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体失望的人请看看：感谢那个新闻，选对了一个实习记者
要露滋
我一直认为这是华商报社干的最积德的一件事。
参与报道此事的记者会多子多福。
我一直这样祝福着，也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同事自豪。因为她的报道，救下7条人命。
2017年5月中旬，我见到一位6年未见的朋友，说起这件事，一向给人感觉心硬的哥们儿都有点掉泪的意思。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伙儿分享一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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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3年年初，岐山县安乐乡唐家岭村民王录社家里不断有人死亡，原因不明，整个村子被莫名的恐惧笼罩着。而王家发病的人还在增多。
1月22日，安乐乡唐家岭村村民王录社的母亲突然去世。不久，王的岳母也死亡。2月下旬，王的妹妹也生了病，后经过西安西京医院治疗康复。3月26日，王录社的妹妹病愈回家，亲戚前去探望，吃了一顿午饭。次日，王的三个姑姑、表妹、外甥女和王录社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王录社7岁的外甥女治疗无效死亡。
除了王录社的一个姑姑因病情较轻仍留在当地医院治疗外，其他人分别于3月30日、31日转至西安交大第一医院治疗。直到这时，大家突然回想起王录社的母亲和岳母两位老人去世前的症状、王的妹妹生病时的症状和现在自己的症状挺像。而发病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病前都吃过王家自制的豆腐乳。
陕西省卫生监督所得知岐山王录社一家中毒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岐山，对可疑食物豆腐乳、豆豉等八份样品进行采样，省疾控中心对食品样品进行检测后表明，中毒因素为肉毒毒素A，中毒者是因食用自制豆腐乳引起的“肉毒梭菌”中毒。
4月2日，西安交大一附院确诊王家人为A型肉毒毒素中毒。医院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解毒药：A型肉毒抗毒素。但国内竟然没有此种药品。
2
4月7日晚上8点多，华商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李正善获得线索，交大一附院有人集体中毒。当时还是实习记者的要露滋，自告奋勇去报道。当晚，在一附院几间不同的病房内，她逐一采访了已经入院的病人，并且得知他们已面临“无药可求”。回报社路上，要露滋一直在想，要想尽办法找到救命药，只要有一丝希望，总得试一试。
她的想法得到了报社的大力支持。紧急找寻抗毒素的消息出现在4月8日的《华商报》头版。
当天，报社收到了几百条线索，全部汇集到要露滋处，经过紧张的电话联系，剔除无效信息，线索逐渐明晰起来。这种药物中国人没有，日本人不卖，美国的药物价格贵得离谱。
最后，要露滋获悉新疆一家医药公司曾经卖过A型肉毒抗毒素，但联系到这家公司后，对方却回复称：这种药我们早就不卖了。
心里冰凉的要露滋出于本能问了一句：你们原来是从哪个地方进的这种药？
对方称：那是德国ChironBehring公司的药。并给了要露滋这家德国公司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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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露滋写了一封邮件，找报社国内国际新闻部的一位同事（原谅我，这位同事在报社工作时间很短，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要露滋也没记住）翻译成英文。要露滋给德国ChironBehring公司的习尔维亚女士发去了这封英文邮件。没想到很快得到了习尔维亚的回复。习尔维亚得知王录社一家面临的险境，表示会向公司汇报，让公司尽快做出决定。
而这时，要露滋才知道一箱子这样的药物，其售价是30万元人民币。她再一次感到心凉——30万，咱们怎么拿得出来啊？
焦急的等待并没有持续多久，要露滋的电话很快就响了。习尔维亚女士告诉她：德国ChironBehring公司可以通过空运送一箱A型肉毒抗毒素到中国来，但因为中国最近非典疫情严重，他们只能把药物运到北京机场，需要西安这边派人去北京机场接货，尽快为病人施药救治。
要露滋傻傻地问了一句：请问药物的费用怎么算？
天地良心，她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对方能打个折，当然折扣越多越好。
对方答复：我们是无偿捐赠。
挂上电话，要露滋在办公室放声狂吼，整个采访中心楼层响彻一个女子感动至崩溃的欢呼声。然后，整个报社都处在一种幸福的癫狂中。
时间紧迫，要露滋赶紧奔往咸阳机场，到了北京。交大一附院医学实验中心副主任陈葳教授也恰好在北京出差，她们在机场汇合，拿着各自的证件，拿着《华商报》4月8日的头版报纸，找到机场方面寻求帮助。机场也决定特事特办，药物一到立即让她们领取，坐最快的航班赶回西安。
4月10日凌晨零时30分，跨越了几乎半个地球，从德国空运来的药品淌入了王录社及其亲人的体内。
患者家属喜极而泣
当天，要露滋通过电子邮件，向德国的习尔维亚女士发去家属的感谢信和5张在医院拍摄的病人注射药品的照片。同时也打去电话表示华商报社和医院对他们最真挚的谢意。
最终，这次A型肉毒毒素中毒事件，有7人获救。王录社终因病情严重，未能抢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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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要露滋去唐家岭探望王录社的家人，家里一对孤儿寡母和年逾7旬的老父，两年前的那场中毒，让这家人欠下了很多债，日子过得非常恓惶。要露滋很难过，对他们说：“实在对不起，药没能更早一点到。”
那次探望，让要露滋一度陷入痛苦的自我怀疑:看到别人的痛苦却无能为力，我到底能做什么？这样微不足道的帮助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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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很多华商报社同仁来说，脑海里永远鲜活的，还是她在电话里得知德国ChironBehring公司职员告诉她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救命药物免费捐赠的消息时傻子般的表情，她挂上电话后疯子般的呐喊。
我记得2003年4月10日报纸头版，我们的实习记者要露滋抱着装着救命药的箱子从机场走出来的照片，那真是闪闪发光，头顶似乎还带着个光圈。
记者抱着救命药走出机场
人生干成这么一件事，也不枉记者一回。
救下了7条人命啊。
多数时候，我们在批判，在追问，在“挑事”。但这一次，我们纯粹是在帮助。
有人曾经觉得，这个新闻线索落到自己手里也会做得很好。我不这么认为，至少不会比要记者做得更好了。——当得知中国已经不再销售这种药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此止步？你自己英语水平不行，会想尽办法去和一个德国公司沟通吗？我经常想，当时，如果记者少干一件事，少了一点责任心，那后来被救下来7条人命会如何？
感谢那个新闻，选对了一个实习记者。
（ 部分图片由赵雄韬提供）
来源：微信公号“岳野”
作者：薛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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