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先生，满堂俊才，一门课——《中西制度文化比较》课程开讲！
2021年10月21日下午，由冯天瑜、郭齐勇、唐翼明、赵林四位教授共同讲授的《中西制度文化比较》课程于武汉大学工学部主教正式开讲。第一节课由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先生讲授，武汉大学弘毅学堂院长石兢教授主持。
本课程围绕中西早期制度沿革、中西古典哲学思想、中世纪中西信仰与文化三个方面展开。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武汉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著名哲学家郭齐勇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著名文学家唐翼明先生，国家教学名师、宗教与文化研究专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先生受邀共同讲授课程。
武大师生与各界友人，或慕于众先生之才学，或衷于本课程之旨趣。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在持久而热烈掌声中，冯天瑜先生踏上讲坛，以恢弘开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论境界为我们深刻剖析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沿革。冯先生从对中国制度史研究现状的见解、“周制-秦制-汉制之辨”、“周制”的核心内容与运行机制、“周制”中保留的“原始民主”遗存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冯天瑜先生从宏观的、源头的视角探讨制度。
传统观念上将文化两分，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在冯先生看来，文化应三分，制度文化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枢纽。周秦之制与希腊罗马之制度并无交流，东西方不约而同产生的制度文化有相似之处，也有巨大差异，其间的异与同是我们了解人类文明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冯先生谈到，人类跨入文明门槛后，形成了一些初创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制度，它是驾驭人类文明向前演进的枢纽。认识历史，一定要特别注意制度。中国史学有重视制度的传统，如《史记》《汉书》的书和志、 “三通”及“十通”等。但遗憾的是，现当代的史学家，对中国制度，缺乏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冯先生谈到自己在60岁以后，就梦想能在这个领域，对中国制度文化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考析，改变近几十年来制度文化研究单线化，用固定的形式套在不同国度的现象。
其次，冯天瑜先生阐述了中国古代制度的演进，即“周制-秦制-汉制”。
冯先生认为，如果把中国的制度归结起来，大致是三个阶段。第一，周制。“周监于二代”，在夏商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发展，形成完备而丰富的制度系统，“郁郁乎文哉”。第二，秦制。春秋战国之际，周制向秦制转变。战国时期及随后统一建立的秦帝国，形成了秦制。秦制形成后，成为中国从秦汉到明清一直承袭的制度。第三，汉制。“百代皆行秦政法”，冯先生基本赞同，但也有一些修正。就谈汉代，汉承秦制，但也有所损益。汉采用“仿古”的方式，用周制修订秦制中不当之处。董仲舒的“复古更化”思想，即是复周之古，变更秦之暴。但是，汉制依然保留了秦制基本的内容。
所以说，中国传统制度的沿革，是“周制-秦制-改良后的秦制（周秦融合的汉制——以秦制为基本，又吸收了周制）”。所以，应当说“百代皆行汉制”，汉制中吸收周制的内容是极重要的一方面。另外，冯先生总结道，中国制度演进具有连续性，是改良式的，它没有发生剧变，而是不断的修改和调整，秦制的很多基本内容也是由周制演变而来；而欧洲的制度，则有明显的跳跃性变化。
接着，冯天瑜先生从宗法制、封建制、井田制和礼乐制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周制的具体内容。
宗法制指世代世系间，前后承袭的关系。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并以保证统治权平稳继承从而维系社会稳定为目的。周代以后，宗法观念在中华文化中一直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而中国传统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则决定了宗法思想的延续。
封建指封土建国。文王、武王和周公共进行三次分封，分封对象以姬姓贵族为主导，以及有姻亲关系的功臣，在分中有和、和中有分的格局之中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
井田制，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周王所有的制度。在平原地区，土地以“井”字形划分，劳作者先集体耕作中间的公田，再耕作私田。这里的“私田”并非私有，只是分配给民众耕作。
礼乐制，即周公制礼作乐，礼以主分，乐以主和。关于区分等级的礼制，冯先生谈到，我们不能用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制度，在生产力发展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建立起一套等级秩序，文明才能得以发展。关于乐，冯先生认为，“乐”指音乐是一种狭隘的解释，乐实际是通过艺术的沟通，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谅解，达成和谐的社会关系。礼乐交融，有分有合，才能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
最后，冯天瑜先生讲述了“周制”中的原始民主遗存。
周代去古未远，公社时期的民主色彩被保留，周人对其进行加工，形成新的制度。首先，“辅贰”制。君王要有人不是服从而是教育他，如周公、召公的角色。其次，国人议政制。周朝王位的继承、用兵、迁都等大事，会听于国人。再次，乡校，即民间教育与议论政事之地。一个稳定的文明的社会应是“大社会、小政府”，充分发挥民众的社会力量。另外，采风，即朝官去民间采音乐与歌词，并主要采集对朝政的不满，如“十五国风”。最后，鼓励“诽谤”。“诽谤”一词原为褒义，“诽”指当面提意见，“谤”指背后提意见。周代在宫廷门口设“谤木”，鼓励百官及民众对国政评点进言。
冯先生着重强调，周制中对原始民主的保存，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东西，中国后代的民本思想，从之演化。同时，对当下民主制度具有极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并有力回应了中国传统制度文明中只有专制而无民主的质疑。
至此，冯天瑜教授完成了本堂课内容的全部讲授，全场掌声雷动。
课堂的第二部分由赵林先生讲授。赵林教授从比较对象的选择谈起，依次讲授了罗马的扩张史、早期罗马政治制度、“共和”概念与罗马的共和制度建构。
希腊城邦各自为政，君权不兴，小国寡民，星罗棋布，与中国差异较大；而罗马从建成时间、统一形制到制度发展都与中国若合一契，异同互见，故赵林教授承接冯先生的思路，选择罗马作为比较对象。
谈到罗马的分期，赵林老师认为罗马在王政时期已经奠定了共和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罗马的建立者罗穆路斯从100个氏族中选出100为德高望重的长老组成元老院，他们都是贵族，世代传承，代表贵族利益，颇似周之“辅贰制度”。同时，罗穆路斯还建立了公民大会，全民议事，也颇似周之“国人议政”。最下层的百姓则通过平民大会表达自己的声音。
公元前509年，罗马贵族和人民推翻君主塔克文，建立了共和制度，布鲁图斯（Brutus）成为第一任执政官。在第二位执政官瓦列利乌斯（Valerius）统治时期，其颁布“口头法”。第一条为：任何自立为王者人人得而诛之。从此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把握“共和”的概念，才能触罗马政治之脉络，民族之精神。
接着，赵林老师剖析了 “共和”概念的演变。“‘共和’的概念最早要追溯到希腊，在罗马共和国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希腊的思想家们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叫‘politeia’”。柏拉图之“共和”是君主制与民主制这两种政体的混合，亚里士多德之“共和”制度有“多数人的统治”的含义。罗马之共和，是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大会各自政治权力的动态平衡，也是罗马贵族与平民阶层的相异相维。
西塞罗评价罗马共和制为：“让所有人参与投票，但权力掌握在第一等级手里。”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right），但国家的公权力（power）掌握在权势之人手里。罗马共和国的标志“SPQR”全称为“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意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共和。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的制度也不是一天成型的。共和理念塑造了罗马共和国的诸种制度，公民大会中平民和贵族的“博弈”贯穿始终。元老院主要负责重大的国家事务，如执政官的建议、任命，国家重要官员的委派，对外的媾和、缔结条约；罗马的公民大会平民和贵族都可以参与，而平民大会绝对排斥贵族，主要由城市平民组成。罗马的公民大会包括特里布斯大会（Comitia Tributa）、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uriata）和平民大会。特里布斯大会即按照区域划分参会资格的会议。库里亚大会完全按照血缘划分胞族参会，后来作用式微。百人团大会同时包括贵族和平民，按照财产将人民分为六个等级。百人团是罗马兵役、税收和选举的基本单位。百人团的兵团构成了罗马的主要军事力量；在选举中，每一个百人团拥有一票。在共和国早期，由于门客的人数优势，在选举中，第一等级百人团占据绝对优势。而第一等级贵族往往承担较重的军事任务，他们的军事力量支撑了其政治特权，而罗马的不断扩张也支持了第一等级贵族的统治优势。而监察官、保民官、执政官和独裁官的是各阶层角力的载体。作为人民领袖的保民官和代表贵族利益的执政官之间的制衡成为西方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
结束之前，赵林教授也留下悬念：“在共和国后期，随着罗马版图逐渐扩大，这时出现了三个新的势力，一个是执政官，一个是保民官。还有一个新的主角取代了元老院，那便是军队……罗马的共和制度衰落，走向了帝制。罗马共和和周制可以相互对照，而下节课的帝制和冯先生要讲的秦制也可以相互对照。”
至此，本节课全部内容讲授完毕。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众人迟迟不散，这其中，抑或是目送先生们先行离场的诚敬，抑或是整理手中未完笔记的专注，抑或是体悟那无穷回味的陶醉……
二位先生匠心独运，融贯中西。“周制”和罗马政治制度两相对比，更显出自身的特点。同时，二位先生审慎治史，深思明辨，以原有之材料阐释新发之问题。无论是在时间体制下的宏观历史进程，还是具体时空中的细节，中西制度文化的比较贯穿先生们的讲述，同学们所感受到的是比较的方法、广博的视野。
当石兢老师和赵林老师小心搀扶着冯先生踏上讲台、走下讲台的时候，我们看着三位师者，真的有太多的感动：感动于那份坚守——杖朝之年依旧登上讲坛、传道授业，感动于那份情怀——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与最优质的课堂。
当冯先生行动不便却依旧坚持在掌声中向大家鞠躬致谢，我们亦被深深触动。那是一言一行，皆为修养。一举一动，尽显高尚。
中场休息之际，众人纷纷围拢在先生们周围。冯先生提笔，为同学们在书本上题名。刚毅有力却又略微颤抖的字迹，传递着先生对后辈的无尽关怀与殷切期望。
冯先生尽管身体抱恙，仍然笔耕不辍，并致力于以宏观、整体的视角研究中国制度文明之演进。课程中，冯先生恳切地讲到“希望大家能进一步研究周制中的原始民主因素，展开来探讨，甚至可以写一本书”。他望向同学们，目光深处，尽是期望。
几位先生云集于此，他们讲中西制度文化之比较，述学者之使命，谈己之志向，论治学之方法。同时，他们也讲自己的期盼，谈中国学术的希望——那便是听讲的人。
吾辈慧浅，然得众先生之教诲，幸何如之。岂敢不庶竭驽钝，竭力而行，方可“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
下周同一时间，冯天瑜教授与赵林教授将继续围绕中西方早期政治制度比较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在后续课程中，郭齐勇教授和唐翼明教授也将从不同角度进行中西制度文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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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WHU弘毅学堂
编辑：王艺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