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十）张哲俊：高句丽瑠璃王《黄鸟歌》：汉诗还是汉译诗？
东亚君按
由于杂事缠身，分身乏术，东亚评论公众号又有几天没更新了，向各位同道致歉。张哲俊教授的大作上原本周已经编辑了一半，却因这些琐事拖延至今夜才整理完。
东亚君在北师大中文系读博期间喜欢穿梭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每天早饭后就像上班一样背上书包穿梭于国家图书馆、北外日研中心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大档案馆等处。这其间有两次奇妙的经历，对我刺激较大。一次是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有关周作人的档案时，中文系夏晓红教授恰巧坐在我的对面。不，毋宁说，是我认出了夏先生后故意坐到了她的对面。我在那里坐了一个上午，夏先生也在全神贯注地查阅着她的文献，直到我离开那里，她几乎纹丝未动。现在想来，三大巨册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或许便是如此一篇一篇、孜孜矻矻地搜求、整理出来的吧。另一次，东亚君在北外日研中心查阅文献时偶遇了张哲俊教授。张先生向以文献功力深厚著称学界，他视力不太好，但也像我们这些“烟酒僧”一样在日研的图书馆里拼命奔走着、查阅着、核对着、记录着，以至于东亚君这样一个无名的后辈只能默默地在心里肃然起敬，却不忍贸然上前打扰。编辑此文时，忆及那天的情形不禁感慨系之。
生活节奏快乐，不少人（如东亚君自己）似乎越来越喜欢以“忙”为自己的慵懒、无为卸责。拜读过张哲俊教授的这篇考证严密、文献翔实的力作，东亚君已经在垂首自省了。
张哲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亚比较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有《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中国题材的日本谣曲》、《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吉川幸次郎研究》、《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韩国坛君神话研究》等十部著作。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川端康成、吉本芭娜娜等人的作品。
1、高句丽与瑠璃王的汉语能力
双语写作是东亚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早期的诗人多是君王和王族，他们往往具有良好的修养，能够以母语与汉语写作。瑠璃王是否也具有双语的写作能力，《黄鸟歌》最初是汉诗还是母语诗，是否后来译为汉诗传承的？诸如此类问题也是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黄鸟歌》是汉译诗，甚至有人提出是金富轼译为汉诗载入了《三国史记》。然而此类问题对于瑠璃王而言似乎是一个伪命题，高句丽时期没有创制过母语文字，因而不存在双语写作的可能性。瑠璃王只能以汉文写作，《黄鸟歌》只能是汉诗，不可能是母语诗。《黄鸟歌》是四言诗，借用了《诗经》的主流形式，此外《黄鸟歌》的字词也存在受到《诗经》影响的痕迹，这似乎可以作为《黄鸟歌》原本是汉诗的依据。然而汉译是保存母语文学的常用方法，汉译之后就可以用汉字记载，从而解决没有母语文字的问题。可是如果认为《黄鸟歌》是汉译诗，似乎找不到任何证据。在形式上汉译诗与汉诗并无差异；在母语文本失传的情况下，《黄鸟歌》的字词是否还残留着母语文本的痕迹也不是容易判断的。显然这个问题难度实在不小，虽然已有过一些探索，但难以认为提供了较为有效的依据。
首先，有必要考察公元前1世纪前后高句丽的语言使用状况与汉文写作能力。
目前可供考察的文献极其有限，实际上现在无法证明在高句丽建国的初期，高句丽人就已经具有了汉文写作的能力。现今出土的碑文皆非公元前1世纪的，多是5、6世纪之后的。《好太王碑》是较早的碑文，碑文的汉文较为流畅明白，可以证明高句丽人的汉文写作能力。然而《好太王碑》立于414年，距离《黄鸟歌》产生的年代相隔太远，因而不足以证明公元前1世纪高句丽人的汉文写作能力。出土的木简多是6世纪之后的遗物，也不具备证明公元前1世纪高句丽人的汉文能力。公元前1、2世纪的古坟出土了不少遗物，但没有出土汉文写作能力的遗物，说明这个时期高句丽人的汉文写作能力是值得怀疑的。
《箜篌引》是大体相近时期的诗歌，然而《箜篌引》的作者狂夫妻身份不明，也无从考察《箜篌引》是汉诗或者是汉译诗。狂夫妻只是作者的一个符号，有关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因而狂夫妻与无名氏没有太大的区别。《碓乐》也是一首标注了作者的诗歌，百结先生因为家贫闻名，衣百结若悬鹑，时人因号为百结先生：“慕荣啓期之为人，常以琴自随。凡喜怒悲懽不平之事，必于琴宣之。岁将暮，隣里舂粟。其妻闻杵声曰：‘人皆有粟可舂，我独无，何以卒岁？’先生仰天叹曰：‘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来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伤乎？’乃鼔琴作杵声以慰之，世传为碓乐。”然而百结并非其真实姓名，真实姓名已经失传，其实也是一位无名氏。诗歌的文本与相关记载都表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因素，如果认为《碓乐》是汉诗，那么应当是可以相信的。然而《碓乐》是五世纪的诗歌，年代同样过于迟晚，也无法作为研究公元前1世纪汉文写作能力的文献依据。
高句丽初期汉文的使用状况记载于中国的古代文献，这对了解《黄鸟歌》的文本状态有一定的帮助。扬雄大体上是与朱蒙、瑠璃王同一时代的人，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扬雄的《方言》记录了从先秦开始一直到他生存年代的方言使用状况，是在周朝以来的方言资料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共有六百六十九条。其中与朝鲜有关的词条25个，大多是与燕组合在一起记述的。
北燕、朝鲜洌水之间。
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
此类的表述有23个，有2个只提到朝鲜，没有提及燕，记载为“朝鲜洌水之间”。其他的所有表述都是将燕与朝鲜并列表述的，表明这是同一个方言区。“北燕、朝鲜洌水之间”的表述包括了高句丽，其地域从燕国一直延伸到了朝鲜半岛，这个方言区域的范围极为辽阔。扬雄记载的是从先秦到汉代的方言分布，朝鲜是这一带较早的地名与国家名称，在扬雄的时代高句丽刚刚建立或尚未建立，扬雄使用朝鲜的名称是正常的。扬雄将燕的北部与辽东、朝鲜半岛北部归为同一方言区，说明汉语是这一地域使用较为普遍的语言。然而这一地域使用汉语的人应当主要是汉人，汉人应当是移居这一带的燕人。这一方言的使用状况与《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大量燕人曾经移居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燕人卫满还曾建立卫满朝鲜，卫满朝鲜的汉人也主要是燕人。在卫满朝鲜灭亡之后，汉武帝设置了乐浪四郡，乐浪郡时期亦有不少汉人移居于这一带。扬雄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的北部与燕的北部划为同一方言区，应当是当时的实际状况。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古坟出土了大量的铁器，这一带的制铁技术来自于燕国，燕国拥有当时先进的制铁技术。这一方言区域使用汉语的人是汉人，这一点可以找到历史文献记载的证据，《三国志·魏志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卷三十记载了汉语的使用情况。辰韩右渠帅廉斯鑡为汉人，他遇到了户来，根据户来讲的语言知道户来是汉人，就决定率1000名汉人投奔乐浪郡。
当地的其他民族是否具有汉语能力并不明确，不过有一部分其他民族的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汉语能力。《旧唐书》曾经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624）道士在高句丽讲老子的情况：
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
这里记载的高丽即高句丽，这个时期王建的高丽尚未建立，不可能是指高丽，只能是指高句丽。高句丽王与辽东郡王、道士、俗人数千人去听道士讲老子，道士来自于中原，讲的必然是汉语，听者达数千人。数千听者中汉人可能居多，不过也应当有高句丽人。高句丽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汉语能力，但恐怕多是社会上层贵族。《旧唐书》记载高句丽王也去听讲老子，高句丽王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汉语能力。然而《旧唐书》记载的是7世纪高句丽末期的情况，《旧唐书》的记载虽然是可靠的，但与高句丽建国初期相距600余年，无法证明高句丽初期的汉文能力。
《方言》将这一区域划为燕方言区，在高句丽存在的700年期间，书面语言是汉文，口头语言较为繁杂。有的学者认为使用的是高句丽语，也有的学者认为使用通古斯语，或者高句丽时期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高句丽人使用的是高句丽语，高句丽语已经完全失传，但在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其他名称中保存下来零星的词汇，这些词汇足以证明高句丽人的语言与燕人的语言完全不同。《三国史记》记载了一些地名和人名：
夏六月，松让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
复旧土是汉语，多勿部是当地语，汉语与当地语显然是不同的。《三国史记》记载当地语就是高句丽语，这一点还可以存疑，但是除了汉语之外还有其他的语言是无可置疑的。已经失传的语言往往会在地名中保存一些词汇，地名是曾经遍使用过的语言，从地名还是可以窥视到当地曾经普遍使用过怎样的语言。当地的其他民族应当普遍使用其他的语言，他们是否具有汉语能力无法确定。然而根据扬雄《方言》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高句丽应当也杂居着燕人，燕人与其他民族杂居，因而其他民族中存在具有汉语能力的人也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没有相关的文献可以证明。高句丽并用几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够使用当地的两、三种语言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而《黄鸟歌》最初是以何种语言写成的，实在难以判断，既存在汉诗的可能性，也存在是汉译诗的可能性。
其二，瑠璃王与王妃的语言状况。
前文考察的是高句丽使用语言的一般状况，根据这种状况不足以解决《黄鸟歌》是汉诗或汉译诗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调查瑠璃王的生平。瑠璃王是特例，完全不同于早期的其他诗人。他不仅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有着相对良好的修养与语言条件，他与汉人之女雉姬有过一段婚姻。汉人与当地其他民族通婚并不一定是罕见的，在高句丽王族的系谱中，瑠璃王不是唯一与当地汉人之女联姻的君王。瑠璃王之孙、大武神王之子好童就娶了乐浪郡的汉人之女为妻。在高句丽消灭乐浪郡之后出现了崔氏乐浪，好童娶的是崔氏乐浪之女。
(太武神王十五年)夏四月，王子好童游于沃沮，乐浪王崔理出行，因见之，问曰：“观君颜色，非常人，岂非北国神王之子乎。”遂同归，以女妻之。后好童还国，潜遣人告崔氏曰：“若能入而国武库，割破鼓角，则我以礼迎，不然则否。”先是，乐浪有鼓角，若有敌兵则自鸣，故令破之。于是，崔女将利刃潜入库中，割鼓面角口，以报好童。好童劝王袭乐浪。崔理以鼓角不鸣，不备，我兵掩至城下。然后知鼓角皆破，遂杀女子，出降。或云：欲灭乐浪，遂请婚，娶其女为子妻，后使归本国坏兵物。（《三》，186）
崔氏乐浪存在的时间很短，后被高句丽吞灭。瑠璃王与雉姬、好童与崔氏之女的婚姻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当地的汉人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普通庶民之间也应当存在通婚的情况，只是文献多记载王族的历史，普通庶民是难以进入史册的。
瑠璃王在第一个王妃松氏死后，续娶了两个王妃，一个是禾姬，一个汉人之女雉姬。那么雉姬是什么样的汉人呢？李氏朝鲜文人李德懋以为雉为姓氏：“雉氏：《东国通鉴》：高句丽瑠璃王有二姬，曰禾姬，雉姬。”雉显然不是姓氏，应当是名字，这是李德懋的失误。雉姬可能是中原汉朝之女，是高句丽与汉朝联姻的结果；也可能是秦汉时期移居中国东北或朝鲜半岛的燕人之后，也就是当地的汉人。第一种可能性最小，文献并无汉朝与高句丽联姻的记载。雉姬与禾姬争吵之后，赌气出走王宫，只能是回娘家，雉姬的娘家离高句丽王宫应当不是很远。如果雉姬的娘家在中原，雉姬的赌气出走就不可理解了，因而雉姬是当地汉人豪门之女。瑠璃王的另外两位王妃都是当地人，第一个妻子松妃是当地松让国王之女。朱蒙从北方的夫余南下，侵占了松让国，瑠璃王娶松让国王之女为妃，是治国的政治措施之一。松氏死后续娶的禾姬是“鹘川人之女”，《三国史记》记载瑠璃王在鹘川建造了离宫，说明禾姬也是当地人，依此来看瑠璃王的三个王妃都是当地人。雉姬既然是当地汉人之女，祖籍应当是燕国，是燕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后代，因而雉姬使用的汉语应当是燕国方言。
瑠璃王与雉姬之间以什么语言交流不明，现在难以考知。雉姬作为当地汉人，很可能不只是懂汉语，可能也懂高句丽语，二人之间混用两种语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瑠璃王是否具有汉语能力，没有文献可以证明。瑠璃王与雉姬的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不明，但未必维持了很长的时间。《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一·瑠璃明王三年十月》记载的事件未必都是发生于这一年的十月，雉姬出走是在什么时间不明。瑠璃王三年之后的一条是瑠璃王十一年夏四月，这一条以及后面的诸条都没有与雉姬相关的信息。由此来看瑠璃王与雉姬的婚姻生活维持的时间不一定很长，瑠璃王有可能学会了汉语，但是否具有良好的汉文写作能力，实在无法做出判断。
瑠璃王三年十月条的记载表明，在瑠璃王的婚姻生活中确实已经融入了汉文化的因素。禾姬怒斥雉姬的理由就证明了这一点，禾姬骂雉姬“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禾姬以无礼来指责禾姬，因为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文化是汉人与异族区别的标志之一。雉姬既然是汉家之女，就应当有儒家的礼义，然而在禾姬看来雉姬完全没有礼义。禾姬如此指责，表明高句丽人对汉人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汉人文化也一定程度地融入到了瑠璃王的婚姻生活。
那么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呢？禾姬的指责应当是可信的，因为高句丽建国初期已经接受了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甚至成为了高句丽建立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以及异国关系的基本原则。高句丽建国初期有关儒家文化的记载还是比较多见的，瑠璃王本纪记载：“秋八月，扶余王带素使来让王曰：‘……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能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祚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稷，难矣。’于是，王自谓：‘立国日浅，民孱兵弱，势合忍耻屈服，以图后效。’乃与群臣谋，报曰：‘寡人僻在海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敎，敢不惟命之从。’”（《三》，180）扶余与高句丽的国家关系是以礼来表述的，扶余准备侵略高句丽是以儒家礼的观念来作为借口来表述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正符合儒家的礼的观念，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的思想观念确实已经影响了扶余和高句丽。
在瑠璃王的家族生活中，儒家思想也发生了作用。《三国史记》记载：“太子曰：‘……今父王以我为不孝，赐剑自裁，父之命，其可逃乎？’乃往砺津东原, 以枪插地，走马触之而死，时年，二十一岁。以太子礼，葬于东原,立庙。”“论曰：孝子之事亲也，当不离左右以致孝，若文王之为世子。……传曰：‘可谓父不父，子不子矣。’”（《三》，179）瑠璃王的长子因为恐惧，未能执行父王之令，他是以孝的观念反省了自己的行为，最终自杀而亡。他的葬礼是按照太子应当享受的礼仪等级举行的，说明儒家礼仪已经成为了处理高句丽王宫政事的基本原则。史家对此的评论也完全是按照儒家思想进行的，以为父不父、子不子是长子自杀而亡的原因。
儒家思想已经较为普遍地进入到了扶余和高句丽人的生活，禾姬以礼来指责汉人之女的雉姬不一定是虚构出来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流入不会只是思想文化的流入，往往与思想文化一起流入的是语言。既然在高句丽建国初期儒家思想文化发生过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在高句丽的政治与家族生活之中，完全没有流入汉语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状况不能直接证明瑠璃王的《黄鸟歌》是汉诗，但汉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黄鸟之歌》与《黄鸟歌》的方言
对高句丽初期与瑠璃王汉语能力的考察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显然不能为《黄鸟歌》是汉诗或汉译诗的问题提供最终的答案。因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就会使前面的研究变得没有意义。为了避免使这一研究落空，必须回到《黄鸟歌》的文本，在前面研究提供的信息中重新研究《黄鸟歌》的文本。
其一，《黄鸟之歌》的发现与汉译诗的可能性。
从上述文献来看《黄鸟歌》是汉诗与汉译诗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然而除了《三国史记》记载的《黄鸟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文本《黄鸟之歌》，载于李种徽的《东史·东史列传》。《东史列传》记载了几位高句丽的后妃，《黄鸟之歌》就是载于雉姬相关的内容。《黄鸟之歌》的发现可能为研究《黄鸟歌》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因而《黄鸟之歌》容易使人产生极大的期望。
瑠璃松后，沸流国君松壤女也。生大武神王，早薨。又有禾姬、雉姬，俱宠幸而不相能，乃筑东西二宫于凉谷以处之。雉姬，汉人也。禾姬乘王出猎箕山，诟而逐之。王闻，躬自追之。雉姬恚，终不肯返。王尝见黄鸟绕林而飞，于是感而伤之。作《黄鸟之歌》曰：
黄鸟之姗姗集桂枝兮，其妃之优游群而不离兮。
优游优游，黄鸟之不如兮。
《三国史记》记载的《黄鸟歌》是四句，李种徽记载的《黄鸟之歌》也是四句。两首诗歌颇为类似，但差异也不小。《黄鸟歌》是四言诗，《黄鸟之歌》是骚赋体，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学形式。两首诗歌的具体内容也存在一些差异，《三国史记》的《黄鸟歌》中并无桂枝，“雌雄相依”与“群而不离”的意义也稍有不同。第二联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变化，《黄鸟歌》的意思是我是多么孤独，谁与我一同回归？但《黄鸟之歌》的意思是黄鸟自在飞翔，没有离群，而我连黄鸟都不如。《黄鸟歌》强调的是雌雄相依关系与孤独，《黄鸟之歌》并没有突出“雌雄相依”，更着重描写的是黄鸟的群体。尽管两首诗歌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相关的事件是相同的，可以明确地断定两首诗歌是同一诗歌，应当是同一诗歌的不同版本，或者是同一诗歌的不同汉译。瑠璃王为了劝说雉姬，写出两种版本汉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意味着《黄鸟歌》与《黄鸟之歌》是汉译诗，也就是说除了这两种汉译诗之外，还有一个诗歌的母语文本，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同一诗歌的两种汉诗文本。这表明《三国史记》的《黄鸟歌》应当不是汉诗，而是汉译诗，瑠璃王最初只能是以母语写出这首诗歌。母语诗歌文本是相同的，但由于汉译者不同，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汉诗文本，这是很容易得出的结论。
然而李种徽记载的《黄鸟之歌》并非没有疑问，李种徽（1731—1797）是18世纪的文人，字德叔，号修山、南川子，全州人。18世纪已经远离了《黄鸟歌》产生的公元前1世纪，即使与《三国史记》也有600年的距离。这就有必要追问《黄鸟之歌》的文献来源，《东史列传》是抄录各种相关文献汇成的，上面的《黄鸟之歌》显然不是来自于《三国史记》。虽然记载了同一件事，但字句完全不同，表明有不同的文献来源。韩国古代文人提到《黄鸟歌》时，几乎都是源自于《三国史记》，只有李钟徽记载的《黄鸟之歌》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使人感觉到文献的来源十分可疑。李钟徽的文献来源有三种可能性：一是除了《三国史记》还有其他的文献记载过《黄鸟歌》，然而除了李种徽之外尚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过《黄鸟歌》的其他版本。李种徽自己没有提供《黄鸟歌歌》的文献来源，因而沿着这个方向探索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二是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一直流传着母语文本的《黄鸟歌》，李种徽是根据当时流传的母语文本译为汉诗记载的。然而这种可能性极低，因为母语文本在没有母语文字的情况下一直口头流传下来是极其罕见的。如果确实流传到了15世纪创制母语文字之后，就完全有机会记载为母语文字，但并没有发现母语文字的文本。三是根据《三国史记》的《黄鸟歌》文本译为母语文本，后来根据母语文本再一次译为汉诗。在韩国古代时调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就经常出现类似现象。时调产生初期没有创制母语文字，只能译为汉文记载。创制母语文字之后，有人将早期译为汉文记载的时调翻译为了母语文本，并且重新作曲入乐演唱。早期时调比《黄鸟歌》形成的时间晚近得多，但仍然无法保存母语文本，只能译成汉文记载。《黄鸟歌》形成的时间比早期时调早了一千四、五百年，能否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确实存在较大的疑问。
《黄鸟之歌》到底是来自于何处呢？李种徽的《平壤宫词》透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从诗中可以窥视到《黄鸟歌》传承的一些状况：
长袖紫罗通夜裁，柳花宫里祭蚕廻。
雉姬不语汉姬去，苇箔缫车尽日开。
九梯宫里早编名，红褶蓝衫逐队行。
君王命奏先朝乐，《黄鸟歌》中引凤笙。
六部歌姬翠黛重，暎池娇妬白芙蓉。
鸡林初进伽倻乐，学得新翻舞海龙。（《修》，287）
李种徽的《平壤宫词》比较别致，前三联写的是当年雉姬在平壤没有告别愤然离去，后三联写的是后世君王命宫女表演《黄鸟歌》。诗人想象雉姬彻夜剪裁衣服，又去祖母柳花的王宫祭蚕归来。自从雉姬就离开了王宫之后，宫门的苇箔与缫车就整日打开，没有关上。宫女在朱蒙的九梯宫里排列起舞，表演瑠璃王的《黄鸟歌》。前三联存在稍不可解之处，柳花宫一般是指高丽乐浪公主的柳花宫，金泽荣《院谷新业记》：“开州院谷，不知始何称。或曰：此古新罗敬顺王所娶高丽公主之柳花宫所在而宫废，仍为王享院也。”新罗敬顺王（？－979）是新罗最后一位国君，姓金名傅。927年甄萱攻陷新罗金州，景哀王被捉后自尽而亡。甄萱就将王族的后裔金傅为新国王，935年金傅让国于高丽。高丽太祖王建将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为乐浪王政丞，食邑八千户，居于柳花宫，仍治理新罗旧都庆州。柳花宫不在平壤，而是在开州。乐浪公主之事与高句丽毫无关系，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此诗中的柳花宫当非高丽乐浪公主的柳花宫，柳花当指高句丽开国君王朱蒙的母亲，柳花宫自然是指柳花居住的王宫。九梯宫是朱蒙的王宫，在平壤。成俔《浮碧楼记》：“时监司朴公楗、庶尹安君璇、判官郑君叔墩来迓舟中，仰指楼崖，执盏谓余言曰：‘高句丽三壤皆大邑，而惟此平壤为最阜。檀君之所起，东明之所居，九梯宫之基，即今之永明寺。’嵒窟深而獜马不返，石出江心，而朝天马迹如旧。青云白云东西有桥，而仙驭之游已远，其神踪诞迹，恍惚难信。”然而九梯宫不可能是朱蒙的王宫，平壤是高句丽的第三个都城，在高句丽还没有迁都平壤时，朱蒙早已死去了，显然九梯宫是朱蒙王宫的说法是传说而已。这是一首咏史诗，但前三联的内容并不见于《三国史记》，但见于其他诗人的诗歌，柳得恭的《高句丽平壤府》也写了禾姬与雉姬争宠之事，但禾、雉二妃之事并非发生于平壤，显然在《三国史记》之外还流传着一些其他版本的传说。
最重要的是此诗的后三联，“君王命奏先朝乐，《黄鸟歌》中引凤笙”一句问题最多，也最为关键：君王是指何时的君王呢？这个问题关系到《东史》记载的《黄鸟之歌》的来源。“先朝乐”自然是指《黄鸟歌》，《黄鸟歌》在朱蒙的九梯宫里曾经表演过，君王现在命令重新表演《黄鸟歌》。从诗句的用词来看，君王似乎应当是新罗的君王，“鸡林初进伽倻乐”表明应当是指新罗，因为一般而言鸡林是指新罗。然而如果鸡林是指新罗，诗句就变得语义不通。高句丽与新罗是三国时期并存的国家，新罗（公元前57—935) 的建国时间还早于高句丽，高句丽不可能成为新罗的先朝，将《黄鸟歌》说成是先朝乐是不通的。但如果鸡林是指李氏朝鲜时期，那么高句丽的《黄鸟歌》就可以说成是“先朝乐”。鸡林的意义有多种，多指新罗，但亦指鸡林府，或泛指东国，亦可指李氏朝鲜。申光洙(1712—1775) 《送冬至下价李圣辅赴燕·其十七》：“虞山名譟啓祯时，中国文人近有谁。莫道鸡林隔海外，宋苏唐白昔闻知。”李圣辅是在李氏朝鲜时期出使到清朝，申光洙的诗歌是为送别李圣辅而写的。此诗的鸡林不可能是指新罗或鸡林府，而是指东国，指当时的李氏朝鲜。李氏朝鲜的文人虽然身在海外，但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既然鸡林亦可指李氏朝鲜，“君王命奏先朝乐”应当是指李氏朝鲜的君王，描写的是李氏王朝时期宫廷表演《黄鸟歌》的情形。
“鸡林初进伽倻乐，学得新翻舞海龙”也传达出了重要的信息，但并不是很好理解。整首诗歌写的是《黄鸟歌》，最后又突然描写了伽倻乐和舞海龙，伽倻乐不是高丽乐，是指伽倻国的音乐，二者毫无关系。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此联呢？其实此句写的仍然是《黄鸟歌》。“新翻”二字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意思是根据原有的歌辞重新翻作。“新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歌舞。君王命奏的先朝《黄鸟歌》，不是依照先朝的歌舞表演的，而是重新翻作的。高句丽建国初期《黄鸟歌》的音乐旋律在没有乐谱传世的情况下，流传到18世纪是不可能的，因而《黄鸟歌》的音乐与舞蹈是重新翻作的。伽耶乐与舞海龙是新加的因素，也就是以伽耶乐与舞海龙表现了《黄鸟歌》。二是歌辞，歌舞是新翻的，其实歌辞也只能是新翻的。乐人表演《黄鸟歌》，但乐人未必懂汉语，他们只能以母语演唱《黄鸟歌》。真正掌握中文口语的朝鲜人是极少的，大多是曾经留学或长期滞留中国的朝鲜人，能够以中文演唱《黄鸟歌》。因而李氏朝鲜时期的乐人只能根据《三国史记》记载的《黄鸟歌》重新翻译为母语，再合乐演唱。18世纪用两种文字记载李氏朝鲜的王宫曾经翻作过《黄鸟歌》，一是母语文字，一是汉字。但创制了母语文字之后，一般来说文人都不会使用母语文字记载，而是以汉文记载。李种徽记载此事时，只能将母语的《黄鸟之歌》再一次译为汉文记载下来，这就是《东史》中《黄鸟之歌》的来源。
不过李钟徽直接看到过翻作的《黄鸟歌》的可能性不大，他终生官位不显。乾隆三十六年（1771）李钟徽进士及第，乾隆四十八年（1783）任玉果县监，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公州判官等职。洪良浩的《修山集序》记载：“其识虑之远，力量之大，非近世士大夫所及。而白首沈屈，栖栖于下邑以终，宁不惜哉。百世之后，必有旷感而喜东方之有人矣。”（《修》，277）李钟徽作为底层的官员终了一生，未必有机会接近宫廷生活。但《黄鸟之歌》也应当是有文献的来源，《东史》是《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之后比较重要的史学著作。李种徽是阳明学学者，兼治史学，但史学成就更为显著，也受到了后当世文人的赞扬。洪良浩称：“学以经术为宗而发为文章，兼治史学，尤明于东方地志。上自檀、箕、三韩之远，下逮新罗、丽、济之间。其山川险易，疆界沿革，无异手抚而足蹑。至如肃眘、沃沮、濊貊、渤海之穷絶荒昧，载籍难稽。离合无常者，率皆旁引曲证。缕分丝络，如合璋而知珪。联袂而成衣，粲然罗列于目中。其用功之专且博，何其伟也。”（《修》，277）赵重镇《修山集后叙》：“观于诗文而得其为人脩洁勤谨，泊然无伪。知其发乎外者由于中，而为君子之文也。至若东国史，博考实传，不取奇袤杂说。尤详于地界风俗，足为信史。而志论有得于欧阳史论，皆可读也。”（《修》，280）李钟徽作为可靠的史学家，不可能自己杜撰出《黄鸟之歌》，必然有文献的来源。
李钟徽虽然终生在下层的官位奔波，但曾有机会接触孝宁大君的后人，并为孝宁大君的家谱写过序言。孝宁大君(1396—1486)是李氏朝鲜初期的王子，是李氏朝鲜太祖的次子，母为元敬王后閔氏。修订家谱也是一个艰苦的史学研究，一些并非孝宁大君子孙的人混入了家谱：“后孙廷珪氏为是之惧，谋诸宗人，悉加厘改。自朱溪君以下七派，收其僞牒。而其余可疑者，亦将沿流雠校，以归于正，其意勤矣。乃谓我刚靖公之世，而要为之序其顚末，以备后考。”（《修》，295）为了修好家谱，必须审读考辨大量的文献。李种徽在《孝宁大君靖孝公子孙谱序》记载：“盖谱体当谨，若务博而至滥，则非尊祖敬宗之义也。第今璇系之疎枝远叶，衰零沦落，陵夷编氓者，亦或有之，其岂无中间失谱者乎？新谱之未及收者，使之自为别谱无不可。而若本非姬氏，而欲自托于鲁卫毛聃之族者，又或拘牵濡忍，不欲用一切之法。……使知吾先祖淸节不可累而宝系不可污者，惟有文字可征，此廷珪氏之意，而忝在旁孙者。不敢以无文辞，遂为之序。”（《修》，295）序言表明他接触过不少与孝宁大君相关的各种文献，这是有可能接触到《黄鸟之歌》的机会，但这只是推定而已。《黄鸟之歌》的文献来源的确不是很清楚，但根据《平壤宫词》的记载来看未必是根据高句丽建国初期的母语文本翻译的，因而《黄鸟之歌》就无法作为《黄鸟歌》是汉诗或汉译诗的依据。除非能够证明《黄鸟之歌》的文本是直接来自于瑠璃王当年的母语文本，然而这是无法证明的，李钟徽记载的《黄鸟之歌》不足以消除怀疑。
其二，《黄鸟歌》的语言与扬雄的《方言》。
《黄鸟歌》文本提供了两个有效的信息，这两个信息可以作为研究《黄鸟歌》是汉诗或汉译诗的依据：首先，可以确定《黄鸟歌》是一首爱情诗，《黄鸟歌》的黄鸟是爱情鸟，这一形象是通过黄鸟的雌雄相依表现出来的。第一联八个字是起兴，但也不仅仅是起兴，雌雄相依的黄鸟与形单影只的瑠璃王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瑠璃王借助黄鸟的雌雄相依劝雉姬不要离开自己，希望两个人要像黄鸟一样相依生活，寄托了瑠璃王的美好愿望，黄鸟成为了爱情之鸟。作为爱情鸟的黄鸟是极为独特的，魏晋以前的中国文学中有关黄鸟的诗文极多，但没有出现爱情鸟的黄鸟。这表明瑠璃王的《黄鸟歌》没有受到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最初应当是母语诗歌。
其次，黄鸟是《黄鸟歌》提供的又一有效信息。在物质层面上考察黄鸟是有效的研究途径，黄鸟究竟是哪一种鸟类？瑠璃王为何将自己的情感与希望寄托于黄鸟，黄鸟的爱情化完全是瑠璃王主观的想象，还是与黄鸟这种鸟类存在一定的关系？黄鸟与《黄鸟歌》的文本语言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无法仅从瑠璃王的情感与生活中寻找答案，必须去了解黄鸟，调查黄鸟的历史。从黄鸟的历史中了解《黄鸟歌》的生成，也了解《黄鸟歌》语言的生成，由此也许可以解决《黄鸟歌》是汉诗还是汉译诗的问题。
黄鸟即黄鹂，又名黄莺，还称青鸟、仓庚等。黄鸟韩文名황조，又名꾀꼬리，日文名为高丽莺。黄鹂有很二十余种，中国有六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黑枕黄鹂，学名Oriolus chinensis，古代诗文经常提到的黄鹂就是黑枕黄鹂。身上的主要颜色是黄色与黑色，头部两侧有黑纹，通过眼周而直达枕部，翼和尾的中央呈黑色。体长25cm，以昆虫为食。黄鸟为候鸟，应时趋节，因而被看成是报春鸟。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各省，每年四月末到朝鲜半岛，赵正阶《长白山鸟类志》并记黄鸟与黄鹂、黄雀，因而朝鲜半岛确实分布有黄鸟，亦可能误为黄雀。
黃鸟
《本草纲目》记载了黄鸟的身体特征与生活习性，从中可以看到黄鸟与瑠璃王《黄鸟歌》的关系：
莺（食物） 【释名】：黄鸟（《诗经》），离黄（《说文》），黧黄（《尔雅》），仓庚（《月令》、《尔雅》作商庚）、青鸟（《左传》）、黄伯劳。……陆机云：齐人谓之搏黍，周人谓之楚雀，幽州谓之黄鹂，秦人谓之黄鹂鶹，淮人谓之黄伯劳。唐玄宗呼为金衣公子，或谓之黄袍。【集解】时珍曰：莺处处有之。大于鸜鹆，雌雄双飞，体毛黄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间，黑眉尖觜，青脚。立春后即鸣，麦黄椹熟时尤甚，其音圆滑，如织机声，乃应节趋时之鸟也。
《本草纲目》与现代鸟类学的记载有很多内容是重合的，不过古代文献更喜欢记载黄鸟性喜双飞，雌雄相居，故名为鹂，鹂字表明了雌雄相依的特性。清陈大章《诗经名物集览》：“罗氏曰：性好双飞，故鹂字，从丽。又曰鹂必匹飞，鵙必单栖。”黄鹂双飞的记载并非只见于《本草纲目》与《诗传名物集览》，还见于很多中国古代诗文，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的诗句广为人知，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瑠璃王看到了雌雄双飞的黄鸟，又想到了自己与雉姬的关系，自然而然就把自己的情感与黄鸟联系起来，作为爱情鸟的黄鸟形象就很容易生成了。从《黄鸟歌》的描写来看，《黄鸟歌》的黄鸟应当就是黄鹂。
黄鹂的各种名称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域产生和使用的，这就为研究《黄鸟歌》的语言提供了可能性。黄鸟的各种名称中较为常见的是黄鸟、仓庚、黄鹂、黄莺等，瑠璃王使用的是黄鸟，根据这一名词的使用时间与地域范围，可以研究《黄鸟歌》文本的形成。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幽州谓之黄鹂”，这与瑠璃王的《黄鸟歌》完全不合。幽州即现今河北一带，也是先秦时期的燕国一带，燕与朝鲜属于同一方言区，《黄鸟歌》显然应当名为《黄鹂歌》。那么到底是《黄鸟歌》可靠呢？还是《本草纲目》可靠呢？首先可以确定《黄鸟歌》不是诗歌语言的规则下写成黄鸟的。从黄鹂的名词开始使用的时间来看，《黄鸟歌》是可靠的，《本草纲目》的记载是不可靠的。黄鹂是现在通用的名称，但这种名称最初出现的时间是晋朝。挚虞《槐賦》：“上拂华宇，下临修渠。凑以夷迳，带以通衢。乐双游之黄鹂，嘉别挚之王雎。春栖教农之鸠，夏憩反哺之乌。鼓柯命风，振叶致凉。”挚虞(?—311) 描写了黄鹂喜欢双游的习性，但这篇赋的时间已经迟于瑠璃王的《黄鸟歌》大约300年，因而《黄鸟歌》名为《黄鹂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从黄鸟与黄鹂的名称来看，《黄鸟歌》应当生成于晋朝之前。
其实较早记载各种方言的黄鹂名称的文献是西汉扬雄的《方言》，《方言》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记载了先秦到西汉的各种方言与使用的地域范围。
鹂黄，自关而东谓之鶬鶊（又名商庚）。自关而西谓之鹂黄，（其色黧黑而黄，因名之）。或谓之黄鸟，或谓之楚雀。
根据扬雄的记载，《黄鸟歌》应当使用的名称是仓庚。自关而东正是燕国之地，这里当然不是高句丽。但是正如前文所说，高句丽的汉语言方言属于燕国方言区。如果瑠璃王能够使用汉语，那么他使用的汉语应当是燕国方言，他的汉人王妃雉姬是当地的燕人，雉姬使用的汉语也应当是燕国方言。然而《黄鸟歌》使用的黄鹂的名称不是燕国的方言仓庚，而是黄鸟。扬雄是公元前1世纪的人，他的生存年代与朱蒙大体相同，与瑠璃王的生存年代也非常接近。因而扬雄的《方言》记载的正是朱蒙、瑠璃王时代的方言，这是极其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一信息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这一信息可以认为《黄鸟歌》是汉译诗，而不是汉诗。瑠璃王应当是以母语吟诵了《黄鸟歌》，如果瑠璃王时是用汉诗来吟诵的，那么他应当使用仓庚的名词，而不是使用黄鸟的名词。这说明了两点：一、《黄鸟歌》最初只能是以母语写成，后来译为了汉诗。二、现在看到的《黄鸟歌》诗歌文本不是形成于公元前一世纪，应当是生成于其他的时间。
《本草纲目》记载的“幽州谓之黄鹂”，与扬雄《方言》的记载完全不同，表明《本草纲目》的文献来源不是《方言》，而是另有其他的文献。其他古代文献也确实记载了燕国一带的方言，东汉高诱注释的《吕氏春秋》中记载幽冀一带将黄鹂称之为黄鸟，而不是仓庚：
苍庚鸣鹰化为鸠（苍庚，《尔雅》曰商庚、藜黄、楚雀也。齐人谓之抟黍，秦人谓之黄离，幽冀谓之黄鸟。诗云“黄鸟于飞、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鸣，鹰化为鸠，啄正直，不鸷击也。鸠，盖布榖鸟。）
高诱少时从学于卢植，建安十年（205）任司空掾，后任东郡濮阳（今属河北）令、监河东等。著有《孟子章句》、《孝经注》今皆佚，另外还有《战国策注》（今残）及《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著作。高诱记载“幽冀谓之黄鸟”，幽冀的大部分与燕国地域相合，幽和冀是燕国一带不同时期的名称，这正是燕国方言区。高诱的记载应当无误，高诱是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也就是幽冀一带的当地人，后来也曾在这一带任官，他对这一带的方言应当相当熟悉。高诱的记载还可以得到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证明：
黄鸟于飞：黄鸟，黄鹂鶹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或谓之黄鸟。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抟黍，关西谓之黄鸟。当葚熟时，来在桑间，故里语曰：“黄栗留，看我麦黄葚熟。”亦是应节趋时之鸟。或谓之黄袍。
陆玑与高诱的记载稍异，但基本是相同的。幽冀记载为了幽州，其实地域范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都是与古燕国一带重合。幽州人称黄鹂为黄莺或黄鸟，多了一个黄莺的名称，但对《黄鸟歌》的研究不会产生影响。《本草纲目》记载的文献来源是《吕氏春秋》的注释或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三者的具体字句极其相似或完全相同。不过仔细对照《本草纲目》与高诱、陆玑等人的记载，立刻就会明白《本草纲目》的不同。《本草纲目》引用了高诱等人的记载，但将黄鸟改成了黄鹂，这显然不是有意修改，而是无意误抄。《本草纲目》的记载是错误的，“幽州谓之黄鹂”当为“幽冀谓之黄鸟”，而不是黄鹂。
陆玑字元恪，吴郡(今苏州)人，任太子中庶子、乌程令等。他撰写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解释了《毛诗》中的动物、植物名称，是较早的博物学著作。高诱与陆玑也差不多是同一时代的人，高诱是东汉末期的人，他生存年代延伸到了三国时期，或许高诱稍早于陆玑。二人的记载大体相同，证明二人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如此看来扬雄的《方言》似乎是错误的，但这里不应当忽略的是从扬雄的时代到高诱、陆玑的时代，已经间隔了200多年。因而高诱、陆玑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扬雄的《方言》是错误的，他们记载的不同是因为时间差异造成的。一个方言区域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整体性的变化不大容易，但个别名词发生变化完全是可能的。一个名词在甚至在数十年或数年之间就可能发生变化，扬雄《方言》记载的是西汉以及更早时期的方言，高诱与陆玑记载的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方言。
《黄鸟歌》与燕国方言的关系是有效的，这一点在高句丽的其他诗歌也有体现，《高丽人参赞》是仅存的数首高句丽诗歌之一，此诗的“椴”字也是燕国方言区的方言词汇。黄鸟一词的使用地域与时间，为判断《黄鸟歌》的文本提供了依据。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时期，燕国方言使用的是鶬鶊，而不是黄鸟。这时正是瑠璃王的生存时期，如果《黄鸟歌》是直接以汉语写成的，那么应当名为《鶬鶊歌》，而不是《黄鸟歌》。燕国方言使用黄鸟一词是从东汉末期、三国时期开始的，这说明《黄鸟歌》的汉文文本应当生成于东汉末期、三国时期以后。此时不是瑠璃王的生存时期，瑠璃王在有生之年不可能使用黄鸟一词，《黄鸟歌》的汉文文本只能生成于东汉末期、三国时期以后，现在的《黄鸟歌》文本不可能是瑠璃王写成的。如果此歌从一开始就是汉文文本，后人没有必要将《鶬鶊歌》改成《黄鸟歌》。尽管东汉末期以后不大使用鶬鶊一词，但并没有完全废弃，直到清朝仍在各类文献中可以看到此词。保留鶬鶊一词，不会影响阅读。但《黄鸟歌》仍然使用了黄鸟一词，说明此歌原初是母语文本，如果原初是汉文文本，那就必然沿用鶬鶊一词。只有从母语文本转换为汉文文本时，才会用当时使用的黄鸟一词来翻译。因而《黄鸟歌》不是汉诗，而是汉译诗。黄鹂一词始用于晋朝，晋朝之后黄鹂与黄鸟两种名称并用，此歌汉译于晋朝之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汉译之后记载为了文字，比较容易传承，最终金富轼是根据现有的汉文文献，将《黄鸟歌》载入了《三国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