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五）孙歌： 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东亚君按：
出差数天，未能及时更新。
今天推介的是东亚君极为敬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孙歌教授的大作。前年开始，我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合作，主编“东亚思想译丛”，向孙歌教授邀稿并将其大作列为第一本，就是因为在一个后辈学人看来，她是能代表中国思想界面向世界发声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
2011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魅力50人”，并将孙歌教授列为候选人。下面的一段介绍虽有些失之简陋，但作为人物速写，大致揭示出了孙歌教授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的来路及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谨录于下：
于上世纪八年代初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分发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到文学所不久，她的才华即引起注意，有某一位研究员想收她为硕士生，她却婉拒了。其后，她被派到日本进修，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劝她留下读博士课程，她又婉拒了。她不想按现有学科规范走，这就注定她在现有学术升迁道路上不可能平顺，然而，她并不怎么在乎。
孙歌喜欢说，“与思想史人物遭遇”，又说，要“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与其说，孙歌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不如说她是借着与思想史人物的遭遇，寻找一种进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真切的方法。每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诚实的面对他的时代、面对他自己，就不可能不经思索地循着既有的思路(不管是哪一种思路)前进。
由于孙歌是在与思想史人物的遭遇中开始她的学术探索，她由此养成一种习惯：任何问题，她都会努力把它“历史化”——任何问题，她都会把它摆在问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时刻，追问在什么情况下他这样看问题、并且他为什么这样理解这一问题、这样解决这一问题。当她做完竹内好研究以后，“历史化”已成为孙歌的一种学术探索的习惯。当她面对一个既成问题时，她就用“历史化”加以解构，并且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这一问题。
她走回中国，是再度从中国出发，去进行另一次新的探索。 孙歌具有最广阔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是由于这种精神，她很难接受“体制化”(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还是其它)的集体感情。也就因此，她很难接受学术成规，而不得不走上艰难的探索之路。而这也是孙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最为可贵之处。
在今次推介的这篇文章中，孙歌教授由冲绳评论家仲里效有关的“在临界状态中生活的思想”报告中获得了启发，并进而提出了“无从选择的极限状态”的命题。这两者事实上都不仅是三一一地震后日本民众不得不面对的“新常态”（虚伪的“常态”），是近代以降冲绳作为东亚“弃子”的存在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我们思考人类面对极限状态时思考个体、群体生存状态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命题。正如孙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是危机对人类的意义却不会改变。在危机的瞬间思考，抓住危机的瞬间而拒绝让它关闭，是我们进入历史并理解现在的唯一渠道。”
在往来邮件中，孙歌教授赐来的几篇大作多是关于核问题的思考。她特别交代我“这个问题关乎我们的生存，所以我想再多转发也无妨。”强调学术研究介入现实的功能，之于我，毋宁说也正是做“东亚评论”公众号的初衷所在。孙歌教授惠赐的另外几篇也将于日后陆续推出，在此，感谢她的信任和赐稿。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等。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等。 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知识分子的深度对话，曾于九十年代与沟口雄三先生一同推动“中日知识分子对话”。
这是一个我借来的题目，它来源于6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会上，来自冲绳的著名评论家和运动知识分子仲里效先生，做了题为“在临界状态中生活的思想”的报告，这个富有冲击力的话题给在场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三﹒一一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核泄露事故发生之后，临界状态已经成为东部日本人的一种生活“常态”——他们随时可能从“正常的生活”中被拖入核污染所带来的非正常状态，因而东部日本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选择食物、改变生活方式，以尽量减轻受害的程度；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非常状态，使得措不及防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处于“失语状态”，或是只能勉强说些隔靴搔痒的话。然而在本土日本知识分子失语之时，敏锐而准确地表述了这个生存感觉的，却是并没有直接受到地震和福岛核泄漏威胁的冲绳知识分子。
关于冲绳，除了那些专门的研究者或者特别有兴趣的人之外，中国社会是缺少了解的。自从于1879年被明治日本吞并之后，它一直不得不处在一个“临界状态”：在明治政府的控制下，古老的琉球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变成了日本的一个县：“冲绳”。对它而言，“近代化”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化”。如同冲绳人所说，这种近代化和日本化给他们带来很多困惑，例如他们不得不跟随明治日本一起废除了旧历新年，过起“阳历新年”来；不过更重大的困惑在于，对于曾经享有自由与和平的琉球社会而言，日本化带来的首先是现代化的各种负面后果。经济自主权的丧失自不待言，就中，最为残酷的是它不得不卷入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特别是“大东亚战争”，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在这场全民战争中为日本政府的军事扩张提供炮灰。战争作为现代化最核心的事件，今天在世界上仍然以各种名目不断地再生产，可以说冲绳的现代历史，正揭示着现代化与战争的内在关系。
1945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攻占了冲绳。这是美国在日本唯一的陆上作战，日本军队在冲绳负隅顽抗，战斗极为惨烈，它给无辜的冲绳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在冲绳战期间，美军投下大量的炸弹，给这个美丽的岛屿留下累累创伤，而在美军登陆并掌控了局面之后，他们立刻在岛上划出军事区域，禁止当地人进入，也截断了岛上的南北通路，实行军事管制，为战后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准备。
然而给冲绳人带来创伤的不仅仅是美军的占领。在战争末期日本军队在冲绳战役中已经显露了败象之时，曾经发生过多起由日本军队强迫冲绳平民集体自杀的事件。这一被称作“集团自决”的悲惨事件在日后由于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的揭示而引起本土日本人的关注，并且曾经引发了以当年强迫冲绳人集团自决的日本军人家属为原告、大江和出版了《冲绳札记》的岩波书店为被告的一场诉讼，这场诉讼最后以大江和岩波书店的胜诉而告结束，它的真实效果毋宁说是使得更多的本土日本人了解了这个事实。在冲绳人的历史记忆中，日本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外来的军队，而且同样残暴地把冲绳百姓逼向死路。只不过由于很多冲绳青年也被迫加入了日本军队，日军比美军包含了更多的复杂纠结成分，更使冲绳人感到困惑和愤懑而已。
在1952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的时候，冲绳被从日本领土中分离，划归美国占领当局“托管”。于是，冲绳既不是日本的一部分，也不是美国的一部分，处于军事占领下的无主权状态。可是日本恰恰因为出卖了冲绳而顺利地签署了战后和约从而获得了“主权独立”，当本土日本人庆祝日本终于结束了战争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曾经在冲绳战役中被迫付出巨大代价的冲绳人则感受到了被背叛的愤怒。直到1972年为止，住在日本本土的冲绳人甚至无法回到冲绳省亲，为了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需要向美国驻冲绳的政府申请办理不一定会获得批准的类似于签证的手续。这样，冲绳人无法自愿地成为美国人，也无法自愿地成为日本人，同时，他们也无法有效摆脱战后日本与美国合谋制造的钳制状态，真正获得自己的主权。这种腹背受敌且无退路可走的状态，就成为冲绳人的生活常态。
应该说，仲里效先生所归纳的“临界状态”是非常传神的，我则进一步希望把它意译为“极限状态”。在近代以来冲绳关于归属问题的一次次挣扎之中，归属的不确定、不稳定并没有给冲绳人提供多样的选择可能性，相反，他们始终处在一种无从选择的极限状态。临界，是因为他们始终生活在一种随时会改变性质的动态之中；极限，是因为他们无法按照任何常规的逻辑去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出路。在1950年代被划归美国托管之后，冲绳就出现了复归日本的运动，甚至在某些大型的群众示威活动中，日本国旗也曾经代表过冲绳人对抗美国占领的意志；但是几乎同时，冲绳人也开始意识到复归运动隐藏了单纯依赖日本的倾向，于是从1960年代开始，“反复归”（它是以复归运动为对立面的社会思潮，但是核心的思想并不在于反对复归日本，而是在于反对复归运动中丧失了主体性的思想倾向）的思想运动也出现了。复归和反复归，并不仅仅是两种直接对立的现实选择，而是冲绳人在无法选择的状态下所做出的决断。尽管在现实当中，复归与反复归的立场是直接对立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在历史视野里把复归和反复归视为同一个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甚至希望把它们视为互补性的两种不得已的选择——毕竟，对于并不具备主权独立的现实可能性的冲绳而言，无论是复归日本还是维持在美国占领下的现状，都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1972年，冲绳的施政权被美国交给了日本。由于在条约中写明了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这也成为导致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发起以爱国为主旨（当然也暗含了对抗当时台湾国民党极权政治的意涵）的“保钓运动”的直接导火索。被作为日本一部分的冲绳社会，并未因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尊严，相反，它面对的现实是日美修改安保条约并把日本本土的美军兵力更多移向冲绳。冲绳变成了美军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同时也成为日本都道府县中国民收入水准最低的一个县。由于美军管制了冲绳的领空和海域，冲绳人无法在近海发展渔业生产，也无法像传统时代那样没有障碍地进行远洋贸易；冲绳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基本经济手段，不得不依靠畸形的“基地经济”（即以美军的消费为对象而发展出来的经济形态）生存。而在日常生活中，美国驻军对冲绳人的骚扰已经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威胁，从性暴力到各种军事演习造成的事故，从安全感的丧失到环境的持续污染，这一切都在冲绳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
生活在临界状态中的冲绳人有一万个理由悲情。但是这片苦难的土地却不仅仅孕育了悲情。站在冲绳社会运动第一线的一代代思想家们，在不断为纷乱而纠结的社会运动打造形状、塑造方向、注入能量的同时，也不断地生产着“大于冲绳”的思想。
仲里效先生在九十年代中期创办了艺术评论杂志《EDGE》，直译的话，就是“临界”。但是，这一临界状态并非如同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那样，是物质在不同条件下变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对于冲绳人的主体性而言，它始终是一种“在刀尖上行走”的极限状态。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这种变化并未给冲绳人带来幸福与安全，也并为给冲绳人带来可以实体而稳固地感知世界的静态感；相反，不断把冲绳社会抛入危机状态的临界线，才是冲绳人“安身立命”的真实立脚点。因此，学会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成为冲绳人的思想课题。通俗地说，就是冲绳人需要持续性地生活在非常状态之中。
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意味着冲绳人必须不断克服“常态生活”的幻想，正视持续着的危机状态的非常态性格；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意味着冲绳人要以流动性的感觉来营造每一天的生存感，意味着危机意识所要求的紧张感成为生活状态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冲绳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我每天仰望天空，都觉得毛骨悚然，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军的直升飞机就会从头顶上掉下来，砸到我的孩子！
而仲里效对“临界”的含义追问得更多。他在《EDGE》的发刊词上写道：“什么是临界？‘边界线。周边。刀刃。朦胧状态。’它是周边性，是两义性。它并非是从一个方向上受到力学的冲击，而是从多个方向上接受冲击的运动。它是外部与内部的断裂之处，是时间与空间相互扭曲变化之场。它不是关于‘一’，而是关于‘多’的思考，是使中心（权力）无力化的边界之境的强度。它是一个磁场般的存在，在它那里觉醒与昏睡同在，锐利与朦胧扭结。冲绳的个性不正是在这临界性中瞬间展现的么？！”[i]
仲里效的解释看似玄虚，其实并不难以理解。结合冲绳的现代历史，即使是我们这些局外人，也不难想象一个社会在并没有确实出路的时刻所感受到的那种煎熬，和不肯在严酷现实面前闭上眼睛的勇气。冲绳并非是从美军占领这一单一的方向上受到力学冲击，它同时面对着日本政府的出卖、本土日本人的冷漠，更面对着由于美军基地的存在而被亚洲邻国侧目以待的委屈。据说在60年代越南战争的时候，越南民众就曾把冲绳视为美国的帮凶，这使得当时的反战冲绳人有苦难言。而冲绳人一直怀着善意对待的中国社会，却对冲绳人缺少真正的关心，冲绳人常常对中国人“琉球应该回归中国”的态度感到哭笑不得。应该说，恰恰是在这种并不轻松的“多个方向的冲击”当中，冲绳的思想家们进行着“关于‘多’的思考”。他们必须找到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对待来自不同方向的冲击和误解、乃至漠视。尽管在今天的冲绳，对日本本土的向往和认同、在美军基地的破坏性与容忍美军基地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之间权衡等等社会氛围，对仲里所期待的这种冲绳的个性构成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在重重障碍之中，仍然有一批冲绳人坚持着在极度困难的状态下进行固守冲绳并超越冲绳的思想建设。仲里把这种主体性的思想状态称为“战斗着的临界”。
在是否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走的问题上，冲绳的运动人士以最为自然的方式表现了他们“战斗着的临界”的国际主义情怀。尽管在斗争策略上不无分歧，冲绳的思想界却以最朴素的方式坚持了“固守冲绳并超越冲绳”的立场。他们给自己确定的斗争方向是：赶走美军基地并不是最终目标，要让美军基地无处落脚才是最终目标。他们进行的不仅仅是反对美军基地这一现实的斗争，更是让人类社会最终消灭战争的努力。为了这一目标，冲绳的思想家们重新检讨了现代化的价值观，重新打造了关于幸福的理念，正如新崎盛辉在《冲绳现代史》中介绍的那样，早在冲绳施政权被交给日本的70年代开始，冲绳人就通过社会运动抵制日本本土的石油公司等高污染企业进入琉球群岛进行开发；这种反对开发的运动随即带来了对新价值观的提倡，所谓“逆向差别论”就体现了这种新的价值观念。[ii]新崎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具体解释过什么是“逆向差别论”：当人们仅仅用个体所得的数值来衡量生活质量的时候，往往会忽略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例如没有污染的空气和水，简单却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在此意义上，人均收入不及东京一半的冲绳边野古村，却可以享受比东京人更高品质的生活。
边野古是美军试图把普天间机场搬迁过去的海边小村，它有着洁净的海水和清洁的空气，以及海水中生长的各种包括珍稀物种在内的海洋生物。新崎的这个例子是意味深长的，它暗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与现代战争挂钩，如果希望制止抢夺资源所引发的战争，如果要真正实现人类和平，当今世界必须重新建立生活价值观，重新定义什么是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绳的思想家们把日常生活与反战和平在价值观上联系在一起，勾勒着新型社会的蓝图。
仲里效说，在冲绳并不存在某种国家或者民族的“球形内部”。这个比喻解释了在冲绳人的现实斗争当中为什么没有使“冲绳独立论”这种复制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位置。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球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处于内部中央的球心则是向心力的集合点。冲绳并不存在这样的向心力，正如复归与反复归运动所构成的紧张力学关系所显示的那样，冲绳人真实的凝聚力来自于“战斗着的临界”。这种临界状态很难直观地体现为某种可视的“认同”，但是它确实是在对不确定的现实状况保持对抗反应的过程中凝聚而成的。冲绳人并没有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认同，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对于紧张流动的现实保持清醒。在今年特定的灾难面前，冲绳人展现出了他们这种清醒认识的基本品格。
当东部日本遭遇大地震和海啸，并进而诱发了福岛核电站泄漏的灾难之后，整个日本社会曾经一度陷入失语状态。用语词工作的知识分子尤其感受到了失语的痛苦，他们发现自己一向依赖的分析工具在瞬间失去了有效性，特别是习惯于用批判天皇制、批判国民国家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工作的批判知识分子，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工具无法有效对应现实状况，我的一位日本朋友说，他在地震之后不得不取消了一系列的稿约，而且感到很困惑。如何看待突然而至的这场灾难，如何对它进行反应，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课题。
然而冲绳人却没有失语。这不是因为他们距离福岛遥远，更不是因为他们对日本的灾难隔岸观火，恰恰相反，冲绳知识分子最早对这场灾难做出了切身的反应。当日本政府硬性抬高了关于核辐射承受度的指标，让福岛的孩子们不得不忍受100毫西弗的辐射时，我最早收到这个信息的是来自冲绳的知识分子与福岛在地知识分子的连带反应。他们一起尖锐地指出，日本政府是在犯罪，这是反人类罪；随着民众不断掌握核辐射等等具体知识，一个基本的事实开始呈现出来了：核发电并非如同官方宣传的那样安全可靠，而福岛核泄露的恶性事件远非一过性的灾难，它造成的核物质泄漏问题不仅没有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而且由于核物质的衰变要耗费漫长的时间，至少日本的一两代人都要生活在核物质的阴影当中。当东日本的民众开始行动起来保卫自身安全的时候，当核发电的安全性等等问题终于被日本国会列为听证会议题的时候，本土日本人也逐渐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们通过这种特殊的体验开始领会了临界状态特有的紧张感，他们在战后几乎是第一次进入冲绳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经历着的极限状态。
时至今日，据说东部日本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一个特殊的环节：每天登陆农林水产省的网页,核查当日辐射情况。如同中国人所习惯的天气预报、空气污染指数预报一样，日本人也开始习惯了辐射预报。根据这一信息，百姓可以决定当天的很多事情：买什么菜喝什么水，可能的话出行时避开哪些区域，等等。这个原本属于应急的信息手段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带给日本人一种新的秩序感，并进而打造一种临界状态下的虚假“常态”。事实上，在强大的传媒攻势之下，由于新秩序感的迅速建立，今天有很多日本人并不认为核泄露带来的危机会危害他们的生活，会彻底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式，他们更愿意把这个事件视为一个一过性的意外。由于人类固有的为了减少精神能量的付出而希望生活在常态之中的本能，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危机感，回到了事故之前的常态中去，力图尽快恢复原有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目前的生活状况仅仅是较从前而言“有些不便”而已；于是尚未解决的福岛核泄露问题已经开始从日常生活中淡去。而日本传媒也开始配合主流意识形态，以“支持福岛、重建家园”为话题的宣传充斥主要宣传空间，人们避开核泄露事故本身不谈，却在道义的名义之下讨论如何在充满辐射物质的福岛坚持，如何消费已经被核物质污染的蔬菜水果——这些事物已经被视为收拾善后的程序了。只有那些坚持反核和坚持揭露目前核泄露事态真相的人们在固守着“非常状态”的感觉，拒绝回到常态中去，他们呼吁人们要正视核危机本身，要以福岛核事故为契机，从日本的土地上消灭任何形态的核设施。几个月来，以东京地区为主要阵地，一些积极的反核人士正在以各种形式呼吁废除核电站，消除核隐患，一次次游行和集会使得日本社会中被刻意遮蔽的临界状态不断凸显，有识之士正在全力避免临界感觉被回收到常态感觉中去，他们正在付出绝大的精力以帮助整个社会认清一个基本事实：不仅福岛核危机给关东地区造成了需要很多年才能真正衰减的辐射后果，而且任何一个核电站的建设和维持本身都充满了巨大的危险，核电站一旦建成，拆除它甚至停止它都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在核电站分布在日本各地的今天，划分出安全区域和危险区域的做法仅仅是拖延事态的解决，而真正解决危机的方法，由于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其他的努力，则在事实上被束之高阁。
福岛核事故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它使很多潜在的威胁表面化了。仲里效尖锐地指出，随着福岛核事故前后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冲绳的问题又一次浮出水面。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借助于非常时期日本自卫队与美国军舰合作救灾行动的合法化，日本政府已经在事实上让自卫队的合法性进一步升级；最近日本海上自卫队舰只与美军的航空母舰一起开进冲绳，预示着日本自卫队进一步获得了军事上的独立性。仲里效大声疾呼，核危机以不可视的方式一步步威胁着日本社会的安全，而日本军备的不断升级、日美军事同盟的不断强化，则一步步地威胁着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或许这种军备升级的表象还代表了更多的内容。福岛事件引发的后续效应正在以最令人担忧的方式在延展。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高层在考虑把核发电设施转入地下，更有甚者，据一位日本友人来信说，日本民间大公司的总裁正在计划与美国联手，试图在蒙古境内建立核燃料贮藏和处理核废料的设施！
日本有一些民间的反核科学家，三十年来一直在宣传核发电的危险性。不仅官方对他们不屑，民众也认为他们是在耸人听闻。直到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这些孤独的科学家才真正受到了关注，他们不仅被国会邀请出席听证会，而且不断被民间组织邀请进行有关核辐射知识的讲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真正有可能左右现实。被实际利益掌控的现实，其惰性远远不是讲道理可以轻易打破的，而且，要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现实是必须关注的：只有当日本的民众真正下决心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真实地减少电力的需求，减少和废除核发电才能迈出第一步。对于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日本大城市居民而言，这个改变将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它不仅需要建立在对目前危机的“非常态”性格的认知之上，而且需要建立在让这种极限感觉不断持续的自觉之上。让非常态的认知持续，是在挑战人类的本性，即使在战争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中，我们也很难观察到一个社会的主观认知可以长时期地处于非常状态。人类需要哪怕是虚假的“常态”感觉，是因为只有这种感觉才能让人不必付出太多精力而生存下去。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绳对于日本、对于人类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冲绳民众何尝不希望维持“常态”，何尝不具有人类共通的拒绝极限感觉的本能。但是，美国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军备武装升级的决策，不断打破着冲绳人的常态幻觉，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边野古长达多年的持续抗争、席卷冲绳本岛的一次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需要多少不断消耗的思想能量，需要多少克服内部分歧不断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努力，这一切抗争的分量，只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冲绳思想家们才了解。而我们在外部所能够看到的，却可能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轮廓，甚至仅仅是一个对中国人而言并不具有紧张度的琉球归属问题——至今不是还有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地要把冲绳归入中国的版图么？
因出版《拥抱战败》而知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2011年4月29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谈到：“如同个人的人生所往往会遇到的那样，在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之中，由于某种突然降临的事故和灾害，总会出现一个瞬间，让人注意到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就在这样的瞬间，会产生一个空间，让人可以用新的方法、创造性的方法来重新思考一切。……而目前，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瞬间。但是，在东拉西扯之际，这个空间将很快对我们关闭。”[iii]
道尔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又一次让我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想起著名的德国犹太思想家本雅明的绝笔之作《历史哲学命题》中一段惊人相似的论述：“过去的真正意象，只能在一闪之间呈现。过去只能在一次性的、突然闪现的意象中加以把握。如果错过了使认识成为可能的一瞬间，那就无法补救了。……那是因为，过去的一次性意象，它所面对的载体是现在；只要对现在缺少自觉，它就将会消失在现在的一瞬一瞬之中。”“历史唯物论的问题，就在于在危机的瞬间把握过去的意象，它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展现在历史主体的面前。”[iv]
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是危机对人类的意义却不会改变。在危机的瞬间思考，抓住危机的瞬间而拒绝让它关闭，是我们进入历史并理解现在的唯一渠道。通过这一渠道，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只有在那里，我们或许才能够切实地体会，为什么冲绳人会说不那么现代化的边野古拥有比东京更幸福的生活。或许当东京人真正了解了，这个说法并非是冲绳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在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最为睿智的选择的时候，日本社会才能找到转机；或许只有当我们中国人不再隔岸观火地对待福岛核事故以来的日本和冲绳，不再把抢盐风波仅仅看作是民众的一过性反应的时候，生活才会向我们闪现它真实的状态。
[i]《EDGE》创刊号，１９９６年２月，APO（Aｒt Pｒoduce Okinawa）出版发行。
[ii]《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三联书店2010年，249-250页
[iii]转引自《图书》2011年6期《编后记》，岩波书店，64页。
[iv]日译本《本雅明著作集1》，晶文社1994年，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