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不经思考地服从命令”的艾希曼 | 纳粹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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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组织了将犹太人大规模遣送至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行动，于1960年5月1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摩萨德特工绑架。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绞死。与他的案件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能登上头条并引发巨大争议，其中包括关于“平庸之恶”的激烈辩论。

以色列人对艾希曼抵达后的事宜进行了精心安排。他们把他关在以珥营（Camp Iyar）的大型监狱内，以珥营是海法附近一座戒备森严的警察局大院。艾希曼待的牢房有13英尺长、10英尺宽，里面仅有的几件陈设是一张简易床、一张桌子以及一把椅子。牢房里还有一盏常亮的电灯，以及一间厕所兼浴室。

监狱内的所有剩余牢房都被清空了。其他常驻人员只剩下三十多名警官以及一支边防警察小分队，后者也兼任监狱看守。为了防止复仇行为的出现，任何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有亲人丧生的人都禁止出任监狱看守。

不过，这条规则不适用于那个被选中在筹备审判的几个月里负责审讯艾希曼的人，他耗费了275个小时来直接从艾希曼口中搜集证词。警队队长阿夫纳·莱斯（Avner Less）在希特勒掌权后逃离德国，那时他只有十几岁。他的父亲是柏林的商人，曾因在一战中的表现荣获铁十字勋章，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莱斯曾打趣说，他父亲的卓著战功为其赢得了“成为最后一批被赶出柏林的犹太人，因此也是最后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的特权”。

在收到线报称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启动调查并最终抓捕了艾希曼。他派一队特工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震惊了阿根廷和全世界。

艾希曼与外界的主要联系人就是后来在他的审判中担任副检察官的加布里尔·巴赫（Gabriel Bach）。在莱斯忙于获取这个囚犯的证词时，巴赫的角色是确保调查顺利进行，并在处理一些实际问题时充当中间人。

例如，巴赫要负责通知艾希曼他可以挑选任何人做他的律师，以色列人会承担开销。这个囚犯选择了德国科隆的著名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Robert Servatius），他曾是纽伦堡审判辩护团队的成员。

在调查阶段，巴赫住在海法的一家酒店内，并且在监狱里有自己的办公室。在他第一次见到艾希曼的那天，这位年轻的法律工作者一直在阅读于波兰被绞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自传。巴赫读到了霍斯描述他如何将母亲和孩子们赶进毒气室，以及他总是感到不能在听到他们请求怜悯的呼喊时表现出任何动摇的篇章，还读到了艾希曼解释所谓的大屠杀之必要性的那部分。

几分钟后，警察过来跟他说，艾希曼想要见他。巴赫回忆说：“我听到（办公室）外面传来他的脚步声，接下来他就像你现在这样坐在我的对面了。一直板着脸并不容易。”

巴赫面临的挑战不如莱斯那么大，后者必须日复一日地与囚犯见面，进行长时间的审讯，随后仔细检查每次审讯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最终有3564页之多。所有记录日后都会在庭审中作为证据被呈交法庭。

1984年的拉菲·埃坦在以色列的一个射击场。他指挥了1960年5月11日绑架艾希曼的行动。他强调说，以色列从那时起才开始把追捕纳粹当作头等要务。

在1960年5月29日与艾希曼的首次会面中，莱斯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穿着卡其色衬衫和裤子以及一双沙滩鞋且头顶渐秃的男人。据他回忆，艾希曼“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普通人”。他之前看了很多有关艾希曼的档案，包括那些由托维阿·弗里德曼提供的档案，他承认，他在见到艾希曼本人时略感失望。莱斯写道：“他相貌平平，这让他毫无生气的供词显得更加压抑，其程度远超我在看完档案后的预计。”

不过莱斯还注意到，艾希曼在第一次会面期间“十分紧张”，双手一直放在桌子下面以掩饰他的颤抖。莱斯在报告中写道：“我能感受到他的恐惧，感觉自己可以轻松且迅速地搞定他。”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个囚犯以为他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如果他们对换身份，他可能会使用的那种对待方式。

不过，在莱斯按照章程与他相处长达一周后，艾希曼明显放松了许多。这位警队队长意识到他的看管对象是个老烟枪，于是增加了艾希曼的香烟配额。莱斯回忆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会让他变得更健谈且更加专注。”波兰侦讯法官扬·泽恩在审讯霍斯时采用了同样的手段。

艾希曼竭尽所能地想要淡化他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否认他曾持有任何反犹主义的个人情绪，这预示了他将在审判中采取的策略。他对莱斯解释说，小学时他有一个犹太好友，且当他最初参与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时，他曾与布拉格的犹太人领袖密切合作。他最初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办法让犹太人移民他国，而且他坚称自己“并不仇恨犹太人”。

艾希曼说，在第一次看到犹太人在用棚屋或者卡车（卡车的引擎尾气被引入车内）改造的临时毒气室里被杀害时，“我害怕极了”。哭喊声让他“颤抖不已”，看到尸体被丢弃到一条壕沟里，一个平民开始用钳子拔下死者的金牙时，他甚至赶忙逃离了现场。

他声称，自己无法避免地受到了暴力和酷刑的影响，经常做噩梦。他说：“即使到了今天，我如果看到谁的身上有一道很深的创口，也不敢直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定期到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检查死亡机器。他还出席了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那是1942年1月20日纳粹安全部门高官在柏林郊外举行的一次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最终解决方案”被制订出来，而艾希曼为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准备了会议记录。不过他声称，他当时与一个速记员坐在角落里，这可证明他是多么的“无关紧要”。

艾希曼反复强调，在安排相关事宜，以便将犹太人运往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时，他不过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他承认自己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履行了职责，但他强调，这并不足以让他为杀人负责。他坚称，是其他人做出了攸关生死的决定。他说：“如果他们对我说，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叛徒，我必须杀死他，我也会照办。当时的我是在不经思考地服从命令。”

有好几次，艾希曼试图证明他有正常人的情感和好奇心，想要与他的审讯员建立私人关系。他曾问莱斯其父母是否仍然健在。当这位审讯员将自己父亲的命运告诉他后，艾希曼大声喊道：“这太可怕了，队长先生！太可怕了！”

上图摄于1961年12月15日，艾希曼坐在专门为耶路撒冷的审判而建造的防弹玻璃隔间里，听法庭宣判他死刑。

这位审讯员发现，他如果要想突破艾希曼的防御，就需要使用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幽灵，尤其是巴赫此前一直在阅读的那本霍斯自传提供的武器。由于霍斯的审判地和行刑地在新近竖起的铁幕背后的波兰，因此霍斯臭名昭著的程度从未达到艾希曼在审判期间的水平。不过莱斯仔细研究了霍斯写下的内容，并且已经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了。

在莱斯开始为艾希曼读霍斯的自传后，艾希曼明显变得有些激动。艾希曼对霍斯发表了讽刺性评论，不过他的双手像他首次见到莱斯时一样开始颤抖。霍斯在自传中写了他与艾希曼就“最终解决方案”进行的多次讨论。

霍斯回忆说，当他们周围没有其他人，“酒精开始在体内自由流淌时，他（艾希曼）表达了自己将致力于摧毁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犹太人的想法”。艾希曼传递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必须毫无怜悯、冷酷无情地尽快完成消灭犹太人的工作。任何妥协，即使是最小的妥协，都会在日后让我们付出痛苦的代价。”

当莱斯以一种类似的语气为他读出这段文字时，艾希曼抗议说，它们完全失实。他说：“我与杀害犹太人一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从未杀害任何一个犹太人。我也从来没有命令任何人去杀害犹太人。”他还说，这一事实让他自己获得了“某种心灵上的平静”。

他的确承认说：“我有罪，因为我协助了遣送活动。我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但他很快又说，那些被塞入他安排的列车的人是去“服苦役”的，他不应为他们在抵达东边的目的地之后的遭遇负责。

艾希曼在以色列监狱的院子里踱步。

为了驳斥艾希曼所谓的他从未做出攸关生死之决定的说法，莱斯提出了多个事例，在这些事例中，艾希曼有条不紊地取消了那些最初避开了遣送命运的犹太人所享受的豁免待遇。在他签署的一份文件里，艾希曼强调说，泰国驻柏林大使之所以雇用一个犹太裔语言老师，只是为了“保护那个人，使那个人不必陷入麻烦”。艾希曼敦促外交部向那名大使施压，“要求他不再雇用犹太人”。

莱斯指出，这意味着那个犹太人“将在下一次或者未来的某一次运输行动中被送走”。艾希曼还指示他在海牙的代表取消了一位荷兰籍犹太女性的豁免待遇。她一直计划前往意大利，这显然是应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要求，而意大利对于帮助德国推动“最终解决方案”不甚热情。艾希曼写道，该女子应当“立刻被送去东边服苦役”。

莱斯指出，艾希曼这一行为的实际后果是，她将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面对这样的证据时，艾希曼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是……是……是……那是我们的工作。”从无措中恢复过来后，他像往常一样抗议说，“那些都不是他个人的决定”。

他接着说，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就算他不发布这些命令，在他那个职位上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做同样的事，真正的决定永远都是上面的人做出的。他最后总结说：“我根本没有资格做出任何决定。”

艾希曼迫切地想要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他都不是一个杀人犯。不过在接受了连续不断的审讯后，这个囚犯仍然无法将自己起到的作用淡化到他所希望的程度。莱斯得出的结论是，艾希曼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掩盖“他在计划和执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时的冷酷、老练和狡猾”。

此次审判也将为艾希曼提供一个机会来为他自己的行为找类似的借口，而他唯一的希望是法庭内外规模更大的听众群体能够比莱斯更愿意接受这些借口。

本文摘自《纳粹猎人》，作者是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曾任《新闻周刊》驻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和柏林等记者站站长，出版过多部著作，撰写了大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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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猎人

[美]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著 | 陈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19年9月

当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后，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这群人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找寻其踪迹，哪怕追到天涯海角。最初，他们想要复仇，但不久后，故事就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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