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贾牧耕｜地方因应与分途同归：中共湖南暴动的演进研究（1927—1928）
【内容提要】八七会议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影响，城市暴动观在中共党内占据上风，实行策略转变势在必行。在中央“反机会主义”与“左”倾情绪影响下，中共湖南省委在中央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实际，提升对武装力量的重视程度，适时将暴动重心转移至敌人力量薄弱地区，促使湖南革命出现新突破。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与贺龙在中心城市暴动失败后自主探索革命道路，向乡村转移与重视武装力量的特点突出。二者分途同归，共同朝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迈进。
【关键词】中共 暴动 游击战争 乡村割据 湖南
一、 问题与资料
八七会议后，湖南成为中共中央实行武装暴动的重点区域。暴动中，中共在湖南的革命实践存在两条探索路径：一方面，湖南党组织摒弃中央在“反机会主义”与“左”倾情绪影响下制定的激进暴动计划，结合自身实际，将革命重心适时从长沙引入乡村与边缘地区，并更加重视武装力量的组织与建设；另一方面，毛泽东、朱德与贺龙在城市暴动受挫后敏锐分辨敌我形势，将暴动余部移至敌人力量薄弱地区，促成地方革命形势高涨。二者形成原因、发展脉络、主导角色不同，却分途并进、殊途同归，共同朝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迈进，为中共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作出重大贡献。以湖南革命中的两条探索路径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丰富地方革命史研究，对理解中共在湖南的革命实践，乃至中共土地革命早期行为抉择与政策演进都颇为有益。
就目前研究而言，以湖南为对象考察中共暴动策略及其演进过程，仍存在突破空间。
其一，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土地革命初期中共武装暴动方针在不同省区的传达与落实过程，但相关研究多聚焦浙江、陕西、江西、河南等相对边缘地区，对暴动中心湖南缺乏足够关注。
其二，有学者关注到八七会议后中共策略的艰难转变过程，但研究各有侧重。例如，何志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设废为切入点，展现中共暴动由城市向乡村的动态转变过程，但研究主要聚焦长江局之组织建构，对中共的策略转变过程涉及不多。其研究也止于第一届长江局，未能关注新军阀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政策转变，亦未能以地方视角关注地方自主性对中共革命道路形成所发挥的推动作用。翁有为的研究虽动态展现了毛泽东及其部队从接受湖南省委领导到创建根据地省委的革命过程，研究视角却随毛泽东转移，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湖南省委后续的暴动实践，对白区党组织探索中共革命道路的作用与价值体现不够充分。
其三，以金冲及、任伟为代表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多面性、复杂性进行论述。这些研究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推动了学界对中共革命实践的认知。但是，包括中共湖南省委在内的白区党组织策略由“依赖城市”向“扎根乡村”的“转移”过程仍然存有值得细究的空间。
事实上，作为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中心区域之一，湖南党组织不仅在中央政策调适与自主抉择下开始转变革命策略，相关实践更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革命活动相结合，二者共同塑造了湖南革命道路的内在特征。本文拟对中共中央、湖南省革命历史文件及地方革命史资料进行比对、互证与分析，展示中共暴动政策在湖南的践行与演进过程，揭示湖南革命中分途同归的两条探索路径，以阐明中共革命道路的形成，主要是中央战略引导与地方自主探索良性互动下的产物。
二、 国共分裂前后湖南革命暴动的激进化
湖南地处南北交通咽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便在两湖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随着革命重心北移，两湖地区成为继广东之后的政略中心，备受中共中央关注。作为中共武装暴动重点省份，湖南党组织获得中央政策倾斜的同时，相较于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党组织，承担了更多责任与压力。
国共分裂前，湖南党组织受到中共中央“联合战线”政策影响，对革命之残酷性、长时性缺乏认识，多有为巩固与国民党之统一战线而抛弃阶级诉求之举。例如，中共湖南区委曾直言国民革命时期地方党组织应极力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待民主会议召开，通过民主方式解决问题，对贫农争取乡村政权行为疏于引导。此做法致使地方党员与民众斗争心态涣散，部分地区土豪、军阀势力反扑。为纠正失误，湖南区委转而提出“从争斗中去建设‘民主的新湖南’”。但直至1927年7月，湖南省委斗争总策略仍是“坚决的留在国民党内奋斗”。这为中共中央日后在湖南党组织中实行激进的“反机会主义”埋下伏笔。
马日事变后，为应对日益紧张的时局，中共中央重建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委托其起草暴动大纲，并指示湖南党组织“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同时，中央任命夏曦、毛泽东、郭亮组织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酝酿、组织暴动。国民党公开反共后，“联合战线”政策宣告破灭，中共中央转而实行“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计划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1927年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举行秋收暴动。为加强湖南党组织领导能力，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湖南指挥暴动事务。会议还批评了党内过去“看轻湘省暴动”倾向，不再视秋收暴动为南昌暴动之“响应”，湖南革命在中共革命布局中获得更加突出的地位。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湖南革命的政策指示走上了激进化道路。为肃清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审查近期党组织所犯之“机会主义”错误。湖南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所采取的举措也被视为右倾，成为中央在湖南开展“反机会主义”的导火索。由于反右倾过程中未能注意防“左”倾，八七会议助长了城市暴动与工人罢工的盲目倾向，将暴动成败与“机会主义”错误简单勾连，中共中央对湖南党组织指导由此走上激进道路。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央通过“反机会主义”方式向湖南党组织施加压力，在主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断要求其暴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设置中央派出机构，向湖南委派中央领导人，以此方式强化对湖南党组织的指导，以确保其不偏离中央既定政策轨道。
在暴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央为湖南党组织设立暴动日期，要求其“速行暴动”。为实现这一目标，1927年8月16日，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新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夏明翰、易礼容、贺尔康、毛福轩等9人组成。18日会议又选举彭公达、毛泽东、何资琛三人为常委，彭公达为省委书记。为集中力量尽快暴动，湖南省委决定“放弃其他几个中心”，将原定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地区同时暴动计划更易为仅湘中暴动计划。这并不是湖南党组织的主动选择，而是其在中央政治压力下的被动因应。即使这样，湖南党组织仍未获得中共中央充分信任。8月29日，湖南暴动尚处于酝酿阶段即招致中央批评。中央在暴动决议案中将湖南党组织计划斥为“机会主义”，直言“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为避免“机会主义”错误，湖南党组织只得迅速暴动，以完成中央任务。
湖南全省总暴动时间后虽调整为1927年9月16日，但对于刚刚遭受重创的湖南党组织来说，准备时间仍然十分仓促。更为严重的是，秋收暴动本计划以农民为主，结合农村秋收顺时发动，但在城市暴动观影响下，中共中央转而要求部队进攻长沙，相关政策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进攻受挫后，湖南省委暂停暴动，此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反对。马也尔致中共中央信表示，暴动不能延期，湖南党组织唯有加紧进攻长沙，方能“停止已开始的退却的举动”，中央“左”倾情绪再次被其激发。9月19日，中央委派临时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赴湖南，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根据马也尔报告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已将湖南党组织在暴动中之失误上升为“机会主义”错误，希冀通过直接委派中央同志介入湖南方式，督促湖南党组织严格落实中央暴动政策。
任弼时抵达湖南后，虽负有贯彻中央暴动政策之使命，但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地审视湖南暴动局势。任弼时对中央政治局“长沙立时举行暴动”决定提出不同意见——据其观察，湖南暴动条件尚不成熟，盲目暴动只能失败，在乡村地区发动农民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才是当务之急。然而，“左”倾情绪已在党内占据上风。10月1日，中央调回任弼时，并于同日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行中央集权”。作为中央派出机构，长江局位处武汉，距湖南更近，中央对湖南党组织的指导力度得到进一步强化。
然而，湖南革命形势未随长江局成立明显改观，迟滞的态势加重了中央对湖南党组织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怀疑，中共中央对湖南党组织政策指导由此转入更为激进的“反机会主义”时期。1927年10月24日，临时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罗亦农与中央军事部秘书长、长江局委员王一飞受中央委托赴湖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上，罗亦农严厉批评了湖南党组织的“机会主义”错误。他认为，湖南农民运动居全国之首，但长沙暴动仍然失败，原因即在湖南党员“许多观念都非常之错，而且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的性质”。湖南党组织唯有实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改组各级党部”，方能“铲除过去的党中机会主义的一切恶习”，真正推动湖南革命前进。会议结束后，罗亦农返回武汉，王一飞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组织与政策层面进一步贯彻中央“反机会主义”决议。
中共中央对湖南党组织政策指导的激进化趋势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1927年10月，宁汉战争爆发，中央“左”倾情绪进一步高涨。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集扩大会议。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宣称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将党内轻视革命形势之行为视作“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左”倾情绪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此背景下，中央对湖南党组织政策指示进入“惩办组织”与“再行暴动”阶段。扩大会议上，中央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中的行为“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撤销毛泽东、彭公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与省委委员职务，给予湖南省委全体委员记过处分。同时，鉴于唐生智溃败，中央认为“两湖在现状之下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要求湖南省委尽快再次暴动。湖南党组织行为选择在中央压力下更加激进，不仅于12月发动被称为“动而不暴”的长沙暴动，更实行“焦土战略”，焚烧湘鄂大道两侧房屋，严重脱离群众与现实情况，引发湖南当地群众强烈不满。若不是周恩来等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及时纠“左”，激进政策为湖南革命造成的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
可见，湖南党组织革命实践在中央政治高压下经历了一系列激进化过程。八七会议、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成为湖南革命激进化过程中的三个标志性事件。三次会议为湖南党组织带来的主要影响也经历了由“速行暴动”至“反机会主义”，再至“再行暴动”与“惩办组织”三个阶段。1927年12月3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宣传大纲中回顾了这一过程，表示“本党今年中间的失败，全是机会主义作崇（祟）。湘南马变后之停止暴动，以及九月秋收暴动之失败，亦在在是机会主义为殃作衬〔纣〕。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及湖南省委的十月二十四日紧急会议，全是在与机会主义奋斗。但机会主义绝不是一个决议案所能打倒，亦绝不是在和平局面中所能打倒，而它之表现，却常常在争斗时”。湖南省委进一步提出，“我们要使暴动成功，亦就此及时消灭机会主义，走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正轨”。可见，此时的湖南暴动已成为“反机会主义”大潮下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日增的政治高压深刻地影响了湖南党组织行为选择。湖南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任务有二：其一，湖南党组织需要在不违背中央路线的前提下完成其交予的革命任务；其二，湖南党组织需发挥地方能动作用，在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同时，探索符合湖南现实情况的革命道路。
三、 边缘崛起与军事斗争：湖南武装暴动的新趋向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形成离不开中共中央指导，亦离不开地方党组织的因应与探索。面对中央给予的政治压力，湖南省委审时度势，在坚持上级正确部署前提下，灵活运用暴动政策，使湖南革命出现新趋向。
八七会议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地方党组织，均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城市暴动观。秋收暴动前，中共中央虽提醒湖南省委注意湘南、湘西等区域，但二者部署实际上均以长沙为中心，甚少关注其他地区。何资琛即认为，湘北地区未能在秋收暴动中起到应有的“响应”作用。彭公达亦认为秋收暴动失败原因在于“党的主观见解只重湘中数县，在湘中数县暴动，湘南、湘北少去注意”。这都说明，湘南、湘北等区域暴动目的仅在配合长沙实行中心城市暴动，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暴动地位。限于自身力量，湖南省委也无力负担一场全省总暴动，“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而“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南、湘西等区域在秋收暴动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失利中孕育着新的探索。中心城市暴动失败后，湖南省委开始重视上述地区。这一转变离不开中共中央与长江局的宏观指导。湖南省委紧急会议上，罗亦农要求湖南党组织一至二个月内于湘南、湘西、湘西南造成“农民暴动割据”，以在乡村与省边缘地区建立革命基础。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湖南、湖北省委信再次提出割据思想，要求湖南省委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相较于中央再次于两湖暴动的决定，这一指示更为务实，也更加符合湖南党组织现实需求。
中共中央虽为湖南党组织策动暴动指明方向，但党内“左”倾情绪浓厚，中央仍不断促动湖南党组织再次暴动。对此，湖南省委吸收中央割据湘西、湘南政策同时，对中央施予的“左”倾政治要求予以灵活因应。在湖南省委紧急会议上，罗亦农虽受中央委托批评了湖南省委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在是否实行总暴动一事上并未盲从中央政策。1927年10月29日，长江局政治决议案表示，中国革命在两湖与广东暴动失败后“受了相当的打击”，长江流域各省党组织应当暂停暴动，以游击战争为主要斗争方式，做暴动准备工作。这对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下的湖南党组织意义重大。收到中央与长江局指示后，湖南省委迅速转变革命策略，于11月初向中央表示，湖南党组织今后将扩大游击战争，夺取乡村政权，做暴动准备工作，但“大规模的暴动急切不可行时不必勉强为之”。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先前的“左”倾错误。
但是，长江局发展游击战争之策略未能得到长期贯彻。唐生智下野后，上述政策很快被党内“左”倾情绪冲淡。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尽快组织第二次暴动。经历前一阶段失败，湖南省委坚持中央与长江局割据乡村、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将暴动自主权下放至地方，工作重心明显转移。1927年11月17日，湖南省委发布通告，部署全省暴动工作。在此文件中，湖南省委总体坚持了乡村割据与发展游击战争政策，要求“能暴动之乡市，即须暴动，能暴动之县城，即须暴动”。对于不能暴动地区，湖南省委则要求当地党组织加紧游击战争，做暴动准备工作。为防止地方党组织理解偏差，湖南省委特别强调，湖南各区域党组织应策动各县乡“尽量暴动”，“所谓夺取全省政权的暴动，并非全省各地同日暴动及各县围攻长沙省城底意思”。唐生智部移至长沙后，湖南省委还成立了湘东特委、湘东南特委、湘南特委与湘西特委，将注意力由长沙移至敌人力量薄弱的省边缘地区。总之，湖南省委实行乡村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的做法，推动了各地割据工作的建立。此举既不违背中央决定，又可保存湖南革命有生力量，实现了中央意志与地方需求间的短暂平衡，湖南广大乡村地区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由此可见，第一次长沙暴动失败后，湖南省委开始灵活运用上级政策。这体现为，湖南省委在采纳中共中央、长江局正确政策的同时，将暴动主体由城市向乡村转移，并对中央“左”倾情绪下的激进暴动要求予以一定程度的抵制。1928年后，随着中央“左”倾错误逐步纠正，中央复又调整湖南革命策略，这恰可印证湖南省委自主探索之正确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1928年后，中央虽然仍将长沙视为政治中心，却调整夺取长沙策略，转而指示湖南党组织“占据大城市是在广大地域之上的工农斗争达到成熟地步的最后一举”，“不要以长沙暴动为全省的信号，而要以长沙暴动来完成全省的夺取政权”。其次，中共中央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乡村割据政策。1927年12月14日，中央要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实行割据，“特别是湖南应立刻割据起来”。随着“左”倾错误纠正，这一指示愈发清晰。在1928年3月召开的临时中央常委会上，中央提出“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并要求上述地区党组织“发展到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进于割据的局面”。“割据”一词成为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普遍用语。最后，中央将湖南革命重心转移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边缘地区。中央致湘东特委信便表示，“在总的发展局势中，醴陵安萍浏阳平江茶陵攸县湘潭衡阳耒阳安仁等县工农兵势力已经逐渐得到联结而形成了湖南总暴动布置的中心区域，换言之即湘东一带的斗争局面成了全省暴动布置上的中心区域”。如若不是湖南省委发挥地方能动性，灵活运用中央与长江局暴动政策，湖南革命局势恐怕会陷入更深的泥潭。
分析中共在湖南的数次暴动可发现，经过中央的“割据”指导、长江局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湖南省委对上级“左”倾错误的抵制，湖南党组织暴动策略由秋收暴动前后以长沙为撬动点的“全省总暴动”，转变为以地方县乡为主体的“割据暴动”。八七会议前，湖南省委计划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区域同时暴动。此部署因力量过于分散难以实现。为集中力量，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中转而要求起义部队围攻长沙，此举忽略敌我力量对比，遭受敌人沉重打击。失败后，湖南省委开始重视地方县乡割据工作。作为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地方县乡“退”可以扩大游击战争积蓄力量，“进”可以实行地方割据暴动，动摇敌人在长沙的统治基础。湖南省委暴动政策也由最初的“全省暴动”思路，转变为秋收暴动时的“长沙暴动，周边响应”的思路，进而演进为“周边暴动，动摇长沙”的思路。此过程标志着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广大乡村地区转移，也标志着省边缘地区割据工作在中共湖南革命政略中的崛起。
在乡村割据政策形成过程中，湖南党组织对武装力量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共建党之初，未对发展武装力量给予足够重视。国共分裂后，中共丧失国民党军事庇护，无法同北伐时一般开展工农运动，“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在“反机会主义”背景下，中央将“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视作“军事投机”。但各地党组织暴动时又需要武装力量支持，二者为此时常产生龃龉。秋收暴动前，中央虽抽调部队交予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却强调此军事部署唯有在全省暴动计划之下方能实行，告诫特委“万不可本末倒置”。长沙暴动失败后，中央指责湖南省委过于倚重军事力量，不相信革命群众，“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面对指责，湖南省委坚称暴动主力仍是工农，军事力量仅是工农力量的补充，省委并未将其作为暴动主力使用，反称中央指示“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其实，湖南党组织并未充分运用武装力量。林育南致中央报告曾坦言：“长沙暴动事非常困难，敌人的武装军从比我们徒手多得多，我们只有枪十支，炸弹很少”。任弼时致中央报告亦表示，湖南全省可为调动的部队仅2900人，可使用的枪支也仅1570支左右，唐生智却有多达35690人的部队与23800支枪，湖南党组织难以与其抗衡。
因对武装力量保持较高关注，湖南党组织成为中共中央批判“军事投机主义”的重点对象。尤其在“反机会主义”浪潮下，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态度更趋谨慎。长江局第十次会议上，罗亦农认为湖南党组织有两大问题，“一是毛泽东主义，枪杆上出政权；其次农民暴动响应军队”，更在长江局会议上直言：“易礼容主张要二万枝（支）枪，六十万元钱，才能暴动”，“毛泽东之主义并不成其为主义，他常互相矛盾，他虽主张军队，但不懂军队”。压力之下，湖南省委只得接受“批评”，承认过去仅注意军事运动，忽略了工农阶级日常斗争，“所以军事暴动一停止，工人运动即随之而消灭”。在湖南省委紧急会议上，罗亦农再次指责湖南省委言必及军事，重申“本党军事工作的主要方向是：武装工农加紧兵士的宣传与破坏敌人军队的组织”。第二次长沙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再度谴责毛泽东部犯有“极严重”之“政治错误”，计划派遣一名“负责同志”前往军中改造党组织。可见，中共中央与长江局此时虽注意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却对武装工农外的发展模式仍存疑虑。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虽对运用武装力量十分谨慎，但仍为湖南党组织提供过有益指导。1927年8月，中央指示两湖在暴动成功后将工农军“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可代表中央意志的湖南省委紧急会议亦提出增加武装工农力量，“使其成为真实的战斗的力量”。但是，这些指示被党内“左”倾情绪冲淡而未能落实。长沙暴动失败后，“割据”政策逐步形成，湖南党组织对武装力量逐步有了新体察。此外，发展游击战争与乡村割据也必然促成地方军事水平提高，直至建立正式革命军队，彼此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28年2月，湖南省委虽仍将毛泽东之举措视为“单纯的军事行动”，却表示“工农革命军的建设，须立即有计划的开始。已有的工农武装，除开一部分为乡村赤卫队之用外须编制正式作战的工农革命军”，“工农军的组织应当是志愿的非雇佣的。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省委致平江、铜鼓、修水各县委信亦指示当地党组织应当尽快实行乡村割据，强调“平江应有正式红军的组织，最少成立红军一团”。湖南省委对武装力量的看法也大为改观。例如，省委虽对“完全是军事的”湘南暴动仍有疑虑，却并不否认其贡献，夸赞暴动“开湖南全省暴动的新局面”。这表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虽然仍十分警惕“军事投机主义”的出现，但湖南省委与地方党组织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建设正规武装力量支持暴动。
随着中共“左”倾政策被纠正，中央亦开始调整运用武装力量策略。在致湘东特委信中，中央批评了湘东特委过去解散军队、放弃枪支的做法，要求其“在斗争上必须有正式作战的工农革命军”，并开始强调军队改造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亦批判了将一切军事行动目之为军事投机的行为。转变固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直至1930年，苏区与军事工作才真正成为中共工作重心。但由湖南省委的因应与探索中，已然可以看到湖南党组织对武装力量重视程度的提高。也正是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并不完全同频之举措，方显地方自主探索之重要性。诚如毛泽东所言，“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随着“乡村割据”与“发展游击战争”政策深入，湖南省委由八七会议前放弃革命军队领导权，寄希望于实行乡村自治的妥协政策，演进至八七会议后的武装工农暴动模式，进而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有选择地建设和使用武装力量，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实践在困境中渐成趋势。
四、 战略转移与军事先行：毛泽东、朱德、贺龙的探索与因应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朱德与贺龙汇聚湖南，相较于中央与湖南省委紧密指导下的第一条探索路径，他们的革命实践缺乏上级指导，却仍通过割据边界、改编暴动部队等方式走上自主探索革命之路，构成湖南革命实践中的第二条探索路径。两条路径各有其独立发展脉络，却分途同归，成为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对自身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便认识到敌人力量薄弱地区之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并十分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运用。在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毛泽东曾统计湖南全省枪支数量及分布情况，对大革命失败后工农武装去向做出三种安排，第二种便为“上山学匪”。他表示，只要有中央资金支持，湖南省委便可凭借军事残力作持久斗争。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未盲从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坚决主张“武装上山”，“保存武力”。在秋收暴动准备会议上，面对湖南省委复杂的思想状态，毛泽东提出“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但是，秋收暴动被中央斥为“军事冒险”，“上山”思想未能得到中央领导人与湖南省委成员的普遍认可。
暴动失利后，毛泽东认为攻打中心城市不可取，党应转变革命部署，将革命重心移至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坚持农村斗争，发展土地革命，与广大农民相结合，再图起义，故率领余部向文家市方向撤退。由于敌情瞬息万变，毛泽东几乎脱离上级指导，但这也使其摆脱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左”倾政策掣肘。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于部队驻地召开前敌会议，明确提出向湘赣边界转移计划。毛泽东于讲话中强调，以部队现有实力攻打长沙脱离实际，“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的地方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其长期以来酝酿的“上山”，重视武装力量之思想真正得以实践。抵达三湾后，毛泽东对部队实行改编，强化部队组织与纪律，其革命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观察与判断符合中国革命实情。
除毛泽东部，朱德在湘南地区亦走上相似道路。湘南地区群众基础深厚，即使经历马日事变与国民党右派进攻，革命火种仍然保留。八七会议前，毛泽东曾计划以汝城为中心策动暴动。湖南省委后又在此设立湘南总指挥部与湘南特委，为当地工作奠定组织基础。但在中心城市暴动观影响下，湘南革命工作未能得到省委真正重视。据陈佑魁观察，湘南特委人力单薄，“不但没有很多的工作，并且不能做很详细的报告”，相关工作难以推进。
南昌暴动失败后，朱德被迫活动于湘粤赣边界，这在客观上使其注意到乡村与省边缘地区的重要性。潮汕失利后，朱德于饶平县召开干部会议，表示除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外，“保存这支军队”并“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是部队当务之急。他进而表示，“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
192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致信朱德，表示“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你部应迅速与湘赣边界毛泽东部取得联系，共同发动群众，用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无法联络，则在湘南与当地党组织计议，发动群众举行起义”。在此指示下，朱德与湘南党组织负责人杨子达、胡少海策动湘南暴动。暴动中，朱德十分重视军事工作，不仅利用现有部队攻占宜章、郴县、资兴、安仁、桂阳等县，更先后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4师，以及工农革命军独立第3师、第7师，推动湘南革命形势前进。湖南省委虽认为此暴动“完全是军事的”，却也注意到湘南在军事胜利后“有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对武装力量在湘南暴动中所起之撬动作用表示肯定。朱德日后回忆：“这一暴动影响了全国各处暴动的兴奋，几个月中间，各处起来，有广大的运动。有红军的区域，有湘西、鄂豫皖……这次行动的确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给全国的一个大的兴奋”。
湘鄂西暴动与毛泽东、朱德之革命实践呈现出相似特点。相较于湘中、湘南，湘西地区革命基础薄弱，长期未能得到中央与湖南省委关注。但此处敌人力量薄弱，有多股地方武装可为中共利用。1927年11月，湘西特委围绕暴动、农运、工运制定了详细计划，但据彭公达观察，湘西党组织仅注意与当地会匪首领接头，农运、宣传工作很弱，“工作都未抓住痛痒”。
贺龙、贺锦斋抵达湘西后，湘西革命形势方才转变。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失败后，贺锦斋认为攻打中心城市不可取，“要求党派他至长江搞游击战争”，并很快在湖北藕池发展“百余人枪”。贺锦斋部活动范围虽有限，却已透露出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转移与重视武装力量之思路。与贺锦斋相同，南昌暴动失败后，贺龙请求中央允许其前往湘鄂西地区开展斗争。1927年11月，贺龙向中央表示，湘鄂西革命应先由其“派人协同本党同志密赴各地活动。第二步将湘鄂西地区分若干区域实行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恰中央希望于两湖策动新暴动，遂同意贺龙计划，“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
贺龙抵达湘鄂西后，利用个人威望与社会关系发动群众，整合地方散兵、会匪，组建近3000人、700余支枪的武装，贺龙与贺锦斋分别担任军长、师长，下辖两团。1928年4月2日，革命军攻克桑植县城，并于次日成立桑植县革命委员会与中共桑植县委，为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由日后中央致贺龙信可见，贺龙于湘鄂西的革命实践依然遵循党组织先创造武装基础，后凭借武装力量迫使“匪军”就范，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之步骤。更为重要的是，贺龙的革命实践与中央既定斗争路径不同，但中央对其实践仍“表示是满意的”。
毛泽东、朱德与贺龙的革命实践构成了湖南革命实践中的另一条探索路径：
首先，他们都有深厚的军事思想或背景。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湘鄂西暴动中，毛泽东、朱德与贺龙均以武装力量为支点策动地方革命，并在暴动后注意部队改编与建设，体现出“军事先行”的特点，而明显区别于中央之武装工农策略。诚如何长工所言，“过去巴黎公社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也在城市。十月革命是先建立苏维埃，后建立红军。我们则不同，是先建立红军，发展之中成立苏维埃”。
其次，三人的探索都是基于革命现实情况下的被动抉择，带有强烈的经验性质。贺龙日后曾回忆：“当时，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怎样组织？都不清楚。”在此情况下，领导人的革命经验成为中共探索革命道路的动力之一。作为武装暴动受挫后的部队余部，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深刻认识到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与中心城市之牢固，不拘泥于苏俄革命经验影响，较早转变革命策略，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
最后，他们的革命活动都具有坚持中央部署，结合地方实际的特点。暴动受挫后，毛泽东、朱德难以与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取得稳定联系。这使他们得以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较少受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既定路线影响。贺龙凭借个人经验与观察，向中央提出湘鄂西地区重要性，本就具有一定的先行性。且桑植暴动后，湘鄂西地区仍在敌人“围剿”下处于半封闭状态，仍需贺龙、贺锦斋自主决定革命策略。总之，毛泽东、朱德与贺龙结合地方现实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政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 结语
国共分裂后，共产国际将革命着眼点置于中心城市，未意识到中国革命特殊性，也未计划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受其影响，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仍将城市工人暴动视作工作中心——不仅强调“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更表示要“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中心城市暴动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湖南党组织在坚持中央正确决议的同时，抵制党内“左”倾情绪，积极探索符合地方实情的革命之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在湖南的革命实践呈现如下逻辑特征：
第一，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便在湖南开展工农运动，这使其在乡村具备深厚基础，即使日后中心城市暴动失败，湖南党组织仍可于广大乡村地区寻得生存与活动空间。此外，作为中共土地革命初期的政略中心，湖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可以经常性地获得中央政策、干部与经费支持，具备较为坚实的物质、组织基础。
第二，作为政略中心，中央政治压力并未压垮湖南党组织，反而激发其自主性的产生。可为对照的是中共另一政略中心湖北。虽然中共中央、长江局也曾要求湖北党组织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做暴动准备工作，但湖北省委拘泥于城市暴动，政策转变迟缓，对乡村地区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武汉暴动失败后迅速陷入对暴动责任的争执中。与之相反，湖南省委由中央与长江局指导中看到暴动的另一种可能性，促使湖南革命获得诸多新发展。
第三，相较于其他省市中共中央、省委、地方党组织的“单线探索”模式，湖南革命“双线探索”模式更为灵活。这表现在：毛泽东、朱德与贺龙无需受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左”倾政策掣肘，向乡村转移与重视武装力量特点突出。此模式亦使湖南革命韧性得到增强——湖南省委日后虽多次遭敌人破坏，湖南革命形势却仍得以在毛泽东等人推动下前进。更为重要的是，“双线探索”实践证明，作为高度强调集中统一的政党，地方党组织革命实践仍然以贯彻中央正确指导为主线。中央在保持严密组织体系的同时，亦会对地方党组织的成功因应予以回应，进而调整自身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政策逐步形成。
湖南革命两条探索路径的产生背景、发展脉络、主导角色均不相同，却在对敌斗争中走上相似道路。由中共革命胜利的长程视角观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此时虽然尚未形成清晰概念，但湖南革命实践却都向着此方向加速转变，共同构成了八七会议后中共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面向。
贾牧耕：安徽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