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 程晓蕊 宗世法｜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总结及反思——以开封10年经验为例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图片来源：央视《社会记录》。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了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豫东农业大市开封长达10年间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首先，通过追溯开封10年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事件，阐述“多元一体”力量参与的农民自助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的过程，乡土文化复兴运动的内容和方法革新以及范围的扩展延伸等。接着，以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之“反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在基础、外部条件和“乡土性与综合性”的经验特点之“正题”，以及在结构化反向与正向的博弈中，试验只能是“运动的”而非“制度的”之“合题”，阐释了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最后，通过对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追溯，阐述了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是以“新”溯“旧”，复兴中国乡土文明，其未来必将通向生态文明之路。

【关键词】新乡村建设运动　成本转嫁机制　实践　乡土文明　生态文明

　　任何社会现象，若要理解其性质和规律，都要察实际之事、明结构之理、通历史之道。实际之事是从事实或活动表象的行动视角来说的，结构之理则是从社会要素间互动关系的结构视角来说的，历史之道是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视角来说的。“事”、“理”、“道”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总体而言，道在理中，理在事中；事中有理，理中有道；历史、社会和行动虽然有着复杂的现象差异，但基本上是合拍的，一种社会现象发展的前途则在历史和当下的“道、理、事”中。

　　基于道、理、事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及其复杂表现，本文不只是简单地通过逻辑实证的办法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个案，而是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一个豫东农业大市——开封市（含区县）中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其进行跨越10年的经验总结，尝试进行结构之理和历史之道的反思。

　　一、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事：对主要事件的跨年度追溯

　　本部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倡导并参与的、以开封地区为主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主要事件的梳理，时间跨度是2003年 ～ 2013年这10年。就村庄来看，涉及兰考县、禹王台区、尉氏县、通许县、开封县、杞县6个区县十余乡镇的近百个村庄；就一些事件所涉及到的范围而言，横向延伸到河南太康、睢县、封丘等县，纵向延伸到开封、郑州、北京等大城市。

　　（一）开封市新乡村建设试验区的由来与宗旨

　　2003年7月始，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进行为期长久的“市校共建”合作计划，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师何慧丽被下派到兰考县当挂职副县长，协管该县农村发展工作。在此后整整10年之内，何慧丽陆续挂职禹王台区副区长（2005年10月～2007年10月）、兰考县县委常委（2007年11月～2013年5月）、开封市市长助理（2011年3月～2013年5月）等职务。何慧丽挂职职务的变化，使得以知识分子参与为特色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不断发展和延伸，从而成为开封市部分区、县、村庄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线索，因此本部分的三个阶段也按其挂职身份转变时间来大体划分。

　　本世纪初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精神，内含着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基因；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的“市校共建”合作计划，无疑是催化基因发育的一种新型制度探索形式。此外，以中国近代史上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借鉴，以温铁军为代表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当代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下乡实践为推动力，同时也受到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等学者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理论成果的启发——这三者的合力，都可以作为思想养料和行动力量之源——促成了何慧丽在开封市（含区县）因挂职而启动并发展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有着中原地区本土特色的新乡村建设试验。

　　2003年7月，何慧丽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在北京、郑州、开封等地的大专院校知识分子倡导下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的开封市地区，其新乡村建设试验最初的设计是——

　　以村庄为基本单元；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以“合作”之纲提领“村民的生活福利”之要，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以形成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为根基。希望以组织和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积极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换而言之，开封市新乡村建设的宗旨是：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缓解国家资本化和地方工业化对广大传统农村的既有或可能的伤害，践行“低碳乡建”的原理。展开来说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成本、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

　　（二）开封乡村建设试验区的发展：“多元一体”力量参与的农民自助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过程

　　就目前来看，10年开封新乡村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7月～2007年10月）：5种外发力量整合介入对村庄内生力量的激活和发育过程，也属于“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模式在发展中渐趋成型阶段。

　　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其中，地方县乡党委政府相关政策和部门支持作为党政体制的主导性力量，作为由部分乡村精英和积极分子带动的广大农民参与其中的主体性力量，其他多种力量（包括高校师生等知识分子、部分市民志愿者、企业家、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5种力量）作为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统筹性力量，均多少作用于兰考新乡村建设的任务和内容。这种概括是在分阶段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2003年国庆节假期，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同济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三农”社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师、时任《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记者刘老石的带领下来到了兰考县6个村庄进行支农支教活动。从此，拉开了以兰考县为主的开封市广大农村地区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序幕。

　　2004年12月，兰考县在南村召开兰考县科技扶贫与合作社培训会议。会议开幕式上，有县农业局、扶贫办的干部、开封市委党校教师、北京专家、多个合作社社员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代表、《开封日报》记者、兰考电视台记者、村庄文艺队、村民代表等等。会议具有“多元”力量参与的特点。

　　2005年年底，由于新乡村建设试验两年来形成了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而促发了一系列早期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互动，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新闻效应及社会影响事件，诸如兰考农民新合作文艺队进京演出（2005年7月15日～16日）、“教授卖大米”事件（2006年1月2日）、大禹论坛（2006年6月25日）、购米包地及其价格听证会（2006年和2007年的秋季）、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初创（2007年～2008年）等。

　　农民新合作文艺队进京演出，本质上反映了合作起来有力量的新式农民精神风貌在首都高校师生和市民面前的自信展现。“教授卖大米”事件，以书店卖米讲座、几十家中央和地方各种媒体大幅报道、农民合作社生态产品进入北京社区和北京华联超市等等为内容，本质上是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式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生态产品，虽然对解决农业化学化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呈现了一线希望，但却遭遇不利于农民合作社赢利的旧式市场机制的抵制，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大禹论坛开讲，其首讲主题是“黄河文明与新农村建设”，意义有二：一是新乡村建设运动要借鉴中国古代史上大禹治水的疏导、统筹之法，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知识分子等全社会来参与；二是新乡村建设运动意欲通过借鉴民国年间梁漱溟的思想和经验，一直追溯到几千年黄河文明中去汲取农耕文明社会的营养。购米包地的制度创新，当时有北京、郑州等地79个城里单位或市民个体消费者参与，本质上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一种新型市场机制（内含了生态修复的价格和解决农民生产动力的社会修复价格）的探索，是一种中国本土的城乡公平贸易萌芽的积极成长。北京首家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及其运行，当时有6家生态合作社或有机农户和十余个北京单位或市民家庭参与，本质上是在以南村、胡村等农民生态合作社以及北京郊区个别有机农户的主动影响下，一些少数北京市民文明消费先行者、自觉联合对接农民生态合作社和有机小农意识萌发的体现，它也为北京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的成立以及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发育成长，做了些许铺垫性的工作。

　　此时，在温铁军教授的指导和统筹下，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全国新乡村建设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开封试验区的经验与其他地区经验一起，成为早期乡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一部分。比如开封试验区的农民文艺队教练衡生喜、老年人协会带头人赵凤兰都积极参与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议，参与外出教练和指导工作，开封兰考县和禹王台区几个主要村庄的经济合作社带头人和基层干部均参与了全国性的农民合作和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会，其中的南村和胡村等合作社还以主要成员身份加入了2006年由全国7家合作社组成的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的成长和发展工作。

　　第二阶段（2007年11月～2011年3月）：作为前一阶段发展的必然阶段，呈现了内容综合发展，范围向跨村、乡级和县级以团块状广度发展的趋势，并且对社会、政治和学术界有了较大的影响。

　　2007年，各种社会参与的乡村外发力量，以及体现政府主导作用的各类涉农部门力量的介入较早期逐渐加大，农民内生性力量的主动性也渐趋明显。这个阶段新乡村建设试验的特点有三：一是村级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向村际、乡级和县级延伸，形成县、乡、村三级范围内的合作；二是一些农民合作组织内容向多元和综合方面延伸，形成生产、金融、购销、文艺、社会等综合、多元合作格局；三是对社会、政治和知识界影响渐大。

　　这个阶段中，早期村级试点均多多少少地辐射到周边村庄，甚至到了乡级和县级范围。

　　2008年～2009年，以李村为核心的老年人协会，在县民政局、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的支持下，在以赵凤兰为首的集体化时期老干部的积极带动推广下，辐射到整个阎楼乡近十个村庄，以及周边3个乡镇（小宋乡、红庙镇、许河乡）的若干村庄，十余支村级老年人协会及其文艺组织得到成立和发展。

　　2008年7月，以胡村合作社为核心力量，在乡级政府的支持下，仪封乡1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在乡里成立乡级联社组织，以统筹好单个村级合作社“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划不来”的事情，这是农民合作组织质的提高。此外，在合作社大棚蔬菜产业迅速发展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合作社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流通、土地流转实践之后，胡村于2009年2月率先在村级层面成立了合作社借款担保协会，以与乡信用社对接解决合作社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当时何慧丽负责了兰考县合作社通讯事务，并组织了数次全县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培训。从广度上看，当时遍布全县各乡镇的专业合作社，注册的有169家，其中有多种典型模式需要总结推广；从深度上看，无论是乡级农民合作联社的成立，还是合作社在生产、流通、金融、加工、土地流转等方面的进展，其探索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8年～2009年，东坝头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主导下，在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的资助下，成立了15个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主导的村级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组织。该乡两届乡党委书记刘广亮和孔令玲从2008年起，每年的春节前昔举办乡村农民文艺表演比赛，其中何慧丽参加的有3次。

　　同时，以三义寨乡南村等村庄为重点，继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本地城乡公平贸易的尝试，包括该村的无公害大米已逐渐发展到有机大米种植、藕蟹混养立体种养、“快乐猪”养殖、小杂粮种植等多样性生态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以及生态民居建筑的推广。该村还从2008年始，直至2010年，一直有意识地进行本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互助的尝试。分别以郑州消费者团队和开封消费者团队组队进行每年一度的生态文化旅游节，进行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购猪认养”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个阶段中，外发力量远远超出了早期。本地政府扶贫办、民政局、县市委党校、农业局、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工商局、信用社都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扶持。有的甚至也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除了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参与了如上村级之上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政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文艺队的发展，官方在县级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也呈直线上升状态。兰考县的农民组织建设在开封市5县中几年间一直是领先的。

　　此外，各种外发力量均程度不一地参与了进来。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NGO力量，或以农民培训交流会的方式，或以与农民合作和生态农业方面相关项目实施的方式，均有力地介入到兰考新乡村建设中来。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宋一清团队于2010年～2011年间，在南村开展了生态型城乡互助合作项目，主要是在南村进行有机水稻、有机蔬菜的试验，以及支持“购猪认养”、城乡互助生态游等链接郑州、开封等城市市民消费者和南村合作社生产者的一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一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开始显露，那就是郑州兰考商会的力量。这个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发展的河南本地群体，既是地方上招商引资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地方上新乡村建设可以争取的有机力量。

　　由于兰考的新乡村建设试验从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实效，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几个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培训项目和交流会议都在兰考召开，有众多来自政府、企业、高校、NGO组织和感兴趣的单位或个人来考察指导工作，或者参观学习。其中包括北京绿家园环保志愿者团队、山西石楼县团队、河北青龙县团队、海南儋州市农民合作社代表团队、国际小母牛四川项目点团队、中国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所全国项目点团队，山西永济农民协会团队等等。

　　此时兰考试验区的政治影响和在知识界的影响也达到了高峰。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来自中央领导的政治肯定——2009年4月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一行来南马庄考察指导工作，对其在小农村社内部进行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综合农民合作组织建设状况给予一定的肯定；二是来自国际学术研究界的考察和肯定——2009年6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带着来自中国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加拿大、美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的相关专家学者的十余位来考察开封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多样化的地方农业发展与农民合作生态农业事业。

　　然而，在此阶段也出现了很多内外部问题。因为以“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为特点的新生事物，在这个阶段已较深地触及到各种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经济结构利益的调整。与早期的社会运动状态相比，到了因要缔结新型共同体而突显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的阶段。因为触及到旧有结构的纵深之处，矛盾也多，问题的展现也多。有项目的高成本付出和挫败，也有各种内外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激化等等。

　　第三阶段（2011年3月～2013年7月）：乡村建设工作重点以城乡良性互动的方式延伸到开封和郑州等大中城市，以乡土文化复兴的方式开展到了开封市其他区县的农村地区。

　　一方面，新乡村建设运动所达到的程度尽可能地体现了既有体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容纳度，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坚硬的瓶颈力量，即中原区域内市民消费者尚需要观念和行动上的引导。就是说，地方上需要以城乡间公平贸易机制的深入开拓，来形成合理的健康农产品成本共担机制，并促进农民合作社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一般而言，要找到一个适合进行城乡公平贸易试验的条件和产品很难，而且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初期都要承担对旧式机制纠偏的成本。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一个区域内的省城或者经济发展强劲的大中城市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才可能具有对安全食品自觉消费的意识，并且在条件具备时以引领社会文明消费潮流的方式来促进它的生存和发展；而乡镇、县城的消费群体则一般只是跟从者，很难引领这个文明消费的潮流。因此，在欠发达地区的河南农村做农民合作和城乡互助合作，需要新的机遇和更高的起点。2011年3月，何慧丽担任了开封市市长助理，从此外发力量便深入地引到了开封市团市委、市妇联、开封大学、郑州兰考商会等机构和市民阶层。

　　这个时期，关于开封市和郑州市等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文明消费者教育项目和公平贸易机制的探索主要有：2011年一年内，由北京师范大学谭思婷教授团队为开封市城市消费者群体和兰考县村庄农民合作社所在的村小学师生们，做一定的消费启蒙工作；2011年8月 ～ 9月，在何慧丽的协调组织下，以兰考县4个合作社、尉氏县2个合作社等农民经济组织为理事单位，以郑州兰考商会的企业家汴卫平为董事长，与郑州文明消费者志愿者一起，成立河南郑州国仁超市机构。国仁超市提出“文明消费（健康 + 公平）→自然农法（土地 + 种养）→健康生活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开展国仁论坛、发动郑州有机小市集、促成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工作，成为从生产者合作起来自觉行动、进展到市民消费者自觉践行公平贸易机制的一个新平台。

　　此时乡村建设工作也开展到了尉氏县等开封市其他新的区县，并在内容和方式上有新的探索。2011年7月，由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等高校“三农”志愿者五十余人一起，在开封市团市委的指导、协调下，开拓了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袁村、石村、沈村、占村4个村庄，作为尉氏县的新乡村建设试点。2012年春节时寒假期间，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为主要力量，在通许县岳村、元村，开封县木村和杨村，开创了“参与式调研”、“集体伙食改革”和“乡村情景分享朝话”等发现乡土性的新型支农支教活动，以强调乡村建设工作中的“三位一体”落实状况。所谓“三位”，是指外来者的调查研究、乡村建设行动和自身建设缺一不可；所谓“一体”，是指这三种行动任务统一于发掘村庄价值、践行乡村建设大道的事业之中。2012年暑假，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三农”志愿者团队在兰考县的南村、坝村、营村、方村、固村，杞县的于村，提出了“到田野做学问，向社会学知识”的下乡宗旨并试着践行之。

　　同时，2012年暑期之后，何慧丽接触到了以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为目标，以“敦伦尽份，克己复礼”为宗旨的开封市敦复书院。在深入了解该书院的运作机制、社会使命和具体效果之后，她也对豫东多年的乡村建设经验教训进行反思，认为在经济发展主义仍然在河南地区占主流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为参与力量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应该在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的经验基础上，在践行以传统乡土文化复兴的层面上有所作为，而农民合作经济等领域若能有大幅进展，主要还在于思想文化的提升和对人的培养教育，在于“以孝为先，以德为本，义行天下”。于是她便有意引导高校“三农”社团下乡目标和内容的转型。

　　这一乡村建设地点、内容、方式的转型期存在于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由敦复书院培训了部分大学生骨干力量之后，河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三农”社团力量便有序被引入到豫西灵宝市农村地区，以在村庄开展农村道德讲堂、联合一些儒商力量开办弘农书院的方式，以“尊道贵德，和合生态”为宗旨，继续探索当代新乡村建设事业。2013年5月中旬，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迎来了10周年庆典，它是2003年国庆节随着何慧丽到兰考挂职而成立发展的。10年过去了，多少青春年少的壮丽景象一去不返；然而，每届“三农”人都一一在当代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成长为热爱“三农”事业、从事各行各业的有志人才。在5月中旬前后，何慧丽将主要试点村庄的农民骨干成员带到了敦复书院，也协调了大学生社团与敦复书院的长期合作关系。她希望自己和一届届的大学生们能够在继承10年来的主要经验之外，谱写以乡土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新乡土主义篇章。

　　何慧丽于2013年5月辞去开封市市长助理和兰考县县委常委职务，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访问一年。虽然她本人不再像以前以地方党政体制内身份对一些重点村庄进行政治扶持，但这未必会影响试点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比如，2013年7月中下旬，胡村合作社资金服务部在4年的探索发展中进行了制度规范，其资金总额达到一百余万元；南村农民合作联社的资金互助服务部，也在经验教训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将合作原则与实际状况结合起来进行了制度创新，其资金总额从2004年的三万余元（49户农民加入）增加到2013年年底的三百五十余万元（两百余户农民加入）。成立农民合作联社资金互助部，一方面是由于合作社的发展需要资金来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成立农民自己的银行，以方便农民的存款和贷款。

　　最早进行新乡村建设实践的村庄，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曲折地、顽强地践行着中国本土特色的、以“土地和金融”为核心的综合合作之路，也在人才、经验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逐渐具备的情况下，从最初“外发促内生”的动员机制，回归到了真正以农民骨干为带头的农民主位的“内生促外联”的路子上来。有人才在，有以农民为主位的机制在，知识分子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这种结合，这种新乡村建设模式，便会在实事求是的实践探索中长远存活并发展下去。

　　二、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

　　第一部分主要从行动者团队参与的角度，对以开封市（含区县）的一些村庄为代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主要的跨年度事件进行了回顾。显然，行动和事件的发生，只是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所容许，或者其中能动的要素关系运动的结果。从哲学上来看理与事的关系，事是个别，理是一般；事是偶然，理是必然；事是具体的，理是抽象的。换言之，受一定时间地点人物情景局限的“事”，在没有特定地间地点人物情景局限的“理”中；而理，则可以在事先，在事中，在事外，理是超越特定的事件活动的，二者是体表关系。

　　就开封市10年来由知识分子（以高校师生为代表）与基层社会相结合而做出的如上乡村建设事件，作为“个别、偶然和具体”，体现、蕴藏了什么样的“一般、必然和抽象”的社会关系机制之理呢？鉴于理一般分为正题、反题和合题等不同角度，本部分也就主要从这三个不同方面来分析决定开封市10年新乡村建设运动这一特定现象、从事中来又超越于具体事件生发过程的当前社会结构关系之理。这个理，才是解读当前及今后长时段内在不同地域、人文、经济、资源等现实条件下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

　　（一）反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百年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就其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成本转嫁机制”。

　　就改革开放时代而言，这是中国在新时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融入金融全球化，在中央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路径依赖般地以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方式大幅进行地方工业化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以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变迁方式，追求地方工业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致贫”、“致乱”、“致害”等严重后果积累并转嫁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成本转嫁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资本实体，在助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同时，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境——这种“成本转嫁机制”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段。其最严重后果表现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显得严重并在本世纪初一直加剧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化学化和小农破产化问题。小农经济遭遇货币化的涉农垄断市场，从技术上选择了高投入、高成本的农业化学化和机械化，从经济利益链上只能获得作为生产者单一环节的微薄利润因而趋于破产化；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也是农业“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难以现代化的源头。第二，农民群体的经济政治问题，包括农民群体性事件增多问题和群体福利感等问题。当分散小农户遭遇体现主导性经济发展作用的国家权力的时候，会出现对抗性冲突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即乡村治理和社会不稳定的政治问题；同时由于农民增收困难，农民群体难有尊严和体面而缺乏生活福利感的问题。第三，乡村总体性衰败的问题。就小农所在的基本单元——村庄内部群体特征而言，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即以“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群体）为主的现象；出现了生产衰败、生态衰败和农村社区社会关系日趋瓦解、乡土文化体系性的衰败现象。“地方‘跟进型’工业化等这些外部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使得村社共同体遭到彻底衰败的危险。”

　　“三农”问题的加剧，反过来又会加剧中国现代化结构性困境。一方面，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作为底层的农民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实际获益和心理满足的失衡越来越大。农民在短期内要大规模增收是个小概率事件；普通村庄要城市化是个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市民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在小农经济难以现代化的情况下，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将会终结在“丰衣足食”的水平上，或者说，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期延续。然而，现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却主导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农民的消费欲望被吊起，却在“致贫”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中内需条件不足，缺乏满足其欲望的手段，这是个很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各种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只会加剧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随着现代化的开启，尤其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融入到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生产体系。由此，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全球性危机，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等社会问题之后，也进军到了中国农业领域，迫使小农分化，并形成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必然会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系统持续退化，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土壤、水体遭受污染，出现超级杂草、超级害虫，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和水体受到污染等等环境问题；此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这必然影响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加剧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

　　总之，地方工业化作为地方乡村建设运动的反题，在加速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地方乡村社会总体性衰败，并最终必会导致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全面危机。显然单纯的经济发展无济于事，只会加剧社会冲突、动荡甚至生态灾难。怎么办？吕新雨主张：“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建城乡的互哺、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新的可能性”。于是乎，当代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历经十余年的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具有成为必要、紧迫和重要的巨大势能。无疑地，开封市新乡村建设运动长达10年的经验性实践包括其中，实是冀希望应对或者缓解作为乡村建设“反题”的地方工业化发展进程。

　　（二）正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条件和经验特点

　　1. 乡村内在基础

　　从本质上讲，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主体，是在现代化制度“成本转嫁机制”下直接承受“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民及基层干部群体。第一，是因为民众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最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是小农对改善自己在货币化社会中不利的市场困境、生活困境、甚至满足文化需求、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盼望。基层干部和群众由于不能离土到城市里去，只能留守在乡村，他们很想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处境；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也期望家庭日常生活结构完整、功能完善，也盼望着把世代定居的村庄建设好，在乡村实现个体自尊、自信而体面的人生价值。诚如费孝通所言：“力量在老百姓中间，要靠存在于民间的，普遍的，真实的实力。区域发展的真正持久地，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第二，是因为尚存集体化时期的一些老年群体及其经验。毛泽东时代以村社为基础单元的集体化实践，其一大结果是在农村仍存留大公无私、走群众路线的、有技能、有热情为社员服务的一些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凭着年轻时的经验，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为乡村建设发挥余热。第三，是因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及家族制度等仍具有一些基本的内在潜能。乡土社会中仍多少残存有或者是自发复兴的传统文化体系，使得当代乡村留守人员多少有保存村庄历史的本能愿望和传统经验。比如家族家谱祖坟记忆、公田记忆、村社文化共同体记忆等等。所以，但凡有一点外力引发的希望，或者乡村资源整合的合作的希望，他们便愿意以身试之，以责担之。

　　2. 外在条件

　　首先是执政党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的自觉体认和一系列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战略举措和制度安排。执政党清楚：其经济基础不可能是细碎化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的小农户也不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因“三农”问题严重而引发的经济发展困境和乡村治理困境，已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其解决得好坏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形势下，出现了政策环境利好的局面：从本世纪初，执政党就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重中之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2006年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此后每年中央对“三农”领域都要进行高达几万亿元的投资，使得“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有其内在的政治正确性和物质基础保障。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政治结构功能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经济主旋律是从既有的外向依附型经济结构过渡到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从现在的资本经济改变到将来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要变为“城乡一体化”、“以工带农”的方式发展。这对从事乡村建设的复兴事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也出现了一批愿意以“知行合一”的姿态探寻中国“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高等院校师生们。他们愿意呼应执政党一系列扶助“三农”的制度政策举措，在社会现实的复杂张力和可能条件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中国建设试验中去。他们愿意以乡村总体性社会以及新乡土主义兴起为实践目标，在社会实践中全面理解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特征和变化规律，在改造自身的同时做一些学术试验和研究工作；愿意为一些社会重大问题，诸如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基的农业如何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乡村治理如何才能实现，以及作为乡村地域社会的成员如何才能自尊和体面地活着等等，提供政策和理论层面的经验教训。总之，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和新的社会进步方向能够日趋明晰，有赖于多类型的农民合作试验，区域性城乡互助合作、一体化发展试验，多样化生态农业试验、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试验……理论、政策、试验经验三个层面需要密切互动才行。其中，因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失业压力而扩大规模推行教育产业化所暂时蓄积的高校年轻人，一方面学校里的分科专业教育使得他们对乡土社会实践教育心向往之，另一方面由于毕业之后因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局限导致“毕业即失业”现象，“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却无以自救，遂使更多学生寻求另类思考和探索另类出路”。于是乎，在一些有危机和先知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呼吁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受此影响，纷纷走出校园，参与下乡实践，了解社会，关注现实，塑造自我”。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结构性的群体力量，是当代乡村建设事业的统筹力量。一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而日益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数量已达至四亿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早已在生活质量和人生追求上有更高的理想，面对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有追寻出路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大都以同乡为单位形成城市同乡会，有回报家乡的意愿、情结和能力。这是大中城市里可能参与乡村建设的一支有效力量。二是作为外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NGO组织、知识分子和其他友人。一些国际NGO组织，他们对于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对其给发展中国家民众和本土生活文化体系的破坏后果也有较为正确和客观的认知，因而具有另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和举措。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绿色运动思潮与实践，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也有海内外一些先知先觉的思想界同仁们在任劳任怨地做着开拓和铺垫性工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广泛统筹的外援力量。

　　于是，水到渠成地，以发展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的自组织方式，促进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农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自组织，形成突破小农困境的有效主体，发动市民加入区域内的公平贸易促进本地区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合作网络，便有了诸多结构性的扶持条件。

　　3.经验特点——乡土性和综合性

　　（1）乡土性

　　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能够内部化收益互补并降低外部风险的小农村社文化共同体，形成了因地制宜、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这是区别于西方的东方传统文明的体现。中国传统乡村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存相处的生态场域、生活场域和生产场域。所谓的当代新乡村建设，其产业建设，从本质上和持续的意义上而言，是多样性、循环性和共生性等丰富产业的内在关联得以修复和构建的过程；其社会秩序建设，是社会与人生之伦的修复和构建的过程，至于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莫不由经济产业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上生发而来。所以，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在提高乡村建设参与者觉悟的同时，主要内容是乡土性，目标是复兴乡土社会支撑体系。因此，一切适宜的小型农耕可持续发展技术的践行，一切与乡村生产生活自洽的传统习俗、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发扬，一切与对乡土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度安排，均可以参与支持。这种乡土性的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叫做乡土文化自觉或者乡土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说，在农民经济条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现状下，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遭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的全球背景下，中国的农民在社团文化合作中倡导一种新型的“重生态、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为他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自主”地提供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和活着的价值文化系统。这将是在已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极度冲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续时，对人类的一种全新贡献。

　　（2）综合性

　　第一，是指在村社层面关于村“两委”主导的农民综合合作经验。这一方面是基于以农村血缘、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需要充分利用村“两委”这一村社自治体对社区内部各种资源进行综合经营，将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使社区内不同产业之间资源和收益（生产要素和社员收入）的整合达至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村庄这一农民基本生产、生活单元搞农民综合合作，也为村“两委”等村庄正式组织在后农业税费时代的功能转化提供一个时机，并为其结构功能改善提供村庄内部的有效抓手。具体实践经验有二：一方面，以多样化经营为目标、以土地调整和资金互助为核心的综合性生态农产品合作社，作为重构农村经济基础的组织载体，可以解决或者缓解传统农区的村民增收和村庄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成立以文艺组织为复兴村庄文化的组织载体，以老年人协会为社会稳定的组织载体，解决村民文化需求和村庄社会稳定的问题。

　　第二，是指动员机制——“外发促内生”与“内引促外联”相结合。一盘散沙的小农很难自发地合作起来，它既需要“外发促内生”，即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及外力的适当介入，包括政府各级涉农部门、涉农企业、供销社、信用社、NGO等等各种力量；也需要“内引促外联”，即自觉地、自下而上地吸纳和整合有效外部资源。当然，除了党政的主导作用之外，还有供销社、企业、信用社等的服务性作用。比如兰考县南村、胡村的资金互助服务部成立后，均有效地对接了农民综合合作与县乡信用社的良性互动关系。此外，也探索了城乡互助合作的经验，比如动员兰考郑州商会的企业家团队力量，以“公平贸易”和回报家乡的行动，以文明市民消费者主体的姿态，有力地参与到综合合作社的“购猪认养”、“CSA社区支持农业”中来 。

　　关于“内引促外联”。党政、企业、供销社、市民等的外力支持和介入，其前提是农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综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农民自主合作为基础的。当他们在外力促发下内力渐长渐成之后，将以自我需要和发展为本，以内在发展阶段需求动力为根据，以与外部各种力量和资源，包括购销、信用和政府涉农部门的合作为条件，走上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之路。

　　（三）合题：在结构化反向与正向的搏弈中，只能是“运动的”而非“制度的”

　　所谓合题，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固有结构中，作为某一事物现象的结构化反向与结构化正向的合力的性质及其表现形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改革，引起了结构性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是造成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化甚至成为经济主体的一个结构性推力。只要分税制一直作为中央和地方的主要经济关系，地方上招商引资就有着内在的必然理由，就会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天职”。取消农业税则又成为地方工业化加强的另一结构性推力。取消农业税对农业大县的县乡财政有着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地方政府财税已经基本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为了财政增收，地方政府只有积极地招商引资进行工业化建设。

　　由此引出当代新乡村建设事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地方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组织、服务职能与资金投入上远远不够，虽然由于何慧丽本人身为地方党政体制内挂职干部而动员了党政相关力量，或者也有来自中央政府等外力的资源介入或者压力性政治动员，地方政府在新乡村建设上的主动性相较于招商引资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就村庄主体性发挥而言，一是村“两委”债务沉重，缺乏权威；外界对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行为的“诱惑”则是另一难题。试点村庄在集体经济财产上大都一穷二白，有的还有债务，这些都使村里承担项目时的配套资金落实不了，在主导村里的各项建设方面显得底气不足、权威不够。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乡村劳动力“离土”推力的主潮流也使得农村中的农民精英极度缺失，从而使得农民主体的作用也常常有所缺位。试点村带头人的付出均是巨大的，有一些重要的核心人物和积极分子不得已外出打工了，这给本来就缺少人才的新乡村建设事业发展带来了挫折和困境。学者倡导的彻底的新乡村建设宗旨和思想，其他行动者很难完全领会到，也很难在行动中完全体现出来，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也未必允许。就试验点而言，大多由率先觉悟起来的农村经济能人、政府官员、NGO、知识分子等先做，由他们先支付成本。这种非制度化的创业型群体力量分散、行动断续、资源薄弱，与强大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本力量和群体力量相比，实是九牛一毛。

　　就具体项目的操作来看，实践中的效果与当初的制度设计有一定距离，实践的残缺性和局限性均有所体现。

　　总之，在参与当代新乡村建设试验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有点长远和整体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群体，只能是在明理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的复杂矛盾张力中一点点地开拓着。那些既已发生的活动或事件，也只能算是试验发展过程中被呈现出来的结果；“事”的确发生了，发生于开封市（含区县）的长达10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为社会展示了鲜活的城乡互助案例、丰富的乡土实践经验以及多元化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诚如第一部分所言之事，然而，离“理”毕竟还远得很，因为“浸淫于发展主义久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无法公正平和地反映，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界也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总结”21。而一般基层政府在受困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忙碌中，大都也只能以发展或者赢利与否来参与事件或活动的支持、引导或者评论。以发展主义的成败论和效果论来看第一部分所述的现象，并且忽视了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群体局限性、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团队所处的当代充满张力的社会情境，从而质疑乡村建设的目的与存在理由的也大有人在，这“症候性地表现出当代脉络下人们对‘另类’实践的一般心理”。

　　显然，新乡村建设运动之理，是在当前的社会各系统要素、人的社会系统与大自然环境系统、人的身与心等等领域，在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成长之理。太失衡了，就要向平衡的方面发展；太分化了，就要朝合作的方面发展。当下的社会结构运行有两套“理”的逻辑：一套是以资为本的单一的、分化的、排它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强大，但是势力在消褪，或者消褪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另一套是以民为本的多样的、一体的、包容的逻辑，其生命力尚弱小，但是势力在成长，或者成长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发展。前者是旧的事物，后者是新的事物。在新事物将来未来之时的长时段内，必然只能以“运动”的方式呈现，类似于零星分布的、不稳定的、易干涸的、或长或短的小溪流。待成千上万的小溪流似的运动因势力渐长渐成形势之时，那时才会出现大江大河之道。在运动中，事情或活动产生了，又消失了，或者变化了，发展了，这都很正常。

　　所以，开封长达10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事件，发生了；作为理，体现了，但囿于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的局限性，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能呈运动的而非常规的形态。正因此，这些事件在被发展主义的叙事和行动导向中所误解和歪曲到消失、变样，或者在内在精神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了庸俗的、多色的粉饰，都是常事，也因此，既有之运动则弥足珍贵。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程晓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宗世法：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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