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二十一）| 董炳月：日本的阿Q与其革命乌托邦 ——新岛淳良的鲁迅阐释与社会实践（上）
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1960年生，江苏睢宁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1987），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8），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2006年度）。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茫然草》（2009）、《东张东望》（2011）、《“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2012）、《鲁迅形影》（2015）、《寻访“日本老八路”》（2015）等。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2002）、《“建国大学”的幻影》（2004）、《国家与祭祀》（2007）、《蒙古新疆旅行日记》（2013）等。
绪论 新岛淳良及其与鲁迅的镜像关系
文题中的“日本的阿Q”即新岛淳良（1928—2002），一位在战后日本以研究鲁迅和现代中国知名的思想者。[1]
新岛1928年（昭和三年）2月生于东京，幼年体弱多病，1948年（20岁）在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预科）就读期间因结核病复发退学。他在中学时代就是坚定的亲中派，敬仰毛泽东与鲁迅。1977年，年近半百的新岛回忆说：“对于我来说，当时的中国是什么？那是我的乌托邦！在将鲁迅与毛泽东结合起来的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将近十亿人民追求人类的未来社会，巨人一样迈开大步前行。那是我内心深处渴望的、存在于大地上的理想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出现之前，我就用中文直接阅读鲁迅与毛泽东的著作，认真思考。即使是因病躺在疗养院的那几年，——我是躺在病床上听到新中国诞生的消息——我也在学习中文与中国方面的知识。”[2]
1953年新岛担任中国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任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讲师，1963年升为副教授，1968年升任教授时仅四十岁。升任教授前后中国政治运动不断、“文革”爆发，新岛著书立说、为中国摇旗呐喊，一时声名远播。1966年5月即“文革”即将爆发时，他在杂志《周刊经济人》（週刊エコノミスト）上发表文章，赞扬同时代的中国革命运动并间接批判日共，招致日共中央委员不破哲三在日共机关报《赤旗》上发表整版文章进行反驳。这被认为是日共以批判新岛的名义公开批判中共的开端。据新岛说，当时中国领导层将其文章翻译为中文、让中央委员阅读，身在中国的日本人也大都读了他的文章。[3]1967年即“文革”爆发第二年，新岛因为支持“文革”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安部公房等四位超一流作家论战，应日本共同通信社（相当于中国的新华社）的请求撰写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文章先是发表在《神奈川新闻》等七种地方报纸上，[4]随后被日本全国性的《亚洲经济旬报》刊载，收入新岛政治评论集《新的革命》（1969）时改题为《驳川端康成先生等四位文学家的<声明>》。[5]
（左起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石川淳、川端康成）这种亲中派自然受到中方欢迎。1964年新岛即访问中国，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时期依然能够进入中国。1967年1月“上海公社”成立，3月他就专程从日本前往考察。到1969年为止他四次访华，出版了《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的思想》《新的革命》[6]等著作，俨然中国代言人。
1971年新岛淳良与山岸会相遇，迎来人生大转折。“在日本实践毛泽东思想意味着什么？——我在进行这种痛苦思考的关键时刻与山岸会相遇。1971年5月，我参加山岸主义特别讲习钻研会（‘特讲’），觉得一条大道在眼前展开。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用公社的形态展示未来社会的雏形，我由此看到了山岸会的本质。”[7]1972年秋他决定参与山岸会、实践山岸主义，辞去了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早稻田大学教授职位，处理了家产、藏书，并把女儿送往英国Summerhill school留学。一副破釜沉舟的决绝姿态。这种行动再次冲击日本知识界，竹内好、桥川文三、尾崎秀树、安藤彦太郎等文化名人组织的“中国之会”为他开了壮行会，《每日新闻》在“社会版”进行了报道。[8]许多人问新岛：“身为出版了多本权威著作的中国学研究者、大学教师，为何进入山岸会？研究毛泽东与进入山岸会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从进行新左翼运动到投身山岸会，原因何在？”[9]1973年，新岛离开东京前往日本中南部三重县的山岸会，开始了人生新阶段。
五年之后，新岛对山岸会有了更多了解、感到幻灭，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与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改变，预言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1978年他五十岁的时候离开山岸会回到东京，开办补习班性质的“新岛塾”维持生活，淡出了学术界与公众视野。2002年新岛去世，享年74岁。诡异的是，新岛在去世七年之后的2009年，出现在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1Q84》中。但由于他在小说中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披着“深田保”或“戎野隆之”的外衣，因此不为一般日本读者所识，中国读者更不会知道《1Q84》中潜藏着这样一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人物——尽管《1Q84》中译本的广告在首都北京做到了街边公交车站的广告栏里。借助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考察，新岛淳良才从风靡全球的《1Q84》中浮现出来。[10]
新岛淳良作为一位思想者，兴趣广泛、思想资源丰富。他自云：“喜好马克思也喜好劳伦兹，喜好荣格、尤其喜好毛泽东与鲁迅，山本七平、渡部昇一等人的书只要出版就全部阅读，手冢治虫、乔治秋山的书也爱读。莱姆、克拉克、筒井隆康、田边圣子等人也是我喜好的作家。喜好的思想家之中也包括山岸巳代藏。我将多种复杂的思想像食物一样摄取。”[11]不过，在诸种影响之中，决定性的影响来自鲁迅。
新岛从十八岁开始持续阅读鲁迅，世界观、价值观乃至人生道路均受到鲁迅的巨大影响。自命为“阿Q”并且是作为阿Q追求革命乌托邦，意味着其话语行为、社会实践均起源于鲁迅思想。身为鲁迅研究者进入山岸会，意味着他发现了山岸主义与鲁迅思想的某种相通性。而在他幻灭于山岸会之后，他对鲁迅的信仰却更加坚定。离开山岸会大约半年之前的1977年5月，新岛组织了“鲁迅塾”，每周定时和同伴一起阅读鲁迅著作，《阅读鲁迅》一书即为“鲁迅塾”的研究成果。新岛在该书“后记”中谦逊地将自己的成果称作“漫谈”，说：“说得夸张一点，我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在战争中阅读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岩波文库、绝版）的鲁迅体验，最近五年居住在山岸主义生活实显地的生活体验，都包含在这些‘漫谈’之中。”[12]这里，他是把对自己鲁迅认识的反省与对山岸会生活的反省作为同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新岛来说鲁迅不仅是鲁迅，并且是某种意义上的“毛泽东”、“中国”与“日本”。如前面的引文显示的，青年时代的新岛就把鲁迅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强调二者的“革命”同一性。在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左翼浪潮中，新岛明言自己的鲁迅论“并非鲁迅论，而是处于危机中的日本论，或者日本革命的战略论。”同时宣称：“如果不改变未被意识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作风、学风、文风——一言以蔽之即行为方式，那么即使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邦交正常化大概也不能成为防止再侵略、再虐杀的保障。因此‘改造我们的作风’才成为特殊的战略课题。对于我来说，鲁迅就是作为那种革命战略导师存在的。”这里，鲁迅、毛泽东、改造日本的主张这三者融为一体。[13]新岛在脱离山岸会前后（1978至1979年间）总结自己的思想和五年山岸会生活，撰写了《阿Q的乌托邦》《阅读鲁迅》《我的毛泽东》等著作，《阅读鲁迅》腰封上的广告词甚至是“思考鲁迅即思考中国”。
当新岛自命为“阿Q”并追求“阿Q的乌托邦”的时候，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主人公通过新岛完成了从中国向日本的越境，在日本生长、行动，作为一种思想符号嵌入战后日本社会。新岛在“鲁迅”这面镜子里照出了自己，鲁迅也通过“新岛”这面镜子反射到战后日本社会，双方的镜像关系由此形成。这种镜像关系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二者互为镜像、互相阐释。本文旨在通过对这种镜像关系的梳理、分析，阐明新岛淳良的鲁迅观与革命思想，展现战后中日两国左翼思想的同时代性，进入深深打着鲁迅与新岛淳良印记的村上春树《1Q84》的文学空间。
一、面对鲁迅的姿态
研究者面对文化巨人鲁迅，方法论十分重要。对于外国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与鲁迅之间存在着文化、语言的差异。新岛淳良在开始研究鲁迅之初即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将方法称作“姿态”。考察新岛的方法论须从其汉语学习开始。
新岛在《阅读鲁迅·后记》（写于1978年11月）中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学习汉语、走近鲁迅的情形。他升入旧制一高的时候开始学习汉语，老师是现代日本汉语教育史上著名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与工藤篁（1913—1974）。发音阶段结束之后，工藤就带着学生直接阅读鲁迅的《祝福》《<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并且让学生读竹内好的《鲁迅》。新岛回忆说：“听到竹内好的名字，是在第一堂中国语课上，从工藤老师那里。他说‘我的朋友竹内好在日本评论社出了一本书，叫《鲁迅》，你们去旧书店买来读读。’那是在1946年4月。当时竹内好大概刚从中国复员回国或者尚未复员。我们马上就跑到神田的旧书店去买。我阅读《鲁迅》之后被征服，可以说，那种感动成了我后来继续学习汉语的动力。从那以后，竹内好的著作我基本都读过。”[14]这里提及的《鲁迅》显然是日本评论社1944年12月发行的初版本。上述事实表明，新岛在人格形成的青年时代即受到鲁迅影响，甚至其追求乌托邦、抵抗现行国家体制的方式都有几分堂·吉诃德色彩。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此事包含着两方面的象征性：一是对于新岛来说学习汉语与走近鲁迅是共时性的事情，因此语言（主要是汉语与日语的差异）成为其理解鲁迅作品的重要途径；二是其鲁迅研究自始至终受到竹内好鲁迅观的影响，与“竹内鲁迅”保持着直接、间接的对话关系。这两点在新岛淳良后来的鲁迅研究中经常有所体现。
（竹内好，1908-1977）新岛的鲁迅研究始于1952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当时他已经从一高病退、在家疗养，因对鲁迅兴趣不减，便与一高的同学一起组织了“鲁迅研究会”，创办同人刊物《鲁迅研究》。新岛在《鲁迅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面对鲁迅的姿态》，即专门讨论方法问题，文章指出：
作为文章之汇集的作品之中，作者的姿态完全呈现出来，而且仅仅据此姿态即互相关联。但是，当作品被置于读者面前时，只能作为另一种“物品”呈现。用我们的姿态面对之、获得某种实感，进而提高之、施以判断，如此方成其为作品。这样一来，作品时刻都在被创作，而且在被非作品化。离开了每个人的姿态，则既无创作亦无鉴赏。[15]
他由此得出结论：“有鲁迅写的东西、加上我们的态度、才有了鲁迅的作品了！”——这句话在原文中就是用中文书写，尽管标点符号欠规范、最后一个“了”字多余，但表达基本到位。在日语文章中用汉语写出这句话，显然是为了通过“混语书写”的特殊文体强调自己的观点。这里被强调的不仅是阅读过程中读者的主体性、阅读行为对于作品成立过程的参与，还包括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中国。对读者与阅读之重要性的强调本来是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但一位二十四岁的日本青年在1950年代初期对此进行明确阐述并用之于阅读鲁迅，难能可贵。
二十六年过去，1978年新岛淳良撰写《阅读鲁迅》，“序章”的题目依然是“面对鲁迅的姿态”。新岛在“序章”中说那种“姿态”是他“开始写研究鲁迅的文章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序章”引用了1952年同题文章中的两段话（包括本文引用的上面这一段），说自己“重读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文章，为观点没发生任何改变感到吃惊”。[16]
新岛1970年提出的“鲁迅异本”说，亦处于上述方法论的逻辑之中。这一年他在早稻田大学创办了同人刊物《阅读鲁迅》（《魯迅を読む》），他执笔的创刊号（1970年11月发行）“后记”是谈方法论问题，曰：
对于鲁迅作品来说，我们是外国读者。所谓“阅读”，即使是在本国读者那里，也不外乎一种解释，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尤其如此。所谓“解释”，即在读者的文脉之中将作品移位、转换。此时，原作品的固有框架不可避免地被超出。在此过程中，鲁迅作品将发生即使是作者本人与本国同时代读者也意想不到的变形。说的大胆一点，即“异本”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外山滋比古在《现代读者论》中说：“任何作品，没有异本或者拒绝异本的产生，都不能成为古典。”这样看来，我们在今天的日本、在各自的文脉之中阅读鲁迅，就是在制造无数的鲁迅异本，是在逐渐将鲁迅古典化。在此意义上，这里收录的各篇文章均为鲁迅异本。[17]
这里的“异本”是指与“原本”相对、发生变异的文本。只有在鲁迅读者的主体性得到认可的前提下，“鲁迅异本”才能出现并得到认可。
不过，在新岛淳良这里，注重“我们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读者面对鲁迅作品时可以随心所欲。新岛在强调读者姿态（态度）之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读者与鲁迅之间价值观的相通或相同。这就意味着实体性、主体性的鲁迅先于读者而存在、是读者必须面对的。新岛在《阅读鲁迅》“序章”中举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的自画像为例，说明世界观、人生观、生存状态的相通对于阅读鲁迅的重要性。伦勃朗创作自画像的时候在距离与角度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为后世看画者设了圈套。看画者面对那幅自画像，只有保持特定的距离与角度才能看到画中的伦勃朗。新岛由此引伸说：“我认为鲁迅作品同样如此。鲁迅的作品，是鲁迅用文章书写其世界观、历史观、生存状态、感觉方式的自画像。伦勃朗的画像，被画成只有在不远不近、立足于某一点的时候才能与伦勃朗本人相遇，鲁迅作品同样如此。只有在用鲁迅的世界观、生存状态、感觉方式去阅读鲁迅作品的时候，鲁迅其人才对我们发出声音。人生态度必须一致。”
（伦勃朗（1606—1669））因此，新岛对鲁迅作品的读者提出了严格要求。在中文课堂上让学生即兴表演鲁迅小说《铸剑》的时候，他认为《铸剑》是“复仇的故事”，因此“只有因仇而生、立志复仇、为复仇不惜把自己的怪异形象（眉间尺乃两眉相距一尺的怪貌少年）展现于世人、亲手割下自己头颅的人，或者为了成全那复仇之志满身创痍的人，才有成为这篇作品读者的资格。鲁迅只对那种读者发出声音。”[18]
读者的“姿态”须与鲁迅相同、相通，意味着“姿态”首先是由鲁迅决定的。在此前提之下，新岛从鲁迅的人生道路、生活状态出发，提出了“姿态”的实践性问题。他说：“鲁迅年轻的时候成了革命党员。他认为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到了中年在若干所大学做教授，写反体制的文章。晚年辞去大学教职、与许广平结婚、仅靠写文章维持生计。而且一生体弱多病，年仅五十五岁就死于结核病。我不认为未曾在革命中燃烧自己的生命、终生公司职员式地过教授生活的‘学者’懂得鲁迅。也不认为他们拥有阅读鲁迅的姿态。”[19]
总体看来，新岛淳良所谓面对鲁迅的“姿态”之中包含着读者主体性与鲁迅主体性的统一、书斋阅读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等不同层面。由于他是作为日本人在日本社会中强调读者的姿态，因此“姿态”问题本身就是日本问题。新岛的“姿态”是方法也是本质。这种复杂性在他讨论“鲁迅异本”的时候已经显现出来。在新岛这里，当日本人身份、鲁迅价值观、实践精神三者统一起来的时候，面对鲁迅的姿态即转换为面对日本的姿态，鲁迅因此与日本直接相关。这是新岛鲁迅论的关键点之一。
事实正是如此。身在日本的新岛淳良将鲁迅提出的命题、鲁迅名言乃至鲁迅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原理化、普遍化，赋予其现实批判功能。这在其1968年对木下顺二（1914—2006）剧作《冲绳》的评论中已经显现出来。《冲绳》创作于1963年，表现在二战末期的冲绳之战中对冲绳人犯下罪行的本土日本兵与冲绳人的冲突，与鲁迅无涉。但是，新岛将《冲绳》与《阿Q正传》做比较，认为主人公之一波平秀自杀是其“奴隶根性”（鲁迅批判的那种“奴隶根性”）使然，并批评木下的处理方法。[20]在新岛1970年发表的论文《日本民族主义与亚洲》[21]中，被原理化的鲁迅则多方面地发挥批判功能。此文的主旨是批判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与鲁迅无涉，但使用了鲁迅的“还债”、“救救孩子”、“旁观者”等界说。文章开头即引用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1926）中的名句“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文中再次引用。新岛是用鲁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人有罪于亚洲人民、应当“还债”（进行战争赔偿）。而且，他把“还债”作为拯救日本下一代的手段，即通过在日本国民中培育对民族历史负责的精神，让日本下一代获得新生。表达这种主张的时候他引用了鲁迅《狂人日记》结尾处的“救救孩子”，并将这四个字用黑体字突出出来。对于熟读鲁迅著作的新岛来说，“救救孩子”的思想大概不仅来自《狂人日记》，并且来自《随感录·四十》等杂文。上述“还债→救救孩子”的逻辑与鲁迅《随感录·四十》中的逻辑相同。《随感录·四十》是讨论旧家庭对人的压迫、“人之子”的诞生，曰：“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22]“旁观者”问题是从日本学生在公共场所对朝鲜族学生施暴而日本市民只是在旁边观看这类社会事件提起的。新岛指出事件中存在着加害者、受害者、第三者（旁观者）的结构，批判日本人的“旁观者”心态，并用这种结构解释战后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这种批判方法与他对鲁迅“看客”批判的分析正相一致。[23]对于新岛本人来说，被普遍化、原理化的“鲁迅”之中，最重要的是阿Q形象与鲁迅革命观念的普遍化，因为新岛最后变身为“阿Q”、追求打着鲁迅思想印记的“乌托邦”。这个大问题下文详论。
（木下顺二） 与日本读者的身份相伴随的另一问题是语言（汉语或日语）。新岛认为文章离开其语言属性即无法存在。关于作为语言文本的鲁迅作品，他在《阅读鲁迅》“序章”中从日本读者的角度论述道：
鲁迅的文章并非直接呈现中国的事实（社会、事件、人物、自然等等）之作。在鲁迅的文章中无法看到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等等。鲁迅文章传达给我们的只有两种东西：鲁迅对于事实的感觉、思考，及其语言表现。二者的关系是：（1）关于事实的思考方法的物质基础是语言表现；（2）不存在语言表现之外的“思考方法”。因此，在理解鲁迅方面，首先，有必要通过与日语的比较（我是日本人，所以在这里这样说，若是朝鲜人，那么通过与朝鲜语比较来把握即可），把握中国语中有怎样的语言表现、只存在怎样的语言表现；其次，把握鲁迅选择了怎样的语言表现这种程序是必要的。[24][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因此，他在强调实践鲁迅的同时，指出“仅仅从事所谓实践活动而没有学习汉语愿望的人，也不会懂得鲁迅。”他甚至“有一种近于确信的认识——在外国人那里鲁迅作品被理解得更深入”。[25]不言而喻，新岛所谓的“外国人”是懂中文、能够将中文与自己的母语进行对比的外国人。这种观点尽管有轻视作品的本土文化蕴涵、轻视读者成立的文化前提之嫌，但深刻地表达到了语言差异对于文本解读的重要意义。在新岛的鲁迅研究中，将中文原本与日译本（新岛通常使用竹内好的日译本）对照阅读、通过对比寻找汉语与日语的差异、进入作品深处，是重要方式之一。“月光”是否应当译成“月”（つき）？“示众”是否应当译成“引き廻し”（ひきまわし）或“さらし刑”（さらしけい）？阿Q得胜的“胜”字是否应当译成“意気揚揚”（いきようよう）？[26]通过类似的辨析，新岛找出了竹内好的翻译没有充分传达的内容，并由此更深入地理解了鲁迅作品、发现了词汇背后的文化差异。这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使鲁迅作品的某些内容无法直接翻译为日文。
新岛在《阅读鲁迅》“后记”中明言自己阐述的是“非日本人不能写的鲁迅”，其所谓“日本人”，即由姿态、语言、价值观构成的日本人，并且是背负日本近现代历史、生活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日本人。
二 “日本阿Q” 的成立
新岛淳良以“阿Q”自命是在1978年前后。1977年5月他在“绿色故乡塾”举办读书会，阅读鲁迅著作、讨论乌托邦问题并总结自己将近五年的山岸会生活。本年撰写的文章翌年（1978）结集出版，书名为《阿Q的乌托邦》。书名本身意味着新岛在将自己比喻为阿Q的同时亦将阿Q的理想世界（包括某种意义上的山岸会）比喻为乌托邦。在1978年撰写的《阅读鲁迅·序章》中，新岛明言“我是阿Q”，曰：
武田泰淳（似乎是）写过：鲁迅是“看穿了的人。”
面对他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的眼睛好像看穿了我的“皮肉以外的东西”，莫名地开始对现在生活于世感到不安。我是阿Q，并觉得鲁迅试图描写那个阿Q。觉得他的作品是为我而写。我问鲁迅：
——L老师，历史是有意义的吗？
——那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L回答。
——但是，阿Q那样的人生，不是悲剧性的吗？不为任何人所爱，甚至不为您所爱。
L没有回答。[27][后略]
就这样，新岛确认了自己的“阿Q”身份。“看穿了我的‘皮肉以外的东西’”一语是从《阿Q正传》结尾处转换而来，被转换的不仅是表达方式，还有与鲁迅进行精神交流时的生命体验。
那么，如何理解新岛淳良“我是阿Q”的比喻？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与新岛的自我认知有关，并且与其对阿Q形象的认识有关。
新岛“我是阿Q”的比喻总体上并不成立。阿Q与“日本阿Q”（新岛）之间的时空距离（一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一为昭和初期出生的日本人）姑且不论，二人的身份也有天壤之别。阿Q是浙东乡间（“未庄”）的流氓无产者，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新岛生于东京长于东京，是世界知名的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在文化身份层面上，阿Q是落后的中国国民性的符号，而新岛不仅不是，甚至不可能是。因为日本不存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揭露、批判的那种国民性。相反，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国民性为尺度。这一点新岛也已充分意识到。他在梳理鲁迅心目中阿Q形象形成过程的时候指出：“在我看来，阿Q是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仔细观察日本人、通过以日本的国民性为镜子而塑造的。如前文已经介绍的，鲁迅开始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是在留学日本初期。”进而，他分析了《藤野先生》《示众》《呐喊·自序》以及《阿Q正传》等作品，指出：“人为了看到自身的缺点，镜子是必要的。我认为，对于鲁迅来说，成其为认识中国内部国民性缺点之镜子的，是他唯一熟知的外国人即日本人。他基于自己的感觉，将‘我们’（他本人及其同胞）的性格、言行等等逐一与日本人进行类比，发现与日本人截然不同之处，阿Q这一人格形象在他心目中逐渐形成。”[28]这种认识符合鲁迅的实际。鲁迅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确实是在留学日本之初、在弘文学院学日语的时候，[29]他1907年撰写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已经使用“国民性”的概念。论文第五节写及希腊“堕落之民”对裴伦（拜伦）无礼，曰：“裴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前所谓世袭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30]这里所谓的“世袭之奴”与后来常被鲁迅用以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奴隶根性”一语同义。“奴隶性”在被“世袭”之后方成其为“奴隶根性”。《摩罗诗力说》也讽刺了精神胜利法，曰：“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31]在撰写《摩罗诗力说》十四年之后创作的《阿Q正传》中，阿Q那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完全是《摩罗诗力说》中那段话的通俗表达。更重要的是，在鲁迅这里，中国人“马马虎虎”的劣根性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对。就是说，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层面上，作为日本人的新岛淳良是“反阿Q”的。
新岛淳良“我是阿Q”的比喻成立于阿Q的革命化，在这个比喻中阿Q是革命者。换言之，这个比喻对《阿Q正传》的主人公做了片面化（局部化）的处理，过滤掉了阿Q的流氓无产者、落后国民性体现者两种身份，而将革命者阿Q推到前台。新岛是用这种比喻标明自己的革命者身份，强调革命的重要性与革命权力的平等。从镜像关系考虑，《阿Q正传》这面镜子中的阿Q必须是革命者。只有这样新岛才能从镜中照见理想的自我，建立起自己的“革命”逻辑。
这种“革命”冲动，决定着新岛在解读《阿Q正传》的时候会从小说中确实存在的革命内容出发，阐释阿Q与革命的关系，努力证实阿Q的革命者身份。他自命为“阿Q”的《阿Q的乌托邦》与《阅读鲁迅》都是如此。
新岛的《阿Q正传》研究至少在1968年撰写论文《木下顺二的<冲绳>与<阿Q正传>》时已经开始，系统研究则是在1977年离开山岸会前后。此时撰写的《阅读鲁迅》共十一章，最后三章（九、十、十一）从不同角度分析《阿Q正传》，分别是“传记的笔法”、“‘精神胜利法’”、“阿Q与革命”。《阿Q与革命》一章是专门探讨阿Q与革命的关系。在本章中，新岛认为《阿Q正传》的关键词是“革命”与“思想”，指出：“《阿Q正传》并非描写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是描写‘自己改造自己根性’那种革命的绝望与希望”。[32]这里所谓的“革命”具有多层涵义，是外部世界的社会革命也是个人内部的灵魂革命。新岛强调阿Q的革命行动与革命者身份，曰：“阿Q革命了吗？我想是革命了。那是在他从群众中看到狼眼的时候。那是孤独的觉醒。置身群众之中，阿Q一个人觉醒了。”“阿Q是革命者吗？我想他是革命者。”[33]
《阿Q的乌托邦》一书中的“七月”部分阐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将问题与日本社会结合起来，从学术研究转向现实批判。“七月”第一节为《私译∕阿Q正传》。“私译”是新岛自造的词，并非指“私人性的翻译”，而是指改写、或者使用原作的题目进行再创作。在这一节中，新岛从霜川远志的剧本《阿Q正传》的演出引申出阿Q与革命的关系、革命权力的平等，曰：
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模仿鲁迅此言，可以说，如果不让那种只要日本不发生革命即不会被革命所改变的异常人物登上舞台，就不能说《阿Q正传》被译成了日语。（在霜川先生的作品中主人公还不够异常）
鲁迅的《阿Q正传》表明，在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的革命——被统治者一方面迫切期待结束被统治状态、一方面试图将自己提高到统治者地位的革命——之中，也存在着阿Q这种例外之人。即在阿Q这里革命“不被允许”。[34]
这样阐述之后，新岛拿出了自己创作的《小阿的故事》（アッちゃんの物語）。故事中的小阿生活在日本某追求“理想社会”的共同体中，追求“N革命”，但共同体的人们排斥他、不准他革命，最后他被警察枪杀了。《小阿的故事》是《阿Q正传》的缩小版、日本版，作品中小阿拿的那把柴刀是阿Q上山砍柴时拿过的，作品对剥夺他人革命权力者的批判与《阿Q正传》对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的批判相一致。所以“七月”部分第二节的题目即为“建设阿Q进行革命的社会——创建共同体联盟”，与第一节对剥夺他人革命权力者的批判构成合逻辑的衔接。
创作《小阿的故事》意味着新岛淳良怀有重塑阿Q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同样体现在其对阿Q形象的解读中。新岛不仅将阿Q作为革命者来论述，甚至将阿Q置于鲁迅的思想框架与文本系列之中，通过个人化、创造性的解释将阿Q崇高化。新岛说：“我说阿Q是革命者的时候，是将《野草》中的两篇作品与阿Q结合在一起思考。”所谓“两篇作品”即《过客》与《复仇（其二）》。新岛认为“过客即未死的阿Q”。在《过客》中过客对老翁说：“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新岛认为阿Q如果复活，应当说的话只有这一句，因为阿Q是“短衣阶级”（与“长衫阶级”相对的贫雇农阶级）中的“短衣阶级”。过客说：“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新岛认为这里的“血”可以看作阿Q被枪杀时流的血、这“血”与《铸剑》中黑衣人身上的累累伤痕相重叠。关于阿Q与《复仇（其二）》的关系，新岛认为“阿Q如果复活，其景象将呈现为《复仇（其二）》中的耶稣受刑。”他论述道：
“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这难道不是鲁迅针对阿Q的死刑同样想说的话吗？耶稣是被作为“神之子”即人类的异类钉上十字架，阿Q也是作为罪犯或者谋反者被枪杀。不过，耶稣是腹部痛苦地痉挛着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抛弃我？”的“人之子”，而阿Q也是面对豺狼用一柄柴刀拼命求生的一个人。
就像耶稣复活，阿Q同样复活。
在“复仇”一词上，难道鲁迅不是寄托了复活之后的阿Q的生活态度？——革命者阿Q的生活态度。[35]
这里，新岛已经将阿Q“鲁迅化”——“过客”在很大程度上本是鲁迅的自况，并且在阿Q与耶稣之间建立起受难者同一性。
新岛淳良将阿Q阐释为革命者，还与毛泽东的阿Q认识有关。在《阿Q的乌托邦》一书的“七月”部分，新岛即两次叙述毛泽东在“文革”中让红卫兵去读《阿Q正传》、给所有人革命的权力一事。新岛是通过这种叙述强调革命的合理性、革命权力的平等。他说：“在江青等‘四人帮’不允许革命的时期，《阿Q正传》依然存在于中国。”“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去读《阿Q正传》’。他说阿Q的革命不被允许，但真正的革命就是允许一切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江青）革命！”[36]在《阅读鲁迅》的《阿Q与革命》一章中，新岛又说：“在中国，怀疑既有的一切‘革命’概念、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革命的毛泽东，好像用穿透纸背的眼光阅读了《阿Q正传》。”不仅引用了毛泽东让红卫兵去读《阿Q正传》的“最高指示”，并且引用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一段话：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37]
引用之后，新岛发挥说：“毛泽东用丰富的想象力解读《阿Q正传》中阿Q与革命的关系。而且在‘禁止革命’（竹内好译为‘被禁止的革命’）这一点上看到了辛亥革命——不，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将此视为《阿Q正传》这一作品的关键。毛泽东在有史以来的革命中之所以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家，是因为他成功描绘了甚至对于阿Q想象的那种抢夺或满足性欲的革命都‘不禁止’的革命图景。”[38]本来，无论是在“最高指示”中还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都并非专论《阿Q正传》，而主要是在修辞层面上用“允许阿Q革命”来比喻“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但是，新岛却由此把握了毛泽东的《阿Q正传》解读中潜含的革命观念。
新岛淳良对于革命者阿Q的建构，是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对鲁迅观点的接受、对毛泽东《阿Q正传》论的引证完成的，但本质上是新岛本人的革命思想决定的，是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日中两国左翼革命思潮的产物与组成部分。革命者的身份不仅统一了阿Q与“日本阿Q”，并且在新岛与鲁迅、毛泽东之间建立起“革命”同一性。中国的阿Q通过“日本阿Q”新岛淳良，超越了国界，完成了国家性与国际性、历史性与现实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只是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阿Q落后性的批判、对“革命”之残酷性与复杂性的揭示均被遮蔽。这种局限属于新岛个人，也属于那个时代。
应当说明的是，“革命者”并非新岛淳良阿Q认识的全部。对于新岛来说，阿Q还是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悲剧”的主人公。同样是在《阅读鲁迅·序章》中，他论述了两种“历史悲剧”。一种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悲剧”，一种是美国学者扬·克特[39]在《莎士比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中界定的“历史悲剧”——“还有一种历史悲剧，植根于这种信念——历史静止着、不具有任何意义，或者不停地重复着残酷的循环——的悲剧。即所谓历史，乃与冰雹、风雨、生死一样的自然之力。” [40]新岛认为阿Q、祥林嫂的人生均为此种意义上的“历史悲剧”。不过，在这种普遍性的解释中阿Q已经失去了自己作为《阿Q正传》主人公的特殊性。（待续，请看下期公号推送）
[1]新岛生平见于《现代人物事典》（朝日新闻社1977）中的“新岛淳良”条目。该条目被藤井省三的论文《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完整引用。藤井论文中文译稿发表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双月刊）2011年10月第五期，董炳月译，收入《反思与突破——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3年2月出版。新岛1977年之后的简历见于其各种著作的“著者介绍”以及他本人在《阿Q的乌托邦》《救救孩子》《阅读鲁迅》等著作中的自述。
[2]《我为何加入山岸会》（私はなぜヤマギシカイに入ったか）。《阿Q的乌托邦——某共同体的历书》（阿Qのユートピア／あるコミューンの暦）10—11页。晶文社（东京）1978年10月出版。后同。
[3]参阅《我为何加入山岸会》。《阿Q的乌托邦》13—14页。不破哲三（1930— ），本名上田建二郎。1947年1月加入日共，1964年进入日共中央委员会，1970年任书记局长，1982至2000年担任日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98年日共与中共关系正常化。
[4]“神奈川”为县名。神奈川县为东京都南侧的邻县。
[5]《新的革命》（新しき革命）。劲草书房（东京）1969年12月出版。
[6]据《新的革命》书后“著者介绍”。
[7]《我的毛泽东》（私の毛沢東）“后记”。《我的毛泽东》327页。野草社（东京）1979年5月初版。
[8]参阅《阿Q的乌托邦》45—46页。
[9]《阿Q的乌托邦》204页。
[10]参阅本文第一条注释所涉藤井省三论文《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本文对藤井观点的引用均出自此文，后不另注。
[11]《阿Q的乌托邦》205页。这段话中出现的人物有思想家也有作家，作家之中则包括社会、历史、科幻、童话等不同类型者。劳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1903—1989）为奥地利动物学家，通过观察鸟类、鱼类来了解动物行为的动机。现代行为生物学奠基人。莱姆（Stanislaw Lem，1921—2006）为波兰科幻小说家，作品取材丰富的科学知识，绵密厚重。克拉克（ArthurCharles Clarke，1917—2008）为英国科幻作家。
[12]《阅读鲁迅》（魯迅を読む）293—294页。晶文社（东京）1979年2月出版。后同。“实显地”即山岸主义的“实际显现地区”。新岛淳良在《阿Q的乌托邦》“七月”部分对“实显地”一词进行了解释。
[13]这里的“改造我们的作风”一语是从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题目转化而来。《改造我们的学习》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主要著作。
[14]《阅读鲁迅》294—295页。
[15]转引自《阅读鲁迅》11—12页。
[16]《阅读鲁迅》12页。
[17]引自《中国的逻辑与日本的逻辑》（中国の論理と日本の論理）“后记”。同书313页。现代评论社（东京）1971年4月初版。
[18]《阅读鲁迅》11页。
[19]《阅读鲁迅》13页。这里有关鲁迅“认为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20]《木下顺二的<冲绳>与<阿Q正传>》（木下順二の『沖縄』と『阿Q正伝』）。发表于1968年7月日中友好协会早稻田大学学生支部主办的杂志《红河》第3期。。
[21]《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アジア》，发表于1970年10月号《构造》（《構造》），收入《中国的逻辑与日本的逻辑》。
[22]《随感录·四十》。原载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一期。引自《鲁迅全集》第1卷323页。
[23]《阅读鲁迅》第11章不仅分析了阿Q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看到的“群众”（看客）的眼睛，并且引用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的“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一语。《阅读鲁迅》265页。
[24]《阅读鲁迅》12—13页。
[25]《阅读鲁迅》14页。
[26]参见新岛淳良在《阅读鲁迅》16、19、233页的分析。
[27]参照《阅读鲁迅》24页。武田泰淳（1912—1976）。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曾从军到中国，著有《司马迁》《风媒花》等。所谓“鲁迅是‘看穿了的人’”一语出处待考。
[28]《阅读鲁迅》249、250页。
[29]参阅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文中的回忆。《挚友的怀念》12页。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0年12月出版。
[30]《鲁迅全集》第1卷81页。本文所用《鲁迅全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文只注卷次与页码。
[31]《鲁迅全集》第1卷65页。
[32]《阅读鲁迅》263页。
[33]《阅读鲁迅》288、289页。
[34]《阿Q的乌托邦》195页。日文原文中开头引自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中的那句话颠倒了上下文，当为笔误。这里参照新岛的上下文恢复为鲁迅原话。见《鲁迅全集》第3卷379页。关于霜川远志改编的《阿Q正传》，参阅笔者在《“日本鲁迅”的另一面相——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及其周边》一文中的论述。文载201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35]《阅读鲁迅》292页。
[36]《阿Q的乌托邦》195、215页。
[3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引自《毛泽东著作选编》40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2年2月版。
[38]《阅读鲁迅》287页。
[39] Jan Kott（1914—2001），波兰裔美国学者，1965年到美国，采用马列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戏剧，影响深远。
[40]《阅读鲁迅》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