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象视点】专栏 | 张献民：三分钱的纸币
张献民老师自2014年起在《凤凰都市》杂志发布关于“公共视觉系统”的评论文章，每次围绕一种由于“同义重复”而固化为我们影像潜意识的公共活动影像进行阐发。“瑞象视点”有幸获得作者授权以专栏形式连载这些文章，本文为该系列最后一篇。更多专栏文章请点击瑞象馆公众号底部菜单“瑞象视点”—“专栏”阅读。
文/ 张献民
图片除署名插图外均来源于网络
钱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也是我们大家视觉潜意识共同的、固定的部分。总不至于我把它拎出来评说时，读者还需要从钱包里拿一张出来看看。但本文如果你能读到最后，可能会拿一张钱出来仔细端详。
钱币是个完整的视觉系统，理由有很多。比如，全世界的钱币长成一个模样。
我曾经在河南西部伏牛山区乘坐长途汽车，遇到一伙骗子，拿巴西币倒换，试图骗取旅行老农民的钱。老农民们都很激动，他们没有受骗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口袋里没有足够多的钱供骗子诈骗。但这一套把戏有个前提啊：老农民不知道巴西在哪里，也不知巴西币值多少人民币，但一眼看去，谁都知道那是一张钱币。根本不用知道那图像上的人物是谁、风景是哪里。钱，都一个样。
不仅现在如此，以前钱的模样也很接近。中国人，出国旅游，进入中美洲印第安或古罗马的博物馆，看见以前的钱币，经常能辨认出来，而不用听解说。比如贝壳就曾经是广泛分享的钱币，不仅在华夏文明中。再比如微缩版的金属武器也曾在不同文明中担任钱币的脚色。
西汉末新莽朝发行的“一刀平五千”（又称金错刀）、契刀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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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主要以我国现在通行的百元纸币为核心，拆解钱币构成的视觉体系，如何由我们的心理产生，又如何改造或固化我们的心理。或者说，钱币的设计者，如何设计了我们的最大公约数级别的视觉人格：我们如何想像自己，别人如何想像我们，后人如何想像我们。
无名者
纸币的辨识度超过其它任何类似体系，其主视觉系统是一张人像。在资本主义之后的这二三百年，这一条一直没有变化。在中华文化中，之前它是由皇帝的年号代表的。现在全世界都是“读图”时代，纸币最可辨识的部分，是一位威严人物的半身像。
半身像是西方传统，中国古代否认它，人物只能是完整的，文人绘画者甚至有过临时画下人物局部而不是整体必须销毁不得保留的习俗，反而是在民间传统中有人体局部描画，寺庙的壁画教材等，摹本，画本。眉眼，须毛，手形手印，也没有半身像。
半身像在西方传统中开始于议政场所。古典崇拜场所、神像，都是全身的。政治人物、尤其是过世的伟人，可以有半身像，主流的展示方式是在元老院或先贤祠的走廊里，下半截用一根柱子代替，半身像的下方镌刻他的名字，让人们永远铭记。这符合古希腊历史和时间观念中从神到英雄再到我们凡人的发展序列。
半身像的下沿线选择，女性形象起过很大作用。男性半身像，下沿在乳头之下，问题不大。但女性半身像，下沿线划在哪里，对庄重、典雅等美学风格的选择，就有很大影响。所以，标准的古典、庄严、权威半身像，下沿线在双乳之上，这个划线，也更加突出面部。转换为影视概念，这样的画面不叫半身镜头而叫特写，但影视的特写又经常会只取面部，所以钱币的半身像实在是个古典状态，是个20世纪之前的描画标准和取景标准，是电影被发明之前的美术。当时的世界核心是西欧，而西欧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这就是钱币主视觉系统对应的社会状况。当时经济大发展、城市大改造，大家快步迈向民族主义倾向的世界大战和“成打的王冠跌落在地”（列宁说的）。马恩当时设想了一个没有钱币、也就是要消灭这个主视觉系统的世界。
谁有资格在纸币上出现？我国纸币10元、20元、100元的主角是同一位。这就是视觉潜意识的高度统一：不仅意识要统一，潜意识也要统一。这个理念，与“中国梦”是一致的，倒装一下：梦中国。它与奥运口号也是统一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关键就是统一潜意识。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全世界的货币都在传达同一个视觉理念，没有人能逃脱这个理念。只是中国的，更加统一、更加明确地统一。
如果不是同一位，应该如何？后三十年，应该在钱币上有一个位置吗？为什么一角钱的“人民”形象，也是50年代的？为什么在小面额纸币上出现无名者，大面额钱币上出现有名者？天安门广场，碑是无名者的，纪念堂是有名者的，两者建筑的体量不同，大致的比例相当于一元以下的纸币与百元大钞？
毛泽东在50、60年代的文艺战线，痛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按此标准，钱币上、难道应该出现崔莺莺、杜丽娘？民国各地纸币众多，苏区纸币出现过马恩，其它地区纸币中国古典形象多，管仲、孟子、赵公元帅（财神爷）等。但也没有白娘子，可能我见识太少。如果时光倒流，我们是否可以想像钱币上是杨子荣、李玉和？样板戏是否是一个给予无名者一个姓名的方式？有别的给予他们姓名的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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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姓名在纸币上，生卒年份也在。所以纸币也是一个小小的、威严的纪念体系。钱币的特点，无限复制、海量传播等，都在这个形象中贯彻。钱币是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国家权威和国家信用的核心。
50年代的“工农兵”概念，是无名者的代称或具体化。考察当时的工农兵形象，与政治人物相反，他们通过具体的工具、道具来完成自己的功用，从而他们不是威严或信用的代表，而是生产力的代表。这样有名者、无名者的区分、视觉系统的差异，恰恰代表着我们潜意识中可能早就认可的人群根本划分：管理者和生产者。管理者复制自己的形象，生产者复制管理者的形象。
与此对应的今天状况是，王健林、马云在网络中复制自己的形象，屁民吊丝们把自己复制为王健林、马云的形象。这仍是有名者与无名氏的公共领域共存。有名就是有形像，无名就是无形像。
古代，皇帝的儿子做了皇帝，以前年号的钱币继续通用，新年号的钱币也会适时推出。这是普及新皇帝权威和信用的最具体方式。
现在的钱币上，毛泽东头像的主要参照像是50年代的，刚建国的时期。比较容易找到的参照，比如请看布列松图片中1949年南京、上海街头庆祝解放游行时学生们举着的毛泽东像。
纸币形像，除了伟人、工农兵，是否可以有别的人物？民国时期和现在的中国之外很多地方，会局部地以民族－国家核心构建为线索，延伸到政治之外的其它遗产形式。欧元这样的新鲜货币会考虑一些跨国家的人物和形像，那些曾有巨大成就的移民就突然成了宝贝。韩国在军事统治结束后也用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才有了诗人、科学家等形像，并在漫长的考订、争论之后，在纸币上出现了他们的第一位女性形像。这些都是有名者，但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伟人。
韩元样张
如果我有提议的权力，我会建议在李白、李清照、曹雪芹中选择一位，作为以后某一代纸币的主形像。用现在时髦的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更多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信用和典雅。据说纸币设计过程中，曾多次对四大发明的形像代表性，有过讨论。
社稷为重
百元纸币的另一面，右上角有五种文字，或许可以看作是对帝制之后五族共和、五色旗的共和国传统的尊重。
主形像是人民大会堂的正立面。
这个建筑，也是50年代的，也在强调建国之后的权威。此风格，西方人称“苏维埃式”。我国对此风格统称“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等。至今是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模仿对象，地方政府模仿白宫或国会山的，都是官场另类和笑料。
纸币左侧，有几根无顶的罗马柱。以我的浅薄，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姑且视为一种建材市场的装饰性元素？请读者忽略我的粗疏，我也要赶紧去查找原始设计者的正式解释。
古制，宫殿居中，东侧是太庙，祭祖；西侧是社稷坛，社稷不完全是祭祀的对象，也寄托着很多别的象征性表达，譬如五色土，譬如皇帝每年要种一天地、皇后每年要织一天布，都是在社稷坛。
1915年纸币样张
今制，居中的是广场，东侧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对应于太庙，就是祭祖的地方。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对应于社稷坛，也就是领导人来为民表率的地方，大家看着领导人为民表率的地方。这就是百元钞的背面。如果按每年一次的节奏，就是两会。
社稷为重，是孟子说的。说文解字，社是对土地的祭祀，稷是一种小米，代表对粮食的祭祀。如果解“社会”，就是为祭祀土地而开会？社的转义，就是同一个社群找到一个核心的祭祀点，既可能是土地庙，也可能是某种广场效应或公共场域的集中和组织方式。这是我个人的阐释。“社”是与自然交流的，一些乡村土地庙背后有社树，往往是该区域最高大的树，因为这棵树绝对不可以砍的，砍它与“挖绝户坟”一样严重，是对整个社群的冒犯。小社群的土地庙可能很小，社树就显得格外高大，土地庙好像完全在大树的庇护下。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纸币
钱币上的人民大会堂外面是一些“群众演员”般的树，有点像无名者，比大会堂小很多。一个大会堂，对应于很多树。像是大会堂庇护着这些树。这有点像前三十年的格言“人定胜天”，与古代传统中的社树相反。当然，这是国家尊严。社稷坛和太庙，也都是涵盖着众多树木的。
何为轻？
两个钱币的故事。读者可以轻松一下。虽然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沉重。
大约2000年初我在安徽乡村调研，春节归家的人民流传着一个故事：壮年打工者回家，家人不在，他把一年所得6000元放下出去找他们。老父归来，要烧纸钱，把新版百元看作冥币，一把火烧了。当时还有农业税，每亩103元，没有打工挣来的钱，他们交不上那税。
一种冥币
70年代早期，一位12岁男童肚饿，撕作业本自画五毛纸币到王府井进副食店要买猪头肉，被机智的售货员大姐稳住，不久公安群至。因我国首都当时已经七八年没发生过制造假币案，男童获刑入狱，又七八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获释。这是我的前辈司徒兆敦教授讲述的，他的父辈是我党文化、统战战线的领导人之一司徒慧敏，再往前的祖辈是从北美回国跟孙中山干革命的，兆敦老师是101中学的，我还没来得及问他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在监狱里，但假五毛男童就是他最年轻的狱友。
无论人民币如何，人民万岁。
张献民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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