一搏，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
12月18日，美国政府在向越南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进行密集轰炸，动用了包括几百架В-52轰炸机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军力量。越南无法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被迫同意美国的要求，只是为了面子，以黎德寿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建议把重新会晤的日期从美国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迟到1月8日。
同时，越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战争升级的新行动，迫使美国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并进行严肃的谈判以解决所遗留的问题，尽快签署协定”。越南还请求苏联驻世界各国的大使开展相应的工作，使这些国家也起来支持越南。
中国也不能容忍越南问题再次出现反复了，因此劝告将赴巴黎谈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阮氏萍，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2月31日，周恩来会见长征时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前是要谈成。
不过应该指出，北京的本意并非要迫使越南做出让步，而只是希望尽快实现停火，避免越战问题成为联美抗苏大目标的障碍，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
在巴黎和谈恢复以后，10月25日，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明确责备西贡在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并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
在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乔冠华再次希望北京说服河内让步时，乔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此外，中国希望越战尽快结束，也并非为了保护西贡现政权。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结束并不影响越南政权的统一。
1973年1月3日周恩来提醒黎德寿注意：“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2月2日毛泽东的谈话更明确表示了中国的态度：“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我们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巩固越南南方的局势，加强你们的武装力量。”
促成美越《巴黎和平协约》签订的主要调停人：
亨利·基辛格（前排右）与黎德寿（前排中），
两人因此而获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
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战争结束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继续实现联美抗苏的战略目标了。在2月17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同时强调“苏联的威胁确实存在并且正在增长”。毛泽东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抵制苏联，并认为美国应更加积极地防止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扩张，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
然而，此时中越关系却渐渐陷入了危机。在1972年底刚刚签订1973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的协议后仅仅半年，黎笋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签订1974年援越协定，而且提出了一个总值80亿元的大计划。周恩来认为该计划不切实际，中国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应了25亿元的援助总额。
实际上，从1971-1973年，即中美关系和解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3年，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元人民币，在美国恢复轰炸期间，中国在越专家组58个，共719人。如果把1971-1975年的援助项目与1965-1970年逐一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美和解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越南战争中消耗很大，进入7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在经济方面也已经显示出来，中国确实无力填满越南在经济援助方面越来越大的胃口了。
苏联、越南手握手：“虽然我们距离遥远，但心却很近！”
与此同时，苏联则加大了拉拢越南的筹码。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专门就越南问题做出特别决议，称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根据这一决议，苏联对越援助“由短期过渡到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苏越之间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
越南当然看到苏联对越援助不断增加，并大大超过了中国，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显然可以同时向两边索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在没有从北京方面得到满足后仅一个月，越南人便向莫斯科伸手，并得到了它所要求的援助：苏联决定将过去向越南提供的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并答应到1975年向越南提供10.7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苏越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分歧，河内并不信任莫斯科。例如，越南对美苏接触，特别是对尼克松访苏表示极为愤怒，而苏联对越南人的“黩武情绪”也颇有不满。但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河内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莫斯科一边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而是坚持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的外交原则；尼克松政府对此表示谅解，因为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美国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中美和解没有因越战问题受到影响；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以及本身所处的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领导人在调整外交战略时未能满足越南方面的全部要求，从而无法对涉及中国安全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做到统筹兼顾。
总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实现了其基本目标即与美国的和解，却未能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甚至不得不在越南渐渐投入苏联怀抱时面对来自南方的新的挑战。
说明：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本次推送得到原作者授权，较原文有所删改，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特此注明。因编辑排版之故舍去注释，详情请参见原文。
文 | 沈志华
李丹慧
编辑 | 月野兔
图片 | 月野兔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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