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大多数不堪受辱，为维护尊严和风骨选择自杀，本文列举了部分自杀的名人，以示祭奠。另外，本文并没有提到因迫害而病逝的陈寅恪、彭德怀等人。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著名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比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文革时被红卫兵逼死，在家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他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舒庆春（1899年1月21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都是老舍的名著。文革时期，他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陈长捷（1892年－1968年4月7日），字介山，中华民国军事将领。他早年考入保定军校，后来在阎锡山的部队中服役。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南口会战和平型关战役。后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天津攻城战中被俘。1959年获特赦。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与妻子双双自杀。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浙江省诸暨县人，中国化学家。主要研究有机磷化学，为中国有机磷农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58年，在杨石先教授指导下，陈天池建立了“敌百虫”和“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天池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陈天池在 天津自杀身亡。陈绍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生于广东省东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理化学家。自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艾奥瓦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1950年，陈绍澧归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绍澧被诬陷为自美国回来的特务，受到迫害，后在兰州自杀身亡。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1967年7月30日），中国湖北武汉汉阳人，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政委；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服毒自杀。陈梦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笔名陈慢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革期间，陈梦家强迫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书被没收。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自缢身亡。陈琏（1919年－1967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人。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陈琏是蒋中正文胆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也是陈师孟的姑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官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部部长。但她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判为右派，陈琏与袁永熙被迫离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判为叛徒，最终跳楼自杀。陈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江苏靖江县人。笔名马铁丁，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遭到批斗，被迫下跪“请罪”，1966年8月24日，与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尽（一说北京龙潭湖），终年49岁。临死前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 了更干净”的字句。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2]。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共宣传战线重要成员，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后因多次未能领会毛泽东政治部署之意而遭到训斥，并被撤销人民日报社实际职务，文革前夜因政治批判而自杀身亡。范长江（1909年－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新闻记者、编辑。民国时期《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后转向共产党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文革时期遭到监禁并受到迫害，1970年在其下放劳改地河南确山一口枯井中发现其遗体，怀疑为自杀身亡。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被认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傅被指为中国国民党反共组织“三青团”的特务而遭到批斗，1968年4月16日，他忍受不住政治迫害，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身亡。配图误为容国团，后台回复52可看正确图方擎（1884年－1968年），字石珊，福建省侯官县人，日本千叶医药专门学校毕业。1949年后，历任中华医学会第十六届理事兼总干事。文革期间自杀。顾圣婴（1937年7月2日－1969年1月31日），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中国女钢琴家，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黄绍竑（1895年－1966年8月31日），又名绍雄，字季宽，广西容县珊萃村人。汉族，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1957年，黄绍竑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严重冲击，两次服毒不死，后在北京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曾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后任教于北京 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后的首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9月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笔名孟如、仰山等，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任《世界知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金仲华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将其寄来的信件"阅后烧掉"，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金 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江红蕉（1898年－1972年），名铸，字镜心，江苏吴县人。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笔名红蕉、老主顾等。他还是包天笑的内表弟，叶圣陶的妹夫。1972年文革期间，江红蕉撞车自尽。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历 史系主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与范文澜一起系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参与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文革后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中国广东省番禺人，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国全国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冠军。1960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其后出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1968年5月16日晨自缢于先农坛体育场。李广田（1906年－1968年11月2日），山东邹平人。集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于一身。1929年入北京大学外语系预科，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芳。后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1968年11月，“四人帮”大闹云南大学，62岁的李广田被红小兵污辱及殴打，悲愤之余，和太太于云南大学“翠湖”投水自尽，死时直立水中，是大陆三零年代文人死的最惨的一位。李震（1914年－1973年10月20日），河北省藁城县人，解放军12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政治委员、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期间和康生制造了数起假案，1973年10月，中央追查陈伯达交待的一份材料，李震感到十分恐惧，畏罪自杀。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中国作家，重庆市忠县人，罗广文胞弟。曾被关押于渣滓洞，后越狱脱险。著有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刘德彬、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与杨益言合著）等。文革开始后，1967年2月5日被红卫兵带走批斗，后跳楼自杀。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曾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李平心(1907年－1966年)，原名循钺，又名圣悦，笔名李鼎声、邵翰齐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江西南昌人。因文化大革命，遭迫害自杀，终年五十九岁。释良卿（1895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著名的佛教殉教者。文革初期，红卫兵欲抢夺法门寺舍利，良卿法师披上象征寺院住持的五色木棉袈裟，全身浇满煤油，来到真身宝塔前，惨烈自焚。红卫兵被吓的逃散，真身宝塔下的佛指舍利方才得以保全。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16日）原名孟可权，江苏常州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抗战时孟秋江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手原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任内，孟秋江开展了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残酷迫害。容国团（1937年8月10日－1968年6月20日），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他所研究出 来的快速抽击，打破了当时主导欧洲和日本的花巧式打球方法。文革期间遭到批判，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悲情人物。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名俭如，字树人，江西临川钟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他是胡适的学生，吴大猷的老师，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原名韦均荦，著名话剧演员、电影演员。1962年被推举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50年代多次受到毛泽东的宠幸。“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江青迫害，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泽东以及其它中共领导人在一起的翔实交待材 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其它的都是不能写的。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跳楼自杀，终年48岁。田家英（1922年1月4日－1966年5月23日），原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毛泽东主要秘书之一。1965年年底，田家英在为毛泽东做会议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一剧的意见，被批判。后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吴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 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摧残。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因不明，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吴小彦（1954年－1976年9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养女，1966年吴晗被打成黑帮，母亲袁震被送入劳改队，双腿瘫痪，吴小彦年仅12岁，独自 承担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的责任。因为是黑帮的子女，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1973年罹患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文革结束前夕在精神病院自杀。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人，中国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在文革评法批儒运动中受迫害而在颐和园长廊自缢身亡。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在南京出生。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代表作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杨毓晋，字莹叔，山东蓬莱人，作家。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最后由于不堪折磨，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为蒙古旗人后裔，祖籍北京，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文革后，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叶以群（1911年5月－1966年8月2日），笔名以群、华蒂，安徽磬歙县人，文艺工作者。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文协。建国后任《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文革开始后，不堪迫害的叶以群跳楼自杀。周小舟（1912年－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周因认同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他质疑“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遭毛定性为“走资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文革后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浙江杭州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次子。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文革期间，被批斗服安眠药自杀。正珠尔扎布（1906年－1967年11月），汉名韩信宝、韩绍德，日本名川岛成信、田中正，蒙古族，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生于苏鲁克（今辽宁省彰武县）。满洲国军事将领，抗日战争末期，率部向苏联红军投诚，并影响所部的蒙古部军官投降。1950年7月被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8月押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60年11月28日，获得特赦，到海拉尔国营林场工作。文革时不堪批斗自杀。赵畸（1889年－1968年），字太侔，山东益都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1968年，因不堪文革忍受迫害，投海自尽。赵宗复（1915年2月11日－1966年6月21日）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后，曾任山西省新闻处长，代理教育厅长，《工商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赵慧深，四川宜宾人，话剧、电影艺术家。战前主要参加话剧演出，并出演过《马路天使》，是她唯一参演过的电影作品。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 白衣自杀身亡，年仅53岁。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祖籍江苏江阴，生于上海，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华章遭到攻击。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后自杀身亡。周寿宪（1925年－1976年5月）江苏淮安人，中国计算机专家，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文革时，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病，但连队的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仍经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还殴打和辱骂他。后来，周寿宪病情加重，农场不得不将其送回北京清华大学。不久，1976年5月周寿宪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周瘦鹃（1895年6月30日－1968年8月11日），20世纪中国作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受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后投井身亡，年73岁。张琴秋（1904年11月15日－1968年4月22日），乳名凤生，学名张梧，中国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嘉兴桐乡市石门镇）人，中国工农红军女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受到冲击，不堪羞辱的张跳楼自杀。1970年其与沈泽民所生的女儿张玛娅也服安眠药自杀。曾昭燏（1909年－1964年），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学者，文学家。1950年2月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9月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 因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在灵谷寺跳楼自杀。曾昭燏终身未婚。1999年南京博物院出版了《曾昭燏文集》，汇集了她的诗词文赋作品。姚溱（1921年－1966年），江苏南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姚溱早年参加抗日战争，担任《大众》周刊编辑、新华通讯社华中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位，兼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参与谈论编写二月提纲，解释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后因文革的扩大化，姚溱受迫害自缢身亡。邹大鹏（1907年－1967年4月29日），原名宝丰，曾用名积因、济英、蕴华、君绰、王小雨，中国辽阳县首山镇后三块石村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官员。共和国成立后，他调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最终自杀身亡。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国黄梅戏演员，乳名鸿六儿，文革初期，严凤英被以“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的罪名迫害后，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那个参观解剖的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大约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上班，有一次朋友组饭局，在中国新闻社附近一饭店，我记得那天有新华社记者王军，他的《城记》当时就火得一塌糊涂，还有就是今天的主角陈徒手先生。陈先生那时， 已名满京华，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时洛阳纸贵。今天编发这个文章，再次想到那次相聚，这是我到目前为止，与陈徒手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此前，本号也推荐过这套书，但几次断货，今天又上架了，非常开心，自己下单买了十套，一来，怕再次断货，二来，签名版有收藏价值。三来，还怕还怕还怕这书不让再重印了。目前自购的十套是这样打算，三套自己留着，另外七套分寄上海，南京，还有深圳的朋友。这套书独特就独特在用“档案”说话。而且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录魂切片。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斗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老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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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他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这片审核八年才让上映，收藏版来了
用恐慌控制人心，是一大发明
国共内战胜负原因的两个说法，刷新三观
豆瓣9.4，被禁30多年，这片未删节版太难得了
这部毁三观的片子要是能引进，不知会拯救多少女生，远离渣男骗财骗色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