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姚中秋｜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
图：1919年5月25日，列宁在莫斯科红场发表讲话
（图片来源：Getty图片社）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诸多现象表明列宁主义的时代相关性，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理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帝国主义行为逻辑，思考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之可行道路，均要求我们回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提供了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有四根理论支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先锋队政党理论，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有力地塑造了世界的现实，找回列宁主义，才有可能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角度看，列宁主义是已得到事实验证的、可信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足以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关键词：列宁主义 世界体系 帝国主义 先锋队政党 发展型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形象似有愈后出愈不利之势：对于马克思，哪怕自由主义者也不能不表示敬意，全球化研究者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对于恩格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颇有微词，认为其有教条化之嫌；对于列宁，考茨基、卢森堡等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已有过严厉批评；[1]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已予以全盘否定。苏联东欧阵营崩溃后，列宁主义（包含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广泛质疑、否定；[2]国内也有学者转而肯定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质疑、否定布尔什维克主义，批评其“异化”、专制；实践上也一度有过明显的“去政治化”倾向。[3]
马列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者形成的，两者一直进行思想和政治斗争，后冷战时代对列宁主义的质疑、否定，缘于如下历史终结论式认知：技术革命已使资本主义永久解决了内部矛盾；在美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世界是平的”，各国均可通过平等交换实现发展；西式民主制也是人类政治的唯一正统。然而，这种历史终结论式信念终究是虚妄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发展了的列宁式先锋队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基本实现了国家现代化，虽然吸纳了市场机制，进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仍以列宁始创之发展型社会主义为基底；其次，美国纠集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帝国主义似曾相识又归来；最后，俄乌战争引发全球大震荡，彻底终结了美式全球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发展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与维护自身垄断地位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展开体系化对抗——这与百年前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后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体系化对抗格局颇为相似。
列宁主义与我们时代的高度相关性再度充分显现出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理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行为逻辑，思考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之可行道路，均要求我们回到列宁主义。[4]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完整而宏大[5]，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为我们理解列宁主义的构成和基本逻辑提供了一把钥匙。概括言之，列宁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提供了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有四根理论支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先锋队政党理论，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本文拟对此略作阐述。
一、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
揭示世界的支配性结构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改造世界，为此首先必须科学地认识世界。一战爆发后，列宁先后构建了帝国主义理论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列宁主义体系中，这一理论的提出不算最早，但列宁主义其他思想、实践创造均可由此得到逻辑的解释。它尤其适用于我们考察、研究今日世界之基本结构、内在矛盾与运转逻辑。
19世纪上半期以来，欧美各国陆续完成工业化，凭借工业化带来之“坚船利炮”征服世界，所有民族、国家被逐渐纳入同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价值观都首先由此体系化的机制和力量所塑造、影响。于是，要认识世界，分析各国处境与其现代化逻辑，就不能不首先判定体系之性质，分析其结构、机制。
在世界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欧美各国，主要是英、美两个霸主国的主流思想学术界，前赴后继地生产、传播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观。它预设所有人具有平等的理性能力，坚信其价值、制度可普遍化于全世界，此即历史终结论；若有抵制者，则给其贴上“野蛮”标签，可以武力强制之。这样，自由主义以其普遍主义、进步主义支持了帝国主义的扩张与支配性秩序；基于同样的逻辑，今日欧美自由主义普遍站在围攻中国的意识形态前线。因此，两百年来的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基本上是自由帝国主义[6]，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护教学。
马克思主义则构建了批判性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阐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于大西洋世界体系中，而此体系主要是暴力征服的产物。[7]西方各国凭借武力把印度、土耳其、中国等古代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马克思曾乐观地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8]但这显然高估了工业化帝国主义的道德倾向。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维度。一战爆发后，列宁基于对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分析，构建了一个政治性的世界体系理论。笔者将其概括为四个事实性命题：第一，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运用其国家暴力瓜分世界，形成了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第二，体系化的世界不是平的，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9]，可用体系之“位”、工业化之“时”两个参数标定各民族、国家之体系身份；第三，体系存在内在矛盾，主要有两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战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第四，斗争造成体系内部的震荡、调整、破裂乃至于瓦解、重构，因而世界体系是动态演进的。据此，世界体系方法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的“元方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差不多都来自对世界政治体系方法之自觉运用，故斯大林总结列宁主义，高度重视其世界体系方法。[1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今日世界是从列宁所分析的世界演化而来的，更重要的是，列宁主义参与了其构造，因而列宁的世界体系方法足以作为我们认识今日世界之基本方法——当然需要予以发展，因为矛盾的具体构成发生了变化。
在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1]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列宁主义指导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殖民压迫体系，殖民地民族普遍建立了国家，半殖民地国家普遍实现了政治独立。从形式上看，世界各国相互平等，这就是变化所在，但也有不变之处：体系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并有结构性矛盾。
当代世界体系矛盾的一方是发达的工业化欧美国家。从前作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广阔殖民地、半殖民地；今天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凭借先发优势，掌握技术、产业、货币、金融等方面的世界性垄断权，当然还有思想、价值、学术等方面的霸权。[12]垄断权带来的世界规模的利润持续输入国内，支持其所谓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文明的国家形象。[13]世界垄断权是其根本利益所在，决定了其基本战略是遏制第三世界国家的自主发展，同时迫使后者对西方开放，以实现垄断利润的最大化。为此，美国领导西方阵营构建了完整的垄断与操纵机制，从技术封锁、金融控制、产业垄断，到意识形态渗透、政治颠覆、颜色革命，还有开放社会、环保生态帝国主义等理念。帝国主义的支配与操纵手段比起列宁时代更为精细、灵巧而全面、完整。
矛盾的另一方是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独立建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普遍把发展作为政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但是，发展所需之技术、资本、市场掌握在西方阵营手中；要实现发展，不能不对西方开放；但西方提供这些资源总是附有严苛政治条件，欲置其于依附状态；后发国家一旦接受这些条件，必然程度不等地丧失发展自主权，或可在短期内实现增长，却难免陷入这样那样的依附状态，难以实现“自我中心型”发展。[14]为自我保护，后发国家不得不对开放有所保留，采取贸易保护、选择性开放政策，甚至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
因此，二战以来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国家维护垄断权之间的矛盾。[15]此为双方根本利益所系，故两者的斗争全方位地展开于世界范围之内。这样的矛盾、斗争构成当代世界政治之宏观框架，强有力地塑造各国内部之价值、制度抉择及其变迁，以及思想学术的基本取向。比如，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建国之时，普遍基于列宁主义或受其影响，以民族主义为底色，选择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一党制或主导党制。为了对抗这种趋势，美国学界构造、发展其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等，意在引领后发国家转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6]
因此，至少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现代世界的最大事实是，世界不是平的，发达的欧美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列宁以极为尖锐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点。为了准确地认识、研究这样的世界及身在这个体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有必要找回列宁的世界体系方法。
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
树立世界多数的主体地位
列宁主义揭示了世界体系的支配性结构，又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扩展应用于世界层面上，分析世界体系内民族之间的关系，树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
谁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能动性主体？大约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开始，欧美各国逐渐形成西方中心论；在其完成工业革命且统治全世界的19世纪中后期，进一步形成文明等级论。[17]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在此结成同盟，“美国例外论”将其推到极致。依此论说，自1500年以来，西方就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绝对塑造者，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被完全对象化，其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历史其实已经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制度。
马克思的思想工作主要是分析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形成、结构和运转机制，因而主要着眼于西方的发展变化，未及研究被征服的美洲、印度、中国的能动性。但到晚年，马克思已放弃资本主义起源的欧洲独特论，相信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18]，这就迈出了确立非西方民族主体性的第一步。[19]
事实上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已呈现出从西向东转移的明显趋势：第一次是从英国到德国。英国最早启动工业化并出现大规模工人运动，但随着工业化的初步完成，尤其是英国通过帝国主义获取世界规模的利润，“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20]《共产党宣言》转而把革命希望依托于正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德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21]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抗争，把社会主义因素部分嵌入资本主义体制之中，这是不同于纯粹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第二次转移是从德国到俄国。考茨基早就注意到这一趋势：“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22]列宁以其世界体系理论深化了这一认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3]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低下，因而处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统治体系在此最易破裂。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敞开的机会发动革命，率先在俄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发动世界革命，这一努力推动了世界革命中心的第三次转移——转移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而确立了世界体系半边缘、边缘地带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俄国是一个征服性帝国，众多民族遭到沙皇的专制压迫。列宁从1903年开始认真思考民族问题，倡导民族自决权[24]；一战以后，由此扩展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认识到帝国主义时代最根本的矛盾发生在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据此断定世界革命的二元性：“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25]列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人类普遍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列，构成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两条战线。[26]
共产国际创建之初，列宁对西欧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抱有极大期望，但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东方”。列宁为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明确提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27]由此，列宁为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通往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论述了两条战线结合的理由：“欧洲大战及其结果清楚地表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欧洲以外被压迫各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28]此后，共产国际投入大量资源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殖反帝革命。
1920年7月19日，列宁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图片来源：Getty图片社）
由此，列宁领导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完整的世界革命体系[29]，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其中心，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其两翼。由此，列宁把占世界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树立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性力量，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确立为历史进步、政治发展的主体，列宁把这一阶级理论运用到世界层面上，进一步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确立为历史进步、政治发展的主体[30]，这就在道德上、政治上完全压倒了自由主义。
中国正是通过列宁主义得以从现代世界历史之对象转化为能动的主体性力量。凭借高度发达的农业与文教，古代中国长期是东亚世界之中心；由于未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逐渐坠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共产国际二大转向“东方”之后，指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接受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把反帝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通过民族民主革命追求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31]由此，中国人民有了反帝的政治自觉，走上了全面反抗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革命之路，成为革命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成为现代世界历史的能动的主体性力量，指向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世界格局，自主发展的成就使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32]
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从精神上、思想上解放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遭受压迫、剥削的广大非西方民族、国家，也给其指明了超越西式资本主义，从而摆脱依附性，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超越性发展的可行道路。就在列宁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共产国际、发动世界革命之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带领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导巴黎和会，并推销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其中也包括“民族自决”，学界称之为“威尔逊时刻”。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口号只是为了从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支配权，确立美国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33]与之平行的“列宁时刻”却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根本转折，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从世界历史的对象，转化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主体性力量：首先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到20世纪中期基本上推翻了殖民统治体系，建立众多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根本上打破了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权；大量新独立国家拒绝资本主义，而以社会主义谋求自主发展，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支配地位；这些国家的发展尽管遭遇了诸多挫折，但以中国实现工业化为突破口，正在从根本上打破西方工业化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垄断权。
综观现代世界历史，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工业化大生产体系，对人类文明发展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一革命性突破本身是以征服、殖民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甚至西方文明的某些劣根性，又驱使其立刻把工业化力量转化成为征服更广大世界的暴力，以之构建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支配体系，把世界大多数民族“降为”被奴役者、被支配者、被剥削者。具有人道精神的西方学者如霍布森已开始揭露这一事实，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剥削机制有过更为深入的研究。卢卡奇则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比较上不是关于帝国主义必然的经济生殖和限制的理论，而是关于具体的阶级力量的理论，即关于通过帝国主义策动在帝国主义内部产生作用的这些阶级力量的理论，也就是关于通过帝国主义而产生出来的具体世界形势的理论。”[34]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尤其是转向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其指出摆脱压迫、支配的方法和方向。受此理论的启发、教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在政治上不仅觉醒过来，而且具备了行动能力，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这些努力决定了一战以来世界历史进步的方向和速度——旨在维护自身支配权、垄断权的欧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守成性的反动力量，其所作所为无不阻挠世界的进步，不管它用的是自由还是人权或民主化的名义。
基于这一事实，社会科学应当进行一次“哥白尼式反转”，放弃公开的、隐秘的西方中心论，依循列宁主义，转向第三世界，以第三世界为方法，从第三世界立场重新书写现代世界历史，重新思考良好秩序的愿景；更多地依据列宁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具体发展，理解和解释第三世界的价值和制度，由此反向观照、批判西方的行为逻辑与意识形态。[35]基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代表性及其自主发展的卓越成就，以第三世界为方法可具体化为以中国为方法。[36]
三、先锋队政党理论：
发现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能动者
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是人类政治组织史上最为重大的突破之一，正是在这样的政党的领导、组织下，经济落后的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或支配，进一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充分显现了先锋队政党解决人类面临之根本难题的卓越能力。
现代西方主流政治观念以“人民主权”为中心，又预设人民由分立的个体构成，同质化且相互平等，各有权利，财产权最为重要。于是在现实世界中，人民以个人和集团的形态参与权利政治，通过集团分利、政党竞争等途径各求自身利益之最大化。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文化革命之后，权利政治演变为身份政治，各种族、亚文化团体为争取承认而斗争。人民遭到多重、多向裂解而相互斗争，难以达成追求进步的道德和政治目标之共识。福山对此有所认识，断言历史终结之处其实是“末人”的虚无主义[37]；当代欧美社会也确实出现了各种文明返祖现象与秩序普遍溃散的趋势。
马克思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也意识到历史必然性不可能自动实现，必须通过革命环节，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不过，《共产党宣言》也初步论述了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8]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所写序言中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39]
尽管如此，在西欧，工人阶级组建的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它们一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时，由于西欧各国陆续完成工业化，进而帝国主义化，可以获得世界规模的利润，工人阶级的处境因此得到较大改善，社会民主党也就逐渐放弃了革命目标而修正主义化，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改进工人的经济社会处境——列宁后来将此视为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的重要表现。[40]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政治取向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同样主张俄国党只需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列宁称之为“经济主义”。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民主党从事政治活动的条件较为恶劣——后来，列宁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把俄国置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41]因此，“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42]
1925年，十月革命八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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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判断，列宁创造性地建立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政党。在《怎么办？》中列宁论述了先锋队的结构性特征：首先，高度重视理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43]党的首要任务是把先进理论灌输给工人和各阶层群众，使之超越经济主义，追求先进的政治性目标：“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44]其次，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员必须具有组织性、纪律性。[45]《进一步，退两步》则再三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只能吸纳先进分子入党，“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46]这样，先锋队政党就完全有别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即便亨廷顿也承认，列宁实现了人类组织方式的一次革命性突破[47]：一个紧凑的职业革命家群体领导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先进分子，组成高度集中统一的党，教育、动员、组织工人阶级等各阶层群众，持之以恒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设定的先进的革命目标。列宁相信，这个组织具有改造现实的强大能力，“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48]
在这里，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是第一位的，党的地位要靠后得多”；而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政治的‘模式’必须包括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结构，这也意味着必须有一个领导和一个指挥结构”，即先锋队政党。[49]卢卡奇曾评论说：“无产阶级政党能动的历史角色这一概念，是列宁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因而也是列宁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它对实际决定的重要性的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原则。”[50]但对此，包括卢森堡在内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不以为然[51]，双方有过激烈争论。这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动机，同样与此相关：可信的革命主体究竟是党还是阶级、群众？[52]
事实证明，先锋队政党确是极为有效的“组织的武器”[53]。在西欧社会民主党看来，俄国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但是，布尔什维克运用其组织的武器，抓住世界大战所敞开的时机发动革命，取得胜利，进而凭借这个组织的武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又运用这个组织的武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条件不如俄国，但中国共产党凭借这个组织的武器，同时进行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进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成功。20世纪中期，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是依靠先锋队政党或与之家族类似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实现独立建国，其国家建设也取得过一定成就。
由此可见，现代政党的世界分布是由各国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中心地带形成了自由主义政党，德国这样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民主党，而在半边缘和边缘地带，只有先锋队政党才有可能突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大结构约束[54]。列宁在提出组织武器命题时这样论述：“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55]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更为分散、软弱，惟有先锋队政党以先进思想将其组织为一体，才有可能实现解放和发展。
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宏观历史尺度看，先锋队政党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态，历史第一次成为自觉追求进步的进程。各种古典思想政治力量普遍追求至善，但终究未得其法：西方所有宗教都把至善留给来世，现世通常仅由暴力支配；儒家致力于在此世的“止于至善”，但士人-士大夫的组织化程度过低，领导能力受限。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则消解了至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竞争性民主政治都是斯密、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其所驱动的历史也就是完全随机的、漫无目的的。先锋队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却是高度组织化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能动者，创造了“先进性团体政治”[56]，自觉地推动历史的进步：先锋队政党自觉地追求和保持先进性，因而具有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坚定意志；凭此先进性，先锋队政党自我构建出领导权[57]，因而具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组织能力。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到国家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阶段性地确定前进目标，领导人民逐一实现，国家由此持续发展。现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从而呈现为一个进步的、发展的、“止于至善”的不已的进程。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定义，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8]这一历史进程的根本保障和驱动力量便是先锋队政党的全面领导权。
据此，研究20世纪初以来的俄国、中国及其所塑造的世界，就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中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政党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全面研究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原理、领导机制。事实上，从政党学角度看，先锋队政党的结构最为紧凑，功能最为齐全，能力最为强大，足以构成现代政党的“理想形态”，构成判断其他类型政党的尺度。
四、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
一种普遍可行的发展道路
同样是经由先锋队政党的领导、组织，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完整地实现，这就是由列宁开创、斯大林发展、中国共产党全面完善的“发展型社会主义”[59]。它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给广大后发国家找到了可行的发展道路。
现代资本主义成熟于西欧各国支配的大西洋世界体系，而后在工业化帝国主义的护航下持续扩张，尤其是以其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应许，强有力地归化各民族、国家的精英，整个世界似乎自发地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似乎成为所有民族、国家无可躲避的世界性“铁笼”[60]。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则从道德和理论上把资本主义设定为唯一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但一百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非西方后发国家，罕有实现发展者——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依附性理论、欠发展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外围资本主义理论等批判性理论已揭示了其中机理。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在他们的论述中，这种必然性来自于大工业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因而他们设想，社会主义（严格说来是共产主义）将首先出现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然而，恩格斯很快就意识到，列宁、卢森堡等人则全面论述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剥削机制可以有效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变化反映到西欧社会民主党身上，其社会主义诉求逐渐软化，不再谋求从制度上全面替代资本主义，而仅满足于在资产阶级国家框架内进行再分配，这就形成“分配型社会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寄生物，也就没有普遍性，难为缺乏世界垄断红利的后发国家所模仿。
列宁则在工业化大生产相当落后的俄国创建了另一种社会主义。列宁娴熟地掌握辩证法，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立刻自觉地返身为之建设大工业的经济基础：“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61]在这里，列宁把社会主义转化为一种发展机制。斯大林沿着这一道路继续探索，创造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发展型社会主义”[62]。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西欧社会民主党、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拒绝承认发展型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是：社会主义可以释放被资本主义压制的生产力，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产力发展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约束，因而无法发展工业化大生产。发展型社会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就在于把俄国、中国等国家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进而大力发展生产力。
历史证明，发展型社会主义是一种有效的发展机制，从否定的角度看，因为其打破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所构设的结构约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俄国、中国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这固然带来了一时的困难和相当大的震荡，却让国家摆脱了依附性，构建了国家发展自主权，从而能够自主地筹划国家发展，尤其是全力推进工业化。[63]从肯定的角度看，先锋队政党是发展型社会主义的领导和组织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坚定而持久的发展意志（will to develop），尤其是工业化意志；具有高水平的政治自主性，运用其全面领导权进行“社会革命”，清除工业化的各种结构性障碍；通过全面覆盖、深入穿透的党政权力直接统治机制，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和物质资源，并集中使用于优先领域。
因此，发展型社会主义是一种可普遍化的有效发展机制，斯大林从积累模式角度对此有过比较性论述：“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在那里收集‘追加的’资本……德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这两种方法对我们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因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侵略都是和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容的。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借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64]英美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后发国家所无法模仿的，发展型社会主义主要依靠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的坚强领导和广泛动员、组织，因而具有普遍性。广大后发国家要实现发展，只能走发展型社会主义道路——至少是其温和版。
1933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USSR Builds Socialism）插图（图片来源：Getty图片社）
更进一步说，列宁始创、中国完善定型的发展型社会主义让我们看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再次启动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可能性。
多种现代思想政治力量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之恶而谋求摆脱之，却未能找到正确出路，反为其所俘获：世界各地的社会党普遍主张分配型社会主义，列宁则在《怎么办？》中清醒地指出：“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任何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行为，都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65]分配型社会主义实际上跌入资本主义逻辑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忽略了马克思经过艰苦思想探索所得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陷入西方中心论而不自知，忽略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忽略苏联、中国谋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世界解放意义，由此滑向唯心主义，沉溺于文化批判，诉诸个体精神解放，最终与自由主义合流。[66]世界体系理论、拉美依附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不平等，却局限于经济分析，看不到先锋队政党的能动性，普遍陷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宿命论，甚至否定后发国家谋求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发展型社会主义却完整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开启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铁笼的真实历史进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构建世界范围的弥散性支配权，主要是因为其垄断了先进生产力，由此拥有暴力优势，进而构建意识形态等柔性支配机制。《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就明确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67]仅仅进行再分配或在文化领域中打转，绝无可能撼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发展型社会主义却在俄国和中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打破了西方对先进生产力的垄断，也就从根基处削弱了其暴力优势，让体系陷入真正的危机——美国人扔掉自由主义的外衣，以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策略遏制中国，就是因为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就中看到了霸权丧失的真切前景。
更进一步说，发展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初步揭示了人类历史持续进步、发展的有效机制，即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政治团体领导、组织人民持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68]
五、结语
以上所分析的列宁主义的四根理论支柱是有严密内在逻辑的。卢卡奇这样评价列宁：“他一生中的主导旋律就是：始终武装起来准备行动——准备正确的行动。”[69]为此，列宁始终高度客观地认识世界形势，这就形成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着力分析其内在矛盾，这就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构建改造世界的能动主体，这就形成先锋队政党理论；探索改造世界的路径，这就形成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列宁高度自觉地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构建了一个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其中关键环节是构建出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能动性团体——先锋队政党，它具有领导、组织被支配、被剥削者实现解放和发展的意志和能力。
正是依靠这一能动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过去一百多年来，列宁主义深刻地、全面地塑造了世界的现实。惟有找回列宁主义，我们才有可能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角度看，列宁主义提供了全面认识和解释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系，且其理论解释力明显优于盛极一时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体系，值得我们加以运用、发展。
现代世界是何种格局？自由主义宣称“世界是平的”，事实证明这是谎言。列宁的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阐明了世界的结构性不平等，少数西方国家支配、压迫、剥削广大非西方民族、国家。这一支配性结构延续至今，且深刻影响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因此，世界体系方法是研究现代世界与各国一切问题的“元方法”。
现代世界历史进步的能动主体何在？自由主义始终是西方中心论的，广大非西方民族、国家被对象化，甚至在物理意义上被消灭。列宁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树立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的努力构成世界进步、发展的动力。因此，研究现代世界的结构和变化应采取第三世界立场、中国立场。
广大非西方世界如何摆脱被支配地位？自由主义将其交给自发秩序，也就将其锁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位置上。列宁创造的先锋队政党凭借其理论的先进性、高度组织化的能动性，具备了突破这一结构性约束的意志和能力。据此，我们应当超越西方社会科学的结构中心主义倾向和同质化理性经济人假设，转向能动者中心主义。
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自主发展？自由主义的方案是资本主义化，结果只能是依附化和欠发展。列宁探索的发展型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可行道路。据此，我们可以发展新的发展理论——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等等，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供知识支援。
因此，列宁主义不仅是科学的实践指南，也是可信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足以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基础。经由列宁主义带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一新的社会科学体系不仅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世界，更有能力参与改造世界。
[1]1904年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组织原则提出批评，1911年再次对此提出批评，1918年又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和政治专制，分别见［德］罗莎·卢森堡（著）、李宗禹（编）：《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信条〉：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状况》《论俄国革命》，载《卢森堡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考茨基在1918年撰文认为俄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苏维埃政权实为少数人专制。［奥］卡尔·考茨基（著）、王学东（编）：《无产阶级专政》，载《考茨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比如西方“列宁学”研究者尼尔·哈丁有过一次明显转变：《列宁的政治思想》（Lenin’s Political Thought，1977、1981）尚能肯定列宁思想，1996年出版的《列宁主义》则较多否定。［英］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关于西方学界对列宁认识的变化，参见张传平：《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三大理论走向及其批判》，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3]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4]张一兵很早提出“回到列宁”，不过主要是运用“思想构境法重新拟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原像，使其从前苏东的意识形态迷雾、特别是传统教条主义的研究模板中绽现出来”。张一兵：《作者的话》，载《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西方左翼学者曾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呼吁“重新装入”列宁主义。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iek (eds.),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李忠杰：《列宁主义论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6]朱剑：《自由主义者的帝国倾向》，载《政治思想史》2017年第3期。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0—861页。
[8]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6页。
[9]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页。
[10]姚中秋：《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1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579页。
[12]姚中秋：《西方思想学术霸权的形成、支配机制及其反抗者》，载《江海学刊》2023年第2期。
[13]姚中秋：《西式民主的帝国主义基础：对恩格斯列宁命题的验证和发展》，载《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14]［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5]姚中秋：《从垄断支配转向共同发展——双奥十四年的世界体系之变》，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
[16]参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7]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
[18]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19]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0]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7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
[22]［奥］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卡尔·考茨基（著）、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第90页。
[23]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
[24]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第2卷。
[25]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767页。
[26]有学者认为，列宁形成这一认识，与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研究黑格尔、发展辩证法思想有直接关系。［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28]《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6页。
[29]高放给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强调了这一点：“列宁主义是列宁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高放：《“列宁主义”再认识》，载《探索》2008年第4期。
[30]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63—392页。
[31]姚中秋：《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32]姚中秋：《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海口：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
[33]刘小枫：《波士顿的长电邮——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普遍历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版，第84—94页。
[34]［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59页。
[35]殷之光：《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姚远、叶晓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6]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37]［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第五部分“最后的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
[39]同上，第20页。
[4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581—582页、第663—669页。
[41]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569页。
[42]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315页。
[43]同上，第312页。
[44]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342页。
[45]曼德尔概括列宁建立先锋队政党之逻辑如下：“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自觉地、有计划地改造社会的变革。”“社会主义革命同时需要两种要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和最广大人口的尽可能高度的自我组织和活动。”“为了克服由阶级的战斗精神和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潜在威胁，一个先锋组织是必须的。”［德］埃内斯特·曼德尔：《先锋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83.htm。
[46]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473页。
[4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6—315页。
[48]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
[49]［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0、133页。
[50]［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2页。
[51]列宁有所回应，其中引述德国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质疑：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究竟是领袖的党还是群众的党？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150—151页。
[52]汪晖以列宁为典范提出“革命者人格”问题。汪晖：《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
[53]Phili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 Smashwords: Quid Pro Books, 2014.
[54]姚中秋：《现代政党演进逻辑中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体系视角的解释》，载《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55]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
[56]刘海波：《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载《经济导刊》2015年第4期。
[57]参见姚中秋：《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5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59]姚中秋：《发展型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
[6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
[61]列宁：《论我国革命》，载《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62]这是萨松使用的概念，但未加详细论证。［英］唐纳德·萨松：《中文版序言》，载《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册，姜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ix页。
[63]姚中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载《世界政治研究》第1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64]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载《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64页。
[65]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378页。
[66]［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
[6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6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4页。
[69]［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14页。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