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男，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出版著作《“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分裂的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现场的角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编著有《重读路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新诗百年大典》（80后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80后短篇小说选英文版》（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5年即出）。
曾两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07、2013年）；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理论奖（2013年）；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3年）；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年）；第十四届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4）。
同时从事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在边缘上行走》（1998年）、《虚语》（2013年）。曾获《诗歌月刊》全国探索诗大赛一等奖（2001年）；人民文学首届诗歌奖（2014年）
一、失败的“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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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7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放，据相关媒体报道：“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袁隆平、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位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8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国家形象片不过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名片。北京奥运会总投入为3000亿元，2010年广州亚运会总投入为1200亿元（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50倍）。这些天文数字似乎一再证明了中国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让人疑窦丛生，这些花费无数的盛会、这些被巨大的摄像头所截取的场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谁”？
毫无疑问，59位进入国家形象片的中国人都是某一种成功的代表者，但这种“成功”因为经过镜头和意识形态的包装后反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不想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仅仅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在观看这一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兴奋，就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表演。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
想起来这种失效是不应该的。仅仅是在两年前的2008年，我还挤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轻人一道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沉浸在“大国崛起”的亢奋想象中。那个时候我同样是一个局外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大多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并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梦想就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但是这一次，这种想象被我个人严峻的生活现实所击碎，也就是在国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几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地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据每个房间的大小四个人分别承担1100/1600/1000/1300元），因此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从2009年9月博士毕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12平方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800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12平方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1000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内，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做爱的欲望了吧。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14平方米的小单间，月租1300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
选择这种稍显屈辱的租房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间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2004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一政策取消了。而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过于昂贵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因为租房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给租房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我这种简单的租房经历可能在很多的年轻人身上都发生过，如果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是很平常的生活阅历，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抱怨，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我和李陀先生曾一起去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观看，在北京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下面都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本来可能是用于泊车或者储存货物，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出租出去，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很多的小公司就把自己的员工安排住在这种地方，这些地方潮湿、阴冷、空气不通畅，安全设备简陋，我和李陀在观看这些地方时候的第一反应是，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的自然灾害怎么办？在人民大学附近的紫金大厦的一个地下房间里面，一个80后的女性笑着对我和李陀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住在这里，住久了会生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难道这不是中国人的另外一种勇敢和坚强吗？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在国家的形象宣传中，她已经被另外一些人“代表”，而她的这种坚强和挣扎，也已经被过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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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因此充满了沮丧感。正是因为在那些宏大的故事和宣传中，一种更显而易见的失败被凸显出来了。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的国家里面，在GDP高速领跑世界的中国，我们被时代淘汰了，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甚至是一次简单的做爱。在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中，其学生领袖质问法国教育大臣：“政府花费如此多的钱来修建一个豪华的游泳池，那政府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学生的性爱问题？”我房间里面的那对小夫妻却没有这种质问的机会，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再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45000左右。2010年被称为房地产市场最严格“调控年”，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一再表示会尽力控制房价，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逆势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3万元每平方米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元每平方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旧房子，在2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元。30万元意味着什么？在网上流传着一个“恶搞”计算方法，内容如下：
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是：
1．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2．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白领：年薪6万元，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计算，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费用。
这个清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如何来讨论所谓的“个人奋斗”问题？我们知道，在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化想象中，一个最大的问题转换就是把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劳动从一个有尊严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社会解放的话语也被个人奋斗的话语所取代，个人奋斗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有效的时段内获得社会承认的利益和资本。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奋斗”实现的可能性，在2010年，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青年，我完全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在近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中，讲述了一群80后青年的奋斗故事，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叙事，因为在这群年轻人的背后，都有着雄厚的“先在资本”，正是因为有这些先在资本的铺垫，“奋斗”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中青年人的起点可能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终点。80年代《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尊严，并改变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现在看来，这是80年代对于改革的一种乐观的想象，今天我们发现，孙少平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因为资本的配置完全不利于孙少平们的成长。在201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出身贫寒的80后青年涂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他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命运的突变，他觉得自己从此会走在一条“新路”上，会成为一个新的“成功者”，为此他充满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实际上是穷人式的）对生活的感恩：
涂自强觉得自己从未有如此充实和愉快的生活。他觉得人生太美好了，而自己的力量很强大，更觉得这世道的人心十分善良。他想，等老了，儿孙满堂了，要带他们沿着这条路走一趟，告诉他们，他们的爹他们的爷爷，就是顺着这条路走到幸福生活里去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缺乏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秩序中。涂自强拥有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和近乎自虐的“个人奋斗”的精神，他每个月的生活清单是：
房租加水电：140元
吃饭：300元
乘车及电话费：120元
生活杂用：40元
机动：50元（买换季衣服及鞋等）
总计：650元
即使如此，失败依然不可避免——没有爱情，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最终以身患不治之症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涂自强不得不以一种“自我归罪”的方式来回答自己的困惑：
这世界于自己是哪里不对呢？是哪里拗着了呢？莫不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有原罪？倘若有，那是什么？是生在山里？是长在贫民之家？是在这世上无依无靠？这些难道本就是我的原始创痛？
孙少平和孙少安一路走来，在2013年的中国长成了“涂自强”，他们曾以为前面是美丽的新世界，只要勤劳、努力和忍耐就能获得理应获得的一切，但没有想到一路前行，居然是万丈深渊——涂自强不正是当下中国普通青年命运的缩影和隐喻吗？
阅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时候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大陆上映，我很自然地将这两者关联起来进行联想。涂自强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盖茨比呢？他们同样出身低贱，同样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在一个以资本来计算成功的现代社会之中的地位，完全不同的是，盖茨比至少在物质的层面上成功了（虽然他最终失败并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伪善和虚荣），而涂自强呢，即使在最表面上的“成功”都无法完成。如果说盖茨比代表了20年代的“美国梦”——这个梦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破灭了。那么涂自强是否意味着“中国梦”的遥不可及和本身所内涵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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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的媒体舆论中，最热炒的一个短语是：“我爸是×××。”也就是说，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像涂自强这样没有先在资本的人的失败似乎是预定的。同时，少数人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成功”还能算是成功吗？这样的“失败”是否有更复杂的内涵？
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最后我们已经无法在个人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了。当社会企图托管一切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只是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社会就生产了“失败”以及“失败者”本身。而失败者，在这种极端的绝望和无路可走的恐惧中，自然就会把这种失败归责于社会或者另外一个他者。也就是说，“失败”的实感虽然是个体的，但是“失败”的内涵却是相互生产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失败的阴影是巨大的，以至于已经无法按照正常的价值标准来进行生活，在2010年一个收视率甚高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婚姻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房子、车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把身体商品化，并选择最好的商机把自己抛售出去，是参加这些相亲节目的年轻人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的高地去指责这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堕落，是否过于简单？如果社会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鼓励正常的生活和发展，那么，这些年轻人通过“身体”的转让来获得利益是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改革之初的历史叙述中，完美的身体一直是改革者所拥有的傲人的资本，如《新星》中的李向南、《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通过“身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谁又能预料到，这些寄托了一代人的乐观想象的身体会在短短数十年后变成了只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身体”不再被用于想象、创造和发展，而是被用来消费、交换和享乐。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失败？
无论如何，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一代青年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喧嚣中一个时代的痛苦，这个痛苦有些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有些却不能忍受，个体当然不能把个体的失败完全归责于社会，但是社会同样不能把失败完全归责于个体。我完全理解我在2008年为什么能够与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保持一致，因为那个时候我住在一年750元（也就是一个月65元不到）的学生公寓里面，享受着有保障的住宿、餐饮和学习工作资源，虽然简陋，但是觉得安全而温暖。而从2009年6月我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后，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种实感与失败的实感纠结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的定位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个体，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的失败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一代人都面临着这种失败的境况，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失败者的自觉？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失败中发现一些什么？
节选自《十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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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获奖篇目/240
艺术
彩色插页 鲁晓波的国画
封 三 鹤影（国画） 鲁晓波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陈世旭
主编 陈东捷
常务副主编 宁肯
副主编 赵兰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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