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娼与自慰——蒋介石日记揭露出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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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蒋介石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经常有读者或媒体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有疑问。下面我就蒋介石日记真实性问题略作探讨。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
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
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
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地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
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
一、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
二、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
三、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
四、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
五、上星期反省录。
六、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
七、本月反省录。
八、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是，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着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绝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形象。
因此，蒋的日记手稿本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日记还披露了蒋介石复杂的感情世界。杨天石教授形容蒋介石早年有三种身份，一是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二是研究宋明理学的卫道士，三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常浸淫在花街柳巷，找妓女陪他喝酒、打牌、睡觉。
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铺脏乱，余拂袖而去。”但他同时又在进行痛苦的思想挣扎。他从福建到上海途经香港时，日记中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
结果当天晚上他又去妓院了，并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就连在马路上见到美女而心动，他也写入日记：“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有时为了解决性的苦闷，蒋介石不讳言“以自慰振兴精神”。他曾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叫介眉。
介眉希望结婚，蒋也有此意，但要介眉写一盟约，介眉不肯，此事于是没什么进展。后来蒋要到福建打仗，介眉要跟着一起去，他不答应，介眉于是要求他在上海陪她几天。
事后蒋介石感到很后悔，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不像话，离开家前纬儿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母亲重病在床，我都没多理会，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几天。”
过去有一种说法，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是政治婚姻。杨天石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从日记中发现，两人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南京中央政府缺钱，蒋要宋子文想办法，宋子文不给，急坏了宋美龄。
她对宋子文说，我们知道介石的脾气，你不给他，他一定失败；如果失败，他一定要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不能独活了。她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交给宋子文，让宋子文很感动，很快就把钱筹好了。
“9•18事变”后，蒋介石内外交困，处境艰难。他准备北上和日本人拼一场，临行前立了遗嘱。宋美龄要求与他一起去，蒋说：“牺牲是我男儿的责任，跟你有什么关系。”宋美龄觉得蒋看不起她，一怒之下回到上海。
第二天，她又回到南京说：“我丈夫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他，而应该与他共生死。”杨天石还根据日记，澄清了一段抗战期间所谓宋美龄因有婚外情远走巴西的传闻。
其实，她真的是去治病。蒋在妻子远行之夜，于日记中写道：“美龄对我说，请你记住，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显示这段时间两人感情正常，并无婚外情的迹象。1934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死后不愿国葬，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栖霞寺”，“凡认我为父者，只能认宋美龄为母”。
蒋宋感情真正处于低潮是在1943年。当时蒋的前妻陈洁如来到重庆，蒋予以接见，宋很不谅解，一度和蒋介石分居。不过，后来两人又重归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