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青年（之五）|徐志民：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一遣返日本侨俘的概括
抗战胜利后，如何集中管理和尽快遣返日本侨俘，是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规模庞大的日本侨俘，一方面由于日本战败投降，心理失衡、恐慌，尤其是想到战时的所作所为与累累罪行，更是害怕中国人报复，故归心似箭；另一方面，部分日本侨俘不甘失败，私藏武器，勾结土匪，暗中联络地方军阀实力派，妄图“残留”中国，以待他日“东山再起”，成为影响战后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所以，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规定华北各地日侨集中于北平、天津、大同、青岛，华东地区的日侨集中于上海、厦门，四川、两湖、河南等地的日侨集中于汉口，台澎地区的日侨向当地各个县市集中，以待遣返。随之，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中国大陆遣返日本侨俘共计2983550 人。[3]其余尚待遣返的日本侨俘与被征用之日籍技术人员及其在华家属，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期间陆续被遣送回国，另一部分则在华工作到新中国成立。
同时，美国政府为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也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遣返日本侨俘工作。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中美在上海举行遣返日本侨俘联席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决定从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 个港口，将中国战区的日本侨俘遣送回国。随之，美国出动85艘登陆舰、100艘自由轮，并组织一批日本船只，参加日本侨俘的遣送工作。[4]1946年1月6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返日本侨俘联席会议。2月6日，中美等相关各方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侨俘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侨日俘遣返计划》，以加快遣返日本侨俘的进度。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三人军事调处执行部，积极协调中共控制区与国民党控制区的遣返日本侨俘工作，从而保证了遣返日本侨俘工作的顺利进行。王惠宇指出美国不仅参与遣返日本侨俘的决策和具体运作，而且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遣返日本侨俘问题上进行合作，最终国共美三方完成了这项艰巨的遣返任务。[5]袁成毅认为战后中国宽大并迅速遣返日本侨俘，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宽大为怀的民族品格，也与蒋介石的反共战略和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密切相关。[6]二者都强调了美国因素在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中的重要作用。
（1945年12月27日，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三人会谈。）
然而，中国学界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遣返日本侨俘研究的综合性成果并不多，目前仅有以下几项。一是刘国武介绍了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准备、过程和影响，指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与人为善、宽宏大量的民族性格与人道主义精神，而且由于受蒋介石“以德报怨”讲话的影响，导致遣返日本侨俘过程中出现日本侨俘政治、经济待遇过高，未能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清除其军国主义思想，甚至一些日本战犯潜藏在侨俘之中逃回日本。[7]二是吴庆生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档案，介绍了中国境内遣送日本侨俘的人数，以及国民政府的遣送计划；叙述了日本侨俘的收容、集中和统一管理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待遇、途中补给、在内地及港口的行李检查和检扣物品的处理等，指出国民政府的善意和努力是日本侨俘迅速顺利回国的主要原因。[8]三是朱之江、仲华梳理了国民政府处理日本侨俘的指导思想、基本进程和主要措施等，如尊重日本侨俘的人格和尊严、保护其个人财物、妥善安排住所和给养、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实施心理教育和积极稳妥地实施遣返，认为这种日本侨俘处理政策体现了中华民族仁爱宽大的胸怀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促使部分日本侨俘反省侵华罪行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至少有4万余名日本侨民，以及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和由苏联转交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10]，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日本战犯和侨民，事关战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1952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日本侨俘除少数战犯及刑事罪犯应该依法处理外[11]，其他在华日侨则本着自愿原则，分期分批协助他们回国。自1953年3月至1958年7月，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联络，从天津、秦皇岛、上海三地相继送还日本侨民3.5万人。这一事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民间交往的扩大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被称为“架设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12]陈国文、邓卫红、潘德昌等学者，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并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访华团体联络与交涉，积极解决和落实日侨归国问题，打开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个缺口，使之从民间交往发展到“官民并举”，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3]刘振甲指出1958年中国国旗在长崎受辱事件后，中国政府送还日本侨民的计划暂时中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后又继续协助日本侨民归国，并从1981年开始分批分期地组织日本侨民和遗留孤儿赴日寻亲。[14]一场侵略战争，造成几代人的亲情割舍与生离死别，可以说日本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至今仍未结束。
无论是国民政府的遣返日本侨俘工作，还是新中国的送还日本侨民计划，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不计前嫌、宽大为怀的民族品格，但学界与之相关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均不太多，倒是一些普及性、文艺性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历史实态。如，完颜绍元的《大遣返》和梅桑榆的《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大遣返：1945—1946三百万日俘日侨漫漫归国路》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15]纪彭、赵光强指出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曾使用日俘，其中蒋介石命令日军替他占好地盘，阎锡山则组织6000人的“日本纵队”，当然解放军中也有日本战俘为其工作。[16]陈奉林介绍了战后国民政府和陆军总司令部遣返日本侨俘的详细计划，以及遣返过程中不带歧视与报复的原则，认为这次日本侨俘大遣返不仅奠定了战后日本复兴的基础，而且为化解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中日两国的诸多问题都有积极作用。[17]当然，学界还有一些以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性文章[18]，笔者不再逐一介绍，而是重点介绍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研究成果。
二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
抗战胜利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工作比较复杂。一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始于甲午战争，可谓渗透时间长、移民人数多，即使不算被苏联押送西伯利亚之59.4万名战俘，当时东北仍有110万名日本侨俘，相当于关内所有日本侨俘的一半以上。二是抗战胜利后东北的政治形势复杂，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控制区，也有国民党控制区，还有苏联和美国势力的影响。因此，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和国共两党控制区犬牙交错的夹缝中遣返日本侨俘确实不易。张志坤、关亚新通过查阅档案史料、历史文献、调查采访等，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松花江以北中国共产党控制区遣返日本侨俘的情况，指出在美国的协调和帮助下，国共美两国三方达成了遣返日本侨俘协议，即1946年7月的《关于中共区内日侨俘遣送之计划》、《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据此由东北民主联军将日本侨俘送到交接地，国民党当局按计划予以接受。截止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控制区遣送了至少18.2万名日本侨俘。[19]
除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外，东北地区遣返日本侨俘的整体情况如何？张志坤、关亚新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历史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日本的弃民政策，以及日本侨俘在战后初期的逃亡与被中国政府收容的情况，阐释了日本的移民政策与弃民政策、向中国东北移民与日本侨俘遣返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联系；叙述了中国政府遣返东北地区日本侨俘的准备、部署、安排和进程，并重点介绍了沈阳及其周边地区、长春及其周边地区、吉林东部地区的日本侨俘的遣返进程，以及日籍技术人员在留用解除后的遣返情况；分析了通过葫芦岛遣返百万日本侨俘的历史影响，认为这既是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历史见证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丰碑，也是中美、国共合作处理战后问题的成功范例。[20]
东北地区遣返日本侨俘的主要港口是葫芦岛，故学界通称东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为“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或“葫芦岛大遣返”。荆杰指出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以民族大义为重，分别在各自实际控制区建立遣返日本侨俘的机构，并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即使在战争中也未停止合作遣返日本侨俘工作，故从1946年5月至1948年夏，东北地区共计遣返日本侨俘1051047人。他认为葫芦岛大遣返彰显了中国人“以德报怨”的崇高品质和中国政府“睦邻友好”的大国风范，体现了国共两党“求同存异”的大局观。[21]池凤臣、王凤山介绍了东北地区日本侨俘的遣返经过，以及在战后中日和平友好运动中的“历史的回响”，认为葫芦岛是这些日本侨俘的一个“生命的驿站”。[22]于苏军则详细考察了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政局和日本侨俘问题，以及中美苏三国四方达成的遣返日本侨俘的协议和具体的遣返过程。[23]在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60周年之际，蔡亮、苏智良、魏运亨、韩贵林、袁长立等学者，纷纷发表纪念性或反思性的文章[24]；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辽宁省政府联合主办了“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60周年回顾暨中日关系展望论坛”，以重温那段历史和警醒后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东北地区的日本侨俘虽主要经葫芦岛遣返回国，但葫芦岛并非唯一的遣返港口，还有经吉林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乘坐苏联红十字船遣返回国者。金龟春、孟庆义指出抗战胜利后延边专员公署根据中国共产党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将日本战俘分散到人民群众去，并保证吃住，留用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日本侨俘及其家属，并从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和照顾，且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回国。
（图为遣侨工作人员及侨俘的佩戴标识）
但是，在1948年初国共大决战前夕若通过葫芦岛遣返反而变得更加危险，故延边专员公署致函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请其协助在延边的日本侨俘及其家属回国，并获得金日成的支持。随后，这些在延边的日本侨俘及其家属通过图们江口岸，经过朝鲜的元山口岸，乘坐苏联的红十字会船返回日本。[25]曲晓范在论述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俘的安置和遣返问题时，指出：“1948年6月, 在辽沈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国统区和共产党解放区又一次组织遣送日侨工作……共产党占领区的遣送是通过北朝鲜会宁地区日本居留民会和北朝鲜苏军司令部协助、由新成立的吉林省民政厅负责从图们口岸出境，经朝鲜南阳、清津、元山回国的，本次中共延边解放区共遣送日侨349人。”[26]可见，中国共产党控制区日本侨俘的遣返不仅得到了朝鲜的协助，而且得到了驻朝苏军的支持。
那么，战后初期驻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是否也参与或实施了遣返日本侨俘工作？王玲菱在概述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侨俘的基本情况后，重点阐述了东北地区日本侨俘的大遣返，包括中美苏三国四方达成的遣返协议，以及国民党、共产党控制区的日本侨俘遣返人数和进程，同时还介绍了当地苏军组织实施的日本侨俘遣返工作，即：“滞留在大连的日侨日俘，由苏联驻军负责组织实施遣返，于1946 年12月开始，至1949年9月结束，共分四期，总计20 余万人。”[27]虽然其对此着墨不多，却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不仅扣留、押送59.4万名日本侨俘到西伯利亚从事劳作，而且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28]，也组织实施了部分日本侨俘的遣返工作。不过，当地苏军遣返日本侨俘是如何与国民政府接洽的，又是走的哪条遣返路线，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规定和细节如何？这些都需要深入发掘和继续研究。
三华北的日本侨俘遣返
抗战胜利后，根据前述《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以及中美达成的《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和《中国战区日侨日俘遣返计划》等文件的规定，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内蒙部分地区、山东、江苏部分地区等华北各地的日本侨俘，约近40万人，逐渐集中于北京、天津、青岛、大同等地，以便通过塘沽、青岛、连云港等港口遣返日本。目前，除河北、北平、天津、山西等地之外，华北其他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学界关注，且以整个华北地区遣返日本侨俘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相对较少。笔者仅见渠占辉综合性地考察了华北的日本侨俘遣返问题。他根据华北各地遣返日本侨俘机关的统计资料，指出华北各地途径塘沽、青岛、秦皇岛、连云港遣返日本侨俘380489 人，各地留用日籍技术人员9561 人，据此推算华北地区日本侨俘总数至少有390050 人。[29]需要说明的是，途径华北各地港口遣返回国的日本侨俘并非都是华北地区的，如当时就有东北地区的少数日本侨俘在解放战争开始后转道华北各港口回国。
关于河北、北平的日本侨俘遣返，米卫娜查阅了不少北京市、河北省的档案资料，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对日侨的集中、管理和遣返》，介绍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遣返日本侨俘的计划，阐述了北平市日侨集中管理处成立后对日本侨俘的集中、管理和教育问题，以及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和征用日籍员工从事劳役工作的情况；指出中国政府本着宽大的原则和“以德报怨”的精神，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底，共遣送日本侨俘69批，合计78536人，基本完成了北平市的遣返日本侨俘任务，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国国民风范和气度。[30]至于战后北平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她认为这虽有利于北平市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作，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影响了实际的留用效果。[31]她还与申海涛合作考察了河北省在丰台、长辛店、石家庄设立的三处日侨管理所的情况，统计河北省遣返日本侨俘使用之经费，大体还原了河北省遣返日本侨俘的原貌，指出河北省从1946年1月7日至同年5月底共遣送32批日本侨俘，计29502人，基本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32]2012年，她出版了《近代华北日侨问题研究（1871—1945）》一书，其“第五章 战后中国政府对华北日侨的集中、管理和遣返”，重点仍是河北、北平的日本侨俘遣返。[33]
驻扎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在抗战胜利后，暗中勾结阎锡山，妄图“残留”山西，以备他日“东山再起”，是战后日本侨俘试图“残留”中国各地的一个缩影。孔繁芝、尤晋鸣等学者以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抗战胜利后日军“残留”山西及其最终历史结局的档案资料为基本依据，参阅大量历史文献，调查采访日军“残留”的相关人员，编撰出版了三卷本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客观真实地再现了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日本侨俘“山西残留”事件。[34]孔繁芝、尤晋鸣指出驻扎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人，一方面妄图利用山西资源复兴战后日本经济，并将山西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和挺进大陆的前沿基地；另一方面配合阎锡山的部队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再次荼毒中国人民。结果是，这批6000多名“残留”日军和数千名日侨，到1949年5月山西大同解放前后，不是被陆续遣返，就是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或俘虏，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残留”山西的迷梦。[35]
天津是华北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主要港口，不仅遣返日本侨俘人数多，而且保留了大量遣返日本侨俘的资料。胡荣华以天津市档案馆所藏华北地区遣返日本侨俘的历史资料为基础，重点阐述了天津及华北各地途径天津而遣返的日本侨俘的历史经纬。她介绍了1946年1月18日成立的天津日侨管理处，以及该处负责的日侨调查、登记、管理、感化教育、遣返回国等各项工作，指出由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分任日侨管理处正副处长，显示出中国政府对遣返日本侨俘工作的高度重视；仔细考察了天津日侨管理处对于华北各地来津日本侨俘的管理工作，以及对日本侨俘的财物管理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既收回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财物，也维护日本侨俘的基本财产权利；据统计，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8月，华北各地经天津遣返日本侨俘累计34 万人，即使那些被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到1947年8月也基本被遣送完毕。胡荣华总体上肯定了国民政府遣返日本侨俘的措施，认为这对于华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抚民众情绪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与人为善、宽宏大量的民族品格。[36]
四华东、华中及台澎的日本侨俘遣返
抗战胜利后，上海仍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贸易港口和主要的经济城市，当地被没收的敌伪“产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与公司，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需要继续留用部分日籍员工与技术人员，且这种“楚才晋用”的方法“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的欢迎”。朱婷通过考察“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表现与作用，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日人“留用”政策及其成败得失。[37]马军主要利用上海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从中央、上海地方和具体企业三个层面，详细解析了国民政府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政策的酝酿、制订和实践过程；指出中美之间关于这一政策始终存在着较大异议，加之战火刚熄，中国民间还普遍弥漫着激烈的仇日情绪，因而战后上海的日籍技术人员留用工作并不顺畅；作者强调技术人员虽有国籍，但技术是无国界的，故当时国共双方都曾极力争取日籍技术人员为己所用。[38]上海解放后，新中国继续留用剩余日籍技术人员数年就是证明。
但是，上海毕竟是华东、华中地区日本侨俘遣返的主要通道。据统计，从1945年12月4日至1946年4月，上海遣返日本侨俘累计12.4万人，朝鲜人10360名，被日本征用的台湾同胞6130名。吕佳航不仅以上海遣返日本侨俘问题作为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而且与其他学者合作进行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准许归国之日本侨俘携带行李的重量，并非通常所谓以“30公斤”为限，而是有所变动；认为国民政府随着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虽对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控制越来越严，但确实有一部分日籍技术人员被留在中国。[39]他与忻平指出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第三方面军接收上海后，于1945年10月成立上海日侨管理处，对上海日本侨俘分区集中管理，采取保甲与自治组织相结合的管理方式，一方面解决日本侨俘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调处中国国民与日本侨俘生活中的问题和冲突；同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加强日本侨俘的思想改造，并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这种对日本侨俘改造的人性化、科学化，体现了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精神。[40]陈祖恩分析了以蒋介石“以德报怨”讲话为基调的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之政策，指出日本侨俘在等待遣返的日子里，没有受到侮辱和报复，反而是上海民众以和平的态度待之[41]，促使部分日本民众在战后开始反思近代日本的侵华政策与行为。
遣返日本侨俘的研究成果或相关新闻报道中，或多或少反映了日本侨俘归国之时对中国政府宽大政策和中国人友善的感激之情，以至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恨、认罪、反省，但这只是一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侨俘的真情流露，而另一部分日本侨俘虽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的集中管理和遣返，却并未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和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根本原因，反而对战败忿忿不平，总想伺机卷土重来，再次侵略中国。曾经亲自采访战后上海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集中区的王火，就对部分日本侨俘未遭受应有惩处与真正改造深感忧虑，指出“他们很多人认为投降是天皇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以备将来重显国威。”甚至“有的遣返时在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那意思是有朝一日仍要回来报仇！”[42]可见，战后中国积极遣返日本侨俘的同时，却在相当程度上轻视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尤其是未能清除其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遗毒甚深。
作为战前与战后国民政府，以及汪伪政府首都的南京，尤其是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之地，在战后遣返日本侨俘过程中的宽大为怀更体现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民族品格。王艳飞主要运用南京档案馆等处的档案资料，以及知情人的口述资料，对战后设在南京的日侨日俘管理所的成立、内部管理体系、管理政策及实施情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指出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留在这里的日本侨俘并未受到南京民众严厉的报复，相反，由第三方面军负责接收的京沪地区的日本侨俘之管理，却成为全国贯彻执行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典范。[43]但是，日本国内至今仍有一部分人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推卸战争责任，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以德报怨”，另一方面是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拒不反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浙江省的日本侨俘，也是通过上海港遣返回国的。姚隽鸣介绍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3万多名日俘的缴械与受降，以及对分散浙江各地的约1200名日侨的集中与管理，并根据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讲话精神，妥善安排这些日本侨俘的生活和改造，征用一些日本侨俘从事战后浙江的交通、市政建设等恢复重建工作。从1946年3月至5月，这些日本侨俘全部被遣送至上海，然后乘船返回日本。他在总体上肯定国民政府“以德报怨”式的遣返政策的同时，指出过于宽大的遣返政策导致那些犯有较大罪行的日本战俘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和改造，这也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44]何扬鸣、楼圆玲利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东南日报》等资料，分析了战后初期浙江省内数万名日本侨俘的生活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侨俘的集中、管理和遣返，认为战败投降后的部分日本侨俘对战败很不服气，对中国人的善意和真诚的思想教育，要么浑然不知，要么口是心非，且这种情形从战败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以致日本国内不时发出各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奇谈怪论。[45]
武汉不仅是近代以来日本侨民涌入华中地区的一个主要据点，而且是抗战胜利后华中地区日本侨俘的集中地。蒋敏华指出抗战胜利后集中于武汉的日本侨民计13970 人、韩国侨民1393 人、德国侨民63 人，国民政府对他们进行封闭式管理和“说教”式的“训导”，并留用了部分日籍技术人员。据统计，从1945年12月14日至1946年6月15日，共有13992名日德韩外侨被遣送回国。[46]甘成质运用汉口市档案馆的资料,结合时人的回忆录、资料集等，从汉口市政府训导、管理日本侨俘入手，指出汉口市政府严格执行国民政府政令，认真处理滞留在华中地区的日本侨俘，其过程历经集中、训导、征用和遣返等阶段；分析了汉口市政府与其他各地处理日本侨俘方式的异同，认为从政策层面看，汉口市政府是严格执行蒋介石“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的典型；从实际层面看，汉口市政府根据本地情况，灵活处理各种问题，从而有效保证了日本侨俘集中区的秩序，为他们安全归国作出了努力。不过，这两个层面的努力都未达到改造日本侨俘思想的目标[47]，重新反思战后国民政府基于“以德报怨”的遣返日本侨俘政策。
台澎地区日本侨俘的遣返，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侨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也受到了大陆学界的关注。褚静涛介绍了抗战胜利后台湾省从1946年3月至1948年12月，先后分五期遣返了在台日本、琉球侨民和征用的日籍技术人员32万余人，强调只有极少数人取得了中国国籍。[48]曹必宏指出抗战胜利后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第三处负责遣返日本战俘，并于1945年12月设立了基隆、高雄二港口运输司令部，专司日俘之集中检查与遣送等工作，同时设立铁道运输司令部，负责将各地的日俘用火车以最快的方式运送至各港口，最终遣送日俘165638 人，以及日本、琉球侨民322149 人。[49]章慕荣指出台湾“光复”后首先对日俘进行集中和管理，继而利用日俘进行战后台湾重建工作并对其进行精神教育和改造，但为时不长，到1946年4月底已全部遣返167424 名日俘。[50]苏小东主要介绍了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对台澎地区日本海军的接收准备、过程，以及协助台湾警备司令部遣返日本侨俘的史实，认为遣返台澎地区日本侨俘是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集中统一安排实施的，海军只是力所能及地承担了对日本海军战俘集中直至登船归国的监管、检查、警戒等工作。[51]
（1946年5月，冈山车站，被遣返的日本兵下车回家。以上图均来自网络）
五遣返日本侨俘研究的思考
纵观中国学界的遣返日本侨俘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一是研究选题“抓小放大”。现有之遣返日本侨俘研究成果，主要是分别介绍松花江以北地区、吉林、长春、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武汉、南京、上海、台湾等中国某一省市或地区的日本侨俘之遣返情况，而战后国民政府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送还日本侨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则为数不多，尤其缺乏一部颇具分量、能够涵盖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历史巨著。二是研究内容虽突出重点，却未能兼顾一般。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关于遣返日本侨俘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日本侨俘在中国各地的分布情况大体一致。如，东北地区日本侨俘人数相对较多，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硕；华北地区次之，华东、华中地区再次之，华南地区至今未见相应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详细考释抗战胜利后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准备、部署和进程，以及由此分析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四是研究资料主要局限于中方资料，甚少利用被遣送方——日方的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
日本政府从最初的弃民到救助归国侨俘，其关于战后滞留海外侨俘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并留下了大量资料。1945年8月14日，日本外务省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仍训令其驻外使领馆执行使日本侨民定居当地的方针。10月25日，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日本外务省被废止外交功能，由厚生省代替其负责滞留海外日本侨俘的撤退事宜。为便于日本侨俘的归国，厚生省在浦贺、舞鹤、吴、下关、博多、佐世保、鹿儿岛、函馆、大竹、宇品、田边、唐津、别府、名古屋、横滨、仙崎、门司、户畑等18地，设立日本侨俘归国者地方救助局或其派出机构，负责归国之日本侨俘的防疫检查、生活照料、回乡旅费、交通运输等具体事务。随着归国者增多，日本政府于1948年5月成立了独立于厚生省的归国者救助厅。从日本侨俘开始撤退到1949年底，约624万名日本侨俘返回日本[52]，此后归国者人数日渐减少。归国者救助厅于1954年被重新改组为隶属厚生省的归国者救助局。厚生省归国者救助局及各地方的归国者救助局，由于具体负责日本侨俘归国事宜，故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归国日本侨俘资料。[53]
日本学者已经关注，并开始利用这些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如，加藤圣文不仅利用厚生省归国者救助局及日本各地归国者救助局的日本侨俘资料，编辑出版了16卷本的《海外日本侨俘归国相关史料集成 国内篇》；而且搜集战后朝鲜、苏联之库页岛、中国东北和台湾省等地遣返日本侨俘的有关史料，又出版了19卷本的《海外日本侨俘归国相关史料集成 国外篇·补遗篇》，为日本学界开展日本侨俘归国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史料条件。[54]河原功重点搜集并复刻出版《日台通信》、《台湾协会报》、《爱光新闻》等报刊杂志，其中以日本侨俘归国的内容为主。[55]若槻泰雄以日本各地归国者救助局的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战后日本侨俘归国的历史概貌。[56]井出孙六不仅以史料为基础阐述了被日本军阀弃置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的历史，而且主张日本政府应对此行为进行赔偿。[57]但是，目前中国学者甚少利用这些日本资料，也较少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社会主张。
鉴于此，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需要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广度而言，首先，广泛挖掘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各种史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关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档案史料，不仅分散于负责遣返日本侨俘各地的档案馆、资料馆，而且作为被遣送方和接收方的日本也存有相应的资料。如，除了日本厚生省的档案资料外，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舞鹤日本侨俘归国纪念馆等，也有一些从中国各地归国之日本侨俘的原始资料。其次，及时关注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资参考、镜鉴。再次，拓宽研究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覆盖面，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某些重要地区、城市、港口的日本侨俘遣返，而要勇于开拓那些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的地区、城市和港口的日本侨俘遣返问题。如，作为遣返日本侨俘之港口的青岛、厦门、汕头、三亚、广州、海防等，目前暂无人关注这些地方遣返日本侨俘的详细计划、部署和经过。最后，扩大选题范围，敢于从事“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史”的宏观研究，真正做到点面结合，从而得出更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结论。
从深度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入和细化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一是细化研究内容。如，进一步加强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具体进程和细节研究。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分散于中国沦陷区各地的日本侨俘，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到达指定集中的城镇和遣返港口，途中与中国官方、民间有无接触，以及返回日本后受到了怎样的对待，如何重新开始生活？等等，这些细节对于理解战后初期中日两国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意义。二是深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研究。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既标志着近代日本侵华殖民扩张政策的失败，也是战后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基础上重新开展的基础。从近代日本的大陆移民扩张政策到在华日侨的形成，再到日本投降后的弃民政策和归国日本侨俘之救助的历史脉络，可以更深刻地分析近代东亚人口流动的特点和格局。三是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思路。客观地说，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不仅与当时中国国共内争的形势密切相关，而且与冷战开始后美国、苏联的东亚国际战略也紧密相连，故通过引入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战后初期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与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通过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深入考察日本侨俘在战后从巅峰跌落低谷的心理变化，分析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政府的遣返政策，以及那段遣返经历的认识，这也是认识战后日本社会各种战争责任论的思想基础之一。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
[1]参见吴庆生：《50 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吕志伟：《遣返日本战俘的岁月》，载《百科知识》2007年第16期。
[2]忻平、吕佳航：《“身有所寄，心有所托”——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载《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0期。
[3]李新：《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页。
[4]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85页。
[5]王惠宇：《战后日本侨俘遣返问题中的美国因素》，载《兰台世界》2013年第4期。
[6]袁成毅：《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7]刘国武：《战后中国对日俘日侨的遣返》，载《求索》1999年第5期。
[8]吴庆生：《中国战区日俘日侨的收容、管理与遣送》，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9]朱之江、仲华：《履行国际人道主义的重大尝试——战后中国政府处理日俘问题述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0]吴庆生：《50年代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略论》，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1]参见龙心刚、孙君：《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太原审判研究》，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4期；高建、王建学：《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12]吴佩华、许立莺：《架设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归国探析》，载《日本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13]陈国文、邓卫红：《廖承志与日侨归国》，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潘德昌：《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载《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14]刘振甲：《战后日本遗华日侨的形成与演变》，载《世纪桥》2007年第12期。
[15]完颜绍元：《大遣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梅桑榆：《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梅桑榆：《大遣返：1945—1946三百万日俘日侨漫漫归国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
[16]纪彭、赵光强：《抗战胜利后，国共都大量使用战俘》，载《文史参考》2010年第17期。
[17]陈奉林：《1945/46：日本侨俘大遣返》，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18期。
[18]如，刘华昆：《浅析战后在日华侨的遣返》，载《兰台世界》2011年第14期；吕志伟：《遣返日本战俘的岁月》，载《百科知识》2007年第16期；张向冰：《日本侨俘大遣返》，载《海洋世界》2010年第10期；杨章怀：《日本侨民遣返问题揭秘》，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15期；李仲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败降与遣返》，载《钟山风雨》2005年第6期；任骏：《抗战胜利后日侨同俘遣返述略》，载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牢记历史振兴中华——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19]参见张志坤、关亚新：《松花江以北地区日侨俘遣返始末》，载《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5期；关亚新、张志坤：《千余青年学生参加中共控制区日侨俘遣返》，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4日，第15版。
[20]参见张志坤、关亚新：《葫芦岛日侨遣返的调查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关亚新、张志坤：《吉林东部地区日侨俘遣返述略》，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关亚新、张志坤：《1946年长春市日侨俘遣返内幕》，载《日本研究》2011年第2期；张志坤、关亚新：《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历史见证——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的回顾与思考》，载《求是》2005年第16期；张志坤、关亚新、李劲为：《1946年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始末调查与思考》，载《日本研究》2006年第2期；关亚新：《九一八与日侨遣返》，载《兰台世界》2011年第17期。
[21]参见荆杰：《“葫芦岛百万大遣返”始末》，载《党史博采》2008年第7期；荆杰：《葫芦岛百万大遣返——国共关系史上最愉快的合作》，载《党史文苑》2008年第10期。
[22]池凤臣、王凤山：《“生命的驿站”——百万日侨大遣返纪实》，载《党史纵横》2006年第8期。
[23]于苏军：《105万日本侨俘葫芦岛大遣返》，载《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24]蔡亮、苏智良：《博爱与宽恕：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纪实》，载《检察风云》2006年第17期；魏运亨：《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载《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19期；韩贵林、袁长立：《回眸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载《环球军事》2006第13期。
[25]金龟春、孟庆义：《中日友好关系史上难忘的一页——记延边专员公署对日战俘及家属的关怀》，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26]曲晓范：《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载《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3期。
[27]王玲菱：《战后中国遣返日侨日俘述略》，载《学理论》2012年第12期。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9]渠占辉：《战后华北地区日侨的收容与遣返》，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
[30]参见米卫娜：《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对日侨的集中、管理和遣返》，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6年6月；米卫娜：《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日侨的遣返工作》，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31]米卫娜：《抗日战争后北平市对日籍技术人员的留用》，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2]米卫娜、申海涛：《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33]米卫娜：《近代华北日侨问题研究（1871—194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4]山西省档案馆编著：《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全三卷），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5]孔繁芝、尤晋鸣：《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36]胡荣华：《战后天津暨华北地区日俘日侨遣返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37]朱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留用政策”与“中机公司”》，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 年第4 期。
[38]马军：《战后国民政府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政策的演变及在上海地区的实践》，载《史林》2011年第6期。
[39]参见吕佳航：《战后上海日侨遣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09年；吕佳航、丁勇华：《战后上海日侨遣返问题》，载《兰台世界》2008年第17期。
[40]忻平、吕佳航：《“身有所寄，心有所托”——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载《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0期。
[41]参见陈祖恩：《上海日本人居留民战后遣送政策的实相》，载《社会科学》2004 年第12 期；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42]王火：《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的一次采访》，载《四川统一战线》2005年第8期。
[43]王艳飞：《南京日俘日侨的集中与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44]姚隽鸣：《战后浙江地区日俘与日侨集中管理与遣返》，硕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2008年。
[45]何扬鸣、楼圆玲：《<东南日报>对战后日本侨民的报道》，载《浙江档案》2009年第10期。
[46]蒋敏华：《战后日侨的管理与遣送》，载《长江日报》2005年10月5日，第4版
[47]甘成质：《战后汉口日侨的训导和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
[48]褚静涛：《台湾光复后日本移民的遣返与征用》，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
[49]曹必宏：《台湾地区遣返日俘纪实》，载《中国档案报》2005年10月28日，第2版。
[50]章慕荣：《台湾光复后日俘处理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51]苏小东：《抗战胜利后中国对台澎地区日本海军的接收》，载《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
[52]河原功：《台湾之日本侨俘归国者资料集》第1卷，东京：不二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53]厚生省救助局：《日本侨俘归国与救助的30年之路》，东京：厚生省1977年版。
[54]参见加藤圣文：《海外日本侨俘归国相关史料集成 国内篇》（全16卷），东京：ゆまに书房2001年版；加藤圣文：《海外日本侨俘归国相关史料集成 国内篇·补遗篇》（全19卷），东京：ゆまに书房2002年版。
[55]河原功：《台湾之日本侨俘归国者资料集》（全7卷），东京：不二出版社2011—2012年版。
[56]若槻泰雄：《战后日本侨俘归国的记录》，东京：时事通信社1991年版。
[57]井出孙六：《中国残留的日本人——被弃置的60余年》，东京：岩波书店2008年版。
编辑、排版：汪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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