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张城｜“两个结合”视域下文明、革命与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
图：长城与云海、山峦交相辉映（王京广 摄）
（图片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这个民族及其文明传统血肉相连，是民族命运之“担道者”，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发展中国道路，“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道路有一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活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道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给予中国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华文明赋予中国道路以深厚底蕴。只有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才能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
关键词：中华文明 中国革命 中国道路 内生性逻辑 文明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1944年7月14日，在延安访问的英国记者斯坦因曾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2]记者的提问可能不明就里，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截然二分对立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共产党前面的“中国”二字却是其植根之母体。[3]毛泽东的回答确是掷地有声，以亲子关系之形象譬喻和实际先于理论之鲜明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与民族根性，深刻阐释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历次中国革命斗争的忠实继承者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者，革命党始终是其鲜明的身份意识。中国革命虽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民族内部的历史脉动和规律性。[4]“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5]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与文明传统血肉相连，伟大的中华文明滋养沁润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位共产党人。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6]中国共产党之诞生顺天应人，是时也势也，承继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是内生性演化之结晶，是为了彻底解决近代以来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之中国问题，是民族命运之“担道者”，始终致力于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与文明复兴。胡乔木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谈到文化与革命的内在关系：“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7]中国革命虽是世界革命之重要一环，但其首要目标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惟有在此基础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才能真正有机统一，进而达至世界大同。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革命、道路与文明并非互不相关甚至截然对立，而是有着深切的内生性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活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道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给予中国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并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中华文明赋予中国道路以深厚文明底蕴。中国革命、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中国道路植根之母体。
一、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
《宪法》序言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开篇序言的历史叙事即把新中国置身于中华文明历史传统之中，阐述文明与革命的内生性逻辑：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光辉，革命传统内蕴其中源远流长，历史-文明-革命的叙事逻辑由此清晰呈现出来，贯穿其中的历史主体则是中国人民。这段序言是1982年修改宪法时重新写入的，有其深思熟虑，亦有其经典出处，即源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言：“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8]这篇雄文力图阐述之主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即领导权问题[9]，作者把其置于数千年历史文明脉络之中，由此反映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远见和宏大气象。
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始，直至义和团运动，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但一般是以“造反”“起义”或“光复”等名义相号召，很少以“革命”为旗帜。自孙中山沿用日人革命党之说以自喻起[10]，“革命”二字从此不胫而走，风靡华夏。之所以如此快速地为国人所接受，其因在于“革命”一词实属古已有之，于中华文明经史典籍中渊源有自。《易经·革卦·彖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之古典本义即是天命转移，王朝更化。正如有学者言：从词源上考察，“革命”由“革”和“命”两个汉字组成，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其含义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种周期性更替。“命”的意思为君主下令，以形成某种秩序。又据《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这样“命”亦用于表示某种上天给予的秩序。所谓天命和性命都从天所赋予的这一层含义中引出。故“命”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和英文“order”相当。“革”与“命”两个字的连用，是表达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11]就一般意义而言，尤其诸如法国大革命之类暴力革命给人造成的固有印象，似乎革命与血雨腥风的暴力活动密不可分。中国古典这种天命转移之革命的确时常伴随着暴力，但中华文明从不推崇暴力，更不主张以暴制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尧舜以禅让实现权力之和平交替实属尽善尽美，是三代之理想，而武王以征伐实现天命转移虽是时势使然、历史之道，然毕竟有暴力之面向，故夫子未能许之尽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施行仁政比之于暴力嗜杀更能征服民心而“王天下”，故在应答齐宣王的齐桓晋文之问时，孟子坦诚直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因此，对于《尚书·武成》“血流漂杵”之记载，孟子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并非真的迂远而阔于事情，这正体现了孟子鲜明的革命正义观。暴力本身并没有正当性，如果说暴力革命是历史进步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那其背后必须有指向顺天意应人心之德性目的，这样革命才具有正当性。[12]自殷周之变以来，在上之统治者逐渐有了人文主义之觉醒，深刻意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天子受之于天命而居天子之位的正当性，必须“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与“民”是天命所归之核心指向，而天命转移之革命则是失德于天、失信于民。昏暴之君虽窃居天子之位而无应有之德，“德不配位”，民心尽失，由此天命转移之革命才并非一般意义上易姓改号的政权更迭，而是具有了古典德性之正当性。《孟子·梁惠王下》曾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朱熹对此作了如下注解：“《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他强调的仍是民心即天道。桀纣虽窃居天子之位，然而德不配位，天命已失，实属独夫民贼，汤武放伐则是替天行道，回归天命之常道，而非以暴易暴、犯上作乱之弑君篡夺。管仲曾对齐桓公言道：“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管子·中匡》）汤武革命是替天行道，顺应民心，重定禹汤之功，回归三代之道。由此可见，革命所致之天命转移，不是简单的异姓改号、王朝更迭，并非“肉食者谋之”，而是有着强烈的古典政治之德性目的，是复归三代以来天地之常道，各正性命，各归其位，重塑天下之秩序。
孙恩道：《商汤崛起·汤誓》（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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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三代之所以成为士人君子的“理想国”，就在于树立起古典政治的德性正义秩序。而革命始终能保持对现实政治之威慑，如在上者荒淫无道，天命就会转移，革命则可随时随地揭竿而起，纠偏校正使其复归常道。革命看似王朝颠覆造成历史断裂，实则有其德性仁义之指引，是对常道之坚守。“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并非预言家，而是深知历史损益之常道，历史进程虽变化无穷，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损益之中有常道，所以百世可知者常道也，而非历史变化之具体实际与细微末节。革命即蕴含于历史损益之中，体现了继承与变革的有机统一。“三代之所以为三代的道理，正是革命原理的体现，或者说，三代之所以成为理想，正是为了确立革命的原理。……‘革命’是经由损益而实现的主体的历史贯通，而不是另一种历史的开端。”[13]因此，无论是孙中山起初有意以经史典籍为人心基础沿用“革命”一词，还是毛泽东极富远见卓识把中国革命置于伟大的民族历史文明传统之中，皆有其深谋远虑，力图贯通革命与文明，赋予中国革命以历史纵深与文明底蕴，让革命具有古典之常道、德性之正义。
二、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有自信豪迈之言：“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4]中国革命不仅未曾使中华文明断流干涸，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其生命力，使其得以复兴再造，并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革命植根于中华大地，吸吮着五千年文明之养分，有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
为寻求反清革命之正当性，早期革命者即试图从历史传统中找寻资源。章太炎直言不讳：“辛亥革命排满，就是由历史来的，不是由学理来的。”[15]他认为革命自有渊源于悠久历史文明之传统。“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16]力图以革命方式获取政权，回归天地之常道，恢复天下本有之秩序。历史学家周予同1929年就曾指出：“中国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于全部民众之事实的需求，而由于少数青年之情感的冒险；而指导这少数青年从事革命之学术思想，则又不是出发于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的理论，而是出发于中国固有的常州经今文学派与浙东史学派的学术。”[17]邹容更是直接区分了两种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波拿里，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18]野蛮之革命破旧而不立新，纯粹的暴力缺乏正当性，而文明之革命则是破旧立新，暴力背后有其革命正义之指向，这是文明革命的初步自觉。面对苏俄革命之胜利，李大钊直呼：“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19]伴随对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观察思考之深入，他把文明与革命深相结合起来，充分运用历史文化资源构建革命理论，提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社会理想，力图构建“第三新文明”[20]，由此中国革命的文明意蕴已彰明较著。1920年春，就在青年毛泽东深受苏俄革命影响之际，其心中已萌发出文明自觉之意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21]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空范畴，但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悠久，的确精华与糟粕并存，现代中国革命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以反对旧传统旧道德旧伦理相号召，陈独秀即把伦理觉悟视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其领导下之革命从不主张割断历史，而是“尊重自己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历史文明自觉，十分注意汲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伟大历史传统中的积极养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22]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欧洲模式和苏俄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无产阶级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先进性，如“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等，但同时自觉认为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民族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具有德性先进性，如注重道德修养，提倡自我批评，提倡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强调“全心全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从文明传统中汲取资源，涵养德性，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华传统文化修养方面普遍工夫较深，尤其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就是这方面的杰作。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有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刻的文明主体性与文明自觉意识，可以说把中国革命从严重脱离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危机中拯救出来，使革命深深扎根于文明沃土之中，具有内生性文明特质，由此才能把真理本土化，才能具有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进而深入人心，“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重塑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实现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超大规模的民族革命动员。
孙立新：《我们一定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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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赴延安等地进行采访，通过近半年的观察思考，他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共产党员极端注重他们的文化”，认为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能把自己的根深深植于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谜底之一。历史学者杜赞奇对延安时期革命与文明的这种内在关系作了深入阐释：“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共与国民党形成联合统一战线，需要团结大量民众为民族事业而奋斗之时，似乎更倾向从内部看社会本身……倾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而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也是中共试图从民俗和大众文化中寻根的时期。”[23]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深入思想交锋的梁漱溟，其一生始终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面对中共革命之成功，其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力图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视角理解其成功之道。在他看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形的好条件”，即其阶级基础——中国产业工人力量甚为薄弱，却通过革命斗争锻造出“无形的好条件”，即舍生忘死的无产阶级精神。“无产阶级精神视我传统习俗为高，学他则精神向上提振，同时它又和我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之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实与此有莫大关系。”[24]这种无产阶级精神“正是中国人所早成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精神之名义相号召，“对于中国人确还是投其所好”。[25]“世界唯独中国有些大量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则是有老中国社会为其根柢，并非一时间偶然奇遇。”[26]在梁漱溟看来，中共革命是以人的无产阶级化为基础，把中国文化中的仁义传统与无产阶级精神进行互融，由此从学理上贯通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中共革命亦有深入思考，深刻阐述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关系：“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开始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1840—1949年）受到了重创。”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革命激活了伟大的中华文明，“通过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她重新发现了其原有的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荣誉和尊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又给予中国革命以丰厚营养，中国革命“所有这些仰赖的都是中国生活和中国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没有这些东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能够依赖其历史悠久文明的最长久、最坚固的特征”。[27]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8]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有一场文化革命，其目的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有一个文明中国的理想。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作了令人心潮澎湃的憧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9]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可谓同位语，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复兴，中华民族才能由此获得文明主体性、精神独立性，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在毛泽东看来，那些一向以文明自诩的帝国主义者，却横行霸道，肆意欺压剥削侵占他国，他们不但配不上文明的称号，而且简直就与野蛮无异。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中国革命始终秉持古典文明的道义性，有强烈的文明自觉意识，毛泽东经常引用孟子的“春秋无义战”来说明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30]，而文明国家是不能随意欺压侵占他国的。“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31]文明中国是先锋队的历史使命，继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可谓文明型政党，其领导之中国革命则是文明型革命，中国革命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始终致力于贯通文明与革命，致力于实现文明国家的奋斗目标，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中国道路的文明底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之开辟并非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只有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33]中国道路之所以不同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道路和苏俄道路，关键即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注重从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这可谓党的第一次文明自觉。在战争环境之下，历史赋予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迫于严峻的内外形势，如何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站住、站稳则是首要任务，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虽也作了一些努力与尝试，但做得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改革开放后，我们始终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但时代赋予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带领人民致富奔小康。胡乔木曾言：“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没有完成。我们不能责备前人，因为那时没有这样的条件。全国解放后，虽然有了条件，但很可惜，应该做的努力做得很差。没有集中很大的力量来做深入的探讨工作，这有待于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的确，中国道路一路走来，虽然每个阶段对中华文明都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但有其时代赋予的中心任务，这亦是如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亨廷顿即认为：“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35]只有国力逐渐走向强大，文化自卑才会散去，认祖归宗的意愿才会凸显，人们才会重新认识固有文明之价值，进而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产生文化自信。中国道路的历史发展确亦如此，随着在实践中充分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文化自信随之而来。一方面，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文化自信提供了雄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明的基因密码内蕴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拓与不断推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36]
2005年发行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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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西强东弱”之现实短期内虽不可能有多大改变，但“东升西降”之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决心和信心所在。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承担的角色日益重要，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如把中国的发展复兴仅仅视为又一个如美国霸权主义之类民族国家的崛起，那则是对于文明中国的误解误读，亦会于世界范围内引起新的恐惧与不安。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符号的万里长城就是和平的象征，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和平性是其突出特性，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始终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绝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身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中华文明传承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中国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37]西方很多思想家亦是从和平观念来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中即认为，“就西方人而言，经济上的贪婪、传教的渴望和科学求知的探索热情持续推动着他们跨越边界”，“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散播出去”，“中国是一个大陆文明，除了控制一些朝贡国，它认为没有必要向外扩展自身势力和传播自身的价值观念”，“从未想过‘入侵’世界上其他地区”。[38]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唯我独尊的文明观，有一种所谓“普世价值”的自负情结，始终有传教殖民的内在冲动，甚至不惜以战争等野蛮征服方式传播所谓文明。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则始终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从来没有传教的想法，如《礼记·曲礼上》所言：“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孔颖达对之注疏曰：“凡学之法，当就其师处北面伏膺；不可以屈师亲来就己。”以暴力征伐进而殖民掠夺，则更是闻所未闻，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9]在美国政治学者基辛格看来，与欧洲文明的传教殖民本性迥然不同，在欧洲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之时，中国人郑和的船队已下西洋，不过，中华文明历史上既不侵略，亦不传教：“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的理论。”[40]中华文明始终主张以德服人、以文化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因此，只有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角度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道路的深厚文明底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41]他深刻阐述了中国道路的文明自信：“中华民族对全人类要有更大的贡献。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现在还在往前探源，我相信，我们的文明史更悠久。传到现在，要继续往下传。”[42]因此，今天我们要更好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道路形象，就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中国的发展壮大有内生逻辑”。[43]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其政治远见写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赋予中国革命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明底蕴。时间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有责任赓续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的文明传统，传承好民族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写好新时代“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大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44]由此明确指出“两个老祖宗”，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精神之源。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为中国道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重塑新的文化主体性，更好地筑牢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其中之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共产党文明型政党之底色，筑牢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之文明主体性。正如有学者言：“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45]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找真理，实属客观之历史进程。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西方并非真理本身，更不能垄断真理，如今天仍把西方视为真理本身，要么是执迷不悟，要么则是别有用心，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性决定我们并不拒绝世界上的任何文明，但必须把学习的过程变成中华文明主体性重塑之过程，由此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道路才有深厚的文明底蕴。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道路有一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内在道理。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更深入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才能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
[2]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3]刘少奇曾言：“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4]“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5]《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6]《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72页。
[7]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231页。
[8]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9]“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10]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介绍“革命”二字之由来：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孙中山晚年还曾对人谈起自己革命思想渊源于中华文明之道统：“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蒋介石：《中国魂》（1934年7月16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演），转引自李侃：《孙中山与传统儒学》，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1]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当代思想形成的历史结构》，载潘公凯（主编）：《自觉与中国现代性的探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1页。
[12]对于革命中出现的这种暴力性，有学者指出：“唯有摧折扫荡一切阻碍的革命，方能实现上述目标。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其中亦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即便在‘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有类似伯夷、叔齐这样的无辜者死去。这是最正义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革命中无辜受难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认同并捍卫革命的成果，让他们的死不至归于空虚。”白钢等：《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13]张志强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36页。
[14]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15]章太炎：《历史的价值》，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
[16]姜义华、朱维铮（编）：《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17]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18]邹容：《革命军》，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65页。
[19]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页。
[20]“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21]毛泽东：《致周世钊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22]同注[5]。
[23]［美］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李盼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24]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25]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05页。
[26]同注[24]，第309页。
[2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5页。
[2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29]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载《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30]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31]毛泽东：《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
[32]本书编写组：《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4页。
[33]张晓松等：《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4日，第1版。
[34]胡乔木：《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31页。
[3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36]杜尚泽：《“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9日，第1版。
[37]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23年11月15日，旧金山）》，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7日，第2版。
[38]［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中文版序言”，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6页。
[39]韩愈：《原道》，载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4页。
[40]［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41]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7/15/c_1128830256.htm，访问时问：2023年9月1日。
[42]杜尚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5日，第1版。
[43]《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7日，第1版。
[44]《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载《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第1版。
[45]甘阳：《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页。
张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