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青年和他们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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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城市里蕴藏的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城市在维持着混杂状态时再可爱不过，它允许自我的表演，也允许上演一定的疯狂。”
作者 | 张友发
编辑 | 张一童
这是「三声」报道的第56篇新商业地理
轻轨穿过烟雾笼罩的山城，空气里弥漫着花椒的味道。
对于大部分外地人而言，重庆的城市气质几乎与它的地貌一样的复杂而层次分明。多样的地形和沿山而建的高楼让这里成为中国最具赛博朋克气质的城市；陪都、三线建设、红色教育，重庆的一部分文化印象是严肃正统的；但《中国有嘻哈》之后，它又成为了激进和反逆情绪代表的地下文化的重要集中地之一。
具有多重气质的斜杠重庆塑造了和它有着同样气质的斜杠青年们。
发达的制造业和国有经济提供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足够的工作机会。2018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元，也是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后，第一个突破2万亿的城市。与之相反的，包括房价在内，重庆的整体物价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水平。
由此带来的优渥的生活条件让多数重庆人无需为生计发愁，对于大部分重庆人而言，“搞搞副业”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当互联网提供了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渠道，父辈们的娱乐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年轻人们。HIPHOP、潮流文化、极限运动……一些甚至带有更为偏激的精神隐喻，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无数亚文化自由地生长出来。
他们无需展示出和主流对抗的姿态。事实上，便利的水运孕育出的码头文化传统，使得这座城市对所有文化和人群都给予了别样的包容。而远离政治中心和重庆典型的小政府管理，让这里的地下文化几乎感受不到压抑感。在不限摩的重庆，一场商家活动里，Ada和几十位摩托车爱好者一起在城区的坡道奔驰，前面就是开路的警车。
似乎是无法摆脱重庆人骨子里的玩乐气质，又或者这座城市同样尚未形成足够的土壤提供支持。比起北上广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们，他们乐于做一名斜杠青年，自然地享受着在循规蹈矩的都市居民和夸张出格的亚文化爱好者之间的切换。
我们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这些年轻人们。
玩嘻哈的夜宵摊摊主Henry
Henry去年在自己的小面摊点拍过一张工作照，照片里他一手掌勺，一手对镜头比着嘻哈的手势。
这显示着Henry的两重身份：平时摆摊时，Henry和其他摊主没什么两样，甚至会刻意地打扮的邋遢一些，因为“看上去太过干净会让顾客怀疑工作态度”；而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Henry一身嘻哈装束，会跳breaking、玩过说唱做过厂牌、会骑花式摩托、还玩改装车。
Henry的改装车内部构造
Henry的典型一天往往下午才开始，在弹子石的洋人街和朋友们练一会儿花式摩托，晚上去南坪百盛商场前的老地方跳街舞，十一点后开始做生意，在南坪一处大厦附近经营自助烧烤摊。
百盛广场前的这块空地是Henry在六七年前和朋友一起发现的。现在，整个重庆，甚至外地很多人都知道南坪百盛是街舞爱好者的聚集地。Henry的跳舞大群也已经壮大到三四百人，不仅仅是街舞，也包括小轮车、滑板、轮滑等等在内，这里成为了重庆街头文化的聚集地之一。
街舞是Henry最早开始的爱好之一，出生于1992年的Henry依靠电视和光碟完成了最初的流行文化启蒙。“初中时候在家里看电视，看到篮球节目里穿插的跳舞表演，有人做了一个倒立的动作，挺帅的。”Henry淘来了一盘跳舞教学的VCD，几个动作来回播放着看。
正是从街舞开始，Henry不断结识新的朋友，也不断发展出新的爱好。Henry有自己的一些基础原则，比如必须是自己喜欢的，如果不感兴趣即使是朋友推荐的也不参加，而且必须要精通，“起码是可以参赛或者表演的那种程度”。
Henry和朋友们在百盛举办过两场街舞比赛，过去也常有一起跳舞的朋友叫他去商演。因为危险而起先遭到家人反对的花式摩托，在Henry去越南参加了比赛之后也获得了父母的支持。
尽管要求每项兴趣都做到精通，但即使是已经练习了十多年的街舞，Henry也从未打算过让它成为自己的正式职业。专业街舞演员压低整体价格之后，Henry对商演逐渐失去了兴趣，“我们只是偶尔玩一玩，赚点零花钱。”
2016年，Henry从中专毕业，出身于医生家庭的他遵从父母的意见考取了高级推拿师证件，之后又因个人原因选择成为一名公交司机。Henry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困境，他现在住在弹子石的一处小区，在父母帮助下付了首付，每月的按揭并不多，而在兴趣之外，Henry算得上是一个没什么欲求的人。
他有着游戏人生的洒脱性子，“我反正爱好多、朋友也多，这样玩不了就玩那样。钱多不多无所谓，主要是每天过的开心。”
Henry也清楚自己的水平，“玩不了职业的，去年陪朋友去北京参加一个说唱节目的比赛，面试前大家都在准备，就我们在那儿玩，因为肯定进不了啊。”
他和在金融街工作的Ada有一些相似。最初仅仅是为了在堵车频繁的重庆获得更短的通勤时间，Ada开始骑摩托上班，并以此为契机成为了一名骑行爱好者。在此之前，她还是速降、潜水等极限运动的爱好者。
现在Ada拥有三台摩托，骑行游玩过欧洲十多个国家，并计划在5月骑行前往拉萨，“但是对我就是兴趣，我可以吃苦，但不能太辛苦。”跨入30岁，Ada觉得自己应该在职业上有更多规划，她关掉了健身房，前往一家国际金融公司上班，越来越忙碌的工作让她不断降低在骑行上的注意力。
Ada的骑行图
Henry离兴趣职业化最近的一次是去年。从公交公司辞职后，Henry开了一个小面摊。小面摊的墙面上是Henry自己绘制的涂鸦作品，店里播放嘻哈音乐，Henry往往一边煮面，一边练习说唱。
Henry的小面摊就开在重庆本地一家知名的嘻哈文化酒吧旁边，来酒吧的年轻人多，小摊点渐渐吸引了不少重庆说唱爱好者，这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的知名rapper，后来甚至有人特意到这儿来直播。
Henry的说唱水平并不好，但这不影响他和各种各样的人玩到一起，“有一次《病变》的制作者也来了，我也不认识，就说可以一起玩啊。两个人点了两碗面坐下就开始freestyle，确实很厉害。”
也就在这个时候，Henry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说唱厂牌，名字取自他的面摊，就叫“地下面码”，“六七个朋友吧，房子租好了，设备也买了。”
结果过完年回来，朋友有的回去读书，有的找了工作，没有一个回来做说唱，厂牌没有制作一首歌曲便停摆。
“确实恼火得很。”Henry用重庆话重复了几遍，但他面上其实并没有太多遗憾，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情况表述，事实上“恼火得很”可以算得上是Henry的口头禅，最近重庆多雨，Henry不能像往常一样跳舞，“恼火得很”。
除了跳舞之外，对于他的众多兴趣，Henry几乎没有坚持了足够久的，他的注意力不断转移，只玩过一阵的小轮车和滑板都收在了家里，最近他的精力都放在花式摩托的练习上，而那辆他更换了座椅和引擎的改装车，已经被他摆进朋友圈寻觅下一个主人。
做胶衣设计的川美油画系学生MORY
M0RY在重庆有两个工作室，一个是用作油画创作的工作室，另一个是M0RY用来经营自己的哥特少女品牌“魔女贩售”的工作室。
就像是M0RY的两个世界，日常生活里的她作为油画系在读生，喜爱绘画和设计，尝试着不同的媒介进行创作，时常泡在工作室和图书馆。但作为独立设计师的M0RY又充满个性，从手指到小腿都布满纹身，耳朵和嘴唇都穿有金色的小钉，以黑白为主的阴郁色调拍宣传图，使用极其小众的乳胶面料设计少女服装。
和Henry不同，主流的身份影响着M0RY的另一重身份。川美自由的艺术气息给予了她足够的包容度。在学校，她的同学有的去酒吧兼职，有去做纹身师，有的搞摇滚，有的玩机车：“各种街头文化都有。”
在学校街头风格十足的学长学姐，工作之后多数去学校当老师，或者进入设计公司。艺考的学生夏天参加考前班，川美毕业的年轻老师们脱掉背心外的外套，或许会冷不丁露出一条大花臂。
不同于常规理解，这种文化氛围对主流并不产生对立：“纹身这些东西看上去很有攻击性，但其实只是个人对生活的态度。”
更大范围上，整座重庆城市对小众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性。M0RY从高中开始纹身，但即使在学校露出纹身，老师和同学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毕竟学校也没有规定不能纹身呀。”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念中学时，M0RY通过一些小众贴吧和论坛接触到很多亚文化，对胶衣的喜好就是发端于此。
不过，尽管有着极高的包容度，但是重庆也没有为像M0RY这样的亚文化爱好者提供太多聚会场所，他们分散在这座城市的众多角落。M0RY和朋友的交流主要在线上，线下“很少有可以聚会的地方玩”。
爱好者们的线下聚会很少选择在重庆举办。M0RY认为问题在于场地：“北京、上海的爱好者比重庆要密集，而且很多聚会会选择一些老板本身是亚文化爱好者的酒吧，装修风格也比较贴合，但重庆就很少有这样的场地。”
M0RY认为：“（在重庆，他们）爱好和事业划分得比较开。”
不过，线下同好的缺乏并不影响M0RY完成对胶衣的改造。胶衣原本属于BDSM（非主流性行为）的分支，但是M0RY有自己的理解：“传统的胶衣有很强的性暗示意味，但因为它独特的反光质感，很有二次元和少女的感觉，我就想弱化掉色情的特质在设计上改造一下。”
通过圈里朋友的介绍，M0RY去年接触了一家广东的胶衣工作室，开始正式合作生产胶衣。这些造价昂贵的衣服在网上有着特定的爱好者圈子和购买者。
而作为常规服饰的“魔女贩售”品牌创立的最初，从设计、打版到包装的全部工作都是由M0RY一个人完成的。M0RY时常经过现在的网红打卡地洪崖洞，这里有重庆本地最大的布料市场。
样衣完成后，M0RY会邀请模特拍摄宣传图，更多时候她自己既充当摄影师也充当模特。国企改革后，重庆本地遗留下大量尚未来得及拆除和改造的废旧工厂，这些地方成为了M0RY最好的取景地。
MORY为“魔女贩售”拍摄的上新照
最近，M0RY的品牌店多了一位合伙人，现在他们在渝北有一个单独的工作室，和五名全职员工，M0RY现在只需要每周去了解一次工作进度。
这个品牌带来的收益已经可以维持M0RY的日常开销，不过她并不打算把这作为自己的正式工作。
在这层意义上，店铺的意义在于提供逃避工作的物质保障，而不是追逐商业成功，“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够一直继续读书。”
设计“城市游戏机”的职员小瑞瑞
也有年轻人试图在爱好之上构建更多的商业可能。
万象城宜北町的店员几乎都认识小瑞瑞了，这里是她的日常办公场所之一。
和M0RY类似的是，小瑞瑞也是学美术出身，在高中时便兴趣广泛，还曾经参加过全国性的配音大赛，并进入十强。毕业后她从事一份中规中矩的工作，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间她做过乐队经纪，也曾经为品牌和艺术家的合作牵线搭桥，和Henry、M0RY不同，小瑞瑞将这些作为人生中的一段正式经历在经营，而她现在任职的公司也正在重庆本地推动文创相关的项目。
去年，小瑞瑞花了整年的积蓄在重庆之外的城市看展览，相比上海、广州等城市，重庆本地可以满足她需求的艺术展会并不多。
看展的过程，小瑞瑞结识了不少艺术家朋友。在展览上她买下朋友的作品，也希望能送一些重庆的文化产品给这些外地的朋友们。但搜寻了一下，她发现自己为数不多能送出去的是火锅底料。
“这个城市缺少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数据印证着小瑞瑞的感想。根据重庆市旅游数据中心初步统计测算的数据，2019年1—2月重庆接待境内外游客9599万人次，同比增长10.76%，但客单价只有744.2元。对比之下，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旅游客单价达到了926.2元。
在携程和百度数说制作的《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指数报告》里，重庆名列十大网红城市的榜首。但网红名头之下，重庆除了餐饮业，并没有足够丰富的文创产品，来吸引游客的留存和文化消费。
她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来设计一份伴手礼，送给自己的朋友，也给外界介绍一些重庆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只有这个城市最会玩和爱玩的人先聚集起来，大家才可以玩出更多花样。”
在这个计划里，她希望玩家把重庆当做一个巨大的游戏机。产品的外形是一个透明的脑海，代表了一个重庆人的脑袋，因为脑花只有四川和重庆人才喜欢吃。揭开脑花后，是竖向排列的各种小卡片，每张小卡片是收录的人、景点还有店铺。
在原有的计划中，“城市游戏机”将会是一个长期运营的项目，玩家可以在线上平台完成预约，小瑞瑞将会帮助他们预约地点和人物的时间，获得单独交流的时间，感受一个不一样的重庆。
城市游戏机宣传图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小瑞瑞和朋友动用了各种人际关系，走访隐藏在重庆工业城市和网红城市标签后有趣的人们。
这些年轻人对于自己爱好的把玩纯粹而极致。小瑞瑞的项目收录了一位乐器制作爱好者，后者在大学城区域居住。小瑞瑞去拜访时，他正在房间手持喷火的焊接工具，尝试焊接手碟。房子的四周被贴满了隔音棉：“他每天都在里面唱歌，所有的乐器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这一小部分人占比其实是挺小的。”小瑞瑞不认为这些年轻人代表了重庆普遍的生活状态，但却预示着一种方向，“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些（小众的）东西。”
只是这种从喜欢到成为职业的道路可能是面临多重困难的。小瑞瑞保持着在不同城市间穿梭的生活状态，她有时候觉得重庆的速度太慢，只要踏实做事，很快就变成行业第一，这样的环境里创业者很难产生危机感。
而甚至不用谈及资本，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伙人可能都是困难的。由于各自的精力问题，“城市游戏机”项目在筹划半年后就被暂时搁置了。
而她正在推进的另一个艺术家经纪的项目，也只有她一个人驻扎重庆，团队里的其他人分散在上海、东京等多个城市和国家。
用衣柜当酒柜的外来者杨立
尽管重庆拥有大量的年轻人，但几乎以本地人为主，似乎重庆的年轻人们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而外来的新鲜血液也很少会在这里留下。
这让威士忌爱好者杨立的身份显得有些特殊。杨立在北京上学期间接触到威士忌文化，读完大学后，他跟随女友来到重庆，并在这儿找到了一份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小瑞瑞在朋友介绍下去杨立家拜访，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杨立的衣柜里摆满了威士忌：“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用衣柜装酒，拿出衣柜里的酒放到橱柜上，然后开始像一个科学怪人调配各种酒的比例。”
杨立放酒的衣柜
这个第一印象让人感到羞涩腼腆的男孩一旦拿起酒杯开始喝的时候，立刻变得闪闪发光，“他会变得滔滔不绝，不停跟你讲这个威士忌是产于哪，美国的禁酒令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日本的威士忌这么贵？”小瑞瑞对我们说。
在重庆的本土很难培养出这样精通威士忌的消费者，杨立觉得，中国真正的威士忌爱好者，最多5个微信群就可以囊括。北京的威士忌展会可以来2000人，至于重庆“展会办不起来”。
杨立现在在重庆和女朋友住在沙坪坝，最近的酒吧离家里也有40分钟的的士车程。重庆的酒吧 “气氛很嗨，配乐的音量放的很大。”但杨立认为消费文化还没有形成：“它为什么那么吵？其实想吸引还在启蒙状态的客人，相比之下，成都已经有一批比较成熟的消费者了。”
在嘈杂的环境里，和人聊天的机会很少。杨立在重庆酒吧和人聊过几次，但这些人对酒都不太了解：“来这个地方纯粹就是来消费。”
杨立现在大多在家里喝酒。周末的下午，他会集中地喝一些威士忌，写品鉴笔记。这个颇具仪式感的过程一般持续三个小时。杨立曾经在家里尝试调试鸡尾酒，所需的冰块由专门的制冰机制作，这种冰块北京可以轻易买到，但重庆没人做这个生意，杨立也只好放弃尝试。
杨立平时的工作节奏并不比留在北京的同学轻松，有时需要加班到深夜。公司不少是在重庆读书然后留下来的外地人：“干行政和财务的基本上是本地，做策划设计的基本上都是外地人。”
“重庆年轻人像我这样加班的人不多。”杨立认识的两位重庆本地朋友，一位在国企工作，每天五点钟下班。一位是导游，带早上的团，中午12点钟就休息。
小瑞瑞觉得，像杨立这样的外地青年正在改变着重庆的文化氛围。小瑞瑞认识一位朋友，后者的父亲在成都开咖啡店。但选择来重庆开店。重庆的精品咖啡发展完全空白，他觉得在这儿有机会去超赶父亲。
“通过他的努力，有很多重庆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到，喝咖啡不仅仅选择星巴克和Costa，还可以选择一些精品咖啡，了解一些背后的文化。”
重庆文化的发展需要汲取外来的养分。抗战时重庆的文化最为鼎盛，当时重庆作为陪都，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在杨立居住的沙坪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人建立了沙磁文化区，巴金和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生活。
在中国上世纪末开启市场化改革后，M0RY的父辈不少人出去创业，但最后又回来，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进了流行文化。M0RY的爸爸年轻时玩过摇滚，现在身在体制内，但内心并不想被公务员身份的拘束：“所以他们比较支持我搞艺术，弄这些奇怪的纹身。”
而到今日，重庆再一次面临转折。2017年重庆的经济增速是9.3%，结束了长达14年的两位数增长。在制造业之外，城市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在这个节点，在日常的饮食消费背后，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崛起。
商业力量已经开始了和新文化结合的尝试。2017年，重庆本土企业江小白就开始举办JustBattle国际街舞赛。据杨立观察，除了街舞，江小白结合其他街头文化开展线下活动，在年轻人中颇受欢迎。
但对于其他大部分在文创上颇有野心的年轻人，重庆的创业氛围还不太浓厚。重庆的创业现状和文化氛围一样野生，各大购物中心里，餐饮依然是最热门的招商对象。而除了鹅岭二厂，这个最大的直辖市现在还没有其他特别建立的文创园。
小瑞瑞的本职工作和文创产业园相关。在寻找重庆本土的文创企业入驻产业园时，合适的对象往往难以寻觅。
城市的消费需求还不足以支撑创业者的商业野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26386元 ，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湖北省之间。
M0RY的老师曾想把大学城附近的熙街做成类似798的文创园，结果“弄的像个城乡结合部的广场”。几位学长做过一些不错的文创店，但因经营惨淡倒闭。
配套的政策也比较缺乏。一些人拿成都做对比：“成都非常大力地扶持创业人才，政府会通过补贴的方式帮助文创产业园发展，但是重庆比较缺失这一块。”
一定程度上，曾经为重庆的地下文化提供了自有生长空间的小政府管理在新的阶段成为了阻碍之一。事实上，有相关人士告诉《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尽管在去年，重庆成为了抖音上的网红城市，但是政府相关部分的开发和宣传是完全滞后的，“他们往往看到网上有什么，才根据那些内容再去做宣传。”
未来重庆文创的发展，还需要寻求政策和市场的支持。但向外探寻的过程也必不可少。杨立在这段时间回了一趟北京参加酒展，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两天喝了不少好酒，去了离开北京两年来去过的最棒的酒吧，让我感觉再一次变得年轻。”
重庆的年轻人需要适当将自己的欲望迈出城市设置的边界，更多和本土之外的文化消费市场打交道。小瑞瑞朋友们的公司开始更多拓展外地的业务了，她觉得这是好的变化：“重庆本地业务做一做就好了，还是要去放眼外地的其他城市。”
更重要的是，建构在野性的，自由的文化底座之上，重庆的年轻人们为这座城市提供着无尽的可能。正像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叙述的那样：“我喜欢城市里蕴藏的出乎意料的可能性...城市在维持着混杂状态时再可爱不过，它允许自我的表演，也允许上演一定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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