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下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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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华语乐坛的萎靡不振直接影响了音乐节目自身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综艺市场同类节目的模式消耗、网综的繁荣以及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崛起，都让走到第七年的《歌手》2019不得不做出改变。
作者 | 韩玥
编辑 | 申学舟
2月14日，长沙，小雨。
这是下午四点的湖南广电，粉丝楼前已经集合了500位大众听审。几个小时后，我将在第七期《歌手》2019竞演的现场，与499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一起度过这个情人节的夜晚。
排在我前面的女孩儿是一名来自广西的酒吧驻唱歌手。一天前，她花了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坐火车来到长沙，但现在，我在她脸上看不到一丝疲惫。像她一样自费赶到长沙的还有很多，跟我同期参与录制的大众听审中，最远的一位来自温哥华。
相较于地理上的限制，节目组对于大众听审的“人为审查”更加严格。
在每期约20万人的报名库中，节目组首先通过对节目的熟悉程度、热爱程度、音乐品味、个人喜好等筛选出2000人进行电话沟通。然后，再以4-5轮的电话面试筛选出最终参加录制的500人。在洪涛看来，只有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选出既有音乐素养，又对节目有耐心的大众听审，“才能对得起艺术家们的表演。”
演播室外的等待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晚上八点大众听审才陆续进入录制场地。不到0.25%的入围率使我的周围藏龙卧虎。他们不仅有经验丰富的驻唱歌手，还有声乐系学生、音乐老师，甚至是精通京剧的行家。在漫长的等待中，不断有人自告奋勇的上台表演，成为录制前的第一波高潮。
《歌手》2019第七期，声入人心男团
来参加录制之前，已经有朋友告诉过我，《歌手》现场的感受与电视机前完全不同。但直到第一位竞演歌手Polina Gagarina走上舞台，灯光亮起，《Hurt》的前奏从音响界“劳斯莱斯”（V-Dosc）与“兰博基尼”（K2）中传出来，我才真正体会到两种观看形式的不同之处，也终于能够理解，为何总有人在观众席上泪流满面。
但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歌手》2019需要吸引的还有屏幕那端更多观众的目光。只是，如今这件事变得愈加艰难。
在这个“流行音乐”不再流行的时代，华语乐坛的萎靡不振直接影响了音乐节目自身的良性循环，更多的流量涌向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直播、短视频，更为通俗的音乐也在此诞生；与此同时，综艺市场同类节目的模式消耗、网综的繁荣以及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崛起，也都让走到第七年的《歌手》2019不得不做出改变。
而必须正视的是，作为一档强模式的音乐节目，《歌手》能够在做到第七年的同时，于电视综艺市场依旧保持着较高的节目品质、音乐水准与品牌效应，已经非常难得。
正如《歌手》2019总导演洪啸在接受《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专访时所说：“以前《歌手》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节目，做到现在，慢慢地难度越来越大。怎样让节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是我现在最需要去想的问题。”
“我们属于资源消耗型节目”
录制结束的第二天是《歌手》2019第六期播出的日子，处在项目中的洪啸已经两天没合眼了。他不断地抽着烟，试图消解这份疲惫。“七年以来的每一期都是这样的，虽然你只坐在那里看了一个多小时，实际上台前幕后没有人停下来过。”
同样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还有参与竞演的歌手。与我参加过的其他节目录制不同，《歌手》的录制现场几乎没有停顿和休息，八首歌曲一气呵成，若非技术故障，每位歌手只有一次表演的机会。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每位歌手从选歌、录音到场排、连排，通常需要整整一周的时间。
这既是节目精彩的地方，也是其遗憾之所在：一方面，竞演的形式需要歌手面对高强度的压力和快节奏的录制周期；另一方面，电视媒介固有的限制极大地削弱了现场表演的魅力，不论是专业级声音硬件对声音的还原，还是舞台灯光的视觉感染力都难以百分之百地呈献给观众。这也使得一些歌手陷入网络舆论的讨伐旋涡中。
这种残酷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受的，也一定程度解答了《歌手》2019在请人时的艰难。
在《歌手》2018首期录制现场，洪涛曾一度泪洒舞台。“因为今年首发定得晚，赛前有大家期待的歌手因故退出，辜负了大家，辜负了观众这么多年的守候。”向来微笑着公布名次的他哽咽地说道，“我只能说我尽力了。有很多网传的大家期待的歌手，我们真的在尽力，我只能这样说。”
请人这件事只会越来越难，但在洪啸看来，团队仍然在坚持、并且寻求新的突破。“我们属于资源消耗型节目，确实很难再找到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惊喜、很意外的人，再加上观众的眼光也被节目培养起来了，口味越来越难满足，所以我们就很难找了。”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兼具高音与大嗓、有“小黄妈”之称的张芯，在本季的竞演的名次中并没有占据上风。当观众听过了黄绮珊、邓紫棋、韩红、谭维维之后，他们对音乐的需求不再是音高与声量，而是属于歌手本身的、独一无二的音色与特质。
首发歌手中最后一个揭晓的保加利亚“小鲜肉”Kristian Kostov，也同样没能走出瓶颈。本应肩负起“黑马”角色的他，却因有迪玛希和Jessie J在前，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观众对于海外歌手的好奇，而其更加偏向流行的演绎风格也未能激起太多火花，只得过早地离开了《歌手》2019的舞台。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档音乐节目会像《歌手》一样，一口气消耗如此多优质、成熟的歌手。而华语乐坛新人的成长周期也显然无法匹配节目一年一季的制作周期。
事实上，从第二季开始，团队已经把选择的目光放置在整个亚洲。如今，更是广泛延伸至欧美。本季连续请来了两位在“欧歌赛”上斩获亚军的Kristian Kostov、Polina Gagarina，这样“神仙打架”的场面或许很难在其他音乐节目中看到。
Kristian Kostov
为了缓解这种资源的匮乏，洪啸将今年的节目内容更加偏重于原创，着重邀请创作型歌手登台。曾多次拒绝《歌手》团队邀约的刘欢、吴青峰、逃跑计划等人，都被“原创”二字吸引而来。
此前，包括邓紫棋、胡彦斌、李泉等在内的创作歌手，在舞台上的表演大多以翻唱经典曲目为主。而“原创季”的设定从规则上增加了演唱歌手本人自作曲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音乐节目“曲库同质化”的尴尬境地。
“歌手可用来翻唱的曲目实际上是越来越少的，因为有这么多音乐节目在消耗，无论歌手再怎么重新编曲，再怎么翻唱，多数节目都还是以老歌为基础，但是中国的观众也不可能永远只听那些老歌。所以今年想看看能不能通过偏向创作的方式，让大家听到更多更新的歌曲、更好的歌曲。”
对于歌手来说，他们愿意接受这种尝试，也已经预想到为此付出的代价。作为首发的逃跑计划直到离开也没有表演那首被多次翻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而是选择留下乐队的新曲——《你的爱情》。毛川的解释很简单，“要是唱这歌，那真就只为了名次了。”
当大众获取新歌的途径从专辑、音乐节目，变成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纷纷唱起《学猫叫》和《我们不一样》时，洪啸仍然希望《歌手》2019能展现音乐更加多元和专业的一面。“如今的受众会更加细分，或者说更加精准。我们也想在发掘像《成都》这样的歌曲，但确实也挺难的，现在就是尽最大努力去寻找这样的原创歌曲。”
“百好不如一新”
在发掘原创遗珠的同时，团队在今年《歌手》2019的舞台上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尝试——为踢馆选手开通了全民票选通道。
“七年前第一季《我是歌手》的这种模式、它真人秀的表现手法都是观众从未见过的。但这么多年下来，惊喜已经慢慢变成了习惯。”在洪啸看来，一档强模式的节目做到第七季，大众的审美疲劳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势必要求团队在模式上不断地去尝试新的东西，“百好不如一新嘛。”
具体而言，在众多报名踢馆的选手中，节目组着重从创作能力及代表作品、演唱实力、曾获得的最高荣誉及后续发展情况、人气知名度等四个维度为标准进行综合评价，在保留专家推荐名额的同时，在“全民举荐歌手”环节获得最高票数者，亦可获得争取踢馆名额的资格。二者谁能成为踢馆歌手，最终由500位大众听审决定。
以主播身份走红的刘宇宁，成为第一位被粉丝投票送上《歌手》2019舞台的“全民举荐歌手”。但从他登台到踢馆失败，始终都处在巨大的争议中。这种争议有的针对刘宇宁本人，有的则是质疑节目的水准。在他们看来，“网红”、“粉丝”、“流量”，这些本都不该与《歌手》产生丝毫联系。
但刘宇宁身上所体现的恰恰是当代互联网语境下流行音乐的特征。五年之前，头部的音乐电视综艺通常还是年度金曲的制造机。如今，流行音乐的传播方式不再是通过传统的电台打榜、电视台的播放，而是凭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方式更迅速、更碎片化，也更短周期地进行扩散。
时代的变迁给不同音乐人留下的烙印也更为显著。
启蒙于八十年代的刘欢海纳百川，总在追求音乐的多元化呈现，在第七期节目中演唱的《巴黎晴空下+挪威森林》便是法国香颂与英伦摇滚的碰撞，想法极具新意；跨入新世纪的吴青峰则体现了80、90后群体注重个体的音乐表达，从首场竞演描写创作人心境的《燕窝》、到第五期被评价略显平淡的《窗外的天气》，吴青峰把舞台上的每一首歌都形容为自己的“专辑”，“曲目来到第五首的位置，我直觉觉得应该来一首有气质的情歌。”
而在互联网语境下积聚人气的刘宇宁身上一直有着“网红”的标签，他的言行更接地气、有着草根逆袭的光环。在刘宇宁背后，是移动互联网直播、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伴随着更加娱乐化通俗化的内容偏好，多数网络歌曲的旋律也更加魔性和洗脑。
这一切似乎都与节目本身相悖，但却真实展现了当下流行音乐的模样。“按照我们以往的想法，可能不会考虑到刘宇宁，因为我们要考虑有作品、有资历、有经验的成名歌手。但是今年我们在想，大家这么喜欢肯定有他的道理，那就做一个实验，让大家喜欢的歌手和我们推荐的歌手发生一个碰撞，碰撞的结果都是拭目以待的。”
不论是节目中所呈现的采访还是对表演歌曲的选择，刘宇宁都试图摆脱“网红”的标签。在第三期表演中，他作为全民举荐踢馆歌手，选择了相对不那么“互联网”、但在年轻群体中有一定认知度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在另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获得总冠军的毛不易。
粉丝在湖南广电的园区里拉起应援横幅
在洪啸看来，无论是“全民举荐”还是“专家推荐”，踢馆歌手的最终人选始终以现场表演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并没有违背节目一直以来的初衷。“我们的全名不叫《资深歌手》、《大牌歌手》，我们就叫《歌手》，你总要给新人一些空间吧！英雄莫问出处，你不知道他的未来是怎样的，不能把别人的未来用自己的一个观点就否定了，而是要去鼓励他们。”
他认为，《歌手》的音乐品味不会因为谁的到来而改变，它终归是两个字：引领。“我们还是想做一些有引领性的、而不是迎合性的音乐，想推荐的歌手也尽量是具有有引领性的。”洪啸也承认这一取向选择与大众审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
“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一直会存在。”
片刻之后，洪啸又缓慢地补充道：“但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大众的审美也会跟着节目改变。前两季大家喜欢大嗓，第三季李健出现了，大家也更偏向这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再后来，赵雷的民谣也火了。今年无论是刘欢、齐豫、ANU还是杨乃文，都是之前没有过的音乐风格的尝试。当然，尝试就表示有失败的几率。”
洪啸解释说，做到第七年，《歌手》2019所需要的已经不是专业领域的认可，节目的第一要义就是在传递引领性音乐与思考的同时，满足普罗大众的需求。
“可能在节目期间大家对先锋的、引领性的音乐接受程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希望能够对以后人们的音乐审美产生一些影响吧。”
好内容的生命力
七年时间，从洪涛到洪啸。《歌手》见证了音乐市场的起伏，也目睹了电视综艺的兴衰。
2014年，电视综艺集体迈入“亿元时代”。这一年，第一季冠名费只有2800万的《爸爸去哪儿》收入突破3亿，身价飙升十几倍。《我是歌手》第二季冠名费也从此前的1.5亿突破2亿大关，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直接变成了6亿。也是在这一年，卫视平台的头部综艺冠名费集体达到了顶峰。
一年之后，天花板到来。即便是综合收视排名第一的《奔跑吧兄弟》，2017年冠名费也难以继续上涨。就在此时，网综市场孕育出第一档现象级音乐真人秀——《中国有嘻哈》，互联网平台与卫视之间的话语权出现了第一次倾斜，电视综艺收视率下滑，以往作为娱乐刚需的音乐节目，无论是《中国好声音》还是《歌手》都难逃关注度下降的困境。
“若一去不返呢？那便一去不返。”去年《歌手》歌王之战的最后，屏幕上缓缓打出了这行字。很多人开始猜测，这或许是《歌手》最后的告别舞台。
“告别”的念头确实时常出现在洪啸团队的脑海中。“当做完一季的时候，你会想下一季还有谁可以请、还有哪些歌手会来、还有什么东西能让观众觉得惊喜、好看……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是一个问号。在问号的情况下，往往不知道下一季会是什么样子，甚至会不会有下一季。但是当我去筹备的时候，总会慢慢建立起信心。”洪啸坦言，“在那个时刻，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也想多做几季，想一直做下去，但是这个确实会越来越难。”
更加积极的信号也释放而出。当外部环境与市场迅速变化的同时，湖南卫视的内部工作体制也在逐步进行调整。2018年11月9日，湖南卫视举行了第二批工作室授牌启动仪式，为新成立的5个工作室授牌，其中就包括洪啸工作室。“工作室的模式加强了团队的凝聚力，使大家有了品牌的概念。”洪啸还表示，今后工作室也会逐步去尝试舞蹈类节目。
眼下，洪啸工作室的重心依然是《歌手》这档王牌音乐节目。从创新程度上来看，《歌手》2019显然有一定的突破，只是其带来的功效与能量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而作为一档模式、规则较强的音乐节目，它还有哪里可以再进行创新，是团队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创新的东西我们肯定是需要尝试去做的。但每一个节目都有自己秉承下来的气质，这个气质是不会去变的。《歌手》就是顶级歌手的一个比拼，这个顶级不光是地位上的顶级，在某一个领域做到极致了，也是一个顶级。”洪啸说，“我们还是要向大家传播一些真正有创作力、有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网综的飞速发展则从另一层面丰富了《歌手》的人选和音乐内容。“我们节目应该站在一定高度去看待所有的东西，应该有包容心、容纳心，像去年我们也请了周延。《歌手》这个节目不排斥任何一种垂直的音乐品类，我们应该要把这些放到大众面前，让大众去评判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种包容心被洪啸看作是《歌手》得以拥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本。“每一种类型的歌手、每一种音乐风格、或者每一种综艺都有自己的受众人群，而《歌手》就是包含所有的给你看。”
在节目愈加包容的同时，节目组也不再过多强调以竞争为核心的“比赛”这一概念。2014年，在竞争最激烈的《我是歌手第二季》，邓紫棋在第一名的宝座上的蝉联让节目组感到了急迫，四平八稳的赛果对于节目组而言就如同一场灾难。于是，等到第七期开唱时，团队找来了来自马来西亚的 “鲶鱼”——茜拉，凭借深厚的唱功搅动了这片海洋，亦使节目的吸睛程度再度提升。
如今歌手们对名次的欲望愈加淡薄。排名总是游走在后几位的齐豫，并没有为了迎合观众、争取一个好名次而去选择更加流行、传唱度更高的歌曲。她在第四期竞演中依照遵循自己的意愿，选择了1985年发行的《三毛作品第15号：回声》专辑中的一首艺术歌曲——《今世》，唱给故去的友人三毛。洪涛看完齐豫的彩排后直言，“我很欣赏，我也特别愿意，如果大家能接受（《今世》），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
洪啸也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歌手》2019已经不是完全凭借竞技或者排名去吸引观众了，更多的是靠节目的特质和歌手的魅力。因为都七年了！什么比拼都看过了，除非是外星人唱歌打架。”
对于现在的洪啸而言，眼下最重要的事仍然是做好这一季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节目树立并保持了好的品牌和口碑。现在是全网分发的时代，好的内容无疑是各平台都需要的，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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