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③：与「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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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相通的悲欢背后，是“与我有关”外延的扩大、连接的加深。
作者 | 周亚波
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主要影响者、主体参与者，疫情中，“我”的重要性正在被放大。
在经历了最初信息极速更新期、不同舆论场的形成组合期后，公众对疫情的复杂性的认知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舆论场声音的稳定，在对复杂形势的单向凝视结束后，“抗疫”舆论的横向扩散与纵向加深，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阶段，疫情对每一个舆论参与者的切身影响正在显著上升，并更加直接，“等待”的情绪也更加复杂。这件事已经是每一个人的事。
在漫长的等待中，一方面，“打发时间”这类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严肃的行为，客观上对严肃情绪进行了一定的消解；另一方面，时间成本降低，对疫区中心“亲历者”的关注也变得更加整体化，一些类“封城日记”题材引起了较大的反馈，一些指向着问题的个体案例，同样能够引发极大的讨论度。
一些在早期阶段有过发酵的议题，在这一阶段的讨论得以延续的同时，得到了更加全面、更加多维的回答，并在较为广泛的讨论中，上升到了结构反思的层面。
“权威效应”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并行。一方面，钟南山和张文宏两位受到公众信任的专家，相关言论和文章在朋友圈当中再次刷屏，其“故事+人格”的感染力，使之进一步被符号化。
另一方面，“论文”与“临床”冲突从不被理解到被理解，与武汉红十字会遭受的剧烈质疑，又构成整个谱系另一段的两种声量释放途径。
“我”作为见证者、亲历者、建设者，在时间动态递进下的主体参与感，也同时在千万人观看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的建设中得以体现，并等待着下一轮的爆发。
在宏观上，对经济体态的担忧、对世界组织定性的关心也在这一阶段成为舆论增量。裹挟在动态中的“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特殊时期浮世绘的重要组成。
并不相通的悲欢背后，是“与我有关”外延的扩大、连接的加深。
01 | 沉浸
原本预定的春节假期进入后半段，“我”的个人行程安排开始更多与疫情绑定。
延长休息时间的决定，为这一阶段的舆论奠定基调。1月27日至28日，上海、浙江、江苏（包括辖下各市）陆续宣布延长休息时间至2月9日；1月29日，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也跟进了相应的措施；1月31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发文，除必需行业外，各企业2月10日开始上班。
“延迟上班”的现状与“禁聚会，少出门”等口号互为表里，为众多的“我”塑造了春节状态的基本面。在户外活动、娱乐活动几乎停滞，社交行为转移到线上后，针对“宅在家”状态的解构也越来越多，短视频平台也出现了诸多颇有趣味的抗疫生活素材。
1月26日，关键词“无聊”的微博搜索指数呈现爆炸式增长，当日环比增长625.69%，这一指数在1月28日到达巅峰，超级话题“家里蹲时做什么”、“在家无聊如何打法时间”均创立于1月26日，并在创立后的两天迎来讨论和阅读数最高值。
春节时期的人口分布特点决定了各基层政府在舆论中的作用，也让一些原有的地域特点在“切断连接”的关键词下被放大。“散装江苏”继“硬核河南”之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全网热点，B站镇江up主“白鸟咕咕子”在1月30日上传轻科普调侃向视频《江南苏维埃联盟》，本意为粉丝自娱自乐，但播放量很快突破50万，后因评论出现过多争端，一天后遭到B站屏蔽。
1月27日起，各垂类媒体则在这一阶段集中开启了“影视推荐”、“游戏推荐”等通道，收效差强人意。
「游研社」在《2020年，我们该玩什么游戏？》一文中的感想可以作为代表：“‘主动宅在家里’和‘不得不留在家中’，虽然看上去行为一致，给人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后者更像是‘现实生活出现了问题’，这种感觉会让人焦虑，让人无法安然地进入到另一个虚拟世界中寻求快乐。”
与以往的重大灾害相比，考虑到居家娱乐的需求，“禁娱”仍未缺位但力度较为克制。《北京青年报》1月29日报道，全国卫视“加强疫情防控报道，减少娱乐性节目”。除央视“抗疫”新闻时长增加外，湖北、湖南、浙江、安徽、重庆、山东等省级卫视均开设了抗击疫情新闻直播节目和特别报道。
根据观察，湖南、浙江卫视取消了《快乐大本营》《王牌对王牌》《新声请指教》《漫游记》等原定春节期间播出的综艺节目，但央视《挑战不可能》、《越战越勇》等头部综艺以及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等节目仍在有序、集中播出，未受太大影响。
作为社交网络时代的重要舆论来源和最广泛的主体，“我”在对疫情有了基本的稳定的认识、并进入了一般语境中不够严肃的“打发时间”状态后，初期不断刷新新闻、更新认知的获取模式得到扭转。“沉浸”开始取代“获得”，一部分情绪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解，但更深度的切身参与，也积蓄了新的情绪池。
02 | 亲历
眺望回疫情中心。一方面，在最初的混乱转为相对有序后，更多的“亲历体”文章在这一阶段得以释出，在更低的时间成本下，人们有更多的心境去消化第一现场的故事，形成共情；另一方面，一些诉诸源头的讨论在这一阶段得到延续，形成升格。
一些记录武汉真实日常生活的vlog开始走红。与“非典”相比，相对新的媒介与不同的“抗疫”公共心理环境，让媒体与公众对特定城市的关心走向多元化。「人物」《经过这次，我最担心的是武汉人的心理创伤》、「Vista看天下」《武汉封城后，有些事只有外卖小哥知道》均在这种路径下产生。
1月28日的「澎湃新闻」《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1月29日的「在人间living」《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和2月1日的「财经」《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都向读者描述了发生在疫区现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悲剧故事。
舆论主体更加认识到“亲历”的分量，这与公众对事实源头的追究形成了呼应。
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表文章称，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发挥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形成，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1月29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的采访。曾光在采访中表示，“应该称他们为‘事前诸葛亮’”，“这8个人是可敬的。”
讨论影响着舆情的天平。1月30日，微博账号「小野妹子学吐槽」呼吁“奉劝大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凡事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准”，否则“容易造成恐慌”、“暴露姿势水平”，遭遇到了粉丝猛烈的谴责，10分钟后删除微博。
一位有魄力、有能力也懂政治的专家，其采访在公众两端得到良好的反应。1月29日，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的一段采访形成热转，“不能欺负听话的人”等简单而扎实的发言获得高度评价。30日，张文宏教授的再次发言与前一次形成互补，“就是班排不过来了”等看似朴实但来源于实践的语句也充实了张教授的个人形象。
03 | 情绪
沉浸和见证亲历所带来的情绪积蓄，在这一阶段仍然涌动着极大的能量。这可能是近年来离「我」最近的公共事件，也是情绪蔓延时间最长、波动最剧烈的公众事件。
疫情带来的衍生悲剧仍然在发生，相关情绪也一次次被放大。1月30日，武汉市四医院爆发伤医事件，当事医生以“不要关注我”、“大家要团结”的姿态平息了这一舆情热点。
来自邻国日本的声音也多次形成转发。1月27日，日本国内药店口罩售卖标签与“武汉加油”字样首先在社交网络形成传播；1月31日，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所捐献物资中“山川异域，风月通天”的表述在社交网络引起了极大反响；同一天，日本参与武汉撤侨官员自杀，再次引起讨论和解读。
虽然媒体对公众心理状态，尤其是湖北人民心理的状态的关切正在上升，但总体来说，情绪所带来的张力仍非舆论所能控制。
在普遍性的信心存疑下，“权威力量”仍然对公众的情绪和行为有极大的“安慰剂”作用。尽管在这一阶段逐渐呈现着两极分化。
1月28日晚，钟南山院士再次面对镜头发表对疫情的前瞻。“钟南山讲话”也在此后两日的各大平台再次形成刷屏，并演变出了图、文、视频等多重版本，在基层社区形成传播。本质上，这种对“权威声音”的崇拜仍然可以反映出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心态。2月2日，钟南山再度发声，同样形成了广泛传播。
在本次疫情中，非典时期立下战功的钟南山院士以84岁高龄“再战病毒”，其身世、故事、精神的多重组合，客观上已经形成一种符号。社交网络上，已有“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座大山的卡通形象被广泛传播。
在这一层面，从1月26日起，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在“央视频App”以摄像头视角全程直播，千万人直播“监工”，也同样是对“集中式效率”、“国家力量”的一种寄托，在解闷的同时，为“我”这一主体增强了庞大叙事中的参与感。2月2日，在这种“参与”下，火神山医院完工，在抗疫进程和公众情绪缓解上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这种参与感也引发争议。不论是过度拟人化对严肃命题的消解，还是“监工”这类词汇本身对主体劳动建设者的无意识降格，都考验着主流媒体平台在进行融媒体改造时，对时代特性和命题本身的平衡感：很大一部分群体认为，民间自发和官方定义象征着两个概念。
2月1日，“央视频App”删除了此前在直播中加入的对“叉酱”、“呕泥酱”等拟人化机械的打榜功能。
与尺度平衡不同，事实滑坡无法用后台细节予以修正，它必须拥有更加透明、顺滑的论证通道。1月30日凌晨，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线了一篇关于武汉肺炎的论文，而关于CDC高福院士及其团队“先发论文后上报”的质疑由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发起。
1月31日，论文团队之一冯子健向《新京报》阐述了一些细节，“人传人”的证据是论文倒推所得结论，不存在有意瞒报，科研与临床也是两个分开的体系，但也承认了科研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的“保守”和“谨慎”。
2月1日起，对此事的回顾趋于理性，评论中不乏“他们确实不是背锅的”、“我们不应该将矛头对准科研人员”的声音。
04 | 伤痕
伤口尚未愈合，伤痕已经出现。
对伤痕的凝视形成了对结构的反思。1月28日，「澎湃新闻」刊载《不合逻辑的逻辑——防疫时期的弱地方政府行为》，具体分析了典型的“弱地方政府”，在未能取得“抗疫”最优解背后的结构性缺陷。
2月1日，「新京报」公众号发文《疫情面前，有些决策者为何选择了“保守”》，试图以中立视角，强调地方官员在“程序正当”以外的意识与气魄。此外，中国社会强调纵向报告、疏于横向统筹技巧的声音开始更多地出现。
同样引起反思的还有「GONGO」的形态。伴随着民间捐赠与武汉医院物资紧缺两条线的无限延长，以及公众对疫情参与度的加深，在效率上的追求与武汉红十字会本身组织上的乏力迅速成为矛盾点，再度成为了公众对监督、透明的情绪表达的焦点对象。
2月1日晚， 1300万观众见证了央视记者在直播中遭仓库保安拦截，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取走口罩的新疑点，再度形成一个巨大的批评舆论浪潮。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引发抢购和批评共存的“双黄连”舆论。
2月1日至2月2日，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公司以及社会力量的捐赠公示，开始着重强调“直接抵达医院”。2月2日，「凤凰卫视」再次探访捐赠物资仓库发现，物资的分配已由专业物资机构接管。有评论表示“感受了围观的力量”、“还是市场力量值得信赖”。
略显激烈的舆论场背后，对经济运转的切实担忧也开始在疫情中抬头。对宏观经济的讨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的显著增量。以“疫情、经济”为关键词，1月28日前，微信公众号单日关于宏观经济的讨论文章数量均不足10篇，28日为11篇，29日为19篇，30日则猛增至48篇。
发布主体也经历了显性的圈层外扩，讨论经济的公众号从一些证券、经济学垂直号扩大到一些头部的公众号。讨论主体也从“数据层面的宏观影响”具体到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再到所有可能被波及的产业的具体影响。
「金融头条」《离破产也就一两个月，中小企业的命运让人揪心》具有典型性：“要想尽办法救救我们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后可能就是失业潮”等声音开始更多地被看见。2月1日「投中网」发布的《西贝贾国龙：疫情致2万多员工待业 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3月》则进一步扩大了可能影响的范围，同样获得了广泛的传播。2月2日，另一家餐饮连锁企业「眉州东坡」主动发声，创始人王刚公布详细影响的数额，表示“宁愿战死商场，也不坐等结果”。
1月31日，当WHO再度给中国重新定义疫情状态之后，各大专业媒体和专业机构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解读，如「普华永道中国」《普华永道：PHEIC的影响及应对建议》就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反映了民间的某种普遍性焦虑和对真实分析的渴求。
对这些“我”而言，一场空前的、沉浸式的、裹挟着亲历与情绪的、带来了伤痕的疫情，正在通过“我”的不断施与影响，不断被施与影响而进行着、也被“看见”着。一面是最深刻的共情，一面是最难过的悲伤。
在复杂的情绪中，“人类悲欢并不相通”被反复引用。但鲁迅也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我」不缺席。
*实习生刘浩川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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