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贺照田｜四民社会论与阶级论的辩证——从梁漱溟关于国民党建党的思考说起
编 者 按
第二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2年11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基于中国理论与跨国比较，提炼逻辑自洽的中国哲学、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的标识性概念，用原创性的概念阐释中国的生动实践，并基于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赋予中国标识性概念以一般意义，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 本组笔谈由发言人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扩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发言者提交了论文，本刊将陆续刊出。 |
谢谢论坛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让我有机会把我近年关心的——如何把四民社会论视角和阶级论视角建设性地结合成一个把握现代中国革命的新视角——这一思考中的一个部分，跟这么多优秀学者作交流。
一
我的有关思考的形成，和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关于“在现代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为什么这么难”的思考有密切关系。对现实中国关怀很深，也非常有思考穿透力的梁漱溟，通过对20世纪第二个十年和20年代中国如下历史现象的认真思考，即第二个十年中华民国走民主政治的建国道路未能成功，不仅未能成功，且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局面；20年代国民党想走苏俄党治建国的道路，虽在短时间内有军事上的北伐胜利，但一是北伐军事上的胜利并不彻底，二是北伐一定程度上的军事胜利后，政治上仍然看不到能支撑起他所期待的建国的表现。梁漱溟在1930年得出非常有自信的结论：中国之所以过去二十年没走通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建国道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建国道路，不仅仅因为一些表层性、偶然性原因，还因为中国历史、文明的长期发展与演变，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结构性深刻塑造。是以要在中国成功建立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就必须先认清然后认真面对这些结构性存在条件对建国带来的挑战。
梁漱溟先是以长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6月—7月连载刊出）非常展开地阐述自己的这一思考，然后又在《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年7月、9月刊出），以及《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1931年9月，1932年5月、9月刊出）两篇长文中继续阐发畅论。这是他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有涉及现实的言论中最为重要的认识背景，也是他所以投身乡村建设，所以撰写名著《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背后最为关键的时代认识。
在梁漱溟的有关思考中，国民党所以未能走通苏俄通过建立组织纪律严密的党来建国的道路，当然和中国没有苏俄共产党所可以依托的阶级条件等有关，但也和它未能把自己成功建成为一个团结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明的、能负起建国责任的党有关。根据梁漱溟的观察和总结，国民党领导人主观上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有信仰、组织良好、团结、守纪律、有行动力的苏俄式的党，但在现实中却成为：“团结的好方法没有，分崩涣散倒充分可能！不走入歧途的保证初不可得，乱走横行，背叛了自己，颇有把握！党且无有，何有于党治。‘以党治军’‘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无非梦想而已！”而梁漱溟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未能成功地把自己建成为一个能在中国承担起建国责任的党，极为关键的原因便在于国民党的这些目标，是“一套西洋把戏”，“于吾历史习惯，民族精神至不合也”。在诸不合之中，“共同信奉一主义，要许多人结合起来往前走，此中国夙昔殆所未有之事，尤于中国士人风气习惯不合”，而国民党“虽然‘党’是新知识分子发起的，并且要靠新知识分子居重要成分，但从士人传下来的脾气，不惯‘党’的生活，终究破坏了‘党’”。也即梁漱溟非常有穿透力的发现：国民党的核心力量，实际上是由士大夫脱胎而来的，有相当现代眼光和相当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但士大夫传统——“好多千年养成的风习”，却非常有力地妨碍了国民党把自己变成一个结合紧密，非常有力量，可以承担起现代中国建国责任的党。
是以梁漱溟感慨言之，不仅是中国文化与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中国文化与社会中许多好的东西（比如“理性开发最早”），也都在起妨碍中国走通民主政治建国道路和通过建党来成功建国道路的作用。而从上述这些对国民党走不通通过建党来建国道路的检讨，梁漱溟来看明确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则因为中国不是西方那种阶级对立的社会，且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也是直接承续着士大夫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当然认定共产党要走通通过建党，通过阶级斗争建国的道路，也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通过总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的观察、思考：超过千年的四民社会演变至现代的中国社会，是和1924年一大召开后的国民党想走通的道路——通过建设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来建国，和1921年建党的共产党想走通的道路——通过阶级斗争，通过建设组织严密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来建国，都非常不合拍乃至严重冲突的。梁漱溟断定，在现代中国想走苏俄式的建国道路一定是失败的，中国要想成功建国，是必须走——在认真面对超过千年的四民社会演变至现代的中国社会所内涵的那些结构性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认真构想出的实践之路，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二
正是以如上思考、理解为背景，梁漱溟对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反应很淡，以为这建国只是一时的，并不意味着国家稳定的和平统一可就此真正达成。直到1950年4月到9月梁漱溟到山东省、平原省（后撤销）、河南省以及东北一些地方参观考察，他才发现，自己对这次建国的判断有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而且，不仅全国统一、国权树立的开端，让梁漱溟又惊讶又兴奋的大端还有他一直核心焦虑的——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中国现代人心麻木陷溺的情况，也都大有改观。所有这一切梁漱溟亲眼看见的新气象，使他不能不由衷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使他不能不由衷感叹：“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
现实的这些冲击，使梁漱溟开始认真思考他此前认为完全没有可能的这一切到底该怎么理解。几个月的考察带给他的强烈经验感受，和他对这些经验感受带给他的思想挑战的紧张思考，集中表现于他在考察回来后开始撰写的《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这部未完成的书稿。
关于梁漱溟这部未完成书稿的特别价值的认识，以及他1951年年中书稿撰写被打断后，为什么没有续写书稿，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有展开讨论，这里就不再多说。只是简单提一句，关于怎么理解共产党核心力量，是如何由极大程度上仍被传统士大夫所规定的现代中国读书人的心理反应方式、行为习惯，演变为极大程度符合列宁式政党所要求的职业革命家的人格与心理反应、行为方式，梁漱溟接受了彭真等共产党人的解释。而这样的接受，和他对阶级斗争方法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有效的理解一起，使他从1951年年中后开始，基本上就不再认真面对他之前非常自信的如下思考：他在《中国文化要义》等书和文章中有相当精彩把握的“四民社会论”式的中国社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共产党走通他们选择的建党、建国之路。而这，当然也就影响他因共产党事实上的成功，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使这些不利因素的作用降到最小，并在很多方面常常是将这些不利因素转化为自己建党、建国道路的积极因素的。
希望我今天的报告，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视为在接续本该由梁漱溟进行，但当年因为各种原因，他却没有接着进行的历史观察和思考。
三
从梁漱溟认为中国走不通苏俄式的建国道路的视野、视点，我们来看他所深刻理解的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仍是四民社会式的社会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四民社会论所塑造的人格、价值感、行为方式的中国人的存在，何以让国民党企图模仿苏俄式建国道路的努力失败，却不能阻止同样以苏俄为路标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建国；而且不仅成功建国，还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国人精神深处扎根很深。当然，并非其时中国社会承自四民社会与四民社会论的那些存在只是一种表层存在，中国社会的实质是阶级社会。虽然深入观察现代中国社会，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确实不存在西方社会、俄国社会的那种阶级，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现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使很多人感觉自己处于生死安全线边缘的贫困，以及和很多经济地位处于下层的人群有关的社会压迫等相当普遍的存在，都使得以极尖锐方式处理贫穷问题和社会压迫问题的阶级斗争式的革命，在现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有着比梁漱溟承认的范围广泛得多也更为尖锐的社会经济与心理情绪基础。
不过，相比上述比较容易指出的梁漱溟观察、思考上存在不足的问题，长期研究国民党推动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让我震撼的发现是：正面观念上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为核心指导意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它做得最成功时，恰恰在实质上既顺承又转化了四民社会论所对应的中国社会、中国人身上那些人格、价值观、行为方式中所蕴含的诸多关键性能量，并在革命的发展与建设之际，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革命者相比国民党中以推动、领导国民革命的责任自任的革命者，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政治能力等对革命政治非常重要的方面，有着极为关键且重要的认识与能力成长。
也即，梁漱溟所以为的中国超过千年的四民社会论与四民社会的传续，并不总是如他所观察、总结的，一定和阶级论、列宁主义式政党的追求相冲突；在一些特别的脉络中的某些目标追求方面，四民社会论与阶级论，四民社会中的士大夫传统等和列宁主义政党所要求的职业革命家追求等，也可以形成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这些认识，不仅让我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关系的理解等，都有进入新的洞天之感，还使我认为，上述视野与理解，为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提供了有一定意义的参照资源。
当然，要展开讨论四民社会论和阶级论在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纠葛关系，展开讨论现代中国革命中被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所吸引的革命实践和现代中国的四民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非一篇短文章所能涵盖万一。是以我下面只聚焦从梁漱溟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建党、建国的失败和中国士大夫传统有很深关系的观察、思考的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历史。我想通过对有关历史方面的审视，指出：就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四民社会论中的士大夫传统的关系角度，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自己建成一个国民党追求而不得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统一的党，并非源于（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积极割断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它反而实际上是积极顺承、转化了中国士大夫传统。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国民党受困于其中的对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转化，其所借助的恰恰是马列主义带给共产党的阶级论信仰。
四
在传统中国的四民社会和四民社会论中，士因为对道的承担，对政治和文化的承担，被视作四民社会之首而受到尊崇；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观念中，则是工人阶级居首，接下来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这样一种革命性排序。这样，通过阶级话语，持续自传统中国关心“道”，关心超出自己利益的公共利益的现代中国“读书人”，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便不再被作为具有当然优越位置的“士”，而是被界定为低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依附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通过阶级观念，不是承续士大夫传统的读书人，而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被排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首。当然，这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就自然占据领导位置，在当时被接受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中，占据领导位置的应该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即，一个读书人如果通晓并信仰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还不够，他还要成为符合列宁主义要求的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努力的职业革命家，这才意味着他真的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优秀的一员，被认为有资格代表工人阶级来参与对革命的领导。
也就是，处在中国共产党核心位置的读书人，革命的阶级论要求他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身处社会经济下层地位人们的生活、情感与价值观有深切的理解、同情，要求他在认识、行动上站在工农的立场，然后又要求他必须进一步参照列宁式政党所需要的职业革命家典型来改变、塑造自己。而只有当一个读书人在这三方面都通过了对自己有着很大改变要求的考验，他才被认为有资格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是以，中国共产党核心圈的主体部分，确实如梁漱溟所观察的，不是什么工人阶级，而是延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一批读书人，但梁漱溟却没有注意，相比国民党的核心也是延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一批读书人，作为共产党的核心的这批读书人，是要经过如上阶级论装置改造的。而梁漱溟当然也不会认识到：通过“阶级论”这一认识、信仰装置，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现代中国读书人（士大夫）一方面确实顺承了士大夫传统的以“道”为生命核心寄托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转化为革命者的“以真理的实现为己任”，“铁肩担道义”等，但这时他所信仰的“道”-“阶级论”，又要求他若想最好地“弘道”“行道”“担道”，也即知行合一，他就必须在价值意识、行为习惯、人格反应方式等方面做认真调整。
于是，从四民社会论的视点——士大夫相比农、工、商，被当然地认为应该居于领导地位，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既然都由士大夫阶层中很有民族、国家责任感的一批人所组成，当然应该直接拥有革命的领导权，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实际中士大夫是被结合到以皇权作起点的王朝架构中发挥政治作用的——审视在现代中国革命中居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组成其核心的读书人（士）确实是因为自己拥有现代意识和革命觉悟，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拥有革命的领导权，而完全不像推动共产党成立的读书人（士），因为自己接受了阶级论信仰，会认为必须要对自己进行艰苦的改变，才有资格领导革命。
也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核心人士都可视作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现代发展，国民党的核心人士在承续这一传统时，也承续着士大夫当然应该拥有领导权的传统；而共产党的核心人士，则在承续这一传统时，因为自己的阶级论信念，认为自己只有经过艰苦的改造，才能拥有革命领导权。而这也是同出一个士大夫传统，也有着共同列宁主义式政党追求目标的国共两党，在追求建党目标的道路上一成一败的关键原因所在。
对国民党来说，士大夫传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国民党不会那么快成为在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同样也因为士大夫传统中有太多梁漱溟所观察到的行为习惯、性格反应方式等的强力存在，而国民党又没有一个足够有力地截断、转化这些习惯、能量的机制，所以国民党想要把自己发展为团结紧密、纪律严明，有很强行动力的党这一目标不能不失败，而建党的失败，当然也使它要走通通过“党治”建国的道路的想法，不能不陷于失败。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立与快速发展当然也得益于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认为自己“知行合一”，应该在“得道”后以“守道”“弘道”“行道”“担道”为己任的传统，不过，甚为不同的是，国民党羡慕苏俄以党建国的道路，却不相信阶级论、阶级斗争适合中国，而中国共产党则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为自己的方法和信念的中心。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最为接续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读书人-革命者来说，他们所信仰的，居于当时马列主义核心位置的阶级论明确告诉他们：在对革命政治有着特别重要性的革命性序列中，他们不仅没有天然的优势位置，而且他们的阶级出身反让自己的革命稳固性、坚强性低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除非他们经过艰苦努力把自己转化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否则就不应在革命中居于领导位置。这样，他们对马列主义以阶级论为中心的“道”的接受，和承自士大夫传统的“守道”“弘道”“行道”“担道”的激情，就共同使得他们更为真诚、刻苦地按照列宁主义政党职业革命家的标准来进行自我改造。而如此也就使得士大夫传统不像对国民党那样，成为阻碍其变成列宁主义式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统一的党的关键原因，反而成为共产党内涌现出众多组织意识强、纪律严明、行动统一的人物的关键助力。
五
当然，阶级论和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结合，带给承续着中国士大夫传统，同时作为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核心的现代知识分子们的，一方面是使他们避免蹈入——构成国民党核心的知识分子们所带给国民党的，让国民党不能成为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统一的党的——那些延续自士大夫传统的心理反应方式、行为习惯陷阱，同时让这些共产党读书人积极自我改造，从而使其成为共产党能够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统一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对演变自士大夫传统的共产党内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读书人）来说，阶级论的引入，还是让他们能相当快地拥有比国民党内的读书人更深的中国社会认识，拥有比国民党内的读书人更深刻、更准确扎根中国社会的政治感的关键原因。
以阶级论为核心认识与信仰关键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当然影响到革命的最先接受者——知识分子们对构成社会主体多数的工人、农民、市民、小商人等的态度和理解。中国传统四民社会论中的农、工、商，主要是以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来确定其身份，同时一般认为他们在识道、得道、信道、守道、弘道、行道的能力、自觉性、坚决性方面都不如士。而在阶级论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划分不仅是基于他们的经济资产状况、从事的职业，还意味着对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革命动力、革命能量状况有相当积极的评估，而这也意味着对他们和革命之道、革命实践的关系有积极的评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有时是指现实中的无产者、工人、农民，但人们在作这种指称时，更多时候还包含指称他们身上所蕴有的革命能量、革命品质，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合适的条件下，一定能成为有特定的历史责任意识，有特定的心理、行为方向与品质的“革命人”。
这样的阶级观念意识，便使得中国共产党核心的这些“读书人”眼里的中国社会，和同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责任心的国民党“读书人”眼里的中国社会非常大地区别开来。正如我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所讨论的，国民党内那些现代“读书人”还没有和通行的启蒙政治观告别，认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太落后了，只有被启蒙、被教育后，才能自觉承担对中国要走向的“现代”有益的建设性工作。他们完全不像被马列主义阶级观念改造后的共产党“读书人”，后者把没改造之前的自己界定为——在革命坚决性方面低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更不要说低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要求自己认真改造，以把自己塑造为能把现代革命政治承担起来的先锋队。而且这些被共产党人直接认定的，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由于其内中都蕴含有很强的革命性，是以重要的是把他们身上的革命性召唤出来，而一旦把他们身上的革命性召唤出来，他们就可成为革命的关键力量。
这样一种看似很先入为主的中国社会感认定，对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在于：现实中多数工人、农民的状态应该不是中共所认定的那样，内中一定具有强烈的革命动力和革命者品质。不过，阶级观念意识让共产党人认定，工人和农民既然是被剥削阶级，他们就一定具有革命性；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革命性的话，那一定是革命者对他们认识还不够深，动员他们的方法还不够正确。而一旦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努力，中共也就对国民党认识不足的中国社会一般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有很多超越国民党的认知、理解，这也就使本来承续自居于社会一般阶层之上的士大夫传统的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人物，更容易获得超越作为他们主要竞争对手的国民党精英的与中国社会的更开阔也更有效互动的能力，当然也就更能动员社会、组织社会为自己所用。而这些当然也非常有助于更受外来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中国政党的中国性一面的发展与成熟。
与阶级论带给中共核心人物突破国民党和启蒙知识分子的中国社会认知以特别契机同样重要的，是阶级论强调的“阶级爱”，对发生在由存在历史超过千年的四民社会演变而来的现代中国社会中的革命所具有的意义。
认真审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有关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阶级爱”在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具有的如下三方面重要功能：第一个方面是，“仁”可说是中国过去两千年最重要的观念，有两千年的影响，大家可以想见“仁”对中国人的心理、精神、人格等等是多么重要，但大家都知道，过去和“仁”相伴的一种经典感觉与解释就是“爱有差等”，这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仁（爱）”既对中国人太重要了，但由传统直接演变来的“仁（爱）”的存在形态，又过于受血缘、地缘等的影响。这就使得极大程度超越血缘、地缘关系的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要造成紧密团结，就不能不处理对当时中国人过于重要的“仁（爱）”问题。在这样的很有规定性的状况中，对“阶级爱”安排得宜，无疑既有助于革命解决它不得不面对的“仁（爱）”问题，又能帮助革命中人超越血缘、地缘等对“爱”的限制。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探索出了既超越血缘、地缘等因素，其具体表现形态又和中国人所习惯的“仁（爱）”形态相近的关怀方式，比如军队中军官晚上去查夜看士兵是否盖好了被子等，便和慈父、慈母关怀子女的方式很像，这对士兵情感、心理的抚慰、召唤非常有效。而革命中这些“仁（爱）”实践的普遍存在，对革命队伍内部形成一种情感、情义流动，和以情感、情义为媒介的团结、组织等，无疑极为重要。第三个方面是，中国长久的四民社会与四民社会论的存在，使社会一般阶层对士大夫-读书人有特别的尊重。革命中的读书人因为“阶级爱”的推动，非常关心出身下层社会的人们，这在后者身上所唤起的感动、回报心，我们若不以中国长久存在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论为背景，就很难理解。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对现代中国革命队伍内部的上下联通和充分的情感志意流动，就太重要了。
而正是通过这种以对现代中国下层社会革命性的认定为契机的认知与行动、组织努力，和“阶级爱”观念所推动出的情感、情义流动与基于情感、心理的团结，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可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梁漱溟通过极认真思考所得出的如下结论-目标：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精英在中国社会并不现成，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的阶级观念意识推动与先锋队政党意识要求下，由中国士传统转化来的。这种转化之所以对由中共革命建成的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非常重要，由下述结构性课题挑战的视角便可看出：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不再有皇权作为政权与国家制度的起点了，而由士传统转化来的列宁式政党——中国共产党，因为实现了先前士传统所缺乏的紧密团结与步调一致，和有扎根真实中国社会的突出政治能力，所以它得以成为政权与国家制度在中国稳定建成的基石，而不再像传统士人，需要以皇权为前提，才能建构起稳定、统一的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
从上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视野看当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我们会发现国民党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中国的士大夫传统的现代发展，但也被士大夫的“君子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等品格所限制。国民党把广大社会视为低于自己的，需要自己去安排、教育的被改造对象，也使其不能与社会发生积极有效的联通、联动，并影响其通过更深地扎根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突破能力。
六
至此，我希望上面的阐述已让大家同意：20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基本放弃的他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有关问题意识和思考视野，对我们重新认真审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经验和国民党的现代史实际经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梁漱溟的这一思考视野要发展，要变成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史的利器，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阶级论”意识及其实践，和梁漱溟所特别基于四民社会、四民社会论所发展出的认识、分析的关系，需要我们清楚了解：两者在直接观念图景中看起来是一种对立关系，但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历史实践经验中，它们却可以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建设性关系。
也即，我希望我由梁漱溟当年的思考视野所引发的，如上关于中国现代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些观察与思考工作，不仅已经突破了——梁漱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国民党之建党、建国失败源于中国传承超过千年的四民社会式的社会存在、四民社会论的文化传统存在，所由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建党，通过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中国社会搞阶级斗争建国也必然失败的理解，还能帮助大家认识到：构成中国传统基点的四民社会和四民社会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中之所以有不同的功能承载和表现，和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列主义所带给它的阶级理解，以及这种阶级理解所带出的认识、政治意识紧密相关。
而有了这些历史认识，不仅可让我们对国共两党所主导的现代中国政治史增添极为重要的理解，而且也可让我们清楚了解：马列主义阶级论之所以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和中国共产党对阶级论运用得最好、最富灵感时，恰与中国四民社会传统所塑造出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间，共构出了一个特别有建设效用的结构有关。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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