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宋逸炜｜《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
【内容提要】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不仅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歌曲。普法战争后，《马赛曲》最早由王韬以诗歌的形式介绍至中国，此后出现的各译本经历了由文言格律到白话诗的翻译过程。《马赛曲》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制订国歌的实践，启发了诸多爱国革命歌曲的创作。《马赛曲》蕴含的民族情感与斗争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以《马赛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效用。
【关键词】《马赛曲》 近代中国 革命 国家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解释了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的原因：“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人民日报》之所以提到《马赛曲》和《国际歌》，不仅是因为二者与《义勇军进行曲》拥有相似的创作背景和精神特质，还在于这三首歌曲共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学界关于《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个案研究相当丰富，但有关《马赛曲》的研究还集中在歌曲的翻译层面。本文将在系统勾勒《马赛曲》译介过程的基础上，观察近代中国对《马赛曲》的理解、运用及其深远影响。
一、《马赛曲》及其早期译介
1792年4月下旬，法国军官鲁热·德·利勒（Rouget de Lisle）在防御普奥联军的前线重镇斯特拉斯堡创作了《莱茵军团战歌》。同年夏天，高唱着这首歌曲的马赛联盟军进入巴黎，在8月10日的战斗中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此后，这首歌曲以《马赛曲》的名字迅速传播。对内，它鼓舞了18世纪至19世纪法国人民的历次革命运动，表达了追求新世界的美好愿望；对外，它吹响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号角，重申了捍卫祖国的坚定信念。1879年，经众议院讨论，《马赛曲》事实上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歌。
《马赛曲》的文本有六段，每段8行（vers），每行8个音节（pieds），每段第4句重复演唱。每段后的副歌包括两个“十二音节诗”（alexandrin），中间由两个“前进吧”（marchons）区分，即副歌5行，每行6个音节。作者表达了浓厚的爱国情感和武装保卫祖国的决心。随着《马赛曲》的传唱，后人增补了“写给孩子们”的第七段，鼓励他们继承前辈志向，继续为国而战。如果完全遵循《马赛曲》的格律，歌词的中文翻译应是正文每行8字，副歌每行6字。
前进祖国的儿女们，
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光荣的日子已来临！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那举起来反对我们，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是暴政的血腥军旗。（重复）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bis)你们可听到原野上，
Entendez-vous dans les campagnes凶残的士兵在咆哮？
Mugir ces féroces soldats?他们冲到你们身边，
Ils viennent jusque dans vos bras屠杀你们子女伴侣。
Égorger vos fils, vos compagnes!武装好，公民们，
Aux armes, citoyens,组织你们军队，
Formez vos bataillons,前进吧，前进吧！
Marchons, marchons!用肮脏的血液，
Qu’un sang impur灌溉我们田野！
Abreuve nos sillons!
一般认为，晚清思想家王韬是将《马赛曲》歌词翻译为中文的第一人。1870年春，王韬结束了两年有余的欧洲之游后回到香港。同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此后，王韬和张宗良编译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新闻，于1873年至1874年间将之结集出版，是为《普法战纪》。在该书第一卷关于战前情势的报道中，他不仅记录了“或有唱麦须尔诗而退”的巴黎市民，而且对这首歌曲进行了详细介绍。“麦须尔诗”即《马赛曲》，据王韬所述，这首歌曲的主旨是反对国王的残酷统治，它常常在乱世危局之际演唱，平时则受到严格限制，偶有演唱者则会被警察逮捕，视作叛徒。继而，王韬翻译了“麦须尔诗”的四段诗文，其中第一段是：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
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因奸蠹。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王韬是用中国古典七言诗的格律来翻译《马赛曲》的，每段前八句各异，后四句相同，对应《马赛曲》的五行副歌。不过，这一译文与鲁热·德·利勒的文字存在明显不同，甚至无法与原诗各段匹配，只能说二者同样传递了鼓励英勇战斗的精神。最后，王韬还简单地比较了中西方的诗歌传统，强调《马赛曲》的代表性。梁启超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21号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中，虽然对王韬一生的翻译成就评价不高，但肯定了他的《马赛曲》译稿，认为王韬的文字大体反映了法国的立国精神。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二十日刊行的《新新小说》“音乐”栏目，登载了《马赛曲》第一段和副歌的法文原诗、中文译稿、法文五线谱和中文简谱。《马赛曲》由此可以用中文演唱。文中对歌曲译名的翻译有“法兰西革命歌”和“马塞页士歌”两种，译者署名“侠民”，歌词的译文是：
咄嗟其起翳，吾国青年。
时其至矣，来日光天。
苛政猛虎，犹自肆贪涎。
残民以逞，赤旗高搴。
恶声四起兮，尔其闻旃。
王卒怒吼兮，屠人如菅。尔子为戮兮妻为奸，
尔吭为扼兮，尔臂为钳。
趋集尔群，体团。
趋厉尔刃，甲抔。
前前，速前。
溅彼民贼之秽血，
以粪我田。
侠民的译文可以与《马赛曲》逐句匹配，其内容和意义也更贴近原诗。但译者选用了楚歌的形式，以优雅的文言文进行翻译。据学者考证，这一文本是来自震旦学院的传唱词，在同盟会成员陈景韩主编的杂志上刊出，侠民极有可能是清末的爱国知识人龚子英。在日俄战争爆发的背景下，译者借此传达了朴素的爱国情感。这个译本在清末民初流传甚广，例如，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以及《中国革命记》和《国民杂志》都转载过侠民的译稿，这些文本的断句和个别字词虽然有所差异，但都以“法（佛）兰西革命歌”为题，将《马赛曲》视作法国大革命的象征。
1917年，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的“灵霞馆笔记”专栏中，详细介绍了鲁热·德·利勒创作《莱茵军团战歌》及其演变为《马赛曲》的经过，并在结尾处附上国外对《马赛曲》的两则评论。刘半农在文中表示，自己曾见过《马赛曲》的十余种英文译本，但即使其中最佳的译文，也与法文原诗相去甚远；而现有的两种中文译本，牵强晦涩，无法反映《马赛曲》的原意。因此，刘半农首先将法文诗稿以“句句对义”（paraphrase）的方式转化为英文“散文”（prose），再将之由英文译成中文。文章收录了《马赛曲》七段全部的法文、英文、中文歌词，其中第一段和副歌分别是：
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血旆已高扬。君不闻四野贼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国民，秣而马，厉而兵；整而行伍。冒死进行。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
在不擅长法文的前提下，刘半农尝试寻找翻译《马赛曲》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篇与原诗较为贴合，内容完整、文笔优美的诗歌，可惜不易传唱。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半农的译文在此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被各类报刊转载，而且被收入中学课本与文集，即使从巴黎学成归国的黎东方重新编译《马赛曲》，也只是对刘半农的译文稍加删减编排。
然而，也有人对刘半农“文白参半”，经英文转译的歌词不甚满意。1920年，马骥良就以《马赛曲》的法文原诗为底本，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马赛曲》七段的全部内容。其中第一段和副歌的译文是：
快快去，国家的小孩子，
光荣的日子到了！
我们反对的是暴政，
流血的国旗举起来了！
你们听见，在乡下，
那些野蛮兵士叫喊么？
他们一直到我们的臂上，
杀害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妻！
去打仗，国民呀！整起你的队伍！
进行！进行！把不清洁的血浸润在我们的田里！
马骥良用白话文翻译的诗稿通俗易懂，且与法文原诗字字对应，但不足之处在于，每句长短不一，如果用于演唱，还需调整。自此以后，以白话文翻译的《马赛曲》歌词不断出现，如杨荫鸿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马赛利歌》第一段、第六段的歌词，张若谷先后在《申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马赛曲》第一段和全部七段的歌词，等等。这些白话文译词较好地反映了《马赛曲》原诗的大意和精神内涵，有助于《马赛曲》在中国的传唱。
从清末到民初，《马赛曲》的歌词翻译经历了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其中一些译词的变化，更折射出近代中国人的观念转型。例如，对《马赛曲》副歌中“citoyen”一词的翻译，就从传统语境下的“体团”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民”；而《申报》上也有“马赛之歌，能激法国之大革命”等表述。随着《马赛曲》不同译本的传播，近代中国关于《马赛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二、《马赛曲》与近代中国的国歌
国歌（national anthem）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法国国歌《马赛曲》影响了近代中国制订国歌的讨论与实践。
在旅美作家裕德龄的《御香缥缈录》（Imperial Incense）中，有这样一则关于《马赛曲》的轶事：《辛丑条约》签订后，西行避难的清朝王室重返北京，当列车抵达天津车站时，袁世凯组织乐队在月台上奏响《马赛曲》，以示隆重迎接，颇觉新鲜的慈禧太后对此甚为满意，“禁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来”。据“德龄公主”所述，如果太后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歌”的话，“也许就会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乐家（连那队长在内）拖去砍头的”，但她借此机会向太后提议，尽快“制定一支中国国歌”。该书自1934年起在《申报》上连载，因作者有曾在慈禧太后身边出任女官的经历，成为时人窥测清宫秘闻的畅销作。尽管书中记载多有错讹，现有研究也已证实慈禧太后回京途中未曾到过天津，但此事清晰传递了当时人们对《马赛曲》的普遍认识：一方面，《马赛曲》是法国革命与共和制度的象征，与清朝帝制相龃龉；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需要像《马赛曲》一样的国歌。
在正式外交场合演奏国歌是国际交往的惯例，出使西方各国的清朝官员在此过程中首先意识到了国歌的重要性。例如，曾纪泽在1878年至1885年间受命出使英、法、俄三国，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创作“国调”《华祝歌》的经历。可以推测，多次在外交场合听到包括《马赛曲》在内的西方国家国歌使曾纪泽颇受触动，他由此希望寻找能代表清朝的官方曲目。不过，清朝确定国歌的过程历时颇久，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四日，清政府才正式公布了第一首官方国歌《巩金瓯》。
此外，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国歌应当具有团结国内民众的凝聚力，法国国歌是一个很好的典范。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了奋翮生（蔡锷）的《军国民篇》，文章从中国历史传统出发，谈及音乐具有振奋精神的功用，作者表示：“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摸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1912年以后，中华民国教育部、外交部试图制订新国歌的尝试一直未能成功，《中国雄立宇宙间》和《卿云歌》等虽可临时充任国歌，但其歌词均为文言，曲调悠长，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很难鼓舞人心。故而，制订新国歌的呼声不断出现。1918年10月28日，《益世报》刊登了讨论国歌与国民性关系的文章，作者通过分析各国国歌的特点，认为《马赛曲》具有革命、正义、自由、战胜暴虐的精神，虽非专业作曲家谱成，却是不朽的名作。因此，中国国歌也必须由中国人创作，如果因为困难而将此机会让与外人，“决不能适合吾国情，发挥吾国民性也”。
1919年，《时事新报》刊登了若干篇研讨国歌问题的文章。9月29日，教育家吴研因从内容、思想和来源等角度批评了《中国雄立宇宙间》。10月3日，邰爽秋发文支持，表示国歌歌词“就应当用白话文编纂，叫一般无知识的人，一听就懂。这才是全国国民的国歌”。针对10月4日刊发的商榷文章，吴研因于10月7日撰文回应，指出国歌的内容需要“在一个民字上发挥”，“优美庄严”，“具体的不要抽象的”，形式上需要“用有韵的白话歌”，“篇幅不要太长”，并强调“法国马赛革命La Marseillaise，美国爱护哥仑比Hale Columbia”就是例证。上海的讨论很快传至北京。次年2月，《晨报》先后发表了多篇相关主题的文章。其中一篇署名“缨尘”的来稿写道：世界各国大都有表达“极纯挚的爱国心”，“振刷国民精神”的国歌，近来中国的国民运动虽然蓬勃发展，却没有这样的爱国歌曲，教育部当前选定的《卿云歌》“仅是一种毫无用意（的）浮词”。继而，作者提出《马赛曲》是我们学习的“模范”，如果一时无法创作出适合中国的国歌，不妨采用法国国歌，它起首两句“爱国男儿向前进，光荣日子已来到”，“不是替我们中国爱国的人说话吗？”1919年至1920年间关于国歌问题的讨论，既源自对现实国歌的不满，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爱国主义思潮和白话文运动相关。在此过程中，法国国歌《马赛曲》成为典范，得到了近代知识人的认可。
国民革命期间，《马赛曲》继续出现在有关国歌的讨论中。王光祈于1926年出版的《各国国歌评述》一书，收录了《马赛曲》等12首西方国家国歌的译词，介绍了20余首各国国歌的历史，旨在为制订中国国歌寻找方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申报》刊登了多篇关于《马赛曲》的讨论文章，张若谷详细介绍了《马赛曲》的历史；建南谈及《马赛曲》之于中国的意义：“我相信马赛曲腾沸了法兰西人民的热情，同样他也会沸起我中华人民的热血”；应鹏批评《卿云歌》无法真正反映中国人民的精神，以《马赛曲》表明“真正的国歌，一定能够收唤起大多数民众国家思想的实效”；黄震遐补充谈到了《马赛曲》在世界各国革命中的突出作用。可以说，近代中国知识人不仅对《马赛曲》的历史有一定了解，而且转向讨论它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意义。
不过，训政体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3月决定以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歌》暂代国歌，并在1937年6月将其正式确定为国歌。但是，这首由音乐家程懋筠谱曲的作品，风格与《马赛曲》存在明显差异。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旋律激昂、振奋人心的《马赛曲》得到了广泛传扬。
三、抗日战争中的《马赛曲》
1931年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马赛曲》成为救亡宣传的重要媒介。1932年，翻译家侯佩尹在《慈幼月刊》发表了《马赛革命歌》的第一段译词；次年，又在《大陆杂志》发表了《马赛曲》七段的全部译词。据其表示，他翻译《马赛曲》受到了九一八事变和西班牙革命的双重影响，希望中国也能出现像《马赛曲》这样的作品，可以“鼓舞军心，唤起民众”。
在理论层面，知识分子通过援引《马赛曲》的历史来呼唤爱国主义精神。1934年8月12日出版的《京报》在长篇介绍《马赛曲》诞生过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民族歌曲的重要意义，“为民族复兴的前途，我们正迫切地需要一些壮烈的词曲，和壮烈的乐谱，来复兴我们国家民族”。1936年，左翼文学刊物《光明》发表署名“列斯”的文章，以《马赛曲》作者百年忌辰和法国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为契机，强调中国同胞在“中世纪的野蛮主义以及暴政抗战”的双重压迫下，了解《马赛曲》的历史和发扬这首革命歌曲所蕴含的精神的特殊意义。1937年6月28日，西安《工商日报》以《马赛曲》为例，讨论了国难时期创作救亡歌曲的必要性。
在民众中，《马赛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方面，一些工具性辞书收录了《马赛曲》的词条。例如，顾凤城等人编写的《新文艺词典》对《马赛曲》的描述是：“这是伟大的进行曲之一。该曲的歌词和乐谱都很雄浑而高雅，获了群众的广大欢迎，不啻是法国革命的大暴风雨时期的战鼓。”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配有伊西多尔·皮尔斯（Isidore Pils）的画作《李斯尔唱他的〈马赛曲〉》，并简要介绍了歌曲的历史。另一方面，《马赛曲》出现在音乐教育中。朱晸旸、俞子夷合编的《新小学教学法》称：“我们应该选择像《马赛曲》一样雄壮的歌曲”，这样才会实现音乐教育的意义；李晓农、辛曾辉合编的《乡村小学教学法》强调：音乐教材的选择“要能兴奋儿童情感”，《马赛曲》就是合适的曲目；陈兆庆所著《中国农村教育概论》讨论音乐会在农村教育中的作用时，提到《马赛曲》“能使懦者变为勇，弱者变为强”，特别是对处于国难时期的中国来说，音乐在“训练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工具书和教育的普及，《马赛曲》的动员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与此同时，一批在《马赛曲》基础上改编的作品应时而生。1931年10月，爱国杂志《血钟》刊登了柏华杰仿照《马赛曲》所作的《战歌》，作者对刘半农的译词做了少许改动，指明敌人是残暴的日本，表达了中华民族同胞“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民”的决心；这首作品还被《国民空军》杂志转载。1936年12月31日，《太原日报》刊登了一首《新马赛曲》，歌词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国难危机：“强暴敌人一步步进逼，铁的蹂躏不稍留停，吞完东北又来吞华北，华北完了——华南，华中！”呼吁中国同胞：“不分恩怨，不分你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一全民族革命战争！”1937年1月5日，宣传抗日的《进修半月刊》刊登了重新填词的《马赛曲》，其中写道：“民族的存亡就在此时此刻”，“只有战斗才能达希望”。七七事变后，《国民》刊登了季豪译词、麦新配词的《马赛曲》和《抗战进行曲》，以此呼吁进行伟大的艺术创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赛曲》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马赛曲》寄托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1938年，孤岛文学作家李健吾在《少年读物》杂志上发表了介绍《马赛曲》诞生历史的文章。1939年，《现实》杂志不仅重印了刘半农与马骥良翻译的《马赛曲》歌词，而且刊登了张若谷对《马赛曲》的介绍文章，强调《马赛曲》是“一切被压迫的民族的灵魂的呐喊”。
在国民党统治区，《马赛曲》呼唤着民族精神的弘扬。1939年4月10日在广西召开的音乐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就“抗战诗歌”问题展开讨论，有人以《马赛曲》为例，强调承载了民族精神的歌曲所拥有的巨大生命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出版的《阵中日报》发文表示，希望作曲家谱写中国的《马赛曲》，以此教导军民握紧武器进攻敌人，使敌人感受到“四面倭歌”。1940年德军攻占巴黎后，左翼文人艾青在重庆创作诗歌《哀巴黎》，其中有“我的耳际／还在响着／《马赛曲》、《国际歌》的歌声”的诗句。国共两党共同主办的《救亡日报》还在1940年11月17日发表文章，从“法国傀儡”赖伐尔向纳粹德国投降后同意禁唱《马赛曲》的建议出发，引申到日本侵略者不仅禁止沦陷区中国人民演唱中国国歌，而且“更干脆地追打着哑针”，由此抨击“中国傀儡”的无耻。1941年，张志渊在为儿童所写的关于《马赛曲》的故事中深情表示，曾经创作《马赛曲》的城市已经陷入纳粹德国的手中，“为了推翻世界法西斯，奠定人类的真正和平，我们不该努力再作一个‘世界的马赛曲’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马赛曲》是鼓舞军民战斗热情的旋律。1937年秋，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在访问延安后转赴山西的路上，记录了士兵们边走边唱的生动场景，他们除了演唱地方色彩浓厚的各省民歌，在西安和上海常听到的“民族解放”的进行曲片段，还会唱“欧美人比较耳熟的歌：《国际歌》，《马赛曲》，或是《快乐的同伴》”。1939年夏，沂蒙工作团团长匡亚明在应对日军扫荡的夜间行军途中，“会哼上一段振奋人心的《马赛曲》”。丁玲也曾表示，革命根据地的歌曲创作蓬勃发展，雄伟的《第二次全苏大会》歌曲“甚至堪比《马赛曲》与《国际歌》”。
可以看到，《马赛曲》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赋予新的意义。它融合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精神等多种情感，凝聚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热情；而对于《马赛曲》普遍性意义的弘扬，也充分反映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从《马赛曲》和《国际歌》到《义勇军进行曲》
以上梳理表明，近代中国对于《马赛曲》的理解，始终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歌和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两种意涵交织展开，其中很多关于《马赛曲》的解释，都将之与另一首同样诞生于法国的革命歌曲相连，即《国际歌》。
事实上，《国际歌》的创作与《马赛曲》关系甚大。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下，欧仁·鲍迪埃（Eugène Pottier）写作了《国际歌》的初稿。这份诗稿虽未配有任何曲谱，但结构与《马赛曲》完全一致。可以说，鲍迪埃写作《国际歌》时，脑海中始终萦绕着《马赛曲》的旋律。不过，直到1887年去世前不久，鲍迪埃将重新修改的《国际歌》收入个人作品集中，这首诗作才逐渐为人所知。另一方面，由于《马赛曲》在1879年后为法国官方所用，社会主义者需要一首能够与之区隔的歌曲，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国际歌》谱写了新的旋律。因此，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指出：“《国际歌》是《马赛曲》的无产阶级续篇”。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青年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法期间，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在现实斗争中学会了用法语演唱《马赛曲》和《国际歌》，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1920年，中文语境中出现了两个直接译自法文的《国际歌》译本；之后以俄文为底本翻译《国际歌》的瞿秋白、萧三、陈乔年等人，也有过学习法文或留法、留苏的经历。1926年，中国共青团宣传部主任李求实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革命歌曲汇编”《革命歌集》，其中收录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等15首歌曲；他还按照《马赛曲》的曲调为作品《前进》填词。邓小平在1929年百色起义前向当地青年教唱《国际歌》；在1936年8月2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联欢晚会上演唱了《马赛曲》。蔡畅等人在长征途中演唱《马赛曲》的场景，康克清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1939年2月14日，陈毅在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的大会上用法文演唱了《马赛曲》，并受其影响参与创作了《新四军军歌》。通过演唱革命歌曲，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传递着顽强不屈的意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赛曲》和《国际歌》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有启发作用。聂耳13岁—15岁在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走读时，“喜爱当时群众中流行的《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马赛曲》等中外革命歌曲”。1929年前后，聂耳跟随英文教师柏西文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最喜欢拉奏的曲子有《伏尔加河》《马赛曲》《梦幻曲》和《国际歌》”。在1931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聂耳写道：“重新精细地照谱弹《马赛》，从前总是乱来”。时至1935年，聂耳受邀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影片导演许幸之在听完聂耳的试唱后问道：“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聂耳答曰：“是受它们一些影响的，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与《马赛曲》和《国际歌》具有相似性。《马赛曲》首句向“祖国的儿女们”发出呼唤，《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开篇则分别向“饥寒交迫的奴隶”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发出号召；《马赛曲》中“用肮脏的血液，灌溉我们田野”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际歌》中“最后的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中“最后的吼声”等表述近似；《马赛曲》中多次出现的“前进”和《国际歌》中多次出现的“起来”，同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不断强调。一二·九运动前后，清华大学海燕歌咏团演出的第一首曲目是“《国际歌》，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马赛曲》”。
这三首歌曲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都得到了高度重视。据冼星海自述，他在1929年至1935年留学巴黎期间，常常听到《马赛曲》，这使身在异乡的自己想起祖国正在遭受的苦难，激励了个人的创作；冼星海在1938年至1940年写作的《略论民歌研究》一书中，也强调歌曲“能增加革命的力量”，《马赛曲》之于法国大革命，《国际歌》之于俄国革命，《打倒列强》等之于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之于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最好的例证。1947年，吴一立在《新音乐入门》一书中写道：“法国的马赛曲，苏联的国际歌，我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不知有若干千万人被这些歌曲号召而参加到民族革命的行列里去，相继完成不朽的伟大事业”。1948年，《开明少年》发表了抗战期间根据《马赛曲》填词的作品，进而表示《马赛曲》在世界上的地位，“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的地位相等”。
1949年9月，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部分委员对提名《义勇军进行曲》表示赞同，但一些委员指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符合当前形势。对此，张奚若等人以《马赛曲》为例，强调了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完整而不作修改的必要性。这种说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出现在党和国家组织的官方活动中，而《马赛曲》和《国际歌》则在中法交往的场合被多次提及。1956年5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法国文化代表团时表示：“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国歌是最好的，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并要求广播宣传部门适时播放《马赛曲》。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表示，“我从前会唱《马赛曲》”。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详细谈论了《马赛曲》的历史：“你们的国歌《马赛曲》，也是在过去大革命年代产生的。《国际歌》，都不是音乐专家创作的。《马赛曲》也并不是在马赛创作的。在莱茵河前线，有一位将军创作的，后头因为马赛人的军队援助前线到了巴黎，这些人很喜欢唱这支歌，所以就叫《马赛曲》。”1972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时谈到：“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1973年6月4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夫人时，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留法经历，并表示“《马赛曲》和《国际歌》都是在那时学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革命年代学习演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以及相关知识，在1949年后成为推动中法交流、增进理解互信的桥梁。
要之，《马赛曲》和《国际歌》在法国看似属于民族国家和国际主义的不同维度，但在革命传统下，两首歌曲一脉相承，共同作用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交响。
五、小结
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之际，音乐史专家弗雷德里克·罗贝尔（Frédéric Robert）勾勒了《马赛曲》两段平行的历史：在法国国内，它是战争与革命的象征，对比鲜明，存在争议；在世界范围内，它是法国和革命的双元符号，毫无争议地为人类所共有。本文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马赛曲》在近代中国历史意义的认知。首先，《马赛曲》是一份文本，无论是对歌词的翻译还是对歌曲的介绍，都呈现出近代中国对它的理解始终与民族国家和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其次，受《马赛曲》启发，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如何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歌，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形塑和现代国家的建设。再次，抗日战争期间，《马赛曲》作为斗争武器，它的歌词、旋律，以及受其影响的新作品，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所公认的战斗旋律。
最后，革命歌曲的创作背景和词曲意义总是相通的。诞生于法国革命中的《马赛曲》和《国际歌》，经过俄国革命的传布，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实现本土化，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感，而且影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曲的创作。可以说，这些革命歌曲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鼓舞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历程。
宋逸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