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走上哈佛讲台的贵州乡村校长
（杨昌洪和学生们）
2016年4月24日10点10分，美国东部时间，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中国教育论坛上，来自贵州山村的杨昌洪站在大礼堂的演讲台上，面对着满屋的专家教授、哈佛学生、有志华人发表了演讲。再过两天就是杨昌洪34岁的生日，他身高180，头顶有些微秃，普通话里带些贵州口音。
2004年春节，贵州省德江县下的一个偏远山区，一个三十多岁的乡村妇女焦急得哭着，她13岁的儿子离家出走后因合谋偷窃被抓进了派出所。她朝山顶头的那间小矮房走了过去。
敲开门，当年的杨昌洪还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子，从省城贵阳回家过春节。他是村里第四个大学生，刚毕业就在大学里获得了教职，在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担任团总支书记。成为了村里有史以来一名大学教师。
大学时每年寒暑假杨昌洪都会在村里举办免费的补习班，带着同村的弟弟妹妹们读书补习。杨昌洪和这个妇女的儿子很熟悉，少年向他敞开了心扉：初中时他拿着问题去问老师，却被老师骂了回来：“你又不考高中，你问什么问！”还有一次，有个学生丢了书，班主任就认定是他偷的，校长闻讯赶来，踹了他一脚。初中结束后，没什么意外，他中考落榜。 一进家门，父母就责骂他：“别人家的孩子都考上了，你怎么不行？！”他一赌气，跑出了门。父亲朝着他的背影喊到：“你小子有本事就别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他跑到街上去混，认识了一群愿意搭理他的也在街上混的“朋友”。
团伙盗窃，他把风，被抓了。
杨昌洪静静地听着，他说不出什么，他无能为力。
“我上了大学，成了一名教师，可面对这样一个孩子，为什么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呢？”
“那感觉就像你是一个医生，看到一个生病的孩子，你什么都没法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面前。”
杨昌洪一夜未睡，母亲绝望的眼神和孩子的脸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从村子回省城的车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决定，将在接下来的12年里，改变2412个孩子的命运。
杨昌洪从刚入职了半年的大学辞了职。
他要办一所学校，一所可以容纳“问题少年”的学校，让这些被社会、学校甚至自己的家庭所抛弃了的孩子有学上。
初生牛犊不怕虎，投资、利润、风险评估、后果什么都没考虑。杨昌洪想：反正都是过日子，不要在乎铁饭碗、大学里的工作风光——条条框框反而把人的手脚的束缚住了。
“当时很奇怪，我就觉得我应该有办法让他们快乐起来。我幻想着如果自己办学校，和孩子们在一起，会怎样做怎样做......”
出来以后，杨昌洪才知道，现实是残酷的。
他先去了教育局咨询，“我说我有4000多，人家眼睛都瞪大了，4000多想办学校？！4000多万还差不多！”
教育局的一个老领导把他叫去了办公室，听了他的想法，建议他和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回去后，杨昌洪开始翻电信公司黄页本上贵阳所有职业学校的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一个多月内走了30多所学校。但事情并不顺利，没有经验、没有资本、没有关系的杨昌洪吃了很多闭门羹。“很多校长都不见我，有人跟我说校长不在，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就是校长本人。”
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身上的钱却不多了，杨昌洪退了租掉的房子，搬去5块钱一晚的地下室旅店住。饿了就吃馒头咸菜，渴了就去公共厕所接自来水喝。这样过了近三个月，杨昌洪绝望了，他一个人在贵阳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天亮了，他打电话给父母：学校办不起来了，他要去广州打工了。
挂了电话，他走去了火车站，买去广州的火车票。人潮中偶遇大学曾经教过他的康忠祥老师，两人聊了起来。“我刚退休，我来帮你！”
杨昌洪退了刚买的车票，取了行李住到了康老师家里。
接下来的一个月，康老师带着他重新走访了这30多所学校。康老师60岁，大学教授，声望很高，也有谈判技巧。
4月，和一所职业学校谈成了合作，用他们的教学资质和学籍，按照自己的模式和理念去管理。
5月，组建招生团队：杨昌洪、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大学同窗，还有几个大学里的学生。几个人备好干粮，到贵州各县乡镇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地问老乡：你们家有没有特别难管的孩子？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去询问：你们这有没有特别叛逆让人头疼的学生？或者让人失望到不想要的学生？“我们当时经常被一些中学校长笑话为‘收垃圾’。”
6月，校址有了：他们找到了一所早已停止招生的卫校，租下了其闲置的校舍。
7月14号，原定的新生报道日期，杨昌洪和老师们六点多就起床了，兴奋得扫动擦西——九点多，觉得该来人了，没人来；吃完了中午饭，没人来。过了下午三四点，还是没人来－－第一天过去了，一个人都没来。
杨昌洪和几个老师心沉到了谷底，他们想不通：“学生是不是都不想来了？还是选择了其他学校？”所有人都几乎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有人敲起了门。
有家长带着学生来报道了。第一年一共来了 105 名学生。就这样，学校开始了。
这些学生平均年龄15岁左右，都是学校不要、家长没法管教的非常叛逆的孩子。他们被父母“押”到学校来的时候，父母报告给杨昌洪的，都是吓人的缺点，一个优点也说不上来。其中有三分之二带着桀骜不驯的态度和吸烟、酗酒、偷窃、暴力的习惯入学，另外三分之一是学习能力差、不调皮却很自卑的学生。“恨你、抵制你、骂你，甚至想打你”，一不批准请假就要跳楼，不让去买东西就要自杀，上课不让睡觉就要用书砸老师的头。
很多人为杨昌洪感到担心：把这么多“走街串巷收垃圾”的方式招收来的问题学生聚在一起，他们“不掀翻了天才怪”；甚至有人很认真地告诫杨昌洪：小心学生们“闹出人命来”。杨昌洪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只得笑笑。
到底该用什么方法来将这些问题少年管理好，的确是他需要认真思考的。
聊天的过程中，杨昌洪发现，每当提到军人时少年们都有一种崇敬感。生长在贵州这个革命老区，孩子们从小听着红军的睡前故事长大的，这使得他们对军人、军队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
于是他从为数不多的学校经费里拿出一部分，去县里买了一百来身迷彩服，回来分发给学生们。大家很是兴奋，穿上军装一个个对着镜子仔细整理，互相比划着行个军礼，甚至走路腰板都不自觉地比之前挺拔了些。
“也许是因为这身军装吧，学生们还都挺收敛的，开学一个多月下来，没搞出什么大事情，也没有分帮结派拉小团伙，反倒是生出了些战友似的友谊。”
这给了杨昌洪一些灵感：看起来再“无可救药”、再“坏”的学生，骨子里也都可能有一份担当。他需要做的，就是试着将他们隐藏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的这些渴望挖掘出来，变成自我约束的主动行为。于是他开始将军队中一些适用于普通教育的元素融入学校管理：早出操、晚点评、行军礼、武术体能训练等；每个班级除了配一名班主任负责文化课外，增加一名教官管理体能课和生活事务。
杨昌洪和几个老师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几个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心地扑在学校的事情上，和学生们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只要有一有时间，就想着这个孩子的问题在哪儿，那个孩子该怎么转化。”
有学生在宿舍抽烟，杨昌洪走进来，只字不提，搂住孩子的肩膀：“走，跟我到操场跑步去。”一跑就是二十圈，学生坚持不下来，杨昌洪就陪着跑。
有学生沉迷于打 CS，杨昌洪就专门去了解了 CS，跟学生说：“来，你来教我 CS 怎么玩，我跟着你学。” 一起打了两天，学生很是开心，杨昌洪又说：“谢谢你教我打 CS，现在该换我教你读书了吧。”
有学生说自己的生日愿望是去电视台观看录节目现场，杨昌洪记在了心里，四处联系电视台的人，终于有一档节目答应可以叫学生去做观众。学生随口一说，校长放在心上，转手就办到了，学生们觉得这个校长“还挺有能耐”。于是慢慢开始尊重他，也更能听进去他说的话。
建校初期，学校没有安排过多文化课，每天都带着学生们搞活动、喝茶聊天、去山上摘果子、在操场上烧烤，不亦乐乎。“当时这些孩子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整个的生命状态都不对，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他们的生命状态调整过来。”杨昌洪说。
然而“调整学生生命状态”是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有学生握着大棒子在背后想要挥下去打他，有学生在半夜给他发短信诅咒他全家，有学生把死老鼠挂在校长室的门上......然而无论怎样，杨昌洪都没有动过开除或放弃任何一名学生的念头。他提到了三个“不”－－不抛弃、不放弃、不嫌弃。
“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力。”被社会排挤、被家庭放弃，杨昌洪想给这些少年们一个可以歇息的场所，一个可以掸掉身上的尘土，继续走路的地方。在全校最醒目处，挂着边缘已开始破损的塑胶纸做的几条巨大字幅：
“我们不在乎你的过去，我们更重视你的现在和未来，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幸福的生活，那就请你自豪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一起前行”；
“在这里，每一个学生都重要，我们用公平、全纳、多元的教育，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基，让一个个折翼的天使焕发生命的光彩！”
就这样一天天、一点点，在杨昌洪和几名老师简单的、甚至笨拙的努力下，学生们开始有了一种朴素的归属的感觉。
同时，学校的文化和职业教育也步入了正轨。杨昌洪跑遍了贵阳的电脑城，最终以学校能承受的价格购置了一批二手电脑，学生们开始练习打字和办公软件操作。学校开设了电脑文秘、电子技术与应用、焊接技术等专业。
有学生无法专心上课，一心想着打游戏时，杨昌洪没有一棒子打死：让学生把这个几个课好好上，承诺他认真上完就给他放一下假去打一次游戏，以此来逐步引导他。他认为，孩子叛逆并非通过简单的“高压”就能得到解决，而需要给予长时间的关注与鼓励。“要科学教育，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
除此之外，杨昌洪也鼓励学生们组织社团活动：街舞社、棋社、武术社等，还有一把吉他，在学生中间传着弹。杨昌洪说：“培养学生的兴趣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寻衅滋事中转移出来，一旦情感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往往就不会那么极端了。”
为了给学生们做好榜样，杨昌洪也发展了很多兴趣。言传身教，影响学生。一个学生因为经常看他写的诗，也萌生了对写诗的兴趣，现在在上海做了编辑还出了自己的书。
除了写诗，杨昌洪的演讲能力也非常突出，作为一个山里娃，这不禁让人惊奇。“哪有什么天生的，都是被逼出来的。从前我很自卑，人一多就不敢讲话。后来由于经常要给学生讲话，劝服他们，于是不得不开始琢磨怎么说话，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杨昌洪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性格：要教孩子们自信、阳光、不怕挫折，首先就要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自信、不怕挫折的人。“如果不因为做了校长，自己在外面的很多事情也不敢做，但是为了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就硬着头皮勇敢地做成了一件又一件事。孩子们在成长 ，自己也在成长。”
2008年开始，校长和他的学校开始受到了媒体关注，报纸和电视台开始采访他，后来又先后5次被马来西亚教育部邀请去讲学，还应邀到香港、台湾、新加坡、非洲等地讲学。2016年4月，杨昌洪登上了哈佛大学的讲台。
每次讲学回来后，杨昌洪都会举办分享会。如今做了父亲的杨昌洪对待学生们也像自己的孩子一般，见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都讲给学生们听。而每次长时间出差回来，杨昌洪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召集一些学生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了解学校最近的状况、提建议、出谋划策。“你们的肩膀可以借给校长靠一靠了。”他让学生也参与到学习的管理中来，而不是视学校为自己被管理的地方。而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被尊重的学生们也都尽力为学校出谋划策。
由于心思一直扑在学校和孩子们身上、存款也都用于学校的建设，直到30岁，杨昌洪才结婚。
学生们在简陋不堪的移动板房搭起来的校园里为杨昌洪举办了一场校园婚礼，学生做主婚人、证婚人，还颁发了“赐婚圣旨”，全校师生一起杀猪做饭，晚上在操场上燃起一堆篝火，围成一圈，载歌载舞。
毕业时，经过杨昌洪几年相依相伴，耐心帮助后，这些学生们又都抬头挺胸，充满了自信，带着满眼热泪，“哭你、拥抱你、舍不得你”，一步一鞠躬的感恩之心离开学校。他们当中有20%的学生通过国家自学统考，进入本校大专层次的各个专业继续接受教育；还有的进了工厂，有的走上了创业之路，有的没舍得脱下军装，进入了部队成为了一名人民解放军；而就业去向最多的行业，是教师。
2016年，学校在修文县郊区租赁的由废弃矿区改造的教学楼即将到期，面临着举校搬迁。事实上，在这之前，学校已经经历过五次搬迁：12年来，由于资金短缺，学校一直在四处租赁校舍，平均每两三年，就得被迫举校搬迁一次。从山外搬进山里，从这山头迁到那山头。杨昌洪和学生们一起动手修建板房，搬砖砌墙，移石铺路，平整操场，与学生一起跳进粪坑疏通便道，一起睡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屋。虽然这一路感人的故事很多，但杨昌洪早就厌倦了，他厌倦的不是贫穷和辛劳，而是他不忍心再让学生们在这种环境下跟着他受苦。
这一次，好消息是：修文县人民政府承诺专门划出100亩地给杨昌洪修建学校。然而，杨昌洪无法高兴起来，回想12年前他想办学走进教育局咨询时人家告诉他：“4000块？4000万还差不多！”12年后，买地、平整、设计、原料、施工这些费用加起来，要整整8000万。
政府承诺提供了后期的提供贴息贷款，而购买土地和先期施工，还要2000万。即便如此，对杨昌洪来说，这也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留在现有的地方继续续租呢？学校位于山沟沟里的废弃矿区，应聘的老师来了一趟，走了，交通不便等于抛家弃子的来上课，工资更是低得可怜；家长来了一趟，走了，你们这学校穷得连个大门都没有？目前在校学生已经锐减到80几人，师资也短缺。这样下去，学校是无法长期为继。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杨昌洪面对的，是2000万。过去的场景历历在目。
杨昌洪想起了12年前，当自己的积蓄所剩无几、决定去广州打工时，他的母亲把家里的牛、羊和首饰都卖掉凑了一万多块钱。因为不识字也不会打电话，在火车站等了他四天四夜，直到碰到了一个熟人，托他将这钱送到了杨昌洪的手中。杨昌洪打开这用塑料袋足足包了四层的钱，里面有一百的、五十的，还有许多五毛、一毛的硬币。
11年前，学校租期满后，还没有找到新校舍，他和300多名学生就被房东赶出，只能在露天坝里睡觉。杨昌洪决定退还学费，让学生们重新择校就读。一个学生狠狠地把钱砸到了地上，指着杨昌洪的鼻子说：“你不讲信用，还教我们要守信用，我们是冲着您来的，您把我们赶走算什么！”说完后蹲在地上泣不成声。其他人纷纷说道：“校长，您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杨昌洪无言，深深地向学生鞠了三个躬。
一个夏夜，当终于找到两幢部队废弃的营房时，学生们一秒也不愿等，在深夜11点收拾行囊，300多人排成一行，浩浩荡荡地走在寂静的马路上。将近40公里的路，直走到了第二天中午，很多学生脚上磨出血泡，但没有一个人掉队。
8年前，临时搬进的校址没有厕所，只能在化粪池上搭板子做成临时坑位。一段时间后，坑就满了。杨昌洪跳到了坑里用双手挖，一个男生也跟着跳了进来；坑上的两个女生接过装满污物的盆子，再端到十几米外倒掉。事后，杨昌洪足足洗了十几遍的澡，三天没怎么吃得下饭。和他一起下坑的小伙子过来打趣：“校长，还能闻到身上的味道吗？”杨昌洪又一阵恶心，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大家笑成一团。
5年前，学校又一次搬家，这次是离弃了亲手搭建的板房教室和悉心照料的菜园，大家尤其伤心。一个个十多岁的学生们背着被子、提着锅，低着头一步步走着。走了一上午，大家都累了，疲倦、迷茫的表情再度出现在了这群孩子的脸上。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唱起了歌，大家也跟着一同唱了起来，歌声和脚步声荡在山谷间。
“建自己的学校！再难也要！”杨昌洪下定了决心。16级的毕业晚会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他泪流满面地发誓：“两年之内，一定把我们自己的学校建起来！”
学校成立12年后，杨昌洪又一次踏上了四处筹款的路，只是这一次，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了。
杨昌洪跑遍了大大小小五十几家企业，得到的回复都是：“教育啊，太累，没搞头”。他又去寻求教育界同行的帮助，然而大多也是有心无力。
夜里，学生们入睡后，他和几个老师挤在一间小宿舍里，开会研究筹款，直到深夜。早上六点，在学生们还在睡梦中时，他已经洗漱完毕，准备一天的奔波。
杨昌洪日日早出晚归，又要兼顾学校的管理，人也憔悴了许多。一次出差回到家，他放下行李，亲了两岁的儿子一口就又赶回学校工作了，孩子哭着喊爸爸，妻子发短消息给杨昌洪：孩子多希望你陪陪他。看着短信中儿子哭得满脸泪痕的照片，杨昌洪想起了仓英嘉措的一句诗：“世间安有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他只能期盼着孩子长大后能理解他，不要怨恨他。
打了无数个电话，跑了无数个地方，千筹万筹，终于凑齐了1000万人民币：一些公立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入股。拿着这1000万，把政府划分的地买了下来。然而这喜悦没能持续多久，有了地，然而还差一千万的建楼启动资金。
第一个一千万，已经掏空了全部的气力。再筹一千万，该怎么筹呢？而时间也离政府规定的开发区截日日期越来越近。
“去哈佛演讲，在美国只待了两天。这两天我哪也没去逛，就在校园里摸着他们的红砖墙，看他们的建筑风格和结构。”新学校建好后，他想建个古琴室、茶室，和学生们在屋顶喝茶聊天赏月。他还希望建立个校友之家，能让从前毕业了的学生们也回来坐坐。
16年12月底，我们在上海的工作室里剪辑纪录片时，收了杨昌洪群发的求助信。
“今夜伏安书写，字字敲打我心......如今再次卖掉所有，四处筹借，已筹集1000万，把地买下，但发愁无钱修建！......向社会求助，请求众位爱心人士助力成全......我个人可以不参与任何利益，只求学校修建成功，让孩子们有遮风避雨之所，不再搬来搬去，不再寒宿废墟......”
“贵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办学人、校长：杨昌洪
于贵州修文 2016年12月21日夜”
一个月后，在询问去贵州二次拍摄计划时，我们收到了杨校长的短信：“谢谢你们，学校的资金缺口太大，现有的股东将接手学校，按照高收费的应试模式来引资、管理学校。我将退出。”
本文来自投稿，作者孙欣怡，此文授权芥末堆独家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或芥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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