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怀念80年代的春晚？

至少在八十年代的春晚，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魅力和今天的缺失——“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的。”

作者 | 邵乐乐

对于《三声》的很多小朋友而言，八十年代是一个略显古老的词汇，因为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启蒙和躁动，都已成为过去。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追溯和怀念，那十年的故事和人物。

在娱乐方式多样化的今天，春晚被很多人视为缺乏新意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但至少在八十年代的春晚梳理中，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魅力和今天的缺失——“一切都是可以讨论的。”

虽然看起来混沌摇摆、此起彼伏、双重变奏，但在春晚这件事上，八十年代始终保持着开放和创新。

加拿大流行音乐研究者吕梅杰描绘道，“自从发起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上的限制也明显宽松起来，那些灰色的单一的革命文学和艺术让位给了一个生动和令人兴奋的场景。”

又彷佛北岛在当时的著名诗作《回答》中所写，“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中国人知道玩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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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晚，李谷一演唱《乡恋》

1983年，画完《西藏组图》的陈丹青，在美国看到《纽约时报》上面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中国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的现场。“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中国人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同一年，中央电视台决定开始举办春节晚会，在随后三十多年内，春晚始终是中国大陆民众最重要的年度节目。

文艺兵出身、在央视工作20多年的黄一鹤，被任命为央视春晚的第一代导演。他对60年代初期《笑的晚会》印象深刻，黄一鹤想要在中国的电视台第一次用直播制作一台面向全国观众的“笑的春晚”。

1983年春晚，黄一鹤尝试让相声演员担任串场主持，在电视直播晚会节目的同时，还包括了观众点播和猜谜抽奖等多种形式。

黄一鹤说， “我不懂人性化，不懂互动，就知道应该让观众说话”。

当时的主持人阵容中有着当红电影明星刘晓庆，第一次当主持人的她身着从香港买来的红衫黑裙，成了当晚最亮眼的明星。

在没有台本设定的情况下，刘晓庆通过央视春晚的直播信号向自己的父母先问了“过年好”。就在这年春晚播出后不久，大街上很多女孩开始穿上类似的衣裙，“晓庆衫”成为那个时代的春晚符号。

1983年春晚，也是一种“知道玩儿”的“喜剧精神”被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演出。相声成为这次春晚的重头戏，表演总时长甚至超过了90分钟。

就在正式直播开始前，黄一鹤私底下偷偷嘱咐相声演员，“看现场，如果爆，每个人再加一个小段儿”。

哑剧小品《吃鸡》也得以重出江湖，专业演员出身的王景愚用夸张喜剧，幽默化了暂时贫乏的物质条件。首创于1962年的《吃鸡》曾经把周恩来和陈毅逗得直流眼泪，但在文革十年中却被看作“笑里藏刀”而遭到长期禁演。

李谷一在这次春晚被允许演唱了《乡恋》。这首在当时有着巨大争议的歌曲并不在排演好的节目单里。坐镇演出现场的时任广电部长吴冷西，看着一盘又一盘的观众点播条，不断地摇头、来回踱步、擦汗，最后猛地跺脚，“黄一鹤，播！” 

港台歌曲的唱法借鉴，全曲对探戈节奏的运用，以及“我的情爱，我的美梦，永远留在你的怀中”，让《乡恋》在八十年代初被批判为腐朽堕落生活方式的标志，也曾不得不悄悄地从电视广播中消失。

《乡恋》在83年春晚被重新唱起，不是那个时代观点交锋的孤立事件。1980年夏天，李谷一去天津演出，当天的节目单上没有《乡恋》，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

直到歌声响起，观众全体起立，合着节拍热情鼓掌。黄一鹤说，“《乡恋》是人们寻求自由的愿望得以展现，可以展示个人感情了，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

作为一个有政治背景的歌唱家，李谷一就这样打开中国流行音乐的大门。记者凌志军如此评论道，“流行歌曲渐渐地为中老年人接受，并且日益红火地在中国发展起来，蔚为大观。”

1983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广播大院的收发室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件。每隔几天，这些信件会被装进一个麻袋送到黄一鹤的办公室，“绝大部分都是表扬晚会办得好”。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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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晚，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

解冻期的80年代，中国大陆正享受着多层次的浪漫主义，一种混杂了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情感的艺术表达交替成为主流。

1984年的春晚主题被定为“大陆港台一家亲”，破例拟邀港台演员上春晚。其大背景是，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谈判，共识的难以达成直接触发了香港市民的忧虑，致使物价飞涨、股灾出现、港元暴跌和抢购粮食。

“1984年，港台演职人员的出现，让人们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把窗户打开，透一下气，跟外面联系一下，我们不是孤立在世界上。”黄一鹤回忆道。

在1983年秋天，筹备春节晚会的央视导演团队到福建和广东采访。一天，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导演袁德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

黄一鹤费尽周折跑到中英街，用港币买到《我的中国心》的磁带，并决定正式提出申请——要让这首歌的演唱者、香港歌手张明敏登上1984年的春晚舞台。

这首歌创作于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当时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香港词曲家黄霑的愤慨，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黄霑对张明敏说，“你心中有中国，有名字，有中华民族，你到底有没有心？”

在两年后的北京，这首歌却让黄一鹤几乎丢掉自己的工作，启用张明敏的建议遭到了一连串的不同意。当时的通知是这样的：“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需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就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黄一鹤撤了。”

转机的出现直到腊月二十七，时任央视副台长洪民生开始向更高层领导作最后一次争取。在长达3个小时的交涉后，洪民生告诉黄一鹤，“可以播了”，当时的黄一鹤高兴得“眼前都黑了”。

身着中山装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1984年第一次登上了内地舞台，用国语向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时，第八轮中英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三个月后，英国外相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的主权。

张明敏在内地一夜成名。当时《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有一天下午，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

同样在1984年春晚被黄一鹤“冒着巨大的风险”推上舞台的，还有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这档至今依然被封为喜剧表演经典的作品，在当时顶着“单纯逗乐，没有教育意义”的批评声。

马季表演的《宇宙牌香烟》也在那天晚上一举走红，在这个相声中，马季对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产品的讽刺，巧妙借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式呼喊，得到正在感受消费文化的中国观众的喜爱。

就在那晚，马季还对着电话为一个观众再一次说起这段十几分钟的单口相声。“一个首钢的炼钢工人在高炉上值班，没有看到我的节目，他打电话来正好我赶上了。对方说你是马季吗？我说是。他说你刚才的演出我没看见，好久没听，你必须给我说一段。”

1984年的国庆节，北京大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城楼时，突然亮出“小平你好”的横幅标语。这一年，由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仅仅正版就一年出售了24万册，“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

“拼了老命也得做出样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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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晚，费翔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

第三次操办春晚的黄一鹤，“前无古人”地把1985年春晚的演出地点，改到了能容纳六千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

“全部请来的香港灯光音响，开场的时候，有贵宾从天而降。两个篮球场大的舞台，分四个演区，也就是四个景观，那边亭台楼阁，这边小桥流水。要细微有细微，要壮观有壮观。”

可惜，当晚的直播极大地挑战了当时央视的工作能力。因为设备条件差，沟通调度不畅，晚会节目衔接拖沓，快6个小时表演依然没有结束，观众出现了明显的厌烦情绪。

1985年春晚演砸之后，时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说：“初一在大会堂团拜，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干部，各个劈头盖脸地质问：你们搞的什么晚会？我无地自容。” 

11天后，央视在《新闻联播》中就此事向全国观众道歉，这个庞大的国家电视台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这么做。此后，四个工作组进入央视，检查晚会的质量问题。

至今，黄一鹤每提起此事，“二十年隐隐作痛”。在多次申请之后，他再次获得执导1986年春晚的机会，“拼了老命也得做出样子来”。

“刚建组的时候，我就调来一大批资料（借鉴）。这是香港的新春晚会，这是美国一个颁奖的大晚会，这是苏联去年的圣诞晚会……我们想把这个点子借鉴过来。”

蒋大为在1986年第一次登上春晚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乡”，随后三十多年来先后六次参加春晚演出，“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1987年春晚，费翔身着颠覆传统的红色演出服，动感十足地唱道，“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中国的女青年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最终敢于在夏天穿红色裙子、冬天穿红色羽绒服，甚至在当时还因此有了一部名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

费翔是1987年春晚审查中的焦灼点，导演邓在军让费翔设计了一段当时中国青年文化中最流行的迪斯科风格舞蹈。“排练时，费翔给一把火设计了迪斯科风格的舞蹈，我高兴得直鼓掌，和歌曲配合得好极了，可领导又担心了，明确指示要拿掉。”

当时，领导在直播时为了避免迪斯科舞蹈被播出去，通过话筒对邓在军大嚷，“不能切全景！”。而在后者的坚持下，镜头一直给着费翔全景，直到耳机里传来，“邓在军，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同样在1987年，姜昆和唐伟杰表演了相声《虎口遐想》，书面语十足的长句子出乎意料地让《虎口遐想》成为了当年最火的节目之一。

六年后，这部相声的编剧梁左参与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编剧工作，他熟稔如何将极度政治化的作品转化成喜剧和家庭剧，“一边贫着嘴一边就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农贸市场”。很大程度上，这部情景喜剧也因此成为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巅峰作品。

另一首在1987年春晚被传唱的歌曲是《血染的风采》，“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哲说道，“‘共和国’这个词在当时是第一次在歌曲中被允许使用。”

1988年，侯德健在春晚舞台演唱《龙的传人》，这首创作于1972年的歌曲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代表作。侯德健直播中即兴说道，“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象创造的，希望中国人在龙年里有更多新的创造。”

不过，《血染的风采》和侯德健却因为自身对于家国同构的深情，在一年后陷入巨大漩涡，前者再难进入主旋律歌曲序列，后者直到2015年才再次登上北京的舞台。

下一个十年的第一台晚会又回到黄一鹤的手上。在1990年春晚上，赵本山凭借小品《相亲》一炮走红，此后登上春晚舞台20多次；宋祖英也因为《小背篓》初展头角，之后连续24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1990年春晚倒计时后，两位时任最高国家领导人突然来到演出现场。虽然这样的举动也被理解为安抚那些对半年前激烈对抗而感到失望的民众，但是其中一幕却让八十年代的春晚有一个不算坏的告别。

歌手翟春萍向一位长者展示了一张合影，说道，“87年在美国旧金山…”。

这位长者用英语回答道，“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那时我们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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