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 如何理解中国的世界性【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辑·施展】（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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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二辑·施展

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历史转换之机，《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二期“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于今年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继第一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聚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后的又一次活动。本次研讨围绕外交学院副教授施展的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提出的“重述中国”的主题，编辑部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枢纽》自上市以来，引发了不同知识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质疑。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枢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和“问题”，但作为一本思想见长的著作，作者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理论抱负、不凡见识以及“以现代知识话语进行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贵尝试”，正是对越来越书斋化、学科化、碎片化的当代学术的反拨，正契合《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所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诚如刘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于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抚今思昔，展望未来。重述中国，是为了从过去看见未来，从世界发现中国。本着百家争鸣以及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刊将与会学者们的观点汇集于此。由于本次研讨内容广泛，而杂志篇幅有限，只能刊发津要，全文现以别册形式同期发布。

如何理解中国的世界性

李磊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本专辑为适合微信编辑需要，文章推送顺序与刊物发表顺序稍有不同，以刊物为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的天下秩序也随之瓦解。如果从实体的角度来看，这是分散的区域走向整体的过程。如果从价值形态上看，则是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与近代西方世界观之间的冲突。由于天下观念所包含的并非全然为国际关系准则，其所具有的声教含义还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叙事的重要资源，因此，天下秩序在近代的瓦解也并非仅仅是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瓦解，天下观权威性的丧失还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秩序建构方式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来就不是一个中外关系、古今关系的问题，它还涉及中国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问题。易言之，中国的自我言说需要以世界历史的展开为语境。

由此，对中国历史的提问方式可转换为如何理解中国之世界性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历史时期中国的世界性乃是一种普遍性。这一普遍性在中国内部表现为凝聚力，在中国外部则表现为对周边地区的制约力与吸引力。中国的内与外，都无法独立自存，而是彼此构成的。同样，内与外也绝非是绝对概念，内外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这便是中国之天下的圈层构造，在理论上可以推到无穷远，囊括一切地域与人群。

之所以将中国的世界性理解为普遍性，是与陈嘉映先生对普遍性的定义以及孙歌老师的相关理解有关的。按照两位先生的研究，普遍性是一种下降的普遍性，是各个差异体之间相互交集的那一部分，因而普遍性也便成为一种沟通性。中国的世界性之所以存在，乃在于传统中国面对的是理论上无穷多的个体，中国的存在方式本身成为个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因而能够沟通彼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地域之名或族群之名，而是具有超越实体的精神价值。

对这一问题的追问，自可在黑格尔式的精神辩证法意义上作更进一步的推进。但“枢纽”一词所蕴含的运思方向，则并未完全囿于精神法则的领域。它转而向实体层面开启了结构性思维，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寻找沟通的普遍性。这些以不同领域为言说背景的公约数并不一定相互重叠，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它们成为各个结点，共同构成复合性的存在。历史的演变便是这些结点的转移与各种结构性离合关系的发生。由此，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便不再完全走向黑格尔式的问题，它须在具体的历史领域与抽象的历史哲学领域同时得到说明。

既然中国的世界性问题是在历史中呈现的，那么这一问题本身也理当历史化。在历史学的主流叙事中，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几十年以来，通行的分期方式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对历史进行划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时期。近年来，学界以战国秦汉及唐宋为界，在中国古代史中划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阶段。中国的世界性在三个阶段中的样态不同。第一个阶段即先秦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正统性得以确立。第二个阶段即汉唐时期，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成为结构性关系，中国的世界性表现为对游牧族群内亚性的吸纳。第三个阶段即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作为“世界”的中国，不仅汇入了新的族群，而且汇入了新的文化，这些新因素与此前汉唐时期流传演变而来的因素相互作用，构成新的多元一体关系，一直影响到今日。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这三个阶段的演进看起来是空间问题，表现为中国的天下体系的扩大。

如果回到前文所述中国的世界性其实是提供一种普遍性的问题，那么再度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三阶段过程，就须跳出具象的历史，而进入精神层面。作为“世界”的中国所展现的普遍性，是在中原的话语中被表述的。既然如此，以中原为主体的叙事，何以能够吸引其他族群？在第一阶段正统性确立之后，当草原地区被纳入中华文明的范围，游牧族群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中国的世界性，从而与农耕族群共同完成第二阶段的中国性建构呢？

“枢纽”说提供的思考方式是，将普遍性与普遍性的承担者分开。普遍性之意义存在于价值世界，而普遍性的实现则有赖于政治实体。政治实体自有其目标追求，价值体系亦有其内在规定，双方之间有时虽存在方向性差异，但却绝非截然对立。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动力因素。二者间关系形态的变化也使中国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在传统时代士大夫的话语中，正统之外还存在着道统，二者并立。这一思维方式在宋明时代尤为突出。如果用现代学术术语表述，则是在政治系统之外，另外提出价值系统。将普遍性与普遍性的承担者分开，其实也是对这一传统思维的接续。在“枢纽”说中，中原政治实体之所以能够承载普遍性，乃是因其统治技术上的特点，即通过财政、金融等方式与社会势力博弈，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这种结构性思维，将普遍性的承担者理解为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沟通者。由此，在沟通的普遍性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世界性得以再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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