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托底色，创新探索绘新篇！点赞这支教师团队！
再抚墨香，不忘章黄
谈及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渊源，文学院副教授、古籍所成员李广宽老师介绍道，古籍所的前身是20世纪70年代《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中的武汉大学编写组，时任编写组组长的是宗福邦先生。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团队注意到重要参考资料《经籍籑诂》尚有不足亟需弥补，而早在20世纪之初黄侃先生也提到过这一点。同时，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编写组成员结合当时有限的条件，形成了一套古籍整理的独特方式，这些都成为日后工作的重要基础。结束字典的编纂任务后，在教育部的关怀下，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1983年正式成立，当时参与字典编纂的一批学者便成为了古籍所最早的成员。
△图为采访过程 左为李广宽老师
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文化领域也处于拨乱反正时期，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研究作为在文革时期受到破坏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备受有关方面的关注与重视。古籍所作为章黄学派的重镇，秉承学术传统，选择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以此为立所之本，几十年来在古代小学和文献学领域埋首耕耘，为中国的古籍整理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老师回忆到，编纂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加入了一些年轻的新成员”，例如来自北京大学的于亭老师就是当时加入古籍所的新生力量。全所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5人，特聘副研究员1人，讲师1人。近年来有几位老教师陆续退休，同时也有年轻老师加入，增添了新的活力。
学术与传统的观照映衬匠心，文化和时代的呼应彰显担当。古籍所自成立至今，始终不忘本来，绍继章黄学派治学传统，坚守在中国传统语言学典籍整理和研究的第一线，服务于文化建设总体布局，致力于打造学术精品。光阴的沧海记录后浪与前浪的交替；岁月的长轴书写新人和旧人的接力。
“酌其流须寻其滥觞。知其香必讨其根本。”所谓“传承”，不仅是对学术的传承，更是对学术抱负与精神的传递。无私付出，融小我于大我，一代代古籍所成员以精益求精、执着追求的学术理念，以全身心投入、高度负责的学术作风，勇攀高峰，铸造精品，沉淀人文气质，拿着传统的“药箱”给前进的人类“疗伤”。
△古籍所团队部分成员合影
后排左起：邓福禄、汪波、熊桂芬、李广宽
前排左起：骆瑞鹤、于亭、宗福邦、陈世铙
坚守匠心，文海撷英
古籍所全名“古籍整理与研究所”，顾名思义，研究范围主要分为古籍整理和研究两个方面。很多高校都有古籍所，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武汉大学侧重于小学文献的整理，即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这又有三个分支——文字、音韵和训诂。文字研究字形，训诂研究字义，音韵研究字音，这三个领域既互相区别，又有所联系，其内容博大精深。
学问之道，存于匠心；匠心之要，在于精细。古籍研究是实在的功夫，谈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李老师解释道：“武汉大学现在做的是小学的语言文字的整理和研究。要想对一部典籍做深入研究，那就得明白整理是研究的基础。”之后，他又现身说法，以本人的研究方向——音韵学为例，结合对宋代大藏经的整理，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说明。“我主攻的音韵学研究的是历代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宋代的语音信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在此期间语音发生了极大的简化。材料整理完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音韵材料，提取出其中的平面系统之后，要研究它的演变规律，挖掘前人未关注的一些问题，校正一些错误，或者建立中古和近代语音的联系。通过琢磨这些材料，我为整个语音史的研究贡献出了我的力量。”
李老师的研究经历是团队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展现了古籍所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学术作风。正是每一位团队成员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个细节，《故训汇纂》才得以问世。这部经典是古籍所成立以来的重要成果之一，其出版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不仅是对从先秦到清代的训诂材料集大成的整理，有助于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古书并开展语言学研究，具有传统的训诂学意义，而且古书里遗存的思想文化，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文史研究起到巨大作用。此外，这部书也是古代治学传统的时代表达。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兼顾，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并重正是编写团队自始至终的追求。
△团队代表作《故训汇纂》《古音汇纂》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科技手段的缺乏并没有成为团队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对相关内容的手抄笔录成为“笨拙”而有效的整理方式，220余部原始材料，一页一页地翻阅，碰到一则就记一则。上世纪70年代，简陋破落的房间，锈迹斑斑的电扇，陈旧的桌椅，团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十余载寒暑，如今房间里数以十万计的卡片正是团队秉承清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之风的真实印证。
△《故训汇纂》字袋
△《古音汇纂》编纂字稿审稿
《故训汇纂》的面世，除了编写者团队的数十年的付出，还有与出版方的多次磋商的曲折。李老师回忆到，最初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定稿字数为800万字，而编写工作开展十余年后，出版方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要求减到400万字。收到消息后的宗先生在一段时间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最终决定亲赴北京与出版方负责人直接交谈，反复强调这部书的价值，力图让学术知识在喧嚣浮躁的经济环境下有立足之地。经过长期的努力，出版方再三斟酌，最终同意以原定字数正常出版，这才有了今天看到的训诂学集大成之作。
“有源之水，寒冽不冻；有德之人，厄穷不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是古籍所一向的精神面貌。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个人价值的重新审视，行业内各种考核传达的信号促成个体意识的迅速崛起。团队学术研究项目的要求与个人科研的进度存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籍整理研究团队的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作为古籍所项目组的成员，李老师分享他这些年的感受，“这个团队最后出来只有一本书，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个人而言，科研是会受到影响的。科研要必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科学的头脑，第二要有充足的时间，其中时间就很重要。我博士毕业后80-90%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项目，这必然影响到个人成果的产出。当然了，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是问题也是方向，是困局也是动力。在宗先生的积极争取和有关方面的关怀下，古籍所得到了学校的支持——“职称单列制度”有效地平衡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是对这项工作莫大的理解与肯定。成员们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坚守学术研究的阵地，在相对单纯的学术氛围中整理书稿、打磨文字，最终奉上匠心之作。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自古籍所成立的四十多年以来，两代人在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的引领下先后开展《故训汇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宗先生身上正直、专注、坚韧不拔的宝贵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树立了学术研究者的精神标杆。这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已经做好了与清苦、寂寞为伴的心理准备，决心将小我情怀融入大我志向。在牺牲和奉献常随，融个人于集体的氛围中，全体研究所成员在宗福邦先生的团结带领下，坚守阵地，数十年如一日埋首耕耘，潜心治学，谱写了学术研究者的精神赞歌。
△宗福邦先生
传承路上，寄语未来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这一称号的获得，其实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荣誉背后，意味着更重的责任。”
古典文化的传承需要人才，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将团队精神融入教学实践，把个人价值融入时代使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古籍所全体教师常年承担武汉大学文学院、国学院、弘毅学堂人文科学试验班的专业课程讲授和本科、硕士、博士论文指导工作。2020年“强基计划”出台后，他们又成为强基班古文字学方向的主要师资力量。几十年埋首书斋，团队中每一位老师不仅坚守学问初心，更把实事求是、质朴治学、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贯穿于课堂内外，以朴素求实的学风和敦厚温和的人品感召更多的青年力量加入传承经典、延续文脉的伟大事业之中。
谈及进入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隐忧，李老师鼓励广大学子：“古籍领域本来就是比较冷门的东西，极少人会天生对它感兴趣，但这并不等于学不会，后来我带着学生做这个东西，带着他们做材料，上手很快的。”同时，他也强调，“做我们这个东西，首先需要责任心”，心怀文化传统，常思道德精义，以此为己任，再加上勤奋和坚持，相信会有一番作为。
对于发展前途，李老师表示，虽然大部分时间投入到项目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产出，但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文献，加上及时的记录，可以极大地开阔个人视野并加深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后续个人成果的产出提供可行性思路的参考，进而对学术基础和思维能力有所裨益。
前有先辈开源活水、立德树人，后有来者接续奋斗、负梦前行。“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使命之一就在于为学生引路，为社会育才，为我国教育事业开创新局面，也凝聚更多科研探索的前进动力。
征程漫漫，四十载风雨初心不改；言者谆谆，五千年文脉传承永继。
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中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数千年光景轮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光洪波中流转出潋滟光影，历久弥新。古籍所团队让斑驳的记忆重新跃然纸上，成为当今的绝响。作为师者，他们响应时代号召，把爱国之情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师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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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武汉大学青年传媒集团《珞珈青年报》第1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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