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导演「渡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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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欧美电影教育能提供标准的工业化技术指导与更宽松的创作氛围，但文化隔阂与身份问题难以消弭；国内影视行业迅猛崛起，资本的聚焦，为青年导演们提供更丰厚的创作土壤，但作为海归派，回国面临着人脉与资源的割裂，加之突来的“行业寒冬”，前途扑朔迷离。
作者 | 刘春超
编辑 | 申学舟
设计 | 范晓雯
上台之前，陈延企喝了一罐啤酒。
这是他当众发言的固定习惯，酒精能让他“话多一点”。台下坐着以谢飞为代表的青葱组委会、数十家寻找项目的影视公司，以及资深媒体。数百人面前，这位毕业于伦敦电影学院的年轻导演将展示自己的电影项目《一日游》：剧本描绘了城市中产之家一天内的荒谬生活，情节荒诞，夹杂着黑色幽默。
他有8分钟的时间。经历过前面7名选手，观众们已显示出疲态，他必须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抓回来——这8分钟的结果，会影响他筹备一年多的项目能否变成长片，登陆院线。
这是4月2日第四届“青葱计划”创投路演的一幕。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青葱”会从剧本、制作、投融资、宣发等环节为年轻导演提供指导，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年轻导演的投入，2018年度有接近400个报名项目。
创投路演已经是10强阶段，其有7名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包括本文的采访对象：陈锅、陈延企、龙凌云、刘斯逸、韦永垚和周润泽）。这7人有4位进入了最终5强，留学比例占80％。如果将范围放宽至30强，这个数字也将近一半。
这似乎是行业趋势的缩影：从有留英经历的《幕后玩家》导演任鹏远，到毕业于美国电影学院的《西小河的夏天》导演周全，再到曾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凭借《热带往事》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天才项目市场”的温仕培……海外导演正在国内的电影业崭露头角，在一线制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出国学电影”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上日程。据陈延企回忆，2014年刚到英国时，班里有4个中国人——这已不算少，之前平均每年只有1-2个，个别年份还会轮空。而2016年他毕业时，“几乎满楼都是中国学生，有学电影的，也有学制片类的”。2018年8月，迷影手册“深焦”（DeepFocus）在北京正午酒馆举办了一场电影留学分享会，现场人员爆满，微信群至今活跃着500人。
对于这些远渡重洋学习电影的年轻人来说，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欧美电影教育能提供标准的工业化技术指导与更宽松的创作氛围，但文化隔阂与身份问题难以消弭；国内影视行业迅猛崛起，资本的聚焦，为青年导演们提供更丰厚的创作土壤，但作为海归派，回国面临着人脉与资源的割裂，加之突来的“行业寒冬”，前途扑朔迷离。
在这种形势下，海归导演如何顺利“渡海”，开启国内职业生涯，目前尚没有标准答案——在海外教育与国内市场之间的公海中，黄金驿站并不存在。它更像是一次孤军奋战的尝试，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建造方舟。
“高级场工”与文化归属
“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技校’，类似于新东方烹饪学校。”
在问起留学经历时，刘斯逸这样打趣自己毕业的温哥华电影学院。这符合外界对于北美电影教育的一贯印象，很多从美加留学回来的电影人会被戏称为“高级场工”——由于靠近好莱坞，学院的教育内容也高度对标工业生产流程，每个学生要先经历摄影、剪辑、美术、制片、导演等“全工种培养”，再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深挖。在温哥华，竞争异常激烈，每学期都有人退学，30人的班级，最终只有4、5个能顺利完成毕业作品。
这是许多年轻人出国学电影的的诉求——在“技校”和“场工”的背后，是欧美电影院校对流程和基本功的反复强调。“得知道胶片要怎么制造、冲洗，明白光学透镜的原理，有专门的灯光和摄影课，光人像就拍了一个学期。”韦永垚如此回忆起捷克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的日子，学校希望他们成为百科全书一样的存在，“他们很强调对精细内容的掌握，希望你今后能够胜任任何职位。”
通过这种“轮岗”，年轻导演快速获得统筹剧组的经验，保证在水平不一的剧组中也能够维持稳定的质量输出。
24岁的陈锅目前就读于美国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入围作品叫《小伶人》。“我特别会省钱，”她说，“四根浇地的水管就能造一场逼真的雨戏。”学校全流程的工业化培训，让她早早培养起制片意识，在青葱创投对接资方时，关于预算的问题也能对答如流。“如果他们对预算有疑惑，我就会拉出海报给他们看，上面是我跟摄影师两个人花了不到3000元做出来的景，我知道怎么省着钱去复刻年代感重、工程量大的东西。”
求学期间丰富的拍摄经验，也让她的短片筹备分外顺利。“两轮拍摄一共拍了三天，都是跟美国的流程一样，甚至还能每天保持12个小时工作制不超时。”
除了严抓技术之外，海外更强烈的艺术氛围与更宽松的创作环境，也是许多留学生的向往。
《小伶人》讲述了上世纪末，一个误入戏曲学校的农村男孩李将的成长故事，陈锅将这部作品定义为“艺术片和青春片的混合体”。有人曾建议她将剧本中李将的师傅或者师哥改为主角，因为成人世界具有更加鲜明的戏剧张力。但在陈锅看来，在追求戏剧张力之外，电影还有其他的可能。“电影不止有一种讲法，商业和艺术也不仅有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观念源于陈锅在美国接受的更加包容的创作理念。学校的的老师不会干涉学生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学生能够最大程度的探索自我。
“老师不会急于给你贴标签，说作品好或不好，他会尊重你做出的选择。”陈锅记得自己的毕设剧本被老师标注了非常多的修改建议，还专门找她聊了一次。“他只是想把疑问告诉我，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但做什么样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我——他希望我做的是自己想要的电影，这个创作环境我还蛮珍惜的。”
背后暗含着这样一种教育观念：创造力与审美为代表的“电影意识”并非学院培育所得，学校教育能抵达的最远处，是让学员形成对技术和工具的扎实掌握，从而帮助他们有朝一日能够精准地将自己的风格呈现出来。
刘斯逸此次参与青葱的作品《三贵情史》，用的是国内并不常见的美学风格。在她看来，这种风格的实现与工业化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最开始确定这种语境的时候，不是色彩、美术方面，而是镜头语言。之前没有系统的学习，不知道如何去通过镜头制造氛围，让片子更戏谑有趣。但是在温哥华接受的教育给了我工具，有了这些工具，我可以去精准地表达。”
此外，欧洲和美国丰富的艺术院线，提供了更多的观影机会，也成为开阔眼界的方式。但与浓厚的艺术氛围相伴的，还有一些难以逾越的藩篱。海外的多元文化带来了创作灵感，但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也日益凸显。
韦永垚至今记得在捷克的那种“外来人”的体验。“他们理解不了你作为留学生的困难。”很多捷克人不吃晚饭——这是他遭遇的最早的文化冲击，作为学校中第一个中国人，他从此变成了孤独的美食家。这种生活上的隔膜逐渐蔓延到了创作里，随着非母语创作的增多，异乡的新鲜感逐渐淡去，创作上的压抑越来越重，到达一个临界点后，他开始写中文小说排遣。
“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停下，一直写了一万多，”他说，“太畅快了，当时觉得这才是创作——毫无阻拦，毫不压抑的创作。”这种畅快的让他意识到了语言环境对于创作者的重要性，他决心回到自己的文化语境中。
外部大环境的发展也在支持这个决定。自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对电影创作、放映、影院建设的扶持政策。这也是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影视行业腾飞的阶段。官方的支持与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革新和资本涌入，让国内电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姿态，回国不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与此同时，依旧有一些中国年轻导演，选择融入北美或欧洲的艺术行业之中，他们留在了捷克、法国等国家——那里仍然是更理想的拍摄土壤，有大大小小的电影奖项和拍摄基金，提供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人。在韦永垚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境遇：
“都是有得有失。欧洲那边可能资源和机会多一些，不过一个人中国人在法国拍电影，很难会被当成本地行业的希望。但如果你回到中国，拍得好的话，会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大家会把你当做未来去培育。”
“所以我蛮开心回来的。”他说，“可以拍属于自己的中国电影。”
“三不人员”与创投问路
2017年，新锐导演周全的《西小河的夏天》入围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尽管只在国内取得191万票房，但作为长片处女作，能登陆院线、取得海外电影节提名，已是不俗的成绩。在谈到这段创作经历时，周全特别提到：
“当时回国拍片，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没有（业内）朋友——我离开中国比较久，家里不是做电影的，跟这个行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只能一个一个去问，通过一个朋友，找第二个朋友，找第三个朋友，才把这个班子慢慢组起来。”周全在深焦（DeepFocus）举办的电影留学分享会上说。
周全的经历并非个例。回国只是“渡海”的第一步，海归的年轻导演们被称为行业内典型的“三不人员”——不拉帮结派、不闹事、不要钱。
在影视业，无论是海归派还是本土派，新人出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校友的“传帮带”分外重要——相互帮扶项目、介绍人脉，交换有关行业形势和薪酬待遇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新人们努力积累业内资源，拓展生存空间。
多数海归导演出国前并非科班出身，有些人即便在国内搭建过资源，两三年也足够行业换新天。人脉的割裂让他们有些手足无措：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延企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直到在“拍片帮”辗转偶遇了一个师兄；韦永垚只能根据电影节来扒影视公司名单，剧本和个人阐述打包了100页PDF，一口气发了8家；刘斯逸回国后没什么资源和收入，认识如今的编剧邱玉洁时，“穷得她都想给我买袜子。”
“其实在国内读书的年轻导演也面临很多困难，大家都一样。只是我们缺乏人脉，起步有了些劣势，这个鸿沟很难填平。”周润泽说。2014年从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电影系毕业回国后，他发现机遇不太好找：网上海投不靠谱，受行业发展所限，很多影视公司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新人签订合同。
面对这样的“鸿沟”，年轻导演们尝试一切方法来打开局面，各类创投和孵化平台成为重要途径。近十年，伴随着电影工业体系的成熟和电影产业链的逐步完善，国内涌现了一批新导演扶持计划。其中“青葱计划”、First青年影展、以及北影节、上影节的创投单元等，成为年轻导演主要聚集地，这些平台肩负着内容指导、素质锻炼、资源桥接和渠道拓展的功能。
《何处生长》来到“青葱计划”时，剧本已经到了第二稿。导演龙凌云毕业于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回国拍了两年广告后，他开始筹备自己的电影剧本。这个颇具悬疑色彩的故事围绕着性别议题和计划生育展开，剧本梗概入围了17年上影节创投会“训练营”——那是龙凌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残酷，评委的点评都是一针见血。
“老师说这故事底子不错，你好好写，花个四五年时间做出来。”习惯了商业广告“短平快”节奏的龙凌云，被“四五年”这个时限震惊了，“当时才发现，花几年时间筹备一个作品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那之后，他专心打磨剧本，第二稿投了“青葱计划”。“当时特别想找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在青葱的赛制里，所有入围10强的学员，会在“剧本工坊”和“导演训练营”中获得资深专家的指导。指导《何处生长》的是著名编剧、导演崔斯韦，龙凌云至今记得崔老师最重要的建议。“他说年轻导演切忌贪心，不能什么都要，剧本只要保留最核心的部分……最后人物关系控制在了四个人之间。”
这是一个“见自己”的过程：海归导演们看见自己的优缺点，进一步明确风格，同时也让自己的天赋和潜力被他人所见——参与创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与行业的一线生产者和资本方沟通。
在去年的First青年影展创投会上，陈延企的《一日游》有两样重要收获：一是腾讯影业 “NEXT IDEA 计划 ”的剧本发展金；二是一位叫潘骏春的摄影师。当时潘跟随影片《造访》入围，活动结束后一群人吃饭喝酒，潘骏春和陈延企一拍即合，后来担纲了《一日游》青葱短片的摄影。
“通过First和青葱，还横向认识了很多其他的导演朋友。”陈延企说，“大家会互相帮助，沟通一些信息，彼此聊一聊最近都在干嘛。”
与资方的沟通更加直接。很多创投会都开放了影视公司与导演的一对一洽谈，通过这个环节，导演们可以最直接地接触到资方最为关心的3个问题：剧本质量、拍摄成本和市场预期，一次次的展示和沟通能够帮助他们学会简明精炼地介绍自己和项目，在锻炼口才和胆量的同时逐渐摸清市场思路，熟练应对资方的需求。
韦永垚带来的作品名为《大祭司》，讲述了西南边陲村寨的神秘故事，颇有些阿彼察邦的风格。第一次面对资方时，他还不知道何反应。“他们每一个问题我都会思考很久……后来聊了十三、四次以后，会知道他们想听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会观察听众的反应，哪句话大家反馈比较好就记下，再把这些内容拼起来。有一次我讲了个笑话，效果也不错。”。
而对于初次参与“青葱计划”的导演来说，这更像是一次行业全流程演练。从前期剧本打磨、中期导演专业课及短片拍摄，以及后期创投对接资方，甚至最终长片的落地拍摄和推广，每个环节都会有专门的老师给予专业指导、帮助对接资源。
作为第二届“青葱计划”的五强项目，电影《过春天》参加过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创投环节，入围了多伦多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等著名国际电影节。对导演白雪来说，这像是正式进入电影业的仪式：“之前片子还没做完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电影圈之外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业者。但有了作品再去电影节，真的会让你的视野产生一些变化。”
2018年，在青葱的支持下，青年导演刘斯逸参加了戛纳国际电影节，《三贵情史》入选了 “新中国电影人才论坛”。对于年轻导演来说，比起获得单个项目的肯定，电影节更有可能提供开阔的视野和长期资源。
“青葱创造和建立自己的资源渠道。国内的金鸡百花、亚洲的釜山，欧洲的三大电影节等等我们都会输送导演过去，”青葱计划总制片人侯晓东告诉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还是希望能给年轻导演更长周期的曝光机会，让行业认识他们，同时也为开阔年轻导演的国际视野，创造更多学习的机会。”
寒冬中的新机遇
“其实剧本17年就有，筹备到18年夏天正准备开拍，就遇见了行业寒冬，没拍成。”
此次“青葱计划”，周润泽带来的作品叫《一个好学生的诞生》。剧本以真实的基调来探讨青春期的成长议题，为周润泽拿到了最终5强的一个席位。在报名青葱前，就有公司看好剧本的质量，但在行业动荡的冲击下，项目只能搁置。
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很多年轻导演身上。突来的“影视寒冬”让业内很多工作室陷入前途未卜的境遇，大家不敢有大的投入，连一部分已经开机乃至杀青的项目，都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
“寒冬”始于2018年5月。伴随着国家对于娱乐圈的税务整治，以及大批资本的撤出，融资困难、项目减产、库存加剧，成为了影视行业的普遍困境。而2019年第一季度国内电影票房的疲软，暗示着严寒还在继续：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2019年前三月全国电影票房共计186.07亿元，比去年同期缩水约16亿元。
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导演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需要咬紧牙关的坎。但是在“青葱计划”的资方洽谈现场，一些截然相反的变化正在发生。
“往年来的几乎都是Top级别的公司：阿里、万达、华谊、博纳、腾讯等等，”侯晓东说道，“今年在这个基础上，还多了一些新兴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网络制作的属性比较强。整体参与的公司数量不降反增。”
在侯晓东看来，这种“逆势上涨”的数据，意味着“寒冬”中行业的新诉求。“动荡期，行业既没办法停下来，但又得保持观望和谨慎。这个时候，很多公司更愿意去做人才和项目储备，去做一些小而精、体现电影艺术品属性的作品，扶持一些年轻导演和项目共同成长。”
从商业角度来说，年轻导演的处女作一般成本较小，风险可控，比起投资大制作，扶持这类作品更有资金上的保障；从电影制片层面而言，在寒冬做一些项目和人才的储备，也是等待春天的好办法。
在这种形式下，各大创投成为业内集中寻找资源的平台。在青葱创投现场，几乎所有导演都处于约谈满额的状态，“大家都能跟我聊满时间，到最后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开始。”陈锅回忆道。
这种热闹场面也与青葱计划自身公益性、专业性的风格有关。“我们的落脚点还是发掘、培养和输送人才。青葱计划的项目，也会根据导演和资方在影片诉求上找共性以及平衡点，既让导演有个舒服的拍摄制作环境，也让投资资金控制在合理范围。”侯晓东说。
外部环境的机遇也在增多。包括宁浩的坏猴子影业在内的独立影视公司，正基于自身的特点持续搭建培育新导演的平台；而包括阿里影业在内的平台型巨头，也在积极吸纳行业新人、扶持年轻导演，拉近与内容生产端的距离。
4月17日，在北京电影节期间，阿里大文娱宣布成立旨在帮助青年电影人才的“薪火计划”。除了扶持作品，“薪火计划”还会提供短片、广告片，以及纪录片和网络大电影等实战机会，尽量盘活业内的年轻人才资源，为新人们拓展更多的发展渠道。
“年轻导演的机会太少了，据说（北影节创投）这17个项目是从500个项目中选出来的，我们只看到这17个，其余几百个在路上就淘汰了。那些导演怎么办？我们还是想覆盖更多从事电影的年轻人才。”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优酷电影负责人李捷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表示。
“我们会让一些暂时没有拍摄长片机会的青年导演跟着大导演的剧组学习，把人脉和资源打通——如果他跟某个导演或者项目很贴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可以做他未来的监制。”“薪火计划”业务负责人李静平说。
对于影视公司来说，与官方扶持计划以及各大电影节创投的合作，是实现人才发掘和输送的重要途径。此次“薪火计划”的首部长片电影《野犬笔录》，正是通过“青葱计划”脱颖而出，进入了阿里的视线。
此外，行业的发展也催生了一批独立影视公司的涌现，例如参与出品电影《八月》的北京果实创想，陈延企签约的工厂大门影业，以及黑鳍传媒等，这些公司也为年轻导演提供了更多的行业资源和项目落地可能性。
前不久上映的电影《过春天》，整个项目从融资到制作，再到宣发，“青葱计划”做了全部的努力。虽然在商业收益上看，没有达到“出圈爆款”的规模，但保持了高品质，也让团队做出了信心。
“其实大家看得更多的还是年轻导演的潜力，对未来的期望。”侯晓东说，“这种寒冬对于年轻导演来说，反而是一次不错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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