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六）王中忱：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
王中忱（1954-），曾先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东亚系，目前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日本近现代文学、东亚近现代文化交流史，著有《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走读记》等，近年来并与汪晖教授联袂主编学术集刊《区域》。
一、缘起
公元1944年11月7日，亦即发生于1917年俄历10月25日的俄国共产革命第27周年的纪念日，清晨，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因从事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活动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的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0.4—1944.11.7 ）和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1901.4.29—1944.11.7），在预先没有得到任何执行通知的情况下，被推上了绞刑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七十年了。
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生涯中，中国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和分量，他们和中国左翼文化人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的交往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佐尔格-尾崎秀实的事件作为一桩“间谍案”发生之后，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成为正面谈论的话题，直至1950年5月6日著名美国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在伦敦病逝，她的中国友人发表纪念文章，才从批驳以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为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用“国际间谍”、“苏联间谍”等罪名迫害史沫特莱的角度，提及“索治间谍案”，这个“索治”就是“佐尔格”的另外一种翻译。当时还翻译发表了史沫特莱为自己辩诬的广播讲演稿《控诉》，中文译者所加的说明，虽然是从与史沫特莱相关联的角度，对这个所谓“苏联间谍案”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所做的侧面介绍，却可能是中国大陆地区当时公开发表的有关此案最为详细的文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美国陆军部把麦克阿瑟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前日本秘密警察的档案制成一个报告，通过联合社的电讯发表出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史沫特莱及史坦因身上，说他们是：“苏联间谍和特务，加入过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东京被绞决的德人沙奇和反法西斯的日人尾崎秀实所领导的苏联间谍团而现在仍然逍遥法外，余党或许仍在各国首都从事间谍活动”的荒唐电讯，末段竟说：“史沫特莱女士已经害了人，把她替苏联政府做间谍和特务的身份暴露出来，可以减轻她害人的程度。”麦克阿瑟这种卑劣手段，经不起史沫特莱严正驳斥，以及美国一些进步的报章杂志奋起而攻的压力，终于军部也只有承认所指控的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不该用那种发表方式及新闻报道的体裁。
此处所述麦克阿瑟报告、该报告的档案来源及其发表过程，因本文后面还将言及，在此暂不多述，但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这段“译者说明”谈及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时，对后者身份给予了明确定位：“反法西斯的日人”，而对“沙奇”（佐尔格名字的另一种中译），却只模糊地称其为“德人”，尽管译文文末所附注释说：“在沙奇领导下的谍报工作者，确曾获得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将它传递给莫斯科，莫斯科立即向美国提出警告。但是美国对这个事实却绝口不提，讳莫如深。”但是，这位“德人沙奇”为何会把情报传递给莫斯科？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中文译者却没有再做说明。同样，其他纪念文章提及“索治间谍案”，也未对“索治”其人其案给予详细的叙述。这或许是因为自佐尔格被捕一直到1964年莫斯科方面始终不承认佐尔格属于苏联情报部门，中国大陆对“索治”或“沙奇”的身份也只能采取隐晦模糊的叙述。
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随着对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的再评价，与之相关的追述性文字逐渐出现，包括尾崎秀实、佐尔格在内的国外左翼人士也被记起和提起。如夏衍（1900—1995）在《“左联”成立前后》一文里便特别提到了“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尾崎秀实即为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夏衍说：“他是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绅士的记者。但是，他在当时却是在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后来在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夏衍又重复了这段文字并有所补充，且在追述“怪西人事件”时提及佐尔格，称其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夏衍没有说明，他是在1930年代当时即知道尾崎、佐尔格的身份，还是后来根据有关资料了解到的，可能是两者兼具，而从夏文有关请托尾崎秀实为左联提供开会场所的具体描述看，他对尾崎的认识更多应该是来自当时的切身感受，这使得他不无含混的叙述也同样不失珍贵。比如，关于尾崎是否参加了日本共产党，至今尚无定论，比较占主流的看法认为他“不是正式的日本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也有研究者经过多方查证后认为，尾崎作为特派记者赴上海之前已经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他到上海后的活动实际上远远超过党的同情者之所为。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员，夏衍以一种同志式的信任请托尾崎，或许可视为后一种看法的间接佐证。同样，夏衍有关佐尔格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说法亦与事实有些出入，因为无论是佐尔格被捕后的狱中自述，还是近年发表的档案资料，都可证明佐尔格从1929年5月起已从共产国际工作机构调离，转到了苏联红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并没有在上海负责“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但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夏衍回忆的失误，而和当时共产国际、苏联红军在上海的情报组织的工作状态有关，就此而言，夏衍回忆所提供的线索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1980年代前期，在中国也有专门叙述“佐尔格案件”的书籍出现，如聂崇厚翻译的F.W.狄金和G.R.斯多力合著的《佐尔格案件》，于1983年6月由北京的群众出版社印行。该书英文书名为《The Case of RIHAED SORGE》，1966年初版于英国伦敦（Chatto and Windus，London 1966），是英语圈里较早“基于第一手史料的学术研究”著作，但中译本的出版者主要把它当做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大众读物，除了一个简短的“内容提要”，此外再未附加任何学术性说明。翻译者似乎不谙日文，竟把此“案件”中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尾崎秀实的名字翻译成了“大崎保积”，并且类似的误译不止这样一例。此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了13万册，却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应有的关注，肯定和该书的出版定位及译文质量不无关系。
但上举两例也许正好代表了自1980年代初期起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中文世界有关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叙述的两种趋向。概言之，第一种趋向：主要集中于佐尔格、尾崎和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乃至中国共产革命之关系等严肃话题，讲述者多为和此二人有过某种接触者，除了前面谈到的夏衍，还有方文（1901—2003）、陈翰笙（1897—2004）、张文秋（1903—2002）、方知达（1916—1995）等。其中，陈翰笙自1926年起“在北京由李大钊同志和苏联加拉罕大使介绍为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初经宋庆龄（1893—1981）介绍认识史沫特莱，随后认识了佐尔格；1933年9月佐尔格奉调转往日本，陈也于翌年冬赴日，直至1935年4月因突然的变故而潜回上海转赴苏联，这段期间他一直参与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工作，且因熟谙英语、德语，可以和佐尔格等人直接交谈，作为直接的当事者和历史见证人，其回忆文字更为珍贵。不过，据陈所述，对佐尔格的一些工作内容当时他并不知情，“也绝不过问。这是秘密工作的规定”。故在回忆录里谈及佐尔格的身份时，陈仅说其“早年投身革命，为第三国际和苏联做情报工作。1929年来中国，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来中国研究银行业务的。实际上，他在搜集国民党政府武装力量的资料、观察最高军事指挥部的人事变化”。表述非常审慎，并没有像夏衍和张文秋的回忆那样，断言佐尔格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或“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在上海的负责人。当然，陈翰笙的回忆录里亦不无大幅度跳跃、叙述模糊或前后矛盾之处，但其提供的线索之珍贵则是无可替代的。
此外，还有一些虽非历史当事人回忆而是历史研究者的著述，却可以归入此一系列者，如在1990年代初先后翻译成中文的两部史沫特莱传记：《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著，汪杉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6月）、《一代女杰—史沫特莱传》（石垣绫子著，陈志江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前书是两位历史学家以十余年之功勤奋考索的结果，对史沫特莱的一生，包括与佐尔格、尾崎秀实关系在内的严谨考证，在今天中文世界的相关著述里也属翘首。后书的作者是旅居美国的日裔女性，二战时期曾参加对日反战广播，与从中国返回美国的史沫特莱相识并成为挚友，书中有关传主与佐尔格、尾崎关系的部分，是在查核了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作者和史沫特莱交往的直接见闻。
而另外一种趋向，则表现为对作为“间谍案”的佐尔格事件的特别热衷，相关的出版读物亦着重渲染“红色谍王”佐尔格的所谓“谍海生涯”，特别是他“潜伏”、“卧底”的诡秘、惊险和浪漫，所述内容大都杂取国内外材料糅合而成，却很少注明文献出处，其间实虚真伪混淆，却让人无从复核检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后一种趋向借助此“案件”的政治正确性和大众传媒的消费性需求，乘风造势，发展得风生水起，以致一些严肃的研究成果也不得不采取“大众读物”或“谍战”电视节目的形式表述，两种趋向由此便混合到了一起，其结果，一方面扩大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的社会知名度，促发了社会对佐尔格-尾崎事件的广泛关心，从而使一些久被忽视或遗忘的史料和历史线索重新浮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也障碍了严谨缜密的历史研究的深入进行，已有的错讹不但没有被订正，反而更为广泛地蔓延甚至不断地增殖扩散。尽管近些年来中文学界有关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研究出现了一些颇有深度的局部性成果，但与大众媒体上的喧哗热闹相比，基础性研究的整体薄弱，则是不可讳言的现实。
鉴于上述状况，可以说，在中文学界讨论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当务之急并非继续讲述传奇故事，而是对既有的文献和先行研究进行耐心的梳理和考辨。本文即拟就此做初步的尝试。而之所以把有关佐尔格-尾崎事件的日文档案及其解密过程作为考察的主要线索，则既因为，自1941年10月尾崎秀实、佐尔格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后的被审档案及写于狱中的手记等，确实包含了大量讯息，一直被研究者视为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同时更因为，这批档案从制作、秘存到公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特别是本文所谈及的两次重大发表，都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文献发现，而是和当时的政治情势密切相关，甚至可说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环，因此，在解读和使用这批档案资料之时，追问以下问题便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档案是在怎样的情势下，由谁主导作成、密存的？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解密、公开的？但在中文学界，这样的追问还没有充分展开，笔者也自知没有通过穷尽式追溯既有文献来追问这一问题的能力，故在做此尝试时有意不避行文的冗赘，尽可能详细地注明所引文献资料的来源，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所知限度呈现出来，以便有志于此课题的研究者进行查证复核或继续追索。当然，如果能够通过本文所做的个案分析，在方法论层面上推进历史叙述与档案解密之关系的讨论，那更是作者所乐于见到的。
二、“帝国日本”的战时体制与第一次解密：“国际谍报团”命名的背后
1、 事件公布时间之考辩
如所周知，1941年10月14日或15日，日本特高警察首先逮捕了尾崎秀实，又于18日逮捕了佐尔格，并在此前后逮捕了其他相关人士，佐尔格-尾崎事件作为一个案件由此而正式发端。但在当时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的新闻媒体没有做任何报道。小尾俊人（1922—2011）为《现代史资料》丛书之《佐尔格事件（一）》卷所写的《解说》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1941年10月逮捕佐尔格等人的消息，在日本统治层如电击一般传开，并招致巨大的洪水般的流言。尾崎参与的早餐会的成员们，据说都悄然无声，相互确认着是否有“检察官”的传唤，而一般人民则直到下面所引录的司法省的正式发表之前，一无所知。这个正式发表，是在逮捕翌年即1942年6月16日，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等人的检察审问已经结束，获得确凿证据之后。
按照小尾的说法，佐尔格、尾崎等人被逮捕的消息，“在日本统治层”并不是秘密，但也没有正式公告，所以才传言甚多，致使“尾崎参与的早餐会的成员们”，亦即作为时任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的智囊团成员们表面上都噤口不语，只能在暗地里相互确认是否被牵连到了案件里。而“一般人民”则要等到 “司法省的正式发表”于“1942年6月16日”公布之时，才得知这一案件的发生。这表明，对佐尔格、尾崎等人的逮捕和审讯，都是在没有媒体向社会公开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关于此事之经过，后来的研究者说得更为清楚，如尾崎秀树（1928—1999）在《佐尔格事件与现代》一文明确指出，在当时媒体报道是被禁止的：
佐尔格事件发生于1941年10月，对相关人士的逮捕持续到翌年春季，司法省的正式发表则在1942年5月16日，而在此之前，有关此事件的报道是被禁止的。
细心的读者肯定会注意到，上引小尾俊人和尾崎秀树对日本“司法省的正式发表”时间的叙述是有出入的，小尾的“1942年6月16日公布说”在前，且因作为《现代史资料》丛书的编者，他所主持汇集的《佐尔格事件》（全4卷）是二战以后民间文化人首次系统整理出版的有关“佐尔格事件”的原始资料，故影响相当广泛，其“6月16日公布说”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研究者们援引的依据。但实际上是后出的尾崎秀树“1942年5月16日公布说”更为准确，惟其叙述简要，且未注出文献依据，所以还需要查阅更为直接的史料，而据渡部富哉（1930— ）说：
直至事件发生7个月后，昭和17（1942）年5月16日，以司法省刑事局制定的《国际谍报团事件发表纲要》为依据，有关佐尔格事件报道的禁令终于解除，同月17日，报纸上出现了“国际谍报团被逮捕 国内外五人主犯”（《朝日新闻》）等醒目标题，公开了佐尔格事件的全貌。
笔者按照渡部富哉提示的线索查阅《朝日新闻》，看到在1942年5月17日第一版上确有标题为《国际谍报团被逮捕 国内外五人主犯》的报道，且明确记载是根据“司法省十六日午后五时发表”公布的，据此可以确认，日本司法省有关佐尔格—尾崎事件向媒体的公开发表，是在佐尔格、尾崎秀实等被逮捕七个月之后的1942年5月16日，而见诸媒体则在5月17日。
2、“国际谍报团”：对佐尔格小组的命名及其深层用意
比勘《朝日新闻》1942年5月17日的报道和《佐尔格事件（一）》所附小尾俊人《解说》引录的“司法省十六日午后五时发表”，二者内容完全相同，如果小尾的引录不是来自《朝日新闻》而是另有依据，那则表明，当时所有公布此消息的媒体，都是依据司法省的同一份通稿，而非自己的采访所得。也就是说，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第一次公布，是在继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国家权力严密控制和主导下进行的。解读这份“发表”文本，应该考虑这样的历史脉络。
那么，“司法省发表”是怎样叙述佐尔格-尾崎事件的呢？且看其开头的导语部分：
【司法省十六日午后五时发表】昭和十六年十月以降，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检事局根据警视厅的探查，指挥同厅进行了严密搜查；对理查德・佐尔格等相关者即可称为国际谍报团事件的主要关系人之审讯已告一段落，本日对其核心分子五人以违反国防保安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等罪名，向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提出要求预审的手续。
在此段文字之后，分别列出了五位“核心分子”的住所、身份和姓名，依次为：理查德・佐尔格、布兰克・德・武凯利奇、宫城与德、尾崎秀实、马克斯・克劳森，并对该“谍报团”的组成过程及活动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本谍报团由接受共产国际（Comintern）总部建立赤色谍报团组织的指令于昭和八年秋派遣至我国的理查德・佐尔格，纠合此前已经按照同样指令来到我国的布兰克・德・武凯利奇等，此后依序获得宫城与德、尾崎秀实、马克斯・克劳森等核心分子加入，使其机构得以强固组成，作为国内外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秘密谍报团，利用十数名国内外人士，自结成以来直至被逮捕为止，多年来以合法之伪装，巧妙之手法，窃取包括与我国国情相关的机密事项在内的大量情报，通过通讯联络及其他手段传递出去。
很显然，标题和导语所使用的“国际谍报团”这一称谓，到了上引这段文字里，被赋予了更明确的内涵：这里的“国际”不仅因为谍报团成员是由多国籍人士构成的，更是在强调他们受命于共产国际（Comintern），所以在行文中“国际”很自然地被置换成了“赤色”。佐尔格小组是否为共产国际指派？前面已经说过，他的直接所属机构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而非共产国际。那么，当时的日本警察和司法机构对此是否了解？有很多资料，特别是佐尔格的自述，可以证明他们是了解的。
佐尔格—尾崎小组是由隶属于内务省的东京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侦破的，按照当时日本的司法体制，“特高警察” 对探查对象实施逮捕和搜查，要得到隶属于司法省系统的检事局的检察官指令，这在“司法省发表”的第一句话里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检事局根据警视厅的探查，指挥同厅进行了严密搜查”。由于后来的大众媒体多表现“特高”的残暴，反而淡化了作为官僚精英的检察官们在更深层面的暴力行为，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帝国日本”警察、司法体制的总体暴力本质。而具体到佐尔格案，事实上则如美国学者查尔莫斯・约翰逊所描述的那样：“对五位重要嫌疑人的实际搜查，因日本的警察和司法省的各部课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彻底施行”。也就是说，警察和检察官之间不仅密切配合，甚至还相互竞争着表现自己行使权力的本领。对佐尔格的搜捕与初步审讯，首先由“特高”外事课警察具体执行，然后再由检事局的检察官继续审讯。在回答特高警察大桥秀雄的讯问时，佐尔格直言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确曾说自己的所属机构是“共产国际（Comintern）”，不过，在回答检察官的讯问时，他对此做了修正，尤其是在用打字机以德文写出并提交给检察官吉河光贞（1907—1988）的“手记”里，佐尔格做了这样的表述：“自1929年夏末起，我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归来后，我和共产国际（Comintern）的关系就中断了”。他这样描述自己在苏联的所属机构及相关关系：
我所提供的情报，是送给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送给了秘书处，或者是中央委员会设置的某情报机构，我对此毫无所知，但被党的最高领导部门，因而也被苏联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所用，是确定无疑的。下面，我试陈述我的情报活动之性质：
从手续层面或组织层面，我的报告送往以第四局而为人所知的特殊机构。我为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技术支持（比如无线联络、无线电技师等）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都由这个第四局提供。有时第四局也向我下达有关军事性的任务，但重点放在对党的领导部门而言是必要的政治情报。因此，我和莫斯科当局的关系如下：所有的报告皆送往第四局，由第四局呈交给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其中对共产国际（Comintern）有价值的情报则送到那里。此外，苏联陆军、外务人民委员部等机构肯定也可以看到报告。总之，我的报告，从内容上说是通往苏联共产党，从手续上说是通往第四局。
据小尾俊人言，这份《手记》，“从1941年10月开始，由佐尔格自己用打字机写出原稿（德文）”，而“日文翻译的全文”，则“于1942年2月在司法省刑事局编印的《佐尔格事件资料》（二）上刊出了前半部分，1942年4月在司法省刑事局编印的《佐尔格事件资料》（三）上刊出了后半部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司法省在向媒体发布之前，对佐尔格的身份所属及其情报小组的组织关系是清楚的，这在后来特高警察的内部资料里亦有相应记载。如后来因收录到《現代史資料》第1卷（《佐尔格事件（一）》）而广为人知的内务省警保局内部机密报告《以佐尔格为中心的国际谍报团事件》的《序说》部分便说：“本事件是一举彻底破获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密情报人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为首、自昭和八年九月以来在我国设置的苏联共产党（即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Comintern）对日谍报机构的前所未有之大搜捕事件，由此而使苏维埃联邦及共产国际（国际共产党）的对日政策遭遇极大挫折”。此份报告作为《昭和十七年度外事警察概括》之一部分刊印于1943年，而同年3月在日本全国特高警察组织研究会上发布的一份题为《国际共产党谍报团事件的搜捕》的报告，开头概括“事件”性质的文字，也和前引警保局保安课机密报告的表述基本相同。这些资料都表明，日本司法省在公开向社会发布佐尔格事件时，既不提苏联共产党也不提苏联红军，不把佐尔格及其情报小组称为“苏联间谍”，而用“国际谍报团”和“赤色谍报团”予以命名，并非由于不明就里，其实是有意为之。
日本司法省的发表为何如此刻意强调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共产国际（Comintern）”身份？曾有很多研究者做过分析和推测，美国学者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参照多家说法归纳了三点理由：“第一，因为日本和苏联在1942年的时候还处于和平状态，互不侵犯条约仍然有效，而利用共产国际（Comintern）所谓‘国际’这一虚构，则避免了和苏联的对立。第二，仅仅依据新的国防保安法，此事件可能被翻转，故司法省有意援用久已熟练了的治安维持法。而为了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之理由起诉佐尔格谍报团的核心人物及相关人员，检察官必须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的工作员，或者是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颠覆国家组织的成员。因此，谍报团里的日本人，特别是尾崎秀实，在对国体持何态度问题上受到了严厉追问。第三，适用于治安维持法的事件明确属于司法省管辖，如果此法律被认为不可适用，陆军省则可能提出审判权的要求”。
查尔莫斯・约翰逊的归纳自然不无道理，同时也多有需要补充之处。如上引第一条所说，当时日本之所以要顾虑到和苏联的关系，固然是因为双方于1941年4月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内，不过还应注意到，日本1940年9月已经和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作为法西斯阵线“轴心国”同盟的成员，当然更要考虑和德国的关系，具体到佐尔格事件，日本司法省的发表对佐尔格在德国驻日使馆的非正式顾问身份只字不提，无疑包含着这样的考量。而结合二战以后陆续公诸于世的佐尔格案审讯记录及审判文件来看，司法省发表稿刻意把佐尔格小组命名为“国际间谍团”，与他们在审讯和审判中不顾佐尔格的一再说明，刻意将其上级机构笼统称为“莫斯科中央部”，其实是前后呼应的，其用意与其说是为了避免“和苏联的对立”，毋宁说是为了给佐尔格等人定罪设置必要的前提，因为虽然日本放弃和德国联合夹击苏联的“北进”计划只是从战略利害上权衡的结果，而非出自“友好”的意愿，但在两国间维系“和平友好关系”的条约仍然存在之时，对苏联的情报人员，是不宜以“敌国间谍”定罪的，只有强调其“共产国际”身份，并把“共产国际”解释为危及日本“国体”的组织，才可能援用“治安维持法”延长对佐尔格、尾崎秀实等人的拘留审讯时间，并以“颠覆国体”罪定以重刑乃至极刑，尽管把“共产国际”解释为“治安维持法”所规定的“结社”本身即很牵强，并且，自1935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共产国际已经不以在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为号召，而佐尔格小组的活动重点也主要放在如何阻止日本发动对苏战争上。
在此意义上说，上引查尔莫斯・约翰逊所述之第三条理由，即所谓司法省对日本陆军省要求佐尔格案之审判权的顾虑，似乎也有些夸大了“帝国日本”内部权力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恰恰是在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于1941年10月16日总辞职之后、原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1884—1948）于同月18日出任首相组阁的当天，实施了对佐尔格的逮捕。并且，如同渡部富哉曾经指出的那样，不仅在司法省的公开发表稿上，甚至在特高警察和检察官们的审讯记录里，也丝毫没有出现与尾崎秀实颇有交往的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将校的名字，尽管东条英机所主导的军部后来曾有意把这些将校左迁至太平洋战争的最前线。这些都表明，针对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纵使当时的日本司法省和内务省以及军部之间确有“审讯”或“审判权”之争，也不会是根本性的分歧。仅从前面所举公开发表稿和内部审理记录里的刻意强调和有意遮掩，应该不难看出，一向被认为是“维持司法独立”、“秉持法治观念”的司法省，其实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帝国日本”的战争体制，而非认定事实和坚持“法治观念”。或许是出自这样的原因，“司法省发表”涉及到尾崎秀实时，会用很情绪化的文字进行表述：
近来由于日本精神的昂扬与屡次举行的搜捕，使共产主义运动几近销声匿迹，但尾崎等左翼分子仍不舍弃其信念，做出如此之卖国行为，此种情形，实令人憎恶。
在“司法省发表”见诸报端的同日，还公布了一篇“司法内务两当局谈话”。该“谈话”开头在夸耀“搜查当局”如何“不眠不休”地破获“国际谍报团”时，特别强调了在“大东亚战争开始之前”获此成绩的重要性。而在结语部分总结此次事件的经验时，则不仅提出要“强化对这些不逞之徒的彻底取缔”，还对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身居处理机密事项之要冲者发出了警告，要求其“自肃自戒”，“勿轻易议论有关国际机密之事项”。言辞之间，充满肃杀之气，其借助佐尔格-尾崎案的公布来强化思想和舆论管制的用意也表露无遗。
如果再考虑到内务省、司法省向媒体和社会隐匿逮捕佐尔格的事件之时，正值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方向决定之际，而公布此案，又恰好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大东亚战争”初战告捷的阶段，就更可以看出，“司法省发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事件，其发表的时机、方式以及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的内容选择，都是从如何保证“帝国日本”推进“大东亚战争”这一大前提出发做了精心考量的。
据小尾俊人说，在此次“司法省发表”之后，“直至战败，日本国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佐尔格事件的消息。佐尔格被处死于1944年11月7日，是俄国革命纪念日，那也没有予以公开发表”。不知小尾此说的根据何在，但确有的学者沿袭其说法。不过，笔者在《台湾日日新闻》上查检到的一则报道，则可证明在“司法省发表”之后，佐尔格、尾崎秀实被处死之前，有关此事件的报道还是存在的。这则报道发表的时间为1943年（昭和十八年）10月2日，具体内容如下：
国际谍报团事件公判
尾崎秀实被死刑判决
【东京支社特稿】关于此前因国际谍报团事件被逮捕的理查德・佐尔格、尾崎秀实等，自昭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来，东京地方刑事法院禁止公开，而由高田审判长进行调查审讯，但因被告人宫城与德于八月二日死亡，同月六日驳回该人的申诉，其他被告则于九月十日之前审理终结，分别解除了不得公开的禁令，于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开庭公审，做出如下判决。
在此段文字之下，记录了尾崎秀实、佐尔格被判处死刑、马克斯・克劳森、布兰克・德・武凯利奇被判无期徒刑以及安娜・克劳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根据这则报道，可知“司法省发表”之后又有东京地方刑事法院明令禁止公开报道，而到1943年9月法院审理终结后又曾解禁，所以《台湾日日新闻》能够公开发表这则报道。但东京地方刑事法院是否向媒体公布了判决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从上引报道所能见到的只是判决的结果，而罪名则仍和“司法省发表”相一致，是“国际间谍”。
三、冷战体制的形成与第二次解密：“苏联间谍”缘何成为佐尔格小组的罪名？
1、美国占领军情报部（G2）与佐尔格-尾崎档案的接收
佐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在日本再次成为公众和媒体关心的话题，是二战结束之后。如所周知，1945年8月14日日本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昭和天皇（1901—1989）以所谓“玉音放送”方式向日本国民发布《终战诏书》，8月28日同盟国军队登陆横滨，30日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乘飞机抵达东京，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日本签署降书，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同盟国军（其实就是美军）的占领之下，自此至1951年4月16日麦克阿瑟被召回国，美国占领军对日本施行“直接统治”，1951年4月李奇微（1895—1993）代替麦克阿瑟出任占领军最高司令官后转为“间接统治”，这一转变当然和朝鲜战争（1950年6月—1953年7月）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总体战略之变化有关，但实际上，在朝鲜战争之前，围绕战后世界秩序如何安排的问题，曾经的反法西斯同盟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所出现的分歧和对立，已经浓重地影响到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政策上，在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司令部（GHQ）内部虽然存在着两种力量：即致力推进战后日本民主化的民政局（GS）和主张与共产主义对决的情报部（G2，亦称参谋第二部）之间的矛盾纠结，但随着冷战格局的渐次形成，后一种势力不断获得主导位置，佐尔格-尾崎事件，正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和多重脉络中被重新提起和言说的。首先是尾崎秀实的战友和亲人们，在日本战败政治犯获释之后，终于可以公开悼念这位为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而失去了生命的牺牲者，如因“中共谍报团”案被判了死刑但未执行而幸存下来的中西功（1910—1973）、曾经不顾自身安危奔走营救尾崎的松本慎一（1901—1947）等，都先后发表了追念和评价尾崎的文章，而尾崎在狱中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书信也在杂志陆续发表，并于1946年9月以《爱情如流星闪烁》为题由世界评论社出版，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反响，成为畅销书。但有关佐尔格-尾崎案件的真相以及他们被处死的原因，却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说明。故此，作家中野重治（1902—1979）在1948年就尾崎狱中书信集所写的评论文章会这样说：“尾崎被判死刑的缘由尚未发布，据说是档案资料烧掉了。那么，我们必须进行调查，将之公诸于众”。
不不过，中野所听闻到的“档案烧掉”之事，其实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战争时期日本内务省、司法省有关佐尔格-尾崎案的文件，虽然确有一部分在美军轰炸的战火里烧毁，但也有相当多留存了下来，并且，从1946年开始美国占领军即着手没收、整理和分析这批档案文件。据占领军司令部情报部首脑威洛比（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1892—1972）后来出版的《赤色谍报团的全貌》一书，在占领军着手释放政治犯时，他所领导的情报部即开始注意并监视包括佐尔格小组幸存者在内的共产主义者们的活动，同时也注意到了有关佐尔格案的档案，威洛比写道：
有关佐尔格事件的日本审判记录及与此相关的必要档案，都是充分可信的。民间情报局（GIS）的T.P.戴维斯中校以日本司法省的小册子《佐尔格资料》Ⅰ及Ⅱ为依据制作了报告书，于1946年将其中的一部分送往华盛顿。这份《戴维斯报告书》，后来又经过民间情报局的H.T.诺布尔博士的详细整理，誊写印刷，于1947年12月15日空运至华盛顿。这份《诺布尔报告书》的呈送目的，是有鉴于加拿大间谍事件，作为美国陆军学校的教材分发的。东京的G2（情报部）并没有公布这些资料的意愿，公布之事，完全交给陆军部决定。
从这段叙述可知，美国占领军情报部之所以重视战时日本司法机构遗留下的佐尔格-尾崎档案，首先是认定其“充分可信”，有利用价值。《戴维斯报告书》、《诺布尔报告书》都报告了怎样的内容？笔者尚未获见，但近年发现的由同一机构（即GIS）于1947年8月5日编写的《佐尔格事件报告书》，虽因没有编写者署名而不能断定其与戴维斯或诺布尔的关系，却无疑也反映了此一时期占领军情报部的基本态度。该报告书《序文》这样说：
在佐尔格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理查德・佐尔格、尾崎秀实、宫城与德已经不在这世间了，事件本身亦属于已经过去的事件。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审判终结以来，被日本内务省、司法省放置一旁、埋没在秘密记录文件里，其重要性已经消退。而由此可了解到高级谍报活动的古典事例，在此也鲜明显露出了共产主义思想某种不同寻常的一面。由此还可获知在日本政府要人的房间里所展开的纠纷、战前数年间与外交相关的情报。正因为具有如此之重要性，故将此事件作为研究之用予以解明。
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到，美国占领军情报部当时对佐尔格事件档案的着眼点有三，其一是作为“高级谍报活动的古典事例”之案例价值，其二是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资料价值，其三是了解战前日本政府内部情况的史料价值。而排列的次序则显示了其重点在第一条，即把这批档案作为剖析“间谍”技术的内部教材加以利用，而不是公之于众。这也是当时美国陆军部的意见，据威洛比所言，曾有新闻记者多次要求占领军情报部公布有关佐尔格的资料，但请示陆军部后皆被拒绝，理由便是担心“谍报技术被公开”。而如果考虑到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围绕世界秩序主导权所产生的对立，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1884—1972）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对外政策咨文时明言“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阵营”，公开表示要以“果断行为”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那么，驻日美军情报部对佐尔格案的关心，应该不仅仅是为了从一般意义上解析“间谍”案例，而是如来栖宗孝（1920— ）所指出的那样：“结合佐尔格谍报团的活动及其技术手段的实际形态进行剖析，解明作为冷战对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行为方式，提出将之打到的对应战略，为美国取得冷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一个重要线索”，这才是CIS调查分析佐尔格事件的目的所在。在此意义上，前面所述美国占领军情报部所着眼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其实是内在联系着的，他们在从佐尔格档案探究“间谍”技术的同时，也企望从中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不同寻常”状态，从而寻找对应的手段。不过，直到1947年底，无论是美国占领军还是美国陆军部，似乎还没有设想利用佐尔格-尾崎档案在社会舆论层面进行“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宣传。
2、作为“陆军部公告”版的“威洛比报告”：日文文本的表述
据据威洛比《赤色谍报团的全貌》所述，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1948年6月25日，美国国防部根据美国驻苏联大使的特别要求希望公布此事件的电报来到了我们这里。因为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馆员被指责从事了谍报活动，佐尔格事件是作为反驳这一指责的材料被要求发表的”。也就是说，美国国防部准备把佐尔格事件作为攻击苏联指派“间谍”的事例公之于世，而威洛比也积极呼应，做了如下安排：
东东京的G2（情报部）立即整理出数条结论，并因预想到随着报告的发表，必有多人提出抗议，所以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这些人物的身份，同时，东京的G2（情报部）也意识到伴随报告发表所必然发生的危险，而于（1948年）7月12日向华盛顿提出警告：准备不周密的发表有可能招致相关关系人意想不到的反击，希望发表要慎重。还补充说明，本司令部对与佐尔格间谍团事件发表的责任，完全无关。但是，为防万一，东京G2（情报部）准备了16页主要证人和被告的证言的复制照片和译文，空运到华盛顿。
威威洛比的情报部“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这些人物的身份”，指的是哪些人物？不得其详，但肯定是当时生活在美国且有“提出抗议”权利的公民，其中就包括史沫特莱，据珍妮斯・麦金农和斯蒂芬・麦金农所做的考察，“（1949年）2月1日军方和中央情报局都来索取联邦调查局关于史沫特莱的全部资料复印件。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件有关苏联间谍网的33000字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一名主要人物”。这里提到的“联邦调查局关于史沫特莱的全部资料”，应该是前一年应威洛比情报部要求所做的调查。不过，美国国防部亦即五角大楼的决策者迟迟未做决断，威洛比后来在《赤色谍报团全貌》里说，直到1948年底，由于美国一些媒体竞相争取佐尔格事件的“特稿”发表权，才促使美国陆军部长官下了向社会公布的决心。而据史沫特莱传记作者的考证，1949年2月10日，美国陆军部“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该报告”，美国各大报纸随即大篇幅报道，基调是指控佐尔格小组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间谍，包括生存者史沫特莱。
美国陆军部这份报告的底本来自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的参谋第二部（G2），亦即威洛比领导的情报部，故常常被称为“威洛比报告书”，但就其发表形态说，应该称为“美国陆军部公告”，或者“美国陆军部公告”版的“威洛比报告”，才更为准确。有关这份公告英文版在美国的影响及其与麦卡锡主义之关系，还有史沫特莱针对该公告的指控所进行的反驳，已有很多先行研究做过考察，但该公告的日文版却少有人提及，在此略作讨论。
据渡部富哉的研究，“刊载这份美国陆军部公告，是GHQ（即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司令部）给日本各新闻媒体交代的任务”。“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2月11日，国内各报纸同时刊载了一般所说的《威洛比报告》”。笔者所依据的日文文本刊载于《朝日新闻》1949年2月11日第2版，总标题为“佐尔格事件的真相”，署“美陆军部发表”，总标题下有一段“导语”，概括说明了此“发表”的主旨和依据：“美陆军部于10日就太平洋战前从日本内部及德国大使馆探知军事情报的苏联间谍事件，发表了以‘远东的苏联间谍事件’为题长达三万二千字的公告。此为麦克阿瑟从东京送来的报告”。“导语”后面又设了一个副标题：“侦探日德的机密 宛若推理小说的苏联间谍”，下面才进入正文；而在正文的左上角还设有一个加边框的专栏，以“共同”通讯社“华盛顿10日发”的形式，刊载了题为“警惕共产党的同情者”的专文，阐述“‘真相’发表的目的”说：
美陆军部于10日详细发表了与佐尔格事件相关的、苏联的间谍于战前在中国以及日本的活动，此份报告的目的是警告美国人要注意美国国内的间谍活动，奉告说：共产党的同情者很容易成为高级间谍，要警惕具有同情共产主义倾向的美国人。
这份“美陆军部公告”的日文版和英文版是何关系？日文版是由英文版转译而来，还是威洛比的情报部早就准备好了的文稿，都有待查考。但无论英文版还是日文版的发表，都是驻日本的美军司令部及其情报部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合作导演的产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如前所述，麦克阿瑟司令部情报部送往华盛顿的报告，主要是根据“帝国日本”时期留存下来的有关佐尔格-尾崎事件的档案整理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此次“美陆军部公告”与1942年日本的“司法省发表”是有连续性的，但将两者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到，“美陆军部”的这份“公告”不仅披露了当年日本“司法省发表”未曾披露的一些内容，在叙述和修辞表述上，也有很多变化。要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陆军部公告特别强调佐尔格-尾崎小组情报活动的时间范围是在“战前”，亦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用意显然是在消解佐尔格-尾崎小组自1930年代即开始的反对“帝国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活动之意义，以太平洋战争发生为限，把他们的活动排除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之外。
第二，“公告”完全弃绝“反法西斯斗争”的概念，首先以看似中性的“间谍”概念界定佐尔格-尾崎小组，随即又冠之以“苏联间谍”、“赤色间谍”的罪名，不仅悄然完成了和“帝国日本”时期司法审判的对接，也顺理成章地把佐尔格事件挪移到了冷战的论述脉络上。
第三，“公告”的矛头所指，也包括曾遭受日本法西斯势力严酷迫害到战后才逐渐恢复的日本共产党，其中刻意举出伊藤律（1913—1989）的名字，并以小标题特别提示“（佐尔格事件）发端于对伊藤律的审讯”，等于在向世人宣传：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及政治局成员的伊藤律，是当年出卖佐尔格小组的犹大。近年，经过渡部富哉等人长期细密的调查考证，已经证明当时从事地下活动的伊藤律和佐尔格小组并无交集，所谓“佐尔格事件发端于对伊藤律的审讯”，是特高警察为了把“国际间谍案”和“日共重建案”捏合到一起而编造出来的“故事”，在当年即因担心被当事人揭穿而没有在“司法省发表”中公布，到了麦克阿瑟的驻日美军司令部这里却被突然放大，用意很明显，是企图以此打击、分裂重新组建起来且已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日本共产党。
第四，诋毁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也是美陆军部公告的重要内容。这突出表现在“陆军部公告”对史沫特莱的叙述上。本来在“帝国日本”的“司法省发表”里并没有提及的史沫特莱的名字，但在美国“陆军部公告”，史沫特莱却被放到特别显眼的位置，不仅她的头像和佐尔格、尾崎等所谓“间谍首犯”并置在一起，公告文本还在第一段文字里明确说：虽然佐尔格、尾崎秀实已经被处以绞刑，但“此类间谍可能还奔忙于世界各地，而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是曾在上海进行活动的苏联政府间谍”。第三段文字则专谈史沫特莱，特别提到她和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的英国籍记者斯坦因（1900—1960）以及他们“曾写过有关中国的书”，并说根据《人名词典》“他们都住在纽约”。
如众所周知，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经胜利在望，而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政坛和军界则要对为何“失去了中国”做出说明，在此时刻重新“公告”佐尔格事件，则既可为中国“陷落”于共产主义的阴谋论增加一个实例，又可为实际打击左翼思潮和左翼分子提供武器。但无论美国陆军部还是威洛比的情报部，似乎都对这种以移花接木手法编织罪名的行为有些底气不足，从日文文本上可以看到，“公告”既以“美陆军部”名义发表，又在开头的导语部分说明是“麦克阿瑟从东京送来的报告”，这样的双簧设计，应该是出自相互推卸责任的预防手段。而据《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被指为苏联的间谍史沫特莱当时曾奋起反驳，加之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挺身为其辩护，迫使美国陆军部发言人不得不在1949年2月18日公开承认“公告”失误。这在《朝日新闻》上也有反应，该报同年2月20日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
【华盛顿18日发=共同】美陆军部情报部次官乔治・艾斯特上校18日就佐尔格事件报告书发表声明说：“当此报告书的发表之际，陆军（部）有必要指出，其内容是基于日本警察没有实际证据的情报写出的，是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的”。
然然而，如同在美国的媒体上艾斯特上校承认失误的声明只占了很小位置一样，在《朝日新闻》这则消息也被放在该日第一版右下角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寥寥数行，和九天前发表的美陆军部公告《佐尔格事件的真相》，无论篇幅和气势都无法比拟。不必说，这样的发表方式也受命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这与其说是向公众报道一个消息，毋宁说是为了掩饰这个不得不公之于众的事实。
3、《上海的阴谋》（SHANGHAICONSPIRACY）：“威洛比报告书”的流行
据后来陆续披露的史料，麦克阿瑟和威洛比并没有就此认输，而是更为猛烈地蓄势反攻。首先，他们借助占领军的特权，继续搜寻佐尔格-尾崎小组情报活动的证据，不仅命令日本政府汇集所有相关资料，还传唤当年参与审讯佐尔格-尾崎小组的检察官、法官进行调查，并用各种手段鼓励他们积极配合。比如，曾经指挥侦查、搜捕和亲自审讯佐尔格的主任检察官吉河光贞（1907—1988），这位“名副其实的把佐尔格和尾崎送到断头台”的人物，在战后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在1948年出任了新设置的法务厅特别审查局首任局长，就曾把自己藏在地下的有关佐尔格审讯资料挖掘出来献给威洛比。当年担任尾崎秀实预审法官的中村光三也是被占领军传唤者之一，他的儿子、诗人中村稔（1927- ）描述说：
昭昭和二十四（1949）年，亡父受到占领军G2的威洛比少将的讯问。……开始被占领军传唤时，亡父很担心是否会被追究当年参与思想镇压的责任，等到他带着获赠礼品—相当于美军士兵一个星期的配给食品和杂物回到家里的时候，才彻底放下了心。那满满塞着巧克力、香烟、肥皂的包装袋，对于战后所有物品都极为匮缺的我们来说，不啻为一个百宝箱。我记得父亲断断续续被传唤、讯问了好多次。
对对于在“帝国日本”时期参与了思想镇压、连其本人都觉得负有罪责的人物，麦克阿瑟、威洛比主导的美国占领军当局非但不去追责，而是礼遇有加，由此不难看出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怎样表现在他们的是非判断上。而据当年担任现场指挥搜捕的特高警察股长宫下弘回忆，1949年4月时分，已经转到民营公司工作的他也被占领军叫去，要他“提供可以证明佐尔格和尾崎、史沫特莱关系的人”，并告诉他：“既不能是共产党员，也不能是（从前的）警察官”。也就是说，威洛比需要的是所谓立场中立面目公允的证人。宫下弘还说，两个月以后，在同样的场所，“威洛比为了感谢这些协力者，邀集了二十多名相关人士，从现任的警察厅长官到原特高课长乃至审讯川合贞吉的警部补，那一天，那么多人济济一堂”。
威洛比为了使以各种非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合法化，还邀集法律专家对所获资料进行分析认证。其后，随着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追捕赤色分子的所谓“猎赤”风潮盛行，麦克阿瑟和威洛比则让这批材料充分发挥了作用，他们不仅将之提交给美国国会所设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政治活动委员会”（即麦卡锡委员会），1951年8月威洛比还带着吉河光贞出席美国国会下院的听证会，就佐尔格事件提供证言，继续为史沫特莱等人罗织罪名。
1952年，威洛比在提交给陆军部的报告书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补充并公开出版，麦克阿瑟专门为其写了序言。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题目：SHANGHAICONSPIRACY（《上海的阴谋》），威洛比此次把讲述佐尔格-尾崎事件的重点放在“上海时期”，其实是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的，这在麦克阿瑟的《序文》里说得很清楚：“佐尔格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并终结于东京的局部事件，而是关联着以红色中国为中心的远东整体谋略的事件，必须从其世界规模的阴谋之背景上进行考察。并且，佐尔格谍报团最为活跃的地点上海，曾经是图谋称霸世界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之温床。这是今日中国走向完全赤化的原因”。很明显，威洛比刻意突显佐尔格小组上海时期的活动，不仅是为了打击与其积怨甚深的对手史沫特莱，更是为了诋毁史沫特莱以近乎一生的奋斗支持的中国革命，这才是这位“阴谋故事”讲述者内心里的阴谋。
威威洛比的这本书一直没有中文版，但在1953年4月出版了日文版，日译者福田太郎在“译序”开头即说明：“本书的原题‘SHANGHAICONSPIRACY’，应该是译为‘上海阴谋’或‘上海谋略’更为妥当，但其所述内容并不限于上海，毋宁说其正式舞台是在日本国内，且是和我们日本人直接相关的大事件，故参照其内容有意识地把题名改为《赤色间谍团的全貌—佐尔格事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日译者实际指出了威洛比原书的文不对题，而在日语世界里广为流传的“威洛比报告”，即是这个福田太郎译本。
四、小结
当当年和尾崎秀实共同战斗过的中西功曾指出：威洛比报告“比日本特高警察的调查更充满恶意”。但他也注意到：尽管这份报告“读起来如此愚蠢，却成为坊间所流传的佐尔格-尾崎论述的根底，具有很大的渗透力”。这当然是威洛比等凭借占领军的权力有意诱导的结果，而垄断档案并根据冷战和反共的需要予以公布和解释，则是其操纵舆论的重要手段。中西功认为，威洛比报告颇具效力的遮眼法之一，是把“帝国日本”时期有关佐尔格-尾崎秀实的审讯记录和“供词”当作真实可信的史料证据流布，而让人忽略其经由当时的审讯者整理转写的特质。根据自己的狱中经验和对尾崎秀实思想的了解，中西功对“尾崎供述”里混杂的一些“特高用语”做了辨析，并对一些研究者不加辨析地依据这些材料写出的“尾崎论”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呼吁说：“我认为，为了避免上述的错误评价，不要再受警察报告的愚弄，而应该去具体地研究尾崎生活、行动的时代情势，研究尾崎在此情势下所发表的大量论文，和已经公布出来的他所做的大量情报活动”。
中西功的呼吁所具有的提示意义应该不限于提出的当时。佐尔格、尾崎小组的活动，是1930—194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势力在广泛的区域内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也在冷战时期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随着前苏联等地区相关档案的解密，又使他们再次成为被关注的话题。而如果讨论这一话题，不仅需要对既有的档案文本继续进行批判性处理，如何把新解密或新发现的档案文本放到相应的语境和脉络里进行考察、辨析和解读，更是需要研究者严肃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