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中求同”是求“同一”吗？

──在《争论中的德国》看见差异，也看见共容

“异中求同是求同一吗？”笔者认为不是，也做不到。异中求同应该是：即便知道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致，却还是愿意先试着理解对方，一起辩论。虽然不同，但仍然可以共容。

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2020 的我们很忙碌，忙着接收最新的消息，忙着消化每则讯息，忙着处理随之而来的情绪。旧的议题还未获得定论，新的议题就马上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追逐共识的脚步远远赶不上相互碰撞的速度，就好像在对我们说：“抱歉，但你们无能为力。”

前阵子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中国掀起滔天巨浪，有好多情绪在翻滚：愤怒、憎恨、失望、哀怨⋯⋯。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希望自己被别人听见，但也因为音量过于刺耳，大家纷纷捂起耳朵，最后彼此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

这是中国的日常，也是德国的日常

这样的场景不只发生在中国，一个被认为拥有成熟民主与理性公民的国家──德国，也始终走在这样的不和谐与分裂当中。它是个复杂的国家，有着复杂的历史、国情及人种组成；它历经两次的世界大战失败；它用最民主的方式亲手选出他们的独裁元首，背负着纳粹的原罪；它更面临种族主义、移民融合、难民问题、性别平等、环保政策等棘手议题的挑战。这条路从来都不好走。

这个国家的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二战后的德国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因此采取经济优先的政策，加上当时美国与苏联成为对立的两大国，美国为了要拉拢欧洲制衡苏联，必须先协助西欧各国进行重建，因而有了“马歇尔计划”。纳粹问题在当时就被搁置了下来：在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且曾经是纳粹一份子的人，也因为政府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需要其协助而未遭到惩罚。

直到一位检察总长──弗里兹・鲍尔于 1960 年代起诉了纳粹相关罪行，德国才开始正式面对纳粹历史。两德统一后的首位总统魏茨泽克更在二战结束40年后，也就是 1985 年时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演讲，改变了德国的命运。（演讲内容详见《争论中的德国》。）

观察德国，反思中国

2016 年，全球有 6,000 万人因飢荒或战争成为难民，当中有许多人因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纳决定而来到德国。

事实上，这不是德国第一次对难民伸出援手，多数的德国人是接受难民的。然而，安置能力与辅导社工不足、文化融合困难、难民性别比失衡（男性居多）影响治安等情形，确实成为令德国政府头痛的问题；少数难民所制造的性侵、暴力案件，也引发德国人对难民政策的质疑甚至愤怒。民众认为政府只知道当“滥好人”，德国社会陷入分裂，默克尔则因为难民政策丧失选票，更面临从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2016 年，全球有 6,000 万人因饥荒或战争成为难民，当中有许多人因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纳决定而来到德国。

“如果光看这些数字，很容易无感，可是这些难民不是数字，多是如你我一般的常人，如果具体地将他们的生命史摊开来，旁观的我们将被其中的巨大苦痛深深撼动。”

这是一段很沉重的文字。

“真理会在争论中诞生。”

《争论中的德国》一书是作者蔡庆桦对于德国社会深刻的观察。他从德国的“争论文化”切入，用浅白的文字及轻松流畅的口吻，抛出一个又一个在德国社会中极具争议性的议题──除了梳理背后的脉络，还会有条理地将不同立场的论理交代清楚，就像在听一位长年居住于德国的朋友讲述他的人生见闻及独到见解，让你在佩服他的同时又会不断被触发思考。

读完《争论中的德国》后你会发现，书中所提及的议题几乎都尚未获得解决或达成共识，大家仍旧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就像有着多元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一样。

但，“异中求同是求同一吗？”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笔者认为不是，也做不到。异中求同应该是：即便知道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致，却还是愿意先试着理解对方，一起辩论。虽然不同，但仍然可以共容。

不可否认的是，争论的过程的确会产生社会的分裂与仇恨，所以如何在争论时变得更温柔一点，放低音量打开耳朵，理直而气不壮，是笔者认为很重要的学习课题，与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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