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程亚文｜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撕裂形成——对战后以来两种资本主义论争的评述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德国和日本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模式上存在着差别，但都具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一些共同特征。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随着经济思潮的改变，股东资本主义相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逐渐占有优势，这在美国表现得更加明显，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化内化的压力下也向美国趋同，但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各自以往的特点。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别显著扩大，利益疏离现象凸显，政治撕裂程度加剧，相比之下，德国、日本仍努力维护了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相关性，较好地保障了经济平等、社会和谐与政治秩序。以往的资本主义模式比较注重的是哪一种更有经济效率，但从长远的历史比较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谁更有利于维护经济平等，塑造社会连带感和促进政治认同。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股东至上 经济效率 社会连带感 政治秩序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很多国家出现了全球化内化现象，不同阶层、地区间发生了明显的利益疏离，导致国家内部政治撕裂程度加重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一个显眼的变化是，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前半段，对全球化的担忧和不满，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近些年来，来自发达国家的不满，却显得更加突出，“全球化扩大了世界分裂，而不是世界整合”。曾被寄予厚望的全球化，为何造就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不良后果？一个重要的变化是，20世纪中下叶以来，工业化国家在经济思潮及相关政策、制度上，又经历了新的调整，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国家发生了由“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又译“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向“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stockholder capitalism）的转变，并影响到其他一些国家的抉择。它对经济政治的长远影响，就是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现象，股东资本主义的勃兴，所改变的乃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与性质，包容性经济和人民政治被寡头化经济和资本政治所取代。本文选择美国、德国、日本这三个代表性国家，回顾战后以来与此相关的观念、政策和制度的变迁过程，尤其是关于企业和税收的观念与政策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以此展现达成政治稳定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资本与社会和政治该如何建立起适宜的关系。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往曾备受关注，并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经济模式，在对这些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中，以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它们在经济效率上的高下分别，然而，在当代世界的政治衰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是哪一种经济模式更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和避免政治撕裂。
（作者 程亚文）
一、 经济模式之争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冷战结束前后，随着苏联逐渐陷入国家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及全球化的高歌猛进，战后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激烈角逐走向终结，但在西方国家内部，关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曾在一段时间成为热点。1996年刊登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英国和美国，公司只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标，即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在日本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却相反，公司负有更广泛的义务，追求股东利益和相关方面利益的平衡，显然还要顾及更多利益，甚至包括有关的供货方、购货方（顾客）及更宽的范围。”文中对比了战后四十年来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在人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投资、生产率和研发等方面的变化，尽管文章承认德国和日本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曾经表现得更有效率，但又认为在进入“最近十年”（即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后，美英的股东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展现出更强的活力，并且逼迫德国和日本向美英“趋同”，比如修改劳动法，利用全球资本市场等。文章所对应的现实场景，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相比之下，日本刚刚经历房地产泡沫，陷入“失去的十年”，德国的失业率也在不断攀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光环已黯淡了很多。此文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在看待不同资本主义模式时的一种观念调整，即由以往对德国、日本模式的艳羡，转变为对美英模式的推崇，就连德国、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也有很多人对自身的经济成就及其体制开始产生怀疑，转而主张要向股东资本主义学习。在两种资本主义激烈论辩之际，中国在90年代也曾发生过类似论争，包括崔之元与张维迎、周其仁围绕公司法问题的意见交锋，及与之相关的对“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问题的争论。
（一）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什么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股东资本主义”？为什么它们会成为争议性问题？实际上，这不过是战后以来不同资本主义模式辩论的新剧情而已。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从经济、政治两种权力的关系及其对国家的影响程度的角度，提出四种主要资本主义类型：自由市场、社会市场、发展主义和政治化的经济，并认为政治权力关系对资本主义仍具有一种普遍的限制，资本主义通常表现为民族资本主义，大部分经济活动仍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制度化的全球性权力赋予了资本家一定的集体意识，这种权力只有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才能与之抗衡，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权力关系，反过来也是如此”。曼所说的四种主要资本主义类型中，自由市场一般被认为体现的是股东资本主义，以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代表，社会市场和发展主义被认为体现的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前者以德国和其他中北欧国家为代表，后者以法国、日本及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为代表。英国历史社会学者帕金（Harold Perkin）曾撰著探讨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的经济模式差别，尤其对以美英为代表的股东资本主义与以德日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做出了优劣比较。吉尔平（Robert Gilpin）从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企业结构和私人企业活动这三个方面，比较过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三种经济模式即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它们实际上就是曼所说的四种资本主义类型中的前三种。弗里曼（R. E. Freeman）等联合撰文概括了五种资本主义叙事，即劳工资本主义（labor capitalism）、政府资本主义（government capitalism）、投资者资本主义（investor capitalism，即股东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和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并指出它们在竞争、商业道德、支配集团和自由民主等方面的四个问题，提出了以合作、责任、创造等六个原则构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设想。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长期以来吸引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CIA）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对美德日三国的经济体制，亦曾做过深入比较。
区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的主要衡量标准是经济活动与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相关性。利益（或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本为公司治理的理论术语，1963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SRI）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提出，战略管理专家瑞安曼（Eric Rhenman）和安索夫（Igor Ansoff）在1965年将其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提出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诸多利害相关者之间互相冲突的索取权，利益相关者可以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也可包括供应商以及顾客。8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进一步发展，弗里曼重新定义了利益相关者，将之拓展到公众、社区、环境、媒体甚至政府等范围；布莱尔（M. M. Blair）将利益相关者构想为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司治理理念，是对自由放任、损害公众利益的股东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和限制；米切尔（Ronald K. Mitchel）则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社会民主党人还在90年代将这一公司治理模式改造成社会政治概念，提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仅追求工人阶级利益，也不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包容共享。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主张兼顾多方需求，因此，比较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因素，在2007年欧美金融危机即将爆发之际，弗里曼与帕尔马（Bidhan Parmar）、马丁（Kirsten Martin）共同指出，商业道德至关重要，经济活动不考虑伦理是错误的。
（二）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间的主要差异
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重视所表明的是两个事实：一是股东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随全球化而得势，已使不少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预感到了它对社会的利益相关性的破坏；二是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尽管为股东服务深刻影响了企业观念，但各国所实际践行的，其实更多的还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更为典型和直接。
资本主义的“标准模式”是股东导向的自由竞争，耶鲁大学教授汉斯曼（Henry Hansmann）和哈佛大学教授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合作撰文指出，美英两国都认为治理模式的选择攸关生死，因此，股东首位标准模式在它们的经济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标准模式”的批评反思并出现了其他替代方案，包括美国的管理者导向模式（manager-oriented），德国的劳工导向模式（labor-oriented）和在法国与亚洲大多数国家中仍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导向模式（state-oriented），德国的劳工导向模式又被称作“莱茵模式”（Rhineland Capitalism）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国家导向模式又被称作发展型资本主义或“政府协调主义干预经济”。不同的经济模式在以往也有过竞争，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劳工导向模式和国家导向模式取得的成功更加令人瞩目。然而，80年代晚期以后，股东导向模式重新主导了潮流，同时，利益相关方模式也受到很多关注，汉斯曼和克拉克曼认为它不过是以往的劳工导向模式的变种。关于战后美德日三国经济体制的比较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其主要差别见表1。
（三）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皆曾体现利益相关
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内，全球化还未充分展开，投资还有很强的国界限制，三种经济模式间虽然存在着差别，但无论德国、日本，还是美国，它们的经济体系以及企业与整个国家和社会之间，总体来说都有着较强的利益相关性，只不过在程度与方式上有所分别。与美国相比，德国、日本的企业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相关更加直接，不仅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还吸纳员工共同参与决策，制定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将相关多方的利益纳入公司战略决策计划等。
20世纪中下叶的美国经济体系，常被人称作“管理资本主义”， 美国的企业与社会、国家的利益相关，部分是直接的，如资本家的投资为很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尽管有贫富分化，但毕竟还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共享；部分是间接的，如企业为国家上交大量税收，为国家创建福利制度、推进福利措施提供了财政支持，这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推出“新边疆”政策，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提出“伟大的社会”计划的基础所在。同时，国家还限制了企业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损害社会的经营行为，如反对垄断，强制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经营等。美国在战后一度缩小了贫富差别，贫富分化虽然还一直存在，但那时产业资本主导了美国经济，富人与穷人仍然构成了利益相关者。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对资本形成了有效的规制能力，主要体现在贯彻国家意志，对富有者收税很高，不允许资本势力左右政治，比如为了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和保证政治资源的公正分配，美国曾对政治捐款额度的上限作了规定，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最高法院于2014年4月2日在“麦卡琴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判决限制选举政治献金的合计金额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自此个人政治献金不再有上限。
国家对资本的驾驭，是构建利益相关的重要保证。这在日本和德国更为明显，即便在美国，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后，也曾一度建立起政治权力对资本运动的有效规制。1935年罗斯福（F. D. Roosevelt）推动通过的《瓦格纳法案》《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就是当时有效遏制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立法举措。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贝利（A. A. Berle）观察到，50年代美国一些具有计划性的工业制度，已远远扩展到向来被认为有自然垄断性的企业范围以外。贝利还注意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经济不受政治干预的理念，已遭到一定程度的颠覆，在这场“资本主义革命”推动下，政府和私人的财产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只要私人企业不能满足社会的标准，可能就会失去国家对它的保护。与20世纪下半叶后期所兴起的“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论相反，贝利提出了公司需要有“良心”，而且它应该制度化，使得受公司权力控制的个人和集体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权利来使用。也就是说，政治的标准是决定经济的最后因素，公司的经济活动需要与社会的总体需求相协调，这也是战后“内嵌式自由主义”的由来。
二、 转向股东资本主义：观念、政策与制度
20世纪中下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益相关”是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所共同奉守的圭臬，不过，与欧陆国家不断强化经济平等不同，进入60年代后，贫富分化在美国重新拉大，但当时产业转移还没有大量发生，总体来说仍维持了国家内部的利益相关性。然而，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大潮徐徐展开，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观念虽然仍受到很多关注，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一时期恰恰也是“股东至上”在观念、政策和制度等多个方面渐占上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不断失势的时期，以往资本受到政治驾驭的局面被再次改写，资本政治化和政治资本化现象出现，而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占有优势地位的时期，国家对市场是有很强协调和干预能力的，政治对资本形成了有效的节制。
（一）观念转向
在推动经济意识形态向股东至上主义的转变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扮演了重要角色。1962年，弗里德曼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其思想格调与贝利完全相反，强调的是经济自由对政治自由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调节。弗里德曼反对关于企业需要承担超过自己的股东和会员利益之上的社会责任的看法，宣称，“公司是拥有它的股东的一个工具”，“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弗里德曼后来曾被聘为里根（Ronald W. Reagan）政府的经济顾问，由他和另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芝加哥学派”，信奉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主张不应该限制大公司的扩张，这些观念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国会还出台过加强对企业监管的法案，然而，美国工商利益集团的经济意识形态在此期间也开始逆转战后以来对利益相关主义的强调，将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自由理论推广到更大的社会层面。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自1972年成立以来就不懈地推动解除企业管制的立法，1997年起该组织发布的每份声明文件都赞同“股东至上”的原则，凸显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股东受益，实现利润最大化。克拉克曼和汉斯曼在2001年宣称，以往关于管理资本主义与劳方导向资本主义、国家导向资本主义，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间的争论，已以股东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出而“终结”，全球的公司治理和资本主义模式正在向股东导向模式趋同。这些观念也反映在了当政者的思维中，突出的表现就是80年代“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出笼。里根政府的司法部甚至将芝加哥学派的一些信条写入法规，比如在反垄断政策上，对大企业的并购和垄断市场行为采取了宽松方针。
到20世纪90年代，利润的提高和股价的上扬取代了以往的财富共享理念，成为检验企业是否成功的新试金石。这些新的企业观念和经济思想一起汇成了广为人知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潮，它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世界很多国家的决策和制度的关键性经济意识形态。
（二）政策和制度变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上述思潮已鲜明反映在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调整上，其总体取向是亲近资本和减少国家干预。无论是美国的里根政府（1981年—1989年）还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1979年—1990年），都曾不遗余力压制工会的议价能力，全面压缩各项社会福利开支，同时大力推进私有化措施，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减少对企业和资本流动的管制。
在这些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自由化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金融自由化进程已在美国启动。1973年，麦金农（R. J.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 S. 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为金融自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70年，尼克松政府批准成立“金融机构和金融管制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提出了使金融机构具有灵活性，金融业务自由化和打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分工的一系列建议。1973 年，尼克松政府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金融制度改革的咨文》。在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国会和金融管理当局自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后期开始，对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了各种修改，使得美国金融公司突破了以往的分业经营限制，转向了高度自由化的混业经营，其政策变化见表2。
其次，在公司政策和制度上，逐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政治权力向亲商政策转移，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和共和党人，正如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研究指出，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为克服当年美国因发动越南战争而带来的危机，就曾给计算机、软件等信息科技行业予以大量政策优待，政府的角色受到严格限制，企业几乎不承担任何社会福利责任，以工程师为主要劳动力的科技企业规避了传统工会文化的影响。这促使了7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但也酝酿了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隔阂和政治疏离。在70年代末的卡特总统任期内，由民主党人掌握的国会已改变以往对资本的警惕态度，在工商界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否决了由卡特提出的建立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议程，并阻挠劳工法改革提案的投票，通过了关于取消货运、铁路、电信和航空等具有自然垄断特征行业的管制的法案，以及有利于公司高管的新破产法和养老金法案、税法法案。1978年，由第95届美国国会通过的破产法，不仅允许破产公司的管理层保留原职，还让他们完全控制整个破产重组过程，这改变了过去四十多年来的传统，在此之前，破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必须辞职，公司高管会被来自外部的破产托管人取代。里根政府时期对企业的“松绑”，在金融政策和制度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到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信息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且进一步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它们共同推动了美国历史上相比以往更大的企业合并浪潮，资本的集中化给予技术和金融领域巨大的推动力，使之产生了更大的垄断性经济权力。在政治不断为资本的扩张清除路障的同时，企业主导国家政策的做法甚至获得了政治支持，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部分推翻了2002年限制竞选捐款金额的竞选融资改革法，声称该法律违反了公司参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的自由演说权，“除民权运动时期之外，最高法院都特别地保守，并且偏向资本家”。再次，在税收政策上对资本让利。与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企业和富裕人群曾负担高昂的税率显著不同，70年代后期以来，该税率显著降低。1978年，美国国会阻止了卡特提出的堵塞富人缴税漏洞和逃税的法案，通过了新的综合税法法案，不仅没有实现增税，反而推出了减税措施，包括对投资者的最高资本利得税由49%大幅度削减到28%，企业缴税的最高税率由48%降为46%。综合税法中还塞入了一个小字印刷——“401（K）条款”的法规子规，改革了向普遍雇员们提供终身养老金的大部分旧企业制度，把总额原本达数千亿美元的养老金支出的重担转移到雇员身上，这有利于增加公司利润和首席执行官（CEO）的奖金，却使大多数中产阶层必须自己承担养老金的支付。在此之前的美国终身养老金保障体系中，公司需要保证每月签发一张养老金支票给退休职工，直到他们离世。在新的401（K）条款下，公司不再提供每月按时签发的养老金支票了。里根当政期间，资本所得税、遗产税以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都被削减，七年内，最高所得税率从70%下降到28%。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分析了当代美国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成因，并详细论证了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大幅减少了美国富人的联邦税负”，“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流向了前5%的纳税人”。当前美国对富人征收的税率在35%以下，这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92%）、肯尼迪政府时期（77%）形成了强烈对比。
（三）企业形态的改变
上述政策与制度变迁，推动的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逐渐淡出，和股东资本主义的不断强化。尽管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不少州通过了强调利益相关的公司法，但国家总体的政策与制度调整是有利于股东资本主义的，实际的进程也是股东资本主义胜出。这个进程又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一致，在此过程中，企业发生了由“社会存在”向“孤立存在”的变迁，重大变化包括：其一，由先前内嵌于社会性网络，为众多利益相关者服务，转为外在于社会，主要为股东服务，由先前兼顾利润与社会效益，转而追求利润至上；其二，企业在全球投资和组织生产，实现跨国经营，对某个相对确定的“母国”的依赖不复存在，其利润存放也越出了“母国”的范畴，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尤其如此；其三，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企业利用各国都想获得更多投资的发展主义导向，诱逼各国政府对企业让利，从而获得了相当大的税收主动权，这在美英等国同样如此，甚至更甚。在股东资本主义赢得主动的情况下，企业以往为国家负担的两个主要责任——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提供工作机会，创造税收为国家给民众提供福利创造条件——因此流失。这也是企业与一国民众的利益相关性逐渐弱化的过程，并且是在企业有国籍的情况下发生的。今天，很多跨国企业去国籍化，利用离岸公司和避税天堂逃脱交税义务的行为屡见不鲜。
三、“第三条道路”：“趋同”中的坚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股东资本主义所向披靡，汉斯曼和克拉克曼在21世纪来临之际宣告，股东导向模式战胜其他主要竞争模式已成定论，公司管理者惟一能做的事，就是为股东（包括非控制股东）的经济利益行事，遍观发达国家，尽管各国在公司治理制度、股权、资本市场与商业文化上仍有差异，但有关公司形式的基本法律已高度一致，未来将进一步趋同。诚如这两位作者所说，80年代世界各国还曾惊羡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成就，认为日德公司的优异表现，是采用了异于股东导向模式的更为优越的治理结构的结果，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强劲的经济表现与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略逊一筹又形成新的对比，股东导向模式也因此胜出。英国和法国在趋同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先后将包括英国石油公司、电讯公司、航空公司等在内的27家主要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私有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包括减少住房补贴，提高养老金提取年龄限制，削减教育经费等；出台就业法、工会法、工资法等法案，打压工会力量，解除或减轻企业责任。法国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也在80年代放弃了戴高乐主义，转而采取了类似美英两国的措施，而在此之前，戴高乐主义指导下的法国，战后曾长期推行“五年规划”制度，严格规范金融市场，扶持战略产业，保护农业及某些非竞争性的产业，这些政策曾帮助法国在较长时间里实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又为全民福利的普及提供了良好保障。
21世纪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倡导它的人那里也遭受了不少怀疑。曾任法国保险公司总裁的经济学家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是“莱茵模式”概念的提出者，他在90年代初曾对德国等莱茵河流域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极为称颂，认为它一方面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方面也更加平衡。然而，他又悲观地预计，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顾环境成本、社会公平的“坏”的资本主义，未来有可能压倒德国、日本的“好”的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在没有社会福利、工会或污染控制的国家使用廉价劳动力，以及害怕被没有追求长期生存和利润兴趣的资本蛀虫接管等种种因素都诱使身在各地的公司经营者倾向于减少因关注利益相关而带来的高社会成本。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相对良好的表现，让阿尔贝尔一度担忧起“莱茵模式”的未来，他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汉斯曼和克拉克曼同样的问题：21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都将趋同于新美国模式（neo-American capitalism）？
德国在70年代曾经历小规模的经济危机，80年代以后全球化时代来临及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给德国带来了很大的国际竞争压力。1982年，在施密特（Helmut Schmidt）担任总理期间，时任财政部长的施泰因（Peer Steinbrück）提出了对德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1990议程》，在十点内容中，多个方面已有向股东资本主义靠拢的迹象。德国在此期间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有利于股东资本主义的变化，一些新保守派人士和市场主义思想家认为德国“莱茵模式”创新能力不足，主张仿照美国模式用新的生产体制与游戏规则来取代旧的体制和规则，呼吁以资本市场和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统治为基础的“市场国家”来取代德国传统的“社会国家”，重点又在于解除市场管制，推进私有化，降低税负和缩减国家转移支付。在1982年—1998年科尔（Helmut Kohl）担任总理期间，德国效仿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1983年法国密特朗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减少政府管制，加强经济自由，推进私有化。联邦政府退出了在一些企业参股，推动一些非上市公司实行改组上市，对小规模企业和不动产则采取直接拍卖和出卖的措施。继科尔担任总理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2003年推出《2010议程》，改革德国的福利制度和劳动市场政策，主要措施包括鼓励就业的劳动政策，简化解雇保护协定，改进工资协议法，企业尽可能为员工提供培训机会以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些举措相当程度上是对施泰因《1990议程》的继承和应用，又被施罗德政府之后的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政府所延续。
同期的日本在经济思潮上发生了类似于德国的变化，与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深刻影响日本经济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经历房地产泡沫后的日本经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所流行的一种理论，是经济与法制系统的国际竞争将导致某种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最大可能是朝向基于美国经验的“国际化”或“标准模式”。日本学者在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讨论中，反复探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的“政府协调主义干预经济”是否真的能够成功转型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政策和制度选择上，日本政府90年代提出要构建“自由、公平与国际化”的金融市场，1996年推进金融监管大改革，将日本金融监管方式由行政指导模式（administrative guidance）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及相应司法解释（legal rul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的法治模式，以往以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管制的金融市场调整为以市场为中心的、更加透明的金融体系。在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2001年—2006年），日本曾推进过邮政民营化改革，意图将国有的邮政公社股份化、私有化，这一改革后来搁浅。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纷纷缩小董事会规模，包括削减非执行董事的人数。这种变化先是在美国发生，后被日本和欧洲国家效仿，其主要表现包括在董事会中任命大量独立董事，减少董事会成员数目，设立诸如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等外部人士居多的掌握实权的董事会委员会，强化董事会成员与机构股东间的联络，将管理者薪酬与股票价值密切关联。
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私有化在全球的高歌猛进，很多国家的公司私有性质越来越强化，社会性质越来越淡化。不过，德国、日本向美国“标准模式”的靠拢，仍然是有保留的。吉尔平曾比较过美国、日本、德国在经济体系包括企业治理结构上的不同，他认为90年代各国经济趋同程度提高，但即使如此，到了21世纪初，各国经济的基本差异仍不可小觑，美国、英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较为相似，德国经济和欧洲大陆的公司型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点，日本和一些亚太地区国家的“发展型资本主义”与美国和德国都有所不同。他发现，在美国企业强调利润和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日本企业仍没有放弃考虑对参与者（包括雇员和分包商）承担责任。7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传统的以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为主的退休金保障方式式微，401（K）条款以及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日渐普及，雇主不再对雇员养老金的投资盈亏负责，转而由雇员自行承担。日本在2001年后也逐步引入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但大多数企业雇主仍为其雇员管理和投资养老金，并未出现由雇员个人对养老金投资盈亏负责的责任转移现象。日本的企业与雇员之间仍保持了很高的利益相关，这较好地保障了日本人退休后的生活。
德国同样如此，它的经济体系中密布着各式各样的制度网络，市场主体主要受到自行规定的行为准则的约束，这与美国大为不同。社团主义市场经济传统上注重共同利益，并不相信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著名的关于恶行产生公利的“蜜蜂的寓言”，德国《基本法》规定：“财产权负有责任，对财产的使用应当同时有利于公众利益”。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财产权的“责任”如何实现？德国司法的解释是市场的既定规则要以社团主义经济体制的现实为导向，它包括了依据个人能力征税的原则和共同决策机制。如何征税和企业决策奉行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是决定资本运动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主要体现，股东至上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造就的利益疏离，关键成因就在于跨国公司纷纷选择了逼迫政府减税和避税、逃税的策略，以及公司运营者做出了单纯从股东利益考虑，着眼短期利润的决策，而将企业雇员的福利保障、技能培训等统统推给社会。德国的《2010议程》在部分层面弱化企业对雇员的责任的同时，又在另一些方面加强了企业对雇员的责任，比如要求企业对每一个寻求培训岗位并具有培训能力的人提供培训机会，如果企业未能履行承诺，将追索企业的培训费；在改进工资协议方面，仍设置了不触及职工参与权，不取消行业工资待遇普遍适用协议的前提，这些都鲜明体现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特征。
德国、日本在向股东资本主义的“标准模式”趋同的过程中，还努力维护以往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一些传统，比如与美国的金融业与制造业逐渐分离成两种互不相关的产业业态不同，德日两国大银行的主要职责仍是向制造业投资，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紧密联系使得银行的投机行为较美国要少得多；在德日两国以及北欧国家，企业所有权相对集中，股权不像美国那样分散而是大宗持有，银行融资占有重要地位，这使得股票市场的重要性也远远不如美国，企业投资仍更加重视长远利益而非短期股价和股票期权。这种权衡与选择，在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眼中，乃是“第三条道路”。这种主张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8年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有较好的反映，该书对纯粹的自由市场和高福利社会建设都表达出了不信任，力主社会公正和解放性政策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追求，但这要以社会的广泛参与和重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为前提，“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人。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包括德国、英国在内的不少欧洲国家，都曾一度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引下，纠正在此之前过于激进的私有化、自由化政策，致力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四、 比较与反思
到底是股东资本主义优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还是相反？今天对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比较时，已处于与20世纪90年代极为不同的时空场景和时代氛围。三十多年前，世界正在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和欧洲都沉浸在“资本主义阵营战胜社会主义阵营”的喜悦中，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全世界都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现在就是其他国家的未来，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然而，进入21世纪后，先是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接着是近年来美国和欧洲不断加剧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美国和欧洲越来越以“问题”而非“答案”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可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的终结”所表达的乐观主义，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暗含的不确定感，时代特征上的这种巨大转变，也提醒人们在看待资本主义不同模式的观念争执与实践作为时，需要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对它们进行比较，所比较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谁更有效率，还要看它们在保障经济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和维护政治秩序上的差别。
（一）经济效率之比较
这是首先要关注的方面，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争论，以往的焦点话题正是谁的效率更高。1996年刊登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利益相关者的资本主义》一文，对二战结束到90年代中期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效率做出了比较：战后到80年代，奉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和英国，直至80年代后期，美英两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赶上甚至超过德日。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股东资本主义曾志得意满，似乎给资本主义模式孰优孰劣的内部之争划上了句号，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一段时间，美英两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减缓，相反，德国经济表现向好，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达到4.18%，大大高于美国的2.56%和英国的1.95%。1970年—2020年的五十年间，德国的经济效率总体不输美国，展现了注重利益相关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活力，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曾长期表现优好，但最近三十年持续低迷，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德国在经济体制上既吸收了美国的一些优点，又避开了其不足，“德国经济有一些特征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很相似，有一些则与日本的政治经济体系很相似，但是在其余方面与美国和日本却很不相同”。曼也指出，1960年—1980年，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表现胜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1980年—2000年，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股东资本主义9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内曾表现出更高的效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9年3月6日的报告中指出，2007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乃是缘于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规制和市场约束的失败，这也可以说是股东资本主义的一次挫败。
美国今天在经济上仍表现出较高的效率，近些年来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大都是在美国出现的，承载这些新技术和业态的大公司，也是产生于美国。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成功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德国公司的效率并不低于美国，其大公司的成长虽没有美国耀眼，但一大批精耕于某些前沿性技术，精准对向某些特定需求的中小型公司，却牢牢地占据了自己的市场份额。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德国曾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以往应对失业的方式统统失灵，许多人因此认为，这种现象是德国社团主义经济体制在全球竞争压力下，灵活性不足、成本过高的结果，“劳动力与福利国家的过高成本势必导致市场竞争力的丧失”，然而，在经历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相对优好的表现，又使人们得出相反结论：“恰恰是这种为后工业时代量身定做的生产模式使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企业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相比之下，日本的发展型资本主义（会社主义）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上相对表现不佳，特别是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以来，以政府规制及政府、官僚和财团“铁三角”的庇护为特征的日本模式，被视为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虚弱封闭的“温室”体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使得事后变更规则的可能性提高，结果阻碍企业事前开展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在美德日三个国家中，美国和日本各走了两端，即美国是市场放任型，日本是政府主导型，德国则处于中间状态——政府与市场共同治理，在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多年里，德国维持良好经济效率的时间是最长的。
还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德日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向美国“标准模式”的趋同，是否达成了更高的经济效率？答案已体现在最近三十年来表3所示的五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变化上。1996年日本仿效美国开展金融大监管改革，构想通过金融自由化及配套的金融体制转型，培育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引领经济复苏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日本经济低迷的状况并无根本好转。英法两国在向美国趋同后，经济状况在80年代后期一度有所改善，但进入90年代后又陷入重重困难，在做出“第三条道路”的回调后，经济表现在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有所好转，但不久就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重新经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调节后，最近几年来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相比之下，德国保持经济景气的时间最长，更多反映了“莱茵模式”的长期有效而非股东资本主义之功。
（二）经济平等之比较
一种经济模式是优是劣，不仅要看其经济效率，还需要看它在增进公共福利上是有利还是不利，生产性环节和分配性环节共同构成了对经济制度优劣的评价准则。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的经济全球化，从当时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大大高于以往，但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也大大高于以往，“镀金时代”的说法，正是对当时现实的反映，它给世界曾经带来的灾难，已经众所周知。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在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会自动助益于公共福利的普及，在没有强有力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的情况下，财富增殖只会形成“马太效应”，富者更富而贫者更贫，或说，相对贫困的程度被进一步拉大。二战期间及战后相当长时间内，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受到更多欢迎，各国普遍对经济平等更为关注的时代，5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经济平等上做得更加出色，但到了60年代后期，北欧国家后来者居上赶超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欧陆国家也在80年代超过它们。从70年代起，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不平等扩大得最明显，尤其是美国。美国经济学者伯杰（Peter L. Berger）在苏联解体前夕说：“如果有人想改善大量穷人的生活，运气最好的赌注仍然是资本主义，培植经济增长的政策较之专注于再分配的政策，更有可能使收入差距趋于平等。”这可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实，甚至在七八十年代仍基本如此，然而，却明显不是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现实。进入21世纪以来，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坚持尽可能抑制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尽管德国、日本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相对自身来说也有所加大。
（三）社会连带感与政治秩序之比较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引发经济不平等，产生利益疏离和制造政治撕裂上的差别也是明显的。近几年，因政治纷争激烈而引发关注最多的两个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是奉行股东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笔者曾分析了美国社会由利益相关到利益疏离的演变及对政治认同的破坏作用，经济平等的恶化已显著传导为政治场域的对立，这不仅表现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在2018年、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和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也是一览无余。相比之下，仍相当多保持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特点的德国和日本，尽管社会问题也比以往有所增多，但并没有演化为激烈的内部政治纷争，其成因虽然并不完全在于经济因素，但经济因素所占的份量无疑重要。德日两国政治撕裂程度不如美英两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政治领导人或执政党能够长期获得选民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自2005年当选执政，成功连任四届，直到2021年退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担任首相后，一直连任到2020年，成为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在民主选举制度下，政治领导人和执政党长期在朝，反映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纷争相对较小，政治秩序稳定性相对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因素考虑，美国、英国这些年来政治上的混乱现象增多，并不仅仅来源于经济不平等，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进程中这两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地区的利益关联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直接影响到社会连带感的强弱，进而影响到政治认同。注重短期利润的股东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空间条件下，更容易改变一国企业与该国其他企业、机构和公民的利益相关性，进而使一国内部的不同群体、地区间发生利益疏离并演变为政治撕裂，这在美国表现得极为明显，英国的脱欧公投和苏格兰独立公投也是如此。与之相对，由于资本市场远没有美国和英国发达，银行在企业融资中仍据有关键位置，德国、日本的企业一直注重长期利益和生产性秩序，与本国银行、企业和机构间的业务关联始终十分紧密，对雇员的福利保障和技能培训也仍然予以足够重视，由此抑制了不同群体、地区间的利益疏离。德日以银行为关键中介的交叉持股和关联公司经营结构，不太容易被外国公司控制和并购，这种制度设计可谓是全球化内化的“防弹衣”，是在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内部利益粘连的同时，又防止这种利益相关性被外力所破坏。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利益共同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也许在有些时候不如股东资本主义有效率，但在维护国家内部的利益相关和社会连带感上，明显比后者有着效能优势。基于此，是否有利于塑造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地区间的利益关联，也应是衡量经济模式优劣的重要方面。
（四）资本与政治关系的转变
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在维护社会连带感和政治秩序上的差别，又与它们对资本与政治关系的塑造上的差别直接关联。美国和英国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股东资本主义，更容易突破主权国家对资本的限制，使国家为资本所役，进而瓦解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经济结构，其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产业向外转移，从而减少制造业的就业人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分立，从而抑制制造业的发展；跨国公司诱逼国家对其减税或者选择逃税，从而动摇国家的财政基础。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还充分利用国家对外拓展经济利益与政治影响的需求，依靠国家力量打破国家间的壁垒，构造有利于全球资本流动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全球化尚未形成或其早期，由于全球市场的不足，国家与资本联手开拓海外市场，对国家是有利的，因为投资主要在原料和初级产品，而外部世界主要是原料来源地和市场，终端产品还是在国内，因此，有利于促进本国就业、财富积累和利益共同体生成。在全球性的生产、贸易和投资市场形成后，海外不再仅仅是原料供给地和市场，而是演变成生产地、研发地和短期利润的投机场所，资本对某个相对固定的具体国家的需求大大减弱，由此开始增强对国家的博弈能力，国家在其内部进行利益调节，抹平不同阶层所得差距的能力因此受到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维持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政治对资本的节制，是十分困难的。曼认为，直到今日，政治权力对资本主义仍有着普遍的限制，“因为它们继续将资本主义分割为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利益的观念和私有资本家利益一起主导着全球经济；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两种利益之间存在着张力。虽然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是有限的，但是受民族限制的资本主义的数量却很大”，并指出，很多大的跨国企业拥有双重身份——国家身份与国际身份，“资本主义是世界经济的事实赋予了它常规化、制度化的全球性权力”，“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权力，只有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才能与之抗衡”。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向美国经济模式趋同现象的发生，也说明在全球化条件下，坚持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规制资本会遇到很大挑战。如何既利用好全球化在经济上的好处，又尽可能抵制其对民族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解构性，很难做出两全其美的选择。德国、日本仍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家内部的利益相关性，所以国内社会撕裂相对较小，政治纷争不那么激烈，从中需要做出的反思，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选择，不应以效率压倒公平，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选择，应驾驭经济全球化而不是迁就经济全球化，以免产生利益疏离，造成政治上的负作用。当然，美德日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利益相关的差异，也在于不同的政治体系在抵御资本对政治的侵蚀的能力上“先天”就有分别，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资本与政治关系的演进方向与程度。吉尔平指出，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分属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各州也分享了这一权力，这“大大限制了美国政府实施连续有效的全国经济战略的能力”，也使私营部门并不十分在意政府的政治意愿，这与大藏省独家管理日本金融体系迥然不同，同样的这种职责，在美国是由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几个独立有效的联邦机构分担，它们还受到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制约。青木昌彦也认为，美日两国在政府形态上有别，前者是规则依存型政府，民间对政府有相对较大的谈判力，日本是关系依存型政府，协调部门、职能部门与民间企事业团体间的相互关联，使得职能部门不能无视公益，企业也需要尊重职能部门的意志而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自我约束。与美国偏向依从习惯法，日本主要倚靠行政管理有别，德国的成文法体系高度发达，在宪法上就对企业行为和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做出了规范，这使得德国的资本意志难以僭越政治意志。
五、结语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争论主题，是这两种资本主义哪一种更有效率。转至今日，更需要比较的是两种资本主义谁更有利于维护经济平等和促进政治和谐。相比经济效率的降低，陷入政治纷争对国家的挑战更大，良好的政治秩序仍可为提升经济效率创造条件，一旦政治失序，国家可能面临大范围的混乱。股东资本主义也许比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但当这种效率的受益者是少数群体时，其效率越高，对经济平等和政治和谐的损害也越大。这已反映在美国的财富总量近些年来仍在明显增长，但其阶层分化和政治撕裂却日益严重上。
在经历最近十余年来的金融危机、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后，经济思潮又在向战后一段时间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回调，去道德化的经济思考重新受到质疑，相反，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强调起经济活动不能仅仅关注效率，也要关注其社会与政治后果。当前美国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有回归罗斯福新政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一些迹象，突出表现在加强对大公司的规制，比如加大力度对四家巨型数字互联网公司开展反垄断调查，发出国际倡议设置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2021年当选后，提出将推行增长和分配并重的“新资本主义”政策，加大对企业的监管，要求企业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和资本收益，还需要重视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当然，对两种资本主义孰是孰非的争论，仍不会停止，在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重新提出建设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目标后，郑志刚评论认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是很难实施的，股东中心的地位仍不可撼动。
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的争论，以及对美德日三国经济体制的比较中，需要厘清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下叶普遍经历了对其经济体制的改造，其要又在于重构资本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国家对资本的节制能力，塑造不同社会构成间的利益相关性，使资本运动有利于促进国民福利的增长和社会连带感的提升。二战前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受到更多更大的关注，乃是20世纪中下叶很多国家重构政治与资本关系时的“初心”，它又是对19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和资本运动在进入20世纪后陷入失败的反思，在那一轮全球化的后期，对自律性市场的痴迷，发生了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脱嵌”，即自由市场和资本运动意欲脱离社会整体需求，进而导致了普遍的社会瓦解，在很多国家和全球层面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灾难。20世纪晚期以来股东资本主义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胜出，实际上已背离20世纪中下叶工业化国家在重建其经济社会体制时的“初心”，打破和颠覆了国家即政治权力对资本运动的节制。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向股东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对全球化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发生了全球化内化的现象，“国民经济”及与之相关的利益调节机制被瓦解。
今天的世界正在重现一百年前的场景。在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资本主义利弊得失的长期观察比较中，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当前全球化面临“终结”之际，坚持“利益相关”相比以往时候更加显得必要。当代世界在股东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普遍面对着政治体的利益基础塌陷，进而政治撕裂愈发加剧的现象，重塑政治体的利益相关性，正在重新成为时代性问题，它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反思。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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