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强 邓宏琴｜土改的试点与试点的土改：山西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研究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图片来源：360图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韩丁的《翻身》因对张庄土改整党的细腻描述而成为展现中共革命的优秀作品，影响甚广。不过作为个案，张庄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同时期其他村庄的状况如何？韩丁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土改整党的原貌？是否遗漏了重要内容并影响对于中共革命的评判？长期以来学界或者将张庄的情形扩展为北方土改整党的普遍状况，或者对这些问题存而不议，以致无法廓清土改整党的丰富全貌，也未能明晰整党试点与全面整党的阶段区分。本文以山西潞城县委和包含张庄在内的各整党试点村的档案材料为基础，试图通过重新梳理土改整党试点的历史过程，将张庄置于更大的区域和行政空间内进行讨论，以此明了张庄土改整党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中的地位，并揭示土改整党对于乡村政治变革及民主发展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潞城 土改 整党 试点 张庄
一、引言
韩丁的《翻身》因对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土改整党细腻且深入场景的刻画而成为展现中国革命的优秀作品，而张庄因《翻身》成为学术名村。张庄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有大寨陈永贵式的忘我奉献、以身作则的干部，也不是因为集体化道路带来了农业经济的成功，而是因革命进程中的村庄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变化得到了细致深入的展现。韩丁从农民、干部的视角揭示了参与革命对他们所产生的意义，其“在地式”观察与单从资料出发相比，增加了更多感性体验和有血肉的内容。韩丁看到了面对历史材料并不容易发现的细腻情感和人们内心的微妙变化，这对历史的发展变迁及后人的认识与评价是重要的；他也更多看到了集中和承载各种矛盾冲突的革命过程及人们的积极参与，这也正是中国革命魅力的表征。
不过，张庄并非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的唯一村庄，同时期开展土改整党的还有其他村庄，学界对此并未有清晰了解。其时潞城全县共有164个行政村，开始指定19个村庄作为实验基点村，后来根据地委指示，需要抽出一部分干部指导生产，缩减为11个基点村。档案中亦见12村、13村、14村之说，分别为靳村、合室、枣臻、东邑、东关、张庄、南垂、石梁、花园、漫流河、黄碾、贾村、西流、羌城等，分属于潞城县的五个区，张庄即属潞城县第五区。于此，张庄所在潞城县其他村庄的土改整党情形如何，与张庄相比有着怎样的相似性及差异性，潞城县试点土改整党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
学界对于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与全面铺开的阶段区分也认识模糊。在包含张庄在内的第一批村庄进行试点土改整党的基础上，潞城县委之后在结束土改的过程中将整党全面铺开，又进行了三批村庄的结束土改、生产纠偏和系统的民主整党及生产运动中的建党建政工作。截止到1949年12月，全县167个行政村中整过党的有106个，占63.5%，在整的有22个，未整的有39个，县委计划在是年阴历年春节前整完。也即，潞城土改整党的实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整个过程并非“戛然而止”，而是有着丰富的地方实践和过程延展。如此，潞城县土改整党的试点对于之后运动的全面铺开又提供了怎样的借鉴与启示？
《翻身》的价值判断、叙事主线、话语表述、思维方式、逻辑分析及对进程中诸种问题的思考是典型的革命史范式书写，由此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论”视角下的产物和革命史范式的注脚而招致批评。“阶级斗争论”作为论述农民起义的重要理论架构具有较强的学术阐释力，但阶级冲突并非革命的唯一要素和变量，制度性的压迫和农民贫困也并非革命的唯一根源。无论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还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斗争，都并非如共产党所论断的那么明显。从农民的参与来看，其阶级意识并非积极自觉，物质利益也并非农民唯一的行为动机；即使在将物质利益看作主要考虑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对共产党的号召也并非一呼百应。革命史范式和阶级斗争的因果解释与逻辑推论遮蔽了革命的诸多面相。那么，“阶级斗争论”视角下的《翻身》对当时的张庄是否作出了全面的描述？除了书中呈现的面相外，有没有因韩丁个人价值判断和视野的局限性而未被论及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是否会影响对中共土改整党实验的评判？
学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北方地区，自耕农经济占据了经济结构的主体，土地问题并不十分凸显。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土改动员农民大众的？有学者将此称为“华北难题”，并认为“阶级斗争的真正奥妙并不在于打倒地主阶级，而在于推翻了既存的乡村‘精英’或‘统治阶级’（地主、恶霸或腐败官员）”，“发动群众政治参与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物质利益的刺激，而更在于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积极解决群众最感痛苦的恶霸、腐败等问题。”与乡村现实并不完全相符的“阶级斗争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除了其合理性的一面，更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共革命与农民利益（包括精神诉求）的一致性是关键所在。
那么，农民通过怎样的方式参与社会革命？什么是其作为个人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农民的诸多诉求通过怎样的途径得到表达？农民的行动逻辑及其意义世界如何被中国共产党认识？农民的被动卷入还是主体能动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政策通过何种方式打破地方网络有效植入乡村社会，并使农民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实质性的改变，脱离原有的组织和社会关系，实现与中共意志的对接？在现代化和世界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明确的革命纲领与现代政治组织的发展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必备要件，对于国共两党而言，这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共产党对农民高效的引导与说服，是促使农民形成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支持和参与革命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以张庄所属潞城县的县委文件和试点村庄档案为核心资料，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讨论：第一，试图通过重新梳理土改整党试点的历史过程，将张庄置于更大的区域和行政空间内进行讨论，即不仅对张庄，而且对同时期的其他试点村庄，不仅从村庄层面，而且从领导村庄的县委层面对土改整党进行剖析，以此明了张庄土改整党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全县土改整党试点中的地位，同时对此次土改整党试点做出全面把握，并揭示其历史意义；第二，着重论述代表中共意志的工作队如何引导农民确立革命意识，维护阶级利益，干部和群众（尤其是贫雇农）表达诉求的途径、方式，以及试点土改整党对于乡村政治变革及民主发展的意义。工作队组织是体现共产党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社会深层变革的载体，由上而下派驻工作队也成为中共革命获得成功的独特路径依赖。
二、工作队进村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潞城县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三专署，主要为老区、半老区。1948年1月至2月，太行三地委在长治县鹿家庄村召开会议对干部进行整编，之后向村庄派遣工作队着手展开土改整党工作。鹿家庄会议揭开了潞城县土改整党的序幕。
鹿家庄会议所确定的土改整党的原则、方式、目标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冶陶会议直接相关。继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邯郸市冶陶镇召开会议。本着“压骄气、泼冷水”的基调，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中央对于土改的估计一致，认为本区土改远不够彻底，贫雇农翻身不彻底，其要求未能满足，这被归因于党内存在严重的地富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阶级立场、阶级观点被突出强调。冶陶会议盲目鼓吹“贫雇路线”，直接助长了之后整党的“左”倾倾向。显然，地富被消灭并不意味着贫雇农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干部问题被认为是贫雇农未能彻底翻身的重要原因，这不仅翻转了之前中央局和太行区党委、地委甚至县委关于土改已基本完成（尤其在占地域面积较多的老区）的定论，而且将斗争焦点指向干部。这一逻辑与太行区党委书记赖若愚在冶陶会议太行代表团分会上的发言一致。赖若愚指出，在过去的土改运动中，尤其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以来，地方没有明确的贫雇路线，没有建立贫雇农独立的阶级组织，未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党内严重不纯，大部分是新中农和老中农，不代表贫雇农利益。区党委过分照顾干部的“历史功劳”，对他们采取温和的改良教育方式，今后应该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赖若愚的报告清晰地提出贫雇路线不明确、贫雇农翻身不彻底、干部多占果实等，并强调了党内阶级不纯，这奠定了太行区过分强调贫雇农路线、怀疑排斥老基础、对干部加强斗争的土改整党基调，这一整党基调在潞城县基点村的试验中得到了贯彻。
太行区党委于1948年1月14日给各地委发出指示，要求确保贫雇农的领导权，巩固地团结中农，吸收一部分中农参加农代会，并于22日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报告，称太行区各县开始按照冶陶会议精神进行土改复查或开始搞土改。1948年1月10日至2月下旬，太行三地委在鹿家庄会议上同样提出土改运动，贫雇农翻身并不彻底，支部地富分子占40%，于此根据上级指示整编干部队伍。潞城县委书记陈振华从鹿家庄返回后责令全县干部反省错误和公开检讨，强调潞城县的贫雇农还没有翻身，哪个干部在村里找不到贫雇农就没有资格吃饭，以此使参加整编的每个党员干部都坚定维护贫雇农权利与阶级路线。潞城全县参加鹿家庄整编的干部有178人，当时开除党籍10人，停止党籍4人，留党察看3人，撤销工作1人，当众警告5人，当众劝告11人，当面警告10人，当面劝告8人，合计52人，占30%。
参加完鹿家庄整编的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于1948年2月底3月初进驻整党试点村开展土改整党实验。1948年3月6日，韩丁进入张庄，这时工作队刚刚进入张庄不久。一些干部因被要求到村庄进行土改整党而犯难：工作调动使其家庭困难凸显，有的因此产生家庭矛盾；上级在整编中批评干部并提出工作要求，很多干部产生畏难情绪，认为自己能力不行，工作没有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从鹿家庄整党回来后（与以往）不同了，这有政策，那有政策，到下边群众不干、不服从，传不下令，因此感到悲观、不愿干，只怕犯错误过群众关自己顶不住。”上级在调动干部进村工作时未能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在工作方法上帮助不够，对干部家属没有照顾措施，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方式，这使一些人产生消极情绪。靳村工作队贾毛则认为：“调干部时连家也不许回，过去是欢欢乐乐的走，这回就是个命令，自己便产生了‘党员多了，叫你走你就走、不走就回家，上级也不在乎’的思想。”
此外，经过整编的一些工作队干部受到打击，积极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挫。漫流河工作队员宋天顺认为自家本来应该是贫农，但鹿家庄会议划分阶级时将自家划为中农，有些接受不了。枣臻村工作队员吴长孙提出，在鹿家庄整党时有些问题实际也是同志们给硬逼上的。县委后来在总结中提出：“鹿家庄整编压力大，处分多，并与回家整党中的尾巴主义‘左’倾情绪、贫农团打击相结合，不仅打击了干部个人，也使家属在村庄中受到牵连，从而更加激化矛盾，因此刺伤了一部分同志，使其产生不满情绪，与党对抗。”县委由于工作需要而进行干部调动的强迫命令与整编中秉持的方式、态度和整编处分，以及工作队员的忧虑、畏难、消极、对抗等情绪对工作队在试点村的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之后的土改整党实践中，工作队坚持具有“左”倾倾向的整党原则、较为极端的工作态度和方式方法，甚至产生了“‘左’比‘右’好，‘看上级，上级要啥就有啥’”的思想。
工作队进入村庄后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工作，一是整编支部，一是发动贫雇农、整编群众队伍，在两支队伍动员较为成熟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公开整党，这是县委提出的工作内容和步骤。按照县委的设想及各试点村的实践，整编支部的大致步骤为：党内整党——贫雇农代表参加支部会议整党——贫雇农大会或农会整党——人代会整党——正式建立支部；发动贫雇农大致经过以下步骤：个别访问贫雇农——串联更多贫雇农、扩大贫雇农组织——讨论贫农团条件并审查贫雇农——选举贫雇农代表，正式建立贫农团，选举贫农团委员会，第一次正式划阶级——联合中农，整顿建立农会，选出农会常委会，第二次划阶级——成立人代会，组织村政府——人代会对阶级成分三榜定案，审议土改问题并最终解决。
按部就班的土改整党程序看似条理清晰，目标相对明确，实施起来却异常复杂。
三、整编贫雇农队伍
根据鹿家庄会议及县委工作布置，工作队进入村庄之后的首要工作是访问贫雇农，逐步了解村庄和干部情况，并将贫雇农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贫雇农是逐渐被发动起来的，动员贫雇农、扩大临时贫农团（贫雇农小组）、审查贫雇农、选举代表参加整党反复交错进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后，由于不了解政策特别是对于如何继续进行土改模糊不清，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各阶层态度、认识不一，期望不同。对于贫雇农和中农而言，解决自身的问题及处置干部的谋私和不公是他们最为期待的。工作队进入村庄，首先需要了解村庄的封建斗争、贫雇农翻身情况和支部状况，克服与贫雇农之间的陌生感，而非着手解决实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刚刚经过整编，在排斥老基础、走贫雇农而非中农路线的前提预设下，对于贫雇农的发动比较谨慎。
在《翻身》中，张庄首先由工作队选拔出一部分农民组成临时贫农团自报公议，初步划阶级，并计划在此基础上扩大临时贫农团，串联起大多数贫雇农。韩丁未记述工作队在最初访问动员贫雇农时所经历的挫折，这是他们进入村庄后首先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庄工作队刚开始访问了十多个贫雇农，对于部分村民所期待的解决自身戴特务帽子的问题未给予明确指示，也未能确定哪些是可以依靠的人，只是在贫雇农中来回转，“访来访去（觉得）也没什么可访的了，就感到苦闷，对老基础一脚踢开，负担账就没翻过，干部家就根本不敢去，中农家也不敢去，对已访了的贫雇又不敢依靠。”工作队队长在县里汇报完工作回村后才打开局面，在50多个已访问的人中确定了20多个老实可靠的贫雇农，讲了《告农民书》，将他们划分为六个小组，依靠他们来发动。在其他整党试点村，工作队在初步访问发动贫雇农时都经历了同样的挫折。
一方面，“有的工作队初入村庄不知如何开展工作，也不进行初步调查了解，到处乱碰，看破房子就进，看见衣服破些就说话，不是找到地主家，就是找到的人不可靠，就产生了搬着铺盖一夜移三次房的现象，有的工作队看到什么都是毛病”，西流、贾村工作队不进行详细的调查，掌握了材料不禀报、不交流，也不研究材料从哪里来，到县里开会才讨论。贾村总结自身这一阶段的工作为“不研究、不分析、无计划、无领导，盲目的接受贫雇意见”。合室工作队“进村后好大门不敢进，怕碰到干部家，坏大门不敢进，怕碰到斗争对象，穿干净点的就怀疑不是贫雇，到处找穷人，对待说话啰嗦的贫雇没耐心，认为不好发动” 。同时，合室村工作队对于新中农是否应包含在发动的范围内含混不清，最初认为新中农已经翻身了，就不会和贫雇农站在一起，后来才认识到不仅未翻身的贫雇农应该发动，缺地的下中农和新中农同样也应该发动，于此才大胆地展开工作。
另一方面，贫雇农在受访时表现出多种情况，有的“问一句说一句，不问不说，半吞半吐，想说又不说，甚至还嫌麻烦” ，有的“一见面就发牢骚和别人比，对这个有意见、对那个有意见，说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 。有的贫雇农仍然秉持宿命论：“过去穷也没有人压迫与剥削，我穷就是怨我爷，不该把我父亲赶到外面，什么也不给分。”这考验工作队的耐心细致和动员技巧。贫雇农不愿说出内心意愿和真实想法，除了对工作队员的陌生外，他们也对彻底整顿干部、提出的意见得到处理表示怀疑，还怕提意见被干部报复，认为贫雇农不可能真正当家。合室工作队在访问东街贫雇农王私义时，他带着十分怀疑的神情说：“哎，现在还能真正平分？区上工作人员经验差，你们不知道住几天就走了。”王私义的母亲接着就说：“你们要在这里看着就能平分，你们要不看就不行。”县委认为广泛宣传土地法精神和对各阶层的政策，解释土改整党的目的和意义，即“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给贫雇撑腰做主，进行彻底填补，帮助农民在经济上实现彻底翻身，在政治上实现民主，村干党员要由群众审查”是当务之急。县委还强调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时明确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是必须团结中农。
对于工作队而言，访问贫雇农并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找到“正派”、常年劳动的老实贫雇农，通过发动他们了解村庄的真实情况是主要目标。工作队要在广泛发动、确定可靠贫雇农与严格审查之间权衡，但这并不容易。在一些村庄，有个别贫雇农故意装穷，假装未翻身，把家里的东西藏起来，向工作队抱怨干部不领导他们翻身，不给他们分果实。有的主动接近工作队，这使工作队容易树立信心，但也有可能陷入误区。漫流河和花园村的工作队在访贫问苦中发现，之前那些较为主动、经常接近工作队的人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由此转向重新发动那些相对老实的农民。在张庄，主动、积极的申全德一开始是工作队的倚重对象，工作队在其强烈的反干部情绪的影响下查账，当工作队问他“地主会对你说老实话不”，他说“会说老实话，因为他反对干部”。申全德甚至发动和他同院住的一个地主向干部要工资。以反对干部为发动贫雇农的标准，这种偏向使工作队一时陷入了困境。
初步发动贫雇农后，工作队在继续扩大（临时）贫农团（贫雇农小组）时同样经历了波折。一种情况是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过分限定加入（临时）贫农团（贫雇农小组）的条件，致使许多贫雇农被排除在外。黄碾两千多人，工作队只发动了一百多人，给维持会当过几天差、灾荒年饿急了偷过东西的都不要，翻身不久家里空空洞洞的也不被当成贫雇农。张庄工作队同样因此而陷入僵局，太行三地委王谦书记之后在张庄视察时提出放宽条件扩大贫农团，以因道德或社会原因造成的个人历史问题等作为标准是不恰当的，工作队这才打开局面，将之前排除在外的贫雇农都纳入到临时贫农团中。另一种情况是不经过仔细甄别和做思想工作就随意拉人，致使贫雇农队伍混杂。有的认为已经发动起一些贫雇农取得了成绩，便大开门乱拉。西流就是使贫雇农大批进来大批出去，群众喊：“乱了乱了！”可见，依靠可靠贫雇农展开串联，在调查研究、思想教育和引导的同时警惕包办代替、关门主义、尾巴主义及群众宗派主义，是一个较为严密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都可能使工作陷入困境或发生偏向。
将贫雇农初步发动起来后就需要结合初步划阶级审查贫雇农，这既关系到贫雇农队伍的纯洁性和整编群众队伍的成效，又关系到对党员的整顿改造，参加整党的贫雇农代表正是来自于经过审查的贫农团（贫雇农小组）。县委要求工作队应根据上级规定的划阶级标准对村庄进行初步的阶级划分，组织已经动员起来的贫雇农互相审查家庭成分、历史关系，在此过程中初步明了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以及谁斗透谁未斗透、谁翻透谁未翻透，逐步明确参加（临时）贫农团（贫雇农小组）的条件，把混进来的与地主干部透气的及其他不够条件的挤出去，把漏掉的、能够参加的都吸收进来，包括未翻身和已翻身的贫雇农，及以前不够中农条件但被划成中农的人。
经过这样的讨论和过程，各村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逐渐明确统一审查贫雇农的标准和贫雇农参加贫农团的条件、贫农团的纪律和任务，对于贫雇农也是逐步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不过，有的工作队包办代替，如贫雇农找到人非经过自己审查，结果贫雇农无奈地说“你叫发动谁咱就发动谁”。有的工作队不信任已经发动起来的贫雇农，自己进行秘密审查。东邑一个贫雇农说：“老苗不叫我参加了，也不给我说，说我有什么毛病，我的毛病是平常好讲个道理。”老苗说：“你说什么真理，不过是自私自利出风头罢了”。县委批评工作队不向贫雇农说明为何审查，审查出去也不讲道理，不给贫雇农进步的机会，是逼着贫雇农落后，既不能使被审查者满意，又不能教育其他人。
《翻身》记录了张庄贫雇农自报公议、互相审查的过程，细腻丰富，但未描述贫雇对贫农团组织的讨论。合室村提出加入贫农团的“七不要”：拉后腿巴结干部的、刷浮土不劳动的、和地主女人结婚或和地主女人有流氓关系的、抽大烟不离嘴的、两头红一贯不劳动的、滑头说话沉不住气的、好吃懒做的懒汉不要，逐渐明确了“不包庇地主，不当防空洞，不准闹宗派，不准侵犯中农利益，服从领导执行决议”的贫农团纪律，以及“打倒旧的封建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民主、团结、自由、平等；保证未翻身的翻透身（包括经济与政治翻身）：团结中农，保证中农与贫雇有同等的地位，经济上不侵犯；实现民主，不统治、不特权，坚决执行政策，反对极端民主”的贫农团任务。靳村讨论制定出扩大队伍时“八不要”、参加贫农团筹委会的十项条件、加入贫农团的七项条件以及消灭封建、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的三大贫农团任务。
贫雇农经过审查、明确贫农团的纪律和任务后，选举代表参加整党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贫雇农代表的个人威望、态度、思想认识、行为方式及对干部的审查意见等会对参加整顿的党员干部及主持工作的工作队产生直接影响。代表参加支部会议整党，首先要对党有一定的了解，县委要求试点村在选举代表前围绕党的性质、整党的原因、党员和整党代表的条件等展开讨论。在张庄，村里三个片分别召集的会议、工作队挑选积极分子重点培养的会议，以及整个贫农团的群众大会等围绕“什么是共产党，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好的，为什么里面有坏党员，对于坏党员应该怎么办”等问题，以及贫雇农中产生的“入党没好人，好人不入党”的不分错误大小、“吃什还什”的极端倾向和“过去斗争是吃米，现在斗争是说理”，“现在不行（兴）打了，那就不打吧”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贫雇农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参加整党的代表条件，并经提候选人、各组选举、大会通过，最终选出29名代表，同时中农也选出了自己的三个代表参加代表团。张庄选举代表的工作非常细致，符合县委的要求，这样有助于贫雇农明了整党的内容、目标、方法，形成一致的整党标准，从而克服盲目性、宗派主义和单纯压党、报复的极端倾向。
合室村的工作也相对细致，贫雇农在讨论中形成了“党是贫雇的党、为贫雇服务，贫雇未翻身或翻身不彻底是由于党内存在坏分子，要改造党员干部”的认识，逐渐明确了“出身贫雇、常年劳动、为人正派、大公无私、热心服务或真正能够代表群众的意见”的代表条件，还在审查中撤消了为人不正派、在选代表时相互勾结的李炳文、王水孩的女人以及与两人有亲戚关系的赌博鬼孟聚水的代表资格。工作队分析了贫雇农“咱去整他，可得好好整整，党员坐在一块、咱们贫雇代表坐在一块，谈一个走一个，不要让他知道”的宗派倾向，“把秃则的骡子牵来咱大家也使一使”，“他要不说的话（折断）他的双腿”的个人情绪和报复倾向，以及受过干部打击、戴过特务帽子且怕再被报复的顾虑。不过，也有的村庄在选举贫雇农代表时并不严谨，马马虎虎，有的选对党员意见多的，有的选能说会道的，县委批评这是基于贫雇农宗派或个人情绪来参加支部整党，以贫雇农宗派整支部宗派。漫流河在选派代表时只注意能说敢说的人，结果混进三个投机分子，他们参加整党是为了把干部摧垮，自己当干部。
在整编贫雇农队伍的过程中，靳村由于群众历史性的宗派斗争比较突出，工作队欠慎重，队员之间未能进行充分沟通，内部产生矛盾，走了较大的弯路。工作队进入靳村后未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两三天就发展了几十个人，成立了四个贫雇农小组，之后才发现这些小组是在原来读报小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四个小组长都要不得。在扩大贫雇农队伍时，工作队设定的条件比较严格，后来认为应当深入发动，不能光挑毛病，就把中农和不正派的贫雇农也拉进去。在审查中，工作队长召集了17个地少、产粮不够的贫雇农当骨干，两天后发现这十几个人中有一半不能用。工作队还强迫拆开自由组合的贫雇农，要求他们混合起来重组，而且也不依赖群众选出的五人主席团，自己操纵进行审查。工作队队员之间也产生了矛盾，都认为自己发动圪崂的贫雇农好，不该审查下来，东西头的贫雇农则想把自己圪崂的贫雇农多通过些。在宗派斗争情绪的影响下，工作队未经充分讨论，把7个有毛病的贫雇农和1个中农清洗出去，贫雇农认为工作队不负责任地随便审查，如果自己参加了贫农团，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被逐出。选代表时，工作队也没有组织贫雇农充分酝酿，就让选出40个代表，影响了之后的整党。
靳村工作队前后三次否定之前的工作，抛开已经发动起来的贫雇农，县委称之为“三起三落”，弄得各阶层恐慌不安。贫雇农说“迟早也要被审查下去”，中农说“知道不行要叫我来？”也有一些人讽刺被审查的贫雇农“你为什么不去开会去？”“一个媳妇一个走串，一个干部一个手段”是靳村整编贫雇农队伍的形象概括。后来在县委书记陈振华的指示下，工作队才认识到上级对于工作中摸不着运动方向，不知怎样搞工作等都有过指示，只是工作队没有仔细研究文件，把工作分工当成了“分家”，产生了不必要的内部矛盾。
在整编贫雇农队伍中，每个试点村的工作队在进入村庄后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经过对贫雇农的组织动员熟悉了村庄，逐渐掌握了动员贫雇农的方式方法。从初步动员贫雇农到选贫雇农代表，每个试点村的过程大致相同，只是各个工作队在教育和引导贫雇农方面有所差异，有的相对细致，把握得很好，如合室、张庄，有的较为粗疏，做了“尾巴”，如贾村、靳村。从群众参与来看，尽管有的工作队出现过包办代替现象，但还是以引导为主，群众的主动性在不同程度上被调动起来，这也符合县委放手发动而非单纯整编、依靠已经发动起来的贫雇农去串联更多贫雇农的要求。
四、党内整党酝酿
在整顿贫雇农队伍的同时，工作队也着手展开对党员队伍的整顿。进入村庄后，工作队首先召开支部会议，初步检查村庄和党员情况，表明整党原则，在党内发动党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鹿家庄会议的召开及《中国土地法大纲》《告农民书》《告党员书》的发布，形成了质疑、指责干部的舆论氛围，使干部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压力。在《翻身》的记述中，工作队进入张庄后不久，队员张全儿就在天黑以后从申全德家返回区公所的路上遭到袭击。工作队干部因遭到暗杀或暗算，形成了与村庄干部的对立状态。其他试点村虽未发生如此剧烈的冲突，但也形成了紧张气氛，如有的村庄干部趁工作队干部下乡前先下手，成立“假”贫农团，造成当地已经发动贫雇农的假象；有的烧毁分果实账目，收买、威胁未翻身的贫雇农等。区干部下乡后，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抵抗措施，如“封锁及派人监视上面下来的干部，派饭派到与干部有关系的人家”，或者置之不理，“看你离开我能干个啥，使你吃不到饭”，有的甚至半夜敲区长家的门。
这反映出村庄有势力在抵抗土改整党，但为何会形成此种局面，《翻身》未有讨论。就村庄干部的对抗而言，这与工作队进入村庄之后的方式、态度直接相关。由于受到鹿家庄会议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形成思想斗争的氛围，推进整党工作，工作队倾向于给干部施加压力，以促使干部反省。工作队故意排斥党员和村庄干部，不接近他们，也不让他们参加会议，认为他们的思想、作风、行为不纯，吃饭也在贫雇农家里，不让干部派，开会不用村干部通知，自己召开。有的虽然集中支部开会，但认为是附带工作，是为了防止党员捣乱给找个事情干。南垂工作队虽在进入村庄后“对支部不是一脚踢开，也不是依靠通过支部，而是联系支部，了解一般情况”，对党员同样排斥不理。靳村干部想照顾刚进村的工作队，但工作队在街上碰见，一低头便走过去，商议工作也受挫。村长问工作队长“军工部要土工，一个工人不去了，是不是能换？”回答是：“放屁，没那上级通知，群众为甚不去？你好好想一想，都是你派差不公，不能随便换，没那事情，走吧。”工作队长甚至在支部说：“不好好反省，要捣□吃肋肉，送去修邯长公路。”东关工作队后来检讨，因为赵丙水、杨来富等党员经常在一块商议问题而称他们为十大弟兄，把党员干部的团结看成宗派，当时党员接受不了，也不敢说。
工作队进村不久即得到县委指示：集体整编，分散回家吃饭，县委认为“这样能精神集中、时间迅速，有好处”。这在客观上造成干部被扣押的局面。在张庄，袭击事件发生后，工作队认为是支部干的，便用强力压党员，将王文则等扣到公安局，党员们都很害怕，将责任推给王文则。工作队还将全村党员和非党干部一律停职，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并将干部集中在一起整党，吃饭睡觉也在一起，一部分干部因此生了病。政治主任说他母亲对扣他很害怕。有个老年妇女因和党员住在一个院，贫雇农不允许她加入贫农团，她便要搬家。贾村对村庄党员施压，党员感到苦闷，后来又被集中在一起整党，党员更悲观，以为把他们扣起来了，群众也认为是把党员扣起来了。村长回家去，女人骂他：“你当干部还不满足，还要参加党哩，看人家扣起来了吧。”因集体吃饭整党，漫流河党员韩狗女回家取面，丈夫生气地说“哪个好人能到那里去整”，气得韩狗女哭了两天。
工作队的打压态度以及贫雇农在工作队访问发动时表达出对干部的不满，甚至有报复情绪的个别贫雇农提出与事实不符的意见，制造舆论压力，这使党员陷入“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的局面，党员情绪普遍低落。他们不仅要为贫雇农翻身不彻底负责，而且要退还多占果实，并可能因此遭到群众报复。许多人后悔入党，产生了较大的思想波动：有的苦闷恐慌，不知所措，打老婆，打孩子，要寻死；有的认为自己分果实多，怕退果实；有的愿意退出多占果实，但怕挨打，怕送交人民法庭；有的认为自己错误小，满不在乎，或者认为自己是老好人，没有得罪群众，即使整党也与自身无关；有的认为自己即使有错误，但也有功劳，甚至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如此，工作队与村庄党员干部对抗也就在所难免。
在支部会议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第一次整党。对于农民党员而言，他们不仅需要清晰认识党的性质、目标和党员必备的条件，明晰自身和其他党员的思想、行为、所犯错误的性质及根源，也需要适应整党的方式，公开自己的错误并对他人提出意见，在实践中提高发言能力。这需要工作队的积极引导，但对于大部分同样来自乡村的工作队员而言，他们对于党和整党的认识并没有高明多少，之前对于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仍需经历严酷的实践检验，出现偏差也就在所难免。正如县委所批评的，有的工作队批评党员是不起作用的老好人，但不分析原因，以致形成一部分人不反省、一部分人在旁边看的局面；有的把《告党员书》当做压党的武器，只一味地批评、戴大帽子，而不从具体问题展开分析，也不教给反省的方法，党员只是害怕，不知所措。西流工作队甚至利用过去被打击下去的干部对现任干部提意见，还有的用地主的材料来检查党员的反省。县委批评这不是正确的整党方法，而是错误利用极端的敌对态度，是没有阶级立场的错误表现。对此县委总结了各试点村党内整党的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针对党龄长、负主要责任、作风不好、多占果实但不认真反省的干部施加压力，促其反省，并通过个别谈话给以帮助；对不负主要责任、问题较小、自满的干部，引导其一面反省，一面给别人提意见，并强调不提意见是对党不负责任；对不担任什么工作、采取不吭气态度的新党员，耐心教育，使其了解整党的意义，明了不能做不起作用的老好人。
在张庄，开始时一些党员不说话，不过局面很快就被打开，党员之间能相互展开思想斗争。农会主席说“想死了，不该加入党来”，大家批判说“都不当党员谁来解放，你能翻身，你当党员谁叫你✕来的，还是应检查”。经过这样的讨论，大家反映“以前害怕，谈了又不怕了……算算账，看咱的错误有多少”。在漫流河，党内整党时党员谈错误，谈小不谈大，犯错误小的党员及新党员反省不主动，也不给别人提意见，一团和气。工作队组织花园小组反省较好的两位党员做支部大会典型发言，并对不反省的党员指出，不反省过不了关；要求犯小错误的新党员为党的纯洁性而奋斗，不能不提意见，这是对党不负责任，违者将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对一些好的党员进行个别谈话，动员其成为整党骨干，这样才逐渐展开了思想斗争。
选拔培养整党骨干对于党内整党具有重要意义。县委总结在党员反省中，要注意把问题少和反省好的党员作为党内整党的积极分子骨干，因为整党主要依靠党员个人、支部积极分子骨干和贫雇农代表三方面的力量。党内整党环节的重点即在于培养党内骨干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为迎接贫雇农代表参加支部会议的第二次整党作思想准备。贾村就是因成立了整党委员会，吸收了好党员作为骨干，能明确区分党员是非，未发生较大偏向。但是，多数试点村因对老的基础一律排斥，在党内整党时未能选拔出骨干来。合室工作队后来在工作总结中提到村庄确实有一部分好的党员及干部，应以他们为骨干来整党，坚持教育治病救人的方针，必然会比一般的不分是非、一脚踢开支部的结果要好。
支部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对于自身及他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初步熟悉了整党的方式、内容，有助于开门整党的顺利展开。不过，在迎接贫雇农代表参加支部会议进行开门整党之前，党内还需要展开关于“为什么要整党，党为何要由秘密转为公开，为什么要吸收群众代表参加整党，以什么态度来迎接代表整党”的讨论，进行思想酝酿。与之前的党内整党不同，党员接下来要面对作为自身管理对象的群众，不免担心由于日常管理所产生的矛盾、纠纷而遭到报复。对此，合室村在党内整党的最后，讨论了如何接受贫雇农意见准备过第二关。大家一致认为还是要老实虚心地接受群众意见，提得不对可以考虑，不做解释辩护。合室工作队积极引导党员面对贫雇农意见，有助于展开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认为党员反驳是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体现，要求党员“不准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冤枉不了”，“不作辩护和争论”，这在后期的实践中被少数偏激之人钻了空子，他们趁机报复干部。在试点村，持“左”倾思想的工作队甚至鼓励贫雇农：“咱们贫雇在整党时不管对党员有意见也好，估计上个意见也好，就是听到的意见也好，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要向党员提意见”，这成为极端民主的重要源头。
与其他试点村相比，靳村在整编党的队伍时也发生了较大偏差。最初党内整党进行得较好，党员反省细致，大家在追问题、提意见、分析问题上都比较认真，展开了较为充分的思想斗争，大部分党员感到对自己有帮助，对改造有好处。之后工作组到县里开会，整党换了负责人，新队长认为党员反省得不好，态度很不老实，不坦白，怀疑、仇视党员，乱追问题，乱戴帽子，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形成了刑讯逼供、党员互不信任、抵抗上级的混乱状态和恶性循环，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从各试点村的实践来看，经过党内初步讨论，并结合贫雇农的意见，村庄党员的情况逐渐清晰，工作队对于党员的成分、在土改运动中的表现、错误大小及原因、作风好坏等形成了初步认识，每个党员也能在综合自身情况、厘清错误的事实及性质的基础上，对自己应受的处分有大致判断。县委认为，这样就不会在迎接代表进行整党后造成慌乱无措的局面，如有的村庄就是先公开党，并让群众参与整党，群众提出意见党员不接受，群众也没有办法，返回来又重新在支部里整，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由于各试点村的工作队引导的能力、技巧不同，党员干部的觉悟和认识不同，党内整党表现出思想斗争展开或快或慢，以及或民主辩论或极端压制的差异。就县委及工作队而言，明确每一阶段的整党目标仍然是首要的，这直接影响着整党的成效。
五、开门整党
贫雇农代表参加支部会议、给党员提意见即进入开门整党阶段。
县委指示贫雇农代表的工作是吸收全体贫雇农的意见，代表全体贫雇农向党员提出问题和质疑，每个党员自报成分、出身、历史、错误事实、当时的动机、现在的认识、今后的态度与自己应受的处分，然后党员尤其是贫雇农多提意见，接着党员进行第二次反省，这样循环。具体方式是：工作队向贫雇农大会宣布党员名单后，贫雇农群众白天耕作，下午或晚上讨论某个党员的优缺点及对其的处理意见，代表把意见集中起来在白天的支部会上提出，晚上再问贫雇农报告具体情况，包括提出的意见及党员反省、反馈的情况，贫雇农小组继续酝酿确定对第二天将要反省的党员的意见。在支部，白天党员反省时安排好顺序，将问题多反省不好的、问题小反省好的、问题多反省较好的穿插进行，以调剂气氛，使党员认识到只要好好反省就可过关，不彻底反省不能轻易过关。支部内部晚上也要开会，检讨白天会议上党员的态度与反省的好坏，以及党员是否有宗派情绪。这样循环，直至完成对每个党员的讨论，决定是否过关，同时也酝酿处分意见，是否够党员条件，是否继续当干部。
就县委对于土改工作的领导而言，一方面是对土改步骤和阶段性内容进行部署，一方面是结合工作队的实践反馈对计划进行调整。显然，后者对于工作队的引导意义更大，但具有滞后性，更何况一些工作队主观上在整编贫雇农和党的队伍时酝酿尚不充分，于是在开门整党中产生了贫雇农报复倾向。合室村的工作相对扎实，工作队在整编贫雇农和党内整党时引导党员、贫雇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在开门整党时仍发生了冲突。一方面，代表持报复态度，“代表参加整党，代表的是个人报复的情绪，主张（对干部）一律撤换、不让参加贫农团。……工作队里有些同志怕刺伤贫雇而不敢及时纠正。”另一方面，由于对党员评价标准不一致，贫雇农对整党目的认识不清晰。代表认为干部李水清是老实人，没有强迫命令，也不多占果实，应过关。支部提出李水清是中农，在环境困难时动摇逃跑，潞城解放后又重新要求入党，是投机分子，不能过关。代表们不满，针锋相对地向党员提出：“你们一屁股屎，还说别人，这不是怕自己当不成党员和干部来打击好党员、包庇坏党员么？”针对冲突，工作队在当晚的贫雇农会上引导代表讨论党员应具备的条件，代表们才认识到有的干部虽不好，却是为工作出发，李水清是个老好人，斗争地主时由于怕斗争他家，连个拳头都不举，也动摇过，接近的人是地主特务，支部给他提的意见对，并不是故意和贫雇农闹意见。
在漫流河，代表参加整党时同样发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漫流河在选代表时就因工作不扎实选了两个投机分子而发生偏差，在代表参加整党时，无论在党内还是贫雇农内部都未作充分准备，代表提假意见，甚至张冠李戴，强迫干部承认错误。如花园政治主任李计狗不民主，包办代替，得罪了群众，工作队认为他反省得不错，而代表认为他反省得不彻底，给他提的意见有些与事实不符也强迫他接受。这种极端方式使党员害怕，苦闷，11个人哭。这与代表对于整党方式的把握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贫雇农有报复情绪。这在试点村比较普遍，有的代表要打党员，认为不打不行，有的代表说“吃什么还什么”，“不打也得吓唬吓唬”，有的代表要求“说什么党员就得听什么”，否则就是不老实，抵抗整党。
党员也出现多种情况，形成被整、等整的思想。尽管工作队在代表整党前引导党员内部做了思想准备，但党员面对贫雇农代表仍然恐慌，怕挨打，怕被冤枉，怕因争辩而被认为不老实、抵抗，出现为了过关对贫雇农意见大包大揽的情形。有的试点村党员互相包庇，贫雇农要扣押、捆打干部，以致形成党员宗派与贫雇农宗派对立的倾向。可见无论是党员，还是贫雇农，都需要在代表参加整党后结合新的情况各自继续检讨，整编队伍，从而逐渐明确整党的目标，提高对整党的认识，掌握评判干部的标准，端正整党态度。
即使是工作队，也同样需要根据开门整党的情况检讨自身，以正确引导党员干部和贫雇农双方展开思想斗争，做到既能使党员感到压力，结合代表或其他党员提出的意见从内心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又能及时引导贫雇农掌握评判党员的具体标准，明确整党目标是通过实践改造而非斗争党员，以促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否则将产生偏差。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任由贫雇农对党员的指责和处置，而不是给予正确的引导。如漫流河，县委批评工作队在产生了贫雇农报复与极端民主的问题后应开展大的民主讨论，坏的代表应交回小组讨论撤换，但漫流河没有这样做。魏四秃不老实反省自己的错误，大家给他提意见也不接受，党员和代表经过商议把他扣了起来，并说明这是他不坦白的结果，希望其他党员引以为戒。这确实对党员起到威慑作用。县委批评“在整党中不发扬民主，群众说什么就得听什么，扣党员表面上很民主，实际上是‘左’的情绪，给群众当了尾巴主义”。
另一方面，工作队包办代替，而不是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和动员，甚至引偏整党方向。东关整党时工作队完全主导整党，“在代表整党时，每个党员反省后（被）硬逼得很厉害”。党员王连云是自己的错误才接受，不是自己的就不接受。工作队骂他“死不变色、必须开除”，代表们怕逼死人出问题，不敢很压他。工作队觉得给王连云施加的压力不大，还给代表们鼓劲，说他不老实。农会主席赵丙水没什么问题也是到处找问题。选举临时支部书记时工作队内意见不一致，后在工作队的授意下选了靳三则，但他专断，作风不好，连支部会都开不起来。党员们不满，认为工作队包庇靳三则，对工作队也产生不满。
靳村在开门整党阶段，因工作队未能正确引导而产生较大偏向。之前的整编贫雇农队伍和党内整党的偏差引起了县委的重视，县领导亲自介入领导整党，但未能扭转局面。武县长到村后亲自领导，认为“党员压力太小，对党员大训特训，提出贫雇谈什么是什么”。这助长了贫雇农的极端情绪，“有的党员准备好了要求报告，但贫雇也不允许，并禁止十七个未过关的党员出门，以致小党员在背地里乱骂，大党员在一旁悲观失望、不敢吭气。群众不管党员反省如何，抓住问题使劲追，说党员不坦白、不老实，不让出去。这样党员抵抗情绪更深，后来连错误也不谈了，每天除认字、看报念报外就躺在炕上，甚至躺在被窝里睡大觉。”之后工作队批评了群众的报复态度，纠正了群众乱追果实的现象，党员情绪才稍微有所扭转。
很多贫雇农都想在此次整党中获得果实。果实问题也是贫雇农对干部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作队进入村庄后使贫雇农彻底翻身的承诺更增强了贫雇农对果实的期待。因此，一些试点村在代表参加整党后产生单纯谈事实、追果实的倾向，党员只一味反省错误、接受批评而不加以分析，代表不是质问就是追果实，陷入争论无谓的细枝末节中，把党员标准降低为不做工作的老好人，而不是针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思想展开真正的审查斗争。合室贫雇农说：“咱不能轻易让党员过关，他们办的事情谁也知道，他把果实讲完没有？”县委提醒工作队，果实是重要事情，一定要弄清，但这和斗地主的内货没有分别，是用斗地主内货的方法来斗争党员的果实，不是果实退了整党就算完了，就是好党员了。合室工作队承认自身思想上对整党的目的不明确，没有着重在地富思想上展开检查，只是在追果实上打圈子，又怕冤枉了党员，不太相信贫雇农反映的材料。后来经过讨论和工作队的引导，代表们逐渐认识到整党不仅要追果实，更要审查党员的成分、思想、作风，明确党员的错误是为公为私，谁应负责。也正是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党内整党时只检讨了错误，而没有深刻分析错误的性质及其思想根源，才明了整党的目的是打击非党的地富蜕化及流氓思想，是为了改造党员，治病救人。不过，贫雇农追果实的倾向并不容易消除，这也是后来贫雇农对于整党渐渐消沉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室在开门整党中能展开积极的党内外思想斗争，出现了党员诚恳接受贫雇农批评、贫雇农也对党员表现出理解和宽容的局面。张庄的开门整党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工作队从县里开会后到支部询问党员干部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党员说，经过整党身上觉得轻快了，恨不得一下领导群众发了财才对哩。政治主任裴兴发说：“今年因整党没有研究优抗工作，这几天我看那家抗属没种上我就去给他犁地啦，只怕当不好这个长工，群众再提出意见来。”同时，投机报复的申全德、李何仁在选举农委会的活动中遭到失败，大家提出申全德企图报复，不知高低，自高自大，工作队认为群众的认识提高了，眼睛是亮的。漫河流、贾村、靳村等其他试点村，在代表整党中或经过贫雇农和党员队伍各自的检讨后，同样出现了和缓的基调。作为整党主体之一、掌握了审查干部权力的贫雇农，其宽容而又不失原则的批评与责问有利于党员的反省，也能有效纾解因追责、质疑所带来的压抑、紧张，促使开门整党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这在张庄体现得较为明显。
不过，就试点村的普遍情况而言，反干部、出毒气的报复情绪、一味追要果实的吃米思想等未能克服，在上级开始纠偏之后反而愈益严重。尤其是极端民主现象，有人趁机利用纠偏钻空，造成了潞城县秩序不稳、社会混乱的严重问题，其产生的影响比《翻身》中的描述更为消极和持久。作为被整主体的党员，不仅因党的民主要求和缺乏有效的群众动员方法而犯难，也担心之后再被整顿，再过群众关，因此普遍消极，与区干部的离职回家相结合，形成“躺倒不干”的风潮，甚至发展成为整个太行区的工作困境。韩丁低估了整党给干部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干部、扭转干部躺倒困境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可以看出，在试点村的实践中，工作队一般将贫雇农代表参加支部会议开展思想斗争作为整党时的重点，在引导贫雇农和党员认识党、了解关于整党的目标、方法及应具备的态度时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讨论，但即使是思想动员相对充分的合室村，也承认对群众整党的教育不够成熟。因此，各试点村在开门整党中都表现出一定的偏向。对于同样是农民出身的大部分工作队员而言，这种挫折似乎不可避免，甚至县委也是后来在上级纠“左”时才明确强调，不分好坏对党员一律采取压党是反党，是“左”倾冒险主义，整党是整地富思想和作风，不是不分好坏一律清洗出去。整党不仅是为了土改，而且是为了将来的革命胜利。
六、结语
在1948年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中，代表中共意志的工作队在村庄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分两条主线展开运动：一是以党员为主体，以整党为中心环节，针对土改中出现的多种问题，结合干部个人的历史、成分、谋私行为、工作作风等整顿党员；二是以贫雇农为主体，围绕着划阶级评估贫雇农、中农，整编贫雇农队伍，建立村庄的群众组织，完成土改。这两条主线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叉，其中既包含有关价值判断的前提预设，也有对整党技术、方式的掌握运用。此次土改整党是基于干部思想、作风不纯的部分现实，这在开始整党后各试点村对干部入党动机、行政命令（包括打人骂人）、流氓腐化、贪污、多占果实（强占、偷窃、多占土地、房屋、衣服、农具）、包庇地富以及党员工作态度和干群关系情况的统计中也得到证明，只是治理的方法被置于阶级路线的框架内，以致产生“左”倾的偏差。
土改整党能否顺利进行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县委的指示和工作队的态度、动员方式；二是村庄的状况，包括村庄历史上的内部矛盾和干群矛盾，以及党员群众的觉悟、对土改整党的认识。在试点村，每个村庄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偏向，这些偏向具有共同性，如开始时对党员干部一律打压，踢开老基础，强调贫雇路线，群众报复，极端民主，有的甚至形成贫雇农宗派与党员宗派斗争的倾向，这与县委、太行区乃至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判断、指导直接相关；这些偏向也具有差异性，如工作队对于土改整党的思想动员细致、谨慎程度不同，对于党员干部或激烈打压，或和缓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不同，在公开整党的交锋中体现出的干群主动性也就不同。
整体来看，张庄的土改整党工作在诸多试点村庄中是较为突出的。不过，在整党的方向和原则相一致的背景下，合室村的整党成效似乎更胜一筹，工作队有较强的组织、引导能力，这与合室村党员基础较为坚实、党群关系相对融洽，以及运动之初即得到县委关注被视为典型直接相关。形成对照的是靳村，在整编群众队伍、党员干部队伍及开门整党时都走了较多弯路，这与村庄历史性的宗派矛盾、工作队的组织引导和内部冲突等有关。
可以说，韩丁部分刻画出了张庄1948年土改整党的面相，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改变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和改造乡村干部的艰苦探索，以及工作队、乡村干部、普通群众在巨大社会变革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正是由于复杂的过程和积极的实践使革命充满魅力，熠熠生辉。不过，韩丁对革命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估计不足，尤其在上级反“左”纠偏后，此次土改整党的负面影响缓释出来，比韩丁的描述更为复杂和曲折，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的改造也经历了较大的挫折，因此对于土改整党的评判也需要重新审视。
此次土改整党采用试点实验及在试点基础上阶段性推进的方式。试点实验所积累的关于整党的领导、原则、方法——如实事求是地了解支部情况，以党内好的、较好的党员及干部为骨干，以教育、治病救人为方针，进行充分的党内外酝酿，积极引导党员、群众展开思想斗争，尤其注重代表整党环节，将整党教育和端正态度贯穿整个整党过程中，整党后恰当地评价和处分党员，加强支部建设和村庄民主建设，以巩固整党成果，并明确党的领导——成为以后整党的直接借鉴。尽管时间短暂，却对以后大规模地向其他村庄扩展整党运动、避免走弯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试点村得到了县委更为直接的指导和影响，与之后土改整党全面展开阶段的村庄民主整党存在差异，因此对于《翻身》的代表性，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作为代言者的工作队、村庄干部、群众均作为主体深度参与土改整党，展现出他们各自的认知、诉求、观念和态度。土改整党在乡村的实践既受到中共意志导向的限制，也取决于工作队对于上级政策的理解、对干群的管理和动员方式，同时还与村庄干部及群众对于土改整党的感受、理解、参与直接相关。这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凸显其改造农民的可行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弊端、局限和倾向。
有学者认为在中共革命中，农民的参与是“动员型参与”，或者称之为“倒政治参与”，是“被卷入”，缺乏自觉的观念意识和行为选择。在土改整党中，如果没有工作队的动员、耐心的说服教育及引导，农民能否实现一定的自组织化，能否体现出参与的积极性和自我主体性？整个土改整党的进程是否符合农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即便是“倒政治参与”，整个土改整党过程也体现出农民对于村庄政治的表达、决策权和一定程度的自我命运主宰，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村庄民主的发展。
土改变革了乡村的政权结构，但不应仅体现为精英分子由乡绅向中共乡村干部的更替，也应体现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主讨论和监督的日常化的政治生活方式。可以说，土改整党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土改运动、变革乡村政治结构的重要历史进程，更是教育改造农民的重要方式。农民意识的转变和自我管理能力的锻炼与提升也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工作队通过高效的政治民主教育，对干部进行规范引导，对群众予以说服动员，使群众敢于监督审查干部，管理村庄事务，认识、维护其自身利益，突破原有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对于地方权威的恐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贫农团、农会、村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实现民主参与，农民表达自身的意愿、诉求，并得到关注和回应，实现“政治翻身”和一定的组织化，也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意识与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改整党成功地动员和教育了农民，实质上是以民主理念输送、民主服务为轴心、政府上层和民众下层共同参与的政治实践，是一场针对基层干群进行的政治民主训练，也是将民主植根于广大乡村、建构培养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公共服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革命信仰和理想追求的政党性格及其内在的文化特征。
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邓宏琴：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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