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民工兄弟
民工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产物，是农村劳动力过剩、人多地少的产物。他们每年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为城市带来大量廉价的劳力，给农村贫困的家庭带来微薄的收入。
↑ 1999年夏天，一群工人正在为移动一座塑像做准备工作。
在民工中由于工程的层层转包、盘剥，民工的血汗钱大部分被承包商和工头鲸吞，身在施工队的民工能从中得到的微乎其微，往往不足当初工头承诺收入的八成。建筑业是个危险的行业，几乎每一座建筑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亡；每个民工的身上都会有钢筋水泥留下的永久纪念， 几乎每一座高层建筑的下面都埋着一位或几位民工的亡灵。由于承包商担心政府的制裁，即使发生了伤亡问题也设法隐瞒视听私下了结，加之几乎所有民工和工头之间只有口头协议，所以民工的合法权益遭随意践踏的惨剧时有发生。
↑ 民工来自农村，创造着现代城市中最壮美的东西。而他们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 他每天都工作在100多米的高空，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但是他总是对别人说自己有18岁…
↑ 老赵的右手在工作时被机器轧伤，被工友送到商河县人民医院。在急诊室他听到自己的两个手指必须被截掉的消息。
↑ 在济南市市中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基坑中，由于工头的克扣，工人被迫使用劣质胶鞋。冬天，一名民工在凿岩机的排气管上烤胶鞋取暖。
↑ 举目无亲，繁重的劳作，幻想的破灭，在城市的经历教他们逐渐现实起来。
↑ 工人们在满是泥浆的基坑里打锚杆。
“黄毛”和他的五名弟兄是我最先接触到的一伙民工。他们每天晚上在我家对面的工地里吹笛子、唱《流浪歌》。黄毛一行六人全部姓刘，来自安徽阜阳农村，“黄毛”学名叫刘佩彦，十九岁，是这六个粉刷匠的头儿，因把头发染成黄色而得名。一天，“黄毛”悄悄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敢不敢跟他去拍他们讨工钱，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记得那天下着雨，我带着相机和“黄毛”等五人坐了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车来到他们以前的工地，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黄毛”他们以前的工头，工头看到有个记者样子的人背着相机跟着“黄毛”，加上自知理亏，没费什么周折就给“黄毛”打了欠条，答应在两周内还清以前欠“黄毛”他们六个人的2800块的工钱。我没有拍到事前想象的剑拔弩张的画面很是失望，但是“黄毛”他们非常高兴，认为我帮了他们的大忙，硬是把我拖到了工地边的小店里请我吃了一大碗鸡蛋面，还专门为我点了一盘辣椒炒鸡肉。事后我才知道，请我吃饭的二十多块钱是他们六个人身上最后的一点钱。一天下午下班，我惊奇的发现“黄毛”他们六个人穿着粘满油漆涂料的工作服坐在我家大院门口，手里还提着一包苹果和一盒点心。原来他们已经从工头那里要回了1200块钱，为此还买了水果和糕点跑到我家来感谢我！无论我如何推辞，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把东西带回去，等我把“黄毛”他们送出院子的时候，邻居们都对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仿佛我也穿着一件粘满油漆涂料的工作服。
↑ 来自安徽阜阳的“黄毛”，头部被工地楼上掉落的砖块砸伤，缝了七针，但还是得咬牙坚持干满12个小时，他知道，只要一天不干活，不仅没有收入，还得白白搭上一天的生活费。
↑ “黄毛”和同乡们穿上在城里买的最时髦的衣服准备回家过年。
↑ 劳累了一天，回到工棚，人几乎累散了架。几乎所有民工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还被迫加班赶工，并得不到加班费。
事情远远不像我和“黄毛”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有一天晚上八点多，我突然接到“黄毛”的传呼，说要在老东门见我，等我骑车赶到的时候，发现黄毛他们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而且穿着干净的衣服，原来“黄毛”他们要回老家了，那时我才意识到那包苹果和糕点的意义。他们最终也没能从工头手里讨回剩下的那1600块。也就是说“黄毛”他们六个人在济南干了四个多月的活，一共才挣了1200块，用他们的话说连饭钱都没挣够。
韩百忠是我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怪的人，他的年龄明显比同来的民工大很多，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很认真地听，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有一天晚上，当我收起相机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却把我拉到工棚外一个僻静的地方，向我讲述了他的遭遇，并问我能不能“管管这事”。韩百忠老家是山东曲阜农村，他是当地最早一批外出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民，多年来的辛勤劳作加之其颇具经营头脑，老韩已经成为当地“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自家盖了瓦房买了摩托。老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加上借来的一笔钱，在当地经营起了建筑机械设备出租的买卖，但老韩没有想到“自己倒霉在这上面”，辛辛苦苦经营数年的几万元家产却因为收不回款子变成了一大把欠条，瓦房、摩托都抵押给了别人，上高中的女儿也因此辍学，万般无奈之下，他又重操旧业来到济南，同十五年前一样当了一名泥瓦匠。
↑ 老韩原来从一名瓦工干起，逐渐攒了些钱，干起了工程机械出租的生意，但因为对方欠债不还，致使老韩变卖家产……如今他当年的一点积蓄已经变成一把欠条……
↑ 老王是今年55岁，是工地上最年长的民工。无论他走到那个工地，床头上都摆着一尊骑白马的财神。
听了老韩的遭遇，我答应给老韩找一个法制版的记者“管管这事”，可是当我和法制版的记者如约来到工地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老韩的影子。事后我见到老韩，老韩向我解释到：借钱、欠账的都是乡亲、亲戚，哪好意思打官司……
石光明的消息是在一份过期的报纸上看到的，因为像石光明这样的危重病人能够转危为安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石光明是山东新泰人，在济南东郊的一家采石厂打工， 1998年11月被哑炮炸飞了半个脑袋。据当时参加抢救的医生说，石光明当时已经测不到血压，手术输血达4000毫升，右侧眼球、耳廓、下颌缺失，双手仅剩下四根手指，颅内尚存有一块小指大小的石块。由于石光明没有和采石厂签订任何书面合同，采石厂的负责人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拒绝承认石光明是其采石厂的工人，数万元医疗费用全部由石光明的哥哥在新泰老家举债支付。石光明伤势很重，面目全非，每次换药的时候都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没有病人愿意和他同住一间病房，出事后两个月，家里人没有告诉石光明自己的伤势，也没有让他照过一次镜子。临走的时候，我塞给石光明的哥哥一百块钱，石光明得知后，却要坐起来目送我走，我执意扶他躺下，发现这个身高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瘦的不成样子，身子已经非常轻了。
↑ 他还没有死。在济南市东郊采石场打工的石光明被哑炮炸飞了半个脑袋，但由于事先没有签订雇佣合同，采石场老板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昂贵的医疗费完全由石光明一家举债负担。由于缺乏医疗费，至今尚有一块小手指大的石块残留在石光明的颅腔内。
石光明的哥哥把我送出病房，当我问他为了给弟弟治病，到底借了多少钱。他苦笑着对我说，“都是高利贷，反正是这辈子也难还的上了”。
↑ 离开工地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拆掉民工自己的工棚，把一座崭新的大楼展现在世人面前。
↑ 年底，讨工钱的民工在自己亲手盖起来的大楼门口和保安发生了冲突。
每年的春节过后数以百万的民工大军从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地通过公路和铁路线涌向经济发达地区。在城市人高傲的眼里，他们是卑微的乡下人，正是这些人使城市环境变的脏乱，也正是他们使得城市的犯罪率升高。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不知不觉耸立起来的高楼大厦的丛林中除了钢筋和水泥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物质：那就是民工的血汗乃至生命。可以说城市里每一座建筑、每一座桥梁、每一条马路都是民工辛勤劳作的丰碑。
↑ 11月，城里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小赵因为和工头发生争持被赶了出去，他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
↑ 在一家酒吧门口修路的民工。
↑ 中午，几个困极了的民工席地而睡。
↑ 2002年五一节，在节日里赶工的民工。
↑ 来自重庆小李和同乡领了准备迁往下一个工地。
↑ 要回家了，小张要把自己在城里用过的煤气罐也带回乡下老家。
城市对于民工来说象征着机会、梦想和财富，他们想在城里面对更多的机会。面对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茫茫人海，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到城市的精彩和无奈。举目无亲，繁重的劳作，幻想的破灭，在城市的经历教他们逐渐现实起来——他们不属于城市，只属于工地。
↑ 小黄从17-8岁离开河南信阳老家，跟着建筑队走过了全国5-6个城市。他最喜欢下班后在工地的最高层看日落。他知道自己不属于城市，只属于城市的工地
在城市里，他们需要的并不多，只不过是平等和理解。
以上图文均来自宁舟浩的个人摄影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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