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通州古城建那些事儿——路县考古

说说通州古城建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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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县考古

清乾隆年间，通州的举人刘锡信曾对潞县故城遗址做了实地调查并撰写了《潞县故城考》，收录在其《潞城考古录》一书中。

根据他的记述，当时故城遗址的东、西、北三面城墙都有残存，南墙因接近当时的官道已被夷为平地，周长约四里，城垣残存高度五尺。《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八《京畿·通州》引《通州志》：“古城在城东八里甘棠乡，周围四里。相传为前朝驻兵处，今观遗迹实乃邑墟，或曰即潞县。”下有按语：“古城遗址今尚存，地名古城庄。”

汉代路县故城的具体位置在潞城镇古城村。西北临京秦铁路，北临召里村，东临后北营村，南临胡各庄村。潮白河在城址东约6000米，由南向北流过；运潮减河位于城址北部，自西向东汇入潮白河；北运河东距城址约4000米。

路县古城，东、西、南城墙基址外25～30米处发现了城壕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大体一致，宽度约30米（北城墙基址外的区域为运潮减河护堤，尚不宜开展考古工作）。在南城壕遗存外发现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堆积的厚度为0.6～1.1米。为了解南城墙外遗存的时代和性质，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出的遗存主要有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城壕遗存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为长方形，纵剖面近似梯形，上宽下窄，上部残存的宽度约25米，底部残存的宽度为13～14米，残存的深度为0.6～2.3米。

另有两条南北方向的沟渠遗存（编号G1和G2）。G1位于城壕遗存的北部，清理出的长度为21米，平面为长方形，横截面近似梯形。G1的北端有六个凹槽，位于护坡的东西两侧，两两相对，等距间隔；南端与城壕遗存相连接。G2位于城壕遗存的南部，清理出的长度为6米，平面为长方形，横截面近似梯形。G2的北端与城壕遗存相连接。根据这两条沟渠遗存的位置、形制和走向，初步判断其可能为与城内和城壕密切相关的供排水系统。出土的器物以两汉时期的陶器、陶片、瓦片数量最多，有山云纹半瓦当、卷云纹瓦当、板瓦、筒瓦等，可判断器形的陶器有红陶釜、碗、盆、炭炉，灰陶豆、瓶、盆、器座，陶纺轮、圆陶片等。还出土了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器等，大多残损，有铜刷、三棱铜镞、铜簪、铁锛、铁镞、铁钉等；铜钱有明刀、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从遗迹和遗物判断，城壕与沟渠的使用年代不早于战国，废弃年代不晚于东汉。

发掘出土的算筹

墓葬群在路县故城城址外的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都有分布。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砖室墓的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可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墓，最多的墓室达八个。砖室墓以单墓道为主，仅有少数墓葬无墓道或为双墓道。墓葬以南北方向居多。砖室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骨器之中，有一套算筹，可分为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粗细大致均匀，是北京地区考古中首次出土的算筹实物。

发掘出土的古城遗址，城墙基址保存较好，北墙基址长约606米，南墙基址约575米，东墙基址约589米，西墙基址约555米，四面墙址基本可以闭合。城址平面近似方形，城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一条南北向明清时期的路面遗存，和一条同为南北向的辽金时期路面遗存。两条路上下叠加，在其下面，肯定还存在着更早朝代的路面，像是一层层时间的年轮。南城墙墙基外侧的11米至13米处，发现有护城河道遗存，河道走向与城墙基址走向基本平行，宽度30米至50米。

考古学家根据随古城一同出土的钱币、陶片、铁锛，以及在城墙周边的沟壁上挂着的三个瓮棺葬，可以断定此城为汉代时建。而一个直径超过15厘米的汉代瓦当则佐证了它的衙署身份。

这里发掘出两汉时期的房址20多座，除了几口能看出模样的大缸之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土坑，应该是半地穴式的房址。由于这种半地穴房屋一直掩埋在地下，受到2000多年来不同程度的土层堆积，清理之后屋里的结构并不是横平竖直分隔开的卧室、厨房和客厅，而是只残存下了一些不规则的隔离墙。

其中比较直观的是六口大缸，但是这些大缸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厨房。缸壁上有一条比较黑的线，说明这个方位有比较密集的碳化粮食遗存。考古人员把能清理出来的碳化粮食作为样品进行浮选，发现此处很有可能是堆房，粮食比较多可能跟当时的生活水平有关。

据推断，如果以路县故城为中心的话，千余座墓葬位于它的东部和东南一带，而西墙外很有可能就是当年路县人的生活区，因为在这里发现了40口水井，大多数都是汉代的。有的井直径2米开外，深7米，据推测至少可供近百人使用；有的井底有沙，松软易塌，为防止浑浊还加了木板滤层。

除了生活使用，如此密集排列的水井，很有可能跟当时这一带从事的手工业生产有关。“在其中一个探方里就发现了四口井，从两汉到北朝。当时水资源充足，应该不是单纯满足日常生活上饮用，还有可能会提供给手工业生产。”

在一座辽代的墓葬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墓道、墓门、甬道、圆形墓室，里面有两具人骨及随葬的辽代陶罐、陶锅。整个墓是仿木结构的，在墙壁上有桌子、椅子、剪刀，与墓主人生前居住的房子毫无二致。仿木结构是古代人为了表达“事死如事生”的寓意，在墓室里用砖石仿造一些生前居室里的家装，还原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

不过这座辽墓的出现，可不仅仅是墓主人“显摆”。据专家考证：“这是行政副中心考古两年来，距离路县故城城址最近的一座辽墓，距离城址的本体到西护城河也就40米。两汉时期，离城最近的地方一般都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区域。汉代，路县故城是作为路县治所存在的，到了北齐以后，路县治所就西迁到了现在的通州老城。此后，路县城址开始衰落，城市功能逐渐减弱，慢慢变成了村落。”这座辽墓的出现恰恰印证了一座老城的变迁始末。

在武侠小说里，虚构出来的古墓派弟子以墓为家。然而在城市副中心地下，考古人员居然真的在墓葬里找到了活人才会用的火炕，而且在炕东侧发现了被火烧红的土块等人类生活遗迹。

火炕多见于北方，是用土坯或砖砌一个长方的台子，上面铺着炕席当床。台子内空，布置有烟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

经过进一步发掘，发现这座火炕有两个灶眼、四条烟道，保存基本完整。根据其形制，应该是一处宋代的薯炕。

薯炕是做什么用的呢？

过去的农村都有类似的薯炕。挖个坑，做个火道，上面铺点沙土，搁点红薯，洒点水，下面一收尾，火一烧，烟道一抽，温度就上来了，红薯苗子就蹿着长起来了，这是育红薯秧所用的火炕。大约1000年前，智慧的路县人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独特的农业种植方式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代北方农耕地区普通民宅初探》一书中提到，半地穴式建筑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最早的半地穴式建筑出现在半坡遗址。北方地区寒冷干燥，这种建筑有利于防寒保暖，与现在的窑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汉代，这里算是边疆，因此住房相对简陋。但地面上的建筑是什么样子，还待考证。

2014年年初，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发掘工作全面完成，其中，刘济夫人的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最为罕见。在城市副中心的墓葬遗址里，考古人员居然找到了一方同款墓志，上面也栩栩如生地刻着十二生肖。

通过阅读墓志铭获悉，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主人叫吕府军，祖籍山东，791年死亡，地点是北平昭义乡北隐村；他的夫人是北京人——北平杨氏。

细读墓志，挺有意思。比如写到“不仕”，还说自己不适合做官，就应该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过平凡生活。但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等推断，这应该是墓主人跟后人开的一个善意玩笑，是一种自谦。这座墓葬里有仿木结构假窗，制作精美，这是在模仿墓主人生前居住的环境，因此可以判断墓主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在编号为M101的墓葬里出土了一具完整的人骨，腰部有一把小棍，经鉴定为骨质算筹。算筹比珠算的出现早千年，到了明代逐渐失传。但是这种计数工具一度流传到海外，近年在日本和韩国也有出土。考古工作者介绍，这种小棍在北京大葆台汉墓也曾少量出土过，而此次一下子就出土了26根。

在胡各庄村发现了62座汉代瓮棺葬，均为竖穴土圹，瓮棺均横向放置其内，均为南北向。儿童瓮棺葬的葬具以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灰陶器为主，器形有釜、瓮、罐等。成人瓮棺葬发现23座，瓮棺为专门烧制用作葬具的筒形瓮，均为两件筒形釜子母口对扣而成，筒形瓮均为灰陶质，饰瓦棱纹和弦断绳纹。仅个别瓮棺葬中有随葬品。

唐墓均为砖室墓，可分为有墓道和无墓道两大类。有墓道的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可分为方形、弧方形、圆形等；无墓道的砖室墓有梯形、船形等。

唐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等。位于路县故城城址外南约600米处，发现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艾演葬于“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

考古人员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做了收集和存放，并制订了开展古代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古DNA、古食谱、民族迁徙的研究计划。对地层土壤进行了采样，已进行孢粉、植硅石、粒度测试及光释光年代学测试。

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明确证实了该城址是汉代渔阳郡的路（潞）县治所。在城址周围发掘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上千座墓葬，更加丰富了整个遗址的文化内涵。该遗址地处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枢纽之地，对研究中国古代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流及中原文化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影响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地历来是古代北京之门户，对研究北京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其中的“变”，就政治统治的空间形态而言，主要表现在“郡县制”政体和区划的形成与发展。西汉初年新建的路县，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就汉代考古而言，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其形制和大小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作为“凝固的历史”，对探索汉帝国北方地区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均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价值。

如前文所说，在路县故城城址周围的多个方位，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各时期墓葬。在以往的基建考古和生产活动中，于城址西北的武夷花园、北部的召里村、东北部的宋庄等地都发现过相当数量的汉唐时期墓葬。这些墓葬的年代与该城址始筑、使用和废弃时代息息相关；并且在整体空间上明显呈现出以城址为核心的分布特点。因此，在时空关系和文化联系上，该城址与周围墓葬密切相关，互为支撑，可形成立体、完整的研究资料。这也为研究通州乃至北京地区两汉至明清时期的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路县古城考古具有重大意义。

路县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及各省市考古单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各位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全国的汉代县级城市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调研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时，亲临路县故城遗址现场，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落实保护措施，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确认很重要，虽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有记载，但不知其具体所在，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城址予以确认，它不仅对通州区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北京市城市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路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北京的根。汉代路县故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北方地区比较规范的一个县城，城墙、城壕保存相对完整，考古工作基本搞清了中国北方县城的形制、布局，可以说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

汉代路县城墙在汉代县一级的城市中是比较大的了，如果和中原地区比，也不是小县城。城外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年代从战国、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完整。通过发掘可以看到周边少数民族是怎样融入汉族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将城址、墓地联系在一起考查，厘清了两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路县故城考古研究的内涵。

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将为多民族地区从思想上增加国家认同，举出历史的范例。通过路县故城的发掘与研究，能够看出当年多元一体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发掘，看的不只是出土文物，更为重要的是“透物见人”，由此折射出的是当时社会理念与国家凝聚力的久远历史。

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汉代路县故城见证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要优先加以保护。同时决定，将故城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统筹考虑。这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的空前壮举，定会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设中的北京市委政府大楼

城市建设中，完整地保护一座新发现的汉代县城遗址并建设遗址公园，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路县故城的全面保护，留下了北京的“根”与“魂”，不仅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对古代大范围遗址保护、文化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示范性的深远、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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