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连文妹 | 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演变——重读《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3年第6期
图：沈加蔚：《兼容并包》（1988年）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内容提要：《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是陈独秀写于中共三大前后的两篇重要理论著作，文章对中共三大召开前后中共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态度作了明确指引，这是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最新发展。他的联合战线思想、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理论等都有时代的特征和发展的视野。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分歧凸显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受到极大的质疑。以今观古，与陈独秀异见者对其思想实践进行了批评，视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然揆诸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走向，陈独秀之思考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时代特色，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的现实主义考量。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对农民革命性的认识，对于后来的革命领导者，如毛泽东等亦有不小的启发。对此，应该历史地、逻辑地看待和分析。
关键词：陈独秀 中共三大 联合战线 右倾机会主义
一、问题意识
100年前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因正式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做出国共党内合作的重大决策，进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具有重大历史影响。《中国共产党历史》将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视为大革命的开端，而非传统所谓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有学者认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实现了党史上的四个转变，即“开启了中国统一战线的先河，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推动了共产党组织的大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2]这是对中共三大的高度肯定和历史定性。然而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三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需要被重新思考和检视，其中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更是极为重要的讨论对象。
在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写作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献（以下简称“两篇文献”）。前文写于广州，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发表，系为中共三大定调和指引而作；后者写成发表于中共三大之后，系为落实中共三大精神，维护国共合作而作。两篇文献是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的重要著作，对国共关系的发展和大革命的进行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只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和中共都需要追究原因和责任，陈独秀作为“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3]的代表、“右倾投降主义”[4]的代表或“右倾机会主义”[5]的代表而受到批判，为大革命失败负责的同时，他的国共合作思想也被检讨，其中被重点讨论的是其机会主义思想的根源。批评者视两篇文献为其机会主义的典型文本[6]，这一批判惯性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之初，学界仍然普遍认为两篇文献建构了二次革命论最初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下降阶段”[7]，并认定“试图否定‘二次革命’论的存在，并以此来为陈独秀正名的研究思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8]。另有学者认为二次革命论的提法发端于蔡和森，也是共产国际委过于人的产物，但不能因此否认这一理论的存在，也不能否认这个理论对于大革命所起的消极影响。不仅如此，有学者仍坚持两篇文献是二次革命论的典型文本，是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9]还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害怕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吓跑资产阶级，结果导致他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右倾观点的产生，而这些右倾错误最终葬送了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10]。
随着学界对大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将大革命失败更重要的责任归因于共产国际的决策和国共合作的形势，认为指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于理于事实都难以成立。[11]也有学者认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两个革命的认识中，确有二次革命的思想”，但“‘二次革命论’不是陈独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设计的革命正轨”，“它与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始终坚持‘二次革命论’。他的思想随着共产国际指导的变化和中国革命进程中在不同时段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而改变”[12]。另有学者从正面立论，认为“把现在进行的国民革命与将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及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设想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把这种设想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同时指出，“陈独秀的这个理论是符合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原理的”，并视两篇文献为陈独秀之“传世佳作”[13]。
以上分析并非关于陈独秀两篇文献的全部讨论，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发展。本文重读两篇文献并非要对双方立场做一判定，而是希望结合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关系发展之史实，审视陈独秀思想的发展与时势进展之耦合，并以此讨论两篇文献对中国革命进行之影响，希望在检视此问题的过程中符合历史大势，历史主义地解读历史文本。
二、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的
形势与各方态度
考察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及其政策主张，离不开其间中国政局走向与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亦离不开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世界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
作为为人类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成立伊始即明确表述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14]而对于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共明确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5]这一决议表明中共作为一个新政党卓尔不群的奋斗气质和崇高的使命感。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共独立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和1923年两年里，全国持续发生大小罢工一百余次，参与罢工人数超过三十万人，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工人运动随之遭遇挫折，这表明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无法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具体现实出发而非从抽象理论出发开展革命斗争，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共同奋斗成为中共革命的现实选择。
此时中国革命的敌人是谁、朋友是谁的问题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主要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同盟军，“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16]。列宁同时提醒，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同盟时，“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17]。在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中，中国居于重要地位。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方势力进行多次考察后，认定“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18]。此时，孙中山正处于陈炯明部兵变后的孤愤状态，同样需要支持者和同盟者。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签订《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联俄政策正式确立。苏联政府开始对孙中山革命事业提供实际支持，这为后来建立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当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即“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时，孙中山拒绝了。[19]孙中山坚决反对两党实行平行合作，“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20]。此时孙中山对无所凭藉的小组织中共是轻视的，甚至轻蔑的。他曾对蒋介石称：“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凭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21]言外之意，如无凭藉即使如中共之主义高尚，亦为人看轻。共产国际和中共不得不面对现实。马林以其与孙中山会谈的经验告诉中共，孙中山不会同意中共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策略，只会同意“党内合作”设想。在马林的推动下，共产国际内部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联合方式。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时的相关报道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网站）
即便如此，国民党内部仍莫衷一是。部分国民党员对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国共两党“主义”不合，难以相容，“中共受苏俄操纵指使，背后别具阴谋”，“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国民党“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甚至认为共产党只是要“借国民党之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22]。孙中山不得不向国民党内部异见者称，中共不过是一群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孙中山还说：“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23]。
缘此，自1923年至1924年，国民党都没有正面回应和承认国共两党是“合作”关系，往往只承认联俄不承认“联共”，更多使用的是“容共”的概念。在共产国际和中共这一方而言，国共两党却是明确的“合作”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24]，陈独秀称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25]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中共三大亦声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26]上述文件都使用了“合作”的字样。有学者据此认为，“所谓两党‘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27]斯大林在1923年7月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明确要求：“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28]这也增加了国民党方面的底气。
国共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存在较大差距，由此衍生的双方“合作”态度有相当大的反差。一方面是孙中山等对中共之地位较为轻视，甚至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是中共青年新锐激进孟浪，未尝将国民党之“老朽顽锢”[29]者放在眼里，感觉加入国民党意味着自己组织的蜕化，甚至可能“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30]，觉得加入国民党或有“同流合污”的嫌疑。国共合作的过程如此艰难，彼此成见如此之深，注定此后双方的摩擦和冲突难以避免。作为中共负责人，陈独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其自身思想的发展又必须依据形势和任务而调整。
三、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
联合战线思想的演变
中共关于政党合作之革命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同样是不断发展的。中共一大时，并非所有代表都同意对其他政党保持“独立的攻击的政策”。有代表提出：“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还有代表认为：“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31]这一思考显然系“两步走”的革命策略，即第一步联合一个政党打倒共同的敌人，借此发展壮大自己，可以使我们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一策略与此后中共的革命实践非常接近。
早在1920年，陈独秀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32]这些表述清晰地传达了陈独秀分步骤革命的策略。此文发表时，陈独秀正在广东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而在他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后，仍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实现联合战线的设想，主张同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不是陈独秀的个人观点，而是共产党人逐步形成的共识。1922年4月，中共就认识到，中国人民遭受的最大痛苦不是资产阶级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颠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在自己手中”。[33]5月，陈独秀提出同国民党等“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34]的设想，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设想。
不仅如此，陈独秀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出由于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和微弱之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薄弱，革命的对手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却势力强大，“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在第一个阶段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劳苦群众应该加入斗争，以倾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促成中国真正的和平、自由与独立，从而既给资产阶级以发展机会，也给无产阶级以历史机遇，这是他们由幼稚走向强壮的“唯一道路”。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是腐败罪恶的，但相较于罪恶的军阀它还是进步的，根据当时中国政治的现状，“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35]。与此相配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共认为，无产阶级一方面“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另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36]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基本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他进一步呼吁：“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37]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
（图片来源：新华社）
有了联合战线的思想基础，尽管陈独秀异常抵制“党内合作”的联合方式，并进行过激烈的表达，然而，作为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负责人，陈独秀还是听从马林的建议，服从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命令。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在孙中山的亲自主盟之下，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此后，陈独秀对推动国民党由改进到改组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国民党的认识，调整了联合战线的政策。此时，陈独秀全身心投入国民党的改进工作中，他对外声称：“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38]，“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39]他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40]革命形势的复杂性和实际工作的现实性要求陈独秀脱离唯心主义的想象，更为脚踏实地地开展国共联合革命工作。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陈独秀发言的刘仁静指出，“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二是“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而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只是一种手段，中共伟大而崇高的使命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41]。此时，陈独秀认为中共要打倒本国的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就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陈独秀还明确提出“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进行革命的设想，这超越了帮助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不仅如此，陈独秀甚至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42]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独立组织问题的观点在中共革命理论中是首次出现，尽管此后的革命实践未必能够坚持这一思想，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
然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共对自身力量和革命对手都有了新的认识。此事不仅证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也进一步增强了陈独秀坚持联合战线的革命决心。他更深入地思考了开展合作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43]，“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44]。由此可见，从1920年到1923年年初，陈独秀的革命思想虽有变化，但联合其他政党共同革命，尤其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第一步革命，无产阶级借此积聚力量，之后接续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思考，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集体决策。然而，集体决策不等于集体共识，尤其是关于双方合作的程度、承担的责任等，党内仍有不小的争议。由此留下的隐患是革命进程一旦发生偏差，不管偏向何方，都有反对者以此为据，旧话重提，讨论当初决策的功过是非，甚而至于上纲上线地进行道路和思想的批判。
四、陈独秀两篇文献阐发之观点及指向
1923年年初，共产国际和中共已经形成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联合策略。然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究竟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与国民党相处，此时党内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另一方面，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未彻底改变其主要依赖军事力量，甚至与军阀结盟的革命策略。共产国际、中共对此持批判态度，陈独秀甚至厉颜正色、毫不妥协地反复提醒国民党：中国第一个罪魁是帝国主义，第二个罪魁是军阀，反动的军阀当然应该打倒，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比军阀是我们更大的仇敌”[45]。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军阀的反动性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坚定国民党的革命立场，表明中共支持国民党领导革命的决心，陈独秀在三大前后写作了两篇文献。这两篇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民党人而作，是从国民党的角度对国民党的呼吁，也是代表中共对国民党方面质疑中共革命立场的公开回应。两篇文献的成文时间虽然跨越了半年以上，国共合作的形势和进程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但两篇文献的主旨和立场仍然可以合并讨论。
其一，两篇文献从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进化高度，给国民党人以历史发展过程性描述和逻辑性认识，“观过去现在以查将来”，增强国民党革命胜利的信心。陈独秀指出，“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是客观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现象，辛亥革命顺应这一历史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是“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辛亥革命失败的唯一原因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46]。陈独秀一方面明确指责革命党依赖自己的敌人北洋派军阀及其援助它之帝国主义的错误选择，另一方面提醒国民党应该与革命的民主派紧密联系。他认定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革命胜利的必然选择。
其二，两篇文献反复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幼稚”“微弱”，指出双方合作革命不仅是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党完成“目前的使命”的必然举措。陈独秀首先指出：“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47]现在“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48]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同样是“幼稚”的，“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49]那么“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50]，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51]。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妥协，“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陈独秀认为这是两党唯一的出路。[52]
安源路矿工人庆祝罢工胜利
（图片来源：邵维正，刘晓宝：《百年复兴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怎样走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其三，两篇文献为了增加国民党的革命决心，防止其“浪漫的左倾观念”而申论革命党必须获得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充分援助；为防止其“妥协的右倾观念”而揭露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弊病。陈独秀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部分。国民革命必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援助，否则“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国民党拒绝资产阶级的“浪漫的左倾”思想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绝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53]。陈独秀反复提醒国民党要摆脱“浪漫的革命心理”或者“浪漫的革命思想”，形成坚固的革命联合战线。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54]。这就论证了国民党既要依恃革命的资产阶级又要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同时必须“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和“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55]的革命逻辑。
其四，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中共纯粹以国民革命为重——“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并无推动社会革命取代国民党之计划。陈独秀向国民党人证明，“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他强调，“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对中共在国民革命胜利后立刻开展社会革命，取而代之的担忧，陈独秀又补充道，“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他呼吁国共两党：“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因为“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56]陈独秀指出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独立、统一的新国家。
其五，两篇文献也向中共党内表明，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参加国民革命的现实。陈独秀首先肯定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优势，“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然而，无产阶级还比较“幼稚”，必须参加国民革命才能发展，否则工人阶级会在革命成功时失去地位，失去发展自己阶级战斗力的机会，失去将自己的主张变成现实的机会，失去政治争斗的机会，结果只能是“萎糜下去”。就此，陈独秀向全党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参加国民革命，不用担心加入国民革命而产生妥协倾向，甚至被消灭的危险，因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他们勇敢参加国民革命“只有利益而绝无危险”，“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才是危险的。[57]
陈独秀依据中国革命形式，对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党的力量和目标，分析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倾向，提出加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并以资产阶级为主导，革命胜利的政权由资产阶级获得，无产阶级可以获得自由和独立，并积蓄力量。整体而言，这些观点是为了敦促国民党下决心与旧势力争斗，与新势力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建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然而，两篇文献的立场和论证，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激烈的批评。被指责最多的是其以资产阶级的立场为立场，投降于资产阶级，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帜，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能争取革命领导权，最终只能给资产阶级当“苦力”而至失败。
五、对两篇文献之批评及评析
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思想主张，在三大期间和之后都受到挑战。1927年年初，瞿秋白在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争论时，称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时“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还批评陈独秀将由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宣言中的表述“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以此指责陈独秀对无产阶级力量的轻视。[58]瞿秋白这一说法符合陈独秀此时的思想发展和对国共关系的定位，但尚难以定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联共（布）都在讨论和反思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声称中国革命失败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59]。于此，“右倾分子”“投降主义”“陈独秀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
张国焘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当时作为自由资产者参加反帝运动，但显然是不彻底的，总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帝斗士……在他看来，中国资产阶级要比无产阶级强大得多……不认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应当掌握领导权。”[60]张国焘以此认定陈独秀是党内右倾主义的典型代表。李立三后来总结党的历史发展时也认为，“陈独秀、瞿秋白等主张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论则最机会主义没有了，他们以为目前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甚至陈独秀说党早生了五年”[61]。李立三将陈独秀标识成机会主义的典型。
蔡和森集中批评陈独秀右倾的观点集中于《论陈独秀主义》一文。该文认为陈独秀在“一九二三年党的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塞维克的路线这一般的理论基础”[62]。蔡和森还明确指出两篇文献典型地代表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立场：陈独秀“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63]他说《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和陈独秀在三大上的发言相比“语句口气已经比在大会争论时客气万倍了”，因为在大会争论时，陈独秀“简直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脱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觉悟’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细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64]蔡和森作此文时，共产党已经与陈独秀分道扬镳，这里有秋后算账的意味。他指出陈独秀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而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蔡和森激烈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但事实上他从1924年开始为机会主义溯源：“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象暴发户一样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以前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发展到五万人以上的大党”，“一九二五年以前，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分子参加，是必然难免的；一九二五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65]由此可见，蔡和森强行将1924年后产生的机会主义追溯到中共三大，甚至是更早之前陈独秀的思想理论，并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手稿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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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当时就批评蔡和森不顾中国实际，不顾共产国际指示而“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党”的想法是“幻想主义”[66]。陈独秀反而更早地指出蔡和森有机会主义思想，他说蔡和森所谓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即“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陈独秀还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67]。而批评陈独秀者，也难免和陈独秀有相似立场。例如瞿秋白同样认为，“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68]瞿秋白也提出加入国民党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虽然我们可以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之后再谈社会革命的妥协思想，但不能排斥陈独秀、瞿秋白此时的策略性考量，即一方面要执行共产国际有关国共合作，“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要求和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民党方面咄咄逼人的压力和纷至沓来的质疑。陈独秀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论证革命的政略和策略，自然不能不以国民党的立场为立场，以国民党的成败为成败来立论。
两篇文献主张的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两篇文献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两篇文献还特意强调，“国民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陈独秀指出：“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69]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陈独秀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同样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而将矛头向外，提出两党都应该放下对彼此的关注，“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因此，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二次革命论”画上等号。[70]
对于陈独秀的策略性考虑，毛泽东有近乎一致的看法。毛泽东说当时中国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等其他国民“尤为迫切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71]。甚至在许久以后，毛泽东还认为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72]直到毛泽东系统思考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以应对来自国民党方面“一个主义”的纷争时才改变这一立场，明确指出革命的新民主主义前途。我们自然不会将此前毛泽东的阶段性思考和策略性应对当成右倾表现。反观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态度，应该认为其态度立场大致是策略性的。此际陈独秀对孙中山等的态度，大致如之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之态度，即“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73]。而且，如前所述，陈独秀在1922年年底就曾讨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了。
事实上，陈独秀与国民党联合革命的策略，即先完成国民革命，之后根据新形势决定如何及何时进行社会革命的表述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不仅思想相通，甚至文句表述亦有相似之处。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发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74]。陈独秀之策略性思考和这一表述有近似之处。况且，此时陈独秀的主张亦是在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
六、余论
陈独秀两篇文献论及的国民革命理论和联合战线思想是逐步形成的，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中被作为讨论对象和批判材料，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亦是此后革命的新起点。两篇文献所讨论的思想，尽管有值得反思之处，但其对于资产阶级和国民革命的认识，对于农民参与革命问题的思考亦有一定的讨论价值。
其一，两篇文献推动中共逐步形成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共识。中共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共二大提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幼稚，但由于自身所受的压迫而具备民主革命的需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75]。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及其革命性等问题做了充分的分析。
陈独秀认为中共应该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帮助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使革命势力得以增加；绝对不可向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他也分析了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应该承担的角色：革命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牢记两个主要的革命任务及行动准则，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从而摆脱它的掌控；二是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性质并承认其势力，从而与之联手革命。陈独秀的认识为中共三大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做了理论建设和思想指导。三大一方面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受内外压迫“不能充分发展”[76]，有一定的妥协性，[77]但又指出，他们遭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虽然已经妥协软弱，然尚有革命作用”[78]，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定要联合并督促资产阶级，引导其革命到底。
另一方面，中共三大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79]这些分析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终以中共集体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也是国民党能够接受的中共立场，奠定了双方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础。
其二，陈独秀对农民参与革命问题的思考对中共逐步认识农民的作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把农民阶级当作无产阶级的重要同盟者，“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80]，否则的话，就很难动摇资产阶级的制度。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没有农民的参与，中国革命就无法成功。陈独秀对农民问题很早就有关注。1922年11月，陈独秀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之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因此，“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8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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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三大对农民的分析显然受到陈独秀思想的影响。例如中共二大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82]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83]因此大会宣称，引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是我们的中心工作”[84]。此后中共越来越意识到“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85]。中共三大后，陈独秀对农民问题有了新的论述，这些思考虽然并非中共土地革命的主张，但有其时代价值。
陈独秀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接着他分析了农民不加入革命的三条原因和加入革命的四个理由：“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条原因是其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但是“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个理由会驱使其在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加入国民革命。[86]其次，陈独秀认为农民人数虽众、疾苦虽深，但只是国民革命的动力之一，“没有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和领导，以农民极其坚固之私有观念，他们不会参加革命，即使参加革命，目的也只是“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而已。[87]最后，陈独秀指出在农民的切实利益被满足以前，号召他们加入革命的实际行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顺序应该是，“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否则革命的口号和内容不能有“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就无法动员农民。[88]陈独秀无法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而是倒叙革命的顺序，确有自上而下拯救农民的士大夫意识。然而，其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论证是清楚的，这是中国土地革命必经的一个思考阶段。哪怕此时对陈独秀有些批评的瞿秋白，也没有对陈独秀的农民观点进行攻击，他后来反思说：“当时大家都在无意之中恐怕认清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会使农民的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89]
回观中共三大前后的革命发展与国共合作的历程，陈独秀两篇文献揭橥的理论和策略，对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推进均有积极意义。我们无法因此后革命的失败而清算陈独秀此前推动中共加入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就算激烈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蔡和森在回顾大革命时，仍然承认：“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更属不对。”[90]这段评论是公正客观的平实之论。更何况其时中共和共产国际有明显的革命共识，即与国民党合作的目的，“简单地说我们是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变为劳动运动的一种工具，也就是无产阶级要利用民族革命以达到阶级解放的一种工具”[91]。既然此时必须采取工具主义理性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后来就必须通过历史主义的方式回到历史现场，去评析特殊历史节点陈独秀的特殊思考和举措。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09页。
[2]莫岳云等：《中共中央在广州：中共三大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83页。
[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6]相关评论可参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1927年2月），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544页；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277页；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载《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8—1038页。
[7]肖贵清：《1923—1925年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探微》，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8]阿明布和：《“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论与民粹主义——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再评价》，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9]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111页。
[10]朱汉国：《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兼评中共党史上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1]关于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政治倾向和选择，可参见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刘晶芳：《“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辨析》，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
[13]马连儒：《陈独秀思想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13页。
[14]《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译稿）》（1921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16]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1920年6月5日），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17]同上，第221页。
[18]马林：《我对孙中山的印象》（1925年3月20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19]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节录）》（1975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20]《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1929年12月10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40页。
[21]孙中山：《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6—617页。
[22]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221—245页；《邓泽如等呈总理检举共产党文》（1923年11月29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辑（1955年），第65—67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23]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8—459页。
[2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7页。
[25]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载《向导周报》第22期，第164页。本文中“独秀”“只眼”“致中”皆为陈独秀的笔名。
[26]《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27]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28]《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1923年8月2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29]孙中山：《复邓泽如等函》（1911年7月18日），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26页。
[30]《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6日），载《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3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3—24页。
[32]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1920年9月1日），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第41页。
[33]《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1922年4月1日），载《先驱》第5号，第2版。
[34]陈独秀：《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1922年5月23日），载《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251页。
[35]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922年8月10日），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第132—134页。
[36]《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1922年7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39页。
[37]陈独秀：《造国论》（1922年9月20日），载《向导周报》第2期，第9页。
[38]只眼：《国民党是什么》（1922年9月20日），载《向导周报》第2期，第16页。
[39]《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95—196页。
[40]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44页。
[41]《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52—353页。
[42]同注[39]，第196页。
[43]致中：《统一的国民运动》（1923年2月27日），载《向导周报》第20期，第158页。
[44]独秀：《怎样打倒军阀》（1923年4月18日），载《向导周报》第21期，第153—154页。
[45]《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1923年5月23日），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9页。
[46]同注[25]，第162—163页。
[47]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载《前锋》第2号，第2页。
[48]同注[25]，第164页。
[49]同注[47]，第6—7页。
[50]同注[25]，第164页。
[51]同注[47]，第7页。
[52]同注[25]，第164页。
[53]同注[25]，第163页。
[54]同注[25]，第164页。
[55]同注[25]，第164页。
[56]同注[47]，第1、6、9、8页。
[57]同注[47]，第6、8页。
[58]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1927年2月），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77页。
[59]H·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1927年7月10日），载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1919—1927），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
[60]《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19页。
[61]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18页。
[62]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载《蔡和森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9页。
[63]同上，第1025页。
[64]同上，第1011页。
[65]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载《蔡和森文集》下册，第913页。
[66]《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日—20日之间），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63页。
[67]同上，第474页。
[68]同上，第468—469页。
[69]同注[47]，第9页。
[70]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7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年7月11日），载《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第233—234页。
[72]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年4月5日），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73]《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1926年7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74]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6—347页。
[75]《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年7月），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76]《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48、251页。
[77]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5页。
[78]同上，第174页。
[79]同注[40]，第244—245页。
[80]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5页。
[81]同注[39]，第198页。
[8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31、133页。
[83]同注[76]，第251页。
[8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77页。
[85]《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923年11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349页。
[86]同注[47]，第5页。
[87]同注[47]，第5页。
[88]同注[47]，第5—6页。
[89]同注[58]，第478页。
[90]同注[65]，第911页。
[91]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载《蔡和森文集》下册，第813页。
连文妹：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