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晞：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

中国国家安全学的

自主知识体系探索

近日，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肖晞教授在权威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重磅文章《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

内容提要

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服务国家安全实践与理论需求的综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撑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丰富发展，在服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需求中茁壮成长。立足系统思维，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探索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国家安全学发展的核心路径。其中，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构建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明确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路径，以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学科内涵建设；学术体系构建应以扎根意识、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和开放意识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义、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话语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打造标识性概念导引与顶层设计牵引相结合的话语体系理论，增强话语传播的科学性和引导力。面向未来，要注重挖掘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整体效能，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指向，不断推动中国国家安全学建设取得新突破。

关键词

国家安全学；总体国家安全观；自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建设

一  引 言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复杂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明了方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理论的自主创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自觉，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依据和研究范式。

安全与人类发展相始终。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已相当深邃宽广，相关学术探索汗牛充栋，《资治通鉴》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鉴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军事部门如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关于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学的相关探索就此起步。冷战结束后，国家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相辅相成关系越发突出，军民两界共同探索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进入新时代，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需求愈加凸显。2018 年4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2020 年1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下发，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正式进入制度化与规范化阶段。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增列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通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10家单位获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4家单位获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安全学建设单位。这些都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体现，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国家安全学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与战略需求为指向，以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以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核心支柱。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纽带，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学科指南，以交叉融合发展为学科思维，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学科使命，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内涵建设，确立高水平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应以扎根意识、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和开放意识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解析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义、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扎根意识在于坚持学术研究的历史视野、时代精神、实践原则和人民立场；问题意识在于秉持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始终以回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研究目标；主体意识在于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维度全面认识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主体性问题，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为首要目标；开放意识在于保持战略思维、学术研究、研究方法和学术生态的开放性。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要把握“为谁说、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主线，以系统思维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包括加强学理研究和提炼标识性概念，深化国际交流、创新传播方式，做到“中国立场，世界表达”。“三大体系”建设要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重要指向，加强顶层设计、挖掘整体效能、统筹协同推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学。

二 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思想指南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学科体系具有基础性地位。学科是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序知识体系。当这套知识体系被完整地传承与创新发展后，学科就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或一种活动形态。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得到了制度确认和概念认可，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成为学科的立身之本与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以交叉融合为学科范式的探索路径，以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为学科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向，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建设指南

中国国家安全学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服务国家安全实践与理论需求的综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撑学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运用系统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与生物等诸多领域，构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家安全思想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的本质和内涵；系统阐明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性、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关联性、国家安全效果的可持续性；科学解析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突出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切实回答了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所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③为全面谋划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主体内容、逻辑架构和方法论基础。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价值在于自主创新，“总体”一词凸显系统性、全面性、辩证性、统领性、战略性和持续性。它强调国家安全各要素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尤其体现为对“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和“十个坚持”的科学阐释。“五大要素”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一概括高度凝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关系，阐明了构成要素的联系与功能，厘清了国家安全的目标与手段、整体与局部、主体与客体的逻辑，表明国家安全各要素之间相辅相成，要用系统的科学思维予以全面把握和统筹协调。“五对关系”强调要坚持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各项工作。“五对关系”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囊括了国家安全在哲学层面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空间范围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历史范畴的传统与非传统关系，牢牢把握住了安全与发展的协同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应做到“十个坚持”：一是强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三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五是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六是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七是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八是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九是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十是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十个坚持”进一步提升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加强了国家安全的体系、能力和队伍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观赋予国家安全“状态”与“能力”的新时代内涵，强调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坚持国家安全主体性的同时展现出世界关照的胸怀和视野。习近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和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各国安危与共的中国方案。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以及西方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等。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其中世界观基础是共同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识论基础是发展风险论、百年变局论和历史机遇论，方法论基础是哲学辩证法和系统性思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探究丰厚的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科学的国家安全理论、确立协调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实施精准的国家安全战略都有赖于国家安全学的目标锚定、创新谋划与系统建设。

（二）以交叉融合发展作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思维

交叉学科是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和知识发展的新领域。国家安全学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系统研究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致力于提高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交叉学科。该学科以危险和威胁为临界点和边界，与众多领域交叉形成的横切独特领域为研究对象，并且这个截断面是开放和延伸的。国家安全学融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如法学门类下的政治学、法学、公安学和社会学，军事学门类下的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和战略学，管理学门类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公共管理，工学门类下的安全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和公安技术，此外还包括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门类下的相关学科等。新兴的国家安全学从这些相对成熟的学科借鉴范畴、方法与知识，逐步形成本学科独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与边界相对清晰的范畴体系。

从学科缘起与核心关切上看，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属性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国家安全研究最早源于政治学和军事学，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作为主要议题，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教学和科研也大多从政治学入手。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命题包括三方面：一是政权安全即党的领导权问题，二是制度安全即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三是意识形态安全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问题。维护政治安全根本上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伟大实践中自主开辟的，这决定了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关切的国家安全学必然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国家安全学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路径，以服务国家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为核心，把安全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融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增强学科人才培养的丰富性和实践性，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学属于以实践为导向的“群落型交叉学科”，其发展致力于复杂性问题的创新解决或横断性科学的应用创新，是实践导向的学科集群。其中包含多个相对成熟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在既定领域为局部问题的解决提供有针对性的知识基础，其连接点是国家安全这一重大需求。这一表述揭示了交叉学科的生成机理：首先，存在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其次，各学科打破学科壁垒，进行交叉融合。最后，交叉融合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甚至带来研究范式的转变，新的交叉学科随之诞生。可见，交叉学科不是原子式的学科交叉而是学科的有机融合，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无论是探索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内涵、知识体系、理论进路和研究方法，还是确立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范式，以及形成国家安全学的学术共同体，都是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逐步完成的。

（三）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使命

中国国家安全学要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就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和能力担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人才培养应遵循需求导向，从服务国家需求的核心目标出发进行定位：一是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二是服务各领域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提升各领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三是服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能力。要探索专业化、精准化、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就要建设自主创新、定位明确、方向聚焦、主线清晰的学科知识体系。遵循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包括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等二级学科，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前沿战略研究、政策科学研究和技术保障研究相统一、相统筹的交叉学科知识体系。

第一，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具有统领性，是国家安全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知识自主性的根基。它以国家安全发生发展和实践过程中的理性认识为研究对象，围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研究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的形成、演化、特点和影响，总结、理解和揭示国家安全运行的有关规律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该学科具体包括国家安全思想、国家安全基本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重要问题和国家安全研究方法等。第二，国家安全战略以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新时代优化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一重大议题，谋划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该学科具体包括国家安全战略的含义与特性、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要素、国家安全战略的构成要素、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国家安全战略实施和大国国家安全战略比较等。第三，国家安全治理主要围绕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目标，以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管理体制、执行机制和保障模式为研究对象，涉及国家安全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等重大国内国际议题，研究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法治、国家安全管理、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保障和国际安全治理等。第四，国家安全技术以夯实国家安全技术基础、提升国家安全技术保障为对象，研究国家安全技术体系与能力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国家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关键技术以及国家安全重大工程建设，形成全面支撑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威胁和安全事件的积极预防、及时发现、快速响应以及确保恢复的有效应对技术能力。该学科围绕推动新时代国家安全技术实力和能力建设这一重要目标，研究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技术、国家安全非常规技术、国家安全支撑保障技术和国家安全系统工程等。

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构建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设立行动迅速、意义深远，这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国家安全人才基础、夯实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战略举措，将为全面加强国家安全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奠定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催生了国家安全学学科，但前期准备尚不充足。一般而言，学科要素包括基本假定、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及范围、理论原理、特定问题、检验方法、本体论认识论定位以及价值取向等，而成熟、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常是区分学科最重要的标志。国家安全学目前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待进一步学科化、学术化、知识化和系统化；国家安全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欠缺；基础性、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并未确立；国家安全学涉及领域非常宽广，自成体系，尚未创制边界清晰的知识图谱，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和科学构建学科体系的任务艰巨、意义重大。笔者认为，现阶段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再学科化”，即在国家安全学获得“学科之名”后，还要强化“学科之实”，加强学科内涵建设。要加强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厘清基础知识命题、解析核心研究对象、创制清晰知识图谱；在知识图谱的指引下，构建课程、教材和教学体系，确立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三 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的四个意识

任何一门学科的实质内容、研究水平和社会功能无不集中地体现为该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思想、观念、理论和学说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因此，学术体系建设在国家安全学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学术体系构建的起步阶段，应着力借鉴和反思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交叉学科发展演进的经验与不足，以扎根意识、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和开放意识作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扎根意识

扎根意识指向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学术使命，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所在。构建学术体系要扎根于历史、扎根于时代、扎根于实践、扎根于人民，才能深刻地遵循历史规律、把握时代脉搏、解决实际问题、回应人民呼声。第一，要坚持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安全思想以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而盛170多年的安全思想都是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思想渊源。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历史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要有宏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从历史理解历史，将历史置于历史进程中寻找因果机制，探寻历史规律和内在基础，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推陈出新。

中国传统安全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理论，历代圣贤多教育统治者要“去民之患、以民为本”，从而维护国家稳定。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荀子提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史记》中说“制国有常，利民为本”。石介讲“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苏辙提出“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朱熹讲“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黄宗羲提出“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安全思想受到剧烈外部冲击而发生嬗变。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郑观应讲“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刘铭传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栝，则在于急造铁路”；孙中山明确指出“欲中国成为强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为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工业、科技、军队和商业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此外，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也是独特的国家安全思想资源。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和”是精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是其深刻内涵的三个重要层面。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及价值理想，“和”对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目标定位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坚持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时代精神。学术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是思考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在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和科技产业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交错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大国战略博弈明显加剧，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加之2022年年初以来俄乌冲突愈演愈烈，大有扩大化、长期化趋势，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外部压力前所未有，同时面临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一系列时代之问、时代之困、时代之需迫切要求国家安全学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坚持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实践原则。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一论断为我们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

中国国家安全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中凝练出的学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开启，主要遵循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国家安全思想以发展为核心，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体现为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在演进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安全一以贯之的绝对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安全思想的指导、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安全和利益以及不断增强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科学化程度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推进不断创新发展。国家安全学研究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推出具有广泛和深刻解释力的研究成果，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念、战略思路和机制路径。

第四，坚持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人民立场。人民安全高于一切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国家安全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安全。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历史事实证明，国家安全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征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安全和利益。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的军队也服从于人民利益和安全。他要求解放军“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维护发展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题，历代领导人始终紧紧抓住发展促进与改善人民利益和安全这一思想主线，在发展中促进人民安全和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江泽民指出，“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强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胡锦涛提出要“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统筹发展与安全，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应该“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始终强调国家安全对人民安全和利益的坚定维护，“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

在价值理念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凸显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归宿。一方面，人民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力量支撑和根本保证，应筑牢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和人民防线；另一方面，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与核心，各项工作要以维护人民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国家安全学要有所作为、有所创新，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价值追求，致力于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致力于防范化解关乎人民群众安全的重大风险，在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研判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和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等国家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技术领域提出真知灼见，切实保障人民安全、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指向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学术起点。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一方面，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式形成的关键在于凝练和解决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是各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学术研究必须落到我国发展和安全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第一，交叉学科是多种专业知识针对实际问题的合理结合。韩启德强调，学科交叉源于对关键科学问题的整合，从一开始就要注意避免不同学科知识的简单拼凑和缺乏实质内容的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之所以能称为学科，是因为它有大家能够认同的研究范式，推动交叉学科的关键即在于形成范式。在探索国家安全学范式的进程中，要始终以回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目标，打破陈规、跨越边界，重新定位、重新组织。我们要将战略研究与战术研究相结合，战略指导战术、战术反哺战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以海外利益安全为例。在当前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以及全球、区域和阵营“大分化”的复杂背景下，中国维护海外利益安全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并深受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科技因素的多重影响。2021 年11 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审议《国家安全战略（二〇二一—二〇二五年）》，会议强调要加强海外利益安全保护。这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新环境新态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针对这一核心科学问题，吉林大学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组建跨学科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新时期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测量及综合保障体系构建”，旨在建立跟踪测度、科学评估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水平的指标体系；在学理维度、战略维度、政策维度、举措维度上，探索形成新时期中国海外利益安全观；探讨新时期构建海外利益安全综合保障体系的中国方案。

第二，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存在大量需要填补的空白，元理论探索需要从问题入手。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各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体系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和生物等诸多领域。

横向来看，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传导，蕴含严谨的内在逻辑，处理任一领域的安全问题都要考虑整体和系统的安全。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领域出了问题而仅仅只是处理该领域的问题，极可能既无法解决该领域的问题，也使得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纵向来看，各个安全领域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理论政策、信息情报和教育体系等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在相应领域出现安全漏洞。维护各领域安全必须同时构建好该领域的法律法规、理论政策、信息情报和教育体系等由上而下的多层次体系。

可见，国家安全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牵引、以协调为抓手、加强统筹谋划，厘清各种形式的安全问题及其相互关联，科学地防范和化解风险。此外，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国家安全治理与国家安全技术研究正面临新的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主动权以及处理好相应的风险，实现良性、合理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迫切议题之一。面向未来，应当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国家安全研究的深度融合，善用新技术与新方法，全方位、全要素地建构数字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

（三）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指向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学术追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他还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制度和政策的适用性都是就社会条件而言的，而知识主体性就是要建立符合自己社会条件的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需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角度全面认识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主体性问题，包括对政治学这一国家安全学核心支撑学科发展进程中主体性缺失的反思回顾、对西方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的汲取超越、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创新和学理化进程的理解把握以及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原创性成果的规划设计。

第一，回顾学科发展历史，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处在“外来”输入阶段，通过译介和套用等方式，用外来的理论填补中国的理论空白、解释中国的发展现状。中国政治学长期存在追随西方尤其是追随美国政治学步伐的倾向，跨越了研究宏大问题的阶段，直接进入微观具体问题这一公共管理学更为擅长的领域。从学科成长规律看，中国的政治学无根无本无源、根基不牢，迅猛的公管化更是导致研究碎片化，加剧了政治学的“早衰”。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指导思想的主体性，更多属于“跟着说”，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愈来愈与时代不相称。面对这些政治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有学者呼吁要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现实中去提炼本土化的理论，用自主化、中国化的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中国。中国政治学必须寻找与自己历史文明传统相匹配的方法论，据此而生产和发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并重组政治学原理体系。要从解决政治学的知识主体性问题着手，建立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在构建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的初始阶段，就应避免直接套用西方概念模型去解析中国问题，要着力用中国自己的知识、理论、概念、范畴、标准和话语来解读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各学派在不断论争中发展融合，梳理其演进过程对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构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围绕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其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的焦点在于国家安全与体系安全如何平衡：前者认同稳定的体系对于维持国家安全的意义，但更强调国家安全本身的重要性，并在获得与维持安全方面持零和思维；后者则认为由于相互依存或国际制度的存在使得国家完全可以在复杂关系中寻找出制衡并抵消安全威胁的有效途径。与这两者不同，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共同体虽然由国家构成，却超越了国家理性的“因果”局限，体系安全状况的更新会彻底改变国家的安全认知和谋求安全的行为。鉴于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国家与个人社会体验的内化感知，安全研究的内容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侧重性。

第三，从现实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突破了既有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和行为模式，体现出先进性和原创性。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将追求共同安全和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价值导向。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命运与共建立在作为先决条件的物质层面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交融的基础之上，指出了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的实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民安全思想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安全思维，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提出了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等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径。原创性主要表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成了国家安全的体系重塑。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了国家安全的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强调国家安全各要素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有机整体，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统筹兼顾“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和“十个坚持”，创造性地实现了国家安全的体系重塑。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最新体现，标志着党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主体思想、严整逻辑、基本构架和方法论基础，推动国家安全研究不断创新。

第四，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应继续坚持主体意识，以创新为驱动力，努力贡献既有普遍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学术成果。首先，要加强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打破对西方的学术迷信。要认真反思西方理论的历史形成条件、思想基础和价值理念，吸收有益部分、去除不合理成分，在本体论上构建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并更具解释力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其次，要提出具有普遍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与范式。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解释客观世界，核心概念是进行解释的重要工具，提出源于中国实际又具有普遍性和共识性的核心概念并形成研究范式，对于构建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意义重大。最后，要构建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其一，构建具有普遍解释性的基本理论，既要能解释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也要能解释历史和现实中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其二，对西方理论没有或缺乏解释的新问题和新领域予以重点关注和前瞻探索，在理论构建上敢于先行先试和大胆求新。

（四）开放意识

开放意识指向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学术境界，也是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包容性发展的路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拥有与时俱进的境界和品质，使之能够永葆理论青春。作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集中运用和最新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开放的科学体系，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过程。伴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延伸，相关指导理论必然要持续跟进，因此国家安全学研究要保持战略思维、学术研究、研究方法和学术生态的开放性。

第一，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需要系统性、开放性的战略思维，这是由中国的战略环境和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新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立足中国实践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一个与世界变革联系日趋紧密、复杂而开放的系统。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综合的，越是重大问题，其综合性、战略性、系统性越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统筹自身安全和外部安全两个大局有了明确的自觉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和延长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求超越过去较为局限的视野，即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和军事思维、超越单纯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维，拥有大战略思维。国家安全学本质上是一门战略性学科，学术研究要加强战略筹划，以开放的全球思维谋篇布局，不断丰富国家安全思想与战略。

第二，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要秉持开放的学术心态、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始终保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从学科起源来看，一方面要强调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原生性，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目标新任务；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外部性，即应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兼具内生型和外源型特征：前者主要体现学科发展主体和服务对象的内在需要，后者则一般发生在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参考借鉴过程中。强调国家安全学的原生性和中国特色并不是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吸收、借鉴、批判和升华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国家安全学内涵更加科学化。

第三，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需要构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国家安全学兼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属性，研究者既可以采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强调概念分析、理论阐释和逻辑演绎；也可以采用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形成规范与经验、定性与定量相互融合、交叉发展的态势。可运用“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对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进行归纳概括，对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做出宏观上全面系统、微观上精细准确的描述。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安全研究方法是推进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绝不能“为了方法而方法”，开展相关研究要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类型选择研究方法，要有开放性的视角。此外，有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时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也应破除对西方的方法论迷信，做到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和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路径和学派。

第四，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需要培育交叉创新的研究生态和开放的学术共同体。韩启德在总结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发展经验时指出，取得学科交叉成功的五个要素是科研志向、知识结构、政策导向、组织管理和文化土壤。在他看来，交叉研究机构像生命一样，是具有持续动态、非均衡的生命系统，有内在复杂的自组织性，需要建设自由探索、包容、容错和合作的文化。在国家安全学关键的起步阶段，构建有利于交叉学科发展的、开放包容的学术空气至关重要，这奠定了一种文化生态标准。习近平指出，“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弘扬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以机制化推动学术研究，要完善建设学术共同体、平台和载体，包括学术队伍、研究机构、基金、学会和期刊等。为此主要可从四方面着力：一是建立专门的国家安全学院和国家安全研究院，与企事业单位联合成立国家安全研究机构，建立国家安全学交叉创新平台，加强国家安全智库建设；二是推动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国家安全学项目；三是推动成立中国国家安全学会，组织带领广大国家安全学工作者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四是加快推进专业学术期刊建设，打造创新交流、探索争鸣的国家安全学学术园地。

四 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的系统工程

作为思想文化至关重要的载体、表达思想的工具、交流感情的方式和实现社会整合的纽带，话语影响着人们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话语体系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建立在一定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的基础之上。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一种思想或理论从创立、发展到传播运用，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塑造、成型和表达。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绝不仅仅是中性的表达工具，其背后体现的是权力关系，是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怎样说”。当话语以权力关系的面貌出现时，就表现为思想的话语权；当话语权上升到国际层面时，就表现为国际话语权。国家安全学作为研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学科，不仅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也担负着传播中国国家安全理念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任。在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的系统工程中，始终牢牢把握“为谁说、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主线，就把握住了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性、自主性、普遍性和创新性。这一系统工程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加强学理研究，增强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的科学性；二是深化国际交流，拓展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的引导力；三是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的穿透力。

（一）加强学理研究，增强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的科学性

作为一个学科的表征乃至组成部分，话语体系的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发展的程度。国家安全学话语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等必须经过严谨的学术论证，在具备学理完整性和逻辑自洽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有效认同，真正和世界对话并发挥解释及引导的作用。因此，我们既要加强学理研究，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的标识性概念、理论体系和解释逻辑；也应增强话语传播的科学性，形成富有吸引力和穿透力的话语体系。

第一，打造学理性强的国家安全学标识性概念。话语体系自主构建的最大掣肘在于，既有知识体系无法很好地阐释中国社会现实，面临“概念短缺”的困局。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解决这一困境可从四方面入手：一是要对既有概念给予新解释；二是对未被重视的概念进行深挖掘；三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提出新概念；四是注重学术话语语境的转换。国家安全学研究可以立足中国实践赋予传统学术话语中国含义，通过话语原创、话语反思、话语清理、话语调整和话语转换等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可持续安全”概念，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倡导亚洲国家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作为新安全观的重要创新，亚洲安全观以共同安全为追求、以综合安全为范畴、以合作安全为路径、以可持续安全为愿景，其中可持续安全理念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迅速获得价值认同，并成为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内容。这一新理念的思想内核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国际法思想和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论等思想中获取给养，融汇了中西思想理念，具有广泛的解释力、适用性和认同度。

第二，构建传播效果良好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理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作为内容的理论观点要立足中国、与时俱进，作为形式的话语表达也要适时适势处理好本土化和世界化的关系问题。构建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要在形成标识性概念基础上打造具有解释力且传播效果好的理论。为此，我们不仅要把握国际社会的主流传播理念，将学理性好的理论融入国家安全话语传播实践之中，而且要注重标识性概念导引与顶层设计牵引相结合。

第三，增强国家安全国际议题的设置和引导能力。国家安全学建设要加强理论层面的总结、创新和建构，主动设置议题，引领学术方向。习近平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引领世界再度聚焦和平与发展议题，为完善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在国际安全领域，慕尼黑安全会议是西方国家主导的重要多边会议，对国际范围内的安全议题具有很强的设置和引导能力。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与新加坡国防部联合创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即“香格里拉对话”则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各国出席层级最高的“1.5轨”安全对话机制，近30个国家的国防部部长或副部长参会。目前，中国的北京香山论坛、世界和平论坛在安全领域也具备很好的议题设置能力，但相比于慕尼黑安全会议与香格里拉对话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论坛，其安全议题引导能力仍需要强化。提升国家安全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组织政府主导的“1.5轨”的全球与区域安全会议；二是鼓励大学、学会和智库建立二轨性质的分领域国家安全论坛；三是支持企业和学者等举办专题性质的国家安全学术会议。

（二）深化国际交流，拓展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的引导力

习近平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曾提出多项有力措施：“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这些举措为开展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指明了方向。

第一，开展与国际性学术组织、智库和大学的机制化学术交流，推动国外相关机构客观理性地开展涉及中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以国家安全研究见长的外国智库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等。外国高校的知名国家安全研究机构和院系则包括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和彭布罗克学院等，与这些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意义深远。

第二，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安全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国家安全研究项目，增强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非传统安全领域是一个重点领域，相关机构有必要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人的安全、公共危机管理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安全议题上加强研究合作。中国可牵头组织国家安全风险防控、国家安全技术研发、国家安全工程实施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构建等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增强全球安全议题研究的国际合作能力。

第三，加强优秀外文国家安全学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国家安全研究成果。应支持学者参加国际安全学术会议、发表国家安全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家安全学学术网站的建设上，应建立正面推广和传播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理念和政策的官方网站：就机构而言，可借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全球军售数据库（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和军事支出数据库（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衡量国家安全数据库的相关网站，内容覆盖不同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评估、国家安全政策分析以及国家安全技术进展分析等；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可借鉴密歇根大学戴维·辛格（David Singer）等创建的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的成功经验，超越其主要针对同盟关系的研究范畴，建立科学衡量国家间安全指数、国家应对威胁的能力指数等内容的网站。在学术期刊建设方面，可与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出版高质量的国家安全研究国际学术期刊。

（三）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的穿透力

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未根本改变，中国对外信息传播存在巨大“逆差”，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真实形象和西方媒体印象存在强烈反差。消解西方话语霸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促进中西方话语融通需要跳出西方话语窠臼，转变话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方法。

第一，破除西方话语垄断。西方的话语霸权源自其文化霸权、学术霸权和话语实践的互动，这极大地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此，可从两方面进行反思：一方面，以欧美经验为主体而构建的安全研究话语体系不是从中国实践中发掘和发展的思想，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因此研究者要破除思维固化、避免简单照搬；另一方面，西方操纵国际舆论炮制了“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债权帝国主义”“锐实力”等一系列涉华歪曲言论，而这些谬论能够维持热度和新鲜度的背后是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何时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抛出何种观点都有一套成熟的战略，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消解。破除西方的话语垄断地位要求研究者敢于发声、善于发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讲好国家安全学的中国故事，传播国家安全学的中国声音。

第二，构建话语和叙事体系。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治国安邦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国家安全思想进行凝练升华，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进行汲取超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话语和叙事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使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话语体系有了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理念和叙事体系方面对世界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面向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动态、国际化的过程，要从政策界和学术界共同聚焦完成。

第三，促进中西话语融通。不同话语体系的交流要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共识基础上。我们所倡导的“中国立场，世界表达”就是要促进中西方的话语融通，努力寻求双方的思想和价值共识。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体现国际共识；既要服务于中国国家安全，也要为世界普遍安全做出贡献。由于国家安全是敏感领域，国家安全学话语传播一方面要避免“去意识形态化”，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避免“泛意识形态化”，要尊重不同民族、宗教、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努力打造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

五 建设国家安全的时代之学、中国之学、世界之学

中国国家安全学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高校和研究机构凭借学科优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国际合作优势，正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政策建言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全方位推动国家安全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其中以自主知识体系为统领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基础、核心和关键。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三大体系”协同推进，用系统思维推动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第一，学科体系是根本。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将进一步夯实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首先，更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有助于产出更多高水平复合型国家安全人才，高质量人才从事理论建设将促进学术体系的完善，从事话语推广将助力话语体系的发展。其次，更具创新性的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等领域的学术进步，创新话语传播方式、增强话语传播的可操作性。最后，更扎实的教学能力提升有助于拓展学术研究的范畴，增进学术研究的深度，涵养国家安全话语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第二，学术体系是核心。创新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将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构建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为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学术体系的思想力、学术力和影响力水平；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推动构建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有助于加深对本学科概念、范畴、命题和思想等核心内容的专业性阐释，使之转化成先进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进入教材和教学，最终助力高水平人才培养；话语传播的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识性概念、思想体系和解释逻辑，这也与学术水平密切相关。理论扎实、特色鲜明、体系完备的学术研究将增强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的学理性，提升话语的解释力、适用性和认同性。

第三，话语体系是纽带。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将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遵循“为谁说、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话语体系构建主线，将更好地实现中国国家安全学的主体性、自主性、普遍性和创新性。首先，汇聚国际资源将助力学科建设。其次，破除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和叙事体系、促进中西话语融通将滋养学科的标识度与美誉度。再次，国家安全国际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的提升将更为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最后，深刻的话语反思和清醒的理论自觉将增强中国国家安全学界的学术自信和学术底气，助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学。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和要求。《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以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撑；从学科、学术、话语的角度探索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者的崇高使命。站在新起点、迈向新未来，需要我们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初心，提高站位、找准定位、科学错位、大胆作为，全国一盘棋推进学科建设；需要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理论创造、实践创新、自主探索、百家争鸣，用大格局大胸怀促进学术繁荣；需要我们以“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为辩证思维，凝练标识、深化交流、拓展思路、打通堵点，用大视野大战略赢得话语融通。我们将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积极为党和国家造就人才、建言献策，为世界福祉述学立论、贡献智慧，把中国国家安全学建成时代之学、中国之学、世界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