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舟浩在【一席】的演讲：身边的时代
大家好，我是宁舟浩，今天我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是《身边的时代》。
很久以前我和几个朋友出远门，那是一个晚上，在高速公路上。我是司机，大家怕我开车打瞌睡，就一直跟我说话。最后我们的话题落在每个人的理想上。他们问我：你的理想是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想当一个摄影家。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朋友在车后面爆笑起来，他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抱成一团，说你现在乖乖地干你单位的事儿多好，何苦要当一个摄影家，当一个摄影家，你就永远是那个照相的。没错，其实我就是一个照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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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识我是从《一个人的城市》这组照片开始，这组照片拍摄于2000年到2004年，是我国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反映社会城市化养老的一组照片。拍摄这组照片最初源于一次偶遇。我在结婚以前，住在我妈妈家里，对门住着一位老太太。每当我上班下班的时候，老太太总会打开她的防盗门，对我报以善意的微笑。1999年的除夕夜，我正在家里和家人吃年夜饭，突然老太太来敲我家的门，原来是她家厨房的水龙头跑水了，就是冻裂了，我过去一看，整个屋里都浸满了水，厨房里面，她炸的鱼、炸的藕盒全部被水泡掉了。年三十晚上，我们也找不到工人帮忙，我和几个邻居简单地帮她把那个管道处理了一下，就告辞了。临走我留意了一下她的屋子，她的屋子里竟然只有她一个人，伴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白炽灯泡。当我走过楼道、回到我家，外面是除夕夜，整个城市都在放鞭炮，楼道里弥漫着炒菜和酒的香味，我就很难想象这时候，就在我的隔壁，离我这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这样的老人，她此刻在度过这样一个寒冷、充满了一点惊吓和意外、孤独的春节。
到了春天，我在完成《芙蓉街》选题的时候，我发现芙蓉街上有一幢很漂亮的老房子。当我试图走近这个房子时，我发现房门是虚掩地锁着的。但我听到房间里面有老年人的呻吟声，我感到很意外。我就向旁边的一位邻居求证。邻居说这位老人因为不慎摔伤了胯部，只能卧床，但他的孩子每天还要上班，没法照顾他，所以就让他躺在床上，给他准备好一天的食物。这件事后我要准备一次考试，因此中断。大约过了不到一周，我返回来再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子周围都堆满了花圈，原来锁着的门也打开了，很明显，上次在屋子里呻吟的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我们试想一下，这位老人临终前，他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孤独，寂寞，病痛，黑暗，就是这样。
说到寂寞，我有很深的体会，在座的各位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小时候，我父亲在外地当兵，妈妈在工厂工作，所以家里没有人照顾我。那时候我就被锁在家里，每天早上从七点半我妈妈离开家，到下午五点半我妈妈骑自行车回来，这期间我一直在家。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这么多书看，我现在回忆那时候，唯一的记忆就是看着我家桌上的马蹄钟，咔、咔、咔，我就一下一下地数着时间过。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感触，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城市社会化养老的选题。起初我就试图接触更多的老年人，获得拍摄线索。哪里老年人多呢？我就到公园去，每天早上公园里有很多晨练的老人，我见到他们就问：您周围有孤独寂寞的老人吗？他们其实都比我聪明，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得到答案。坚持做了三个月，我是一个对早起觉得痛苦的人，但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坚持四点多钟起床，五点钟准时来到公园，就在我家周围的几个公园里寻找线索，我只找到了一个线索。大家看画面，一位姓王的老人，在大明湖南门的花园里玩一片树叶，一片树叶他就能玩一两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我觉得再这么做下去不是办法，随着对选题的深入，我逐渐地意识到我需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我来到当时省里一家硬件条件最好的老年公寓，本以为老人们能在这里过得非常幸福，但我发现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个老年公寓里有一流的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但当我和这里的老年人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最高兴的日子还是每个月的月初月末，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儿女会来老年公寓续费，他们就可以见到他们的子女。下面这张照片：储在时老人，年初二来看他患老年痴呆症的妻子。他说：我们刚结婚时，她才二十岁。但现在他的妻子有时候已经是昏迷状态了。
在泰安荣军医院，我遇到了所拍摄老人中的第一位英雄，他叫邢付平，20岁的时候在解放战争四平战役中因一次战伤，失掉了一页右肺和九根肋骨。在当天的拍摄中，我最后拍摄的他，我在他的房间里等他。他穿着呢子外套，提着两个八磅的暖瓶进了屋子，他问你还拍不拍啊。我当时很意外，很难把眼前这位健硕的老人跟一位伤残军人等同起来。但当他脱下外套的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种情景（下图）。我完全被这个景象震慑住了。
邢付平在20岁就受了伤，回到国内，就一直在荣军医院疗养。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以一个伤残军人的身份自居，他负责着医院里的安保和花圃。听别人说，他还曾经赤手空拳抓住过小偷。2003年，邢付平因为肺部感染去世了，我觉得他强过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个英雄。
在老年公寓里拍摄，最困难的并不是暗淡的光线和狭窄的空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和老年人的交流。下面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老宋，老宋的脾气非常暴躁，又酗酒。我在接触他的时候，老年公寓里很多人提醒我当心，他急了眼会打人的，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决定放下相机，收起一个摄影师获取图像的欲望，热情而细心地跟每一个老人打招呼，和他们交流。我发现每一个老人看上去严肃而紧绷的脸上，在你跟他打招呼之后，会马上向你敞开心扉，这些老年人太渴望交流了。
我和老韩谈他的过去，谈我的过去。谈他的爱好，谈我的爱好。我给他看我的相机，他给我看他以前的老照片。慢慢地我们就熟悉了，医院里的人都对我跟老韩能够没有障碍地交流感到非常意外。有一次老韩患了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不能下床，他下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走道里去抽烟，他每天要抽很多烟，他看到我正好拿着相机，从楼道里面过去，他说：小宁你不是要拍照吗，现在就可以拍了。这张照片（下图）与其说是我去拍的，不如说是老韩让我拍的。
下面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叫侯方仁。他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时受过伤的老兵，因为他受的伤不是战伤，所以没有军功章，又因为出身不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没有入党。他在失去四肢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嘴咬着一支铅笔头画了恩格斯的画像。虽然他不是党员，虽然这个时代没有给他他想得到的东西，虽然他把美好青春和四肢全都给了国家，但他并没有抱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拍摄这个老人之后，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并不是有一天我发现这张床空了，或者说这个床换人了，我就知道这位老人可能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非常残酷的生存状况下，这位老人的去世似乎是生命不错的终结。每当我问这些老人：你感到寂寞么？他们都会摇摇头说：习惯了，人年纪大了就是这个样。这才是让我感到最为悲伤的事情。这组照片发表以后，非常多的人很难接受画面中的事实和画面中的残酷。他们说你怎么老是拍这种社会的阴暗面，这时我心里确实非常难受，我也觉得自己像一只趴在别人伤口上嗜血的苍蝇，在榨取这些老年人最后的影像。在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我不断给自己打气：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在提醒周围的每一个人他们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著名摄影家安哥说过：照片是不会说话的孩子，当你把照片展露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你的目的，毫无保留。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理解我的行为。
《京剧的守望者》这组选题从2004年拍摄，目前还在继续。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从过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演出时的万人空巷、一票难求到现在演员断层、观众断层，剧场京剧没有人看，只有几十年的距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向很多人求证，最令我信服的一个理由还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力的逐步丧失。大家看下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不是ps的。剧场要生存、演员要生活，都需要钱，不卖票就没有收入。一个剧场如果只是播排京剧演出的话，很快就会经营不下去了。
下面这张就是剧场里面的照片，由于长期缺乏经费，长期缺少补给，他们的设施年久失修，我们的国粹就在这样的地方上演。
白天，我在京剧院里跟着京剧院的朋友上街，把他们舞台上需要的一桌二椅装到卡车上，拉到街上去，去推销每张10块钱的戏票，还是少有人问津。到了夜晚我们再把这些道具装到卡车上，拉回剧场进行晚上的演出。京剧演员出去演出，年轻演员得不到承办方的尊重，人家基本不待见他们。演员们要找一个合适的换衣服的地方，暖和的、有水的地方，对不起，只有洗手间。
下面这张照片中的老先生叫胡逊，当时距离演出开场也就不到30分钟。他买票来到这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不但没有人跟他抢座位，他还可以随便挑一个座位，剧院里面就他一个人。他回忆说：当年马连良先生到这个剧场来演出的时候，曾经通宵排队买票、一票难求。时间就只是过了几十年，我们周围的时代、我们身边的时代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是从2004年开始拍的，到了2010年、2011年年间，我所在城市的两个剧团，他们剧院职工的收入从原来不到工资的60%到现在有了很好的提高。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让人非常欣慰的是，他们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条件不错的排演和演出场地。这组照片最让我感到满足的还是通过我的努力告诉了身边千千万万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边上，还有这么多人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好多京剧演员在训练中会受伤，会变残疾，用这些东西来守卫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觉得我拍摄照片，我真正得到的东西，是我对事物真相、对社会本质进一步的了解，而我的照片，则是这个了解过程的副产品。
《民工》，这是我大学毕业后拍的第一个选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建筑工地工作。民工，来自农村，工作在城市的最底层，干着城市里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
下面这位叫“黄毛”，真名叫刘佩彦，是我拍摄的第一位民工。当时我家搬家，搬到一个新建的小区，小区后面就是一栋新的大楼。每天晚上九点半之后，我就听到后面有农民工伴着笛子在唱《流浪歌》。强烈的好奇心就让我拿起相机去找他们，我就认识了黄毛。黄毛之所以叫“黄毛”，是因为他染了一头黄头发，他和他安徽的几个农民工兄弟在济南做粉刷匠。有一天黄毛对我说，上一个工地的工头欠我们2800块钱，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把这2800块钱讨回来。当时作为一个摄影师，我非常想得到我想象过的一个画面，是他和工头见面之后剑拔弩张的那种紧张画面。我有一点害怕，但是对影像获取的欲望还是促使我答应了下来。那天下着雨，我就跟他们去了，事情发展得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这位工头本身心虚，看到他们周围有一个人背着相机、像媒体人的样子，所以很顺利给他打了欠条。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画面，但事情后来也并不是发展得那么顺利。当我回到工地的时候，黄毛他们硬把我请到了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吃摊上去。他给我专门点了一碗面条，里面一个荷包鸡蛋，还专门点了一个辣椒炒鸡，虽然说我不太喜欢吃辣椒。临走我发现，黄毛他们只是吃着馒头蘸一点炒鸡的汤，那碗面条是优待我的。最后结账，他们六个人翻遍了口袋，翻出20来块钱才勉强结了账。事情还没结束，三天后我下班的时候，传达室的大爷很紧张地跟我说，有好多人找你，你当心。我往里一看，原来是黄毛他们，他们的工地跟我所在小区是隔壁，他们过来的方式不是绕过来，他们会翻墙过来，工地那边很多建筑垃圾。传达室老人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找我时，老人有些紧张。黄毛一行给我带来了一包苹果，还给我妈妈带来了一包糕点。我说什么也不留下，但是他们一定要让我留下。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黄毛的传呼，他约我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夜市上见面。我骑着自行车过去的时候，发现黄毛他们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他们的东西都打包好了。我问：你们的工钱要回来了吗？他说我们一共才要回1200块钱，剩下的1600我们也不打算要了，我们打算回家。黄毛他们一行六个人在这个工地上、在济南这个城市干了4个月，才拿到1200块钱，用他们的话说，连饭钱都不够。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叫石光明。他因为在采石场的一次哑炮事故，被炸掉了右耳、右眼睛和整个右边的下颌。在医院里，他光输血就输了4000毫升。我们一个成年人身体里所有的血基本也就是4000毫升。刚开始抢救的时候医生量不到血压。由于他没有跟采石场签署任何合同，采石场拒绝支付任何抢救和治疗的费用，而且采石场还拒绝承认石光明曾经是采石场的工人，他们把他推得一干二净。石光明住院的两个月里，每次换药，他都要经历特别大的痛苦，因为他的口腔被炸得破裂了，每次换药的时候他都会发出让人非常难受的声音，以至于没有病人愿意跟他同一个病房。我去石光明病房时，他只是一个人躺在那儿。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石光明，石光明还要坐起来向我道谢。当我强扶着他，让他躺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本来非常健硕、非常高大的小伙子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和营养不良，他的身体已经像一个干瘪的苹果一样，非常轻了。完事之后，他的哥哥送我出病房，我问他哥哥：你抢救石光明花了多少钱？他苦笑对我说：反正借的是高利贷，这辈子恐怕都难以还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韩佰忠，韩佰忠是我在工地里面拍摄的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的年龄要明显大于其他农民工，当我和其他工人聊天、拍摄的时候，他总是离得很远，笑着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搭。有一天挺晚了，韩佰忠把我叫到他个人的工棚里，悄悄地问我能不能帮他解决一点问题。韩佰忠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是山东曲阜人，是村子里第一批出来打工的人，所以当时他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有了这些收入，他给家里盖了瓦房、买了摩托车、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挺好。后来他又想进一步发展，他借了一部分钱，在当地做起了建筑机械的出租生意。但是没想到——用韩佰忠的话说，倒霉就倒霉在这上面，他全部的血汗钱和家底押出去以后，换来的就是一堆欠条。换来这一堆欠条以后，他没有办法，卖掉自己的房子、摩托车以后，钱还是不够怎么办？他又让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女儿从高中辍学，他自己也重操旧业，干起十五年以前的营生，来到济南做一个泥瓦匠。按照我和韩佰忠的约定，我找了某个报纸法制版的记者朋友，请他来给他帮帮忙。那天我和朋友如约来到了工地，来见韩佰忠，但是我却怎样也找不到他。我对这个事儿挺生气的，我给你找来人了，给你帮忙了，你却不见了。事后我又见到韩佰忠，他悻悻地对我说，他说：欠钱的都是老乡、都是亲戚，我怎么能跟他们打官司？
为了拍摄下面这张照片，我必须爬得比农民工更高、身体探得更靠外。画面中的工人，他跟我说他有18岁。后来我跟他的其他工友聊天，他的工友不断地暗示我，其实他远远没有那么大，顶多也就是16岁。为了拍这张照片我需要把身体探出去，探出脚手架以外去。在拍摄之前我准备了一条安全带，安全带一边拴着我的腰，另外一边拴着脚手架。但是我发现安全带太短了，没法获得我要的角度。这时候旁边的一位农民工朋友帮了我。他抓着脚手架，把身体探出去，然后我再用他当绳子，抓着他的手把我的身体几乎整个在脚手架上探平，一只手拿相机拍摄。拍完这张照片以后，他把我拉回去，我在脚手架旁边坐着抖了非常长的时间，浑身不由自主地在颤抖，我非常地害怕。有的朋友问：他们害怕吗？有的人说：他们天天在上面，都习惯了。但我觉得以生命为赌注来挣钱，挣这份以生命为代价的钱，是很难以“习惯了”为理由来解释的。
2000年，这组照片曾经参加了全国一个比较有名的摄影展，而且入选了，所以有幸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我只有25岁，我非常兴奋。因为中国美术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我的照片能在那里展出，说明我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照片展出之后，我的民工兄弟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利益，他们照样拿不到工资。在我们周围这样的情景比比皆是，尤其到了年初年底的时候。不要说让他们的子女到城市里来，跟城里的孩子一起上学；不要说他们受伤得病之后，能得到及时的救治；也不要说让他们能搬到城市里来住，只是让他们能足额、及时地拿到自己的血汗钱，这点儿事我们都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对民工的关注和关怀还有非常远的道路要走。
下面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叫小黄，他是河南人，二十七八岁。他跟着他的工地走了有七八个城市，他们是做幕墙工程的。他的爱好并不是每天下班后去城里转转，他说：那个地方东西太贵，我也不习惯。他的唯一爱好就是，每天吃完了饭去楼顶上凉快一会儿，他看落日，看太阳落到城市的地平线以下。我问：你为什么不到城里走走呢？他说：俺们农村人啊，只是工地上的人，我们不是城市里的人。
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就是你离得不够近。这句话几乎作为一个摄影师的圣经，被无数人转述了无数遍。我现在学习摄影，对“近”得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物理的“近”，就是你跟所拍摄事物的贴近，物理距离很近。第二层“近”是更重要的近，是一种心理的贴近，理解、观察上的贴近。我就开始拍摄我的“近”，拍摄我每天上班的单位。
有人问我：你是反体制的么？我说：我不是反体制的，我只是有一些理想。回想起来，从1993年的3月23号，我妈妈悄悄地塞给我840块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台相机。我拍照片将近20年的时间了，摄影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我觉得摄影给我的最大欢乐，还是影响之乐。影响之乐包括哪些呢，有鲜花，有掌声，用力地握手，用力地拥抱，成千上万的回帖。当然也有恐吓，也有暴力。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力的方向相反，大小相等，我就清楚地知道我所感受到的力量、压力，正是我给予这个社会、给予我的周围世界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好几年以前，我拍摄完《一个人的城市》这个选题后，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上面写的“来电号码不明”。我就接听了。来电人是我拍摄照片的一位读者，他非常激动，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七八分钟，在这七八分钟里，我了解到他是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外面讲学。我在单位接电话其实不是很方便，当时我还在忙别的事，他说他在得州讲学，我说您在德州嘛，德州距离济南很近啊，欢迎您路过济南时，我们见面再聊。他说不是啊，我那个得州是得克萨斯州，不是出扒鸡的德州。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很复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一个人，费尽各种方法找到我的手机号，表达他看到照片之后的激动之情。我想是因为我的照片中有一种跟每个人都相关的普遍意义。持之以恒、甘于淡泊，其实这是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基本的要求。我做纪实摄影到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成本：第一个是时间成本，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你没法计划、也没法约定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张什么样的照片。纪实摄影要求你长期、精确、稳定地去关注、观察某一件事情。积少成多，就像存款中零存整取一样。经过这种过程，把它集结成照片，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分量。我感觉到的纪实摄影的另外一个成本，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对于我来说，就是放弃，就是甘于寂寞。起初做摄影时，我的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拍照，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到了别的行当。有的人经商，有的人走仕途，他们都做得风生水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辛苦，看看他们也很羡慕，但我知道正因为我的坚持，我才有了摄影之乐，这就是摄影对我的回报。而我，无论这个道路对也好错也好，我都必须坚持下去。
最后，我想借用美国摄影家尤金•史密斯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讲。尤金•史密斯说过：假若我的拍摄对象没有能力发声的时候，假若说我相信他，我会以他们不能拥有的声音，替他们评判是非，奔走呼号。而我，也愿意用我的照相机，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时代，感谢大家！
以上图文均来自宁舟浩的个人摄影网站“注目礼” WWW.N-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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