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二十）| 孙歌：钱理群先生的独特贡献
我昨天说了几句狠话，说钱先生的这本书做为历史叙述和政治叙述都是不成功的。我觉得昨天一天和今天大半天的讨论里所有对钱先生的批评、质疑大概都没有我这一句来得狠，所以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说得这么狠。
首先，关于历史叙述的不成功，刚才陈永发院士讲得很清楚了，这不是一本历史叙述，或者历史研究的著作。我再补充一点它为什么做为政治叙述也不成功，是因为刚才陈院士提了一个头，说他谈了毛泽东，没有谈共产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叙述一个时代的政治格局、政治结构，乃至这个结构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的时候，不能把所有的政治责任归结到一个人的性格弱点和思想弱点上面去。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在 1956 年批判斯大林（又译：斯大林，Joseph Stalin ）的时候是当时国际共产圈的一个很激烈的话题，就是赫鲁晓夫（又译：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的秘密报告用那种方式来总结斯大林几十年的专制，这能总结得了吗？而且他没有办法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就有可能维持那个专制、那个暴政到那个程度，而且维持得那么久？
我想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我们对所谓的「毛时代」和我们把一切责任归结到毛泽东个人这样一种阐释方式上。尽管毛泽东在毛时代的政治中具有某些决定性的功能，但是这不是讨论政治的合适方式。如果我们不是去讨论毛泽东的个人，而是去讨论一个时代的政治，那我想钱先生的这个叙述里缺少一些根本性的环节。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就在于，假如你讨论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讨论这个结构本身的教训，或者说它的某些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在今后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可以有某种参照功能，或者有某种媒介功能的要素。但是当你把问题都归结为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不可能把其后所有的责任归结为「就因为他不好把我们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如果这样说的话，做为政治分析是没有办法成立的，而且不提供任何有益的经验或者教训。当然了，钱先生的书没有这么简单，他还是在努力地进行制度分析；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在讨论体制的时候，这个体制是高度抽象的一个东西；而对体制所有的讨论，如果不进行一些关键环节的讨论，那么这个体制讨论本身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一个铁板一块的体制拿过来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问题所在，接下去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说「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来取代它呢」？而这样的取代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要在某一个体制内部去寻找一些比较关键的环节，比如说毛的这样一个治国的形态，做为他个人的这样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为什么在1949年之后的国家政治当中能够以某种形式延续？这个制度和毛的互动，包括其它的政治家和毛的互动当中有多少个环节、有多少次机会有可能扭转这个局面 ，但是没有被扭转？不被扭转，不被纠偏的结果确实就是造成了钱先生最为痛心的事情，也是我们最为痛心的事情，就是使得那么多的中国人丧失生命的沉重后果──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觉得政治分析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笼统的道德判断。这确实是斯大林批判引发的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处理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二战之后越来越具有一些具体形态的社会制度，处理这些社会制度缺陷的时候要如何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叙述必须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我觉得今天的政治学并不能够有效承担这一责任，这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读者对钱先生这本书采取宽容的阅读态度的原因所在。我们宁愿承认它是一本历史著作，承认它处理了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政治学和历史学并没有真正有效地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用一个含糊的方式说钱先生这本书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上午程凯问的那个问题：钱先生真的在意这些问题吗？我相信他在意，而且他可能是全力以赴地在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用很无情的方式说他失败了的话 ，我想或许没有太大的错误。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把程凯这个话再往前推一步，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在意这些问题吗 ？钱先生的不成功对我们而言需要在意吗？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昨天我说这本书是一本非常「拧巴」的书，就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它的缺陷，它的历史叙述，它的政治叙述，甚至它的文学叙述我认为都不能算是成功的和有效的，但是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吸引我们？那是因为它有它另外的贡献，而那个贡献才是我们需要在意的东西。
我想接下来谈谈我被这本书吸引的原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斯大林批判发生之后，我觉得每一个重大的，而且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事件在形态上告一段落之后，一定会伴随着一个现象，就是会出现大量的精神史叙述。这种精神史叙述多数是以个人史的方式呈现的。二战之后的德国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精神史著作，对于纳粹时期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合作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回顾，基本上每个个体都是在回顾自己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进程当中的具体的 、日常的经验──是从这样一个维度出发进行书写的。在斯大林批判发生之后 ，因为我在这方面的阅读很有限，我不知道是否也有类似的精神史写作，我阅读到的仅仅是「解冻文学」，我感觉到在苏联真的是以文学叙事为主呈现了一个对斯大林时期的这种残酷暴政的精神史反思，我相信应该也有类似钱先生这种传记性的个人书写。但是我觉得在大陆，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观察到的，有效的，有意识的，而且是有相当质量的精神史书写，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首推钱先生这一本，所以它是一本个人的精神史写作，包括它对毛泽东的理解，我不认为那构成对毛泽东的讨论，实际上那是钱先生个人对毛泽东的想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本书的关键词不是「五七体制」、「陆肆体制」这些对于钱先生来说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的概念 ，我觉得它的真正概念应该是「毛泽东文化」。这个「毛泽东文化」才是这本书的关键词 ，钱先生是在参与了毛泽东文化的制作过程中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相当有代表性 ，因此也不会那么单纯 ；我个人感觉到钱先生面对了一个困境，就是他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一段精神历程。昨天我强调了一个问题，由于他过于依赖一些现有的结论来解释大的历史和政治事件，也使得他把这样一些现有的、现成的概念应用于对他自己个人经验的选择和回忆。我觉得钱先生一定不像他在书里写的那样是一个充满着政治情结的人物，他还有更多他没有办法处理的侧面。我们也看到他在努力地呈现这些侧面，但是他选择的基调确实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是个人独立思考的 ，或者是民间的标准──这都是他选择的基调，而且这些年他很诚实地按照这样的一些观念来进行自我设计、自我规定和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记录了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写的那些生活经验，可是我确实透过他的分析来看他的经验的时候跟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朋友是同样的感觉，就是他充满了矛盾，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这样一些经验来证明他所试图论述的那些观念的成立。我们看到他不仅是在很多论述上有前后的矛盾，而且整本书里他的经验，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到这样几个维度上去，我们会觉得还是有些东西会遗漏，所以我很同意上午炼红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本书的关键词不是「五七体制」、「陆肆体制」这些对于钱先生来说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的概念 ，我觉得它的真正概念应该是「毛泽东文化」。这个「毛泽东文化」才是这本书的关键词 ，钱先生是在参与了毛泽东文化的制作过程中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相当有代表性 ，因此也不会那么单纯 ；我个人感觉到钱先生面对了一个困境，就是他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一段精神历程。昨天我强调了一个问题，由于他过于依赖一些现有的结论来解释大的历史和政治事件，也使得他把这样一些现有的、现成的概念应用于对他自己个人经验的选择和回忆。我觉得钱先生一定不像他在书里写的那样是一个充满着政治情结的人物，他还有更多他没有办法处理的侧面。我们也看到他在努力地呈现这些侧面，但是他选择的基调确实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是个人独立思考的 ，或者是民间的标准──这都是他选择的基调，而且这些年他很诚实地按照这样的一些观念来进行自我设计、自我规定和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记录了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写的那些生活经验，可是我确实透过他的分析来看他的经验的时候跟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朋友是同样的感觉，就是他充满了矛盾，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这样一些经验来证明他所试图论述的那些观念的成立。我们看到他不仅是在很多论述上有前后的矛盾，而且整本书里他的经验，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到这样几个维度上去，我们会觉得还是有些东西会遗漏，所以我很同意上午炼红说的那句话，钱先生大于他的这本书，甚至大于他的写作。这也是昨天为什么我要强调钱先生这本书真正的价值不在他的字面层面，而在它的字缝里，可是这个字缝如何阅读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句话，钱先生大于他的这本书，甚至大于他的写作。这也是昨天为什么我要强调钱先生这本书真正的价值不在他的字面层面，而在它的字缝里，可是这个字缝如何阅读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这两天我听下来，我觉得这个会议的设计是相当成功的，它的成功就在于大家利用了钱先生的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文本，把外部视角和外部的问题跟内部视角和内部的问题组合起来了。我要解释一下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意思。所谓外部视角，就是站在观察对象的外部，不具备参与到对象之中的条件，因此根据对一些表象的观察，结构出的观察视角。外部视角的好处是简明易懂，因为它不涉及对象内部那些纠缠不清的部分；坏处是很有可能遗漏对象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用外部的经验替代对象本身特有的经验。内部视角是置身于观察对象内部的视角，它的好处是可以关注和传达那些纠结的部分，有可能提炼出一些新的、不被外部视角回收的问题和原理，但是坏处是难以拉开距离，弄不好就会就事论事，或感情用事。我需要强调一点，外部视角未必是所有外部观察者（就中国研究而言，通常是外国研究者）的视角，内部视角也未必属于所有的内在观察者。我们有时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研究者有可能借助外部视角来提炼问题，而虽然是凤毛麟角，但有些外国学者可能比我们中国人还更有能力拥有内部视角，从而有效地讨论中国的问题。同时，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除掉极端的单纯情况之外，一般观察者都会同时具有外部和内部两种视角，而且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两种视角是混合在一起的。
钱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同时具有这样的两种视角，而且他使用的外部视角非常地简明易懂。比如他说中国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中国缺少人权，缺少人道的关怀，比如这样的一些论述实际上是很容易和外部世界相沟通的，但同时，他也在极力打造内部视角，他的另外一些论述就以这种内部视角表述了内心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矛盾，比如他说他是一个毛主义者，他在某个阶段，比如反右的时候会有那样的反应。但是这一部分实际上外部视角是可以给他一些相应解释的，尽管这些解释未必是他的初衷，也未必是他的真实感觉，但这是钱先生能够做到的极致状态。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做为一个政治符号最复杂的部分，就是1968年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是世界规模学生运动真正的精神领袖 。
（图片转引自网络）
毛泽东在1968年，就是中国的文革正在水深火热的阶段里，毛泽东在国际上成为了一个年轻学生向往革命、实践某种程度上的革命的精神领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连接在历史记忆上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反倒是在内部视角里面所看到的毛泽东以及做为大陆中国人不得不承担的一些历史后果使得内部的毛泽东理解和文革理解，和中国革命理解产生了很多的分歧，或者产生了很多的质疑，使得毛泽东不太会像外部视角所看到的那么光明，那么正面。钱先生很诚实地面对了这样一个困境，既提供了外部视角的毛泽东意象，又同时提供了内部视角的毛泽东意象，他个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摇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的「走出毛泽东 」的课题，也碰触到了今天的思想课题。走出毛泽东绝对不是简单地告别毛泽东或者是否定毛泽东，而是转换一种认知方式把毛泽东历史化，使得他做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可以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产。这个课题我认为是世界性的，不仅仅属于大陆中国人。它不仅关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而且关涉到对中国革命的评价和理解。我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去询问当地的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通常这个问题只能问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革命还有可能发生吗？」这是我无数次在不同的地方问很多人的同一句话 ，而且同一个问题我认为今天在大陆问出来未必会得到肯定的答复。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院里今天如何讨论革命才不会成为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满足，或者说仅仅是自我立场的确认。我觉得这是钱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课题。我个人认为钱先生的这本书内在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上午何浩可能不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说，原话我有点忘了，他的意思是这个矛盾是个问题，应该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恰恰是因为这本书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是诚实地把这个矛盾呈现出来了，这才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那么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在整个历史叙述当中确实有的时候表现为对毛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有时候它体现为对中国革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的两种不同态度，有的时候体现为对国家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张力关系的一种犹豫。可是我觉得恰恰是钱先生很有分寸地守住了这些矛盾，他才能把今天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稀缺的一个问题由他一个人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假设我们说它们都在非常不理想的状态下找到了各自的社会形态的话，那么自由主义找到的是所谓民主制的社会，其实我们知道，今天任何一个民主制的国家都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只是一个有了巨大损耗的，打了很多折扣的所谓的自由主义，今天它的名字叫做新自由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它曾经完美地实现过，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不完整的，没有发育成形的社会 主义制度形态，可是这两种社会形态其实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用什么样的方式有可能同时实现自由和平等？我觉得这是钱先生没有讲清楚，甚至可能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它说清楚的问题，但这是他非常勇敢、非常诚实地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靠强调某一种社会制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是一种逃避，因为这两种社会制度都没有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钱先生没有办法被归类为左派或者是自由派──这恰恰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贡献。因为左派和自由派最核心面对的那个困境能够由同一个探索者把它呈现出来，这件事在今天的大陆知识界，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于做到的事情，而钱先生有意无意地做到了。他做到了是因为他诚实，我觉得这个诚实既是一种做为人的人格品质，同时我认为也是一种思想质量，就是当有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面对它，把它如实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钱先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最后我要说一个当下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最后的这一场，关于当下的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看当下。我觉得钱先生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本尽管完成度不够，但却是一本真正个人精神史的书写，而这个个人精神史书写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使大而化之的、被概念化的国家政治讨论获得一个更具体的、更相对化的真实状态，或者说真实的结构关系 。因为今天来自外部的对于中国政治的批评，我觉得那个想像的极限也不过就是这个政权现在仍然是轻视人权的，它是专制的，它的员警系统是很残暴的；刚刚陈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就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判断。这种来自外部的想象和我们大家上一场讨论的冷战问题是直接结合的，因为我们知道冷战结构并没有延续几十年，但是冷战意识形态是天马行空的，一直在自我复制，而且越走越空。冷战意识形态就是把一个国家抽象为一种残暴的政治专制，于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那些人真的就是在过非人的生活吗？还是他们就是由于胆小怕事提供某些共谋和合作？这也是二战之后对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生活状态讨论的核心问题。讨论的结果是，通过德国人对于二战时期在纳粹治下德国社会的生活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回顾，人们会发现德国犹太人以外的民众不是那样地感知生活，他们生活得很安全、很安定，而且纳粹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到有那么狰狞，因为这一切只是在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中，到了某一天变成了那样一个残暴的结果。
在那之前的漫长过程里面，德国人由于缺少了把内部的精神自由和外部的社会责任有机结合的这样一个环节，才使得最后这个社会变成了那样一种看上去所有德国人都和纳粹保持一致的状态。钱先生的经验和德国人的经验当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 ，中国毛时代的历史跟纳粹的历史也不能画等号。如果说可以比较的话，大概和苏联的斯大林时期有某种可比性，但是也不能画等号。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觉得昨天郑鸿生先生谈到的那些经验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启发的，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人在里面活着，我们既使用外部视角，经过必要的努力，也还是可以理解某一个与我们远离，同时又让我们觉得陌生的社会，因为那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在里面生活。我经常用这样的想象去想象北朝鲜的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因为我们自己同样有简单的外部视角，我们同样会有歧视，会有优越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样的。昨天我觉得郑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就是我们从外部的视野去看大陆的话，同样也会看到一些要素，那些要素可能是台湾社会不那么常见的，从这儿有没有可能去推测大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钱先生这本书刚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有助于瓦解那个已经干燥、风化了的意识形态想象，就是大陆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民不聊生。钱先生的书暗示了民主和人权是通过什么样的挣扎与斗争的方式渐渐地被培育起来，渐渐地在民众当中生长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效分析的视角。当然了，简单地说大陆没有民主，这个判断本身就需要分析，因为把大陆简单地描绘成一个专制独裁的暴政社会，我觉得有一部分历史经验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这种模式去分析的，所以我个人倒不建议用这样简单化的视角去分析1949年之后的历史，这也不意味着我反过来就说大陆的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光明的，有民主有人权什么都有，我们必须要跳开这两极，真实有效地进入那段历史。我觉得钱先生虽然依赖了很多既定的观念，但是他的文本并不完全是按照这些概念组织起来的 ，假如我们去掉那些观念去猜测他有限表述背后那个生活经验本身的话，我觉得他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更多 。
（本文原载专号 《书写毛泽东与共和国六十年》）
（编辑、排版：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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