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的难点与突破点探寻
金成平，男，1983年生，湖北十堰人，教育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近年来，主持完成省级课题2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课题3项，参与国家社科和省部级课题3项。以第一作者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等体育类核心期刊发表1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论文7篇，并多次参与全国体育类科学大会并做专题报告。
摘要
支撑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运动训练理论在新世纪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为此，本文采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对新世纪中国训练理论发展模式、问题及深层原因进行系统梳理，研究认为，还原论是影响训练理论的方法论之一，并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难点。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来自认识论上传统观念的偏颇；另一方面来自方法论上复杂性研究的批判。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范式受限于“一般系统论”和“构成整体论”，复杂性研究与还原论研究有本质的区别，复杂性研究范式已经渗透到训练理论框架、概念、观点、逻辑内涵等各个领域中，多学科数字化交叉融合构成当下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本研究拟提出“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升级”命题，并视其为中国运动训练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突破点和新方向。
关键词:运动训练理论；难点；突破点
中国运动训练理论是竞技体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以中国竞技体育各个运动项目训练过程中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归纳、提炼出的共性规律以指导各个运动项目训练过程的知识体系。现有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与预期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新时代，中国运动训练理论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和责任，面对新世纪竞技体育发展所带来各种复杂性问题，运动训练理论的发展出现了难点:其一、中国竞技体育实践快速发展与训练理论实际应用效果不协调，与训练理论研究进度不同步。中国竞技体育实践发展速度快于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进度。尽管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在伦敦、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成绩有些下滑，但依然表现高位运行，理论体系的滞后性与前沿的实践需求之间暴露出或不满足现实训练实际需求的矛盾。其二、处于学科交叉最前沿的理论探索者，也尚未将高水平训练理论的基础研究放入重点，且超越现有训练理论的研究范畴，导致在系统解析“基础项目及集体球类项目发展”时找不到确切答案。其三，复杂性范式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科学范式，与训练理论始终恪守传统科学范式相矛盾。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及发展，各个学科陆续表现出“超越还原论”的理论诉求。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复杂性科学都有别于传统科学范式，并处于诸多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普遍性原则”“还原性原则”和“可分离性原则”三大原则基础上。数年来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恪守传统科学范式，其方法论以还原论为主导，训练理论成果主要靠总结、概括各个项目训练和竞赛实践经验基础上、揭示训练现象之间的关联所构成。上述与发展不协调表明总体上存在着，运动训练理论发展模式滞后于竞技体育实践发展的迹象，需要重新审视训练理论发展的问题或难题，寻找深层次原因，将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为此，本文采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复杂性思维等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的难点进行梳理，剖析问题根源，提出进一步发展的突破点，并预示开拓新的领域、新的方向。
1
审视:运动训练论发展面临的问题
1.1
认识论上，训练规律观的认识原则有偏颇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不断涌现出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逐渐在训练实践层面得以认同和推广，成为支撑训练实践的主流学说。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和繁荣，“方法论自觉”的学者相继出版了多部有中国特色、有影响力的运动训练理论教材、专著。然而，恰恰正是在世纪交替前后的20年，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形成了以奥林匹克和职业体育互为补充、发展有序的两大系统的竞赛体系，即“多赛制”。多赛制迫使高水平运动员原有的训练方式需要做出改变，一些新的问题超越了现有中国训练理论的承载能力和作用范围，导致中国训练理论出现发展瓶颈。事物内在的是规律的，之所以表现为随机性，完全是外界干扰的结果；事物内在的都是必然的，之所以出现偶然性，完全是外界干扰的结果。这种规律意识决定了认识对象的尺度越大越宏观、认识过程越长、例证越多和可变因素变化越慢，受外部随机因素的影响就越小，就越能准确把握规律性。相反，对于认识对象的尺度越小、越短、例证越少、可变因素越快等随机因素却常常被忽略掉了。因此，在传统训练规律观认识中，细粒化、短时性、例证少、快变量等被作为随机性而忽略了，而将粗粒化、长时性、例证多、慢变量同规律自身加以等同，由此导致运动训练中的随机现象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就算我们在长期了解到某一运动员正处于实力高出他人的运动生涯的高峰，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他能否夺取奥运会金牌等类似的现象难以得到深刻解释。究其缘由，主要涉及到遗漏变量、逻辑链条不畅、测量误差问题和社会变量之间复杂的关联等问题。宏观粗粒化规律与微观细粒化在解决不同尺度问题和研究不同尺度规律时应有所选择和偏好，而不是以偏盖全，一叶障目。
1.2
方法论上，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对还原论的批判
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创建至今选择还原论方法论去发展研究，有其“合理性”。20世纪40年代以“一般系统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把科学研究推向了新阶段。运动训练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末传入我国。贝塔朗菲指出:“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训练理论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一般系统论”思想影响，以至于在现有的训练理论概念中如系统、信息、反馈、组织等还在沿用“一般系统论”的释义。贝塔朗菲反对“简单性”(以还原论主导)，提倡以“系统”“整体”和“整体性”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包括国外的训练理论)从理论框架、分类、方法、概念体系等都会找出“一般系统论”影子。
系统学科发展实践证明，贝塔朗菲为代表的第一代复杂性科学的探索者们，虽旗帜鲜明的提出反对简单性，但是他们似乎也过于乐观，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不足以充分认知整个世界，不得已求其次，导致往往是自己用还原论的手段去追求复杂性的目标，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也亦然。典型例子是“构成整体论”和“因果关系”概念体系的构建。
整体论的内核是关于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可分“构成整体论”与“生成整体论”。构成整体论有三个特性:即近可分解性、结构不变性和非时间性三个主要特征。中国运动训练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深受构成整体论的影响，一些核心概念:运动成绩、竞技能力、竞技状态等内涵的诠释至今还在沿用构成整体论的思想，其特征为:第一，可分解性。竞技能力整体功能依赖于体、技、战、心智(部分)之间的加和性。第二，结构不变性。竞技能力整体的结构表现为各个能力的性质、数量、种类、作用关系上具有稳定性与不变性。第三，非时间性。竞技能力整体结构的稳定性表现都是非时间性的，即不具时间方向的整体。因此，构成整体论思维强调竞技能力的各个能力(部分)之间的集合与分解，忽略了各个能力的功能、属性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与竞技能力(整体)关系之间重建机制刻画。
因果性具有普遍存在与必然联系的特性，用来描述事物之间的存在方式和变化过程。科学规律本质上就是因果律，研究对象本身具有因果性。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对象也在于揭示运动训练活动的普遍规律，提高运动成绩。运动训练理论是靠总结、概括各个项目训练和竞赛实践经验基础上、揭示训练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获得的。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中，大量训练原则几乎都是建立在因果关联基础上的。研究者潜心把学术焦点压缩到少量变量关系分析之中。即一个因，一个果，但对于多个问题缠在一起几乎无法具体说明。显然，这种关注共变的“关联分析”不能满足因果解释的学术终极使命。
2
超越: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范式
2.1
实证:“涌现”理论非还原解释
涌现概念最早是由贝塔朗菲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不仅要认识部分，更重要是了解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机制。因为系统的整体性是由系统内各部分互动互应所激发而“涌现”出来的。整体具有特性是部分所不具有的、一旦把整体分解为组成的部分其整体特性不存在了，这种整体特性就叫做涌现性。例如，高水平运动员创造世界纪录(整体的涌现)，即高层次(创世界纪录)具有低层次(各个能力)没有的特性，一旦还原到低层次(各个能力)其特性不复存在了。研究提出快速力量功效(涌现)是由不同层次肌肉组织涌现出结果。如低层肌肉的体积、质量、活性；中间层的最大力量、快速收缩能力；上层为快速力量能力、肌肉内协调性、肌肉间协调性所组成，上中下肌肉组织相互作用而涌现出快速力量功效(整体涌现)。高层次从低层次涌现是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能力提高的机制。那么，训练理论中如运动成绩、竞技状态、一般训练与专项训练、周期训练、板块训练等都可以用“涌现”来解读，且非还原诠释。
现代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实际上不满足牛顿力学条件(严格的确定性、因果的必然性)，原先遵从的“刺激-反应”线性模式失去可靠性和预言力。比如，物理上一个以速度V进行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所经过的路程S，遵循严格的“y=kx”线性函数关系，一旦我们知道该物体的起始位置就可以严格预言它在这条直线上任何时刻的位置。试想一下，在高水平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时，几乎不可能预先严格控制和准确预知他们的运动轨迹和专项成绩。正因如此，在高水平训练实践中常常发现用简单的线性“叠加理论”来解释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对于其生成机制的揭示更是陷入窘境。因为构成专项成绩或竞技能力的整体结构是不符合“非线性”实际的，竞技能力结构与其组成要素内、外相互作用成非线性复杂关系。这就造成对竞技能力状态、属性很难精准把握、严格控制和准确预测。正如，肌肉收缩的张力———速度变化曲线就是非线性关系。再如，一个专项动作是由神经系统通过支配的原动肌、对抗肌、固定肌等共同参与、相互协调配合下完成的。譬如用力幅度、尺度的大小，它不仅需要更高层次的神经系统与肌肉系统间的协调配合，也需要低层次的众多肌肉结构之间的关联，形成子系统，协作完成系统性工作，即协调配合收缩；这说明完成专项动作过程是神经—肌肉系统各组成部分、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其作用的机制是属于非线性的。因此，涌现性是系统组分内之间、层次之间、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激发出来的整体行为和效应。生物体作为复杂系统，它的整体结构和功能要比各部分、各层次要素的功能之和复杂得多；复杂系统具有强烈的动态性和自组织适应性，涌现过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复杂适应系统，涌现导致整体性系统发生、发展性质的改变。
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目的是要提高运动员的运动成绩，提高过程的机理可以借鉴涌现性的理论用隐喻、模型、模拟等复杂性科学常用的一些方法去诠释。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看，竞技能力的复杂性是由复杂的环境引起的，真正体现竞技能力增长的“知识”并非编码性知识，而是竞技能力结构与环境互动下的演化模式和机制。对于运动员运动成绩来说(整体涌现性)有两种基本的表述: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构成论表述运动成绩提高过程(整体涌现性)，即在竞技能力系统既定的情形下说明组分与整体的关系，探讨结构的协作过程(功能适应性)，力图以状态变量和它们的相互依赖来描写竞技能力系统的行为；另一种是基于竞技能力系统的结构产生、演化过程等模式，把运动成绩提高(整体涌现性)表述为“多来自少”，或“由小生大，由简入繁”，这是涌现的本质，同时也是生成论的表述。无论哪种表述，这个问题亟需中国训练理论科学的解释。
当前，伴随着大数据的出现，物联网、机器学习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其他行业中的成功应用，在运动训练中也逐渐得以实现。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结合更能发挥数据和方法的双重优势，它不仅为研究复杂数据测量提供了极大便利，且在拓宽运动训练研究方法和全新视角的同时，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扩展理论范围、开辟学术新知。由此，可以借助机器学习的分析技术，对模型的影响因素进行更加完备的思考和拓展，用汇聚定性与定量思维的复杂科学方法论，去破解训练实践中的科学问题。
2.2
前瞻探索: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创新研究突破点
20世纪90年代，成立于1984年美国复杂性科学圣塔菲研究所，把涌现提升为“圣塔菲理念”之一，这种观点日益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且一致认为研究涌现性的意义重大。涌现生成是自组织行为，是自下而上的整合过程；生成主体在特定规则限制条件下进行功能耦合，从而生成出新结构、新状态。涌现理论试图从科学层面解决组织的涌现生成问题，为我们研究训练理论解释具体问题提供了方法工具。
对于运动训练实践，尤其作为典型的自组织复杂系统的竞技能力，它自然也就有了涌现的可能。涌现可为竞技能力结构演化、竞技能力增长过程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镜鉴意义。换言之，竞技能力发展演化是动态的变化过程，表现出复杂的动态自适应性；竞技能力涌现行为的产生并非是各生成主体(如体能、技术、战术、心智等要素)间的随机堆砌与组合，而是受到竞技能力系统内、外的多种“约束”因素，即训练规范(如生物力学因素、环境的空间位置或专项训练手段、竞赛规则、个体特征等)支配的各要素在大量的相互作用和反复迭代中，通过调整要素行为、改变结构路径等，使之逐渐形成专项所需求的竞技能力整体结构和整体行为。为此，应把竞技能力放在与其发生相互作用的具有复杂关系的“体系”中认识。例如:竞技能力内部各组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竞技能力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在结构效应、规模效应、环境效应下如何产生部分所没有的性质和功能；在受限生成过程中，竞技能力各生成主体以及与环境之间依据一定的“规则”不断交互作用，这些限制“规则”是对竞技能力系统整体的状态可能性的约束，而这些“规则”如何把产生“涌现”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创造人类需要的涌现，即专项实践和运动成绩所需要的涌现；描述和探讨竞技能力结构涌现性，可为运动训练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有效的方法论指导。
将系统状态放置于一定的约束之中自然就会产生系统的新行为，为此，本研究拟提出“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升级”的命题，具体说明如下:
(1)提出缘由:竞技能力及其结构是通过特定训练阶段的任务和特定的训练组合方式实现的。运动成绩的提高必须超越原有竞技能力及其结构的功能，从方向性上其结构不断从低态向高态升级，以支撑运动成绩提高的需要。因此，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升级应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理性逻辑假设上可能存在:一是运动成绩与相应竞技能力结构定位的一致性；二是竞技能力结构升级与训练安排秩序的一致性；三是竞技能力间关联性与训练组合方式的趋同性；四是竞技能力结构的功能与训练方法组合的功能相匹配。
(2)命题的价值:其一，研究“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升级”的立意，在于提供指向明确、确立解释高水平运动训练复杂性问题的思路、原则和模型，以赋予训练过程的复杂性以科学性、规定性与可控性；其二，训练安排应对的关键是厘清各种专项能力的结构、结构升级的内在规定性与之匹配训练安排的规则，使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变化上保持一致，以赋予训练安排的针对性与启发性。
(3)命题的难点:第一，如何确定训练要素组合影响竞技能力结构整体性适应性改变？第二，如何确定低层次能力涌现高层次能力的行为规则(如临界点、阈值、度量)？第三，训练安排以何种方式才能促使竞技能力及其要素之间产生关联性，这种关联功能的规模效应是怎样放大的？第四，竞技能力结构的升级是核心竞技能力强化的结果，还是各种能力之间均衡协同所致？第五，竞技能力结构的升级是突变还是渐变过程？
(4)命题的研究前景:一是改变对竞技能力结构的认知，可导致训练思路与训练方法的变革和创新，从而改变运动成绩的增长方式；二是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升级的着眼点是复杂性，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在于揭示一个新的价值取向和新的思维方式；三是涌现理论可作为研究该问题的方法论；神经系统可塑性研究成果(脑区重组、突触可塑性、神经元再生等)等可作为研究竞技能力结构升级的技术支撑；四是在训练实践中，人们已经从对“竞技能力的结构性”的认知中获得了成绩的收益，并对训练安排的升级开始关注。
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的突破在于勇于提出科学问题，尤其是带有方向性复杂性问题，善于用科学批判和理性质疑去审视运动训练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或难题。
3
结语
新世纪，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过程也遭遇到各种复杂性的新问题，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核心构件，运动训练理论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和挑战。还原论思想限制了运动训练理论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难点。审视其难点，主要受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认识论上认识规律时有偏颇，导致我们在分析和解释金牌现象时，尚无明晰的哲学基点或规律性的致因及可能的逻辑；另一方面来自复杂性方法论上对还原论的批判，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方式由于受限于“一般系统论”和“构成整体论”的理论背景，去开展竞技能力、运动成绩的研究，其结果影响了实践指导能力。复杂性研究与还原论研究有本质的区别，复杂性研究范式已经渗透到训练理论框架、概念、观点、逻辑内涵等各个领域中。时至今日，运动训练凭借的正是开放的视野、学科交叉融合的精神，才始终葆有强大的学科生命力和吸引力。涌现理论是复杂性科学重要的一门学科，可以用来诠释和揭示新世纪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中概念、机制和功能等，扮演起“拆解黑箱”的重要角色，结合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思维、新技术、新方法，有望破解运动训练中的更多实践难题。本研究提出“训练安排与竞技能力结构升级”的命题，预示着中国运动训练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突破点和研究新方向。作为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新疆域，本文所提出的训练理论，更多是基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由此说，研究视野、相关定性认识还较为肤浅，尚难以与实验对接，但可成为我国运动训练理论诸多科学问题的重要补充。它的着眼点在于对运动训练理论的发展能有启发意义，启发当前学者在运动训练理论层面的完善创新，推进现有理论、提出新的假说。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国学术团队的规模和多学科交叉融合、跨学科协作的优势，在学科历史传统的滋养下，通过理论思索与实证积累把这种全新的思路、方法加以理解、展望和推进。
长按二维码关注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编辑丨魏珂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