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 张振 温铁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对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思想张力的一个考察视角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图片来源：百度图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梁漱溟提出的“铁钩”与“豆腐”这一比喻切入，结合梁漱溟20世纪20—40年代的思想、实践脉络及50年代的历史背景，梳理了他在50年代的三次思想转变,进而指出，“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关系是贯穿于梁漱溟思想脉络中的重要母题。该视角有助于把握梁漱溟50年代思想转变的动力、曲折与张力，同时其复杂性及与毛泽东在思想观念上的错位和对立统一，也促使我们理解现实状况下中国“建国之路”内在的“双重性”与“独特性”，以新的视野进一步思考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激进与改良之复杂关系。
【关键词】梁漱溟 20世纪50年代 思想张力
（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
——沟口雄三
一、引言
1929年，梁漱溟自广东北上游历，考察各地乡村运动。在其后的记述文章《北游所见记略》中，他提出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1929：910）。
该比喻源起于他对阎锡山治下山西村政建设的参观考察。对于这一声名在外的实践，梁漱溟批评道，要谈乡村改进，根本在于发达生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若对此问题无解决办法，则乡村问题即不必谈，“然而大家却都是无办法，而要谈的；要谈就是要钱罢了。山西对此问题，并无办法……所以他的村政，亦是向村民要钱的村政，要钱之结果有二：一是村民厌嫌头痛……二是贫而益贫”（梁漱溟，1929：906）。相应地，土豪劣绅在当时之应运而生则“实属势所必然”（梁漱溟，1929：903）。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对于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基础的中国而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本必然主要由农民承担，以致官僚本位下的诸多建设事业，往往如“铁钩”伤害“豆腐”一般，最终沦为“劳民伤财”乃至于“横征暴敛”。
20世纪20年代末是梁漱溟通过“乡治”（后来发展为“乡村建设”）探索中国问题的思想形成期，《北游所见记略》带有一定的“思想起点”色彩。他关于乡建运动、农民大众与政权关系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以“铁钩”与“豆腐”的比喻形象地呈现出来，表现出“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民的后果。该比喻或隐或现地贯穿在梁漱溟30年代投身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中，也构成他多次强调乡村建设运动不要“自操政权”的动力之一。
不过，这一忧虑和挑战也在他亲自推动的乡建实践中深刻地存在。
就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乡村状况因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与国内政治经济宏观环境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背景下，梁漱溟于1935年作了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演讲。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由于“乡村运动没有自己的财源”，故乡建运动的头一大难处即为“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他担忧地表示，“如此结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若真如此，那么乡建运动岂不亦成为他所批判的“铁钩”之一部分？面对这一困局，如何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他并未作进一步的回答，仅在演讲最后重申“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梁漱溟，1935b：573-584）。
梁漱溟的模糊回应与内在矛盾恰可以视作他个人及乡村建设所遭遇的“两难”的某种症候性体现。梁漱溟30年代从地方政府获取经费支持进而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与他20年代末对“铁钩”或主动或被动地伤害“豆腐”的批评之间，构成了值得注目的反差。对他而言，一方面，他拒绝并警惕于政权以“建设”为名而对乡土的实际攫取，因此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充满忧虑，并与各种形式的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且由民间力量操持的乡建运动本身无法产生稳定财源，故难以克服自身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当自己从一个“观察者”转为“当事人”，面对“铁钩”与“豆腐”的两难，梁漱溟同样充满着困惑与尴尬。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0世纪50年代的梁漱溟再次成为更大建设实践的“观察者”，他又有些什么样的独特观察与思考呢？
二、问题的提出
痛感于清末以来国家衰颓、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乱，经过长期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统一、稳定之国权无法建立。以此为出发点，他发展出自己的建国主张——乡村建设，笃信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民国现实政治的太多“建国”失败使他一次次失望，也由此而更加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因此，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的反应比较淡漠，并不认为统一、强大的国家将就此建立。
1950年，梁漱溟到山东、东北、河南等地参观，并于次年到重庆参加土改，才发现自己梦寐以求几十年之统一、稳定的国家已开始建立，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数篇长文，反思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识之不足，并阐释中共建国成功所带来的贡献。
然而，1953年9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刻，梁漱溟与毛泽东却围绕农民工人“九天九地”问题发生了一场至今仍被不断提及的著名论争。到1959年，他却让人“意外”地写作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以下简称《大发挥大表现》）一文，对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绩重新表达了极大的赞赏。梁漱溟对中共从赞叹到质疑，到再次赞赏，其思想转折背后的理路是怎样的？蕴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意涵？
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契合之处，并追溯了契合之处背后的宏观历史脉络，强调了理解两人在表面分歧下更深层次的相通性的重要性（艾恺，2011；沟口雄三，2011；钱理群，2016）。在对梁漱溟50年代思想状况的研究上，贺照田以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阶级问题的论述为中心，将他20—40年代的思想和在50年代的思想转变相联系，讨论了梁漱溟所提供的问题视野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贺照田，2011；2012；2013）。吕新雨则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讨论了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论争，并指出毛泽东一直在通过各种设想与实践来破解以“三大差别”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尝试克服这一现代性悖论（吕新雨，2007；2013）。
这些研究启示我们：一方面，对梁漱溟50年代思想的考察，应注意到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应该将梁漱溟50年代思想的曲折性放置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将以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论争及前后思想变化为中心，将之回置于共和国初期的历史语境与政治经济脉络之中，并结合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梳理，以探索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三、 梁漱溟式反应：曲折与张力
（一）从“不看好”到理解反思
1930年，梁漱溟接办《村治》杂志，他一扫过去几年对中国前途问题看不到出路的苦闷，用确定的语气说道：“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梁漱溟，1930c：13）所谓“西洋把戏”，指“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而“自有立国之道”则指作为建国方案的乡村建设运动。
他认为，一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特征使得中国社会和平散漫，未能形成阶级对立之势，因此中国缺乏复制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或苏联建党建国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因为缺乏团体生活和阶级对立，才导致“武力没有主体”，演为军阀割据，无法实现政治统一；另一方面，“理性早启”使得中国民族的固有精神高于西方，“以低就高易”而“以高就低难”。在他的思路中，中国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培育社会（乡村）自身的力量而形成新社会构造、建设新秩序，以克服国家的分裂。也即，相对于“西洋把戏”，建立统一、稳定的国权、实现中国民族自救的路径唯有乡村建设运动。
基于此，梁漱溟与中共在思想见解上“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梁漱溟，1951a：873），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成统一、稳定的国权。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梁漱溟尚在重庆北碚。11月末，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他看到四野在军事装备和待遇上优于二野，又看到两军在重庆接收物资时发生了彼此争夺的状况，且全国划分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关于“武力主体”问题及军阀割据再现的忧虑，重新回到梁漱溟的脑海。既有的理论思路，加上这一近距离的观察，再次使得他“信不及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梁漱溟，1977：443）。
不过，这一疑虑却在他1950年4月至9月参观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后打消了，各地的新气象使他震动欣喜。随即，10月他着手写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梁漱溟视角里共产党的成功之处，以及他对这些成功之处的理解和解释。
梁漱溟认为，共产党有三大贡献：一是建立了统一、稳定的国权，二是“引进了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
对于梁漱溟而言，统一、稳定的国权有极大的意义。在讨论中国出路时，他曾说：“二三十年扰攘不宁，国家法律总是无效、社会秩序几时可得安定，今后仍无把握……非经济问题有办法，中国无办法；但非政治有办法，则经济无办法。”（梁漱溟，1933a：412）也即，中国若要寻求到出路，必须以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共产党对于“武力”缺乏“主体”问题的贡献在于“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梁漱溟，1951b：336），由此建成了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并避免了割据的再次出现。
“团体生活”在梁漱溟的思考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晚清时梁漱溟曾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但辛亥革命后，“一年一年希望幻灭，直由失望而绝望”（梁漱溟，1951b：341）。他认识到，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意识，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动机之一即“在乡村下功夫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惯——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1951b：342）。此外，团体生活更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的可能性——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垄断与不平等之弊病，达到经济民主化，并且通过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尽管团体生活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想，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却遭遇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境（梁漱溟，1935b：573）。然而，此次参观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真正把自己梦寐以求的团体生活引入到了中国。
“人心”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独特概念。他曾说自己一生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可见前者在梁漱溟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动物，乃在于人类能够超脱自身的“机械性”并获得“自觉性”。这里的“机械性”指人受自身本能的驱使而“不由自主”；与此相对，“自觉性”意味着人能够超脱单纯的本能，反身认识自己、获得自主性；生命的“自觉”与“自如自主”，意味着“非被动”、主动创造、向上求进步。
梁漱溟谓之为“理性”——不是当下“reason”意义上的“理性”（他用“理智”来指代“reason”意义上的“理性”），而是指超脱生物本能的是非之心与“情理”。在这个意义上，他建构了一个二分法——“身”意味着生物本能和私欲，而“心”（或“人心”）则意味着超脱生物本能的自觉、向上利他的“理性”。他认为，人心虽然“本是超于身而主宰乎身的，但却又容易陷于身中而顿失主宰”，“透出了人心”即指将“心”从“身”的蔽障中超拔出来。
这正是共产党的贡献和成功之处。以东北国营企业工人为例，他认为：首先，中共把“身”的问题安顿好，解除了工人的生活顾虑；其次，在管理民主化的制度与风气下，尊重感有效地激发起工人的觉悟与主动性，这使得工人的“心”可以“从浅近狭小处解放出来”，激发起创造性、向上心，推动了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梁漱溟，1951b：383-410）。他曾被民国时期社会中被动、机械、死气沉沉的普遍氛围所深深困扰，这次参观经验使他被新社会中人们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强烈触动。
随后，他关于共产党何以能够成功建国的认识更加深了一步。1951—1952年，他相继写成《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与《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两篇长文，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剧烈转变。归结起来，在与中共的关键分歧“阶级”问题上，受到事实与共产党理论的冲击，他开始思考“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阶级分化乃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共产党正是以阶级观点把握住了这一般性，同时把握住国际上“正从阶级立场分成两大阵营而决斗”的形势，在阶级斗争的同时进行统一战线的联合工作，“斗而不乱”，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国家权力（梁漱溟，1951a：873-892）。他承认：“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梁漱溟，1952：967）
以上是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思想转变的要点，概括地说，其核心内容是对共产党成功建国经验的思考与对其贡献的体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成功的经验及其意义，梁漱溟之所以给出这样一条解释路径，与他自己在20世纪20—40年代的思想与实践脉络密切相关。共产党实行新民主主义这段时期的发展事实，使他部分吸收了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以尝试重新形成一个自洽体系；或者说，他是在自己既有问题意识规定下发展出了对于中共贡献的论述。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按照接受苏联战略性援助的军重工业发展需求而改变新民主主义路线，发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城市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期在农村通过统购统销与互助合作加大提取农业剩余……而对于此时的梁漱溟来说，不大可能及时掌握苏联援助下外资主导的国家资本迅速增长等重大变化等情况，因此他对工业化崛起带来城乡、工农差别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相关质疑。不过这一质疑也并不表明他改变了自己在1950—1952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积极看法。
（二）敏感与疑问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后周恩来特意嘱咐梁漱溟发言。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会议发言中谈及建国事业的各项计划、如何组织与动员群众等，并延伸出关于农民处境的相关问题（梁漱溟，1953a：3-6），并未引起特别关注。不过，次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未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称他“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意识到遭误解，急欲辨明。9月16日获得发言机会后，他复述了此前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大意及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意，以证明他并不反对总路线，最后申明其本意在于就建国各项事业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不料在9月17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就梁漱溟的历史做了较长时间讲话，批判梁漱溟“一贯反动”（梁漱溟，1953b：12），且毛泽东表示梁漱溟之反对总路线乃是恶意。他意识到遭到毛泽东、周恩来误解之深，但又自信不曾反对总路线，因此在9月18日的发言中“气势甚盛”，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说他有恶意的话（梁漱溟，1953c：14-18）。会场哗然，要求梁漱溟下台，不准再发言。此后，他便致信政协，请假在家，静候处理，但此事之后就再无动静。
要理解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的这场论争，我们不妨先回到梁漱溟的发言本身。梁漱溟9月11日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周恩来的报告。对这份报告他提出了几个疑问，并希望建言献策，也即9月16日他在会议上表示愿意“提供一个建议”，而他9月18日的报告则主要是对历史问题与前几日发言动机的自我辩白。若将“有无雅量”的类似意气之争搁置一旁，可以发现，梁漱溟针对周恩来的报告所提出的疑问，仍然是延续自己先前的问题意识，而这些疑问中真正引起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从这几篇草稿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梁漱溟疑问的以下要点：
梁漱溟先交代了自己发言的动机。他看到建国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因此希望将自己先前对建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思考提出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1953c：14-15）。
这两个重要思考，第一个是“统盘计划性”。在1953年9月11日政协会议上，梁漱溟表示，会议中似乎未听到关于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状况及计划，是否可以请党告知政协委员以方便参酌和协商。这一点，在他发言结束后，即由周恩来和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作了答复。
第二个是“群众运动性”。梁漱溟认为，“建国”之根本在于通过群众工作培养群众积极性，启发“人心”。他的疑问在于，整体而言，似乎未看到群众工作有相应“充分计划性的安排”，故希望党能够“再注重于此”（梁漱溟，1953a：4-5）。他希望将自己关于社会教育的一篇文章——《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作为建议提出来。
随后则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指出，关于乡村问题的发言，正是从上述群众工作与群众积极性的启发培养这一脉络中引发出来的。他的疑问在于，负责农民动员和教育工作的组织——农会，在土改后逐渐式微，乡村中只有党政干部，导致“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而且量亦不够……总之农民是比较落空的”。他认为，在农民的动员与教育工作上，欠缺相应组织力量，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阻碍了“人心”的透出。进一步，他转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批评工农差距大、城乡关系脱节等问题（梁漱溟，1953a：5-6）。
以上是梁漱溟所提出疑问的主要内容。如果说“统盘计划性”只是事务性的疑问（而且随后就得到了答复），那么梁漱溟带有“质疑”色彩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上述群众运动性问题与乡村问题。要理解这两个疑问，需要回到他的思想与实践脉络中。
首先，在群众工作上，他认为缺乏整体性的组织安排这一点，与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密切相关。上文已述及“人心”“自觉性”在梁漱溟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他认为中国革命无法用暴力完成，只能通过培育、建设新的“文化-礼俗-秩序”来完成。这一培育与建设，离不开对人“自觉性”的培养、启发与“人心”的透出，而这正是教育的任务。他为此设想了作为新教育系统的村学、乡学，将教育工作与乡村组织化结合起来，一方面进行民众知识技能教育，另一方面进行精神层面（即“人心”“自觉性”）的培育。他认为只有如此，方能激发民众参与各项建设事业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将社会改造真正有效地落实到每项工作上（梁漱溟，1931：654-684；1934：528-531；1936a：804；1936b：790；1937d：966；1953d：21-22）。这便是他在1933年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中提出，并在实践中展开探索的教育工作。他晚年曾说这一草案乃是“一生从少壮而中年思索解决中国问题几经曲折转变臻于成熟的具体规划”（梁漱溟，1976：3）。因此，作为对建国问题的重要思考，他愿意提出建议，以贡献于建国事业。
其次是乡村问题。如果说农村中缺乏相应的组织力量、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是延续上述群众运动性问题而提出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为何他由此折入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问题。如果说在1953年大规模工业化开始展开的这一历史时刻，梁漱溟敏锐地感受到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变化，切中了那一时刻的关键历史张力，那么他的敏感来自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回到他20—40年代的思想和实践脉络之前，应先讨论共和国初年的历史语境。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不仅导致国际地缘战略结构重大改变，也为中国带来了苏联援助的战略性投资，加快了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温铁军等，2013：39）。重工业的发展使人口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1953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增长约36%，城市商品粮消费剧增；与此同时，农村自给性消耗的上升使得公粮和商品粮占比下降，这导致1953年出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紧急状况（温铁军，1999；薄一波，2008：181）。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就粮食供销矛盾加剧问题提出方案。陈云提出“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方案，上报中央。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陈云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随后定名为“统购统销”（薄一波，2008：183-187），10月16日起正式实行。历史地看，这一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保证城市工业人口的商品粮需求，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定价机制有效促进了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
实际上，内向型资本积累演化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恰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显露，并在以后相当长时期难以缓解。在这一宏观背景的基础上，再联系梁漱溟20—40年代的思想脉络，就会理解他质疑的客观性。
梁漱溟晚年吐露，“九天九地”的说法来自友人彭一湖（李渊庭、闫秉华，2011：233）。就像前述重庆解放时二野与四野争抢物资一事带给他的刺激，可以想象，在一个工业化全面展开的时刻，了解到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开始产生差异，对近代以来“百年乡村破坏”状况及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问题高度敏感的梁漱溟来说，很难不引起对往昔局面重现的担忧。
尽管梁漱溟常被视为民国时期“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并不承认这一点。相反，他对于工业化极为重视。或者说，他素来所敏感的不是工业化，而是资本主义式工业化所导致的畸形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社会弊端。
实际上，对此问题的思考贯穿在梁漱溟的整个思想与实践脉络中。在其关于乡治／乡村建设的思路形成后，他开始在具体的社会层面，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方面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所造成的弊端——近代西洋人的路“工商业偏攲”，“都市畸形发达”，农业受到桎梏，乡村归于衰落，“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歧途”。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他注意到虽然当时中国未能成功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类似弊端却已戕害中国社会。例如，他指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教育上的模仿无不是朝着“侵渔乡村摧抑农业的方向而猛进”（梁漱溟，1930b：222-225），乃至于“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1937b：150-151）。
某种意义上，“自毁与他毁”也是“铁钩”与“豆腐”的另一版本。在20世纪20年代末，“铁钩”主要指官府，而对于更长历史进程而言，则指诸种脱离国情现实，自上而下推进的民族自救运动。
梁漱溟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工业化方案同样也应放置在“铁钩”与“豆腐”的问题意识下加以审视。在20世纪30年代“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战中，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方案，他认为：第一，从资本角度而言，作为工业后进国的中国必须以农产品出口为基础，换回机器，从而积累资本；第二，从市场角度而言，中国工业品没有在国外求市场的可能，必须以国内为市场，而国内市场主要由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和寄托于农村之上的大小都市构成，因此必须通过乡村建设、农业改良，培养农民购买力，从而为中国工业培养市场，这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必要条件（梁漱溟，1930b：227-228；1933b：367-368；1935c：630-632；1935a：637-642；1937a：961；1937b：495-515）。他曾专门指出，西方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中，“多数工人遭受无情的排斥，工业的进步在残忍中进行……这其中总有许多人被牺牲……工业化的高度文明，简直都是血换的”。正是基于这一自觉，他才强调，“假若我们也肯随便走那（西方式——笔者注）工业发达之路我们就用不着讲乡村建设、作乡村运动了”（梁漱溟，1937b：549-550）。可以说，该工业化方案与他对中国之为农业国家及缺乏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等国情现实的思考有关，也紧密联系着他对于西方式工业化对乡村抽空和破坏的警惕，以及对一种城乡和工农均衡发展、对“豆腐”伤害较小的新型工业化的设想与探索。
当1953年国家战略朝向城市为载体的军重工业转型之际，他重新获知城乡脱节、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差距等问题时，“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似乎以一个新形式重新显现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新中国实行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是否会让乡村再次陷入被破坏与被剥夺的处境？
1953年的粮食问题及与此紧密相联的工业化问题，同样也是理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背景。杨奎松指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事实上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他对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态度变化恰始于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工业化大规模展开、粮食需求猛增的时刻。就在此时，梁漱溟公开提出“九天九地”问题，正刺中了毛泽东纠结苦恼的心态，毛泽东的反应之激烈折射出他内心的矛盾（杨奎松，2013；钱理群，2016）。对于毛泽东而言，农民的当前利益和民族国家工业化的长远利益是需要一起考虑的，不应顾此失彼。他正是在这种纠结中对梁漱溟进行了虽然猛烈但充满张力的批评。
首先，毛泽东将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生活之差“九天九地”疑问理解为对农民“施仁政”的要求，从而作了“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区分。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毛泽东，1953a：104-106）。
其次，针对农民生活水平问题，毛泽东指出：“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过，他接下来转向了另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毛泽东，1953b：113）。且不讨论梁漱溟的意思是否为“不患寡而患不均”，重点在于，毛泽东这里的话暗示，在农民生活水平确实低于工人的情况下，消解“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张力的办法唯有发展生产。
结合毛泽东当时及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内关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可知，这里的“发展生产”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推进农业合作化，通过解决所有制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与梁漱溟的“大小仁政”论争发生一两个月后，在与陈伯达和廖鲁言的谈话中，毛泽东专门强调，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1953c：119-120）。我们不难体会到其中包含对梁漱溟的批评意味——梁漱溟的“仁政”仅是“行小惠”，唯有农业合作化方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二是推动农业工业化，通过工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很早就将农业与工业联系起来讨论。1951年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毛泽东特意将其中“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改为“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意在强调“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与工业以及农业的工业化改造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350）。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毛泽东关于此问题的思考更加清晰。1953年12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发布。此文件指出：“为了发展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出产新式农具和其他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发展工业，以便进一步以新的技术来改造和提高农业，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的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a：719）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九天九地”的批评带有反对当前工业化建设路线的意味，而工业化恰恰正是毛泽东解决“九天九地”问题的根本。他认为“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尽管存在张力，但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统一起来。将上述内容纳入视野后，毛泽东对该时期党外党内的相关批评就不难理解了。
（三）再理解
1953年那场论争后，梁漱溟很快就反思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的态度。但是，对于1955—1956年针对他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他则直言不讳道：“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梁漱溟，1958：35）。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开展，继续给予他较深的刺激。1956年，在一次政协会议发言的最后，他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威望都一日千里，“令人兴奋感动得落泪”（梁漱溟，1956：31-32）。
1959年初，梁漱溟开始写作《大发挥大表现》。他在这篇长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在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也唤起了人类的巨大创造力，但是主要在于“人身”与“个人”（如生存压力、私有财产等）层面，而社会主义唤起的创造力则更进一层，在于“人心”与“群众”，即所谓“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 ”，由此唤起的创造力将远高于资本主义。此外，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另一个资本主义所缺乏的优势，即一方面“集中领导、统一规划”，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合理规划、分配于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在集中与统一下，能够发扬民主，启发出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从1953年对共产党的疑问到1959年对共产党领导各项建设事业的热烈称赞与喜于言表，笔者认为梁漱溟50年代思想再次转变的原因潜藏在这篇长文中，我们仍需回到具体文本和时代脉络之中，而非仅将其视作“思想改造成功”的另一简单例证。
从《大发挥大表现》一文的核心论点可知，梁漱溟对共产党领导建设事业之所以得法的原因的分析，首先仍基于自己的“人心”理论。我们已经知道，1953年9月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质疑的第一点，即关于启发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以更好地参与建国运动，而在《大发挥大表现》中，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得群众能够“透出人心”，启发出自觉性、积极性与创造力这一点再次进行肯定。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抽象比较，更来自数年来他对中共工作方法的体认及对各项具体建设事业的观察。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对于其人的尊重，最足以刺激（感动）人心”，由此激起了劳动者的主动性与组织性（梁漱溟，1961：466-467）。他认为，正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给予群众以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机会，因此他对“种试验田”及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表示了极大赞赏，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判，并对1957年整风、反官僚主义予以热烈呼应。如果联系1953年政协会议发言中梁漱溟对于中共群众工作的质疑、对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的批评，那么当他在随后几年耳闻目睹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路线，看到“人心”、自觉性和积极性得以“透出”，“铁钩的豆腐化”似乎成为可能，组织起来的“豆腐”则重新透出尊严与力量时，他在50年代末所发生的转变就可以理解了。
1953年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出的第二点，是对农民未获得较好安顿，工农之间差距拉大、城乡之间开始脱节的批评，而《大发挥大表现》一文中很多重要内容，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首先，他指出农业合作化使得农民形成集体，集中人力完成了诸多建设事业（如水利），并促进农产量上升。他欣喜地看到农民生活在集体化中获得了安顿，对此专门指出：“在工人是要靠工会组织和国家劳保制度来安顿其身的，而在农民则必待其身生活于高级社中方算安顿下来”（梁漱溟，1961：457）。
其次，在论述共产党的“集中领导、统一规划”优势时，他指出这意味着“要大协作、要反对本位主义”，“从整体观念出发”，“全国一盘棋思想”，“相互支援”等（梁漱溟，1961：459）。这似乎是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强调各小单位应服从“国家／全局”的调配指挥，与他1953年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强调农民利益背道而驰，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局部”应服从于“整体”，更指出“一切大小单位的利益要求是由其上层更大单位和各方面彼此间去照顾的。非这样，……不能顺成统一规划、集中领导”（梁漱溟，1961：449），即强调“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平衡发展。实际上，这一思考在经验层面的支撑，即来自于他所了解到的“城乡互助、工农结合以发展经济的那些协作和其订立合同彼此支援的具体事例”（梁漱溟，1961：452）。
再者，就工农关系而言，梁漱溟指出，“一般人在今天强调工业化之时不免忽视农业”，“却不晓得同时从另一方农业来促进工业，其效更稳且速。而离开农业以求之，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止发展的慢而已，在经济发展上失去比例均衡还必然百病丛生”（梁漱溟，1961：488）。因此，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表示赞赏，并对生产技术上的“土洋结合”表示肯定。对梁漱溟而言，这一方面照顾到实际国情，另一方面，正如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亦“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和工农间的差别”（梁漱溟，1961：489）。
若联系1953年政协会议发言中他对农村因农会式微而缺乏组织力量以教育启发农民、农民生活亦未被安顿好的批评，对城乡开始脱节、工农差距拉大的忧虑，那么当他看到农民并未停留于土改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中，终于一改千年的散漫习惯而形成集体力量，并在集体化中“安顿其身”，当他看到农村服从国家工业化建设全局的同时，国家／全局也倡导实行“城乡互助、工农结合”，当他看到毛泽东实行“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方针，由此可以平衡城乡、工农关系时，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转变，也就可以理解了。
（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
若将前文所分析的梁漱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次思想转变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铁钩”与“豆腐”这一结构性关系是贯穿前后的潜在线索。
例如，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认识转变——对中国共产党贡献的体认与钦佩，之所以集中在“引进团体生活”等三个方面，原因在于这些正是他长期致力但一直未能成功解决的问题。他在1950年的参观中观察到，在工厂中，无论工人的工作问题还是生活问题，都得到组织的解决与保障，工人的精神、活力与创造性在相互尊重、畅所欲言的氛围中激发出来；在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实行生产互助与供销合作，基层组织执行力强，区乡干部对群众认真负责，而群众也参与到团体中去（梁漱溟，1951b：353-364）。当年他在乡建运动中尝试推行的诸多内容，恰恰被共产党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所忧虑的“铁钩”有意或无意地伤害“豆腐”的问题，在当时表现出转化的可能性。一方面，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和长期扎根乡土的务实实践而获取政权的人民政府继续推行“群众路线”，并以“工农联盟”为执政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自我要求，意味着“铁钩豆腐化”的可能；另一方面，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同时强调对其主体性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使之“透出人心”，意味着改变此前散漫弱势的状态，实现“豆腐铁钩化”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铁钩”与“豆腐”的可能转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梁漱溟的担忧。
但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并未彻底消失。在1953年这一关系中国工业化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的忧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凸显，成为他发出疑问的内在动力。如果把“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理解为“强势者”（政权／师法西方的救国实践／工业化／国家）与“弱势者”（农民／乡土）之间的一对结构性关系，尽管不同历史情境下承担“铁钩”角色的主体充满差异，但就力量对比而言却有相似之处。梁漱溟先是批评阎锡山20世纪20年代的村政实验导致“铁钩”对“豆腐”的可能伤害；而30年代他自己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则意识到乡村建设要想有力量，也将难以避免地带上“铁钩”色彩。区别于一般的旁观，来自乡村建设亲自实践的“难处”与内在张力似乎本有可能使梁漱溟对近代中国历史展开之复杂性与悖论性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在《我们的两大难处》中，尽管梁漱溟面对这一问题确实左右为难，但他对“难处”的处理最终仍然回到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既定理解内部，并未形成对已有理论框架的突破。也可以说，以其略显宏观和抽象的理论推导把这一复杂问题不无遗憾地放过了。
因此，1953年当“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以“大仁政-小仁政”的新形式再次出现时，一方面，基于对民国时期乡村问题的深切思考，他的发言敏感地切中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关键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他对这一结构性关系的思考仍内在于之前的认识框架，虽然这一母题再次出现，但梁漱溟并未能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加以认识把握。
1953年以后几年的经验事实继续给予梁漱溟以较大的冲击，到50年代末，他的理解和解释依然延续着既有的理论进行。在这一再理解与再解释中，包含着他对自己在1953年政协会议上提出疑问的部分回答——包括对于“人心”的启发、农民的安顿、城乡差距的缩小、工农关系的平衡等，使他发现“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在现实中动态辩证地展开并发展着，也使他从1953年对中共的质疑再转变为50年代末的赞赏与肯定。
总之，“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在梁漱溟50年代的思想脉络中数次复现，并非说梁漱溟该时期的思想论述可以被还原为这对抽象母题的具体展开，而是说对于他在20年代末酝酿乡村建设思想时就已存在的这对结构性关系，尽管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中数次变换形式，我们依然能够较为清晰地辨认出其踪迹。对该结构性关系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对梁漱溟50年代曲折思想的理解。同时由于梁漱溟的思想曲折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也能够为我们突破主流历史叙述对国初历史的去脉络化认识，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视角。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理解，反过来可以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梁漱溟的思想脉络及“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的历史意涵。此即下文将展开讨论的内容。
四、 原始积累、乡土回馈与建国之路
（一）农业国的原始积累
前文将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论争放置在1953年粮食问题背景下讨论，实际上我们还应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对这场论争进行再理解。
20世纪20年代，面对工业化道路、城乡工农关系问题，苏共党内也发生了一场围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论争（蔡恺民，1981；吕新雨，2016； Sam Moyo， Praveen Jha， and Paris Yeros，2013）。尽管两场论争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但是同一个结构性矛盾在不同历史时空下彼此呼应的历史性反应。该结构性矛盾在于：对于资本绝对稀缺的农业国家而言，当要迈向工业化之路时，必须跨过资本积累关隘；但在无法复制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殖民扩张等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之路径的情况下，只能以本国内的全体劳动者为剩余提取对象进行资本积累；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言，这又以从农民、农业中提取剩余为主（温铁军等，2013：11-14； Terence Byres， 1986）。
在工业落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等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正是如此。论争中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关键分歧之一在于社会主义是否也存在“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而言，无论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方式，还是温和的“工农联盟”方式，资本积累是无论如何无法绕过的客观阶段，而且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毫无疑问地主要来自对农业、农民的提取。
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如陈云所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陈云，1950：97）。无论是1949—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促进城乡交换），还是1953年推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为进行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都只能主要来自农民和农业。而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过渡到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路径，原因之一恰在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在从农民和农业中提取剩余来完成资本积累上陷入了困境。 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以低成本、高效率地从农业剩余提取、服务于资本积累。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温铁军，2001）。
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农民和农业承担起资本积累的历史重担似乎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改对布哈林“工农联盟”理论的认同，转而站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立场上，开始实行强制征粮和全盘集体化，背后原因历来聚讼纷纭。吕新雨指出，对这一转变的理解需要考虑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苏联的影响（吕新雨，2016）。同理，中国之所以选择类似道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如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与朝鲜半岛的热战），“保家卫国”对于在近代历史中遭受长期屈辱的中国的政治意义，以及因巨大外部压力而对国家工业能力的强烈需求。
在全球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格局中，“国家”及其工业能力的重要性与社会主义关于平等的诉求之间形成了内在的深刻张力。这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论争时所必须考虑的。
如果说当年本土的“梁漱溟式反应”从乡村的角度“直白”地表征出这一历史张力，那么当下吕新雨的追问（“这些赋予‘民粹主义’以生气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如何进一步为我们理解中苏社会主义现实历史提供更多启示？如果说斯大林的铁腕工业化所完成的历史使命，是近代“世界竞争格局的产物”，“本身就包含了暴力与残酷”，论证了“现代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内在逻辑”（这些都属于梁漱溟批评的“铁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这种残酷、牺牲与暴力呢？（吕新雨，2016）
回到中国，赋予梁漱溟以质疑与纠结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构想中究竟应如何安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由产业资本扩张而演变为“生产过剩”以来“三农”问题浮现、城乡差距拉大、农民重新沦为“豆腐”的时刻，怎样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理解中国农民的“豆腐”命运及其与国家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铁钩”之间的关系，是“梁漱溟式反应”驱使我们追问的问题。
（二）汲取与回流
如上所述，如果说1953年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的论争是历史张力的表征，那么对梁漱溟50年代后期的思想再转变，自然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将其回置于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
按照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叙述，始于1953年的“一五”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带来了相应的后果（如城乡差别等“新的等级制和新型的社会不平等”），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并且“绝大多数代价是中国农民承担的，城市的工业化主要是建筑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由此，“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反应”产生了“毛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在迈斯纳看来，50年代后期的相关政策与制度，核心在于回应苏联模式工业化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其重点之一即缩小城乡差距（迈斯纳，2005：104-117）。从这一角度观察，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中，正包含着通过发展地方工业、农村工业，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援”，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政治设想（陈伯达，1958：4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b：223、582、599、609-610）。
在迈斯纳解释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项背景同样应纳入考虑：
首先，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联经验中的负面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鉴于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不均衡性，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1956：267）因此强调必须要重视农业，并且一定要兼顾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处理好两者间关系。1956年之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工业农业“两条腿走路”与照顾农民利益成为他在此时期的重要关注点。
其次，在资本稀缺的状况下，一方面要维持对重工业的投资，另一方面要为农业、地方与农村小型工业投资，资金短缺是必须克服的问题。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撤资更加剧了资本稀缺的困境。按照温铁军的研究，中国此时仍然维持工业化进程而不中辍，除调动地方积极性、推动地方主导的工业化之外，关键在于动员广大劳动力，以“成规模的劳动集中投入替代资本”，由此产生了“亲劳动”（pro-labor）政策取向（如梁漱溟特别表示赞赏的“鞍钢宪法”）。实际上，这也是当时“豆腐铁钩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群众路线实践的重要背景之一。
尽管历史背景与动力多元而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及工业化建设的思考，以及相应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呈现出强调农民与农业，并积极设想克服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政治意识。工业化固然造成了社会的重新分化和“三大差别”的加大，但如吕新雨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不是以此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是相反，“是以消除城乡差别为诉求的”，“人民公社及其社队企业的试验，工人作为工厂主人的‘鞍钢宪法’，正是‘人民主权’思想的重要体现”，“国家、政党与社会（乡村）的复杂关系”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持续关注的问题，否则一党制自身必然出现“去政治化”的合法性危机，其后果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国家与社会（乡村）的分裂”（吕新雨，2013）。
（三）建国之路的“双重性”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及其主导的工业化对农民和农业既有汲取又有回馈，我们在这里尝试称之为建国之路的“双重性”。一方面，以国家／工业／城市为优先，从农民和农业中提取剩余以服务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这代表了资源自下往上的“汲取”趋势；另一方面，强调“人民主权”和“工农联盟”，对工农价值充分肯定，并通过促进农村工业化等方式以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工农关系，同时对原先以城市为导向的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进行了方向性改变，并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群众路线，确立劳动者的尊严、主体性及能动性，这代表了资源自上往下的“回流”趋势。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对乡村建设进行更开放的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事实存在的“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正是“双重性”的某种体现。笔者曾在另文中指出：“熟悉乡土脉络及其内在机理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得不通过内向型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进而派生出自上而下高度（过度）组织农民、动员乡村和提取农业的做法，但也充分尊重基层与群众的创造，促进包括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另外途径向乡村回流”。新中国的建立虽然使乡建派知识分子的乡建实践中止，但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水利建设、互助合作和各种实践创新（如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等），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潘家恩、温铁军，2016）。易言之，对于“三农”而言，中国独特的“建国之路”并非只有资源外流这一单向过程，“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同时在平行发生，对乡土社会起着“回流”作用。
从另一角度说，虽然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多次发生经济危机，但是“避免了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维持了工业化进程不中断，并未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堕入“发展陷阱”。其根源在于，中国能够依托国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对于危机成本的承载能力，原因恰在于国家除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外，还对乡土社会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回馈。梁漱溟一直担忧中国会因“外无市场、内无资本”（梁漱溟，1937b：160）而难以展开工业化，而这种“双重性”恰是破解梁漱溟担忧的独特经验所在（温铁军等，2013：15-16）。
也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建国之路”内部才会充满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张力正是这种“双重性”历史张力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梁漱溟的思想曲折及其历史意涵启发我们，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本来就影响交融、相互转化和覆盖交叉。乡村建设在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时隐时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革命、激进与改良的复杂辩证关系，重建理解近代中国的整体性视野。进一步说，“乡村革命”和“乡村建设”都是面对历史和外部环境诸多限制下的“不得不”——如果说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面对的是乡村不断破坏、激进之中和激进之后的环境，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冷战环境和冷战思维同样也充满着限定性，其所借助的与民国时期看似充满差异的思想资源，也常携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与陷阱。正因如此，两种实践自然就充满探索性和曲折张力，我们的认识也需要更加开放与辩证。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 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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