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 魏斐德、周策纵、王靖宇、沟口雄三：漫漫求学路上，我与大师们的交集【“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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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周策纵、王靖宇、沟口雄三：

漫漫求学路上，我与大师们的交集

陈建华 | 复旦大学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陈建华教授回忆早年求学的文章，从中我们能获取宝贵经验。

四十年前的预言

1994年在美国洛杉矶

四十年前某个下午的陈安安家里，好像是深秋，在淮海路上一条新式里弄里。这里在1970年代中期最为热闹，我们一伙有时多至十余人每周聚在一起自学英语和法语。不过最近大家很难聚在一起，社会好像突然活了过来，纷纷在找出路。我也是，我的英语老师安老师叫我去他的英语班上去上课，把我介绍给某个科研单位，看看能否调到那里做个翻译人员。

那天下午是安安临时召集的，只有三四个人，说他准备考大学，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突击复习英语。那时像我们老三届的可以以“同等学力”直接报考研究生。我虽然同意参加，心里却嘀咕，那一年刚恢复高考，我也参加了，却名落孙山。想想自己是负罪之身，所以没抱什么希望。

大家心里都没底，突然安安说他会算命，要知道我们的八字。纯粹是好玩，我报了出生年月。也不知他怎么算的，说我“要走远路。”我觉得好笑，一脸茫然。所谓八字还得包括出生的时辰，我也闹不清，就大约说了自己是在早上生的。

后来我出国，在大洋彼岸十四年。这么说“要走远路”也没错，当时怎么也对不上。

始于复旦，归于复旦

1979年秋天某个下午，我在浦东高桥的工地上。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复旦大学寄来的。信里说我的研究生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决定录取。但是报考的“唐宋文学”专业已经额满，问我是否愿意转到“元明清文学”。我一看就晕了，把这句话反复念了好几遍。虽然没有像范进那样狂呼“我中了！”只觉得整个下午像个梦游者。

所谓“时来运转”对我来说不免轻巧。其实我的命早就定了。1964年初中毕业我报考了松江二中，是上海顶尖中学，那一年开始讲家庭成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资，分配进了属于交通部的航务工程学校。1968年分配到船舶修理厂，第二年年底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出来，罪名因为在“文革”中和一些人作诗，包括我脑袋里的“封资修”思想。在“学习班”关了两个多月之后回到厂里，头上戴了顶“政治错误”的帽子，就是个小“牛鬼蛇神”。那回尼克逊访华，和“黑五类”在一起，不能随便走动。航校学生像我那样有好多个，直到1979年我们被“平反”，才为我报考解除了后顾之忧。

1988年1月我在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1月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比较文学系做访问学者，此后又在加州洛杉矶大学、哈佛大学学习，2002年至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13年荣休后回到上海，先在上海交通大学，今年受聘于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四十年来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相沉浮，经历了不少变故，但未离开大学校园，未离开书本与学术，回思自己别无所长，至今尚能读书作文，一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说是足慰平生了。

海外求学记

1991年在柏克莱

关于我的海外求学游学的经历，以前陆续写过一些回忆和怀思性质的文字，如韩南先生、诗人纪弦先生等。最近偶翻旧物，见到许多信件，当日情景历历在目。身在大洋彼岸，心系故园，来自亲人师友的慰问与勉励，也结识了不少域外新知，谈诗论学，皆铭记难忘。那时仍是信笺书写的时代，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鱼雁往返越来越少，乃至完全被电邮所取代，不免令人感慨系之。这里回忆几位已经逝去的师长，也反映我的思想与学术的一些片段，藉以纪念。

在美国，最初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前后约三年。我的硕博都是在复旦读的，专业是元明清文学，因此出面邀请我访学的是比较文学系白芝(Cyril Birch)教授。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那时他是系主任，一个温厚长者，翻译过不少明清小说，译笔醇正，最饮誉学界的是翻译了全本《牡丹亭》，对于中国古典的学养殊为精深。一听我说起在戏曲方面我的老师赵景深能登台唱戏，他眼中便显出敬仰之情。他问我打算作什么研究，我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回答的。

一般来说，访问学者应该有具体的研究计划，得到指导或一起合作。但那次我好像含含糊糊的，不清楚具体要做什么。说实在我的出国是很仓皇的。我的前妻早在一年前去了旧金山艺术学院专攻绘画，我在博士毕业后本来是申请去探亲的，后来她通过一个美国朋友的帮助替我联系了白芝教授，于是我得到了柏克莱大学的邀请。不过，那次礼节性拜访还是愉快的，白芝教授告诉我他就要退休了，如果帮不到我什么忙，希望我能喜欢柏克莱。现在想起来不知他是否对我有点失望，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一到柏克莱，我的心就散了。每次从旧金山去柏克莱，一出地铁口就兴奋莫名。校园没门，与城市连成一片，过马路便是电报街，有的是书店、唱片店，披萨店、骷髅图案的服饰店、嬉皮士体恤衫，洋溢着一种另类的气氛。学生们自由自在，与衣衫褴褛的无家者称兄道弟，拍拳击掌，为了保留附近的一个小花园，他们一起搞抗议活动，犹有六十年代末叛逆的遗风。

学问上我挺忙。第二年我转到中国研究中心，挂名为研究员（research fellow），能免费借书和复印。柏克莱的东亚图书馆有不错的日文库藏，有一阵专门收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研究，文学、经济、文化方面的都有。于是把那些书借出来，捧到中心去复印。那时对思想史大感兴趣，非常钦佩曾在柏克莱任教的列文森，我到的时候，他已经亡故二十年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富于真知灼见，被称作“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大概是兼有天才与高超技艺的意思，因为壮年早夭，人们提起他如同一段令人神往的传奇。在国内就知道他的名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之命运》，现在能读到原文，还有他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喜何如之。从他的著作读到有关“革命”一词是从日本借来的，与中国本来的意义的差别，对于我后来研究“革命”话语颇有启发。

我去历史系听魏斐德教授的课，他是列文森的学生，慕名而去，却着了迷。他身材魁梧，穿着随意，眼神深邃而和蔼，在他面前会感到一种被慑服的力量。那时他的两厚本《洪业－－清朝开国史》出版不久，名声如日中天。他的《历史与意志》一书更令人惊讶，那是一本七十年代写的探索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与他讲究严谨运用史料的作风不同，而是激情奔放，天马行空，奔驰在中西思想的经纬交衢之间，忽而康德，忽而王阳明、黑格尔，纵论伟人的过去与将来，似乎在扮演一个历史的先知。

1994年6月14日魏斐德先生来信

像其他大教授一样，一学期两门课雷打不动。在箱底发现魏先生在1989年秋季的两门课的课程表，本科生的一门是“帝制与现代中国史”，研究生一门是“帝制与现代中国史料研究”。本科生课以讲授为主，研究生课侧重讨论，每周讲授或讨论的主题、阅读材料写得清清楚楚。在国内上研究生课一般是导师面授机宜，自己找材料作研究，因此初见这种上课的仗势觉得有点吓丝丝，这么多书这怎么读得过来啊。后来跑到哪里都一样，方明白这种教育机制跟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方式如出一辙，是一个模子里形成的。

虽然我英语有些底子，听课还是一知半解。但是课程表开列的书单于我十分重要，当然全是英文，仿佛一下子推开窗户，知道那些关中国帝制时代以来主要是政治史与社会史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和长期形成的学术机制有关，书单是选择性的，像历史著作一样，都贯穿着客观的评判标准。基本上每一本书代表某一领域，带有某种权威性，这跟从研究、出版到书评的层层把关是分不开的。换言之，从书单反映出一个以共享人文价值和学术规范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

我萌生了读书的念头，想跟魏先生学。跟他有过几次接触，总得到他的鼓励，因此和他谈了我的想法，他表示支持，为我写了推荐信，但是没能成功，而去了洛杉矶加大，李欧梵先生刚去那里，给了我机会。在洛杉矶我每年都收到魏先生的新年贺卡，他是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以中心名义给寄贺卡多半属于常例。到洛杉矶的次年我也给他寄了贺卡，他却给写了信，说感谢我的贺卡，知道我被洛杉矶大学录取而感到高兴，相信我会做得很好，并希望得知我更多的消息。以中心主任署名的几行字短信也具公文性质，却使我感动。

后来有几次我把新写的论文寄给他，向他汇报我的学业，他都给我回信，都勉励有加。1993年3月在收到我的关于明代江浙文学的论著后说他已把此书置于案头，等完成手头早就答应的给《纽约书评》的一篇书评就会读我的书，同时他对于我的一篇关于中国“革命之谜”的文章感到兴趣，希望我能用英语写出来。1994年的一封信比较长，说从我给他寄的三篇论文看出我读了不少西方理论且在方法的运用方面达到某种深度，同时对我的一篇关于清末思想中“群”的概念的文章表示兴趣，提醒我关注更早的有关论述。他得知我即将去哈佛读书非常高兴，希望我和他经常保持联系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的上海三部曲的研究。

此后是1997年我给魏先生寄了两篇文章请教，一篇是关于周瘦鹃主编的《半月》杂志的研究，是有关“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他说“极为复杂”(extremely intriguing)，大约是一种委婉的不予置评的意思。另一篇是发表在《读书》上介绍列文森的，他觉得“思虑周详”(very thoughtful)。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亚洲年会上，他坐在轮椅上，我向他问候，他微笑点头。很可惜，因为一次手术伤及左腿神经，以致不能站立，2006年因病逝世还不到七十岁。虽然我和他接触不算多，始终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宽厚，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正如至今读他关于中国十七世纪明清交替“危机”的论述，其宽广的全球视野，由深厚经验研究而作出中国思想与政体连续性的结论，力纠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而造成断裂的看法，在在显出那种大气开合的襟怀，令人难以忘怀。

在旧金山一次酒席上认识了王靖宇先生，仪态儒雅，十分谦和。他是斯坦福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专家。意外的是，1991年7月里收到他寄来的一份邀请函，说将在次年6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一个小型的题为“清代文学批评”的研讨会，希望我能参加。这封邀请信用打字机打的，信纸上贴着一张小字条，是王先生的钢笔手书：“建华兄：这是给大家的‘公信’，但开会细节都在里面，很盼兄能来助阵。王靖宇附上。”这使我非常激动，自己读完博士不久，可说是初出茅庐，但王先生这么抬爱我，既受宠若惊，又觉忐忑。不过信里说会议要求提交论文，用中文或英文都可，而且说会议尽量多使用中文，论文还可能以“双语论文集”(bilingual volume)的形式出版。我考虑再三，觉得既然能提交中文论文，有一年多时间可作准备，于是就决定接受邀请。

王靖宇先生1991年7月23日来信

多半通过魏斐德先生的书单的引介，接触到海外对于中国现当代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论著，尤其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研究，加之不久前国内发生的巨大变故，想到自己过去的经历，“革命”如梦魇挥之不去。怎么理解中国“革命”？这问题不断盘缠于脑际，“革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兴趣更集中在语言及其历史考证，我想这是别人没有做过的。

原来在复旦做过梁启超与晚清“诗界革命”的硕士论文，链接到胡适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发现“革命”一词自晚清以来受到日语与英语的影响，在胡适的使用中出现暧昧而复杂的情况。结果我提交了《晚清“诗界革命”与文化焦虑－－梁启超、胡适与“革命”的两种含义》的论文。

胡适和梁启超一样，在使用“革命”一词时对于中国传统“革命”的暴力倾向含有恐惧与抵制，而竭力使之嫁接到“改良”或“维新”的意涵，我把这种如临如履的心理称之为“文化焦虑”，似乎蕴含着我对于“革命”的某种价值评判。的确，在大陆的教育环境里深受“五四”激进主义的熏染，正是在海外能对中国革命取一种距离观察，才能够逐渐摆脱激进的思维模式，此即我后来所作的一系列“革命”词语研究的基本动力。

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已经入学于洛杉矶加大，所选修的李欧梵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和埃尔曼先生的明清思想史的课，多少带有后现代的反思或解构的气息，也多少影响到我的“革命”研究。

次年2月收到王靖宇先生的信，对我提交了论文表示感谢，并正式邀请与会。5月收到会议议程，包括参会的学者名单及论文目录，汇集了Richard Lynn，周策纵、杨松年、单德兴、李家树、黄兆杰等十余位欧美、新加坡和港台的一流学者，而我则代表复旦大学，顿感压力。在斯坦福那几天不啻经历了脑洞风暴，每篇论文宣读后都有指定的学者作点评，我也评点一篇论文。给我的论文作评论的是周策纵先生，获得他的肯定，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有一点印象深刻，在自由讨论时，单德兴先生对我的论文题目中的“文化焦虑”提出问题。认为在文学批评领域广为人知的是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指作家所处文学传统的压力而言，我这么使用“焦虑”不免含糊。的确，我是“文化焦虑”含心理意义，与文学创作无关。然而这个问题令我明白在命题中已经涉及理论话语，若做一番调适的工夫是更为恰当的。

王靖宇先生1993年2月19日来信

通过这次会，我体验到一个学术会议的整个流程，而王先生的细心和敬业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邀请、正式邀请、会议议程、担任点评的文章以及由秘书寄来的交通与住宿的安排等，皆井井有条，一一来信关照。会议之后在编辑论文集的过程中也数次来信，从规定论文修改时间到最后落实到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还附言说：“建华：我在考虑将我们的论文集献给从前的Cornell的一位老师，已九十高寿的Prof. Harold Shadick,不知你意下如何？”王先生那种谦虚、尊重他人的品格非常难得。我的论文近三万字，觉得是否太长，他却决定全文收入，这一点也使我非常感动。

从这次会议我学到很多，会议论文涉及清代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无不是个案研究，学者们学有专长，无不体现了踏实、精研的作风。更重要的是王先生的会议设计，以中文为主要语言，最后作为双语论文集出版，这种做法呼应了北美人文学界提倡多元文化的潮流，而在当时还是相当超前的，且在斯坦福名牌学府举办这样的会议，更具深刻意义。其实在王先生的批评实践中，如对《左传》、《史记》的叙事的研究，强调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自身传统及其特征，而反对生搬硬套西方的叙事理论，明确体现了他的文化认同的意识。

王先生曾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过三年的人文学部主任，2002年我去那儿教书时他已经离开。我的一些同事常常提到他的为人，谦虚、公平，不管谁都一视同仁，几位来自大陆的对他尤其感铭在心。

我把王先生的《金圣叹》一书推荐给对金圣叹素有研究的我的复旦的导师章培恒先生，大概也同王先生对我的提携有关，便邀请他去复旦古籍所讲学。王先生致书与我，表示对章先生的感谢。后来他们一拍即合，互相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办会和出版，成果卓著。如所里谈蓓芳教授赴斯坦福授课讲学，后来把《金圣叹》一书译成中文，由于补充相关文章更名为《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以中英对照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章先生在序文中阐述此书在大陆出版的意义，指出王先生将实证研究与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相结合，对于中国文学研究堪称典范。

王先生在自序中回顾自1970年代他出版《金圣叹》之后，大陆学界见证了金圣叹从“反动文人”到被肯定与赞赏的历程，尤其是此书能以双语本出版，与他在美国的做法异曲同工，自然更为欣喜。2012年在章培恒先生逝世周年时来复旦古籍所为“章培恒讲座”作了《从〈左传〉到〈史记〉》”的演讲，我见到他非常高兴。他说他近年身体不如前，很少参加会议，这次为纪念章先生而不辞远行。今年8月王先生仙逝的消息传来，我不禁怅然若失，感念无已。

在斯坦福参加会议之后，我与周策纵先生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周先生著作等身，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一向被视为经典之作，是中国研究的必读书之一。在斯坦福会议之后我寄给他一张新年贺卡，他回信说：“十一月二日自沪回家，在家跌伤膝盖，现已在痊愈中，可以步行了。谢谢你的年片。”随信附上一页红纸，是他自制的非常别致的一张“年片”复印件，上面有中文“吉羊”，英文：“Thinking of you and wishing you the very best always.”下面署“周策纵、吴南华同贺。”还有一首亲自用小楷书写的《扬州慢》：

        今年暮秋，予应邀出席扬州第三节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寓西园宾馆，邻天宁寺，曹寅故地也。会间访个园，探汉代广陵王墓木，惊识“黄肠题凑”之制；放舟瘦西湖，过二十四桥，复车至金陵随园故址，亲预曹雪芹塑像揭幕典礼，嗣又品尝红楼宴，听南京昆曲苏扬评弹。于时西风动云，芳草已碧，盛席之余，不禁有感时之作焉。

北固山危，瓜州渡急，维扬是处如诗。感名园翠竹，吊古墓黄题。记前劫，飘风铲地，晚花零落，犹剩残枝。暮云沉，萧索微凉，欺薄秋衣。

盛筵对酒，访红楼，歌绕惊疑。伴南国潇湘，芙蓉豆蔻，瘦舞腰支。郁郁约人垂柳，伤心绿，淡月争迷。想清盈湖水，年年无奈当时。

1993年2月6日周策纵先生来信

周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红学巨擘，有《红楼梦案》等著述，曾任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1980年首届《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在其执教之地威斯康辛召开的。1992年他参加扬州召开的红学研讨会之后写了这首词，已76岁了。词中记叙他游历扬州、南京等地，在袁枚、曹雪芹等故地抚今叹昔，不胜感触。所谓“记前劫，飘风铲地”，虽然身在异域，却心心念念故园春秋，重睹文物盛衰之迹，能不惊心。“盛筵对酒”之时潜入红楼梦中，凭吊“潇湘”、“芙蓉”，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流露出一种苍凉的历史感，且遣词造句十分讲究，使用典故浑然无迹。

我去信谬做解人，周先生回信说：“承过奖《扬州慢》，实不敢当，近已改易数字，兹随函将改正之片寄奉，仍请哂正。”仍是原来的红卡，而将词作重新抄过，字字工整，改动的大多为各句首字，如改为“怨名园翠竹”、“痛前劫”，加强了情绪的深沉感，的确，其中寓有风人之致，然出之以情，婉约蕴藉，端是词家正宗。

那时我写新诗，刊登在北美或两岸三地的报纸杂志上，因而寄了几首给周先生。他说：“你的新诗别具风格，不知何故，我较喜欢《情人节礼物》，那一首较有张力感人。”那是描写一个在餐馆打工的小伙子，情人节不能与爱人在一起，只能送她一个“钻石般的吻”作为礼物。大约因为比较有生活气息，得到周先生的称赞。

有一回周先生说：“蒙你把我叫‘老师’，实在不敢当。你太谦虚了，我却受之有愧也！”那时不像现在，作为弟子才可叫“老师”。说实在，周先生足足大我三十岁，德行兼备，高才博学，于我不能亲接謦咳为憾。他先后给我寄了近三十首诗，大多是旧体，发表未发表的，大可做我学习教材。如新诗《杜甫的秋天》这一首：“并不是枫树喝醉了自己/是我羞它/没有扶苏这一时代的忧患/所以山河花草都哭出血来了”，仿佛借魂于诗圣，抒发一片感时忧国之情，字字血泪。最后：“我的赤心就是红叶/秋天把我烧了/于是我活了这一瞬/我成为上古，成为未来/落叶洒在夕阳上/一点怨声也没有。”从中可见周先生一片至诚精光，令人感动无已。

许多旧体诗中不乏与各地友人唱和之作，如杨联陞、王元化、程千帆、劳思光等皆为华人之荣光，中国文化之支柱，由这些作品可见周先生那一代学人，传承古典，精于西学，皆以保存国粹为担当，且致力于将中华文化融汇于世界文明，而通过同人唱和加强感情的纽带，也属于文人传统的表现，由是看来前辈风范真难以企及，可愧也已。

周策纵先生自制1993年“年片”

1993年秋沟口雄三先生应埃尔曼先生之邀在洛杉矶加大讲学，开一门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课，我和来自大陆的一些研究生也参加了。沟口先生执教于日本东京大学，以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宋明以来的思想史研究称雄学界。在柏克莱时期我已接触到岛田虔次和荒木见悟的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便十分佩服，但是沟口先生与他们不同，仿佛带来一股旋风，给我们很大的震动。对中国思想的诠释一方面明确批判“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强调中日之间的比较，这种宽广的国际视野代表了日本新一代研究范式的转换。

美国的大学东西海岸的学风不同，一般认为东海岸以哈佛、耶鲁等所谓“常青藤”大学为代表，学风比较保守，西海岸则以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为主，较为激进而具挑战性。其实上世纪末整个北美大学为后现代思潮所笼罩，如哈佛大学的柯文（Paul Cohen）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主张立足于中国内部立场来研究中国历史，被认为是试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表述，对于中国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也不必把两者的差异看得太重。

但是在这个背景里看沟口雄三在1980年为其《中国前近代思想之转折与展开》一书所写的《绪言》：“‘近代’这个概念，自始就是欧洲的概念；这原本只是他们内部对旧代时代的自我歌颂之概念，然而随着‘欧洲’自我膨胀为‘世界’，这个概念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泛世界性的概念；至此，‘近代’这个概念甚至成为证明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优势地位之指标。”如此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十分鲜明，也显出作者的日本或东亚立场。

2000年沟口雄三先生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讲座

日语“近代”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西化得很厉害，晚清以来的中国学界也深受此“近代”观念的影响。不无吊诡的是，沟口先生一面反思“近代”观念，一面声称：“对亚洲而言，‘近代’一词不得不成为各式各样转折的概念”（林崇佑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页449）。其论述也不得不以是否“近代”作为“转折”的价值评判，因此他“试图突破这个无奈的转折，并解开它的束缚”，也似“无奈”之举。

沟口先生先是参加了洛杉矶加大召开的“中国思想史”国际研讨会，接着开班讲学，不啻是一次通往世界窗口的象征性事件。的确，他有备而来，十分认真。课上印发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他自己的著述。主要讲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总结出三种观点，在“资本主义”和“文明”的观点之外，他更主张“内发”说，即强调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因子，这三种观点是互为关联的。其时北美学界主张从中国内部发现朝向现代的发展，从柯文到魏斐德，把明清之交视作“转折点”，但注重传统的延续，这几乎形成共识。

有趣的是对这一时期起先称“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接着“十七世纪中国”(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现在更为流行的则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不同称谓含有观点、立场的微妙转移。在此脉络里，沟口先生提出“内发”观似乎也是大势所趋，但他从思想史角度加以阐述，著名的是对宋代“天理观”的重新诠释，而在其世俗化的转向中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是相当精辟的。

沟口先生另从“公”、“私”概念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且在世界史的语境中加以比较，旁征博引之际不时提升到方法论高度，处处显示其东亚文化本位的批评立场。以概念入手，辨别词语运用的历史变化，涉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均为当时国际显学，而沟口先生视野开阔，使用新材料，打开前人不曾涉足的面向，令人耳目一新。他论及的日本“万世一系”与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异同，由是造成“革命”的意义的转换，这对于当时沉浸于“革命”话语研究的我带来直接的启示。与探索日本的“革命”观念有关，我在洛杉矶加大的东亚图书馆收集了不少资料，从德川时代日本儒士对中国“革命”观的批判到明治时期吉田松阴、德富苏峰的有关论述，正忙得不亦乐乎。

1993年沟口先生赠书

1970年代以来海外新儒家兴起，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培瑞先生引领召开了几次国际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至九十年代仍有杜维明先生创导“儒学第三期复兴”，然而势头已不如前。沟口先生的“天理”诠释自成系统，体大思精，某种意义上与新儒家宣扬其形而上超越性哲学没多大区别，因此在北美没得到多少反响。我对“天理”观兴趣不大，当然是我的局限，因为是学文学的，素来重视晚明文学那一段，认为李卓吾所鼓吹的“率性而行”、汤显祖的穿越时空的“情”的表现与袁宏道的“性灵”小品是更容易与“现代”接轨的，而当时北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以追求“现代性”为主流，与当代中国“告别革命”的要求走到一起了。

2000年沟口先生访问哈佛，在燕京学社作演讲，仍是谈“公私”问题，比以前更为深化细化。我们重又见面，很是欣喜。他对我也谆谆鼓励，先后惠赠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方法といての中国》等四部书，我视之为瑰宝。虽然我与沟口先生未有深入交流，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自开气象、了不起的大学者。

我们常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然而“三人行必有我师”，学问之途必不孤单。在我的海外经历中，如以上从柏克莱到洛杉矶与我有过交往的四位先生，都是学术前辈，如今皆已作古。每思及他们的金言卓行，高文硕德，无论点滴或片段，便低回不已，而他们对我的帮助、关心与鼓励，给我的学问之途增添温暖与信心，始终让我披拂人文理想的光照而黾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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