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一场跨越百年的青年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主创团队试图透过《1921》，完成跨越百年的两代青年人的对话。对话的双方，都是有血有肉的同龄人，面临不同的压力和挑战，但对生活有着相同的热爱和盼望。对话则通过电影的一系列丰富细节展开。
作者｜陆娜
字幕结束，放映厅里的灯光亮起。掌声响了起来。
“今天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那些活在课本里的伟人们，他们当年是那么年轻，就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年纪。”《1921》放映结束后，25岁的Rachel和身边的朋友聊起这部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时说。
这是导演黄建新在拍摄《1921》时期望达到的效果：把这些历史课本中的“遥远符号”拉近，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和今天的同龄人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有“一样的”喜怒哀乐、爱好追求、困惑迷茫。面对生活和时代的挑战，他们思考、抉择、行动，最终改变了时代和命运。
01｜感染、传承
“为什么一群年轻人创建的政党，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一个中国？”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黄建新的心里。2019年，黄建新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当时的中国涌现出了各种政党、政见，为什么这个只有十几个年轻人创建的小政党，最终改变了中国？
当时他正在带领团队在世界各地搜集资料，筹备《1921》。他将时间聚焦在1921年，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后，围绕参会代表发生的事情：这一年上海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怎么到达上海？大会是怎么筹备的？发生了什么故事？
黄建新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有40多年党龄。对他来说，拍着这样一部电影是无比珍贵的机会。他说，“你知道有些人是你一辈子心目中敬仰的人，你一辈子不一定有几次机会能表达他们。”
和十年前导演《建党伟业》时不同，此时的黄建新越来越关注于心灵，关注那群年轻人的心灵源动力来自于哪里，关注他们生动的情感跟理想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在复述这段关键历史的时候，能够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具有征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会对观众今天的心理有一种承继的关系。
为此，他需要比以往更加丰富翔实的细节。
前期的资料搜集准备和剧本打磨，花了近4年时间。
团队邀请了上海的党史专家、城市文化专家参与，考证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外部环境的细节，力图还原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真实社会风貌。
他们还去法国、日本查资料。查到了一个当时日本破获的，知道要召开“一大”的电报，这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历史资料，成为《1921》中出现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读传记、搜集资料，越来越多的生活细节和人物个性被发掘出来。对黄建新和主创团队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与上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对话的过程。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生活？在他们的生活细节里，他们发现了特别耀眼的光彩。
比如1921年时的毛泽东。历史资料里记录当时28岁的他，想去法国留学，为了攒钱在上海打工。
“他跟我们没区别，我们最初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可能最初你所想干的活不是你理想中的活，但是你还得干，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成长过程。”
在电影中，毛泽东第一次出现的场景，就是扛了一个巨大的包，挤在铛铛车上，一半身子在外头。一扭头，旁边有一个广告牌：《新青年》。在洗衣房和一群女工洗衣服的时候，他知道陈独秀来了，扔下衣服就跑去见陈独秀，就像一个学生一样，眼睛中充满了敬仰。这和今天追求理想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心灵成长过程。
你突然发现他们很有魅力，每个人都很贴近，又很传奇，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去追求真理，用生命去换取更多人的未来。你看到这一点，这才叫伟大，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还在家天天算账，这个不合适，这个划不来，不一样。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做这个，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值得敬仰的事，我们至少要知道，他们是榜样。”
参演的演员们也受到感染。为了让年轻演员更好地理解、表达那段历史，无论戏份多少，团队都会为邀请的演员准备很多的史料文献。大家读完都感叹，而且更加倾注精力和情绪去体会。
与其它电影不同，《1921》从一开始就是一部“倒计时”的电影。这意味着在疫情期间，进度也不能停滞和拖后。剧组要克服各种困难往前推进。
在横店，《1921》是第一个恢复开机的。“你能说疫情大家没有担心这种危险吗？”黄建新说，几百人、上千人在一起工作，但是大家其实有那个心气，一定要按时按质完成这部电影。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横店设置了集中的核酸检测点，两到三个小时就能出结果，一切正常就可以继续工作。每天现场也会有负责消毒、检查防疫工作的人，确保项目安全运转。去年年底，黄建新和吴京去参加全国文联的会，要做核酸检查。他发言的时候，提到一个细节，从《1921》开拍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第41次做核酸。
与以往的类似题材电影不同，《1921》不是利用历史大事件的积累来表现的，而是聚焦国内外各方代表汇聚到上海开会的过程来体现故事的核心。
为了呈现这种国际背景，在2020年疫情的情况下，剧组设法从美国、英国、日本请来专业演员，到中国被隔离很久之后参演。还有一幕，是法国人在街头游行庆祝法国大革命。很多人看完电影，都惊叹这些外籍演员都是从哪里找的。其实那个镜头后是剧组从全国“凑出”的一百个正宗法国人。再比如有一场戏，是在日本名古屋的一个上世纪20年代的文物建筑里拍，中日双方的导演、摄影师、演员，通过网络互动和拍摄。
02｜还原、呈现
《1921》的摄影指导曹郁，是很早就确定下来的主创之一，并在最初搭景期间就参与了进来。为了呈现出理想的电影质感，剧组花费了很大力气打光，小到灯光进入的角度、位置，曹郁都全程参与，在制作过程中通过对技术的控制达到艺术表达。
黄建新认为曹郁不仅有高超的摄影技巧，对戏剧的理解也非常深刻，所以能在最合适的时候，捕捉到最准确的镜头。电影中有一场戏记录了会议上的辨论，李达发言后，众人纷纷发表不同见解。那场戏是一镜到底拍下来的，但辨论氛围被把握得很好。
《1921》监制、导演黄建新
如果按照一般流程的操作，打灯、固定机位，是很难表现出讨论的激烈氛围的。《1921》剧组在处理这场戏时，在围坐人群的中央安置了灯光，于是所有成员便会出现逆光、顺光等不同剪影状态。同时，曹郁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直觉，亲自扛着摄影机追镜头，比如突然跨过两人捕捉第三者的实时状态。
在美术和置景上，剧组也力求还原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最真实的状态。那个年代的上海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但当时的繁华并不表现为通常人想象中的纷繁霓虹街景，当时的上海没有那样多的霓虹灯。为了在视觉上完成对上海大都会的感受，剧组在所有的建筑上都加了小灯泡，累计上万个，“一个挨一个，铺满一条街”。
为了呈现理想中的石库门，剧组也下了很多功夫。在去到横店搭景后发现效果不尽人意，剧组在上海车墩影视基地，设计了一个能将博文女校、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家，包括小花园等场景全都囊括的复杂建筑结构。为了增强真实感，上海建筑设计院专门去找了以前用旧的灰砖，最终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原计划需要五个月的建筑工作，1:1还原了中共“一大”、“二大”原址以及石库门建筑群落。
上海当地政府也提供了各种支持。比如黄浦区的华尔道夫第一长酒吧，拥有当时亚洲最长的吧台。经过沟通，在酒吧下班后，剧组半夜进去，在里面拍摄。
还有当时的法国警察局，政府授权剧组拍摄，一旁都是1923年的文物级别的建筑。面对这样的天然“置景”的创作环境，摄影师也十分兴奋，感叹不用再在搭的棚里因防露馅而躲藏，获得了最真实的时代气息。包括影片中孙中山的家，以及马林去的奥地利领事馆，都是剧组找到了20年代的建筑，并在其中完成拍摄的。
多语种在电影中出现。李汉俊、李达又懂法语，又懂日语和英语，他们跟马林讲的是英语，跟法国巡捕房讲的是法语，他们跟日本共产党来的人讲的是日语。
这正是当时上海的真实环境。1921年的上海被各种租界切分成很多块，一个地方讲一种语言，这样构成多元文化的碰撞。
电影还呈现了当时的两次大的群众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前提背景，另一个就是1921年发生在上海的烟草工人罢工运动。
当时有8000烟草工人参加罢工，为了还原这一场景，剧组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找了近千名群众演员，做了千套衣服，用三台机器，通过导演组重新调度，拍了16次，最终完成了近万人罢工的镜头。
为了这一个镜头，剧组从前一天开始准备，第二天早上6点开拍，一直到太阳落山，整整花了两天时间。但黄建新说，这个镜头不能偷懒用简单的方法实现，因为“只有这样的场面才能够展示共产党人始终为了人民的初心。”
而为了还原五四运动的青春热血场面，团队从全国各地请来很多刚刚结束艺考的学生，这些孩子不仅艺考名列前茅，也有很好的文化课成绩。“青春是很难演的，只有在他们那个年龄，镜头顶上去时才能找到对的气质。”
03｜贴近、对话
在《1921》的开头加了十月革命的片段，“其中就有俄国革命在奥地利行不通，赶紧撵出去的台词。”
对今天成长在和平环境下的年轻一代来说，很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与展开，他们逐渐能够体会到100年前的那批年轻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所做出的决定。
从某种意义上，主创团队试图透过《1921》，完成跨越百年的两代青年人的对话。对话的双方，都是有血有肉的同龄人，面临不同的压力和挑战，但对生活有着相同的热爱和盼望。
对话通过电影的一系列丰富的细节展开。
比如毛泽东。1921年时他正好28岁，相当于今天的“90后”。在电影中，他是很风趣的人，又是一个诗人，有非常感性的一面，非常丰富立体。他爱跑步，在上海从徐家汇跑到外滩，被漫天灿烂的烟花所感染，被使馆铁门铸成的分界线拦下而愤懑。他在上海洗衣房打工，攒钱预备留学。在“一大”开会前，他还带着年轻人们跑到洗衣房，要把自己穿的衣服洗一洗、熨一熨。
透过这些细节展现的青年毛泽东，是可以亲近的。
比如李达。他和王会悟是新婚夫妇，住在一个不到6平米不到的房子里，一张窗，一个书架，一个箱子放在床头。李达很多著名的文章和书，就是这6平方米里面写的。
影片中有一幕，王会悟陪着李达，实在熬不住睡着了，他还在写，一直写到凌晨。他从天窗爬出逼仄的房间，来到屋顶，舒一口气。
李达随后向妻子回忆，当初参与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自己首当其冲抵制、烧毁日货，却在手中火柴划燃之际发现是日本制造，不禁感叹，“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但正是由于他们内心有持续燃烧的火种，所以观众会在苦闷中感受到更旺盛的生命力。
在黄建新看来，这样的一群人物契合成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们产生的群体的力量，产生了对时代和国家的巨大影响。这是《1921》里最重要的东西。
通过所有演员的选择、角色的演绎、细节的呈现，最终让观众更容易接近他们，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打动，对他们身上的精神产生向往。
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写的《毛泽东传》里面有一段记录毛泽东当年说的话：如果我们有坚强的信念，能够发动人民，我们用4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中国。
实际上，这一群人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让中国换了新天。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100年来，你看到的所有客观变化，都是这样的一群人精神历程和心灵历程的实践性体现。
“我就是想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有各种伟大的人物，这种伟大的人物创造了中国最伟大的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中国最伟大精神的集合地。”黄建新说。
今天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在思考类似的话题：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
黄建新说，这特别像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想法，他们代表的精神完成一个历史的改变，这个契合度超过他几年前拍电影时年轻人表达的情感。
午夜的微风下，Rachel走到路边等待网约车过来。她舒出一口气，说，“他们值得书写，并应不吝歌颂。”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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