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章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 《章开沅口述自传》节选

12月3日，90高龄的章开沅先生在外国语学院3408教室开了一场小规模的讲座。由于现场人数太多，主办方不得不将部分听众“请”出教室。章先生当场承诺再开一场以补偿退场的同学。今天下午，章先生不顾医生劝阻，再次登上讲坛，在科学会堂开讲《贝德士——为历史取证》，其一诺千金、言出必行的高尚品质，真让人敬佩不已。

“

能够在现场聆听讲座，亲身感受章先生的学者风采，实为我辈之幸。其实，章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传奇经历本身就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大书。最近，章先生的口述自传，经由历史文化学院彭剑老师的整理，由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出版了。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全书由章先生口述，尽量保持历史原貌，呈现了晚近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不少生动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于不经意间，让读者领略近百年历史剧变。”

下面就跟着小诗一起来听听章爷爷讲的故事，看看章先生从“同福里的小胖子”到“著名历史学家”的传奇人生经历吧……

【章开沅口述自传】

作者：章开沅 口述

彭剑 整理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定价：58元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3192335

精彩章节（一）同福里的小胖子

我们家的早餐，是一成不变的稀饭。小孩子长身体，又好动，我经常挨不到午饭的时间就饿得不行，家里又不准吃零食，所以往往直吐酸水。
面粉厂的食堂是大锅饭，饭锅里的锅巴金黄，香喷。母亲经常去把锅巴大块大块地拿来，放在一个铁皮箱子里。箱子还用石灰做了简单的防潮处理。孩子们饿了的时候，母亲就取一点锅巴放在碗里，用开水冲一冲，加点酱油，加点芝麻油。真香！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无上的美味！
有一回，城里人家来为大哥说亲，母亲开玩笑地问我：“四宝，你长大了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我说：“两个条件。”“哪两个？”“第一个，要喜欢吃锅巴。第二个，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
我后来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会说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呢？至于要喜欢吃锅巴，肯定是由于我经常吃母亲调制的美味锅巴的缘故。

（二）私塾启蒙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塾里接受的。我们大家族的教育，新旧杂陈。父亲那一辈已经有很多进新式大学了，但父亲却只受私塾教育。我出生的时候已是20年代后期，理应接受新式教育了，但家里却还有一个私塾。接受祖父亲自培养的大哥，就长期在私塾读书，没有上过新式小学。直到30年代初到武汉时，在武汉大学上学的舅舅实在看不下去，说：“你这么大了还读私塾，不像话，今后跟我补习。”经过舅舅的努力，大哥终于在武汉上了中学。
我大约在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混在年轻的父辈和同辈孩子中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牌位，上面写的，还是“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叔叔们、哥哥们每天对着牌位磕头，我也一起磕头。我现在完全记不清楚在家塾学到了什么，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跟着老师描红。
我发蒙的时候，家塾的先生也处在更新换代的关口。原先的先生姓王，有科举功名，学问不错，孩子们都称他为“老王先生”。但老王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久就告老还乡了。接老王先生教席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称他“小王先生”。小王先生大概旧学不行，新学也不行，因此孩子们有点瞧不起他。叔叔们、哥哥们在背地里都有一些抱怨，但大家都很克制，无人公开发难。
我年纪最小，啥都不懂，却别出心裁地来了个恶作剧。我找来一张纸，准备写一张讥讽小王老师的标语。我想写“小王老师是乌龟”，但“乌龟”的“龟”字实在太难写，我就画了一只小乌龟代替“乌龟”二字。弄好了，偷偷地将它摆在先生的桌上。小王先生看到了，非常生气，愤而辞职。我们家的私塾，就这样垮掉了。大一点的孩子去离家较近的襄垣小学上学，我则退回天井，继续过观察小动物的幸福生活。

（三）几位国文老师

中学五年，有几位语文老师印象很深。其中一位是姚述隐老师。姚老师教的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很能动人，讲《桃花源记》，引得我们一帮少年动辄上山去找桃花源；讲马致远，引导我们进入“枯藤老树昏鸦”的暮景；讲辛弃疾，燃气我们“何处望神州”的悲情。姚老师是北方人，很有点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他批改作业的时候，用朱笔画圈的传统方式。他认为你写得好，就多画几个圈，最多可以给五个。认为你写得不好，就少给圈，甚至不给圈。他也用朱笔写批语，话不多，但很典雅，耐人咀嚼。
在姚老师的影响下，我曾经非常喜欢骈体文，后来又沉湎于“二李”即李后主、李清照的婉约凄清。酷爱“二李”一事被姐姐知道了，引起她的隐忧，向父亲汇报。父亲给我写信，告诫不要沉迷此道，理由是感伤太多，于少年不好。我听从告诫，稍稍远离了旧诗词。

恰在此时，朱金声老师来了，继姚先生之后为我们上国文课。朱先生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很有才华，曾把《红楼梦》改编成《郁雷》，署名朱彤，在重庆由著名的中国青年话剧团演出，轰动一时。朱老师把我的兴趣从古典文学引向现代文学，又从国内引向国外。

朱老师不但课讲得好，而且还很重视课外活动，带我们进行一些社会考察。
德感坝在“五四”时期出过一位名诗人吴芳吉，朱老师带领我们去参观过他的故居。参观故居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倒是有次参观小煤窑，很令我受了震撼。由于好奇，我和少数几个同学下到了煤窑底下。啊呀，那真是暗无天日。工人赤身露体，瘦骨嶙峋，在黑暗且积水的洞穴中匍匐着掘煤或拖煤，有的工人两眼已经失明依然勉强背煤。我们这些小难民，以前总以为自己背井离乡，是苦难的一群。看了煤窑中的工人才知道，原来这世间，没有最苦，只有更苦。从那时起，我对于底层人民，开始有比较真切的同情。
朱老师还愿意用心评品我们写的文章。我曾经花了很大力气，认真观察了春天来临时的季节变化，做了大量笔记，最后用上所有能够调度的词汇，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我把自己的这篇“得意之作”送给朱老师，请他指正。没过几天，他把我叫到宿舍，一边品尝他亲手做的桂花山芋，一边讨论我的“大作”。他认为，我的文章词汇很丰富，遣词造句挺讲究，是下了功夫的。但是，有点唯美，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朱老师的评品引导我思考为文之道，朦朦胧胧意识到好文笔和辞藻堆砌不能划等号。

（四）军营生活

青年远征军的总司令是罗卓英，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入伍之后，我被编入二〇一师六〇三团二营五连二排，驻扎在铜梁县城一所小学里。二营共有四、五、六三个连。学校大门朝南，进去之后东、西、北三面都有房子。营部设在大门边，五连营房在北面，四连和六连分别在东西两面。我们的营长姓胡，行伍出身，是个中校，湖南人，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给人很强悍的感觉。连长姓张，少校军衔，张治中的侄子，曾经在九中担任过军训教官。排长姓杨，才从军校毕业。一般部队，是少校当营长，上尉当连长，青年远征军的编制则不同，少校当连长，中校当营长，在编制上比别的部队高一级。因为曾经同在九中，张连长对我和五弟显得特别亲切：“你们两个九中的，都还是我的安徽老乡。”因有这层关系，我们受到他的不少关照。他本来可以有更好前程的，但形象上有点缺陷，兔唇，受限制了。
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但二者又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筑城，在课堂上学就是学科，到野外去做防御工事就是术科了。又比如射击，在课堂上学习射击学，那是学科，练习射击，就是术科了。训练抓得很紧，并且是完全围绕着军事的，党化教育的东西几乎没有，那些仪式化的货色甚至还没有中学多，军官们没有整天卖狗皮膏药似的灌输“蒋委员长伟大”之类的肉麻话。营部和连部没有政工人员，团部有政治部主任，还有些干事。政工人员没有威信，大家都瞧不起他们。我记得那时有一句话专门挖苦他们：“男干事，女干事，男女干事。”
一个星期训练六天，星期天休息。休息日要做勤务。勤务做完了，如果不要值班，可以上街，大家就各显神通，找点乐子。

有一位老兄，浙江人，入伍以前做过小公务员，很会交际。到部队没有多久，就和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娘混熟了。后来老板娘娶儿媳妇，居然把他和同一连的友人都请去了，用大笼粉蒸肉与大曲酒隆重款待。

休假的时候，也有到茶馆喝茶或玩桥牌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吴天牧，入伍前是邮局职员，自认风度翩翩，是个美男子。有一次在茶馆喝茶，看到一群年轻太太打牌，一个个都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有一个穿一身浅绿色旗袍，显得幽静娴雅。吴老兄见了，怦然心动。回去之后，向我们讲起这件事情。军营生活非常枯燥，难得他老兄有这么点新鲜事，我们便决定采取一点行动。
首先经过打听，弄清楚了是哪一家的姨太太。然后给他参谋，帮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爱慕之情。我突然产生恶作剧的冲动，于是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鄙人上唇左侧有黑痣一颗，即以此为相认标志。”写好了，由另一位老兄投入邮筒。结果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有人埋怨我：“就你那一句，把人家吓跑了。黑痣一颗，谁知道多大呢？”
当然，毕竟是知识分子从军，也不尽是胡闹。更多的时候还是有品位的文化休闲，有机会就到书店看书、买书。部队那时也容许闲暇阅读，我记得流行一时的“企鹅丛书”，里面有很多外国名著。这套丛书做成袖珍型，方便我们这些当兵的携带随时阅读。吴天牧读的书很多。他是一个托尔斯泰迷，是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讨论托尔斯泰，思考战争与和平。他的洁癖比我严重，每天都要洗澡。如果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洗。他冬天总是贴身穿一件白色的卫生衫，有时还得意地把衣领翻出来给我看：“雪白的，多干净！”
我们还办了一个团刊。蒋介石侍从室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也在我们连，他们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很好。他们带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因此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忠心耿耿。我曾听他们议论：“委座看着看着头发就白了。”团刊就是他们主办的，显得很活跃。我们入伍在1944年底，1945年元旦团刊就问世了。主编要求大家写稿子，我刚好有在吊脚楼改好的《春的礼赞》，交给了一个姓龚的负责人。他一看，大表欣赏：“哎呀！这个不是一般的稿子！”竟把它放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我也受到鼓舞，在那之后，一有时间就写点与军营生活有关的小散文。不过，团刊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侍从室的从军者，又被紧急调回原岗位，我的那些小散文，到退伍之后，才在《新民报》、《和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干戈”或“章戎”。
我们中有好些高中毕业的，还想将来有机会继续求学。我虽高中没有读完，但也希望退伍以后能够再考大学。因此，订了一种叫做《英语学习》的杂志，并买了一些书——我因为被算作那个仓库的正式职员来当兵，每月寄来的薪水还不算菲薄，买的书更多。这些人当中，我与董务民、陈翘邦、吴天牧等人交往相当密切，董务民痴迷于数学，我也常用休息时间做英语图解练习。后来我和陈翘邦进了金陵大学，董务民进入清华大学，解放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并任《力学学报》编辑，亦曾在新疆多年研究并推广风力发电。吴天牧进了复旦大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将他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住在南京的表妹托我照顾。1960年与董务民重晤，摄于武汉长江大桥

（五）金陵大学课堂点滴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给我们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专任教师，名叫章诚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师学问挺好，但不擅长讲课，总是低着头看讲稿。学生背地里开玩笑：“章老师名字没有取好，容易忘记，因此要多看讲稿。”

金大仿照牛津、剑桥，对新生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陈恭禄先生。陈先生总是一袭长袍，一脸严肃。他以著述为乐，对我的指导不算太多。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除本校老师开的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课程也可以选。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深刻印象。
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做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另一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忠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衷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1957，桂子山新校园草木稀疏

（六）爱情与婚姻

1957，先生与黄怀玉师母结婚照

能娶怀玉为妻，是我今生最大幸福。我的祖父为我取名“开沅”，怀玉出生于湖南沅陵，以致经常有朋友拿这个开玩笑。我总是笑一笑，在心底相信和怀玉的结合确实是一段良缘。怀玉是一个典型湘西女子，个子不大，一眼看上去，似乎很柔弱，但内心其实非常坚强。

我虽没有被扣“右派”的帽子，但婚后不久，就被下放草埠湖农场。1958年大女儿出生时，我正在农场抗洪抢险，无法守护在妻子身边。那时我父亲病危，所有重担，都压到了怀玉的肩头。学校里的人，或下放了，或“大炼钢铁”去了，找人帮忙都难。我真不知道怀玉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此事令我歉疚一辈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批斗。在那段岁月中，妻子揭发丈夫的比比皆是，为了“划清界限”而离婚的也比比皆是。当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怀玉没有被划为“反属”，而是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既是革命群众，那就有义务交代、揭发丈夫的“劣迹”，但她顶住了各种压力，始终没有这么干。她只是默默地为我分忧，顶多问我一句：“你对自己的问题心里有数吗？”我斩金截铁地回答：“有数。”她完全相信我，始终相信我，不受外界任何影响。在当时那种高压环境，她能挺得住，既出于她对我的理解信任，更由于她内心的自信与坚强。这种操守，这种德性的光辉时常在我心中掀起波澜。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曾经下决心要多做一些家务，给怀玉一点补偿。但不久，我就忙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尤其是担任校长之后，更难为她分劳，持家的重任，基本是她一人承担，何况她白天还要上行政班，而且是恪尽职守。我觉得一辈子受恩于怀玉，自己在家庭方面付出太少，心怀歉疚。

出乎意料的是，2011年为日本学者野泽丰先生举行追思会，在座的都是我和野泽丰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怀玉在发言中很认真地说：“讲到在家里对妻子好，愿意做家务，在座的各位应该向野泽老师和章老师学习。”她如数家珍般地讲述野泽先生在家里帮助太太做家务的故事，也把我在家里做过的一些小事，以及妇女节、母亲节给她送鲜花之类的事情列举出来。如此公开褒奖，真有点令我飘飘然。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做得很不够，希望天下后世的男子汉们都能做得比我好。
庐山蜜月
我们在1957年结婚，至今已经50多个年头。期间虽然也曾为一些小事吵得面红耳赤，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是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早已融为一体。
2007年，我们迎来金婚纪念之际，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怀玉，回顾我们相识相知以来的点点滴滴。现抄录如下：

金婚吟

——赠怀玉

湘有兰兮沅有芷，犹忆昙华初识时。仲夏夜梦牯岭月，漳水漫溢最相思。历尽劫波情愈笃，风雨同舟共扶持。金婚米寿平顺过，晚霞满天未觉迟。
我想奉劝男子汉们一句：一定要根除大男子主义

我年老之后，有年轻人问我保持家庭和睦的秘诀是什么？我哪有什么秘诀，不过还是很乐意分享一下自己的点滴感悟。
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在特殊年代，政治层面的信任非常重要，像怀玉在文革期间对我的信任，真令我感念终身。不过，在平常年代，夫妻之间的信任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内容。最为基本的，还是在家庭关系上的信任。这方面的信任缺乏，可能会给夫妻关系造成很大麻烦。我就接触过这样的家庭，夫妻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整天疑神疑鬼，捕风捉影，幻想连篇。夫妻中有一人如此，家里肯定就会鸡犬不宁，不要奢望家庭和睦了。
不要拿自己的长处比爱人的短处。每个人都有所长，都有所短，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与人相处，最忌讳看自己只找优点，看别人专找缺点。整天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短处比的人，永远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瞧不起他人，甚至盛气凌人。人与人之间如果互相瞧不起，那是无法和睦相处的。在家庭里，如果夫妻同在一个行业，对丈夫而言，尤其不要因自己发展稍快而瞧不起妻子。做丈夫的必须明白，女性因为顾家，生孩子，养孩子，业务发展一般比男性要慢一点。当然，如果妻子在业务方面发展得比丈夫好，也不可因此瞧不起丈夫。
不要回避矛盾。夫妻之间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千万不要因害怕伤害感情而避免争吵。要真诚相见。刻意避免争吵，可能会陷入虚伪之中。你也忍住，我也忍住，结果是你骗我，我骗你。若如此，夫妻是没法长久的。有人说：“争一争，感情深。吵一吵，感情好。”这话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争吵要成为夫妻感情的润滑剂，还要注意如下两点。
一则争吵时不要把话说绝。既然争吵是为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千万不要图一时痛快，说一些给对方造成伤害的话，尤其不要动不动就说出“离婚就离婚”之类的话来。近几十年来，离婚率似有升高的趋势。其中有一些，本来没有多大的矛盾，就是在争吵时图嘴上痛快，说完了之后，又互不让步，“离婚就离婚”，真跑去离了。
二则万一对方说了伤人的话，不要放在心上。人在吵架的时候，总是容易把嗓门提高一点，语气加重一点，遣词狠毒一点，以这种方式显示自己不弱，有杀伤力。被伤害的一方，当时即使伤心，冷静下来之后，还是要想得开，明白这只是气头上的话，不是真心话，只是想气你一下。当然，明白了人性的这种弱点之后，在吵架的时候，即使在气头上，也要尽量避免伤害对方。
再一个，我还想奉劝天下的夫妇，脑瓜子里多想一点愉快的事情，不要老想着那些疙疙瘩瘩的事情。
最后，作为男人，我想奉劝男子汉们一句：一定要根除大男子主义。中国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国人很容易滋长出大男子主义来，男子汉们要特别警惕这一点。在家庭里，对老婆多一点关心，多干一点家务，这是非常重要的。

1983，校长任命书

（七）提倡美育

在改变学生精神面貌方面，我大力提倡学生自治，发展学生社团，并向蔡元培学习，大力提倡美育。
1985年，我作为高校代表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代表会议，同行的有新闻界的代表、《光明日报》湖北站的樊云芳。
会议期间，樊云芳对我讲：“有一个人很崇拜你，想见你。”我问：“请问是谁？”
她告诉我：“是一个女设计师，叫李艳萍。原本是舞蹈演员，后来因伤病转行做服装设计了。她的设计很有名，在法国举办过设计展，为西哈努克夫人设计过衣服。”
看我还是有点犹豫，樊云芳又说：“车子都安排好了，是她丈夫开车。”
于是，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在樊云芳的陪同下，我见了李艳萍。在高校开展美育方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我提出聘请她来华师当兼职讲师，从服装的角度做演讲。她答应了。后来，她真的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华师做了报告，是由美术系出面请的。中国高校公开讲服装设计，听说那是最早的一次。以此为契机，我校美术系建立了工艺美术专业。
在北京的见面，本极平常。但樊云芳立即写了一则简短新闻，发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报屁股上。大约是为了引起注意，版面责编加了一个调侃的标题：《大学校长夜访女设计师》，还将全文都用一道花边框起来，成了一则货真价实的“花边新闻”！
有人看了，给我开玩笑：“你这个大学校长，白天商量国家大事，晚上跑去访问女设计师！”但是，也有人表示理解，一些以前在华师工作过的老领导看了，对我说：“哎呀！就是需要这样的校长！”他们也希望高校能够有所变化，增添活力。

在请李艳萍来举办时装设计讲座之后，我们又模仿西方大学，举办了艺术节。艺术节是我倡议的，但具体操办，主要依靠音乐系和美术系。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也很活跃，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意的方案，因此在武汉乃至全国都产生连锁反应。艺术节期间，研究生会策划了一个武汉市的博士生、硕士生大联欢，把全武汉的博士生导师也请来进行交流。那时武汉博士生导师不多，开经验交流会的时候，一个会议室就坐下了。艺术节上，校办还把武汉的一些著名小吃，像老通城豆皮、四季美汤包、小桃园鸡汤等等，都邀请到华师，在图书馆前的主干道两边摆摊设点。那时我们刚好召开一个经济史国际研讨会，来了海外著名学者，国内的大专家也来了许多。他们一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很有水平，还能吃到各种美味小吃，都赞美不绝。

通过社团、艺术节等载体，学生的精神风貌被提振起来。我与学生的关系，也堪称融洽。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为我开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尤其是研究生会，很多人有过工作经历，也很有头脑，很有抱负，经常会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也虚衷采纳。其中如王传耀、郭质斌、王宏维，毕业以后都有较大成就。

在艺术节上欣赏学生表演

“

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

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

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

“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

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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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诗

图文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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