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2019年上海解放七十周年之际，衡复风貌馆发起“寻找衡复记忆”大型征集活动，诚邀社会各界一同分享在衡复风貌区发生的历历往事和经历的独家记忆，共同感受上海解放七十年以来的变化，追寻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
本期“衡复记忆”分享人：苏竹君，医学泰斗、著名公共卫生学家苏德隆先生女儿；阙之玫，苏德隆先生外孙女。
衡复风貌区内的安亭路是一条静谧闲适的小路，筑于1930年左右。与风貌区内其他道路以法国梧桐作为行道树不同，安亭路两侧种植的却是乌桕、香樟等行道树。街旁乌桕树影婆娑，四时繁花不凋，让安亭路这条玲珑小路，现出别样的风情和腔调。
乌桕掩映下的老洋房安亭公寓（安亭路43号）是静谧的安亭路上的一座地标。这栋具有英国乔治时期风格特征的建筑，原名金司林公寓，1935年由著名建筑家李锦沛设计建造，是当时少有的电梯公寓。不少名人曾居于此，我国一代医学泰斗苏德隆教授在此居住了整整三十年，这座公寓见证了他的工作的辉煌成就和生活的点滴温馨。
采访记录：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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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小复（下简称衡）：苏老师、阙老师，两位好。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下苏德隆先生和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与伟大贡献？
阙之玫（下简称阙）：苏德隆先生（1906-1985）是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和医学思想家，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新中国首批一级教授，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苏德隆是首位被世界卫生组织提名为“莱昂·贝尔纳基金奖”的中国人，是世界上首位全面阐明钉螺分布规律、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的学者，为发现我国流行广泛、危害严重的血吸虫病、肝癌等重大流行病的病因及其预防控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苏德隆的学派和理论体系在我国流行病学界有着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倡导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沟通弥合、融合贯通，重视统计学应用及现场实验，为我国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多学科方法并举的流行病学与实践的理论体系。他一生培养了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进修生等各类学生三千余名，为我国培养了几代流行病学领军人物，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为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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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苏德隆先生早年经历穷苦，而在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当即义务从事农村卫生工作，是什么驱使他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甘愿过相对艰难的乡医生活？
苏竹君（下简称苏）：苏德隆1906年出生于一个世居南京的贫民家庭，父亲是居无定业的手工匠人。由于家庭贫困，靠奖学金免费上完小学。后至食宿费用均免的基督教贵格会办的江苏六合县益智中学读书，他的成绩每学期总是第一。中学毕业后，他与弟妹们相继失学，在家帮父母挑水、烧饭、摆小摊。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也不忘学习，依旧日夜苦读。1927年他考入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医预科，修学3年后升学至上海，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了八年医科。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由国立中央大学独立出来的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并兼中山医院住院医师。
当时国立上海医学院作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医学院，除了培养临床医生外，还有责任送医下乡，改善农村的卫生面貌。医学院毕业生是当时绝对的精英阶层，但苏德隆没有选择去做报酬丰厚的开业医生，也没有选择去做临床医生，而是毅然受颜福庆院长的指派到沪郊去，协助陶行知、黄炎培、钮永建等先生们搞农村卫生工作。在他的心目中，临床医生只能治几种病，救有限的病人；而选择公共卫生为职业却能普济众生，救治亿万民众。
1935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后从事农村卫生工作的苏德隆。
这段在乡村从事农村卫生工作的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轨迹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期间，他做了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和其他科研工作，打下了从事卫生学研究的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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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苏德隆在求学之路上相继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能否为我们讲述他当时留学海外的经历？
阙：当时许多学者的梦想就是有机会出国留学进修，去学习世界上最新、最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1944年夏初，在重庆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任副教授的苏德隆，在报上看到 了“第八届庚款留英招考”广告，这项考试因战争已停办多年，虽明知竞争异常激烈，他仍决心一试。1944年10月，卫生署通知他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公共卫生学硕士。在美留学期间，他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马克西（Maxcy）教授和里德（Reed）博士。马克西教授认为流行病学研究的对象是疾病频率与分布，而里德博士则是著名的里德-弗罗斯特（Reed-Frost）流行病学数学模型的创立者，他们都对苏德隆日后流行病学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1944年赴美前夕。
至今悬于牛津大学病理学院名人墙上的苏德隆照片。
苏德隆原本计划在美学习一年后回国，但在学期中接到了驻美大使馆转来的电报，告知1944年参加的庚款留英考试已被录用，要求他秋季开学前赶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而此举遭到洛氏基金会负责人鲍尔福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英国二战后一片废墟，不适合科研。苏德隆与之发生了数次激烈争论，鲍尔福以扣发赴英旅费作为要挟，想要迫使苏德隆就范。苏德隆在硕士毕业后，立即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船票，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终于如期赶到了牛津。赴英后，苏德隆在牛津大学如愿师从当时的医学泰斗、因发现青霉素的治疗效果并提纯用于临床而获诺贝尔奖的弗洛里（H.W.Florey）院士，随其研究细菌抗生素。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苏德隆在世界上首度发现并分离出一种具有强力抗菌作用的抗生素，命名为微球菌素Micrococcin。1947 年，苏德隆获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同时入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微生物学会会员，这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是非常罕见的。1947 年9 月17 日至20 日，金宝善教授和苏德隆教授代表中华医学会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医学会第一届会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世界医学会舞台上。1948年夏，苏德隆列席了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内瓦会议，此次大会宣布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
1947年苏德隆获医学哲学博士学位及荣誉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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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烽火正酣之时，苏德隆先生奔赴敌后，矢志济民。能否为我们详细介绍苏德隆先生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阙：“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卫生条件极差，疫病极多，极易造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因此灭虱防疫工作刻不容缓。当时任上海联合防疫委员会巡回清洁队主任的苏德隆发明了“折叠式干热灭虱器”，将难民灭虱工作的效率大幅提升，并写成《难民之灭虱问题》等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
1938年任医疗防疫总队队部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大队长
折叠式干热灭虱器原理图
抗战烽火正酣时，他受卫生署电召奔赴敌后，一路辗转武汉、衡阳、长沙、重庆、贵阳、桂林等地，负责对近前方及沿交通干线的难民进行天花、霍乱、伤寒、痢疾等急性传染病及虱患的防疫和调查研究工作。他还曾担任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教育主任，负责战时卫生员的培训工作，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战时预防医学人员，开创了预防医学教育的范例。
在广西宾阳地区，苏德隆注意到血吸虫病的危害，又开始了血吸虫病的调查和钉螺生态学的研究，并写出天花流行病学研究、化学灭蚊防疟的科学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及《印度医学公报》。然而时值抗战时期，外有日寇侵侮，内有时疫流行，政府腐败滋生，百姓生灵涂炭。对于此种现实状况，苏德隆虽拼力救助民众，却常感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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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苏德隆先生后来以著名血吸虫病防治专家闻名于世，作为杰出的微生物学者的苏教授为何将他的职业兴趣转向了血吸虫病预防呢？请问他是如何历经艰苦，最终成功消灭血吸虫病的？
阙：上海解放之初，在上海近郊发生了新中国第一场大规模血吸虫病感染事件。当时有10万解放军正在松江、青浦一带水域进行水上练兵，神秘疫情造成了3万以上的非战斗性减员。苏德隆以其特有的专业敏锐度发现元凶是血吸虫，便连夜致信给兵团司令宋时轮，恳切地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并提出了防治的方法。很快“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并委任苏德隆为副秘书长。他和同事积极组织动员沪宁杭一带的广大医务人员突击组成医疗队为驻军防治血吸虫病。不到一年的时间，患病的战士全部治愈恢复健康，不久便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打赢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正是这一当时危害中国超过1亿人口的重大流行病，促使苏德隆主动转变科研方向，矢志不渝地投身“消灭血吸虫病”事业。他的足迹遍布我国南方13个省市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深入现场寻找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法。经过长期研究，不仅撰写了百余篇相关科学论文，还筛选发明了众多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和防治血吸虫病的药物。
1963年，苏德隆运用统计学原理发表了理论性论文《钉螺的负二项分布》，他创立的数学模型阐明了钉螺的分布、成因的特征，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阐述钉螺生态分布规律的学者。他首创“地域性防治血吸虫”的理论，对我国控制血吸虫病起了重大作用。
1956年，苏德隆在青浦做钉螺实验，新华社记者随同采访。
他发明了防御血吸虫病感染的“防蚴笔”、“防蚴衣”，获全国医学科学大会奖。他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既治疗又灭螺的综合措施，在安徽贵池设点与美国洛氏基金会健康科学部主任、国际血吸虫病权威沃伦（Warren）博士打擂台。经跟踪对比研究，苏德隆主张的防治综合并举的措施使群体感染率和钉螺密度急剧下降，连续两年均未查到被感染的钉螺。在事实面前，外国学术权威心悦诚服，实验遂提前结束。
1982年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会上，苏德隆宣读了《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论文，得到高度评价。就在这一年，他成为首位被世界卫生组织提名为“莱昂·贝尔纳基金奖”的中国人。1985年11月，上海市宣布消灭血吸虫病，为表彰苏德隆的贡献，中共上海市血防领导小组追授他“血防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记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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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苏德隆先生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能否为我们详细讲述下这段宝贵的经历？
苏：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我父亲苏德隆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给予了关怀和支持，在上海县颛桥乡、青浦县等地划了几个地区，作为他进行血吸虫病防治试验场所。1957年7月7日苏德隆教授（右一）在中苏友好大厦受到毛泽东主席（左一）接见
1957年7月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约30多人，同他们围桌谈话约两小时，当时苏德隆坐在与毛主席临近的圆桌对面。毛主席向苏教授征求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年限的意见，苏教授以科学家的耿直精神，谏言7年时间消灭血吸虫病是不够的，只能花更长的时间试试看。
苏德隆时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重点高校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一级教授。在这次谈话后，毛主席接纳了他的意见，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将位列重大流行疾病首位的血吸虫病的消灭年限由7年调整为12年。就在毛主席接见的当月，苏德隆又受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学组组员。
本文刊于《解放日报》1978年12月20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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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请问苏德隆先生是什么时候住到安亭路上的这栋公寓里的，又在这座公寓里有哪些回忆？
苏：从1956年到1985年，苏德隆在安亭路43号金司林公寓中居住了30年时间。1956年正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当时专家教授的居住条件不是很好，比较拥挤嘈杂，党和国家考虑到他们要做好本职工作亟需一个安定清静的环境，就安排了一大批上海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的名人大师迁入徐汇区内老洋房居住，苏德隆是当时非常罕见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级教授，正处此列。
安亭路43号金司林公寓
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来过我们家。当时中央组建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担任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担任副组长，叫做九人小组。因为苏德隆是血吸虫病专家，魏文伯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多次拜访我父亲，询问疫病防治研究情况。
而曾在安徽贵池设点与他打擂台的国际血吸虫病权威沃伦博士和洛氏基金会的专家们到中国也曾数次来拜访。尽管沃伦博士输了擂台，他和苏德隆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两者来往中美都会拜访对方家庭，当时我家还两度设宴招待，都是请了衡山宾馆的大厨上门来做的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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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苏德隆先生最值得称道的，最值得今天的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阙：外公在五十年的执教生涯中，指导、培养了三千名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进修生。他认为预防医学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下水游泳”是他培养学生的基本理念，即在导师指导下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他亲自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奔赴疾病流行区现场调查，将疾病防治、科研与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这种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的精神是值得今天浮躁盲动沉不下心来的年轻人学习的。必须沉心静气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成就一番伟大事业。
晚年的苏德隆先生依旧勤于工作。
1985年4月3日，正在金司林公寓门口候车、准备外出搞科研的苏德隆突遭意外车祸，与世长辞，留下了他毕生心愿中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清明世界。而今，年轻一辈的中国人大多已不曾听闻血吸虫病这个在建国时百姓闻名色变的疾病，这是苏德隆教授留给祖国人民的伟大财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人已逝，虽死不朽，其功逾远而弥存！
1985年上海市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被追记大功。
苏竹君女士、阙之玫女士与衡复风貌区分享了苏德隆先生的故事。这份口述史料为我们研究衡复风貌区及上海公共卫生界的历史打开了一道窗口。在此向她们致以谢忱！
阙之玫女士、苏竹君女士接受“魅力衡复”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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