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对抗之路
建交40年后，美国对华态度日益强硬，
两国关系似乎已进入更具敌意的时代。这种冷淡关系并非暂时的破裂，
更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对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深入评估。
By MARK LANDLER NOV. 25, 2018
2017年8月底的一个周末，被任命为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一周后，史蒂芬·K·班农(Stephen K. Bannon)前往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康涅狄格州的乡间别墅，讨论中国问题。
实际上，这更像是一次朝圣：倒转乾坤的先知拜访地缘政治大祭司，当面论证基辛格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已经严重过时了。两个人在阳光房里聊了几个小时，虽然很享受彼此的陪伴，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
“他对我的分析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班农回忆说，“但他不同意我的结论，因为太简单粗暴了。”
基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说他告诉这位访客，美国和中国必须争取“达成部分合作，而依照通常标准，两国可能被视为敌人。”
“他有不同的看法，”基辛格简单地说。
在美中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年后，基辛格和班农可以被视为代表着两极的观点。
美国对华姿态的新代言人斯蒂芬·班农。他曾是特朗普的顾问，经常谈及冲突与贸易战
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开启了一个与中国接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是一种顽固的信念，即通过贸易和投资使中国摆脱孤立状态，这样会令美国更安全——也许还会令中国更像美国。如今，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结束，变成了一个更具敌意的时代，其中由班农鼓吹的贸易战开始了，他的观点——美国必须与中国针锋相对——也占据了上风。
从白宫到企业董事会，从学术界到新闻媒体，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恶化到自基辛格的历史性访华以来所未见的程度。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它在美国引起的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导致一些人得出结论，正如最近一本关于美中关系的书的书名所示，两个巨人“注定一战”。
当然，美中关系从18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有起有落的，当时新英格兰的双桅船首次带着海狸皮和银币航行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交流，将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华帝国，将中国铁路工人带到蛮荒西部。
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然后在冷战期间成为敌人，后来为了孤立苏联，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重新与北京修好。8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开放带来的希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打破。90年代，当失控的美国炸弹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双方的贸易协议变得紧张。
至少最近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认为工厂关门和工人失业都是中国的错。皮尤全球研究公司(Pew Global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12年，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从正面转为负面，此后一直处于负面状态。现在大约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2017年的44%有所下降——但这个数字并不比过去五年更糟糕。
然而，目前两国关系的冷淡似乎有所不同，不再是暂时的破裂，更像是一个老牌超级大国面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大挑战者，正在进行一次深入的重新评估。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但是一直拿不出清晰的目标，也没有明确一个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到目前为止，它的努力显得很零散：贸易关税令北京陷入困境，但也令华尔街陷入困境；面对中国向海外基础设施投放的巨额贷款，美国的外国援助计划相形见绌；有人警告中国干预美国选举，但没有太多证据证明此类活动。
白宫在把敌对姿态输送到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企业高管指责中国从他们的公司窃取技术。大学教授怀疑部分交换生是间谍。军官设想中国战舰在太平洋航行的情景。
许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展开合作的美国人原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秩序，会使其在政治和社会上趋向西方。然而，在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强力统治下，中国并未朝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不仅没有以美国为榜样，反而表现出更多竞争的姿态。
“我们怀着善意，愿意相信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更多到访的芭蕾舞团，中国会发生改变，”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H. Schell)说。“但中国领导人对此关上了大门。他说，‘我们不仅不会往那个方向走，而且现在我们还有自己的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的长期观察者陆克文(Kevin Rudd)表示，在中国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国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两国在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上达成的共识。陆克文说，这预示着一个不确定的、几乎可以肯定更为危险的未来。
“你几乎可以听到太平洋中间某个地方传来的撕裂声，”陆克文在一次采访中说。“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修复。”
“心照不宣的盟友”
现实政治推动了基辛格与中国的接触：他和尼克松都认为，这是对苏联的一种制衡。但他们也未能避免美国外交官乌拉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所谓的“喜悦的迷惑”。1973年回到北京开设了联络处后，兴奋的基辛格给尼克松写信说，“现在我们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在美国，中国突然成了时尚。“美国人穿起了中山装，戴上了毛式帽子，用锅炒菜，用筷子吃饭，”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2016年出版的《美丽国度和中央王国》(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central Kingdom)一书中写道。在尼克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行程结束不久，中国就与得克萨斯州一家公司达成了一项3.92亿美元的协议，在中国建16家化肥厂，这是双方接触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早期征兆。
受两国国内政治的冲击，双边外交关系起伏不定。但太平洋两岸的贸易开始了不间断地上涨。IBM、花旗银行(Citibank)和吉普(Jeep)等公司被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所吸引，这些双方接触的先驱惊叹，商业如此迅速地定义了美中关系。
即使1989年的那场暴乱事件也未能打断双方的联系。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访北京，防止两国关系脱轨。
2000年3月，在美国打开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实现经济一体化是给中国带来自由的最佳方式。他对这种接触的论证之有力，在美国总统中是不常见的，他说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并开放社会。
“中国的经济越自由，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像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他说。“当个体不仅拥有梦想，而且还有能够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就想要更大的发言权。”
克林顿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这并非没有道理。在江主席和朱总理的领导下，国企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鼓励私营企业，欢迎外国投资者。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中建立起历史上最强大的商业关系：双方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50亿美元激增到2004年的2310亿美元。中国很快就成为了从T恤到玩具、从笔记本电脑到电视机的首选制造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摩托罗拉(Motorola)和其他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为了满足美国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中国仅向沃尔玛超市的出口就已经超过对大多数国家的总出口额。
但到了2006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放缓，并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政策，确立目标，要在传统上属于美国和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一些人已经有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的看法。
对于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奥巴马要求采取行动，并对两名顾问表达了不满——在克林顿时期跟中国谈判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和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据贝德说，他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
自那以后，特朗普总统把奥巴马私下的嘲讽变成了一句政治口号。他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原罪——这是一项有缺陷的协议，令中国获得了从美国公司窃取技术、抢走美国就业岗位的许可证。
但对上世纪90年代负责与北京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来说，中国是否应该被世贸组织接纳是一个“荒谬的问题”。
“它当然是要加入世贸组织的，”她说。
她认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有经济开放的记录，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不现实的。它已经大量打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如果不加入世贸组织，它将继续获得收益，同时不必被迫开放自己的市场。
“问题在于，这会是一项实质性的、具有商业意义的交易吗？” 巴尔舍夫斯基说。“我认为试过才知道。”她指出，中国现在从世界上进口的商品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多。
但中国开放市场的每一步都设置了新的障碍，阻碍外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并为自己的公司提供优势。巴尔舍夫斯基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而是因为美国官员未能利用协议中的工具强迫中国遵守这些条款。
“美国做了正确的事，”她说。“我们只是没有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经济侵略”
特朗普贸易办公室的领导者，投下重磅炸弹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说，他是21世纪初期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夜校时，最早注意到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侵蚀性影响。
白天，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有工作。但纳瓦罗回忆说，“我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这让我很困惑。我想，‘这是出什么事了？’”
纳瓦罗怀疑，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工作岗位正在转移到中国。但经过一年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还有其他四个因素：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对出口商的补贴、货币操纵以及缺乏环保法规。
“条条大路通中国，”他说。
这位经济学家将自己重塑为中国问题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和《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等书籍，使他成了这一领域的一个边缘人物。但他的观点与特朗普不谋而合，特朗普几十年来一直反对中国和日本的不公平贸易做法。
日本的威胁被夸大了，但中国的确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损害，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分歧。从1973年至2015年，廉价的中国服装摧毁了美国的纺织工作岗位。中国家具制造商也摧毁了美国同行。对于蓝领美国而言，“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化灾难的代名词。
现在，纳瓦罗已经进入白宫，为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提供学术支撑。今年6月，他的办公室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与知识产权》的报告，指责中国以各种方式伤害美国公司。
其他经济学家仍然不理会纳瓦罗的处方，其中包括在中国同意做出根本性改变之前征收更多关税。但私下里，很多商人都同意他的诊断。他们直接关注的是“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项国家政策，旨在迫使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以及向中国公司提供补贴，从而主导关键行业。
有时候，面对中国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美国的挫败感溢于言表。2010年7月，通用电气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在一次私人晚宴上说：“我不确定到最后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获胜，或者成功。”他的话被报道后，通用电气迅速改口。尽管有这些不满，美国企业高管仍然害怕与中国当局对抗，后者可以下令对他们的企业进行突击搜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开展业务变得更加困难。当时，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持有大约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官员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感到震惊，并担心自己的金融风险。如果说他们向来怀疑美国政客，那么如今他们也开始与华尔街的朋友反目，在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拒绝后者对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的呼吁。
“中国官员开始训斥美国人，拒不出席会议，”安可公关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大中华区董事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向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公司提供咨询。“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这是发现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刻。”
战略竞争
奥巴马对贸易持谨慎态度，但他同自尼克松以来的所有前任一样，致力于同中国保持接触。他关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美中可以合作的全球问题。他的战略被称为“亚洲转向”，同时，他也呼吁在该地区建立更多美国外交和军事存在，试图对中国的崛起加以管控。
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奥巴马的战略，称其是天真和不充分的。它采取了一种更加好斗的方式，正式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势力”，认为中国试图改写二战后的秩序规则，以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和野心。特朗普的助手们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已经拿到了太多东西，只有展示美国的力量，才可以迫使它改变其行为。
这项政策的基石是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价值2500亿美元的新关税到位后，特朗普还威胁征收更多。然而，政府的目标尚不确定。
特朗普提出了各种难以执行、或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的要求，包括急剧减少贸易逆差和结束强制性技术转让。一些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鹰派敦促美国完全“脱离”中国经济。
贸易领域之外，特朗普政府也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它加强了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海军巡逻，在那里，中国人已经将零星的礁石变成军事设施。但它没有说明美国将如何阻止中国的军备，这种军备已在该地区打破了力量的平衡，令局势有利于北京。
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指控中国公民为情报人员，加强对中国投资的控制，甚至考虑限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计划。
然而一个深刻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如果开放是成功的关键，美国如何通过关上大门来实现竞争？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上个月发表措辞严厉的演讲，许多人将其解释为呼吁进行新的冷战，其中阐述了对抗的理由，称美国是民主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中国是威权主义和国家带动增长的支持者。但是，彭斯虽然呼吁持续不断地反击北京，但他没有做出多少努力来超越美国的党派分歧，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坦率地说，”他说，“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想要的是一位完全不同的美国总统。”
与中国冲突加剧的同时，对全球化时代以及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遥远战场上建立起来的美国领导和扩张也存在尚待解决的忧虑。
至少特朗普已表现出在世界各地退出承诺的愿望——评论人士说，这种倾向已经破坏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等贸易协议，损害了美国的盟友，剥夺了美国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最大优势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为赢得朋友和扩大影响力所做的努力，迄今为止也是有喜有忧。作为“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北京已经为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等数十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谴责这些贷款是掠夺性的，并试图拼凑自己的竞争性援助计划。
特朗普对中国的直觉并不容易归类。他经常谈到他与中国领导人的友谊，以及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钦佩。他的不满源于贸易——坚信中国一直在欺骗美国——而不是北京在亚洲的雄心或它的政治体制。
他的顾问们对即将到来的竞争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纳瓦罗等人将其视为争夺21世纪经济制高点的史诗斗争。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马努钦(Steven Mnuchin)、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等人试图遏制特朗普最好战的贸易举措。
他们不断地、有时是公开地讨论谁可以代表总统，让中国官员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政策的方向感到困惑。
班农说，他对中国的观点是1970年代，作为一名年轻海军官员在太平洋地区时形成的，他几乎以世界末日式的语言说话，预言一场文明的冲突。“要么是儒家的重商主义模式，要么是从希腊传下来的自由民主西方模式，”他说。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区高级主管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看来，这是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超级大国进行的一场相对传统的冷战式对抗。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一名驻华外国记者，当时曾遭到一名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殴打。
“我们在特朗普政府中更新了中国政策，将竞争理念带到最前沿，”波廷格最近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说。“但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没问题，在美国，竞争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问题是，关于这一点的公众辩论很少。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目标是什么：如中国一些人长期以来所怀疑的那样，是为了替换中国现政府或挫败中国的崛起，抑或仅仅是试图改变其行为？并且，不管是什么，美国人究竟愿意为此付出多少牺牲？
在上一次冷战结束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在国防部工作，重塑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可能会对美国这样的老牌大国造成打击。在他的著作《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他描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即南海的海上意外冲突事件逐渐升级为全面冲突。
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在台湾等其他争议领域，近年来并没有变得更加令人忧虑。他们认为，无论问题如何，如果没有持续的接触，更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错判。
“美国人需要明白，如果我们走上与中国脱离接触的道路，展开无所顾忌的对抗，那将不会是同苏联冷战的重演，”前奥巴马政府顾问巴德尔说。“和我们一样，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也是深深缠绕在一起的。”
因此，他说，即使是像美国一样警惕中国的国家“这一次也不会用经济联系冒险，或是为了再次竖起‘竹幕’——这一次是由西方来做——而参与不合常理的斗争。我们只能靠自己。”
不过，意外的是，95岁的基辛格看得更长远一些。他说，美国和中国都能发挥这样的力量，并有能力造成不可想象的破坏，因此它们有责任为世界找到“部分合作”的道路。
“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说。
基辛格回到与班农的会谈，补充说，“我无法保证最终结果会是这样。”
推荐阅读：
要看更多文章，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点个“在看”吧，让更多人看到
另外别忘了给公号加星标
才能及时看到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