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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的挑战|帝国的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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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东北部最重要的政治体是高丽国。鲁大维这部《帝国》,既是蒙古帝国史的局部区域(高丽及其他地方势力)研究,也是从高丽史扩大到蒙古时代东北欧亚政治关系的尝试。在这种互动互换的交错视角中,《帝国》的展开至少有如下三大看点。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趣味绝不止于此。
元大都的高丽王
忽必烈之所以选择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作为大蒙古帝国的新都城,杉山正明的解释(《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可以理解为,大都的选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邻近出海口又兼顾中原农耕地带和草原游牧地带,是兼跨欧亚多种经济区域的庞大帝国的理想政治中心。
元帝国的汗八里是一座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这是一个蒙古人真正开启了世界史的时代(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欧亚陆海世界的联通和畅行是空前的,官旅商人从东亚去往中亚、欧洲并非难事,欧陆北非的人群旅居中国更绝非稀罕。
高丽(918-1392)是继新罗之后再度统一了朝鲜半岛的王朝国家,其政治体模式最初仍然是基于对中华帝国巨型政治体模式的摹仿和本土传统的融合。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从忠烈王到恭愍王的几代高丽国王,不仅不同程度地蒙古化了,而且因为各种因缘往往长期在大都逗留。
忠宣王的另一个孙子,恭愍王——鲁大维称《帝国》这本书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其中一个男人就是这位高丽国王——王颛,蒙古名为伯颜帖木儿,他登基为王以前也在元大都入质十年。但是他的政治作为与他的祖父和父辈相当不同。
流放高丽的蒙古王子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曾说:“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举凡“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23页)
恭愍王是高丽后期史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这里姑且不谈。奇皇后则确实称奇,她经元朝与高丽之间的贡女制度而进入帝都宫掖,借由自身的伶俐和美貌逐渐攀升至第二皇后,被赐蒙古姓肃良合,蒙古名完者忽都,终于成为帝国皇后,她诞下的皇子爱猷识理答腊最终成了惠宗的继承者,只是大元帝国其时业已迫近日暮,江山断送殆尽。
鲁大维的笔触是以惠宗皇帝在位期间与恭愍王的互动作为对象,这幅关于迟暮帝国的宏阔画卷对于与高丽相关的人事有着细致到惊人的描摹。同时,惠宗是这一时代的最高执权者,作者目为搅动欧亚东部的红巾军战争实际上也与这位大汗兼皇帝的政令和作为息息相关。
这样看来,这部著作通过精心的史料剪裁,奉献给读者的似乎是兰克式的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细节呈现引人入胜。这些就是这部作品的全部吗?
鲁大维的挑战
韩国学者金翰奎2004年出版了一部区域通史《辽东史》(김한규『요동사』,문학과지성사,2004),提出一种“第三历史共同体”的观点。从他这部与其他诸多的弥漫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北亚古代史研究极为不同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得出,在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政权之间,中国东北地区(即辽东)族群和政权的演进史表明,该地区存在着与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非中即韩”思维定式迥异其趣的一种“自在的”历史逻辑。
与金翰奎试图贯通整个古代史作为例证,以及宋念申立足当下多元边疆的回望都有所不同,鲁大维的《帝国》的意义是基于一个断代(蒙古帝国时代后期),重新构建出一个研究单元(东北亚)。
中国学者关于十至十四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十分强调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北向东北亚延伸至高丽,并沿半岛西海岸南下,经日本九州和西南诸岛、琉球群岛一带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向西南延伸,经中南半岛南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红海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形成的网络作用(魏志江、魏楚雄《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江海学刊》2015年第三期)。
当然,这并非是作者的主观刻意建构,在《广角镜》这一章,作者着力论述的14世纪东亚外交网络,重新思考元帝国及其各地方势力与高丽共同面对的红巾军战争影响,揭示出元帝国地方势力的强力崛起,恭愍王除了向大都的元朝皇帝和皇太子、贵族贡礼,也向南方的张士诚、朱元璋,辽东的东方三王家代表人物纳哈出,女真人的首领,日本的足利幕府和九州地方官分别赠送礼物,作者将这种“超流动性”看作大元帝国衰落、地方扩张势力的标志。
1368年,暮霭笼罩整个帝国,妥懽帖睦尔率众北出健德门,永远离开了大都。全书并没有在此戛然而止,作者又将目光投向大明、北元、高丽并峙的时代。恭愍王面临着新的抉择和挑战,当然,转换视角,那也是草原中国和南方中国的面临的挑战:东部欧亚政治版图的更迭并未画上休止符。
话说回来,在蒙古帝国欧亚作为整体的前提下,聚焦超政治体的区域联动一体的研究范式,是不是可以看做鲁大维先生对现有蒙古史研究的挑战呢?同时,它对于其他断代比如唐史、明史或清史研究是不是也具有启发意义呢?这种见仁见智的问题,相信列位读者亲自读过这部作品之后会有明确的答案。
掩卷之际,不意读到鲁大维新作《明代中国及其盟友:帝国统治欧亚》(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出版预告。一位学者的创造力的一个最重要表现无疑就是他源源不断的学术作品,
我不禁在想,这也是优秀学者对自己发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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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鲁大维 著 | 李梅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