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中国作协会员，昆明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篇小说及自然随笔的写作。出版有⻓篇小说《悬铃木咖啡馆》《铅灰暗红》《忘川之花》等六部及纪实作品《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随笔《与虫在野》。《与虫在野》获中国“十大自然好书奖”“琦君散文奖”“吴大猷科普创作·佳作奖”“美丽中国首届生态文学奖”，入新浪2019年度好书榜等。近年常行走荒野看花观虫，践行博物生存，独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呼吁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护。居昆明。昆明篆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半夏《十月》2023年第6期云贵高原上的昆明城，这里的水摄氏96度就噗嘟噗嘟地冒泡泡了，我自己给自己的生活热情度打了96分，我的96分类比昆明的水开始沸腾的摄氏96度。我跟着春夏秋冬的时空秩序，跟着万物的节律脚步，在生活的毛边空白处写下一年里二十四节气的云南农贸集市观察记。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天下一切纲纪说来说去便是顺应自然。昆明篆新农贸市场里的食材在时间的复调里，在岁月的变奏里新鲜登场，来了一拨又一拨，我在这里博物观察，跨界书写，与人在市，察社会肌体动脉静脉血管的微循环、积攒地方性知识。集市是当下热辣辣的人类生活现场；一年365天它天天开市营业，它不是一年到头只在秋天集中交易的斯卡布罗集市，它有那么一点点朱丽亚·罗伯茨与休·格兰特主演的电影《诺丁山》里的欢腾、喜乐和满足。在这里，人世间的宽道窄途交汇着、拥挤着、热闹着、喜悦着，个人的困顿焦虑在这里释放。从前的我刻意抽身出城，与万物在野，如今我与人在城，在市，在这个人类最常麇集的空间里自在出入。我变身这里的时空漫游者，细细地辨识那些天地供养给人类的蔬果，那些凝聚了人类智慧加工而成的食品；我在这里辨五谷，深嗅那些给主角食材当配角的香草香料，然后回到书桌边刨挖它们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类餐桌上的食物驯化史，学习营养学常识。我在这里买五谷杂粮、山茅野菜，回到厨房烹制，坐到餐桌边品尝。我在这里看种种人生世相，与在此开店摆摊做生意的人们聊辛劳人生，相处，理解这人世的不易，听他们讲风物风俗故事。我发现自己在视野打开的过程中，似乎也在变得“偏狭”，篆新农贸市场，在我眼里是昆明的城中心！春节市场人流我在看不见的人生毛边本上记着生活的流水账，在毛茸茸粗糙为一团生活的乱麻里，我慢慢地理出点头绪来，松快的流水人生体验变得很受用，处事变得游刃有余和从容，内心的格局在这烟火熏燎处延展抻开，香喷喷的来自食物引发的幸福感分层次地一波波袭来。《诗经·唐风·山有枢》句：“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云南著名诗人雷平阳书“有酒食”三字赠我，我把这三个字拿去裱了，挂在工作室的墙上，抬头便见。不得不承认，农贸集市还是时下较为杂乱的一个场域，我对它的认知和书写不时会犯难，一年多来，我从一个家庭主妇的角度，以一个在场者的感知，触觉尽可能地显微呈现它的种种细节，对关涉社会学、人类学层面的经济生活做出我个人的理解判断和思索。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在自然与文化，普遍与特殊，模式化和多元化，类似与差异处进行研究，它的主题是文化和社会事物，它的敏感是一种思维模式和理念。集市的存在一边是地方性的一边又是世界性的。二十四节气是集市的时空之筐，在农贸市场出没的日子里，我得以从集市这个观察点更好地理解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从看出去的世界回到地方性常识和经验——

奖励方式：征文采取择优录用的原则。为响应读者号召，从本轮“读者评刊”栏目起，如果您的来信/留言被采用，我们将在公众号上择期发表，并为您提供200元/篇的稿酬和两本当期刊物。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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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国家林草局科普首席学者。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有《新闻四部曲》、散文集《觅渡》《洗尘》《树梢上的中国》、

女性写作·她们说——“新女性写作专辑·第三季”作家微访谈微信君友情提示：本文较长，建议先收藏再看。我们曾在新文学百年历史里多次遭遇“她们”和“她们”的写作，也曾在日常生活处境里对“她们”笔下的细节感同身受，“女性”作为个体、群体、他者、自我，一直是不同历史时空里社会总体意识的“性别”镜像。2023年第2期，《十月》杂志再次邀请批评家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以“重塑女性情谊”为主题，万宁、黄佟佟、笛安、曹译四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作家分别就此分享自己的小说故事。相信这些作品，会带来更具丰富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情谊”问题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是本专辑即将面世之时，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邀请“新女性写作专辑”的作者们，就“女性写作”“女性情谊”等话题与读者分享。《十月》杂志2023年第2期的“新女性写作专辑”已经是第三季了，这次的主题是“重塑女性情谊”，能否谈谈您对“女性情谊”的理解？万宁：女性之间的情谊通常是温和的，状态有可能不即不离，但在关键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两位能够肝胆相照出手相助，相互之间的信任发自心底。相比其他情谊，女性情谊似乎更靠谱更持久。善良、柔弱，包容、坚强，在女性基因里根深蒂固，这也就决定了女性无论什么职业处在哪个阶层，在家庭角色方面妥协的成分多，活得辛苦成了一种无法的选择。女性情谊里含有惺惺相惜与相互扶持，她们会倾诉会聆听，情绪释放的港湾不自觉间温暖搭建。彼此靠近，都因相互欣赏或心灵相通，当然没有任何利益冲突能产生共情是走近的前提。找个人说说话，说了不担心会出幺蛾子，在这一说一听中，她们之间便有了一些秘密，情谊也跟着来了。女性情谊在传统大家族里最能显现，我们会发现，姐妹之间的亲密与往来的持久远甚兄弟之间，当面临托孤这种大事时，女性首选的永远是她的姐妹，这无疑是对安全感的一种直觉，更是对女性情谊的信任。曹译：知道要写“女性情谊”这个主题时，我有点恍惚。我在脑子里反复想我身上的“女性情谊”，闪过很多人影，但也毫无所获。叙事需要曲折的东西，但我所经历的“女性情谊”平淡无奇，甚至能不能用上“情谊”两个字都有待商榷。后来我想到我维持联系的两个朋友，她们一个和我考上同样的大学，“被迫”续了四年的情谊，一个是我母亲同事的女儿，我们上了差不多的大学，有差不多的家境，面临差不多的人生选择。我想到，是时间和阶级，让我拥有了“女性情谊”。我母亲也是这样。她的半生有许多朋友，但最后保持联系的，要么和她住在相同的地方，要么赚差不多的工资，穿差不多价格的衣服。我们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经验，不会为了男人“互撕”，也不会共同面对人生疾苦，最多就在旁边看着，甚或安慰的话也不说。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住在县城巷子的女孩，平淡度过童年的故事。当她们升学上了初中，或许就要分开。倘若没分开，上了同一所初中、高中，或许就能做久一点的朋友。“女性情谊”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真切的同情与理解。我想起这样一个场景，在夜晚的街道，我给朋友讲伤心的事，她就沉默听着，不骂我，也很少安慰，只是陪着我。她总是理解我的愚蠢和倔强。大部分女性擅长沉默地倾听，她不会抢先评判你，而是先寻找你们的共同点，再温和地提供意见。我理解的“女性情谊”就是上述恒久而日常的陪伴。黄佟佟：“女性情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认为对女性来说，这也是未来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必须结成同盟，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笛安：就像这次我在《六路西施的女儿》这篇小说里写的那样，女性之间的情谊可以很复杂，很难说清，或许夹杂着各种各样的阴暗与耻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谊又真的能让人在人生艰难的时候获得彼此之间的支撑，不理解但是原谅——从而构筑出来一个艰难时事中暂时的乌托邦一样的存在。这就是我的理解。您认为女性之间普遍的，跨越时空、阶层的共情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根源在哪里？如果不可能，问题又出在何处？张莉：我们常常会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和不同国度女性的命运产生共鸣和共情，这是事实。不过，即使我认为普遍的共情存在，但同时也认为有一些时刻，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这种不相通，也包括不同阶层女性之间，在不相通的时刻，如何理解他者便成为了重要问题。某种时候，艺术作品是跨越阶层的桥梁。黄佟佟：女性之间跨阶层、普遍的共情，就我现在来看，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认为这有待于女性意识的提高，或许下一代女性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我认为在当下普遍的男性思维的笼罩下，女性很难对同性产生共情，大概只有少数人有这种觉悟——宫斗剧的流行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剧告诉我们“女性是女性的敌人”，教我们“雌竞”，而恰好许多女性又喜欢看这类剧。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氛围里面，你很难跟别的女性产生共鸣。从中可看出女性主义的传播多么有必要，我们要让女性知道“girls

朱秀海悦-读2023-1《十月·长篇小说》目录及内容提要读者评刊

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是好》是一部尤其值得讨论的作品：作者阎真是一名成熟的男性作家，但他在作品中处理的却是极为细腻繁复的年轻知识女性经验，这种写作尝试无疑是有难度的，却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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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逍遥仙儿（选读③）微信·专稿|石一枫：是人就分你我他（创作谈）2023-1《十月》·中篇小说

王海雪，85后，有作品发表于《十月》《钟山》《花城》《山花》《青年文学》《芙蓉》《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

王海雪，85后，有作品发表于《十月》《钟山》《花城》《山花》《青年文学》《芙蓉》《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

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岁月风尘》，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天堂向左》《分驴计》及《青霉素》等。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并出版。多部作品入选各种年度排行榜和年选。曾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第二章5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太阳是个小白点，放着惨淡的光。这是罕村往东向的一条穿线路，特别直，一直能通到外省去。再早是条土路，中间让鞋底蹭得一溜白，上边开裂着细小的花纹。后来变成了小柏油路，我们都习惯叫它油漆路，两边毛渣渣，像掰碎的黑豆做的豆腐。铺好那年我去了一趟潘家寨，是利用午休时间去的。我跟队长说，下午别派我活，我直接去豆地薅草。那块豆地叫老爷坟，坡上坎下不平整。上午去了七个妇女只薅了一半。大家都说，下午再来七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干完活，还能有时间打扑克。除了纳鞋底就是打下台。这是一种纸牌的玩法，两人打对家，调主，挣四十分就下台，全队妇女都抢着玩这个。队长就是死鬼刘方。他当过几年会计，跟队长一商量，两人换了位置。他是个心思灵透的人，七窍是通的。社员都信服他，他人缘比那个人好。他问我干啥去。我借刷锅勾着头，没理他。他也不细问，打着饱嗝去东屋睡午觉。我挑了一下门帘，三个儿子在西屋躺了一排，老大光着脊梁，身板特别像他爸。自从他毕业回家挣整工分，我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灶里虽然熄了火，锅里仍热气腾腾。我把锅里填上水，把装高粱米饭的瓦盆坐到锅里，盖好秫秸锅盖。高粱饭蒸得有点硬，中午大家都吃得少，我想用这个法子能使它变软和，晚上吃就可口了。灶口的柴火我用脚蹚进灶膛里，用一块砖堵上灶眼，就听轰的一声，柴在灶里燃了，盆子在锅里跳，咕嘟咕嘟水又开了。我解下围裙搭在铅丝绳上，出了家门。我就是上午在豆地薅草时听说河东修了柏油路，能通外省去。她们热火朝天说几个村庄能沾到光，马家港、大麦庄、小麦庄、潘家寨……我心里一动。“一出门就是油漆路，下再大的雨也不怕。鞋底在那上面走，一点泥也不蹭。谁有闺女赶紧往那边嫁……”张二花最年轻，她是从镇上嫁过来的，有见识。她总说罕村是下洼子地，泥就见人亲，粘脚上甩都甩不掉。她刚嫁过来时一下雨就气得哭。那街上就像烂泥塘，根本走不出庄，自行车也推不动。女人都盼着道儿好走，否则见天就是刷鞋子、洗衣服。我们谁也想不到，多年以后周河上架了一座水泥桥，真就把路通了过来。这路一头连着外省，一头连着祖国的心脏。出工时是这样宣传的。起初不知道祖国的心脏是个啥，后来才知道指的是天安门。摆渡船取消了，人们赶集去镇里，得绕个大弯子。但那也愿意！能走油漆道，那得多开心！姐妹们叽叽喳喳，都忘了我是潘家寨的人。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忘了。我故意跟别人拉开了档，蹲下身子，负气样地一把一把薅草，越薅越打不起精神。草把手缠住，一用力，能把自己拽马趴。黑豆叶子又绿又厚，这是唯一不用施肥的植物，能自己给自己养分，在多薄的土上都能下种。一年一年一年一年，我掰着指头算，这是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算，在掰扯啥，反正越掰扯越难过，越掰扯越伤心。我觉得，我连黑豆都不如，连野草都不如。黑豆和野草都有来处有去处，我算啥？咋像抹布一样让人甩了就没事了？从豆地里钻出来，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泪，辣得眼睛都睁不开。我坐船过到河东。河西十多个村庄都靠这艘船摆渡，平时总是人挨人、人挤人，那天却只有我一个。河两岸各戳一个木桩，空中拉一条钢丝绳。一条大锁链的顶端有只铁环，穿到了钢丝绳上。一拽钢丝绳，那船就往对岸走。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去拽钢丝绳，大船刚一离岸，几把就让我拽对岸去了。停好船，我走上了大堤，又走下大堤。那里是片高粱地，被爱抄近路的人踩出了一条小道。我从小道穿过去，很快就见到了又宽又长的柏油路。柏油路就像亲人啊！我这么踩，那么跺，路还是像新的，连脚印都没有。我满心欢喜地往前走，觉得这就是带我回家的路，走到那头就能见到亲人。想到这里，我拐弯去杨津庄供销社买了二斤点心，这就真有回娘家的样子了！走着走着就有点晕。路太长，周围太安静，太阳死白，连一只鸟也看不到。不一会儿的工夫，我身上的汗全都冒了出来。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很多年前的情景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回潘家寨，十二岁，或者十三岁，自己偷偷跑出来的。白毛风卷着枯草在天上冲撞，麻雀飞着飞着就掉到了地上。那天我把一个砂罐打碎了，这个砂罐是借来的。给表婶熬草药，药渣要倒在外边的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病才能好。我抱着砂罐出了门，砂罐热得我很舒服。我使劲往怀里搂，想在倒掉药渣之前把自己暖和透。一不小心，砂罐从怀里漏了出去，“当啷”一声摔了个粉粉碎。我出来的时候表婶说：“小心别摔了，把你卖了也不值砂罐钱。”她脑门上贴着黑膏药，烟袋伸出去两尺长，像只老猫一样在被窝趴着。天气一冷，她就很少出被窝。她心口疼是一个病，还有一个病是哮喘，闻着一点凉风喉咙里就拉风箱。我每天晚上给她烧炕，烧不热不罢休。砂罐是从二先生家借来的。有借还得有还。表婶是这个意思。二先生家离表婶家不远，只隔两户人家。二先生的老婆额上永远有拔火罐的紫印子，冬天戴一顶黑绒帽，印堂处显眼地镶着一块绿翡翠。她白白胖胖，脚小得像粽子，迈门槛时远远地先伸出胳膊扶门框。她的裹腿布都是绸的，黑得很打眼。“大丫借砂罐干啥使？”她说话是唐山口音，说出话来就像唱歌。我说表婶的心口疼病犯了，在镇上抓了些药，用三天就给您送回来。“不着急。”她说，“我这几天用不着。”砂罐在碗柜的上头放着。她搬了个小板凳垫在脚下，我赶忙来到了她的身后，防她摔着。她回身看见了，抱着砂罐先拍了下我的肩膀，夸我懂事。她用细棉纱擦砂罐上的浮尘，若依我看，那砂罐已经很干净了。我在一旁站着，一只手攥另一只手，身子是紧的，手心里都是汗。打从迈进这个大门，我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抻直了。我来罕村四年多，进来也是第一次。这高堂大院有说不出的威严，让人情不自禁蹑手蹑脚。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做买卖，二先生每天去学堂教书，回来就抽白面儿。这都是表叔表婶说闲话时我听来的。“你表婶对你好吗？”“好。”“她将来就是你婆婆，你要好好对她。”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婆婆”两个字，心惊的程度不亚于碰到了鬼。我说不出话来，把砂罐抱在怀里，飞也似的跑了。我就像飞也似的跑在去潘家寨的路上。那年我十二岁或者十三岁，从西往东跑，耳旁都是呼呼的风，割得耳朵生疼。其实我不认识路，但我恍惚记得路曾经的样子。照直了走，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这就是家的方向。摔了砂罐的一刹那，我就知道完了。赔上性命也不值人家的砂罐钱。这是表婶说的。我一直没哭。如果只是摔裂一点点也许我会哭。碎成七裂八瓣无法收拾我连哭也不会了。我瞬间决定哪来回哪。我是潘家寨的人，我要回潘家寨。那里我有家。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是有家的人。那个碎了的砂罐在我跑过冰河以后就从脑子里剔除了。我想，只要我离开罕村，离开表婶家，那个砂罐就跟我没关系了。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我妈指着前边的路比画。“我们从东往西走，树会越来越大，草越来越高。”我费了点力气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早上的晨光，我们背着太阳走，走的是家的相反方向。潘家寨是盐碱地，庄稼长不好，树也长不高，一年到头缺吃少穿。“表婶家在周河边上，树也长得大，草也长得高。你看是不是？”我恍惚知道有这样一个表婶，我妈前几天去过一次，回来就夸耀人家的日子，玉米面磨细了蒸窝头，里面放糖精。那得多甜啊！糜子磨细了蒸发糕，颜色是铁锈色，可到底不同于菜饼子。我们家很难吃一顿好玉米面，好高粱面，好谷子面，总要掺上各种野菜，白薯叶子，榆树叶子，白菜帮子。榆树皮磨成面，艳粉苗磨成面，一点点面和一盆菜叶子，在锅里蒸熟，有时候是腥的，有时候是苦的。妈说的细面窝头和蒸发糕都让我神往。我舔了下自己的手指，想这要是肉就好了。我就做过这样的梦，指头吃掉一根又长出一根，吃掉一根又长出一根。“他们家吃得起肉。”我妈就像知道我的心思，笑眯眯地说。她是小个子，只比我高半头。我轻易就能看见她的脸，小脑瓜门儿，两条眉细细弯弯，嘴角有颗痣。我妈总说那颗痣长得好，是有好吃喝的命。周河岸边的树叶是绿的，草也水灵，那一河水肯定是甜的，不像潘家寨，水都是咸的。熬粥也像放了咸盐，人人长一口黄板牙，还长鸡嗉子脖，也叫大粗脖。很多年后知道了学名，叫甲状腺肿大。眼睛努出来，人瘦得像干儿，说话就爱激动，唾沫星子四溅。地方与地方真是太不同了！我妈牵着我的手，攥出的汗黏糊糊，我甩了几次，也没甩脱。我妈说，大丫八岁，不小了，得懂事。我说，妈，我懂事。我妈说，知道去表婶家干啥吗？我说，扫地，做饭，洗衣服。我妈说，别惹表婶生气，她打一顿、骂一顿都是该的。我说，我不犯错儿。我妈说，要不是能吃发糕和细面窝头，我也不舍得送你。话还没说完，我妈呜呜哭了。她用袖子遮住脸，我还是看见她的鼻涕淌到了衣襟上。她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她的蓝布衣服都是补丁，裤脚用带子系着，两只白薯脚上套着一双不合脚的鞋，是我爸的大鞋改小的。我爸跟着村里人去京城磨刀，他穿了我爷的衣服鞋子走了，我爷头两年殁了，用一只草帘子卷走了。那时我还小，对这些都是笼统印象。但有些事记得清楚。穷人置不起棺木，爷的两只脚就在草帘子外边耷拉着，抬的人走一步，他的脚动一下。我站住了脚步，用两只手拽我妈的手。虽然细面窝头和发糕让人流口水，我还是有点害怕。我说，妈，我不想吃发糕和细面窝头，我想跟你上京城。我妈说，你要是大几岁，我就把你带上了。路太远，你把骨头走坏了，成了瘸子，就找不到好婆家了。这话我似懂非懂。想了想，能吃细面窝头和发糕也挺好。穿过那条斜插过来的小路上了大堤。我惊喜地指给我妈看：“船！”潘家寨可没有这样大的河，这样亮的水，上面还漂着一艘船！潘家寨的小渠沟里的水都是黄的，跟猫尿一样。十几里地的间隔，这里就是天上啊！我妈也很高兴，说这条大船又平又稳。停在这里就是来接我大丫的，我闺女好命呢！我一下子就笑出了声，咯咯咯，笑起来就停不住。长这么大，我都没有这样开心过。过一条河，原来就是另一个世界。天上是蓝天白云，水里是好看的倒影。云彩和树木都在河水里，就像羊群在吃草。我看不见自己身上的衣服。可我知道不好看，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啥叫难为情。上身是一件碎花袄，冬天里面揣上棉花，就是棉袄。春天把棉花抽出来，就是夹袄。下边的裤子是几块碎布拼接的，其实就是大人穿烂的衣服拣好地方剪下来，缝得五颜六色。开始哥哥穿，现在我穿。哥哥比我大四岁，妈让他在家里看家。鞋子露出脚趾了，我低头一看，大脚指头往里一缩，退回去了。一直走到表婶家，我的大脚趾就一直在里缩着。妈说过年再给我做新鞋，我觉得，我去表婶家干活，就可以把新鞋子省下了。我想下河堤，快一点坐到大船上，却被我妈扯住了。我妈说：“大丫能看清远处的路吗？我们打哪来？”我说打潘家寨来。那条路我看得见，一直向东。我妈却像没听见，从脚底下给我往远处指，小路斜插过去，过一条大马路，就是朝东的那条路，斜对着这条渡口，一直通到家门口，连弯儿也别拐。我觉得妈今天都有点啰唆了。那条路我记住了。妈又说：“走十几里，看见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就是离家近了。”我使劲点头，我说妈，我记住了。妈问：“你爸叫啥？”“潘瑞。”“你爷呢？”“潘少东。”“你是哪庄的？”“潘家寨。”她满意地拍拍我的后脑勺，说：“表婶家是好人家，有他们吃的你就饿不着。只要手勤快、有眼力见儿，表婶就会喜欢你，把你当亲闺女。家里没有人，你千万别自己个儿跑回去。等我从京城回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来接你。那时候你也许不愿意回家了。”“我愿意回家。”我说，“罕村再好也是别人家。”她一下抱住了我，鼻涕眼泪蹭了我一脸。6杨树光秃秃，柳树也光秃秃。几只老鸹在天上飞，叫声特别丧。我似乎是被一阵风刮来的，脚底下还没走路呢，潘家寨就到了。没人告诉我这是潘家寨，是我自己个儿认出来的。村头有个水泥碑，上面有红油漆描的字。我站下来看，认得那个“潘”字。“家”字也认识，“寨”字也认识。哈哈，我全认识。我忍不住笑了，一笑就停不下来。这若是让老三知道，刘长江一准会说，我妈就是穆桂英，啥事也难不倒！离了那块水泥碑往村里走，路边有杂七杂八的树，榆树，紫穗槐，柳树，都歪着脖子，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儿。它们在这盐碱地上长成模样不容易。一个小孩在路边走，穿一件紫色的防寒服，小辫子从帽子里歪出来，腕子上搭着帆布兜。我第一次回潘家寨也是这个年纪，十二或者十三岁。跑得肋骨都是疼的。我过去搭讪，放学了？小姑娘说，早放假了，我这是去老师家学画画。哦，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快过年了。我问她姓啥，她看了我一眼，说姓潘。我高兴地说，我也姓潘，叫潘美荣，跟你一样，是这村的姑娘。“难怪我看你面熟，姓潘的都是本家。”我不知怎样表达热情才好。“你多大？”她问我。她大概看出我年纪不小了。我羞涩地告诉她，九十九了，过了年就一百了。小女孩撒腿就跑，她肯定是被这岁数吓着了。黑土路跟牛粪一个色，踩在脚下是软的，那些土都是鱼鳞块，大风刮都不起烟尘。我妈只告诉我回家的路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却没告诉我罕村是黄土地，潘家寨是黑土地。云层很低，房屋低矮，那股土腥气随处可闻。人往下一随，筋骨就像被抽掉了，一下趴在了地上。我把脸贴在冻土上，心想，回家了，终于回家了。想起菜粥菜饼子都觉得香甜。漫说没吃到过放了糖精的细面窝头和发糕，就是吃到了，也早变成粪肥了，有啥用？我四肢着地趴在地上，很久都没有爬起来。牙齿里混进了土末子和牲口粪，我不舍得往外吐。这是潘家寨的味道啊，我已经有多半辈子没闻到了！潘家寨很小，就那么一骨朵大。我认得进村的那条街，离柏油路不过五十米。现在铺成了水泥路，细窄得像根带子，有横七竖八的裂纹。路两边是沟渠，里面有冻黄了的冰，冰上长着不成材的杂树。远处的土地细软平坦，一眼望不到边，却是一种漂白色，像深色衣服上的汗碱，地衣一样紧实地覆盖着。我走到了村中心，过十字路口，我家的房子就在路右边，窗户朝东，院门口朝西，是三间小草房。走出来时要拐过南房山。这里有棵桑树，出院进院要从桑树底下经过。桑葚一批一批成熟，树上的我们和鸟一起吃，树下的老母鸡吃。那个月，老母鸡生的蛋都是紫皮子。村里像些样子的树就这一棵，我爷爷到远处去背土，才把它经育活。院子被切下去一角，被二爷爷家圈了过去。也不知他家院墙咋回事，凭空就出来一块，长到了我家院子里。他家是正房，屋顶有瓦，朝西有门楼，是我们村过得最好的人家。我爷爷没本事，在我们村过得最差。他是爷爷的亲弟弟。一个爸生的，不是一个妈。我爷爷的妈死得早，他十几岁就出来自立门户了。那个姓潘的小女孩跑远了。我尾随她走了一段，看见她进了一道天蓝色的大铁门。别说她我不认识，她爸她妈她爷她奶估计我都不认识。我走的时候才八岁，能记个啥呢！我在村南村北转了个够，把村子的四周都看了。西北角有一座大桥，上面托着一条大马路。那些小汽车闪着耀眼的车灯，比流星还快地从我眼前掠过。我脚下是麦田，似乎浇过封冻水。低洼处存水的地方结了冰，一不小心脚下就打出溜。我稍稍一用力，身子就飞了起来。在空中感觉不到身体的重量，我就像只蝙蝠从这片地落到那片地上。我们家祖上没地，或者曾经有过地，但我爷爷没分到，连累我爸也成了没地的人。租了别人家的两亩地种谷子，只要天气旱，就只能长谷草。若是谷穗都能长一尺长，排满两亩地，除了交租子，这一年就够吃了。那年的雨水真是好，谷子旺绿旺绿，可该抽穗的时候却不抽穗。一家人都吃不下饭，见天跑地里去看，终于把那谷草瞅黄了。过了农历六月六，谷穗抽出来就像猫尾巴，一看就是让人吃不上饭的模样。我还记得爷爷的样子，他是大身量的人，肚子瘪得就像副门板。他总是把饭省出来尽着哥哥吃，希望哥哥像石头那样结实。小女孩惊慌的脚步声在街道上特别响，我知道她是被我吓着了。我很想告诉她，我只是年纪大，不是存心吓唬人。可转眼她就不见了踪影。街道上非常干净，连根柴草节也没有。柴草节都被捡去烧火了。她径直跑进了自己家的院落，原来就是那三间草坯房，小女孩不是别人就是我。我亲眼看见年幼时的我跑进了梢门里边。周围是用秫秸夹的寨子，有麻绳把树枝勒成梢门。我的心咚咚地跳，解麻绳的手剧烈地抖。原本那是个活扣儿，被我抻成了死结。梢门被推开时哗啦响，非常不情愿。转过房山，就到了家门口。院子里收拾得很整齐，有农具挂在屋檐下，一副水桶在外窗台下倒扣着，上面横着扁担。几只母鸡咕咕地觅食。这分明是有人过日子的样儿。桑树还在，冬日里的树皮是黄白色，只是分不清它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多希望妈从屋里走出来，喊声大丫。我又分明知道这不可能。如果妈回来了，肯定去罕村接我。妈是疼我的人，不会先养鸡不管我。堂屋的门敞着，却进不去人。里面堆满了柴草，柴草上顶着筐，扫帚，木锨，拴驴的缰绳，还有破鞋烂掌儿。这哪里是人家，分明是让人当柴房用了。再朝北一看，就明白了。二爷爷家的院墙扒开了，跟这院子连成了一片。我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家没了。妈回来家没了。还有爸和哥，回来也进不了家。或许他们回来过，又走了。咋会这样欺辱人！我越哭越响，终于把二爷爷哭了出来，他又高又瘦，微微弓着背，屁股上叠放着两只手。他的面皮又黑又黄，下巴上有几根狗油胡，跟罕村的二先生很像。我便疑心他也是抽白面儿的人。我们家从来也不跟他家来往。但他家死了猫会扔到我家院子里。“这不是大丫吗？你咋回来了？”我脸上像是结了冰，嘴也被冻住了。我哆嗦指向房子，勉强说，这是我家。“没人说这不是你家。”二爷爷走过去看了眼他的柴草。许是要过年了，他的棉鞋是新的，鞋底子上的沿边特别白，有高高的鞋帮子，看上去好暖和。“我就是备点柴，免得下雨下雪淋了。淋湿了饭都做不熟，一家人总不能饿着。”他说得不紧不慢，好有道理的样，“你爸你妈啥时候回来，我会把东西腾出来，让他们住进去，你不用看着这些柴闹心。”“他们啥时候回来？”我止住了哭，问得特别迫切。二爷爷皱了下眉。说潘瑞一走多年没音信。有人说，潘瑞磨刀都能赚金条，这话我不信。但你爸是个聪明人，兴许是在外混好了，不想回这穷乡僻壤了。我使劲摇头。不是的，他们肯定是想回来的，只是让事情绊住了。二爷爷说：“一绊绊几年？这话也只能糊弄小孩子。他人不回来，写个信回来总可以吧？他又不是没写过信。”我特别羞愧。他每句话都说到裉节上。我妈就是接到信才走的。送信的邮差打听了一庄的人，最后找到了谷子地，离老远就喊潘瑞家的，潘瑞家的！信差走到了近前，我妈也没有回过神来。她不相信这信是送给她的，她不识字，我爸也不识字。祖祖辈辈也没收到过一封信。信差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穿蒜子疙瘩扣的短衣衫，肥腿裤扎着绑带，鞋子上钉了掌儿，走起路来像飞毛腿。褡裢挂在肩上，前后都有口袋。那信就是他从前边的口袋里摸出来的。信差满头满脸的汗，他说这是跑路最远的一封信，从早晨出来一直走到了现在，连口水都还没喝。现在好了，信终于送出去了。我妈迟迟不敢接，怕这信烫手。她一再问，这是给我的吗？信差说，就是给你的。我在村里打听了，你男人不在家，他叫潘瑞吧？我妈说，他叫潘瑞。信差说，这就对了，你就是潘瑞家的。我妈已经快晕过去了，她意识到了这是我爸传来消息了。我爸过年捎回来几个钱，被我妈一晚上输得精光。我妈在家拍着大腿哭，这可咋活呀，我本来是想赢几个给孩子买块肉啊！老柴家西屋炕上设赌局，就是几个女人在那里赌输赢。村里人都知道我妈爱玩牌，我爸一捎来钱，就有人轮流上门来找她。连找三次她才去，临去之前还在院子里转半天磨。谁都知道她一准赢不来钱。老柴家女人是妯娌俩，人家摸鼻子抠眼睛，使鬼儿的事村里人都知道，就我妈不知道。哭够了，我妈告诉我哥不许把她输钱的事告诉我爸。“他非杀了我不可。”我爸是个血性人，我妈不犯错的时候不怕他。我妈把两只大碗洗得哐当哐当响，那碗边上沾的都是菜叶子。我妈不嘱咐我，她觉得我还小，听不懂她的话。我靠在门框上啃指甲，她的话我都能听明白，而且记了一辈子。我妈的手上都是土，她在裤子上使劲抹了抹，双手把信接了过来。我妈那时很担心，她怕输钱的事传到京城，村里有一起磨刀的人，嘴传嘴比风刮过去还快。信差像麻雀一样成了远方的一个黑点，我妈朝我哥一挥手，说回家。原本我妈应该扛着锄头，我哥扛小镐子。可我妈把锄头忘了，锄头和小镐子都落在了我哥的肩上，我哥一肩膀扛一个，走得里里歪斜。他才十二岁，瘦丁丁的一副小骨架，脖子又细又长。走到村口，我妈让我哥把农具送回家，她朝村外走。我哥风火轮一样往家里跑，把农具扔到了院子里，追我妈去了。这些都是我哥告诉我的。他叫潘石头，是我爷爷起的名字，就是像石头那样结实的意思。可事与愿违，他一点也不结实，打小就爱咳嗽，一咳起来腰就像虾一样弯着。我哥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小母鸡都在窝里睡着了。他比我妈走得快，风风火火进了门，神秘地对我说：“我们也要去京城了，爸找到了体面的活儿。”“我也去？”“那当然。”“天呀！天呀！”我高兴得连声喊，我妈进来时，我在黑暗中分辨她的脸。她确实不怎么高兴。她端起脸盆去缸里舀水，又兑了些锅里的热水，拧了毛巾来抹我的脸。我说：“妈，我的脸不脏。”我妈说：“擦干净了才好见人。”7没烟囱的房子叫憋死猫。那是指过去。烟囱里若是掉下去只猫，猫爬不上来，烟窜不出去，人守在灶前烟倒灌，会被熏成大眼贼。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家家用煤气灶。只有老三喜欢吃柴锅烧出来的饭，他一回家就跟我住一起，一早起来自己烧大锅，哪怕熬个粥，他也在灶膛前守着。火苗子蹿出来，把他的脸映得通红。他穿自己带来的白大褂，像是给锅瞧病的大夫。现在到处都是硬柴，一块木头放进去，可以烧半天。我说，你不用守着灶，火一时半会儿灭不了。老三说，妈，我愿意在这儿坐着，烤着火，还能闻锅里的香气。锅里都是家常饭菜，贴饼子，烀白薯，熬白菜，老三一样一样地做，或者放在锅里一起蒸。他总吸鼻子，说家里的饭菜真香啊！我说，园子里的柴堆得到处都是，收下来的树枝子，玉米秸，高粱秆，你大哥二哥都不烧柴做饭。老三说，他们是不知道用柴烧饭的好。大城市有多少人，想吃口柴烧的饭比登天都难。我抿着嘴笑。大城市的人就是爱吃稀罕。灶上一把灶下一把，脚踢手扒拉，灶灰蹭到脸上，就像大号兔儿爷。指甲缝里一年到头是黑的，洗都洗不干净。但老三这样说话我爱听。老三说啥话我都爱听。罕村大概就还有我有一铺炕，一口大锅。夏天的时候老大说，村里让拆灶拆锅呢，要保护绿水青山。我瞪眼说，谁敢！谁拆我跟谁拼。老大说，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是觉得老三喜欢，给他留着。我说，就是老三喜欢，我就是给老三留着。老大说，现在是政府的号召，村长在带人挨户检查呢。我说，我不管他是政府还是村长，谁动老太太的锅我就去砸他们家的吃饭家什，不信你就走着瞧！潘家寨确实没有一根烟囱了，我在空中看，家家都是高房大屋，我记忆中的土坯房一间也没有了。没有哪家有铺炕，屋脊上都没留烟道。我一直觉得柴草灰味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味道。柴扔得到处都是。家家门口堆着，路边摊着，玉米秸，高粱秸，谷子秸，芝麻秸，棉花秸，都是好柴火啊。风吹雨浇，过了一年就糟朽了。罕村其实也这样，可我在罕村不这么心疼。到了潘家寨，看见这些东西心里就受不了。……我妈拿着信直接就去了镇里。石头哥哥在后边跟着。十多里的路，她把石头忘了。她满心眼都在那封信上，里面写了些啥，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她一路都在想找谁读这封信。去学堂找先生，去衙门口找管事。她不敢把这信交给当庄的人，二爷爷就识字。可能给他看吗？不能呀。也不能给村里其他人看，我妈怕有啥不好接受的后果，让她在村里没法做人。我妈也是个要脸面的人，就是管不住自己。还有一种可能，这信也许是不相干的人写的，发错了地方。如果真是这样，就应该放到衙门口，让当公差的人转给真正的收信人。我妈胡思乱想的当儿，路过一个胡同口，有个算命先生在路边坐着。二爷爷没问我为啥哭成了个泪人儿，他上下打量我：“你回来干啥？”我说我想家。我发誓不提打碎砂罐的事，我不能让二爷爷瞧不起。二爷爷说：“按说这家不是你的。你妈把你卖到罕村，你就是罕村的人。听说也是户殷实人家，你妈得了五块钱，回来扯了身新衣服。高高兴兴去京城了！”不！不！我拼命摇头。妈说我年纪小，怕我走坏了骨头。让我住在表婶家，是因为表婶家有细面窝头和发糕。与妈相比，我当然不相信二爷爷。二爷爷无奈地看我，头微微仰起，露出一脖子鸡皮疙瘩。他说：“穷家富路，你妈要去京城找你爸，也没有更好的法子筹盘缠。多亏还有户好人家收留你，潘家寨从东往西数，有哪户人家出得起五块钱？”我还是摇头。我觉得二爷爷说的都是鬼话。二爷爷挺着腰背说：“罕村是好地方，水土养人。树长得高，草长得壮，人都不会饿死。你能到那里过日子，是祖上积德，回去吧。”他往回走，又说：“这里不是你的家，你以后别再回来了。”我又来了。身形从没有过的灵活自由，就像肋下长着翅膀。我每家每户都进去看，就像来视察的领导。屋里暖和吗？手里宽裕吗？年货办齐了吗？我这话没人听见，但这是我的心意。走这一遭我就心里舒坦，虽然，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我来看他们不是目的，来看二爷爷才是。或者，来看二爷爷也不是，还有比这更复杂的理由。我从八岁走，就回来过两趟。十二三岁回来过一趟，因为打碎了一个砂罐。通油漆路那年回来过一趟，跟二爷爷吵了一架。然后就是眼下，我摔了一个跟头，突然想回家。清醒的时候，我知道我离不开身底下的这个土坯坑。炕坯还是老三休假回来一块一块脱的，晾晒在院子里，每天搬动无数次，让潮湿的一面追着太阳。盘炕的时候他照着书里写的步骤。他大哥二哥都笑话他，哪有这么干活的。书上写的能信？老三不理会，他穿着白大褂，一边看书一边研究，真就把炕盘好了。啥叫盘好了？灶好烧，烟走得痛快，烧水爱开锅。别小看这个手艺，里面都有大学问。老大也不得不服气，说有文化跟没文化到底不一样。我说，你也是高中毕业呢。老大说，我这点墨水能跟博士比？就跟文盲差不多。对，老三是博士。医学博士。他一边工作一边读医学博士，三里五村都没人能跟他比。如果说给老三，他会想办法让我回趟潘家寨。说给老大和老二，他们就只当我说胡话。我到罕村前两年，天天等着我妈来接我，等得眼都蓝了。表婶家门楼上的一块砖都被我摸凹了。我没事儿就站在那里抠。有一次让表婶看见了。表婶说，你是不是跟门楼子有仇？那门楼其实是个土门楼，表皮镶嵌着几块砖，那砖都粉了。后来我换了个位置，跑大门外边的一棵香椿树下，用指甲在树皮上划道道。那可真是棵大树，春天吃不完的香椿芽，还能吃一夏天香椿叶子，表婶用盐搓了当咸菜，也很好吃。到底是好东西，比我在潘家寨吃过的所有菜叶子都好吃。潘家寨没有一棵香椿树，如果我妈回来，我会把屋前屋后都种上香椿。那种树非常容易枝繁叶茂，估计也耐盐碱。我有很多想法，可惜都没有办法实现。我划的那些道道都很浅，时间长了就看不见了。我妈一走就再没消息，难道她真的把我卖了？这样一想，我的脊背都凉了，顿感生不如死。烧火棍子踩脚底下，鞋子冒烟都不知道。当然，我也有别的想法，兵荒马乱的年月，死个人就像死个臭虫，没人当回事。跟村里一样，找个乱葬岗子就埋了。可这不是一个人，是一家人啊！他们怎么能无影无踪呢？小时候，觉得他们都死了，所以不回来。长大些，又觉得他们过上好日子，我就像一只小猫小狗，他们嫌麻烦，不要了。8烟雾就像一只大网，瞬间就把潘家寨笼罩了。房舍树木都在灰蒙蒙的暮色里，一会儿比一会儿朦胧。我的眼却越来越亮，甚至能分辨出空气中的一种碱坷垃味，是股暗的浊黄色，随着烟雾浮游。我来到了自家门口。其实这早就不是我的家了。通油漆路那年我就知道。那一年，是八月，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上午在黑豆地里跟社员一起薅草，大家说起新修的油漆路通外省，路过的几个村庄有潘家寨，一下让我动了心。吃了中午饭，趁家里人睡觉的空儿我回了趟娘家。为什么这个时间回去呢？其实没啥特别的理由。很多年不回去了，自己都以为忘了。被别人一提醒，就成了过不去的理由。必须回去看一眼，万一我妈回来了，又老又病不能动了呢？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刘方也打听，有时候他赶车去玉田拉沙子，遇到潘家寨的人就打听我家人的下落。有一次，他还拐过去看了眼我家的小草房，说那房哪能住人，就跟个草窝窝差不多，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桑树呢？看见桑树了吗？”刘方说没看见。但那块地上有个脸盆大的疤，想是桑树死了，或者被人移走了。天气很热，沿路的树叶子都没精打采，越往潘家寨走，越没精打采。我也没精打采，碰到一颗小石子，让我踢了半天。我一边走一边犹豫，这大热天，干啥去呢？我慢慢给自己找理由，忽然想娘家不是没人，还有二爷爷呢。虽然我十二三岁时回家他几乎是把我轰了回来，到底他也是亲叔伯爷爷。虽然我家的草房变成了他家的柴房，那有什么要紧呢？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堆些柴草没啥，况且二爷爷又不是外人，他是我爸的亲二叔。这样想，我就弯到了杨津庄供销社，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买了包点心。油纸包香喷喷，上面顶着红盖纸，红盖纸上有个墨黑的“福”字，用细细的纸绳结了十字扣。我提起来看，凑近了闻，回娘家总得有回娘家的样。这不，样子出来了？我对自己能拿出几块钱感到庆幸。树越来越小，草越来越低。这个季节感受很分明。那些黄毛草都病病歪歪，喝不饱水，被盐碱拿着，又被太阳烤着，我看着都难受。柏油路又光又亮，太阳晃得我睁不开眼。后来就移到我脑后去了。我抬起头，路上的光亮没了，又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被鞋底蹭得发白，上面有细小的裂缝。十二三岁的我迎面走来，又冷又饿，身上筛糠似的抖。脚下的土地硬邦邦，四下黑森森，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沙沙沙，沙沙沙。从潘家寨出来，我就恨不得一步迈到表婶家，永不再回去。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我要去二先生家道歉，问咋样才能赔他一只砂罐。爹妈不在，我得给自己做主。若要性命我就给他。若不要性命我就给他家当牛做马，家里地里的活计我都能干。人总得活着。有路走就该好好活着。走出潘家寨时我就一直这样想。这样想，就不觉得回罕村是个困难的事。我甚至有些后悔，如果不逃出来就好了。我可以直接去二先生家，由他们打骂，也就看不见家里变成了柴房，以及二爷爷的臭脸。十二岁或者十三岁，我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过去对娘家总有幻想，从这天开始，我对谁都不指望了。天彻底黑了。看不见树越来越大，草越来越高。周围黑黝黝的都似鬼影，我的心缩成了枣核大，耳朵支棱起来，像枪口下的兔子。寒风刀子似的割脸，手脚都不听使唤。我把手轮流揣到棉袄里，放到肚子上，可里边的手还没焐暖和，外边这只又冻僵了。我拼命想我妈跟我一起走，牵着我的手，手心黏糊糊都是汗。我还怕狼。家家猪圈门子上用白灰画圆圈，就是为了不让狼接近。狼也习惯走夜路，它走路没有响动，离人近时，两爪往人肩上一搭，人一回头，它一口咬住喉管。这也是表婶说的。喉咙咬破，把血吸完，头一甩，人就抡在了背上。窝里还有小崽子，等着狼把人背回去当点心。我陡然收住脚步，往路边躲。前边有个巨大的黑影，一晃一晃地朝我奔来。表婶说，庄户人夜里都不出门，报丧都要等天亮。夜里出门的肯定是强人。我腿肚子都要抽筋了，顺势蹲了下来，这样目标小，我希望他没看见我。“谁？”那人也站住了。这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可我听出了那声音耳熟。试探地喊了声：“表叔？”表叔也喊：“大丫？”我再也走不动了。手脚抖成了一团，眼泪成片往下淌。表叔抓住了我的手，想牵着我走。可我的手根本张不开。冷风灌满了袖筒，身上连一丝热气都没了，我都快要冻成冰坨了。表叔脱下大袄裹上我，蹲下身，把我背了起来。我咬着牙说：“我赔二先生家砂罐。”表叔说：“一个砂罐不值钱。”我愣住了。表叔说：“他家也使咱家的车，邻里住着，这点串换还有。”我的心原本是凉的，又一点一点热了。后来我就睡着了，觉得表叔宽大的后背像烧热了的炕一样暖和。我在村口站了片刻，盐碱地被太阳晒化了，像水一样会波动，闪着银亮的光。我妈那个时候经常说：“这地要是能产银子该多好！”她的意思是，如果手里有大把的银子，就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天天打牌了。十几里地不算回事。我紧着走过来，是想不耽搁下午去豆地薅草。油漆路通到河东，姐妹们都恨不得把女儿嫁过来。点心包都要被晒化了，它的气味远没有开始时那么好闻。我往村里走的时候很不安。就像一个犯了错不得不回家的孩子，不知怎样面对，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与十二三岁回来时不同，我这次来是专门来瞅二爷爷的。这是我一路走一路强化的任务。否则我大中午跑回来就是个说不通的事。几十年过去了，我成了三个孩子的妈，二爷爷也该老了。人老了就可以说心里话了，我心里还有很多疙瘩解不开。点心包我用食指钩着，细绳勒进了肉里。一路我都没换手，指头变成了黑紫色，我不觉得难受。几年前，刘方去玉田拉沙子路过潘家寨，他把马车拴到了村头，自己扛着鞭子进了村。也是一个午后，他看到了一个背着粪筐的人。刘方站下来跟人打招呼。“您知道潘瑞家怎么走吗？”刘方故意这样问。那人上下打量他，问是哪个潘瑞。刘方说，早年去京城磨刀的那个。那人指了一下位置，说潘瑞一直没回来，也有人说他在外发财了。刘方道了谢，扛着鞭子继续走。他其实知道大概位置，我跟他说过不知多少遍。潘家寨那么小，进村就一条主路，就一个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的腋窝处，路东，在上腋窝。这些我都跟他说过。即便不问，也能轻易找到那三间草房，梢门明显是新的，用麻绳把玉米秸秆勒到了一起。因为勒得紧实，刘方没有进院子，只是伸着脖子往里看了眼，房山下的那个水盆样的土坑是栽桑树的地方，已经让雨水冲平了，就像一个疤结在那里。回来我抱怨他，咋不进去看看啊。他说有啥看的，那房上的新草比老草厚，房山裂了个大口子，看上去撑不了几天了。我的眼前是一个大院落，像打麦场一样阔大平坦。二爷爷家走南门，是一个酱红色的铁门，两边的墙垛上镶瓷砖，拼出的图案是松鹤图。二爷爷早就作古了，他啥时走的没人通知我。我最后见他就是来送点心那次，发现我家的草房连踪影都没了，两个院子连成一处，已经并成了一家。点心包落在地上摔破了，我眼前一黑，栽倒了。你想，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是老头子了。如今我都九十九岁了，他有多大？但我相信他还在这个院子里，在树梢上、瓦垄上飞来飞去，就像我眼下这样。他不舍得离开这个家。这么方正的院子是他用一辈子算计来的。我就像个纸人，从大门缝闪了进去，一眼就看见了窗户上的灯泡有四十瓦，屋里坐满了人。我用胳膊肘挑开了门帘。一屋子木头似的脸，都勾头坐着，像入定了一样。二爷爷坐在太师椅上，两只手臂从袖子里脱出来，落在扶手上。他就剩一层皮了，背塌在胸腔骨上，模样就像只蛤蟆。只是他比蛤蟆更瘦。我扒拉扒拉在人缝里坐下了，那些木偶样的人挤了挤，给我腾出了地方。我跟二爷爷之间就隔了个小孩子，那孩子只有吃奶大，坐在炕沿上，嘴里咕叽咕叽嘬着奶嘴。我越过他跟二爷爷打招呼。二爷爷说，你来了？我说，我是大丫，来看看您。二爷爷点头说，好。他朝窗外看，窗棂上吊着玉米和辣椒串，满院子的太阳白花花，连暗影也没有。“桑树挖过来那年就死了。”二爷爷说。我说，您过去说过。想把桑树移栽到自家门前来，免得外人来偷吃。没想到它命短。“草房不拆也塌了。里面住蛇跟耗子。有一年，蛇跟耗子打仗，满院子爬。耗子窜来窜去，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尖，跟蛇打游击。我出工回来，这院子里横七竖八血糊淋拉，看着就瘆得慌。我用铁锨随便就装了一芭拉筐，拖到庄外埋了。”我说，这些我都知道。我上次来的时候您也这么说。喏，就是我送点心那次。看见我家的草房没了，两个院子并到了一处，我急火攻心，点心包掉地上摔破了，我一头栽倒了。我醒过来破口大骂，说你撒谎，图谋我家房产。说你吃人饭不拉人屎，枉披了一张人皮……想起我就臊得慌。二爷爷说：“我都多大年纪了，你还说这些……你可庄上问问……你啥时回来这院子还是你的，村里人都知道。”二爷爷温和了很多。不像我摔了砂罐逃回来那次，大冷的天，他往外轰我，让我永远也别回来。送点心那次他曾张罗给我做饭，可我不依不饶，咋会吃他的饭。这些年的苦楚似乎都是二爷爷造成的。我说二爷爷一贯欺负人，当年往我家院子里扔死猫。我妈去京城没盘缠，他见死不救。“她穷刚直……不跟我张嘴呀！”二爷爷张着一嘴黑窟窿，痛心疾首。那天那通吵，招来了很多人。他们彼此大声打招呼，也大声招呼我。说我这些年不回家不对。点心包摔地上不对。骂二爷爷尤其不对。这村里顶数二爷爷年岁大，这要是写进书里，都该封神了。二爷爷不停地喘息，上气不接下气。呼出的热气我能感受到，一股馊泔水味。我怀疑他胸膛里啥都没了，就剩一个空壳子，随时都会被风吹干，像幅画一样贴在墙上。我赶紧说：“二爷爷，我是大丫。我爸叫潘瑞，是您的亲侄子。我也老了，没有多少日子了。”我叹息着说。二爷爷缓慢地转向我，那眼珠就像瓷的，发散着一种乌涂的光。“您看着我像个人，其实我的腿摔坏了，下不来炕，是个废物。我活着就是想来一下潘家寨，亲口问您个事儿。”我说得推心置腹。二爷爷重重地叹了口气，似乎清楚我想问什么。“我妈真把我卖了？”二爷爷闭上了眼，那眼眶出现了两个深坑，眼珠不知去向。他的嘴巴一个劲嚼，像是在吃山楂糕。我有理由相信他一颗牙也没有，除了山楂糕啥也嚼不动。他伸长脖子，费力地咽下一口，才努力把眼睛睁开一道缝儿，二爷爷说：“这事儿你不该来问我，该去问罕村人。”我说：“当年您说我妈把我卖了五块钱，用作去京城的盘缠。这事儿在我心里搁了一辈子。”“你不是去了罕村吗？”二爷爷掸了掸衣襟，那上面并没有落下什么。他的指头和指甲都很长，那指甲弯成了鹰钩鼻子，看着就像假的。我们说话的时候炕上那些木偶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们也是假的，包括我身边的小孩子，也一动不动。“你不是去了罕村吗？”他又咕哝了句，“临走那天早上，你妈跟左邻右舍辞行，在街上碰到我。我对你妈说，大丫要么你带走，要么留给我。这是老潘家的骨血，这么小送人，你不心疼？”二爷爷嘴又开始咕哝，嘴角有红色的汁液渗出来，像血。这些过去他说过。我的心隐隐作痛，但疼得没那么难受了。这是我送点心那年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他就是我在潘家寨的仇人。现在，我看他越来越像亲人。我拍了拍他麻秆一样的手臂：“我妈咋说？”我等他说下文。“你妈说，呸，不用你操心。”……（未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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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岁月风尘》，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天堂向左》《分驴计》及《青霉素》等。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并出版。多部作品入选各种年度排行榜和年选。曾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第一章1“我叫潘美荣。你是谁？”他就在门槛子那里戳着，像一根木头。我觑着眼睛看，又觉得那或许就是块门板，在黑漆漆的夜里，隐去了边界。他没问我叫啥名字，我凭啥告诉他。我糊里糊涂的时候都觉得不甘心。“你是谁？”我在梦里嚷嚷。他不说话。沉默地处在一种若隐若现里，像个绿毛怪，散发着一股湿腥气。夜色就是一盏黑灯笼，总在眼前晃，晃得我头都是晕的。“我知道你是谁。”定了定心神，我嘟囔，“我知道。我潘美荣一辈子就烦拖泥带水。我活了九十九，早够本了。”话是这样说，我后背却凉沁沁的。我在想跟他走背哪个包裹，里面装啥东西。这一去定是有去无回，有去无回了！好在衣着早备好了，从里到外都是新的。棉的、绸的、锦缎的，一件一件，像演员登台一样在脑子里过。大袄上绣着莲花和白云，门襟绣金童玉女。这些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准备下了。不光我准备，村里的老姐妹都比着赛地给自己预备。我恨不得一脚迈下炕去，掀开柜盖，当着他的面穿戴起来。穿戴起来也许更好看些。这个时候我还冒出这样的念头，自己都觉得奇怪。我翻过身去，闭上眼。我看不到墙体有多远，但鼻子里闻到了一股生石灰味。墙裂了口子，我用石灰浆自己泥上了，这是秋天的事。黄瓜黄，辣椒红，小倭瓜在墙上坐一溜，像一排圆脑袋，都还没来得及收，突然下了连绵雨。秋天的雨像落了月子病的女人，哩哩啦啦。墙上新刷的石灰鼓出包，久久都不干。后来虽说干了，但那股生泥子味浸到了周围的墙皮里，张开鼻孔就能闻到。绿毛怪就是从墙缝里钻出来的，我在梦中看得真真的。像虫子那样小，咕容咕容膨胀开，像人那样大。他身上叮满的小螺蛳，像成熟的浆果噼啪往下掉。“你好点吗？”他突然在我头前问了句。就像遭遇了电光石火，我陡然睁开眼，这是梦着还是醒着？棉衣在身下堆出了褶皱，硌得人不舒服。我用那条好腿朝上一撑，把身底下抻平了。“你是谁？”我突然嚷出了声。“妈在跟谁说话？”老大老二前后脚进来，带进一股凉风。老二摸出一支烟，刚要插进嘴里。老大说：“别抽了。”老二把烟又塞进了烟盒。“说胡话了吧？”老二说，“咋还不醒，是不是撞着谁了？”“我是不信这些……要不猜猜试试？”“你兜里有钢镚吗？”“妈抽屉里有。”老大拉抽屉找钢镚。老二从墙上摘下那面小圆镜，那镜子跟我几十年了。钢镚放在镜子上，老二端着在我脸上晃了三下。我感觉到了一束冰冷的光在移动。他们都是我徒弟，头疼脑热时我就这样给他们猜撞客，从小猜到大。“你先猜爸，快过年了，他一准想家了。”“每次都猜他，好像百发百中。”老二笑了一下。“就他爱装神弄鬼，多半辈子不让人消停。”我心里说。老二捏着钢镚在镜子上戳：“爸，是你撞着我妈了吧？是你你就站住，我们给你去上香烧纸。她快百岁的人了，经不住你缠磨。你就让我们过个太平年吧，儿子求你了。”话音未落。钢镚一下立住了。老大吃惊地说：“这么快！”我想看，却没睁开眼睛。对，我忘了咋把眼睛睁开。老大去厨房拿菜刀。接下来一刀削下去，要把钢镚撂倒。“你快走。”我对绿毛怪说，“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又说胡话了。”老大吃惊地说，“她在叨咕啥？”下午两点多，我被堂屋的门槛子绊了一跤。当时我刚睡醒，人有点迷瞪。着急忙慌往外走，像是外边有人招呼我。我确实看到了院子里有人影。响晴的太阳下，黑色的影子像树枝在摇晃。我身子朝前扑，情知不好，伸手去抓门框，晚了。膝盖跪在台阶上，右腿的小腿骨在门槛子上狠狠垫了一下，我听见骨头发出了叫声，那声音让人心都是寒的。我半天没起来。疼得打哆嗦，狠狠擂了那腿两下。老废物，咋这么不小心！我一辈子伺候人，从没让人伺候过。老三说我是穆桂英，阵阵能打胜仗。院子里寂寥，也许刚才那是鬼影，蛊惑了我。“死鬼，是不是你来勾人了？”我冲着院子里吐唾沫。一阵风呼地刮过来，唾沫星子飞到了脸上。我怕这时有人进院子，看见我的狼狈相。我运了口气，想扳着门框站起来，那条腿疼得不能动。看你疼哪去！我咬咬牙往屋里爬。跌伤不会流血，地板都是新擦的，儿子啥也看不出来。我满心想的是儿子，看见我这样，他们得急死。摸着炕沿的边儿，我用半个身子倚住炕，用那条好腿一撑，我爬上来了。我的后背都溻湿了。身上寒热一样地抖，把被子摇得窸窣响。人瘫在炕上，像在水中浮游。老二长海进堂屋就嚷：“妈，我炖吊子没八角了。”我激灵一下醒了，扬着声音说：“自己拿。”他知道八角在哪。探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个时候了咋还睡？”拿了八角颠颠就走了。“注意关火！”我追了句。“没事吧？下午说话还钢枪似的呢。”“脸有点白，猜撞客没管用？”我使劲让眉目舒展。额上的抬头纹都跳了起来。“老三啥时回来？”我突然把眼睛睁开了。“瞧瞧，一提老三就醒了！”屋顶在旋转，元宝一样的吸顶灯像被抽的陀螺，我等着它停摆。然后朝头前的方向看，又在屋里睃了一圈，只有老大老二两个人。老大高，老二矮。老大白，老二黑。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有点迷昏。”我咽了口唾沫。是想告诉儿子我没事儿，头晕的毛病打年轻时就有。“长江啥时回来？”我望向老大。老大摇头，说一直没准话。老二说，他啥时上飞机了，就离回家不远了。他起先当大夫，后来当院长。有时人到飞机场了，都能给叫回去。“好好的，咋还迷昏呢。”老大关切。“还一个劲说梦话。”老二说，“梦见谁了？”蓝布门帘下角有一块卷曲和折叠，这是要来客了，或者已经来了。我又偏起头来看，说有个东西就在那里站着，也不知是人是鬼。老二说：“妈你可别吓人。”老大说：“您肯定睡糊涂了，这世上哪有鬼。”老大过去把门帘子弹了下，门帘一阵飘摆，恢复了原状。“睡这大半天，不糊涂才怪。起来，吃点饭。”“我大嫂包了馄饨。”老二说。“身上懒，待会儿再吃。”我把胳膊横在脸前，催他们走，“都各忙各的去吧，我今天就想睡觉。”“大长的夜，哪就不睡了？”老大说。他们俩磨叨谁留下来陪夜，我不耐烦，说我又不老又不小，陪啥陪，我喜欢一个人清净。老大媳妇隔着院墙喊刘长河。老大说：“你一个人行？”老二揶揄：“不行也行。”“就这脾气。”老二边走边说。老式门板就是几块木头拼接的，还是从老房子拆下来的，像烟油子一样黑。后面是个墙柜，帽镜是老辈子的梳妆镜，后来换了透明玻璃，成了相框，正好对着炕。早些年的照片有老大和老二年轻的时候的，更多的是老三的照片，跟同学的合影，有小学和初中的，也有考大学时的标准照，严肃得就像正在生气一样。标准像是彩色的。红嘴唇、红腮帮，这是老大的手艺。那个时候他走街串巷给人照相，每天都能见着钱。回家就用毯子把窗子蒙起来，把屋子弄得黑洞洞，用那个叫显影液的东西洗照片。他尤其喜欢把黑白照片弄成带色的，有时弄不好，红颜色能弄到耳朵上。老大是自学成才。后来生意越来越不行了，连着几天不开张。眼下那里摆着的都是小小辈的人，照片都是彩色。老大的孙子，我的重孙子。老二的外孙，我的重外孙。都是我这根蔓结的瓜，我喜欢趴柜上看那一张张脸，从小不点儿，一下就看大了。绿毛怪曾在那里戳着，我怀疑他也看过照片。我不敢断定他是谁，但恍惚又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儿？还是单就在我的梦里？若是老三在，我就可以问问他，他啥都能掰扯开。“老三赶得上年夜饭吗？”我自言自语。灯点着，这屋里的安静明晃晃。有种安静看得见，还有种安静你看不见。“这骨头是断了还是没断？你是活着还是死了？”两个儿子一走，我就开始发急。声音在屋里冲撞，发出了沉闷的回响。我想搬动那腿，却像石头死沉。我侧弯着身子用手摸，棉裤一把抓不透，可就是感觉有骨头掉下来一块。我特别生气。我整天加着小心呢！老大老二见天叮嘱我，出来进去小心点。您不是风火轮，没必要走那么快。这是老天让我摔，我没辙！长河长海，这不是我想摔，是我没辙！我伸手去摸灯绳，赌气一抻，灯灭了。屋里漆黑。我眼睛睁了片刻，又闭上了。死了就是这样。我对自己说。早死早托生，活着也是累赘。我可不想当累赘。那盏黑灯笼又在晃，我烦道：“你是绿毛怪吗？说吧，啥时叫我走。要不是想等老三回家过年，我啥时走都现成，别以为我害怕。哼！”想起老三，眼眶立马就湿了。他每次临走都说，妈你要好好的呀，我不照顾你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他怕下次回来见不着我，一步一回头。每次都是这样。可凡事由天不由我。我就这样东想西想，一忽儿做梦一忽儿醒着，一忽儿清楚一忽儿糊涂。有好几次，我都想号几声，暴雷子就要滚出喉咙，生生让我咽下了。我得提着一口气，老三还没回来，我不能让自己垮了。一滴细小的眼泪从眼角渗出，出了眼角就淌不动了。“你做梦。”我说。梦里你还是个好人，想干啥干啥。我给老三打电话，老三没接。老三很少接电话，要等他把电话打回来。老三呼哧呼哧喘气，他那边人声嘈杂，医院就是这样。“妈，妈！”他使大劲儿嚷，唯恐我听不见。我也使大劲嚷：“我挺好的！长江你甭惦记，你大哥二哥也都好！工作打紧。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没有治病救人重要！”“妈，我听你的！”老三眼窝子浅，就爱眼泪汪汪。电话挂了。我手脚冰凉，我好像忘了说啥。“你赶得上年夜饭吗？”这话当问，却忘了问。嗐，这是做梦呢，我拧了自己一把，老三说了也不算。窗外有个东西在撞玻璃，当当当，声音特别响。我激灵一下，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你是蝙蝠还是啄木鸟？”明明知道不是鸟，我还是这样问。黑暗里散发着一种湿腥气，咕容咕容，身上叮满小螺蛳的绿毛怪出现了。他像截木头立在门板那儿，蓝布门帘卷了起来。“你又来干啥？”我呵斥道，明白自己又做梦了。“她就是能睡觉，平时也能睡。昨晚躺得早，我们只当她累了。早上喊不醒，才发现她有点低烧。”“前半晌还去玩牌呢，又没咳嗽感冒。”“她不是小孩子。小孩子烧四十度也没事。老太太哪行。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秋后的老黄瓜，看着是个物件。”这话是李大夫说的，没错。肉头的一张扁脸，看不见脖子。这一条街，上年纪的人都不喜欢她。没有哪句话说得中听。她一边当大夫，一边养猪，身上尽是猪屎味。“大妈，身上哪不好？”我不睁眼，是不想睁眼。那股猪屎味冲鼻子，能把死人熏活。当然，这是我心里想，平心说，她也没那么不干净，她只是有一点不干净。她一个劲问我哪不舒服，我能告诉她？告诉她都不如告诉广播喇叭。“这么大岁数了还一个人住，你们该有人陪。”“她不让。说一个人能行。”“都啥岁数了吔，还逞能。”我的眉头越拧越紧，他们就爱埋汰老人。好像老人就是不知好歹不懂是非。陪老人是个累人的活，我这是不想麻烦人！李大夫大概发现了我脸上的变化，笑着说：“老太太，咱是打一针，还是输瓶液？”“都不用。”我立马回应。“看这情形就不像有病的。她可能夜里没睡好，早上精神差。玩了一宿牌吧？”我听出了她在说笑话。老二说：“咋会。”老大说：“不可能。”李大夫说：“玩牌也是在梦里。那几个小老太，是罕村一景。大家都说，那样大年纪的人还能玩牌，也只有罕村的老人有这本事。”“绿毛怪……”我情不自禁嘟囔了句，我好像跟他战斗了。啥？那些眼睛都睁大了。我脑子乱糟糟，但有一条线很清晰。绿毛怪蹲地上捂着脸哭。说我不走他就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交差。“你还交差。”我鄙夷，“我凭啥让你交差。”“潘大丫，你咋这浑啊！”我一下愣住了。这名字多半辈子没人叫了。“你是……我叫潘美荣！”我气得哆嗦，泪花飞溅，大声嚷，“你来干啥，我不想见你！”“不想见谁？”老大的一双眼睛瞪得像鸽子蛋。“夜里跟死人干仗了。”我疲惫地说。我想说那是在梦里，但一转念，又觉得没必要。一屋子忽然安静了，李大夫怕冷样抱着肩膀，目不转睛看我。老大解围说：“又做破梦。”“一大早晨就忙得不可开交，还有几户人家等我出诊呢。既然不愿打针输液，那就吃点药。老太太，退了烧就想饭吃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得有个好胃口。”李大夫边收拾器械边说。“我吃过饭了。”我说。“吃的啥？”老二问。“反正我不会让自己饿着。”我说。老大说：“我去拿药。”我说我不烧。老大的手掌放在了我的额头上：“真的呀，不烧了。”李大夫不信，也把手放了过来。一屋子的欢欣，突然又静默了。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似乎都想在别人那里讨究竟。李大夫背起药箱往外走，边走边说：“说不烧就不烧了。这老太真成精了。”走到院子里，李大夫大声说：“老太跟你们闹着玩呢。再去斗一场儿小牌，就啥毛病也没有了。”这是个响晴薄日的天气，窗上都是白花花的太阳。一屋子的人散尽，我才觉出了孤单。村里有零星的鞭炮声，总有耐不住性的人，先放几个解心痒。死鬼刘方就是这样，他活着时就爱闹响动。我其实很有胜利感，出了这样大的事，却能瞒住人。虽然老三知道会抱怨，也不得不佩服。可接下来怎么办？我想屈一下腿，那腿是木的。若是往常，这个时候我还在跟人家斗小牌。牌友才七十几、八十几岁，都还是小孩子呢！总嚷这儿不合适、那儿不合适。眼花了，腿疼了，吃啥也不香。她们一见到我，就不嚷嚷了。我管她们叫小兔崽子，才多大个人儿，就这儿疼那儿疼，都是闲坏了身子骨。明儿去北山背一天石头，就哪也不疼了。我经常给她们炒一把花生，买几块点心，或是带几粒钙片，就把她们打发得欢欢喜喜。吃食我都用手绢兜着，手绢用开水消毒，午后在太阳底下晒干。我是大夫的妈，这些我都懂。人越老越不能邋遢，否则狗都不待见你。其实谁家也不缺这点吃食，大家就图个高兴。我满口假牙，啥都嚼得动。有人嘴里就还剩两颗大门牙，像兔奶奶一样。花生米在嘴里来回骨碌，半天也捉不着，吧唧够了味，还是啐到了院子里。钙片比别的受欢迎，在嘴里含着，有一股甜丝丝的味。大家说我体质好，就是吃钙片吃的。钙片是老三邮来的，是德国货。我问她们，知道德国在哪吗？坐飞机得飞一天。她们问，老三去过那里？我说他哪有空去，他连回家看妈都没空。他自打上学走，一年顶多回来两趟。读硕士，读博士，后来就一直当大夫，当专家，当院长。就是离家远，工作的地方在长江边上——对了，他就叫刘长江。当年我让他毕业回家来，在家门口行医，我得多得济！可他说，他天生就是喝长江水的命。“谁让您给我起这样好的名字……长江，还偏偏姓刘，就是长江留我嘛。”老三跟我开玩笑。大家都说我命好，能活到这把年纪。罕村几千口子人，没谁比我更长寿，还吃啥啥香……这一辈子，知足了。能活就好好活着，不能好好活着就不如不活，也省得自己遭罪。我们私下经常这样说，不拖累儿女，决不拖累儿女。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有人苶了傻了，就剩会吃会喝了。昨天还打牌呢，睡一宿觉，起不来炕了……啥情况都有。我们玩牌都不带彩，也有人想用钢镚做筹码，我说不行！玩牌行，碰钱不行。我潘美荣就是这个脾气，不做违法的事，一分二分也是赌博，坚决不做！在牌桌上，她们都叫我潘美荣。是我让她们这样叫，牌桌上不用分大小。我喜欢人家叫我潘美荣。潘美荣！我对着镜子自己也叫，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听的名字，可惜一辈子都没人叫过。公婆叫我长河妈，死鬼叫我潘大丫。工分册子上管我叫刘方家。想起刘方我就牙根痒。我尽管挣工分、养孩子，连个名字都没有。我对会计说，我有大号，娘家姓潘。死鬼说，是潘仁美的“潘”。大家哈哈笑。队里有人会讲古，都知道潘仁美是奸臣，专门陷害忠良。刘方说，一个囤子媳妇，要啥大号。大家又是一通笑，说队里这样多的媳妇，没有一个让写名字的，小囤子媳妇还挺讲究。因为这件事，我好长时间不爱搭理他。后来办身份证，没有名字不行了。来登记的姑娘说，姓我知道，肯定是三点水那个“潘”，“美荣”是哪两个字您知道吗？我找来一支铅笔，撕了张月份牌，在后面写下了“美荣”两个字，告诉姑娘，美是美丽的“美”，荣是光荣的“荣”。姑娘很惊奇，说这名字写得方正，您读过书？我说没读过书，但上过夜校。我会写名字，是因为在心里重要，我睡不着觉时就会在身上描。身份证我整天在怀里揣着，没事就拿出来端详。老大说，能看俊不？我说，看不俊也看。我八岁从潘家寨来罕村，到老刘家当囤子媳妇，还没桌子高。一说后街的囤子媳妇都知道指的是我。我自己不记着自己，就没人记着。老大刘长河，老二刘长海，老三刘长江，都是我给起的名字。死鬼不乐意，说这名字都是水，淹着咋办？孩子都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我说了算。孩子都顺顺当当长大了，儿子生儿子，孙子又生孙子，哪个也没淹着。我八十几的时候还给老二做饭呢，有一次和饺子馅，把碱面当成了咸盐，人家才不用我了。我从那时开始玩小牌，用黄豆做筹码，那些黄豆粒都让手摸得黑不溜秋，就像羊粪蛋炒熟了，那也舍不得丢。我不喜欢李大夫。她手艺不好，嘴也不中。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喜欢她。谁如果没去她家药房买药，她看见人家就唱山音：“甭舍不得花钱买好药，还活几天啊！”“别人家的药都不如你？”看她骑车子走远了，大家都撇嘴。人老了就爱缠磨儿女。我不。老大老二过来坐我也赶他们走，我知道，人家更愿意看电视和手机，那上面啥稀奇古怪的事都有。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干点这，干点那，一天的光阴就过去了。晚上脱了鞋上炕，就想，明早能不能穿上呢？有时候稍微觉得遗憾，就是跟老三的话没说够，总想多嘱咐他几句。其实也没啥好嘱咐的。人家上了那样多的学，救了那样多的人，比我高明多了。我给他当妈，他给闺女当爹，闺女今年生了个小外孙，人家有忙不完的事。还是老大老二不容易，庄稼人都不容易。老大年轻时是俊把子，读高中时差一点让省里的话剧团挑走。后来学照相，还学做买卖，但都没干长。老二四十几岁时媳妇得肺癌死了。他没上过多少学，从小就受苦大累，老了还受苦大累，在建筑工地锄泥和灰，好歹在外找口饭吃。老大媳妇是个不言不语的人，没老二媳妇响快。可响快的人命不济。我叹了一口气，人家也是当奶奶的人了，若是没有我，她也是老太太了。若是知道我摔伤，她又该脑袋撞墙疼得睡不着觉了。她就怕着急上火，心里搁不得事儿。那盆绣球还活着，只是老得可以做盆景了。根部长出臃肿的一堆赘肉，也像人的皮肤一样，隐约显露出青色的血管和筋脉。它头上的花朵老红，老大的媳妇不待见，经常说，干巴死叶的，养它干啥？我过去养过很多绣球。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窗台从东到西，摆满了花盆。我就喜欢绣球花，开出来花朵毛茸茸的，花冠是圆的。那时我还能赶集，一小盆一小盆地从集上买了来，长大了，就换个大些的花盆。一到夏天，我的院子就跟花园一样。后来那些绣球就一盆一盆地死了，根子上长一种白色的小虫子，我换了新土也不行。栽到院子里也不行。要好的姐妹叫张二花，她悄悄跟我说，也许是老得不行了，跟人一样。您得多加小心……我懂她的意思，嘎嘎地笑。老太太还能玩牌呢，啥时玩不了牌再说！窗台下边是两个簸箕样的沙发，是我自己从集镇上买的，请人拉了回来。那年我都八十二了，自己骑小三轮车去镇上的家具店。老板不相信我是真买沙发，一个劲跟我矫情，我把钱拿出来都不相信，他以为我是老糊涂了，说家里有没有跟来人？不跟来人我们可不敢卖你东西，哪有这个年纪还买沙发的道理。我跟他说，你看我这身子骨，像是要入土的人吗？要是只能活一年半载，你让我买我也不买。儿子给我装修了房子，亮白儿，地上铺瓷砖，能当镜子照。电视贴在墙上，里边的人就像仙女，能走出来。沙发才配这屋子，你懂吗？老板说，你儿子咋不来？我说，我儿子在长江边上当大夫，铺完瓷砖地就走了，那边有个省长等着他开刀呢。老板这才疑惑地接了钱，似乎不相信我能生出这样的儿子。他要看我的身份证。我当真拿给他看了。老板这回笑了，说做了半辈子生意，还没碰到过这样大年纪的。他问我要哪种，有皮的，革的，布艺的。我说我要布艺的，这名字听着洋气。他安排车给我往家里送。我又说，我买了你东西，照理你应该赠我点产品。老板笑着说，您想要啥？我说，那个红杆的大衣架我家里缺。老板咬了咬牙，说行！这么大岁数还会讨价还价，我就当您是我妈！就这么，大衣架和沙发一起送来了。摆在屋里，那衣架显得特别好看。只是没摆几天，就被老大媳妇要走了。我又找人给沙发做了罩，用最好的面料，上面是红花绿叶。人家的手艺好，罩上去严丝合缝，看上去就像电视里的摆设一样。我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老三，老三高兴坏了，说我老妈就像挂帅的穆桂英，阵阵都打胜仗。好！眼下有一团雾在那里飘，雾里有个声音说：“潘大丫，你咋这浑啊！”我激灵一下，醒了。2三五分钟就是一个觉，没有哪个觉能睡得沉。绿毛怪又来了。他坐在了靠窗台的沙发里，头的一侧顶着那个红绣球。冷眼看，就像耳朵上戴着一朵花。“我叫潘美荣。”我气得哼哼。“潘大丫。”他说。“潘美荣！”我大叫。他从腰里摸出烟袋来抽。那烟袋有一尺长。烟袋锅是红铜的，烟袋嘴是白色的，但不是纯白，有点乌涂，那上面有道裂纹。我盯着那烟袋看，一缕烟冒了出来，曲曲弯弯朝上走。心里忽然一咯噔，离这样远，我居然看得清？那裂纹分明是老二长海摔出来的。我收工回来，长河长海在门口淘气，长河说这烟嘴比金刚还硬，根本摔不坏。长海是实心眼，狠劲往石头上摔。刘方回家发了次疯，就像烟嘴是条性命。此刻我看清了他模样。他有一只尖鼻子，有点漏风。冬天总有风轻易灌进去，鼻孔里是凉的，偶尔会结些冰丝儿。我分明看见他的一只手举起了烟袋，烟袋朝嘴的方向移，但总也移不过去。我心想，他的胳膊是木头做的，大概该上油了。我的梦总是稀奇古怪，但我半辈子没梦见过刘方。为啥？我不想梦见他。玻璃通透，没有一点污渍，只有窗框把太阳割得一块一块的。上边是小块，下边是大块。绣球花也成了光照的一部分，那花变成了鸡血红。水杯、线轴、一瓶腌蒜、手电筒和一个皮带扣都在窗台上摆着，被太阳一个一个抚摸。皮带扣是老大放这里的，也不知用了几年，突然不走滑了。老大提拎一下裤子，说不系腰带稍微有点松，但掉不下去。我从柜子里拿出一根新皮带，是老三留在这里的。“眼下你套着棉裤呢。单穿不就松了？”老大摆弄着皮带说，有这好东西咋不早拿出来。插到裤襻里，心满意足。他走的时候把自己的皮带拿走，皮带扣随手放在窗台上。这是小年那天的事，他来给我送饭，说今天是节日，就别自己做饭了。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蒸个鸡蛋，蒸个饽饽，用牛奶和面，又香又软。但老大老二做了差样的会送过来。老三反对我自己做饭，我说，等我挪不动爬不动的时候再说吧！没想到这样的日子说来就来了。在早这院子里热火朝天。老大关院门，老二堵鸡窝，我在灶前烧火，死鬼往炕上搬饭桌。然后坐到炕尖上，等着我把粥盛满端给他。老三忙着写作业，油灯放在头前一拃远的地方，屋里经常窜出一股烧头发的焦煳味。老大说，又燎猪毛啦！老三刚上一年级，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孩子，不写完作业从来不吃饭。别人说啥做啥都打扰不了他，他就一门心思。锅里故意剩下一点粥，我又往灶里填了一把柴，一会儿能揭出一锅粥嘎巴，又香又脆，就像后来的锅巴一样，孩子们都抢着吃。大瓦盆里的粥热气腾腾，你盛一碗他盛一碗，等我啥时候把堂屋地里的活计忙完，粥就剩下一盆子底，表面结一层厚厚的皮，粥已经凉了。“今天碱大了。”刘方靠在炕头上抽烟，他每天都有说辞，这一点特别像他妈。“嫌碱大明天自己熬。”“你少放点碱不就行了？”“一勺子就那么多，勺子大你赖我？”自从婆婆死，这个家就没了准星。婆婆活着我从不敢这样犟。她老得动不了窝，也能举着笤帚疙瘩砸向我。罕村人都知道我婆婆厉害，说人家年轻时候，是过过好日子的。刘方“砰”地把碗放在桌子上，瞪着我。我不看他，自顾喝自己的粥，两只筷子在粥碗里抿，就剩最后一口，碗差一点扣到脸上，鼻梁骨上沾了粥沫子，我用手背抹了抹，又蹭到蓝布围裙上。停上几秒，死鬼不知想起了什么，把烟袋插进了嘴里。“做啥都不是味，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女人。”我端着空碗不说话。我也得给他还嘴的机会。屋里还有孩子呢。脑子里踅了两圈，到底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过了好半天，我还是说了句：“以后别出去给人帮工了，再帮我就活不了了。”“你开开窍，动动脑子，行不？”“我没脑子。”“人家能把白菜炖出肉味。”“谁炖出肉味你跟谁过去！”我还是没忍住，一句抢白完，大白碗蹾在饭桌上，比他那声音响太多，吓了他一跳。他那天从外边回来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帮工还能帮出毛病，这一点特别让我生气。我知道毛病出在张二花身上，她是队里的保管员，用死鬼的话说，做啥都好吃，穿啥都好看，放屁都是香的。他一套一套地夸人，我不眼馋。你别埋汰我啊！耗子急了还咬手呢。他滚身下炕朝外走，回身又踢了炕沿一脚。边走边骂死爹哭妈的拧种，没见过你这么不识教的货。我跟死鬼也有过好日子，后来是他自己作践了。新结婚那两年，他知道心疼人，三九天给我暖被窝。炕上放着炭火盆，他偷偷给我烧黄豆。黄豆突然爆了一下，他妈在对屋问：“烧啥呢？”“屋顶上落下了个石虫子。”他说。我们俩裹在被子里嘎嘎地笑。外面冰天雪地，草房屋檐下的冰锥能有两尺长，有的因为太重落在了地上，地上是冻土，冰锥摔下来时嘎嘣脆，就像酥麻花一样。不知道啥样的虫子能活在屋顶上过冬，也许他只是随口一说。他死五十年了，埋在了河套地里。那里是一个土堼，传说有个老爷埋在那里，却不知道是哪一朝的老爷。下葬的时候就有人说，这里风水好，刘家将来要出人才。可不就出了个老三，高考的时候全县考了第一，成了状元。七月十五我来给死鬼烧纸，那纸撵着风跑，差一点把周围的草烧着了。我用布兜子拍打那火，边拍打边说：“你就作妖吧，我就知道你不老实，总给我出幺蛾子。我死了都不要见你，你快哪远躲哪去。”他把肥大的衣袖张开，一直往里掏，“唰”地先掏出一截镰刀柄，然后是月牙似的镰刀头，从袖筒里钻了出来。那镰刀就像好钢开了刃，亮得耀眼。我一惊，一下睁开了眼。刘方死那天我没哭。人就停在了大门外边，临时撤下了一副门板，就是我屋里的这扇门。门板下面垫两条长凳，他就在上面躺着。扒下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公婆不在了，孩子不顶事。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我暗暗想，我白天不哭夜里哭，哭的时候多着呢。福生是小队会计，是跟他要好的人，问我用啥打棺材，我领他到园子看了看，榆树柳树都还没成材，只有门口的椿树是棵大树的模样，已经有一搂粗了。我说，就放它吧。福生一跺脚，说那不得留着盖房子？园子周遭一圈树，想干啥用福生都知道，两人好得莫逆。可盖房没有打棺材打紧，事情总得先紧着眼面前。我摆了一下手，说先放了再说。三个木匠，早饭后开始动手，破板子，买钉子，裁圆就方，到下午三点棺材打好了。白毛茬，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香气。椿树是好木头，就是死沉死沉。我多想自己跳进去啊，谁躺那里谁舒坦。头朝东脚朝西把人放进去，福生问还放啥东西，他的东西尽量让他带走。他有啥？耗子去赶集，里外一身皮。烟袋在他腰里别着，我摸了一把，荷包里的烟满着。我到堂屋一撒目，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把镰刀，头上顶着绸缎红花，那红花已经败了颜色。镰刀头尾系了麻绳，挂在钉子上，刀头用块破布裹着。我曾笑话他：“镰刀是割麦子用的，谁家当摆设？”胸口突然一闷，一股气往脑袋上撞，眼前就黑了。似乎有一大群飞鸟扇动着黑色的翅膀遮蔽了视线，啥也看不清。我迷昏的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动不动就天旋地转。嘴里是一股咸腥气，就像肝胆全碎了，有血汩汩地顺着七窍往外淌。我心说，完了，全完了。我似乎看见血出七窍都汇集到了身底下，从布缝里往下渗，浸到炕坯里。那血是甜的，能招蚂蚁。炕上都是蚂蚁。浑身痒，痒得不行。谁来帮帮我！我大声呼救，绿毛怪咕咚咕咚从墙缝里钻了出来，身上叮满了小螺蛳，像穿了身铠甲。那个古怪样子把我气笑了，可我绷着脸说：“你又来干啥？”3这屋里有许多人，小孩子蹿来蹿去。小孩子戴一顶红黄格的小线帽，脑后有个球，一弹一弹地跳。我看清楚了，这是老大的二孙子，叫东强。月窠儿时我还抱过呢。孙子媳妇会说话，说老太抱抱好，将来我们也能长命百岁。我说：“东强，东强。”小孩子从我头前跑过去，呼哧呼哧喘。老大穿一件小黑棉袄，衣襟上尽是油污点子。他俯下身子说，哎呀，终于醒了，快起来吃饭了？我说我早把饭吃了。啥时落过你后头？“这才刚躺下？”老二说，“冷锅冷灶的。不像动烟火的样。”“转悠够了。”我说，“累了。”老大老二对了一下眼，不相信我的话。老大想㨄我起来，我说还是有点迷昏，让我多躺一会儿。“那到底吃没吃饭？”老大急了。“老三啥时回来？”没人回答我的话。药箱显眼地放在沙发边的矮柜子上，李大夫又来了。药箱四周的边缘都暴皮了。那个红十字乌涂涂，像被打了脸。李大夫穿一件红棉马甲，里面是个黑色高领衫挽了下来，跟脖子上的褶皱一样堆积着。她凑过来说：“输点液吧老太太，还有两天就过年了，咱病好了好吃肉。”“我没病。”我没好气，“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说狠话，就是不想让她再登门。我的病她治不了。李大夫从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气恼，这是她的优长。“老太太，是您儿子请我来的，不是我要来的。他看您不起炕，以为您病了，才给我打电话。家里多着事儿呢，您可别以为我是闲人。”她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像正儿八经大夫的样，眼下麻利地取下来，缠绕在一起。“真不输液？”她又问。老大说：“输点吧。”我响声说：“没病输啥液，输了也没用。”李大夫说：“国家出的液，咋会没用呢。”老二说：“输液就是输营养。”我说：“我又喝牛奶又吃鸡蛋，我咋会缺营养？”小东强突然嚷了句：“老太长命百岁……”把大家都逗笑了。李大夫摸了下东强的头，“这话是说别人行，说你老太不行。说她得说长命二百岁！”他们说起村里的事，谁谁又病了，谁谁不行了。过年是一大关，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能不能过年都凭造化。说的是别人，我也不爱听。我把东强喊过来，捉住他的一只小手，摩挲。他爸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总跟我起腻，我有一块糖也要给他留着。赶集总不忘买好吃的。他现在是卡车司机，满世界跑。我经常一年一年也见不着他。来了也坐不住，打个旋风脚就走。有一回我想给他包碗饺子，我说你好几年没吃奶奶做的饭了。他说，奶奶不用惦记我，我们从青海吃到新疆，走一路吃一路，啥都吃过了。我说，要不，你跟奶奶说说话吧。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说吗？他打了个哈欠，站起来就往外走。我问你干啥去，他说打牌啊，别人都等着呢。我一手扶在门框上，看着他往外走。孙子瘦高瘦高的，低着头，边走边拨拉手机。他生下来八个月就会走，我就在他身后跟着，唯恐他磕了碰了。“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他可真是我的命根子，捧着怕化了，含着怕烫了。有一回发高烧，我一宿没睡觉，把他揣棉裤腰里，焐着。小时候他经常说，将来我挣了钱，专门给奶奶买好吃的。有时候，我眼巴巴地等。咋还不来呢？他把小时候说的话忘了。尤其是年节，总该过来了吧？他过来就是找他儿子，大包小包的东西掏出来，孩子用两只手抱，他再把孩子抱起来，举高高……我真不是嘴馋，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跟老二嘀咕，老二说，妈，你要是在大清年间，你就是慈禧。没有不想管的事。我问慈禧是谁，他说皇帝的妈。我问，皇帝的妈都管啥了？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我突然发现我跟谁都不亲了。我吓了一跳，就像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跟谁全都没了关系。怎么会这样？肯定是我脑子出问题了，老年痴呆，小脑萎缩……我整天疑神疑鬼。我每天都出去找人玩牌，表面高高兴兴，心里其实很惶恐。我怕认不得人，识不得数。这些我不跟老三说，跟他我只说高兴的。李大夫穿上防寒服背起了药箱。老大问收多少钱，她说二十。“干啥了就收二十？”我问。“您别管。”老大说。“您别管。”老二说。老大媳妇翻钱包。嘴里说：“好像没零钱了。”李大夫说：“我有二维码。”老大媳妇问干啥用。我说：“扫一扫。”大家都笑了。李大夫迈着鸭子步朝外走，大屁股一扭一扭的。老大两口子往外送，东强抢先一步钻了出去。到了院子里，就听李大夫压着声音说：“我说话你们别不爱听……不吃不喝不起来，这把年纪的人，你们得多加小心。”压着声音我也听见了。我大声嚷：“放心吧，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屋里屋外的人都笑了。老二扎撒着手站在屋中央，一副莫可奈何的样。“你媳妇叫啥来着？”“赵凤玲。”“你大嫂呢？”“陈大凤。”“我叫潘美荣。”“没人说您不叫潘美荣。”老大进来了。“绿毛怪叫我潘大丫……”“谁是绿毛怪？”俩人一齐问。把我问愣了。想了半天才想起绿毛怪的事，“他老来缠磨人，身上叮了一层小螺蛳，像芝麻一样往下掉……对了，他是从墙缝里钻出来的。”我指了指那道新鲜的白灰印。老二的一只手又伸向我的额头：“是不是又发烧了？”俩人在那里抵着头嘀咕，有点兄弟和睦的样。老二媳妇活着的时候两家不友好，像好斗的公鸡，到一块就掐。后来是老三出面调停，各打五十大板，才把结子解开了。老大媳妇使心劲，到处说老二媳妇的不好。老二媳妇心里又盛不住事，风风火火找上门去对质。两兄弟也像乌眼鸡，谁看见谁都没好声气。我关上院墙门，由着她们吵闹。我劝不了谁，都越劝越来劲。这年头可不像我当媳妇的年代，婆婆哼一声，媳妇就像猫一样在旁边候着，大言儿都不敢出。儿媳妇是干啥的？除了生孩子，就是蹲灶坑，推碾子，转磨道，缝补浆洗，做了大鞋做小鞋，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哪像现在的媳妇，个个都是自由党。老二媳妇死前已经跟老大媳妇讲和，我出了五百块钱，让老大媳妇送了过去。我说她都病成那样了，你还计较啥？老大媳妇回来哭得泪人似的。说到底，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时就是一口气的事，顺当了就啥事都过去了。“绿毛怪是谁？”老二俯下身子，好心好意地问。我闭上眼不说话。我也有点搞不清楚。“给老三打电话吧。问他这种情况该咋办。”“你打。”“你打。”“你们谁也别打。”我说，“老三正在做手术呢，他没工夫接电话。”他俩一齐瞅我，问我咋知道。我说做梦都梦见了。“瞧把您能的！”老大说。镰刀藏回衣袖里，他又开始抽烟。红铜烟袋锅明晃晃，一股蓝瓦瓦的烟冒了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个老烟鬼，赶集从不忘买烟叶。褡裢扛在肩膀上，烟叶插在后边的口袋里。回家取出时小心翼翼，碎了的烟叶用双手捧起，像捧宝物一样。后园子老大一片土，都被他种了烟苗，让我好一顿闹。家里一窝八口，种点菜，种点粮，都能解决实际问题。闹归闹，还得给他的烟苗腾地方。每片烟叶的胳肢窝都会钻出烟芽，要及时掐掉，才能保证叶子长得大，长得肥，长出味道。天晴了打烟叶，夹到绳子里，晾到屋檐下。干了一撮一撮摘下来，捆成捆儿，放到干爽通风的地方，这些活计都是我做。烟袋锅里的烟灭了，他往花盆里倒了倒，“当当当”敲出了声响。这若是过去，我不依。我是干净人，啥东西放哪都有规矩。烟灰怎么能磕花盆里？瓦盆敲起来不脆亮，就见那绣球花簌簌地抖。我“嗷”地喊了一嗓子，把儿子吓了一跳。我说：“没有这样的，往花盆里磕烟灰！”“福生来过？”老大吃惊地说。罕村只有福生还用烟袋。我咋又做梦了。我说。他们不提我都把福生忘了。村庄大，人口多，前街跟后街就像两个国家，很多消息传不过来。当然，死人除外。哩哩哇啦唢呐一响，全村的人都跑去看热闹。他叫张福生，一辈子光棍一个人，跟侄子搭伙过日子。他过去住在老街的东头，在埝根底下，傍着周河。后来侄子到前街盖房，他就随侄子搬走了。搬走之前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走路歪歪斜斜，烟袋别在裤腰上，屁股后头吊着烟袋荷包，他弓着腰时烟袋荷包会跑到前边来。当时是夏天，他光着漆黑的脊梁，挨家挨户告别。也不进人家的门，就站在外门口当央，等着人家出来。鞠躬似的说，我要搬走了。身子颠两下，扭转身去。大家都说，福生怕是活不久了，他这一走，也许就见不着了。转年的秋天，我睡醒午觉，就见福生在门口的石头上坐着，怀里抱着一只大葫芦，那葫芦大得都快成精了。我很吃惊，说你咋不进家来，石头上寒气重。他说怕吵醒我睡觉。他笑呵呵地说葫芦是自己种的，剖开以后可以做瓢。新家在水坑边上，黑泥土腥得发臭，大葱都能长半人高。那是个好玩物，这样大的葫芦我也从没见过。若是年轻时当家过日子，会高兴坏的。只是现在没用处了。我为难地看着那只葫芦，思谋福生越活越回去了。这样大的葫芦比石头还硬。葫芦已经干透了，一摇，里面的籽哗零零地响，像装着金豆子。我从邻居家找了把锯子，让老大锯，老大不愿意干。让老二锯，老二也不愿意干。他们说，锯开了也没用。后来葫芦被孩子们当球踢，夏天被雨水沤，糟朽了。我捡了几颗种子种到了墙根下，一棵苗也没出。福生就是一辈人，他的种子不出苗。4一只勺子在我的唇边，老二说：“妈，咱喝点水。”我睁开眼，太阳就像灯笼挂在窗棂上，屋里一片金黄，连蜘蛛网都看得很清楚。那是蜘蛛新拉的。刚进腊月我就开始扫房，我不愿意喊别人帮忙，这点事，我年年自己偷着做。别人做，我看不入眼。那绣球花越发红了。水杯、线轴、一瓶腌蒜、手电筒……还有那个皮带扣，在最里端。我疲乏地吞咽了一口水，干涸的食道像铺满了沙子，那一点水似乎刚进入河床就没了。“还有几天过年？”我问。“两天，就还两天。”老二知道我心里想啥。老大媳妇端着馄饨过来，用筷子夹了个馄饨放我嘴边，可我闻不得油腥气，一顿干呕。我说：“放柜上吧。待会儿我自己吃。”老大媳妇无奈，只得把碗放下了。“我想回趟潘家寨。”“啥？”他们一起吃惊。老二问：“去潘家寨干啥？”我说：“看看你姥姥回来没有。”“您以为这是大清年间啊。”老大挑开门帘进来了，“我姥姥活着也早变成了一把土。您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吧？”……（未完）目

闫东方，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与中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在南方的南方——读王海雪的《无敌之年》闫东方

王海雪，85后，有作品发表于《十月》《钟山》《花城》《山花》《青年文学》《芙蓉》《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

王海雪，85后，有作品发表于《十月》《钟山》《花城》《山花》《青年文学》《芙蓉》《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北京文学

《十月》公众号征文启事读者评刊·2023-1《十月》|小说专辑：成长的血泪与未来的星光2023-1《十月》·中篇小说

杨毅，1994年生于天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艺评论多篇。时间、记忆与自我——王海雪《无敌之年》杨

郑朋，笔名郑小驴，1986年出生湖南隆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曾获茅盾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湖南青年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南海文艺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部分作品翻译至英、日、捷克、西班牙语。出版长篇小说《西洲曲》《去洞庭》，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蚁王》《消失的女儿》《天花乱坠》，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主编科幻小说集《未世》等。南方巴赫郑小驴7严格意义上讲，那是我第一回开车上路。小姨夫的老福田，我开过最远的一回，也不过是从建材城开回家，相距不过四五百米，而且是夜里，路上压根没几辆车。“你不晓得你就住在西二环边上吗？”艾米莉说。我真的不晓得。晓得又如何，我从没想过会驾车上二环。她给我导航，留意路过的每块指示牌。我将车速控制在四十码，在二挡和三挡间来回切换。“看到了，在那。”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拐进匝道，朝右上坡，汇入主干道。不是西二环。她有点儿沮丧，“刚才明明看到西二环字样了。”我不知道西二环在哪，但我确定我的右侧就是湘江。我们沿江而上，一路朝北驶去。有一阵，雨下得有些大，慌乱中我将雨刮调至最大挡。它拼命挥舞着翅膀，我们面前眼花缭乱。我将车速放得很慢，不断有人超车。脾气暴躁的司机拼命朝我按喇叭，再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态度嚣张且极具挑衅性。我想起一句话，路怒族眼中只有两类司机：开得比他快的傻逼和开得比他慢的傻逼。“看来你是个菜鸟嘛。”她揶揄道。我没理睬，暗地里深踩油门，码表的指针通电似的往上跳，不断升挡，迅速超过几辆车后，我拍了拍方向盘说，“怎么样？”用不着她表扬，我自觉开得还行。驾驶了一段路程过后，

郑朋，笔名郑小驴，1986年出生湖南隆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曾获茅盾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湖南青年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南海文艺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等。部分作品翻译至英、日、捷克、西班牙语。出版长篇小说《西洲曲》《去洞庭》，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蚁王》《消失的女儿》《天花乱坠》，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主编科幻小说集《未世》等。南方巴赫郑小驴1冬季的征兵体检通过后，我一下空闲起来，时间成了廉价的消耗品。那会儿离入伍还有一个多月，父亲见我整日无所事事，说索性去考个驾照吧，将来也用得着。这倒也不是坏主意。我喜欢车，卧室墙上贴满了各种汽车海报。报刊亭每期的《汽车周刊》，我都不会错过。保时捷911、奥迪RS7都心仪已久，再不济来辆斯巴鲁也行。我想哪天中了五百万便将梦想清单全部清零。这个念头常让我心旌摇曳，感觉随时都能拿下其中的某一款。只有路过驾校时，我才冷却下来，我想我连个驾照都没有，即使给我一辆法拉利也没法开。家里没车。小姨夫倒有辆即将报废的老福田，我偷偷试过一回，哐当哐当，车门都关不紧，大脚油门下去我担心会散架。那也能叫车？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表哥，想起他那台两厢版的标致206。至少它称得上是台车。表哥徐三焘，绰号“三岛”，一个奇怪的名字。他是省城都市报的编辑，我们家族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也是我从小被要求学习效仿的榜样。我父亲经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要有你表哥一根手指头那么争气也好了！”听多了，他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假想敌。表哥在长沙，离我所在的县城有三百多公里。平常很少回家，和家族往来寥寥。他不苟言笑，身材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至少我没看出他多有水平。但父亲对他很是敬重，总让我多和表哥联系，说他受过高等教育，又是省报的编辑，见多识广，凡事多向他请教准没错。我们加过QQ，但没说几句话。他永远那副不咸不淡的样子，三棒槌打不出一个响屁，我看着就有些来气。再加上他大我近一轮，我们也缺少共同语言。他三十岁的人了，至今未婚，好像也没听说处过对象。对于感情，他始终讳莫如深。每逢亲戚要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冷冰冰地一口拒绝。“我的事就不劳烦你们插手了。”亲戚们碰了一鼻子灰，次数多了，也觉得他有些奇怪，就不再热脸去贴冷屁股了。父亲和县武装部提前疏通了关系，入伍的事八九不离十，剩下就是分配去哪的问题了。他觉得有必要征询下三岛的意见，于是给他打了电话。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第二天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去找下你表哥吧，他家旁边新开了家驾校，新学员有优惠活动，你顺便把驾照考了。这个决定让我颇感意外。一旦父亲决定了的事情，我很难违抗。父亲在小区经营棋牌室，他热爱麻将，常通宵达旦，盘下这家棋牌室后，打麻将变得更加名正言顺起来。但不挣钱，经常入不敷出。好在母亲的小卖店还可以补贴些家用，不至于陷入窘境。父亲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别的本事，自然将表哥视为我的榜样。我从小成绩也不好，高考无望，当兵好歹也是条路子。据说为当兵这事，父亲还费了老大力气，不光送了一笔不菲的钱不说，为了陪好武装部长，还低声下气地频繁敬酒，不胜酒力的他很快醉得一塌糊涂。我想，十八岁了，去省城见见世面，这没什么不好。2三岛开着那辆蓝色的标致206，从长途汽车站接我回家。他穿军绿色的休闲套装，那头留了多年的标志性长发变成了短寸，我差点没认出他来。我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阿迪达斯背包，他将背包放进后座，拍拍我肩膀说，啊，一年不见，长高不少啊，有一米七五了吧？我点点头，我其实不止一米七五呢，一米七七了。我没再说什么，钻进车，差点磕着头。两厢紧凑型汽车，手动挡，空间不大，甚至称得上局促。他开得很慢，拘谨地握着方向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新手。换挡的时候，三岛的手臂偶尔会触碰到我。我悄悄侧了侧身，将胳膊支着车窗。车内饰相当朴素，没有那些花哨的玩偶、佛珠、红绸装饰。当然也没车载香水。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他打开音乐，节奏轻缓，一段长长的伴奏，半天没出现一句歌词。我听得有些着急，问他有没有周杰伦的歌？他从鼻子哼了声“没有”。那样子仿佛周杰伦是他情敌。我又问，“S.H.E呢？”“谁？”他充满疑惑地瞟了我一眼。我也就不再问了。我想，他可能压根没听说过S.H.E。他路上向我交代了些事，说他经常上夜班，会给我门锁密码。叮嘱我不要带陌生人来家。我说放心吧，这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呢。“你抽烟吗？”等红绿灯时，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突然侧过脸，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琢磨着他的表情，将差点脱口而出的答案又生生咽了回去。我心想，都十八岁了，怎么不抽烟呢，班上几个玩得好的，常去教学楼的天台抽。我偶尔也偷父亲的烟抽，抽他常抽的精白沙。有回我躲在洗手间偷抽了一根，被他发现，被罚在客厅跪了整宿，两个膝盖跪得红肿，我妈替我求情都不管用。我猜测三岛也许听说过这件糗事才故意这样问的。我摇摇头，朝他咧嘴一笑说，“不抽”。我心想，不抽，不代表没抽过。他没再问什么，掏出一根芙蓉王，点燃，叼在嘴上，挂挡起步，轰了脚油门，206飞快汇入车流。还别说，开手动挡，还真有点儿爷们，很酷。后来学驾照时，我义无反顾地选了手动挡。三岛住的小区看上去已有些年头，两居室，装修简朴，但收拾得还算整洁，不像想象中的单身汉那么邋遢。皮质沙发，实木家具，一台很大的索尼电视。到处都是书。早就听说他家藏书颇丰。无事的时候，他常宅在家里读书、看碟。我们高中历史老师家里也有好几个书柜，但和三岛相比，立马相形见绌。我还没见过谁的藏书能和三岛相比的。他的两居室，从客厅到卧室，全是书柜。甚至马桶边都码满了书。我扫了眼书目，哲学、文学、历史、社科，五花八门，很惭愧，我竟然一本都没听说过。他让我睡书房。书房不大，三面墙全是定制的松木书柜，剩余的空间勉强能摆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书不仅占据了三岛的时间，也侵占了他的空间。书桌上摆着一台旧电脑，老款的飞利浦显示器，颜色已经泛黄，占去半个桌面。我心想，都流行液晶显示器，这种老旧显示器早该淘汰了。“电脑很卡，没法玩游戏……”他似乎向我暗示什么。“你平时需要电脑吗？”我摇摇头。他仿佛松了口气。“你如果要玩游戏，附近就有网吧。”我说没问题。驾校离居所仅一墙之隔，果然很近。站在五楼的阳台，整个驾校一览无余。他说一个月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苎麻和鹅掌楸，藤蔓丛生，藏着数不清的麻雀，起飞时遮天蔽日，发出呼哨般的响声。他描述的这些现在都变成了铁皮房、桩杆、绕饼、单边桥，水泥场地画满了黄白停车线，墙根停着一排捷达教练车。兴许驾校刚开业没多久，偌大的练车场冷冷清清，只有两辆教练车在蠕动。我观察了下，五分钟不到，那个笨拙的学员已经熄了不下十次火。练车场回响着教练的怒吼：说了多少遍，记得踩离合器！老捷达重启，车头剧烈地抖动，像头受伤的公牛，再次熄了火。教练气得不再说话，索性点燃一根烟，手搭车窗，一股愤怒的浓烟从鼻腔喷薄而出。三岛带我去驾校报名。小区和驾校之间新开了道门，穿墙而过，无需绕行，非常便捷。墙根有株木芙蓉，姹紫嫣红，正是芙蓉怒放的季节。三岛突然扭头问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两句诗的篇名叫什么？”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怪问题。我挠了挠头，一脸窘迫，回答不上来。我向来就以不爱读书著称，成绩很少及过格。他显得不太满意，“这首诗叫《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当时就是在你们老家写的……”他还想说什么，后半句被生生咽下了。在我老家写的我就必须记住么？都过去一千多年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心里默默抵触道。从铁门进去，穿过空旷的练车场，尽头便是接待室。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前台，负责向我们介绍业务。兴许是刚开张，生源还不太好，最终承诺给八折的优惠，随到随学，不满意可以申请更换教练。三岛说，折扣还能再低一点吗？我们就住附近。女人听后，脸上流露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已经按照最低折扣优惠了。三岛没再说什么，掏出手机，走出了接待室。一根烟的工夫，一个年轻人开着辆教练车赶了过来。三岛随他一起走进接待室。出来时，三岛让我叫他陈哥。“他是你教练。你跟陈哥好好学。”那人朝我笑笑，宽下巴，粗眉毛，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顶多大我三五岁的样子，嘴唇上一圈黄绒毛，想必还未曾动过剃须刀。“一个月能拿到驾照吗？”我说。他笑笑，说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傻不拉叽的。他们站在门口寒暄，抽烟，聊了些NBA的话题。我听见了他们聊到科比和姚明，我对篮球没什么兴趣。那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2000，手动挡。车没熄火，电台正播放着周杰伦的歌，汽车钥匙的挂坠是个红脸光屁股的蜡笔小新。包浆的真皮方向盘透着柔和的光泽。主驾位虚位以待，它等着我上车。我幻想驾车在郊区公路飞驰的样子，路上车流稀少，车里播放着我最爱的音乐。深踩一脚油门，车如脱缰的野马，它能载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他终于察觉到了我的神态，走了过来。“叫什么名字？”“金宏明。”“上车吧。”他将手指向主驾，自己一屁股坐上副驾。“以前开过车吗？”我赶紧摇头。他开始向我讲解方向盘、油门和制动踏板、变速杆、安全带、远近灯以及后视镜的作用。讲得很耐心。我心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些还需要你来教？我耐住性子听完，他说今天就到此，明天开始过来练车。“好的，谢谢陈哥。”这声哥倒没白叫。驾校最终给我打了六折，比其他学员要低，多亏陈教练的照顾。父亲给我的三千块钱学费，最终还余下一千。这笔钱当然是不打算还回去的。我将钱来回数了遍，藏在背包内侧的袋子里，心里觉得莫名踏实。长这么大，我还未曾独自支配过这么多钱。有了这笔钱，接下来的时间就好打发了。我是个不怎么爱运动的人，勉强谈得上的运动，莫过于和高中同学去街头打几局桌球或去溜冰场。有时溜冰我都觉得累。去网吧玩《魔兽世界》和《CS》算是我为数不多的兴趣爱好。确定冬季入伍后，我每天睡得晚，父母也睁只眼闭只眼，懒得说我。他们也许认为，进了部队这个大熔炉，有的是机会锻炼我。三岛所在的报社离家不算太远，两公里距离。他是报社编辑，需常年值晚班。他晚睡晚起，不反感值晚班，值晚班反倒是他为数不多的工作乐趣之一。他通常下午五点出门，正好避开下班高峰期，开着他的206，前往报社。有时他也在家里做饭。厨艺谈不上太好，只会几道家常菜，西红柿鸡蛋、青椒肉片、醋熘土豆丝等。他问我厨艺怎样？我说只会煮面条。如果喝点啤酒，他会选择坐公交车去报社。天气晴和的日子，偶尔也步行，权当锻炼身体。回来通常都很晚，凌晨两点以后，甚至清晨。有几回，我从睡梦中醒来，听到窸窸窣窣的洗漱声。他通常会看会儿书再睡。碰上喜欢的球赛，他会看场球。他是梅西的铁杆球迷。球赛结束，意味着第二天清晨已经到来。再过半小时，我的生物钟会响起，那是多年寄宿学校留下的后遗症。那时我会选择起床，去住处附近的“无名粉店”吃米粉，要份辣椒炒肉的码子，再加份煎蛋，填满消化一空的胃。遇到阴冷的雨天，我也懒得起床，索性就那么醒着。直到晨勃和膀胱满涨的尿意让我必须做出二选一，去洗手间，或继续躺在床上，幻想那些女人的身体。其实我对女人远谈不上有多深的了解。铁蛋和二毛第一次给我看扑克牌上的裸体女人时，我还面红耳赤。他们的神情多少带点嘲讽。我还是童子之身，这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早已深谙其道。我知道上河街一带有几家发廊，夜里闪烁着暧昧的灯火，穿着妖娆的女人站在门口，摇摆着腰肢转着呼啦圈。空气中混杂着一股石楠花和劣质香水的味道，成年女性挑逗的目光轻浮又深不可测。我想铁蛋和二毛就是被那种目光捕获的。我和三岛自然不会讨论这些话题。我们就像生活在两个不同时区的人，我醒来时他刚入睡，我练完车回来，他已经收拾停当，准备去上夜班了。有时一天也碰不着面。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过夜。好像也没有女性朋友。至少我在场时，一次也没聊到女人的话题。3秋老虎走了，天气逐渐削薄。空气清冽，朝霞翻涌，一个理想的秋日清晨呈现眼前。我起床坐在窗前，望着空旷的驾校发了会儿呆，几辆教练车靠墙根一字排开。我知道这天陈教练休息。我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一条河将这个城市分成两半，他说我们这边叫河西，对岸是河东。他建议没事的时候出去走走。秋意正浓，去岳麓山看看红叶，或去橘子洲头，一直走到尽头。我对红叶和名人统统没有兴趣，但出来透透气，这个主意倒也不坏。我独自出去过两回，去市中心，转了两趟公交后，很快晕头转向。这个城市对我来说，过于庞大和陌生。我站在水泥森林中，给三岛打电话求援，第一次他让我原地等待，他开车接我回家。过河的时候，我看到了秋意笼罩的岳麓山，他问我上去过没有？我摇摇头，我说对爬山不感兴趣，他便也不再说什么。后来再迷路，他直接让我打辆出租车回来。我起身去洗手间，主卧的门是敞开的，三岛还没回来。这段时间，他回来得越来越晚。我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去洗手间，坐在马桶上，顺手打开排气扇。我只是偶尔偷抽他的香烟。我不像他有烟瘾，每天要抽一包。以前，我和铁蛋、二毛他们也常聚一块抽烟，但从不过肺。他们嘲笑我“假装在抽烟”，示范我怎样将烟吞入肺部，再化作两道白练，从鼻孔中喷射出来。那样的确很酷，吸引女孩子。但我还是按照我的方式抽烟。这次我尝试将烟深深吸入肺部。我拼命忍住咳嗽，憋着气，想到这儿没一个我认识的朋友，内心顿时腾起一阵莫名的孤独，情绪坠入谷底。在秋末这个冷清的早晨，孤独就像萦绕弥漫开来的烟雾，将我团团缠绕。我吸完最后一口烟，将烟蒂丢进马桶，按下冲水键。我就是那个瞬间突然想起艾米莉的。艾米莉是我通过“漂流瓶”认识的网友，QQ名叫Emily，我不知道她名字，也没她其他联系方式。她的头像很少亮起，经常处于隐身状态，碰巧都在线时，我们就会聊一会儿，在百十号的QQ好友中，她算得上一个神秘的角色。某天夜里，我收到一个漂流瓶。“你想听个故事吗？”我问什么故事。对方回答，真实的事，但有点儿那个……我说什么意思？对方回答，试试就知道了。我的好奇心一下就被勾住了。我说那就试试吧。我主动给了QQ号，但对方似乎更喜欢用漂流瓶的方式讲述。她说以前有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洞，有的深不可测，洞底四通八达，相互贯通，是个巨大的迷宫。趴在洞口往下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喊一声，声音一下发散开来，再大的呼喊也会变得软弱无力。这样的洞，大人是严禁他们靠近的，掉下去就没命了。当然，也有一些较浅的洞，没那么危险。她知道有一个洞，洞口正巧长着一株茂盛的野猕猴桃，他们经常顺着野猕猴桃的藤蔓攀爬，在洞里玩捉迷藏的游戏，有时也会把从家里偷出大人的香烟、化妆品、零钱，藏在那儿，纯属好奇。“有一年冬天，”她说，“一只羊掉进了那个洞里。摔下来时一条腿瘸了，脖子上还系着绳子。那些人准备牵回去宰杀，它趁人没留神，在路上挣脱绳索跑掉了。它知道不拼命跑，被追上就死定了，所以他们追了一路，怎么找也没找着，天黑后只得悻悻而归。”即使隔着屏幕，我也能感觉到她有着超凡的讲述能力。“那是一只温驯漂亮的小山羊，抚摩它会发出咩咩的叫声，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我喜欢那只羊，无论出于独自占有还是保护的心理，我都不能让他们捕获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宰了它。我见过宰羊的场面，很血腥残忍。我从不吃羊肉。“村里人都在议论这只羊的下落。我假装不知情，偷偷带了食物，去洞里给它喂食。我还试着用绳子给它扎紧伤口。它一直咩咩地叫着，心都给它叫软了。我会和它说话，抚摩她的头，说些无法和别人分享的秘密。“那只羊是我忠实的听众，她侧耳倾听，目光柔软，透过它清澈的瞳仁，能直抵它的内心。我想如果每天都这样，那也蛮好。以后，我每天都会去那个山洞。那儿成了我的私密乐园。在它面前，不管我如何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它都不会与我计较。直到有一天，山洞里多了一只和它一模一样的羊。”怎么回事？我回复道。“我不知道那只羊是怎么进来的，总之下次去时，山洞就多了一只羊，这已是铁定的事实。我反复对比，两只羊的外观毫无差别，无论大小，形状，甚至眼神。连我一时也难以分辨。我一向厌恶那些一模一样的东西，看上去自己仿佛就是对方的一件复制品。意识到这点时，我有点难以忍受了。你要知道，人们在看待一模一样的东西时，心情总会复杂而微妙，会更加小心谨慎，生恐厚此薄彼。其实这种刻意的平衡，对彼此都不公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必须要捍卫这只羊的独特性。毕竟在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最为珍贵。”她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有点被这个故事吸引了，问她后来呢？羊获救没？她没回答我，而是反问我，“你觉得要怎样才能捍卫她的独特性呢？”我说不知道，催促它接着讲。她不再回应，而是直接下了线。我以为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她却主动添加我为QQ好友。她头像是一只小羊羔。她说很抱歉，那天故事没讲完就下线了。我给她留言，问她那只羊后来怎样了，她说有机会再讲。我讨厌这种被吊胃口的感觉，催问了几次，兴许被我问烦了吧，她干脆把我拉黑了。几天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她又主动添加了我。这一来回，搞得我不敢再喋喋不休，继续追问下去了。我是那种好奇心一旦被激发，便一发不可收拾的人。我进她的空间，浏览最新的动态。她偶尔会上传一些自拍照。她有双漂亮的杏仁眼，黑白分明，目光清澈，又似乎暗含一丝忧郁。说真的，这双眼睛很有点儿让人过目难忘。我依稀记得有回聊天，她说她经常去长沙，有机会来长沙，说不定能见上面。想起这个细节，我有些激动起来，虽然不奢望能见上面，至少对这个乏味的清晨来说，不再那么无聊了。我打开三岛的电脑，开机足等了两分钟，机箱风扇剧烈抖动，吱吱作响，像极风烛残年的哮喘病人。要不是艾米莉，我才不屑动他的电脑，网吧清一色的大液晶屏，速度比这台破电脑快得多。但我现在就想给艾米莉留言。没准运气好，她也在线呢。何况大清早跑去网吧，多少让人有些奇怪。电脑设置了密码。我输入三岛的手机号、生日，密码错误。又试了门锁密码，依然错误。我胡乱操作一通，统统失败了。没辙了。我关掉电脑，狠狠拍了下键盘，响声将自己也吓一跳。有这个必要吗，不就一台破电脑嘛。我甚至怀疑，这个密码是为我单独设置的。4我给艾米莉留言，告诉她我也在长沙。她的灰色头像始终一动不动。从网吧出来，我去对面的无名粉店吃粉。心里焦躁，再次燃起想抽烟的念头。隔壁就是小卖店。我在熟悉的红塔山、精白沙、芙蓉王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买了一包从未抽过的万宝路。十八岁以来，这是我头一回主动买烟抽。我对万宝路浓烈的薄荷味倍感不适，我蹲下身，发出歇斯底里的咳嗽声，眼泪都快呛出来了。一只黑猫突然从绿化带闪出，琥珀色眼球，冷冷地审视我，瞳孔射出束束幽光。我被它看得有些心烦，将烟蒂弹向它，它弓身钻进绿化带，转眼就没了身影。三岛给我电话，说他临时要出趟短差，晚上不回家。不知怎的，这个电话让我有种如释重负之感。我无所事事，又钻进网吧，玩了一下午的《CS》，每次都选择恐怖分子一方，安装完定时炸弹，就躲在角落里向警察打冷枪，经常被一枪爆头。输多赢少。无聊透顶时，艾米莉的QQ头像终于动起来。“你来长沙了？”她说。我说是的，来了快个把礼拜了，一个人也不认识，快要无聊死了。“我也一样，改天过来找你玩吧。”她说。我说好啊，我给了她电话号码。她发来一个鬼脸。我以为她也会给我电话号码，但没有。我自然又问起山洞中的羊。她说下回见面聊吧，匆匆下了线。我有种被戏弄的失落感。她的QQ空间新上传了几张狗的照片。艾米莉抱着一只雪纳瑞，坐在沙发上。她家的客厅很大，枝形吊灯，高大的落地窗，波斯地毯，皮沙发，很大的电视。家境应该不错。我想到我家的寒碜样，住在混乱嘈杂的农贸市场，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父亲白天夜里都泡在棋牌室，顿时有些泄气。我没奢望艾米莉会来看我。对她来说，我不过是一个来路不明的网友。从网吧出来，天快黑了。那是一条法桐夹道的街道，两边停满违停的车辆，已是深秋季节，法桐黄白相间，像极一幅风景画。一阵夜风袭来，吹得违停车辆挡风玻璃上的枯叶瑟瑟发抖。我将卫衣帽子罩住头，双手插兜，慢慢往住处方向走去。我是在离住处最近的路口看到三岛的206的。206正在等红绿灯，排在最前头。我一眼就能判定那辆车是属于三岛的。副驾坐着一个女人。他们正在欢声谈笑。三岛抽烟，女人将车窗开了一道缝。她穿着卡其色的风衣，酒红色的围脖，戴着硕大的环形耳环，三十岁上下。不知三岛说了什么，女人笑着用拳头捶了他两下，看起来风情万种。绿灯亮起，206缓缓加速，很快消失在暮色中的街头。我茫然望向昏黄亮起的街灯，远处高大的建筑和法桐投下光怪陆离的光影。我呆立许久，像个小偷，偷窥了他们刚才的所有举动。夜里我早早睡下，脑海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父亲打来电话，说今年兵源方向是新疆、西藏和云南。都是边疆省份。我听从新疆退伍的老兵讲，那儿自然环境恶劣，高海拔，条件十分艰苦。我希望能分到云南。我表姐一家都在昆明，她说昆明终日阳光明媚，四季如春。我喜欢天气好的地方。然而被分到西藏、新疆我也没辙，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想到这个，我睡意全无，索性坐在窗前抽烟。窗外一轮明亮的上弦月，草丛响彻秋虫的鸣叫。月光穿透树梢，与树影相互咬合，彼此纠缠。我将烟头抽得红亮，窗玻璃上映出扭曲的烟雾。我想起扑克牌上的那些女人。想起三岛和那个戴耳环的女人，他们究竟什么关系，此刻又在做什么。5十一月份中旬，我顺利通过了科目二的考试。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直角转弯、曲线行驶均是一气呵成，唯有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腿抖得厉害，离合器没控制好，车终究熄了火，第二次才得以通过。毫无疑问，我是教练喜欢的那种学员，每个动作教一两遍就心领神会，操作规范，加减挡位从不拖泥带水。其他学员私下里没少给陈教练送香烟、槟榔，希望能少挨教练的批评，多练几把车。我一次也没送过。也许是我学得不错，再加上有三岛这层关系，陈教练待我很客气。有时甚至让我给其他学员做示范，讲解动作要领。踩离合器，挂挡，起步，加速，换挡，注意看左右反光镜……还别说，我讲起来还头头是道，很像那么回事。通过科目二后，我满怀信心，对接下来的科目三充满期待。这不是我盲目自信，连陈教练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开着他那辆桑塔纳2000，在练车场绕了两圈后，他说：“放心吧，像你这样的基础，科目三小菜一碟。”我希望月底前能拿到驾照。练车丝毫不敢懈怠。何况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起床，吃完早餐，我总是第一个出现在练车场。我的车技越来越熟练，加减挡之间察觉不出什么滞碍。陈教练开玩笑说，“金宏明，可以啦，回家歇着吧，把练车机会让给这些菜鸟们。”我并没有那样做。之所以那么勤快地练车，是因为我迷上了驾驶。一手搭着方向盘，一手操纵挡位，汽车缓缓启动……那种感觉让人妙不可言。哪怕只是摸一摸方向盘也行。他们说越是新手，车瘾越大。我依然坚持每天练车。连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三岛最近常步行上班。他回来得很晚，有时上午才回家。我们一块看欧冠淘汰赛的回放，梅西的任意球刁钻地飞进了对方球网时，他说最近单位比较忙，需要加班，办公室有行军床。我悄悄瞟了他一眼，很想告诉他，我看见那个女人了。每次楼下看到三岛的206，我都会深深看上几眼。206的尾灯，亮起时像一双小巧玲珑的眼睛。我很想驾驶它。这个念头随着科目二的顺利通过，变得更加强烈起来。三岛自然不会同意的，理由不用多说，我连驾照都没拿到，无证驾驶是违法的。206还有一把备用钥匙，他藏在玄关抽屉的收纳盒中。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偶尔会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坐在上面感受一番。和破烂不堪的教练车相比，206的挡位要丝滑得多。有时我会启动车辆，抓紧方向盘，深踩离合器，想象驾驶206上路的情景。我喜欢车内的感觉，安全、私密、踏实。这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有天我随手翻阅三岛的藏书，对上面一句话深以为然。……汽车是工作地点和家的无人地带，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一个人开车在家和公司的路上。我不知道三岛是否看过这本书，是否体验到书上描述的那种快乐。有时我也好奇地翻翻206的手套箱和扶手箱。里面装着一些保险票据、报社出入证、饭店优惠券、停车票等。我在椅套袋发现了两只尚未使用的冈本牌避孕套。偶尔后座上还有几根女人的长发，发质柔软，黑色，栗色，或卷发都有。我屏气敛息，想象他们在车上交臂叠股的情形。非常刺激。这是三岛的秘密，他要是发觉我悄悄动了他的车，肯定会大为光火。熄火，锁好车，再将车钥匙物归原处。我尽量避免在车内待的时间太长，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我是个什么事情都想弄个水落石出的人。我知道这样不好，好奇害死猫，但总克制不住自己。那台电脑总让我想起那个无法破译的密码。试过好几回，密码都不对。我盯着硕大的显示器，无计可施，它的存在对我构成了一种无言的挑衅：小子，你有种就把密码破了吧？屡次失败，终于激起我的斗志。我发誓一定破译它，尤其想到硬盘里或许还有些别的秘密时，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起来。一次回家输门锁密码，脑海突然灵光一闪。187433，我早就在电脑上试过了，是错的。但这回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将首位数改成2，287433，输完，敲击回车键，谢天谢地，密码正确！我差点跳起来，我真是个天才。我相信电脑密码原先和门锁密码是一致的，他为了不让我登录，做了小小的改动。小样，这也隐瞒得过我？我浏览着电脑硬盘资料，许久都没法平复心情。这里是三岛的另外一个家，文件、照片、电影和音乐，将500G的硬盘空间占据得所剩无几。我对他写的文章压根不感兴趣，都是些随笔，篇幅还不短，我看不懂，也缺乏耐心。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影和照片上。他并不是一个爱照相的人，自己的照片并不多。我从他寥寥几张照片中看到一个更为年轻的三岛，那时他还是一头长发，身材消瘦，穿着天蓝色的牛仔裤，白色运动鞋，和现在判若两人。我快速浏览了下，都是些和朋友爬山，郊外踏青，餐馆聚餐的合影。我以为会看到车上那个女人的照片，找了许久，没有找到。有一个分区，全是电影。我扫了眼，连部好莱坞大片都没有，全是《四月三周两天》《我略知她一二》《樱桃的滋味》诸如此类的文艺片。这让我大失所望。我试图找些单身汉电脑里常备的那种影片，饭岛爱啦、苍井空啦、波多野结衣啦都行，结果也没有。也许狡猾的三岛将这些影片进行了隐藏，藏在一些毫不起眼的文件夹中。我不甘心，一个个文件夹来回排查。我不相信他的电脑会比车内还干净。我的耐心终于收到了回报，当我打开某个毫不起眼的“新建文件夹”时，仿佛俄罗斯套娃，马上又弹出新的“新建文件夹”，我锲而不舍，一路追踪，直到第五个“新建文件夹”，他终于露出马脚。我想如果不去当兵，也许我会是一个优秀的侦探。里面全是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性爱视频和照片。我认识的那个男主角，和不同的女人在书房，卧室，沙发，洗手间。我明白他不想让我碰他电脑的原因了。一共十二个女人。很多露了脸，也有刻意遮挡住镜头的。有几个很年轻的女孩，像醉死一样，失去了意识，躺在床上任由他摆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我像刚认识三岛，他让我琢磨不透，无比陌生。6十一月底，寒意料峭，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席卷了整个城市。街上的法桐一天比一天斑驳，离光杆司令只差一夜西风了。我换上羽绒服，依然感觉冷飕飕的。艾米莉联系我时，我正好在网吧。她给我留言，中午有时间没？我一会儿过来找你玩去。我倍感惊诧，一时不敢相信，我说今天有空啦？她说是啊，我答应过来找你玩的嘛，何况今天是我生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强调今天是她生日这件事。还没等我想好如何回复，对话框又弹出一条她的信息：怎么，不欢迎啊？我赶紧说，生日快乐，热烈欢迎！我告诉了她地址，她说你等着，我一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扁了。我一会到了给你电话。她竟然还记着我的电话号码，这让我心头一热。艾米莉从出租车里走下来，她穿着一件灰色毛衣，卡通针织手套，背个帆布包，看到我时，她略迟疑了一下，我朝她挥挥手，她便慢慢朝我走来。她比照片更漂亮些。个子高挑，身材稍显瘦削，皮肤极白，很长时间没见过阳光了，隐约能看见脖子上乌青的毛细血管。黑白分明的双眼，掠过一抹浅浅的笑意。我说吃什么好呢？她说都行。她的声音很轻，我需要集中注意力才听得清。我们并肩走着，路人纷纷侧目，这让我感到有些骄傲，他们一定把这个漂亮女孩认为是我女朋友吧。我请她去肯德基。她看起来是真饿了，点了两个汉堡、炸鸡腿和大杯可乐。但仅吃了半个汉堡，她就停止了进食。我说你不是饿吗，就吃这么点？她用纸巾擦拭嘴角，说已经吃饱了。她说话时眉头往上扬了扬，看上去有些俏皮。“我跟后妈闹翻了，偷偷跑出来的。他们肯定被气疯了。”我说从家跑出来的？她点点头，纠正说，“不是从长沙，从永州跑上来的。”我没去过永州，不过课本上学过，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我怕蛇，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真有那么多蛇吗？”她扑哧一笑，“矿山很多蛇啊，你怕蛇啊？”我如实相告，所有动物中，我最怕的是蛇。她说，“那你怕不怕鬼？”我说没见过鬼，要是见了，估计也是怕的吧。“那我哪天要变成鬼你怕不怕？”我望着她漂亮的眼眸，说如果是你，那估计是不怕的吧。她观察着我的反应，突然放声大笑，“那你等着吧。”她说在长沙上学，父母住永州。她平时两边来回跑。母亲几年前去世，父亲迅速再婚。她和后妈关系恶劣，在她的描述中，那是一个母夜叉。前天她的狗丢了，她怀疑是后妈故意搞丢的，后妈对狗毛过敏，一直厌恶她养狗。她和后妈大吵了一架，作为报复，负气离家出走时，她顺手拿了她一点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她没说。“她现在肯定暴跳如雷哈哈！”为了证明所言非虚，她掏出手机。“我关了一天机了，他们不可能找得到我。”她的手机是新款的诺基亚E63，黑色，钢琴烤漆，很漂亮，是我羡慕已久的一款手机。她大大咧咧地扔桌面上，问我多大，我说刚满十八。她耸了耸肩说，相差一点点而已，我不会叫你哥的。我问一点点是多少？她神秘一笑，就是一点点。她和网上的艾米莉看起来更像是两个人。有那么一刻，我努力想将她和艾米莉融为一体，还是觉得格格不入。我再次小心地问起那只羊的结局，她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似的，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说道，“我想告诉你时，自然就会告诉你的

徐兆正，哲学硕士，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兼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文章散见《读书》《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刊物。少年雪夜奔逃——郑小驴《南方巴赫》读札徐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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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昏的野径归来，我们又一次停驻。为这造物者的神奇而惊叹：它是如此笔直，高大。它直入云霄的一生，怎样完成了自我教育？在冰冷的冬日，顶着积雪，又是怎样幻化成了一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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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1964年4月生在北京，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代表性诗集有《燕园纪事》《宇宙是扁的》《骑手和豆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情感教育入门》《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诗歌植物学》《非常动物》《世界太古老，眼泪太年轻》《精灵学简史》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2005），“1979-2005中国十大先锋诗人”（2006），“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星星》2015年度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2017），人民文学诗歌奖（2018），第四届《钟山》文学奖（2019），昌耀诗歌奖（2022），屈原诗歌奖（2022），鲁迅文学奖（2022）。夏日方法论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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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真，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出版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如何是好》。其中《沧浪之水》已经重版100多次。出版《小说艺术讲稿》等理论著作三部，作品见《当代》《收获》《十月》《文学评论》等刊物。贴地而行：直面生活痛感阎

阎真，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出版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如何是好》。其中《沧浪之水》已经重版100多次。出版《小说艺术讲稿》等理论著作三部，作品见《当代》《收获》《十月》《文学评论》等刊物。如何是好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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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杰雄，1976年生，湖南新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评论集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畏”之追逼下的个人决断——评阎真长篇小说《如何是好》晏杰雄

阎真，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出版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如何是好》。其中《沧浪之水》已经重版100多次。出版《小说艺术讲稿》等理论著作三部，作品见《当代》《收获》《十月》《文学评论》等刊物。如何是好阎

刘诗宇，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二十年后，沧浪仍然奔流吗——评阎真《如何是好》刘诗宇

汤养宗，1959生，闽东首府霞浦人。主要诗集《去人间》《制秤者说》《一个人大摆宴席：汤养宗集1984—2015》《三人颂》及散文集《书生的王位》等。获得《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我是谁”——《逍遥仙儿》创作谈石一枫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逍遥仙儿石一枫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引自二手玫瑰《仙儿》11在那春暖花开之际，我又像个不厌其烦的调解员，说服的对象却从“道爷”变成了王大莲。但我又有个疑惑，恰恰是针对王大莲的了。如果说“道爷”耍脾气使小性的原因，本质上是无所事事的空虚、英雄迟暮的不甘，那么王大莲又是为了什么呢？此时反观王大莲，好像时时饱含着一股拧巴的力量。再打个不尊重的比方，王大莲让我想到楼下那些在春风里无助凄号的野猫，但猫们都明白自己的苦衷在哪儿，有了苦衷还能叫，一叫别的猫就能懂，而王大莲呢，仿佛谁都不能理解她为何如此拧巴。由此可见，王大莲还不如猫。在学校门口，我走向她，捂着半张脸，苦不堪言地笑了笑。王大莲却像个没事儿人，抡着她的“爱马仕”，用奔放的大嗓门招呼我。这人到底是忘性大呢，还是离开了家心情就会舒畅起来？她还对我的肿脸进行了诊断：“春天就爱上火，你得去趟口腔诊所。到地儿提我，我有贵宾卡……”又想起那笔学费的事儿，我却宁可在公立医院排号。这时孩子们放了学，苏雅纹又加班，我们便带领这支小小的路队，马不停蹄地赶往商场。此时商场的气氛也和以往不同，各种“内部消息”风起云涌，辅导班竟有山雨欲来之势，“续费优惠”的宣传彩页不再随处发放，催缴房租的通知却赫然贴在了玻璃门上。当孩子们进了教室，王大莲又照例站在电梯旁边。遥遥望去，她那斜倚凭栏的姿态岌岌可危，不时朝我投来一瞥，又一瞥。恰好我的一侧空了出来，我拍拍长凳，示意王大莲坐过来。她挪动身躯，头两步慢，后几步快，裹着风。坐下时递给我一杯奶茶，又将吸管戳进另一杯的塑料膜，示范一般咕噜起来。我默默地、近距离地注视着她。一个斯文败类死盯着憨厚的富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图财卖色。但是怪了，王大莲保持着与我相应的沉默，那沉默里似乎也有期待。我们对视半晌，叹息般的一笑，这才抢着开口。王大莲说：“前阵子让您见笑了。”我说：“怪我嘴欠，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不不，您那天是帮我说话呢，我哪儿能不识好歹。”王大莲顿了一顿，“不过今天……是我爸爸托您带话了吧？”正如我看穿了“三儿”，我也在王大莲眼中一览无遗。我被问得一惊，随即检讨：王大莲那食草动物般的木讷之下，深藏着一颗永不停转的大脑，还是那句话，谁比谁傻多少啊。于是，我愈发对她报以诚恳的尊重与平视，又复述了和“三儿”的那番交谈。我又道：“你受了不少冤枉气，可你也得体谅，老人有时候跟小孩儿似的，该哄着就得哄着。再换个角度想，你……哦不，咱们想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在家办班么？既然如此，又何必把是非曲直掰扯得那么清楚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说得苦口婆心，并且自以为站在了“他们”的立场上。那是一种实用主义原则：不要拘泥于理念之争，把事儿办成了才是重要的。但我正在说着，却发现王大莲那本来亮晶晶的眼睛晦暗了下去。这也导致我底气不足，仿佛正在表演一场自作多情的独角戏。王大莲已经喝完一杯奶茶，把吸管拔出来，随即将注意力转向了卡在吸管里的一颗珍珠——她费力地嘬，嘬不出来，又对着吸管吹气，却令那枚糯米弹丸破膛而出，准确地击中了斜对面一个女人正在刷着的手机。艳丽的妈妈嗷了一声，我和王大莲却早将奶茶杯子藏到凳子底下去了。当我又憋着穷极无聊的笑，却见王大莲重新瞪住了我。这时她才开口：“庄导，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家好，我得谢谢你。”但她又说：“不过咱们想的不一样。”我还没来得及做聆听状，她已经说了下去：“你说的道理，其实是怎么达到目的，这我还不懂？以前我都是这么想事儿的。但是我发现眼前这事儿……不能这么想了。我倒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爸爸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又是为了什么？”我想说“老有所乐”，但立刻否决了这个答案。半晌我答：“恐怕还和尊重有关……涉及个人价值什么的吧。”“对喽，还是你们会说话。按我们的说法，他一辈子就好个‘面儿’。若不是好‘面儿’，也不会当村长，也不会非要把菜种出个名堂来。”王大莲点头，目光却又变成探寻性的了，“其实何止他，我们全家都好‘面儿’。其实何止我们家，要是没皮没脸，人不都白活了吗？可我又得问你了，你觉得我爸爸这样，能获得……尊重吗？”这又把我问住了。我抵挡一般说：“你可不要小看了网红，多少人迷他们呢。”王大莲的提问接踵而至：“有人看，这没问题，但怎么看却是问题。咱们说的不是尊重吗？就凭在手机里耍宝，像填鸭一样塞食，那会有人尊重吗？鸭子就算把自己撑死，金字招牌不也是挂在全聚德的门脸上，而不是挂在鸭圈里呀——对不对？”事实上，随着此前上线的吃播视频广为流传，我们的团队也发现，网友对于“道爷”的观感分为两类：一类固然是喜闻乐见，另一类就是明显的揶揄和调侃了。后者还给“道爷”起了个外号叫“道公公”，形容的正是他那黄马褂配绿扳指的独特造型；转发“道爷”作品的时候，他们也会冠以“阉党又出奇招”之类的标题。由于担心影响“道爷”的情绪，那些评论我们尽量屏蔽，不让老头儿看见。而此时，我一边惊异于王大莲那木讷之下的敏感，一边又企图和稀泥：“网上嘴杂，大可不必在意。”“不，‘他们’就是针对‘我们’，看不起‘我们’。”王大莲执拗地反驳我，并引申到了自己身上，“‘他们’虽不明说，可我都能感觉得到。在‘他们’眼里，我过去是个小偷，现在是个白痴——我承认我从游泳班拿过一只鸭子，但那不是情有可原吗；我承认我懂得少，分不清管乐和弦乐，但我们家‘大’和‘二’就不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吗？自从转学过来，我们家‘大’就没高兴过，要不是认识了芽芽和‘斯坦利’，‘二’也别想交到一个朋友。‘他们’成天把‘爱’呀‘同情’呀挂在嘴边，家里死条狗都像死了亲爹一样，怎么就学不会把‘我们’当人呀？”说到后来，王大莲的语速前所未有地加快，噼啪爆裂。我猜这些话已经在她的头脑中酝酿多年，反复预演，现在终于找到了倾吐的对象。“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我听得胆战，不禁撇清：“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当然啦，你和苏雅纹帮过我，你们跟‘他们’不一样。”我又道：“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也没什么大不了。人字的结构固然是互相支撑，但也总是一撇压着一捺。我不也被人看不起吗？人家的爸爸都在干大事儿，只有我成天闲得蛋疼……可哥们儿的态度是爱说说去，我自岿然不动。”王大莲的思路和语言一起加速，果决地打断我：“你不在乎，是因为你有不在乎的资格。说到底，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会儿跟“他们”不一样，一会儿又被划入“他们”的阵营，我也晕了。我试图直指要害：“那么按照你的想法，你要怎么才能满意……才算获得了尊重呢？”王大莲朗声道：“很简单——跟他们一样不就得了。”我登时不晕了，但又没来由地一悚：“这可有点儿难度……”话说一半，我就后悔了。我意识到，与王大莲交谈要非常小心，我们之间存在的不只是一条界线，更有可能是一个雷区，随时都会隆隆炸响。好在这次，王大莲不以为意——她反而浮现出了兴奋的、津津乐道的表情，她的话语也保持着高速巡航，正在飞向未可知的远方：“我知道那不容易，但也不是做不到。过去咱们穷，不怕你笑话，我爸爸和‘三大爷’睡觉前都要把裤衩脱下来，怕磨破了还得买新的——可现在呢，‘他们’住哪儿咱们也住哪儿，‘他们’开什么车咱们也开什么车，而且咱们还比‘他们’的强。不就是报班吗，我早就嫌跑出来上课麻烦了，让老师送货上门不省事儿吗；不就是乐器吗，有眼儿的拉线儿的咱们置办全套，成不成调先听个响。即使我爸爸变不成‘他们’，我也变不成‘他们’，我就不信我们家‘大’和‘二’也变不成‘他们’。等到‘大’和‘二’变成了‘他们’，我们就是‘他们’的妈，‘他们’的姥爷，‘他们’还敢看不起我们吗？”说时，她往教室里望了一眼。可惜俩肉丸子并未理解为娘的苦心，正在扭来扭去，欢乐不可名状。王大莲又照门踹了一脚，霎时令她的儿子们笔直坐好。接着她又回头说：“说到底，我也是为了孩子。”她还说：“谁让我们住在这里呢，谁让‘他们’来到这里了呢？‘他们’一来，这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没办法，我们也只能和以前不一样。这个我爸爸不懂。别的我都能顺着他，唯有这事儿，涉及了做人的根本，要想我服软儿——那不能够哇。”她爸爸不懂，我却貌似懂了。但也正因此，我居然被王大莲封了口，辩无可辩。我又分析着形势：看来我是没法说服王大莲了，我愧对我媳妇，也愧对“道爷”。上述想法令我绝望，也令我倦怠。当课程结束，王大莲提议，我们可以一起去她家里等苏雅纹——“有你们在，我在家还舒坦点儿”——而我摇了摇头。我问“斯坦利”想怎么安排剩下的时间。“斯坦利”心照不宣地回答，在咖啡馆待着就好了，“大”和“二”困了的话，就先回家睡觉吧。客套一番，王大莲到底领着俩肉丸子走了。出了商场大门，她扭头回望我一眼，眼里竟又有光在闪。来到咖啡馆，我和孩子们暂时松快下来。芽芽缠着“斯坦利”，非让他陪自己画画，等画起来，却变成了“斯坦利”大显身手——早听说“斯坦利”在外面得过奖，他只用简单的线条就能勾勒事物，笔锋传神；而令芽芽一头雾水的是，“斯坦利”的画里总有一只造型可爱的鸭子，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在天空，在森林，在车水马龙的楼宇之间。它像一枚印章，似乎将一切都变得不真实了，有如梦境。芽芽还问：“它是什么颜色的呀？”“斯坦利”说：“黄的。小时候去游泳，我最喜欢它。那时我爸爸还没去外地，他会把我抱到鸭子背上，我们一起漂在水里……”我想起来，芽芽在游泳班里就是“斯坦利”的同学，但她对此毫无印象，更别提一只鸭子了。本来也是，两岁的事儿，谁又记得清？倒是“斯坦利”那出奇的记忆力令人咂舌。此时在我眼中，这男孩儿几乎洋溢着妖异的色彩了。而今天总算有一件顺利的事，苏雅纹很早就结束了加班，妆容不乱地赶回来了。为了对我们表示感谢，她还给芽芽带来了出版社新上市的“宫西达也”绘本：“只给你，‘斯坦利’就算了……他正在培养双语阅读习惯，早就不看图画了。”我已经懒得揣测那些弦外之音了，和她各自出门。但和上次告别不同，这次我没先走，而是将车子开到和苏雅纹并排的位置停下，摇下车窗。春风兜头盖脸，令我的智齿更加肿胀了。我提纲挈领地说了我的难处。苏雅纹凝眉思虑片刻：“听你的意思，事情的关键还在王大莲喽？”我附和：“是呀，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不难解决，”苏雅纹轻松地笑了，面容愈发精致，“你尽了力，但实话实说，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是不大好沟通的，有时候就像两个物种一样。而我可以站在同为母亲的立场上，再去找她谈一谈。”听她这样说，我暗自吁了口气——我将包袱甩给了苏雅纹，从而结束了自己多方传话的尴尬局面。说来也算公道，事情的始作俑者，不正是苏雅纹吗？而苏雅纹没有推卸责任，这令我欣慰。但我又好奇，她将会如何劝说王大莲呢？苏雅纹却不再给我讨论的机会，她踩了脚油门，“沃尔沃”从我侧面蹿了出去。面对败军之将，她用这种方式展示了自信。与此同时，我留意到一个小小的异样：她身后的“斯坦利”正趴在车窗上，用脑门撞击着玻璃。我从没见他做出过如此烦躁、无意义的举动，但正在惶惑，车子已经走远了。12有了苏雅纹出马，我得以腾出手来，去对付那颗恼人的智齿了。偏这时，小张介绍的经纪人也发来了通牒：鉴于“道爷”的项目止步不前，我必须接拍公司旗下一批模特的宣传片，以此来替他们止损。我被迫又和小张换班，让她照料芽芽，自己则每日穿梭于各大秀场，勤勉地追踪那些厌食症患者的平胸、细腰和大长腿。在此期间，大形势也在变化。苏雅纹诚不我欺，当春天过去，盛夏来临，教育部门宣布了“减负”政策，也即“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文件白纸黑字，一夜之间，教培行业哀鸿遍野，相关从业者常年都在贩卖焦虑，现在却成了最焦虑的一群人。而对我们来说，除了学费能不能退还之外，还有一重困境：也许新政策给大多数父母解了套，只有我们这片的居民恰恰相反。这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决定的——如前所述，为了让孩子上个“牛小”，我们都付出了怎样卓绝的牺牲啊。像我们这种早落户的还算幸运，还有很多家庭是倾尽积蓄、穿城跨省，进行着一场有关未来的豪赌。按照教改方针，以后学校一律拉平，“牛小”不“牛”，那么我们的“鸡娃”是否应该“鸡”下去？答案是肯定的，甚而是悲壮的。赌局已经开始，掀了桌子也得记账。倘不如此，我们的房子就白买了，我们报班的钱也白花了。而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之下，此番我媳妇小张接管芽芽，就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一天我在秀场拍完素材，回家已经很晚了，却看到芽芽瘫坐在地板上，猛烈抽泣。再看沙发上，小张毫不逊色，也抱着靠枕抹眼泪。此情此景，仿佛发生了什么人间惨剧，而又一问，才知道她们正在合力计算一道应用题。小明走路，每小时五公里，小红骑自行车，每小时十五公里，小明与小红之间相隔十公里，问：小红什么时候才能追上小明？芽芽不会，小张就教她，教了三遍还不会，俩人互相指责、斗嘴，乃至于像空袭警报一样鸣叫，小张就急了，拧了芽芽一把，芽芽索性满地打起滚来。都说女儿到了青春期，与母亲必有一战，因为数学题，我们家的战争提前了。而小红追了一晚上，到底也没追上小明。我苦笑，和稀泥：“不追了。阿基里斯也追不上乌龟嘛。”小张的悲苦却不限于一时，她又控诉，女儿这阵子越发没样儿了。诚然，学校不留作业，外面的课都停了，不把心玩野了才怪呢。可还是那个道理，快乐一时，将来上中学、上大学不还是要看成绩的？紧扣关键问题，我媳妇难得地没把矛头转向我，而是恨恨地道：“孩子都怕老师，所以班还是得上。”但对我们而言，此时班能不能上，除了取决于“道爷”，也取决于王大莲，此外还取决于苏雅纹。这条逻辑线，同样不需要我来为她梳理——小张抄起手机进了屋，我猜是和苏雅纹共商大计去了。我呢，一边给女儿抹脸，一边又想，已经过了许久，苏雅纹怎么没动静了？她不是手拿把掐地说过“不难解决”吗？再一想，我也有很久没见过王大莲，没见过“道爷”了。他们还在冷战吗？王大莲还在拧巴吗？“道爷”的“地道”又能与谁道来……也是怪了，此时想起“他们”，竟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伤。不仅如此，因为想到“他们”，我还对“自己是谁”这个问题也惶惑了起来。当女儿抽抽搭搭地睡着了，我在小餐台前捧着一杯红酒，像个慎思明辨的白痴，意念飘荡。而又巧了，如同原子间隐秘的同频共振，次日一早，“道爷”就找到了我。他找我，仍不是直接找，但这次不是让“三儿”传话，而是换做了委派“六子”前来。“六子”执行任务也照例是那么隆重而粗暴，他给我发了条语音，就四个字儿，“车在楼下”，我扒着窗户一看，“奔驰”干脆杵到单元门口的草坪上了。下楼上车，一路无话。我本想问“六子”，之所以重新召我上门，是“道爷”想通了吗？假如“道爷”想通了的话，是因为王大莲想通了吗？但我又生生把话咽了回去——这时发现，“六子”的神色与以前不同。过去他总透出一股豪横的狠劲儿，现在却呆滞而茫然，开进小区门口时，“奔驰”还蹭到了路边的石墩子，一只轮毂轱辘着滚远。保安在身后追逐喊叫，好像民国大元帅在玩儿滚铁环，“六子”却压根儿没听见。穿林打叶，湖水波光乍现。还是来到小院儿门前，却见小院儿变了模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多了一堵墙。在花棚与八仙桌一侧，那堵墙显得极其粗陋，红砖摞成，一人多高，连墙缝里的水泥都没刮干净。此时还要再介绍一下王大莲家的格局：“半扇楼”分为两个单元，一楼都带院儿，但因为她们家人只住把边靠东的那个单元，所以里面靠西的单元全空着——按照过去的设想，西边的房子要等“大”和“二”长大成人才能派上用场。而现在，那堵墙赫然横亘于两个单元的分界线上，仿佛一把钝刀，要将“半扇楼”从中切开似的。墙的两侧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观：东边郁郁葱葱，西边空空荡荡。不过恰恰从荒凉的西边传出了动静——玻璃窗里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什么，身穿工装的人影出来进去。同样突兀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原先放在东边院儿里花棚上的那只塑料鸭子，这时被扔到了墙的另一端。鸭子孤零零地斜靠墙角，像遭到了驱逐。这一景令我恍惚，而“六子”已经下车替我开了门。他的态度却一转而硬，恢复了威胁口吻：“管着你的嘴，不该说的别瞎咧咧。”还在嘴上比画了个拉拉锁的姿势。我不禁请教：“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呀？”“六子”歪头，半晌才答：“反正不能挑唆大莲子和她爸的关系。”我更叫屈：“我哪儿有呀，从来就没……”“这我知道。”“六子”又烦躁地甩头，“要不早废了你了。”他面露狠色，令我肝儿颤。原来是在给我打预防针，只不过一针下去，我更困惑于他们家人的“病”在哪儿了。而三言两语间，“六子”已经将我领进了东边“道爷”的那个小院儿之内，自己却恢复了恭谨的模样，双手捂裆站在门口。我进门，就见贵妃榻上仍是一尊卧佛，“道爷”朝墙躺着，没有了屁声，连呼吸都若有若无。四下肃静，暗红的家具和阴影混同一色，倒像猪血被凝固成了血豆腐。我往前探了两步，边走边斟酌：“‘道爷’，一向可好？”“道爷”骨碌一下滚起来：“庄导，别来无恙？”我们四目相望。我的脸还肿着，“道爷”却明显瘦了，两腮都凹了进去。他的两眼还像熊猫一样，一边一团黑。这就让我真挚地心疼起来——原来多魁伟一老头儿啊。偏这时，从隔壁也就是西边那个单元里，又传来了隆隆之声。不仅敲打，都凿上墙了，震得满屋的血豆腐簇簇直晃。我也顾不得该说不该说了，指着院儿里的那堵墙：“您家这是干吗呢？”“不提，不提。”“道爷”微微挥了挥巴掌，反对我道，“我今儿请您来，是想跟您道个歉，前些日子怠慢了您，您别跟我计较。按说本该我上门去找您的，可我又想，您家里还有小闺女呢，我是糙人，别吓着孩子。”我赶紧说：“您这说的哪里话。我闺女也是您的‘粉儿’。”“道爷”眼里就一闪：“那我再问个事儿……咱们的队伍还在吧？”他问的是剧组。我意识到了什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全都待命等着您呢——不过艺精于勤，我让他们到别地儿操练去了。”“还能回来？”“随时的，您一句话。”“道爷”就一拍大腿，那一瞬间重现了豪迈之色，“还是自己人靠得住。”我又不禁讶异，我怎么倒成了“自己人”了。接下来，“道爷”便和我商量起了重启吃播的事宜。他表示，经过这一阵子的闭关，他已经调整好了状态，只等着闪亮复出呢。“梅兰芳唱戏为了什么？为了‘座儿’。那么我吃饭为了什么？为了‘粉儿’。”因此他又表示，要把有限的饭量投入到无限的为“粉儿”服务中去。金杯银杯，不如“粉儿”的口碑。但突然又叹一口气，“不怕您笑话，我心里冤得慌啊。为村里人忙活一辈子，村子没了，为家里人操心一辈子，家也快没了。幸亏还剩下这么一乐儿，要不然还真不知该怎么活了。”但又昂扬：“好活歹活，得活出个气魄。想看我的笑话？门儿也没有哇。”“道爷”的话高屋建瓴，语无伦次，然而余韵悲凉。嗯，人生的底色是悲凉。而我一边听着，揣测着，一边又想起了那句警告，“不该说的别瞎咧咧”。“六子”就在门口守着呢。我也只能打岔：“既然还要吃播，那咱们先试试镜，定个型……您的黄马褂和绿扳指呢？”“道爷”却歪头沉思，如老僧入定。灯泡一瞬熄灭，又乍然亮起。他竖起一根胡萝卜般的手指，指向院儿外那堵墙：“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吗？”那一刻，我分明感到后脖颈子一扎，是“六子”的目光锋利地攮了上来。然而“道爷”虽然颓唐，余威尚在，只一瞪，就将“六子”瞪了回去。看来“道爷”把我叫来，为的可不只是说说吃播的事儿，我也愈发感到荒诞：怎么自己除了要在王大莲和“道爷”之间传话，还充当了这对父女的义务听众？难道他们已经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了？于是“不提不提”，还是得提。随着“啪”一声，“道爷”给了自个儿一嘴巴，“我也不在乎这张老脸了”，兀自说了下去。说时还是大嗓门，摇头晃脑、絮絮叨叨，同时伴随着挠痒痒和擤鼻涕——这导致他身上沾了一些黏稠的液体，被风一吹直拉丝儿。说到那堵墙的由来，就要说到他和王大莲不久前的一次摊牌。而说到那次摊牌，还要再对局势进行一下评估：双方看似僵持不下，实际上却是“道爷”占优——只要他不点头，家里就不能办班，但时不我待，“减负”的形势可不等人，这个他听邻居议论过。因此他动气归动气，心理上却稳坐高台，只等着王大莲来服软。再不服，耗死你，“道爷”这样想。于是一天，当王大莲又沏了一壶茉莉花，将半锅褡裢火烧端到贵妃榻前，“道爷”还拿着“范儿”呢。也正如他所期待的，王大莲再现了面对爸爸应有的神态，尊敬、平和、低眉顺眼。只不过，那尊敬之下怎么少了点儿体贴？平和之下怎么多了些冷淡？低眉顺眼地劝他“别饿着自个儿”的时候，怎么语调却又是悠悠的，倒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然而“道爷”顾不得深究了，再说他也真饿了。但他享受战果的方式却是更进一步地拿“范儿”——捏起一只肥墩墩的火烧，晃了一晃，又扔回了盘子里。接着他哼了一声：“不用你来心疼我。”嗟不来食，爹也不食。同时他斜眼看着王大莲。王大莲就浅浅一笑，又道：“那天您拍吃播，我也看见了，知道您惦记着这一口儿，所以专门到食堂老师傅开的店里，又给您买了来。我还替您带好儿了呢，您的朋友也问您好。”“道爷”的斜眼就正了，拧起的眉毛也舒展开来，仿佛灯泡上的两只蛾子分道扬镳。他又哼一声：“你倒是有心。可前阵子，你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儿呢？”王大莲道：“我错了，我惹您生气了。”认错也接得挺紧，全不复往日的木讷。那一刻，“道爷”甚至觉得女儿变聪明了，但再一想，王大莲又何尝笨过呢：仅以对待“三儿”和“六子”为例，别人都说他俩一个赌鬼，一个青皮，留在家里是祸害，王大莲却看出他俩虽然有毛病，可也有一点好，那就是“仁义”。正是因为王大莲的眼光，如今“道爷”身边才有了这一个兄弟半个儿。识人善用，何止是小聪明啊，简直是大智慧。而王大莲绞尽脑汁，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里好？想到这里，“道爷”又有一丝感动，郁积多日的恨意竟也消散了。但他还在拿腔拿调：“甭来虚的，说说你以后怎么做？”“以后不惹您了。”王大莲停了停，平缓地迸出俩字儿，“我走。”噼啪一声，如同电门进水，迸出了火花。那一刻，“道爷”也飞快地哆嗦了一下，刚拿起的火烧又掉了下去。他几乎认为自己听错了：“走？”王大莲不紧不慢地重复，就剩一个字儿了：“走。”“道爷”倒吸口气：“你走哪儿去呀？”王大莲抬手，一指隔壁：“就那儿，不远。”哦，原来并不是远走高飞。然而无论是当时面对女儿，还是事后向我转述，“道爷”的神情都没有变得轻松。相反，灯泡上的两只蛾子重又聚集，扭打在了一处。于是不光是他，连我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明是在一个家里，横竖出不了“半扇楼”，王大莲又谈何“走”呢？而接下来，不等“道爷”再问，王大莲便解释了她的构想：很简单，她要带着孩子搬到西边那个空着的单元里去。从此各过各的，谁也不要干涉谁。至于“三儿”和“六子”，他俩留在东边也行，搬到西边也行，全看各人意愿。就连后续事宜都安排好了，可见王大莲思虑周全，绝非一时冲动。如果这是一场牌局，就相当于王大莲先叫牌了。震惊之余，“道爷”也不得不跟了一手：“说走就走？你就算想搬到西边去，也得看我答应不答应啊——”王大莲说：“我这么大个人，还不能决定自己住哪儿？”“道爷”说：“脚是你自个儿的，可西边的房子让不让你住，得我说了算。”没想到，王大莲紧跟着又说出了一番道理，这就不仅堵了“道爷”的嘴，进而戳了“道爷”的心：“您这么说话没根据。您忘了吗？当初拆迁的时候，咱们家算一户人，可把地折合成房子的时候，又是俩人分着算的。东边这个单元写的是您的名，西边那个单元写的是我的名。从法律上来说，我能对我的房子行使所有权、居住权、改造权。”这时我才知道，王大莲家的房产证——想必有厚厚一摞——原来是这样划分的。因此王大莲的逻辑的确有理有据。但“道爷”可不这么想，他一口浓痰堵了嗓子，呼哧带喘好久，才“呸”了一声，继续抢白：“你的名？房子写你的名，还不是因为有我的地？当年谁在地上种的西葫芦，是他妈我，要不是我——”“既然这么说，那咱们就再掰扯掰扯。要不是您当初把一部分地归在了我名下，我也分不到这么些房子——您想说的是这个，对不对？但您为什么这样做呢？还不是因为迁走的人家不要那些地了，您想种，可又怕被人说成多吃多占，所以才用我的名义顶了下来。总而言之，我也有我的用处，没有我，您占不了那么多地。”王大莲直视“道爷”，嗓门却并未提高，她抛弃了旷野上的纵情呼喊，选择了城市里的轻声细语，“再说了，地虽然是您种，可我那么多年也没闲着吧？没有我做饭和掏炕，您能一身轻松地去当村长？新闻里还说了呢，家务劳动也是劳动，折合成对家庭的贡献，比在外面干活儿一样不少。对原来那个家，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所以地换成了房子又写了我的名，这不能算是您对我的施舍。我用我应得的东西过我想过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对呢？”不仅普了法，而且算了账。想必王大莲还有一个字眼儿更深地刺痛了“道爷”，那就是“原来那个家”。在她口中，一家人已成过往，现在成了两家人。“道爷”说到这里，嗓子眼儿忽然一颤：“你听明白了没有，她这是要跟我分家呀。”“道爷”又说：“她要分？好，那就称了她的意。光搬家多不过瘾啊，我索性让人再砌上墙——从今以后低头不见，抬头也不见。”这就是摊牌的结果了。而“道爷”虽然像鸭子一样嘴还硬着，但我看出来，他已经对王大莲无能为力，也对败局心知肚明了。恰因为此，他的狠话才放得这么虚弱，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声称“不跟你玩儿了”；他执意砌起的那堵墙连一点儿貌似的威严也撑不起来。到现在，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而我忽然觉得屋里空了，全无人气儿，森森发凉。再也不会有人端出切鲜羊肉来了。与此同时，我也很想“啪”地抽自己一个嘴巴。看着“道爷”那张黏糊拉丝儿的脸，我史无前例地感到了后悔。我后悔是因为想到了苏雅纹。对，苏雅纹。……（未完）目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逍遥仙儿石一枫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引自二手玫瑰《仙儿》8依照我媳妇的吩咐，当然也是苏雅纹的授意，我在一把年纪时当上了孩子王。苏雅纹果然常常不在，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出版社都很“卷”。赶上这种时候，我便要从学校接上芽芽和“斯坦利”，再与带着“大”和“二”的王大莲会合，一起前往商场。时间紧迫，孩子们只能对付两口快餐，然后火急火燎地上楼。别看王大莲对商场的构造了如指掌，但到了顶楼，面对那些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辅导班，她却全无概念了。她只能嗫嚅着搓手，一时重现了当初抱着黄鸭子被人擒获时的窘态。相对于一楼的奢侈品店，商场顶楼是王大莲永远的滑铁卢。我便说：“你去歇会儿吧，我盯着就行。”我将孩子们带进辅导班。很多班上都是双人课桌，而“大”一定要挨着他的弟弟“二”——这倒省了我的麻烦，不必专门执行苏雅纹和小张的部署，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私心想来，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学霸搭伴儿呢？我倒有种占了便宜的感觉。而此时，王大莲正在干什么呢？她远远地站在天井一旁，斜靠栏杆，手里拎着一大包刚买来的果冻薯片。“大”和“二”对食物的消耗量是巨大的，因此她给孩子们准备好了加餐。只要一闲下来，她的身影就显得孤寂，有时她也与以前的同事聊天，对象不是保洁员就是治安巡逻员，但此类交谈通常貌似热烈，实则短促，对方哼哈几声，随后讪讪走开。即使没有嫉妒，人家也意识到了与王大莲之间那清晰的、遥不可及的分野。王大莲便留在了孤寂里。她会远远地向我投来一瞥，又一瞥，带着大型食草动物的木讷。相形之下，还是小朋友让人轻松。也像所有小团体一样，把孩子们放在一起，各自的脾性就愈发凸显了。芽芽占了女孩儿的便宜，别人总会让着她，这助长了她的骄娇二气。而“大”和“二”是俩憨厚的肉丸子，他们又与“斯坦利”结合成了一套天体结构——“大”是卫星，围绕着“二”转动，“二”是行星，唯“斯坦利”马首是瞻。在这个小小的星系里，“斯坦利”无疑充当着恒星的位置，每当他做出一道习题或者背诵一段课文，都会激起俩肉丸子热烈鼓掌；他呢，垂着眼睛，兀自发光，倒像天经地义，神色近乎漠然。不承想，我与“斯坦利”之间还进行过一次颇为交心的谈话。那是入冬后的一个晚上，街上飘着头场雪。我从“国学”班上把孩子们接出来，将“大”和“二”交还给王大莲，而后一起往外走去。正下滚梯，电话响了，是苏雅纹。出版社的年底盛会出了岔子，所以她问我能不能多带带“斯坦利”，她会尽快来接。她像电影里的日本人一般，连说了几句“对不起”，而我只说：“都是小事儿。”说完又看前面的王大莲。王大莲也回头仰望着我。每当这样的夜晚，她总会和我一起等待苏雅纹，两个女人再嘀咕一会儿方才散去。我正迟疑着是否把苏雅纹的特殊情况也告诉王大莲，不想“斯坦利”下了滚梯就对“大”和“二”挥手：“再见。”王大莲说：“那你呢，你妈是不是——”“斯坦利”的口吻平和而不容置疑：“我和叔叔等她就好。”对于这个小大人的安排，我没法表示异议，也对王大莲摆手：“回吧，孩子都困了。”我又想，“斯坦利”是否也被苏雅纹提醒过与王大莲保持距离？但事实证明，他的决定与此无关。这孩子其实是有话想跟我说。商场早已空寂下来，只有一家二十四小时咖啡馆还亮着灯，我带着芽芽和“斯坦利”进去，找个角落坐下。喝了杯热巧克力，芽芽就睁不开眼了，蜷在长条椅子上打盹。在此期间，“斯坦利”坐得笔直，一直都在翻看课本。他眼睛睁得很大，太阳穴上青筋若隐若现；他就跟不用睡觉似的。穷极无聊，我又点开了短视频软件，欣赏起了自己剪辑的那个“作品”。网友们对“道爷”的评论经历了短暂的高潮，开始逐渐下降，不过更多的人又在“催更”了。他们还说，“道爷”，我想你呀，没你都快吃不下饭了。这种情况与我预料的大差不离，我认为，可以推进自己的计划了。事不宜迟，我给“道爷”发去一条微信。半天没回复，“道爷”八成已经吃饱喝足，酣然高卧了。而对面的“斯坦利”睫毛一颤，抬头看了我几秒钟，突然说：“叔叔，我想跟你认个错。”我诧异：“何错之有啊你？”“斯坦利”抿了抿嘴：“芽芽被咬，其实是因为我。”他居然一直记着那事儿。而我只好顺着他问：“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斯坦利”便说了。说到“二”咬芽芽，还得说到“大”。因为年长几岁，“大”原本不在这所学校，还是拆迁以后，特批转学过来的。那时他还不是一个满身名牌的肉丸子，而是一个邋里邋遢、满脸鼻涕的肉丸子；再加上他脑子有点儿木，所以总被同学合起伙来挤对。挤对急了自然就打，王大莲也找上门去帮他打，仇就越结越深了。他们班的几个男孩儿发明了一个游戏，在人群中齐声骂他一句，然后四散而逃，让他干没辙，只能愤怒地原地转圈儿。至于骂的内容，过去是“乡巴佬”，现在就是“暴发户”。那天下操又骂，骂完“大”又转圈儿，“二”也看见了，却阴着脸躲回教室。本来也没什么，孩子们照常聊天，不过“斯坦利”发扬研究精神，问“二”：“为什么管你哥叫‘暴发户’呢，是因为你们过去没钱，现在有钱了吗？”还说：“你爸你妈换过工作吗？他们都是做什么的？”还说：“我爸也换过工作，还去外地了呢……”他刨根问底，却没留意朋友的反应：“二”的脸蛋涨得通红，嗓子眼儿吭吭唧唧，如同拉不出屎，又如同一个微缩的王大莲。可见“二”外表憨厚，其实是个敏感的肉丸子。然而“二”还是一个马虎的肉丸子，他吭唧片刻，突然发作，六亲不认，抓起课桌上的一只手就咬。那手不是“斯坦利”的，倒听见芽芽像空袭警报一样哀鸣了起来。我女儿真冤。“斯坦利”道：“因为我多嘴，连累了芽芽，还害得‘二’被打掉了一颗牙。我心里一直很难过，后悔没说出实情……”我问：“为什么那时没说呢？被‘二’他妈妈吓着了？”“斯坦利”的声音更低，鼻翼抽搐：“怕我妈妈对我失望。”看着这个几乎哭出来的男孩儿，我叹了口气，起身去买了些奶酪起酥面包，也给“斯坦利”要了一份。看出我在营造满不在乎的气氛，他的神色总算轻松了下来。书也不看了，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点儿别的。比如我说：“你爸不在北京？”“斯坦利”说：“自从我们搬到这里，他就没来过，到深圳创业去了。”我说：“自己开公司吗？做什么呢？”“斯坦利”的口气骄傲起来：“物联网，区块链，非对称加密。”听不太懂，但我做出深受震撼的样子，又问：“你们以前不住这边吗？”“斯坦利”说：“一开始在昌平，我妈妈说这边的学校好才搬来的。那时候我还小，以前的家什么样子都忘了。”如上种种。又扯了会儿，连“斯坦利”也困了，蜷起臂膀趴到桌上。和平日的沉静相反，他睡得挺热闹，咯吱咯吱磨牙。角落里一灯如豆，我又想到了小津安二郎的某个镜头。过了不久，门外终于卷进一团凛冽的气息，苏雅纹赶回来了。在这长夜，她面带一丝惊惶，妆容不乱。我用手势制止了她的道歉与道谢，帮她把“斯坦利”抱上门外的“沃尔沃”，然后才翻回头去抱芽芽。收拾停当，我也打了个哈欠，却见苏雅纹还站在车边。我迎向她走了两步，想提醒她，她生了个多么早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这样，仿佛把前世的重负带到了今生。当然，苏雅纹一人带着孩子也不易，只不过对于这个临时单身的妈妈，我就不宜表示过分关切了。来在近前，苏雅纹却恢复了悠悠的语气：“时间有点不合适，不过有件事情，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原来她也有个计划，并且又涉及了我们家。但听着苏雅纹有条不紊地讲解她的构想，我却有种莫名的疏离感。仿佛她不是在对我说，仿佛我不是在听她说。我又禁不住打断她：“这事儿你跟我家那位说就好了……”对于我的卖乖，苏雅纹笑了：“可是需要你来帮我们协调呀。”我说：“跟谁协调？”苏雅纹说：“王大莲那边。”我说：“王大莲还不是都听你的？”苏雅纹说：“但这又不是她一个人的事，还有她家人呢。”我就明白了。八成小张把我的计划也透露给了苏雅纹，苏雅纹便顺势把两个计划合成了一个计划。妇女们联合起来的成本是那么低，效率还是那么高，连顿酒都不用喝。我也记得，当时我敷衍了两句就上车关门，也没让苏雅纹先走，而是打了把方向盘绕开她的车。这个行为无疑有些粗鲁，给我的感觉却像在逃跑一般。因为下雪，我在宽敞的街道上开得很慢，只听得四下静谧。突然之间，放在储物槽里的手机响了起来，还自动连接上了车载多媒体，使得车里的十二只“博士”喇叭齐声合奏。那阵势像闹鬼了一样，芽芽从后座“腾”地支棱起来，惊惧四望。我想挂断电话，却手忙脚乱地按了接听键。于是“道爷”的声音传了出来。他是在起夜之时看到了我的微信，大嗓门从音响里奔涌而出：“我早有此意。你想到我前面去了。”一定还画个半圆，竖起大拇哥：“那叫一个地道。”9花开两朵，表一表我与苏雅纹各自的计划。这两朵花，又都开在王大莲家。我的计划如下：由我拉起一支团队，加入“道爷”的吃播。根据上一次的成功经验，如果以“道爷”为基础，再经由专业摄像、录音和剪辑的加持，很有可能一跃成为“顶流”。当然这也不算稀奇，而我的真正创意在于，与此同时再成立另一个剧组，将“道爷”的吃播生涯也拍摄下来，形成一部严肃的纪录片。“道爷”表演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又进入了我的作品；他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他。我将其命名为“二重客体的多维呈现”，还有心将它推向欧洲某个小国的影展。国外的文化圈很吃这一套。而说到这里，还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的导演生涯。如前所述，我曾经拍过两部片子，但随着几个巨头瓜分了媒体平台，我这种独立制作人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一度沦为了网站的雇佣兵，靠“行活”混碗饭吃倒是不难，离自己的期许却越来越远了。有如温水煮青蛙，每每只在深夜独坐之时，我才会陡然陷入绝望：激情日减，腰围频增，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吗？这么看来，有关“道爷”的那个点子也就越发珍贵了。这年头，渴望表达的人太多，值得表达的人却日渐稀少，是“道爷”帮我找到了久违的灵感。由此可见，当与“道爷”一拍即合，我是多么欣慰。我几乎想要抱着“道爷”的灯泡脑袋亲上一口。然而这时，偏又插进来一个苏雅纹。记得在那个初雪飘落的寒夜，苏雅纹对我透露，她从教辅部门的同事那里听说了一个内幕消息，我们这片小学生的“培养模式”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对于一些学校动辄加码，课外机构煽风点火的现状，“上面”颇看不惯，且民愤日益增长，苏雅纹担忧，有朝一日，市面上的辅导班都将受到波及，而我们孩子上的那些课程很可能会被停掉。“对于发通知的人来说，不就是一张纸嘛。”苏雅纹少有地流露出了怨气。而我不答。我倒觉得，真像她说的也挺好。我唯一担忧的是，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又要迎来一轮辅导班的退费、索赔乃至卷款跑路潮。我自然还想到了报班的钱。得知王大莲垫了钱后，我心里总觉得硌着什么，于是一待制片公司结清尾款，就赶紧给她转了过去。转钱时王大莲还一个劲儿地推让，倒像理亏似的：“不急不急，这才多点儿，苏雅纹我也没管她要。”我引用了苏雅纹的话：“你要这样，反而没意思了。”同时我纳闷，苏雅纹还没把钱还给王大莲吗？怎么一根糖葫芦都算得那么清楚，现在却……不过这就是别人的事儿了。再说回苏雅纹的计划。看我不答，她一发讲了下去：“既然如此，课还要不要上？放心，当然要上。不就是停掉外面的班嘛，把班办到家里来不就行了，只不过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老师这方面不用担心，资源我有，教育板块也是出版社的工作重点……但目前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场所。我们两家都离学校挺远的，下学赶回去人困马乏——而我想，王大莲她们家……地方不是现成的吗？上次去她家，发现好多房间都空着呢。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王大莲提了，她非常踊跃；但是问题又来了，听她的意思，她们家里的别人不太支持。正好我又发现，王大莲的爸爸很看重你……”苏雅纹对我的这番动员既运筹帷幄，又循循善诱，旨在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苏雅纹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全方位、立体性的，没过多久，我媳妇也来找我说这事了。和苏雅纹相比，小张对待我就要轻蔑得多。一天她难得在家吃饭，正在对付一块煎老了的牛排，忽然想起什么，拿出手机来让我听几段语音。那是她和一个经纪人之间的对话，谈论的正是我把“道爷”打造成网红的构想。对于“二重客体”理论，经纪人没听懂也懒得听，对于“道爷”本人更是看都不想多看，“看了牙碜”。有眼不识金镶玉，在这位仁兄眼里，大概只有像男人的女人和像女人的男人才有包装的价值。但小张开导他：“其实草根比‘腕儿’强，强在哪儿？安全。起码屁股上没屎，有屎也没人凑上去闻。”经纪人稍觉有理，改口说可以尝试一下。当然我明白，这是看我媳妇的面子，对方还指望着她给旗下的艺人安排角色呢。俩人便开始绕来绕去地谈条件，我听了眼前一亮。正在亮，小张就说：“说完你的事儿，那就说说我们的事儿吧。”我立刻猜到她指的是什么，又不禁眼前一黑。而小张翻了个白眼儿：“你得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人有义务宠着你，惯着你，尽管你装得像个艺术家。”这话似曾相识。对，小张上次对我祭出此类言论时，是鼓动我去接拍一个画风香艳的网游广告。说服广告的女主演突破“裸露条款”时，我也原样拿这话开导过人家。人生而自由，但无时无刻不在逼迫之中，不是你逼人，就是人逼你。连孩子也未能幸免，不是你妈逼，就是他妈逼。更何况小张这次逼我，还有一个天经地义的理由，那恰恰是为了孩子啊。她进而又论述：别以为上了“牛小”就高枕无忧了，你去看看那些重点中学的招生名额，照样僧多粥少，如果孩子在任何阶段被落下，学不就白上了吗？这种论点无疑来自苏雅纹。而我居然试图和我媳妇一辩：“成绩也是相对的嘛。如果辅导班取消了，大家都没的上，不就一碗水端平了吗？”小张立刻批判了我的幼稚：“你以为你不补课，人家就不补？就像我们做项目，你不拿钱砸演员，别人就不砸？你不抢下黄金时段，别人就不抢？你不制造点儿劲爆话题，别人就不耸人听闻？再推而广之，还像……”我索性帮她把例子举得终极一些，突破了日常的蝇营狗苟：“还像冷战的时候造原子弹，你不造，别人就不造？越造越多，地球都能毁灭了。”“真毁灭了反而轻省，没毁灭就只能陪着人家‘卷’下去。”小张神色一黯，恨恨地咬着嘴唇；旋即又换成她对我掉书袋，“这就叫他人即地狱。”概念使用得不太准确，但道理我懂。总之情况变成了：苏雅纹想征用王大莲家给孩子补课，我有求于我媳妇帮我拉赞助拍片子，所以我就得替她们去做通“道爷”的工作。这样一根链条，把不相干的事情搅成了一锅粥，这锅粥还有个题目，名叫“生活”。我只好表示就范，但又心虚：“不敢保证一说就成啊……”小张铁面无私：“既要看态度，也要看结果。”又于是，我再度造访王大莲家。而再插一句，这次登门，我还受到了非凡的礼遇。那天早上，说好要和“道爷”从长计议一番，“道爷”却问我住哪儿，我随口说了。还不到中午，一个陌生人要加我微信，称自己为“六子”。这个名字在数学上等于“三儿”的两倍，我联想到他也许和王大莲她们家有关，便随手加了。加了之后他也不说话，我则忙着逐帧审阅“道爷”的视频，也没理他。直到快饭点儿，“六子”才又跟我联系。发的是语音，不是大嗓门，而是低音炮；言语也极简洁，就四个字儿：“车在楼下。”我醒过闷儿来，赶紧穿戴下楼，就见门口停了一辆“奔驰S600”轿车，犹如一条乌黑锃亮的鲸鱼。车前站了一人，也是一袭黑衣，西服和衬衫的领口敞开，露出鼓胀的胸肌和密密麻麻的文身。这就是“六子”了。那一刻，我想到了北野武的某个镜头，好像来的是个日本“极道”，正准备剁掉我的手指。上车后，我战战兢兢地说：“何必来接？还让您等了这么久。”“六子”仍极简洁：“大莲子她爸发话了。”这时我才认出“六子”正是王大莲的“那口子”。近距离观摩，真人比二楼窗户里的黑影更加令人生畏，金链子捆着半条龙。一路沉默，一会儿进了王大莲家的小区。湖边的半扇楼下，“道爷”早在小院儿门口迎着了，旁边还跟着“三儿”。“六子”先下车，小跑着给我开门，随后两手捂裆立在一旁。“道爷”与我热烈握手：“庄导，欢迎您来指导。”又问“六子”：“叫人没有？”“六子”嘿嘿两声。雕龙画凤的一条汉子，倒像个怯生生的小孩儿。“道爷”一摆手，连带“三儿”也捎带了进去：“他们都上不了台面儿。”还是涮羊肉，锅子都支好了。在飞天茅台的催化下，我再度与“道爷”坐而论“地道”。我说明了将要如何对他进行打造，并尽量阐释那个黄雀在后的纪录片的用意——我的托词是，吃播视频只能针对普通网友，但要想让高端观众也懂得北京人的饮食有多么地道，就必须借助更加艺术化的形式。我还例举了《舌尖上的中国》和“李子柒”。“道爷”的眼立刻亮了：“就是说……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也会看我？”我说：“那可不，还有外国的艺术家呢，说希伯来语。您这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贡献。”“看来我是不得不出山了。”“道爷”拊掌沉吟，旋即扬起大嗓门，也不知对谁吼了一嗓子，“看他妈谁还敢瞧不起我——”吓得“六子”又捂裆站了起来。“三儿”也连声道，“瞧您说的，那不能够呀”。我趁势把合同掏了出来，但又发现，“道爷”其实已经不在听了，他“吧唧”一口菜，“滋溜”一口酒，沉浸在自我绚丽的情绪中。一件事情便算敲定，但另一件事情，当天却没机会提起了——这是因为“道爷”兴致高涨，立刻又拽着我开始了大规模试镜活动。老头儿要是搔首弄姿起来，可比起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下来的半天里，就连一旁伺候的“三儿”和“六子”都被搞得气喘吁吁。在小院儿里，在湖畔，在红木家具之间，各种扮相的“道爷”单臂大回环，用浑厚的、清脆的、温柔的口吻重复了无数遍“地道”。而后一一对比，问我：“哪个更地道？”我说：“各有各的地道，不过还是一开始最地道。”“我也这么觉得。”“道爷”说，“凡事可不都这个理儿么——不能装，装的迟早会露馅。你也只能当你自己，别人你当得了么？”说时口气又扬了上去，不知对谁嚷嚷。趁一走神，我却又想起了王大莲。王大莲在哪儿呢？其实也不是没见过她。吃火锅时，王大莲就在一楼的厨房里切肉，但出来也不跟人说话，撂下东西就走。王大莲怎么了？她是跟家里人闹别扭了，还是觉得我碍眼了？她不是说过我能来“真好”吗？但她似乎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亲近的、尊敬的人们表达怨怼，更没掌握含沙射影、指东打西那一类微妙的神情，因而呈现的还是食草动物般的木讷。因而我也意识到，今天不是讨论“那件事情”的恰当时机。只是回家还要向我媳妇汇报工作，小张自然又是一通好催。我再次向她保证：“容我徐图之。”于是心里存着个事儿，像屁股底下燎着一团火。好在小张言出必诺，当我再去拜访，身后就跟着浩浩荡荡的拍摄队伍了。他们在小院儿里架好机位，还在二楼露台上设置了一组高瓦数灯光，也幸亏半扇楼都是王大莲家的，否则非被投诉扰民不可。如此阵仗，令“道爷”非常满意，他极其享受成为焦点的感觉。我甚而发现，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演员天赋，当有邻居探头探脑地往院儿里看，“道爷”也不管人家叫“外地人”了，也不作势拿皮筋崩人家了，而是会把灯泡脑袋歪向化妆师，声称“补个妆”。然后沉稳地解释：“咳，接受一小采访。”一个老摄像偷偷问我：“这不是‘人来疯’么——你从哪儿找的这么个主儿？”我还得启发他：“是不是浑身有‘戏’？是不是自带光环？”同时，我再度打量王大莲家的房屋构造，也越发狐疑：半扇楼里的一个单元住了人，另一个单元全空着，连租都懒得租出去，怎么就不能遂了王大莲的意，让孩子们上个课呢？“道爷”也不是个小气的人呀。我猜这对父女之间的分歧好像没那么简单。然而该说的还得说，说时挑了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场合。那天拍摄的主题是“褡裢火烧”，“道爷”告诉过我们，他在当村长那些年，每次给部委送完特供菜，人家食堂的师傅都会烙出一锅犒劳他。后来师傅退休，那份交情就断了。而又经剧组查访，竟发现师傅自己开了小店，主营的还是这种北京面食。睹物思人，这一天“道爷”对着镜头来了段即兴独白：“……管后勤的干部看不起我，送个菜还呼来喝去的，只有您替我说话，说您拌馅儿离不开我种的西葫芦。您比好多人知道自己是谁。”还说：“现在您还烙褡裢火烧，我种不了菜了。我过得不如您。”还端杯：“多少年也没跟您喝一盅，现在咱们‘云干杯’。”随着我喊“cut”，众人齐声叫好。可以说，这一场戏充分证明了“道爷”在镜头前的魅力，他也破天荒地对“三儿”和“六子”露出了笑模样，还意犹未尽地聊起当年种西葫芦，是谁给他挑的粪，谁陪他看的棚。此时不说，更待何时，当“道爷”脱了黄马褂，摘了绿扳指，我就凑了过去。“道爷”眯眼看我，灯泡脑袋熠熠生辉，而我打了个干涩的哈哈：“看您高兴，想再跟您说个事儿。”“道爷”说：“跟我说话还用挑时候——见外了不是？”“有您这话就行。”我接着就说了。当然表述还是很委婉，只说我看出来了，半扇楼的另一个单元是预备着给“大”和“二”结婚用的，到时他们齐家团圆，三世乃至四世同堂，该有多么兴旺——只不过在此之前，让那些房子先为“大”和“二”的茁壮成长做出一点儿贡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这个理儿？”不想，“道爷”的目光像棍子一样直捅过来：“这话，是大莲子让你说的吧？”“那倒不是……我也有点儿私心。”我说的是实情。更不想，“道爷”的声调又扬了起来，往四下里扩散：“长本事了？跟谁学的这套弯弯绕？有本事直接冲我来呀，接着跟我干呀？甭管怎么闹，这家还是我做主。别看钥匙别你腰上，这房子还是我从地里种出来的——”连摄制组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竖耳茫然。而道爷甩手起身，慢吞吞地往一楼里屋走去，宽肩厚背，影子仿佛把门框都撑爆了。我半天没醒过神儿来，正想跟过去缓解尴尬，却被“六子”拦住了。这条硬汉竟令我感到了杀机。“六子”简洁地说：“我们家事儿少插嘴。”还是“三儿”上前，对着“六子”的硬胳膊紧拍两下，“嘛呢嘛呢”，这才替我解了围。而被他拉到小院儿门外，我忍不住回眼一望，就见“道爷”已经在客厅里的一张红木贵妃榻上躺下了，背冲着诸人。他一手撑头，大腿压二腿，下半身忽然嗡鸣，放了个拐弯儿屁。就在这时，我还听见一楼传来一声脆响，闻之令人悚然。那是王大莲在厨房摔了个锅。10“道爷”撂挑子，罢演了。一连几天，他也不接我电话，我去他家，所见皆是面朝墙的一尊卧佛。不时还会放个屁，固然是对我以示轻蔑，但那屁越来越蔫儿，让我怀疑他近日来也是茶饭不思。我却又畏缩不敢近前——门口还守着个“六子”呢。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对我媳妇抱怨：“你不催我也没这事儿，现在好了吧？”小张也始料未及，翻白眼儿：“他们这些人呀——”这话我也听苏雅纹说过。然而纵使“他们”和“我们”泾渭分明，现在却互相介入乃至互相绑定了：不仅“他们”和“我们”的孩子同窗共读，“他们”还成为了“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局面骑虎难下，我不得不盘算起了最坏的可能，也即项目告吹，拉倒扯淡，那无疑将是我艺术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溃败。更荒唐的是，我至今也没搞明白自己到底怎么得罪了“道爷”。老虎屁股摸不得，但屁股在哪儿总得告诉我吧。屁股上的火苗有如蚕食败叶，终于烧到了我嘴里。我的一颗智齿发了炎，疼且不说，脸都歪了。一天正在捂着脸焦躁，有人加我微信。原来是“三儿”，却是“六子”推过来的。三六一十八，赶紧加了好友。我也不敢摆谱了，主动拨了过去，口齿不清地叫了声“三大爷”。电话那头说：“该叫大爷就叫大爷，不要含含糊糊。”我想说，不是含糊，我是疼。再开口却道：“‘道爷’还好吧？”“不好。”“三儿”堵住了我的客套，“要不是为了我哥哥，我也懒得跟你废话——来趟停车场吧。”我开车到了商场。停车场半空着，岗亭的缝隙里白烟袅袅，乍看像失了火。我小跑过去，看到一个人影，有如雾中之花，嘴上叼着永不熄灭的烟屁。再朝窗户里打量，木板桌上除了烟灰缸，还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小纸条，原来都是彩票。“三儿”正捏着其中一张，都快凑到鼻尖上了。片刻叹口气，是习以为常的失落，然后才抬头看我：“几天不见，怎么胖了？”我说：“您再瞅瞅，两边脸胖才是胖，一边脸胖那叫肿。”“你也不容易。”“三儿”的情商倒比眼神强，但随即又说到了我的眼神，“可你不该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眼睛出气儿用的？”我虚心接受，“哪儿能跟您比呀”，并作愿闻其详状。这似乎令“三儿”很满意，他用一根烟屁又续上一根烟屁，一副慢慢道来的架势。先说的是“道爷”，用“三儿”的评价，“我哥哥这人，仁义。”为论证“仁义”，他试举两例。一是对待村里的乡亲，原先好多人不是迁走了吗？导致拆迁时没了分房资格，这就让“道爷”吃了心，总觉得他分的房子是顶占了人家的名额。“那帮孙子也真够孙子的，瘫在床上的老娘都扔给我哥哥供养……其实我哥哥顶下那些地，只是看不得地荒了，不愿丢了‘种植先进村’的锦旗罢了。”而时至今日，只要原来的街坊家里有事儿，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孩子上学，“道爷”必会第一个把意思尽到了，送的红包比砖头都厚。接着又说到了“三儿”自己，往事不堪回首——他也有地可供拆迁，怎么落得了今天的地步？这是因为他常年保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情，过去就爱玩儿牌，等分了几套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地下百家乐、香港六合彩全没错过。这种生涯的结果，自然是被吃干抹净，还是“道爷”把他从澳门赎回来的。“道爷”索性让“三儿”在家里住着，还拨了套底商的收益给“三儿”养老。“你以为我爱当这破看车的？我是要拿出个态度，让我哥哥放心。”不过总结个人得失，“三儿”又不认为赌是万祸根苗了，而是归结为眼神问题，“……当年‘葡京’梭哈，我也就是没看清楚，把红桃认成方片了。要是拿下那局，我能把电视台包下来，让全北京看我哥哥吃褡裢火烧。”说完“道爷”，他又说到了王大莲。用的还是那个词儿，“仁义”，并且还是试举两例。首先说到王大莲妈死得早，懂事儿也早，打小她就照顾“道爷”的饮食起居，还替“道爷”照顾村里的困难户。早年间农村烧火炕，丫头那时又瘦，钻到炕洞里掏灰，一到冬天黑得跟索马里人似的。“三儿”还记得，过去王大莲也爱读书，乡里的老师还打算把她推荐到市里去念重点中学，然而跨区上学就得住校，如此一来，谁给“道爷”做饭烧炕呀？王大莲就放弃了机会，连乡里的中学也基本等于没上。而有关王大莲“仁义”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和“六子”的婚姻了。“六子”比王大莲还惨，自小爹死娘嫁人，孤苦伶仃游荡于山野之间，因为总受人欺负，打造出了彪悍的体魄与性格，终于犯了事儿，把人打伤判了刑。偏是王大莲记得“六子”的好儿：小时掏火炕，她被坏小子们堵住洞口瓮中捉鳖，还点火拿烟熏她，正是“六子”替她出头，一掏炕就为她护法。等“六子”放出来，她求“道爷”带着“六子”种菜，日久生情，俩人就好上了。也不嫌弃“六子”吃过牢饭。“三儿”还补充性地介绍了“六子”：“别看他凶神恶煞的，那是被人欺负怕了，必须装装样子。其实他心善着呢，拆迁以后没事儿干，买了辆‘奔驰’拉黑活，只要碰上谁没钱又有急事儿，一律白拉，有次为了送一老太太回家，愣是跑到了河北……”而我这时牙更疼了，试图把对话引向正题：“既然他们一家子都仁义，怎么自己却闹起别扭来了呢……‘道爷’的火儿，是冲着王大莲来的吧？”“三儿”说：“哟，你都看出来了？”我说：“我眼神不如您，可也没瞎到那个份儿上。”“三儿”便又紧嘬两口烟屁，从白雾中露出了迷惘：“你是没看见他们家的那些好吵……又不过，常常吵了半天，倒让人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吵。自打我们村里拆了迁，像我这样在牌桌上‘造’干净的还算痛快呢，别的人，‘溜冰’吸粉的也不在少数。再不就是为了房子翻脸，亲哥们儿都不认了，女婿丈母娘在法院门口撂跤。可这些毛病，大莲子他们家都没有，他们向来是最能耐、也最体面的一家人呀……”“三儿”总算说到了“道爷”和王大莲的心结。我心深深处，中有千千结。“道爷”不能种菜之后闲得慌，王大莲不去上班之后闷得慌，这些苦楚“三儿”都有过亲身体会，所以他尽心地扮演了一个弄臣的角色——这方面“三儿”倒也称职，人家毕竟是到澳门开过眼的——他劝“道爷”满北京地去吃高级饭馆，还撺掇王大莲买衣裳买包，“可劲儿捯饬自己”。不就是花钱嘛，只要有价签就好办，皆为囊中之物。然而烈火烹油，花出的钱还真像糖水一般，再一咂吧也没什么味儿。无独有偶，王大莲和“道爷”的眼神都黯淡了下去，那是狂欢之后的落寞，是饱食终日的凄凉，却比实实在在的穷困更加噬心蚀骨。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对于那些心结的反应了。父女二人反应各不相同，这才是别扭的原因。“道爷”毕竟懂得要给自己找点儿乐子，于是又听了“三儿”的推荐，变吃喝为吃播。并且他还讲究个师出有名，所以吃播也不光是吃播，还包括了弘扬北京文化，“让那帮外地人见识见识，别来了北京还尽挑北京的毛病”。这招儿果真有效，打着大而化之的地图炮，貌似填补了精神空白。只不过又有个让他难受的地方——“道爷”发现，对于他那满腔热情的新爱好，女儿却好像虚与委蛇。过去王大莲是多么恭顺啊，简直把村长爸爸当成了身边现成的一尊活神，可如今呢，“道爷”敏锐地感到，那恭顺之下缺了点儿什么。更让“道爷”难以忍受的是，渐渐地，王大莲连表面的恭顺都懒得装了。王大莲木讷的表情里似乎藏着浅笑，跟他说话也经常不是热络的大嗓门了，而是变得悠悠的，底下却有一层冷淡和疏离。那里面有句潜台词：我不认同您的“范儿”。对，不认同。好不容易拿起来的“范儿”，最亲近的人却不认同。对于能耐了一辈子的老人而言，这无异于奇耻大辱。不过王大莲又实在让人指摘不出什么来：她照常履行着她的职责和义务。半扇楼和几处底商都是王大莲打理，“大”和“二”日益成长，抚育下一代的任务也落在了王大莲肩上。但恰因无可指摘，更让“道爷”一团邪火没处撒，所以经常为点儿鸡毛蒜皮和家里人动气，不只针对女儿，也殃及“三儿”和“六子”。这老头儿的形象也变了，从粗豪爽朗变成了尖酸刻薄。而看来，在王大莲家办班的事儿，也和上述背景有关。这一想法果然得到了证实，“三儿”随后讲到了近日的那场冲突：对于王大莲所转述的苏雅纹的动议，“道爷”横挑鼻子竖挑眼，说“受不了家里人多，太吵”——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道爷”从不是个好静的人，平常还老埋怨新小区不如村里有人气儿呢。别的事儿也就罢了，这次王大莲却一反常态地坚定起来，遂与“道爷”辩论。俩大嗓门节节攀升，又演变成了对孩子教育问题的热议。“道爷”表示，早就看不惯给“大”和“二”报那么多的班了，他算了一笔账：“咱们家的孩子，犯得着吗？上学是为了什么？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什么？挣工资。不就是钱的事儿吗？将来这半扇楼还不够他们‘造’的？你还真指望他们在学校里拔尖儿？就算他们上清华上北大，我话撂这儿——以后也挣不出这些房来。”复又总结：“所以你这不是瞎逼‘作’吗？”“道爷”这笔账暗合了网上流传的一则悖论：没有学区房，就上不了好大学，然而上了好大学，也挣不出学区房。两头堵，堵得王大莲半晌无言。但她仍不认同“瞎逼作”这一判断。正当“道爷”志得意满地呷着一杯酽茶，她才猝然回击：“这不是钱的事儿。我是怕他们将来像我、像他爸、像您一样……”“像我们一样怎么啦？”“被人看不起。”这就捅漏了马蜂窝。“道爷”呛了一口，灯泡脑袋如同接入了两万伏的电流，亮得都快炸了。有效讨论戛然而止，他语无伦次、口不择言地辱骂着王大莲，还拿那只宜兴紫砂壶朝王大莲砸了过去——幸亏“六子”及时出现，忠勇地挡在媳妇和老丈人之间，但脖子上的那条龙却像皮皮虾一样被烫红了。而“道爷”还在兀自不休地暴跳着，质问王大莲：“谁敢看不起我？谁教你的这些——是不是姓苏那娘们儿？”这次王大莲回得倒快：“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甭尽扯上别人——”“说？”“道爷”决绝地一挥手，“我这辈子没亏欠过谁，谁也休想说我什么。从今往后，我跟你们都他妈的说，不，着。”经此一役，父女俩陷入了冷战。也真难为了“道爷”，家中遭此巨变，还能满怀激情地投入吃播事业——他恰恰是被王大莲的那句“看不起”戳了心窝子，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是能被人“看得起”的。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还火上浇油，这就再度摧残了老头儿那颗伤痕累累的玻璃心。“道爷”还有可能把我也视为了和王大莲、苏雅纹一伙儿的。对此，我矢口否认：“这就错怪我了。”“三儿”追问：“那你为什么——”我摇头苦笑，又把话岔开：“先别问我是为什么——咱们只说眼下的情况，谁也不希望他们家接着闹下去吧？再闹下去，我的片子黄了，您没准儿也没地儿去了，只能永远看车。话还是说回来，亲生的父女，何必水火不容呢？现成的房子，何必不用它换个和气呢？大家都退一步，不就好办了吗？”“三儿”点头称是，但他又说：“然而眼下，两边的确是‘僵’上了。我哥哥那人，从不跟人低头……当年给公家供菜，对方要吃回扣，他宁可菜都烂在地里也不给。你想他这么个脾性，又是对自己女儿，怎么可能先软下去？我估摸着他没准儿已经后悔了，只等着大莲子给他一个台阶下呢，而大莲子呢，又能听进去你的话，所以不如……”所以不如由我去从中说项。我哭笑不得：怎么又是我。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怎么就好像语言不通似的，必须由一个外人充当翻译。又可见对于人类而言，巴别塔是个永恒的梦，但我却要在那虚幻的塔影上攀爬不休。我不禁悲哀：“哥们儿毕竟是个导演，怎么都把我当成说嘴的了。”“你们这些人，不就是比我们能说会道吗……你是一个优秀的口腔工作者。”“三儿”给我扣了个文不对题的高帽子，信赖地看着我，“这也是我找你来的目的了。”停车场上起了风，从北部山区掠过来，裹着青草的气息。春天快到了。记得芽芽小时候，我们每年春天都会带她到山上去野餐，记得有座山顶上还立着一尊佘太君的雕像——传说在古代，那位杰出妇女就屹立于山巅，眺望着子弟兵们与异族浴血厮杀。现在这里变成了北京最繁华的科技产业园与住宅区。现在我们一家也再没有时间到山上消磨了。古人来者，天地悠悠，我竟有怆然涕下之感。但那其实只是花粉过敏，导致我在智齿之外又发作了鼻炎。而我突然问“三儿”：“对了，今天其实是‘道爷’让您找我的吧？是他自己透出口风……”“三儿”笑而不语，更如雾里看花。半晌他才说：“反正你记着一条儿——只要给我哥哥解了心宽，房子还不是随便使。别说办个辅导班了，耍把式卖艺也够哇。”……（未完）目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是人就分你我他——《逍遥仙儿》创作谈石一枫

water。那是不愿被抓去做奴隶的出逃者，在哈里耶特·特布曼的率领下，穿过沼泽地的时候唱的歌。第一排的男女歌手发出低低的吟唱，手开始打起慢慢的节拍。歌曲像摇篮曲一样，摇曳着：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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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主办方提供）一个村庄的文化自信，为整个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发展路径、内在动能和精神力量。1月1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作家出版社、《十月》杂志社、岳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作品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并致辞，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坪上村传》是一部新农村题材长篇小说，首发于《十月》杂志2018年第6期，2020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坪上村是作者的老家，作者十六岁离开这片村庄，村庄成了他整个人生的背景。在外漂泊三十八年后，他又回来修缮老屋。作者从尝试重建村庄一砖一瓦一泥开始，虚实相生，以书写打造了一个独特的乡村文化地标。小说以传记的方式书写一个村庄的人与事，讲述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生动描写了坪上村近百年的变迁和发展历史，作为一扇窗口，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近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作品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和地域特色语言的表现，营造出一个具有浓郁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特色的艺术世界。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平静和诗意的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乡村文明，就像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和人物画裱成的连轴长卷，让人过目难忘。李敬泽指出，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书写的是一个村庄几十年的记忆和历程，但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等熟知的架构中，更重要的是将故事放在了脱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个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坪上村传》为一个村庄立传，写法上既有虚构也有非虚构的因素。由于有作者的在场，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这个村庄不仅仅是被回望着，也是现在进行时的，是敞开的。它是一部面向过去，也面向现在和未来的作品。在乡村振兴、向着未来的大背景下写作，《坪上村传》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在历史与现实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去掌握乡村、认识乡村，同时也通过作家的书写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已经逝去的与正在展开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深刻的情感、伦理的关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胡革平认为，《坪上村传》凝聚新农村新气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在今与昔、变与不变的纠缠中串起了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乡土文明。这是一方土地的自信和坚守。作品深情讴歌了人民的伟大创造，展示了乡村的伟大变迁，讲述了动人的乡村故事，塑造了新时代乡村典型人物，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土风情，描绘了新时代乡村精神图景。（图片由主办方提供）为振兴乡村、重建乡村文明的书写提供新的经验研讨部分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主持。他认为《坪上村传》是一部虚实结合的创作，通过散文化的记叙还原乡土的人事、风土人情，同时也有面向未来的展望。作品大量用乡村语言和事物，每个章节的标题都是一个个乡村符号，词典式构造较为新颖。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评论家孟繁华表示，彭东明提供了另一种书写乡村中国的文学样式，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续了湖湘文学的现代传统。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面对坪上村诚恳书写了他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的内心矛盾，这一矛盾结构了貌似松散的长篇小说，也恰是这一矛盾，构成了小说动人的力量。他在实现了自己内心愿望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当下人们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处境和心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评论家白烨认为，作品由点到面、以小见大，用一个村子、一个老屋写出了当代农民的劳作与生活，以及湖南乡村的民俗、民情，从作品可以见出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丰赡的人生思考以及深刻的历史反思。在作品结构上，以老物件为线索，用串珠子的方式展开故事叙述；在人物描写上，作品写了坪上村的几代农人，栩栩如生；同时，作品还着重描写了几位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形象，表现了乡村变革的艰难过程。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表示，《坪上村传》是对中国百年乡村变迁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书写，横向上也写出了乡村和城市的联系。作品以村庄写人，以人写村庄，反映了时代的风云际会。作品对身为一个书写者，对于振兴乡村、重建乡村文明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对于文学在其中所负的责任，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胡平表示，这是一部真正的乡土文学，对家乡面貌、风情跟乡土的感情给予了充分表达。作品在写法和结构上独具特色，它的历史和文化厚度并非体现在创作中历史沿革的轨迹，而是通过一件件文物陈列起来的。作者善于汲取生活素材中的精华，以小说笔法，使之发出异彩。虚实结合，

我们相信：青年的姿态、言说方式和思想资源不仅关乎文学的未来，更牵扯着时代的症候。《十月》始终坚持“文学向未来”，用青年的声音回应时代，回馈读者。本期作品：石一枫·《逍遥仙儿》《十月》2023年第1期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逍遥仙儿石一枫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引自二手玫瑰《仙儿》5经我媳妇讲述，我脑中完成了王大莲的定格画面：她立马横刀，发出怒斥。又相对于小张将妈妈们分成了“我们”和“她”，王大莲则在质问“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试想这一幕，孤独而豪壮。关于那场冲突，我和小张还进行过一些讨论。我问：“对了，老师说的那些东西，你听懂了没有？”小张说：“苏格拉底和孟子他妈当然明白，但诸如霍姆斯呀皮亚杰呀，那就没听说过了。不过我想苏雅纹是知道的。”我说：“不要说别人，你自己还不是一知半解。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你不懂，别的妈多半也不懂，那为什么你们不问呢？为什么人家一问，你们倒有意见了呢？”对于我的问题，小张警惕起来：“你什么意思？你是站在哪头的？”我又说：“不要急着逼人站队，如今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就是凡事都要站队，为这坏了多少交情啊。我不过是问一问嘛。”小张便半仰着脸，想了想，然后说：“我们当然听不大懂老师在说什么，但老师呢，想必也不大指望我们能听懂。上过几天学的人都知道，那些人名啊，理论啊，往往唯一的用处就是显得高深。你别笑，你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听你忽悠投资商的话，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话说回来，既然孩子进了那么一所学校，赶上那么一位老师，总得给个面子，对不对？你看得起老师，老师才会看得起你。道理其实就是这样。”见我媳妇如此通透，我颔首称赞：“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小张翻了我一个白眼。她又说：“那个王大莲的问题，就在于看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潜规则也是规则，她坏了规则。”至此，话题转回王大莲。小张又指出，我们之所以窝在这套价格畸高的斗室里，还不是为了孩子吗？她可不希望任何因素影响孩子的教育。而出身于以王大莲为妈的原生家庭，她的儿子也无异于危险因素。我说：“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我倒觉得胖子老实。”小张就“哼”。她的态度也让我的心提了提：“这俩胖子怎么样？”此时小张却面露烦躁：“忘了看表了，这都几点啦？”语言交流结束，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流在等着我们。但忙活完了，我的脑子又陷进了方才的话题。我也想提醒小张，最好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当然，这也不是多么在乎王大莲的感受——饶我对女性同情心泛滥，也泛滥不到一张名牌璀璨的大饼脸上去。我考虑的还是女儿。她才多小，我可不希望她沾染上动辄拉圈子划地盘的恶习。成人的游戏已经让我们疲倦不堪，就别连累孩子了。而不得不承认，苏雅纹在这方面的确表现得比我媳妇好一点儿。尽管对那套傻白甜的“政治正确”也感到乏味，但我想，应该建议小张向她学习。可惜小张已经睡了，我的感想无从出口。后来才知道，我对苏雅纹也想简单了。我又成了妈妈堆儿里屈指可数的爸爸，也顺理成章地被拉进了微信群。并且不止一个群，而是两个群。妈妈们专门建了一个将王大莲排除在外的群。对于这一举措，班主任老师欣然入局，她的那些教育理念，便换到了新群里继续抒发。原来那个群呢，倒还维持着形式上的功能，只做发布通知用。老师简明地说一句，后面人便扼要地答一句“收到”，此外再无他话。就连王大莲也无话。白纸黑字，再看不懂就是纯粹的文盲了。而或许，经过了那次和班主任的“正面刚”，王大莲也有些后悔了。老群就这么荒芜了下去。接送芽芽上下学的时候，我倒天天见到王大莲。她还是一身名牌，只是有时鞋来不及搭配，踩个趿拉板儿就出来了。傍晚时分，芽芽与“斯坦利”和“二”结伴而出，“二”的后面还跟着个“大”。“大”已经四年级了，却不与他的同学为伍，好像舍不得弟弟。虽然镇日打闹，但稍加观察，又能发现“大”对“二”言听计从——“二”说句什么，“大”就接过“斯坦利”和芽芽的书包，小山似的扛在肩上；“二”又使个眼色，“大”就气喘吁吁地扎进门口小店，再举着几串糖葫芦，气喘吁吁跑出来。芽芽眼睛一亮，但作势：“我妈说不让我吃糖，牙疼。”她说不要，“大”和“二”就愣塞给她。我想起她说过俩胖子“奇怪”，大概这也是“奇怪”的表现之一。还是苏雅纹讲究界限，她走向王大莲，要把钱扫给对方。此时王大莲惯常站在人群外沿，身影又有几分寂寥。对于苏雅纹的客气，她一个劲儿摆手：“别价别价——”苏雅纹正色：“你要老这样，反而没意思了。”但王大莲推托几下，掉头就走。当俩肉丸子也追上去，苏雅纹便清冷地低头，瞥一眼“斯坦利”。“斯坦利”正想舔一口糖葫芦，立刻缩回舌头。等到王大莲母子走远了，那根糖葫芦多半是要被扔到垃圾桶里去吧。可怜孩子还得百爪挠心地举上一会儿。诸如以上，就是我与王大莲在很长时间里的交集了。基本倒算相安无事。因此我还教育小张：“世间本无事，妇女自扰之。”小张翻白眼，懒得搭理我。她闲不住，又接了新项目，开始马不停蹄地谈演员、扎投资。我们就是这样，前夜不忙后夜忙，这个不忙那个忙，这么多年也习惯了。然而没过多久，学校里又出事了。那场风波可比家长会刺激多了。一天我去接芽芽，见她没和朋友们在一起，路上也不叽喳了，兀自耷拉着小脸。开始我以为她被老师批评了；女孩儿受宠，脸皮子薄，而我倒觉得有人说说也好。我故意装看不见，回家弄饭吃了，接着就催芽芽到楼下练跳绳。学校里要达标的。芽芽却说：“手疼，练不了。”我还以为她想逃避训练，威胁道：“那就抄单词了啊。”芽芽的眼泪便下来了。问怎么了，她也不说，波浪般甩着马尾辫。这让我有点儿哭笑不得。我联想到，自己这半辈子都在猜女人心思——过去小张就这样，动辄嗔怨，无迹可循，现在当妈的可算从林黛玉变成了王熙凤，女儿又接上了班。难道她们觉得这一套很有劲吗？我对芽芽说出了对她妈不敢说的话：“用这副嘴脸博取重视——无聊。”而芽芽还没进一步哭，电话就响了，是班主任，问“孩子怎么样”。我便生疑，问到底怎么了。听到老师的声音，芽芽益发嘎巴嘎巴抽泣起来。我想起什么，拽过她的胳膊，把袖子撸上去，果然看见右手腕子上有一圈牙印，好像给我女儿戴了块手表。我脑子嗡一声，问芽芽：“谁咬的？属狗的呀他？”芽芽说：“‘二’咬的。他属羊。”我说：“为什么不跟爸爸说？”芽芽说：“太丑了，我也怕你难过。”说得我的眼泪也快下来了，又质问老师：“您怎么现在才告诉我？”老师继续嗫嚅：“我们还在研究预案。”我脑子又嗡一声：“什么预案，怎么搪塞我们的预案吗？”我口气一冲，班主任就有点儿慌：“也请您理解，现在的家长维权意识很强……所以学校建立了应急管理机制，像您女儿这件事，我先得汇报，等上面研究完再把意见传达下来，已经这么晚了。我现在还水米没打牙呢。”“那也……辛苦您了。”我追问，“不过你们研究出什么结果了吗？”班主任咳了咳：“至于处理方法——第一，我们会迅速给您女儿进行消毒治疗，当然医务室已经这么做了；第二，我们会对咬人的孩子加强批评教育，杜绝此类现象发生；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建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由学校专设的心理咨询小组介入，以防您女儿出现PTSD，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那个词汇，我倒略知一二，据说空降到阿富汗的美国大兵经常患有该类心理疾病。区区小学，上出了反恐战争的效果，这又让我哑然。但这时，屋里出现了另一个声音：“不行，光这样就完事儿了？”那声音来自于另一个电子设备。原来芽芽用iPad拨通小张的视频，找她妈诉起了苦。而小张正在一场剧本审读会上，看见肉手表，立刻凌乱了。她一边凌乱，与会的几位演员还在继续对台词，也相当于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声援了小张——比如有位怨妇专业户说：“我心里的伤口有五十米，那是爱琴海的深度。”还有位偶像明星插嘴：“折翼的天使如何飞翔？”相形之下，倒是一位功夫硬汉简洁得多：“虽，远，必，诛！”班主任半天没回过神来：“你们家在排春节晚会吗？”“你哭着喊着要带闺女，就带成这样？”小张却把矛头指向我，她又采纳了功夫硬汉的建议，勒令道，“到他们家去，找他们家长。”我不免犹豫：“真去呀？上门骂街？”小张说：“不去也行，那就趁早告诉闺女，你不想保护她。”“去就去。”我说着，又转向班主任，“他们家住哪儿？”事后想来，博士班主任大约是脑袋被搅乱了，犯了个当老师的大忌——她把王大莲家的地址告诉了我。她嘴一秃噜，这才后悔，又劝我三思：“那家人可不好打交道。她不还有个大儿子吗？为了孩子的事，几年来一直跟人冲突不断，上几届的家长都怕她。”又诉苦：“也不知她怎么想的，干吗非要把二儿子转到我班上来呢？”还后怕：“当初在家长会上，我是想压一压她的锐气，现在看来还是草率了……”而我呢，此时也被我媳妇给“将”住了，又扫一眼芽芽的肉手表，心里又愧又疼。诚如小张所言，我们家可是闺女呀，我可是爹呀。脑袋又嗡一下，我拉起芽芽，向两个电子设备宣布：“走，出门。”还誓师：“跟他们没完。”晚上不堵车，没一会儿，我拖着女儿，走在了征讨王大莲一家的路上。风萧萧兮，吹得背后商场的广告横幅猎猎飘扬，也吹得我的一头乱发犹如彗星，仿佛即将引发一场天地大冲撞。对于冲撞的后果，我不免开始展望，迷惑，心里打鼓。打个寒颤，我还想：又到吃涮羊肉的季节了。6那记感天动地的大嘴巴，真把我给惊着了。说到大嘴巴之前，还要先说说怎么去的王大莲家。当天晚上停好车出来，我却在商场门口望见一个熟悉的丽影，穿件经典款的米黄色风衣，原来正是苏雅纹。她还带着“斯坦利”，大约刚在顶楼上过什么班。早就听说，苏雅纹家的课外辅导一周七天不歇。她唤了芽芽一声，又问我：“你们也准备报个夜间班吗？书法还是奥数？”我说这点儿的不报，睡觉比较重要。苏雅纹就说我们太“佛”了，又问我们那来干吗。我便把芽芽被咬的事情说了。说起这事儿，也是为了重鼓我那“虽远必诛”的斗志，我还说：“哪儿有这样的家长，孩子惹了祸，也不在群里表示一下……”苏雅纹讶异地瞪大眼睛，鲜红的嘴唇形成一个小“O”。她先感叹一句“亏得我们当初……”，又问“斯坦利”：“有这样的事情？”“斯坦利”低眉不语。这孩子总是过分沉静，不像他的年纪。没想到，苏雅纹又主动说：“那好，我陪你们去。”这就让人不好意思了，我赶紧摆手：“不必不必，跟你们没关系。”苏雅纹却说：“孩子都是一个班上的，也好有个见证。”不得不承认，苏雅纹想得周到。恰如《水浒传》里的武松要杀潘金莲，须把街坊四邻叫来作个见证，我远征王大莲，也要有个见证。但身边多了个苏雅纹，并没让我心里有底；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倒让我有种被人看戏的感觉。来到豪宅院外，去叩人家的朱门。早已知道王大莲家住这片黄金地段上最幽静、也最戒备森严的小区，我向穿得犹如民国大元帅的保安通报了王大莲家的门牌号，并自报姓名：“我叫庄博益，她儿子同学的爸爸。他们认识我。”大元帅用步话机讲了几句，俄尔敬礼：“先生请。”一个敬礼一个“请”，更加让我惴惴起来。我和苏雅纹一前一后，如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穿梭，最后来到人工湖畔的一座矮楼前。这是一栋“楼王”位置的洋房，每层都有错落的露台，一楼还围出了若干个宽敞的院子。四下静谧，头上窗户幽幽闪光，唯有把角边户的一个院子灯火通明。那院子植被锦簇，花木间支了张八仙桌，一个魁伟的老头儿端坐桌前。他披件古装片里“贝勒”以上级别才穿的黄马褂，光头锃亮，近乎剔透，宛如一枚蛋形的钟乳石；他面前摞了好大一桌子菜，却不动筷子，直到有人摆上一个紫铜火锅来。老头儿用珐琅壶给自己倒了杯酒，“滋溜”一口，然后抡起胳膊，画了个圆圈，竖起一个绿油油的大拇哥：“地道。”也是大嗓门，震得头上飞鸟振翅。我既惊讶于这老头儿露天开涮的雅兴，也狐疑于他为什么吃个火锅都要吃出那么强的形式感。这时却见八仙桌的对面还蹲着一人——也是个老头儿，穿件停车收费员的制服，正举着一台手机，专心致志地对光头老头儿进行拍摄。哦，原来如此。咦，怎么还有几分面熟似的。面熟的不只穿制服那位，居然还包括光头吃火锅那位。在哪儿见过他呢？正在纳闷，光头老头儿也看见了我们：“哎哎——你们干吗的？”倒像我们进了村，而他则是村长。我重复，我找人，找王大莲。光头老头儿立刻对制服老头挥手，示意“停”，然后扯着脖子往楼上喊：“大莲子，有人找大莲子——”二楼便开了扇窗，露出来的却非王大莲，而是一个男人，剃个小寸头，挂着大金链子，大冷天的只穿一件背心。这样一条硬汉，自然少不得遍体文身，黑压压附着在盘根错节的肌肉上。他也扯着脖子往上喊：“大莲子，大莲子，见客啦——”经过这般一传二传，三楼窗户开了，这才露出了王大莲。王大莲向楼下呵斥：“吵他妈什么吵，孩子写作业呐——”四下人家的狗吠叫起来，还有砰砰关窗户的声音。王大莲却一眼看见了我和苏雅纹，惊喜地说：“这不他叔他婶儿嘛？”未几，噼里啪啦趿拉板儿响，王大莲跑下楼来，将我们迎上弧形的观景电梯。又未几，我们站在了王大莲家那宽阔、高耸、满是红木家私的客厅里——的确是“红”木，不仅桌子柜子，连门框垭口都漆成了沉甸甸的暗红色，如同刷了几层猪血，观之令人心惊。我的气势已然全消，直不愣登地看着王大莲。王大莲忙不迭地沏茶：“茉莉花你们喝得惯吗？”我说不用了，然后拉过芽芽，撸起袖子，向王大莲展示了尚未消退的肉手表。我努力保持着冷静，向她表示，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只不过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王大莲就一愣，脸也沉了。她的鼻翼翕动，喘粗气的声音像拉风箱。然后她低喝一声：“‘二’，你给我出来。”“二”便从一侧的门里出来，警惕地看着芽芽。那么这是要让孩子们对质吗？我抚了抚芽芽的肩膀，既像给芽芽又像给自己打气：“有什么就说。”“二”却先开口：“我本来没想——”芽芽又抽泣：“那你干吗——”孩子还没说完，王大莲那个嘴巴就上去了，打的是“二”。一般嘴巴都是清脆的“啪”，这个嘴巴却是沉闷的“砰”。遭此重击，“二”像陀螺一样转了个圈儿，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懵然，嘴巴嚅动，吐出一颗白亮的斑点，居然是牙。王大莲指着“二”的鼻子骂了起来：“跟小姑娘动粗，还上嘴咬，你还是个带‘把’的吗你？”又说：“别人也就算了，可这是你叔你婶儿，当初要不是人家——”抽嘴巴时，我被吓得噤声，与苏雅纹一起捂住了芽芽和“斯坦利”的眼睛。此时反应过来，不得不劝道：“有什么好好说，别动手。”王大莲一甩膀子，几步跑出了客厅。转眼回来，手上却拎着一根周身通红的擀面杖——大约她们家的木器都是红木的。不劝则已，一劝还动了兵刃了。于是形势就变成了老鹰捉小鸡——“二”在地上翻滚，我挡在“二”的身前，王大莲则伺机绕过我予以空袭。往返了几个回合，屋里又多了一个孩子，原来是“大”。这个大号肉丸子从另一间屋里奔出来，一头抵在他妈的肚子上，边钻边喊：“别打我弟，别打我弟——”挣扎之中，王大莲又顺手给了“大”两下，好像擂响了一面鼓。这时苏雅纹便开口了。此前她固然是被吓蒙了，现在暴烈程度超出了她的底线，终于喊了一句，拖出了哭腔：“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怎么能够？”声音不大，但却比我有效，王大莲总算停了手。我们一起望向这位文静的妈妈，仿佛惨遭戕害的其实是她。我甚而担心苏雅纹会打电话，按照国外的规矩，以“虐童”为由把警察叫来。好在她只是静立不动。“斯坦利”挂着忧郁的表情，在苏雅纹身后躲着。而另一边，芽芽却和“二”聊起来了。她在帮“二”满地找牙，找着之后，对着灯照来照去，格物致知。芽芽问“二”疼吗，“二”瓮声瓮气说没事儿，他正换牙呢，早该掉了。芽芽又说，你要再咬人，手表上就该缺一块啦。不知为何，我“噗嗤”笑了一声。我的笑声唤醒了王大莲，她说：“他叔，对不起。”不用他妈勒令，“二”也对芽芽说：“对不起。”芽芽倒瞥了眼“斯坦利”，有些得意似的。“斯坦利”又垂下了眼睛。再看苏雅纹，眼神也活泛起来了，打量起了这套南北通透的复式四居室。我自惭地回答王大莲：“多大点儿事呀……早知道我就不该来。”至此，气氛缓和下来，但也包含着几分荒诞。好歹化干戈为玉帛，这当然是因为孩子们重归于好，但王大莲那个嘴巴也功不可没。我不禁又想，我是否以王大莲惩罚孩子的凶狠程度，来判断她道歉的真挚程度了呢？倘若如此，我又该有多么卑劣啊。而关于咬人事件，还有个疑问：闹也闹了，打也打了，可整桩事情的发端却一直没搞清楚。不仅没搞清楚，而且忘了调查。王大莲脑袋里的回路和我不在一条线上，她只为“二”咬了芽芽而理亏，但全不在意为什么咬。那么我呢？我倒是问过芽芽，可她也稀里糊涂地说不明白，只说当时“斯坦利”正在和“二”聊天，聊着聊着，“二”就抓起她的手，吭唧一口。不过我又被另一段插曲牵扯了精神，居然一时也没想起这个茬儿。当时我讪讪站着，苏雅纹则催着王大莲忙上忙下，用冰袋给“二”敷脸。在这个过程中，王大莲的兴致高涨起来，她端出了红颜草莓、巴西松子和智利车厘子，又邀请我和苏雅纹参观一下她家。我们推却不过，只好随王大莲转了一圈儿。这一圈儿耗时漫长，因为这栋楼里的整整两个单元，从底层到顶层，都属于王大莲的“家”。王大莲谈起房子，论的不是“平米”，也不是论“套”，而是像屠宰场里肢解生猪一样论“扇”：“就这半扇。”一边介绍，王大莲自然也说了起这半“扇”楼是怎么来的——并且涉及了我们这片地方的前世今生。此处方圆数十里，本是北京近郊的一个乡，以种植蔬菜闻名，后来菜也不种了，全种上了楼。又因为城市的扩张是循序渐进的，有些村子拆得早，先住进了小区，还有些拆得晚，就要在高楼环伺的城中村里再窝一些年头。而王大莲家更为特殊，她们那个村子地处边缘，本来不在动迁范围之内，政府也任其凋零——然而凋零了一大半，转机来了，有个中央钦定的研究院选址，正选在了那块地方。于是火速做工作，条件随便谈，钱不够房来凑，为的就是安置村民。王大莲还说：“原来以为不拆迁，我们村里有路子的人都迁走了，可我们家不能走呀，我爸当过村长，村里那些老的小的还指望他照应呢，只能站好最后一班岗……站着站着，站出半扇楼来。不止这半扇楼，外面那几个底商也是我们家的。”又说：“因为搬家，也就牵扯到孩子上学。这边的学校原先不接纳我们，这不是看不起人吗？我爸在率先表态、动员群众这些方面可是立过功的，有这么对待功臣的吗？我们就又去找上面。还是领导水平高，不光让我们入了学，连班都随便挑——那我可不客气了，我就让‘二’进了你们这个班。”我们叹为观止。我说：“老爷子有远见。”王大莲却“嘘”：“可别让我爸听见，他就怕人这么说。”还是苏雅纹讲话艺术，她悠悠道：“这多像一则寓言……简直是童话。”按照上述说法，我又大致捋了一下：初见王大莲之时，她家想必还没拆迁，所以她只能从事城市边缘农民们的典型营生，不是保姆就是保洁。当时她家的“二”才两岁，她也想让孩子去游泳，但那个愿望带来的只有屈辱。而等一纸批文下来，豪宅里有了她家的产业，而且还是学区房，而且还是半扇楼——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改变命运，但对有的人来说，命运改变的速度却连他们自己都始料未及。因而王大莲也感叹：“在这儿住着，早上睁眼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还觉得躺在原来的土炕上呢……我就叫‘二’咬我一口，咬一口才琢磨过来。”又检讨：“都怪我，我把‘二’给教坏了。”听她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到底遛了几套房子也糊涂了。但好在不需谁来咬一口，总算转回了地面。我表示该告辞了，而王大莲意犹未尽，又提醒我们，“来都来了，总得见见人呀”。哦对，她们家还有别的人呢。王大莲家的那口子倒不必见，“丫上不了台面儿”，但须得给前任村长请个安。“爸，您看呐——”带着我们兜回那套边户小院儿外面，王大莲深吸一口气，紧着往前走两步，推开栅栏，让我和苏雅纹闪亮登场：“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两位——她是编辑，他是……什么来着？”我接口：“我导点儿片子。”“对，编辑和导演。”王大莲将那两个词汇拖着长音，末了儿嘴里还吧唧，仿佛能品出甜味儿似的。葡萄架下，八仙桌旁，先前见过的那个光头老头儿刚往嘴里塞了一筷子羊肉，才把胳膊抡了半圈儿，正要竖起一根绿油油的大拇哥。半截被打断，他嘬了下牙花子，懊丧地把手一摊：“大莲子，你又打断我——我这一晚上都吃了几盘‘鲜切’了？”对面，那个身穿停车收费员制服的老头儿说：“回回断，找不着状态。”光头老头儿反指他：“也怪‘三儿’，你拍得不好。”而这时，我插嘴：“断倒不怕，把镜头剪到一块儿就行。”俩老头儿转过头来盯着我。光头老头儿闻所未闻地说：“还有这个技术？”我说可不么，除了有特殊的艺术追求，拍摄中极少采用“一镜到底”的。看到光头老头儿那“不明觉厉”的表情，我还顺口说：“我看过您的一些作品，内容非常精彩，情绪也很饱满……但缺乏基本的剪辑处理。”光头老头儿的光头像灯泡一样闪烁：“这小伙子，你也认识我？”“谁不认识您呀。”我恭维道，“‘京城道爷’嘛。”这么说着，我和光头老头儿共同亮了个相：右手凌空画个半圆，竖起大拇哥，口称“地道”。当然，“道爷”的“地道”就要比我地道多了，不仅半圆格外饱满，大拇哥还是绿油油的，贼光四溢。那枚粗壮的翡翠扳指有如流萤，还蹭到了葡萄架上一坨黄灿灿的东西，它是一只塑料吹气小黄鸭，时隔多年，居然能叫：嘎嘎，嘎嘎。7说来不好意思，认出王大莲她爸“道爷”，还与我的职业有关。赋闲在家的日子里，恰好做网站的朋友推给我一个App，让我了解一下市场上的新动向。当初把我签下的那个网站正是因为要“进军短视频赛道”，才把我这种专拍长片的导演打入冷宫，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道爷”之流抢了我的饭碗，但闲来一看，我居然陷进去了——那些短视频是如此琐碎，但又如此具有冲击力，正好可以填充无聊。经过最初的鄙夷和抗拒，我也变得像自己在公共场所里侧目的那些人一样，随时点开手机沉浸其中，全然不觉地制造着噪音。还得小张提醒我：“你节制点儿行不行，不要低级得那么肆无忌惮。”我固然又找借口：“你看不出来吗，这些作品充满了戏谑、反讽、解构……”这一套对我媳妇惯常是很灵的，当然，我的说法也给她同样的癖好找到了借口。但她仍然担忧：“可孩子不懂呀，万一芽芽也上了瘾，那可怎么办？”经过协商，那些视频我们只能躲在厕所或者厨房里看，与此同时，我女儿则在钢琴前面聆听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而再说回“道爷”，他在网上被冠以此名，固然是因为那记标志性的“地道”。在“播客”的分类中，他属于最常见的“吃播”，也即把吃饭的过程拍摄下来，展示给众人看；又不同于那些专走高大上路线的“贩卖生活方式”，他所展示的都是些最寻常的北京吃食——炒肝、灌肠、烧饼夹肉、门钉肉饼和烙饼卷带鱼……他吃得投入、专注，洋溢着“对食物的尊重”；他的粉丝并不很多，但却自成一“范儿”。每当看见“道爷”，我似乎都意识到，生活仍然是真实的。一则典型的“道爷”式的吃播，程序如下：开场先是一句“您猜怎么着，老北京今儿个就来这一出”，然后就吃，一镜到底地吃完整盘子整碗，然后抡胳膊画半圆，竖起大拇哥，赞道“那叫一个地道”。对此我点评：“简洁，直给，符合互联网审美。”“道爷”附议：“我这人就这样，不爱玩儿虚的。”我又说：“可这黄马褂和绿扳指略显浮夸。”“道爷”便叹道：“让小丫挺们撺掇着迷过一阵子文玩——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又舍不得扔，索性当个道具。”我还问：“对了，您是怎么玩儿上吃播的？”“道爷”便对制服老头儿，也即王大莲所谓的“三大爷”一努嘴：“北京的爷就是爷，成天除了吃就是喝。后来还是‘三儿’跟我说，您别光自个儿‘闷得蜜’呀，也上网让大伙儿长长见识……你别看‘三儿’这个操行，时兴玩意儿从没落下过。吃饭还有人叫好？早先我都不信，后来我吃他拍，还真有点儿意思……”对于“道爷”的表扬，“三儿”斜叼着一枚烟屁，体贴地说：“这不是想着给我哥哥找点儿乐儿么。他前些年忙，这些年闲，老闲着心里也不痛快。”而“道爷”毕竟是当过村长的，懂得高屋建瓴：“我主要还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说到这里，小院儿里的局面就变成了众人围坐在八仙桌旁。紫铜火锅兀自烧着，水汽蒸腾上升，围绕在那只小黄鸭周围，使得它如在烟波浩渺中游弋。对于这只鸭子，我也捋清了头绪：想必它一直都在王大莲家。当初它晃晃悠悠地飞下顶楼，王大莲立刻跑下去追上了它——或许都不用王大莲亲自动手，早有其他楼层的勤杂工、保洁员替她收好了。而现在，王大莲都已变成了新人，这只鸭子也许是她家中唯一的旧物了吧。察觉我看向鸭子，王大莲冲我嘿嘿一声，也不知是得意还是不好意思。两下谈得热络。苏雅纹正在就孩子的教育对王大莲进行讲解，比如为什么一定要报课外班，当然也包括了何谓弦乐、何谓管乐之类；而我呢，则要围绕短视频这一艺术形式，与两位播客团队的成员展开业务探讨。因为“三儿”不具备拍摄与剪辑的常识，导致“道爷”在吃播事业上没少受苦——拍一条不满意，就要重新吃一盘子，循环往复，已经撑得老头儿腰都弯不下去了。我介绍了如何把断开的镜头接在一起，又请“道爷”摆个架势，向他们展示了如何切换机位，如何调光，如何将镜头处理得更有表现力。“三儿”自惭形秽。“道爷”沉吟，握住我的手：“今儿我可算遇上真佛了。”我反捧“道爷”：“这都是雕虫小技，最可贵的还是您那种敬业精神……比我们圈儿里的好多人强多了，他们就知道扎钱和‘戏果儿’。”“那可不。”“道爷”用珐琅杯给我倒酒——保真的飞天茅台——碰了一杯，他雄浑地说，“北京人讲究个有里有面儿，当年种菜，好多人都爱狠用化肥农药，我说我们村不能这样。为什么？这么种出的菜，你敢吃吗？最后怎么着，我们村的菜反而打出了名气，专供部委食堂，价钱高了好几倍。现在菜是不种了，可表演吃饭是同样的道理，我要是自个儿都吃得不香，人家看得能过瘾？”我说：“这就叫入戏，戏比天大。”“道爷”引申：“戏的精髓，在于戏不是戏。”复又碰杯，俨然引为知音。不觉多拖了一些时辰，等想起孩子上楼一看，芽芽和“斯坦利”和“二”已经各自占据一张红木沙发睡着了，“大”则抱出毯子给他们盖上。我和苏雅纹叫醒孩子要走，“道爷”和王大莲又执意送我们，还让“三儿”举出了一只硕大的红灯笼前头带路。大嗓门咋咋呼呼，吵得邻居开灯，南腔北调地抗议。“道爷”做了个拿弹弓崩人家玻璃的架势：“甭理这帮外地人。”我也有点儿高了，嘿嘿两声，却见苏雅纹的脸僵了一僵。来在小区门口，互相又加微信。这时王大莲红着脸搓手，大嗓门低下去一些：“你们能来，我真高兴。”又转向苏雅纹：“那咱们可说好了啊。”在一旁，“道爷”也对我说：“那咱们可说好了啊。”至此，我去王大莲家的征讨、欢聚才算告终。而又可知，事情仍不算完。关于王大莲和苏雅纹“说好了”什么，姑且按下不表，先得说说我和“道爷”。此后不久，“道爷”果然联系了我，是在微信上。当时芽芽上学，小张出去开会，我又在家发呆、自怨。前不久完成的那部片子播出了，却让我陷入了窘迫的境地——网上骂声一片，主要是来自文化圈的，他们批评我手法陈旧，自我重复，更有诛心论者指出我正急不可待地渴望“收编”。但当初，苦口婆心地劝我向商业化“适当地倾斜”的，不是同一拨儿人吗？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两面煎的鱼，都不敢点开手机查阅评论了。这天“咕隆”一声电子拟音，跳出来的却是“道爷”。他给我发来一串视频，说都是这阵子拍的“毛坯”，请我“过过眼”。一一看下去，拍摄地点不局限于“道爷”的小院儿，还包括了许多街边路旁的饭馆。那些主打“北京风味”的小买卖以前云集在二环路里，后来随着老居民的迁徙散落到郊外；身处棚屋陋巷，“道爷”还穿着黄马褂，戴着绿油油的翡翠扳指，俨然一位锦衣夜行的皇亲国戚，“地道”之声不绝于耳。间或还有新词儿：“这真是，路易斯的妹妹——够意思。”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和“道爷”的杯酒之约。当初在小院儿里，他专门敬我，并坦言了自己的心结：对于他的吃播，有网友诟病制作粗劣。顺便还挤对“三儿”：“他眼神儿不行，上炕不认识娘们儿，下炕不认识鞋。”我则请“道爷”不必介怀——那些爆款的“播主”背后都有团队，无非外行看不出来罢了。我还说：“人家是生意，您就是个爱好，爱好怎么能敌得过生意呢？”“道爷”却说：“可我就想，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来。”还说：“当初在村里种菜的时候……”说时嘬牙花子，眼神似有几分怅然。如今他又发来了这些四处奔波、用力过猛的视频，让我进一步体悟到，老头儿对这项事业是真上了心了。记得那时我喝着飞天茅台，只是含糊了一句“有我呢”，此刻却噗嗤一笑，摇了摇头。我打开工作用的苹果台式机，对视频进行了渲染处理，并且配着一段迪曲，抓取最具代表性的几帧画面做成闪回，从而突出“道爷”吃得有多么投入，多么忘我。此类工作对于我是小儿科，但也怪了，我同样是那么投入，那么忘我。做完视频，我没给“道爷”发过去，而是传给了网站的朋友。那人点开视频，嘟囔了句“撑的吧你”，然后倒抽口凉气：“一看就是你的手笔——这次致敬的是盖·里奇吧？”我要求他把视频上线，并适当做下“导流”。对方答应了，“等好儿吧”。没过两天，“好儿”就来了。“道爷”给我打了语音通话，激动得大嗓门都在发颤。他也不管我叫“小庄”了，而是称我为“庄导”。“当年举着大喇叭满村喊，也就百十号人听我说话。现在这么多人给我叫好儿……这真他妈的让人受不了。”前村长说。在自己的圈子混了那么久，我从未见过有谁能在突如其来的万众瞩目之下保持常态的，甭管那些家伙平时里自诩多么风轻云淡。而生活如果真是一个舞台，那么幕后的灯光师就像一个精神错乱的酒鬼，谁也无法判断他下一秒钟会把追光聚焦在哪个“死跑龙套的”身上——这也许才是我们时代最别开生面的戏剧性。我一边哼哼哈哈，一边划动手机，到App上查阅了一下那则吃播的点击量。嚯，的确蔚为壮观，已经突破了十万加，川流不息的弹幕几乎把“道爷”的灯泡脑袋全遮住了。“不就是个玩儿么，我也陪您玩玩儿……”我尽量淡然地说。为了表示感谢，“道爷”提出要再宴请我一顿飞天茅台，“还让大莲子切羊肉，她在饭馆也干过，刀工比外面的可强多了。”他的喜悦冲击着我，就在这时，一个念头便冒了出来。我咂吧着嘴，对自己也刮目相看了起来——还有一丝难以置信。那念头久久不休，就像厚衣服里的痒，一时挠不着，所以愈发痒。等到这天晚上，哄完女儿上床睡觉，小张也回来了，我们迎来了忙里偷闲的“红酒时间”。我点燃一支香烟，把想法对她说了，还请她从职业的角度加以评估。结果小张也挺兴奋，她和我碰杯：“你总算开窍了。”她的态度反而令我忐忑：“当然，我是想进行跨界艺术实践……”小张打断我：“得得，反正钱和人我都会替你搞定。不过要快，过了风口，猪可就飞不起来了，只能拿去炖粉条子了。”随后她又引出了另一个议题——这天的家庭会议内容真丰富，我给了我媳妇一个意外，我媳妇也给了我一个意外。小张问我，下午接孩子的时候，苏雅纹有没有跟我提到什么？我回忆了一下，当时我们站在校门口，苏雅纹只是说：“天天你来接呀，其实爸爸的陪伴对孩子是很重要的。”说时语调还是悠悠的。而我则打个哈哈，“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此外再没说什么。我又问小张，这时候提她干吗？小张便说，苏雅纹给她打电话，提议让芽芽也报几个夜间辅导班，包括奥数、自然科学和“国学”。我还没皱眉，小张又说，苏雅纹的意思，是想让芽芽和“斯坦利”结成课外小组，白天同学，晚上共读，而赶上她自己没时间的时候，希望我能代为照顾一下“斯坦利”。那么对于苏雅纹的要求，小张是怎么回答的呢？知我者莫过媳妇：“我们家那位对报班热情不高——不过他闲着也是闲着。”听得我“哦”了一声，感慨的却不是我媳妇，而是苏雅纹：她想怂恿芽芽报班，但又不跟我说，因为早看出我们家里管事儿的不是我；而她虽然知道我不管事儿，但又看重我的一个优点就是“闲”，可以帮她接孩子，这大概才是她拉我们入伙的原因吧。我不免嘀咕：“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嘛，何必——”小张还替苏雅纹辩解：“人家就是直说了呀，跟我说了。”嗯，苏雅纹一定还看出，小张极其看重她的意见，并且雷厉风行。而小张反过来又开导我，说的还是苏雅纹向她灌输的那一套：学校里教的东西都差不多，孩子要想领先一步，必须在课外下功夫。她还危言耸听：“现在的‘牛小’里，每个孩子都报班，老师在课上反而不会掰开揉碎了讲了。这么一来，不报班的不就完全听不懂了吗？将来不就变成文盲了吗？”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势必培养文盲，那么所谓“牛小”又“牛”在哪儿？但这个悖论我也没向小张指出，因为她已经痛快地答应了苏雅纹，而我有求于她在先，这时也就不好驳她的面子了。只是苦了芽芽，从此她就要和动画片彻底说拜拜了。想到芽芽又要和我一番好闹，我头疼起来，忽又有些索然。我从餐桌旁起身，想去看看孩子。小张却说“慢着”，而后迟疑道：“对了……到时和芽芽一起上班的不只‘斯坦利’，还有王大莲家的‘大’和‘二’。”我不禁又“哦”，问：“他们也是苏雅纹撺掇来的？”“哪儿呀。”小张撇嘴，“她非要参加的，拦都拦不住，苏雅纹这人脸皮子又薄。”我却想起在王大莲家的小院儿里，苏雅纹目光灼灼地介绍着那些课程，还伸出纤瘦的手，放在王大莲的膝盖上。不过说到底，这都是人家的事儿，我答道：“来就来呗，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万一我也有事儿，王大莲还可以替我的班。”小张却说：“正要提醒你呢，你最好保持全勤，尤其是苏雅纹不在的日子，别把孩子甩给王大莲。还有，课外班上要是分组学习，你就让芽芽和‘斯坦利’一组，让王大莲家的‘大’和‘二’一组，别混了。”我一愣：“这又是为什么？”小张说：“苏雅纹担心王大莲给孩子乱吃乱喝，也担心她的某些言论和做派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还担心‘大’和‘二’进度跟不上，反而拖累了芽芽和‘斯坦利’……她担心得是有点儿多，不过好像也有道理。”听到这些讲头，我更加敬佩苏雅纹的心细如发。而在敬佩之余，我的心思也不免细了起来，跟我媳妇矫情了两句：“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不过我那个片子的尾款还没结清，一下报那么多班，手头有点儿紧——要不你就少买俩包，拿出点儿钱周转周转？”对此，小张一挥手：“这个不急，王大莲已经交过了。”我说：“你说什么？谁交了？”小张说：“王大莲呀，她替我们把学费垫上了。”我又愣了，晃晃杯子，呆看着暗红色的液体形成小小的漩涡。……（未完）目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逍遥仙儿石一枫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引自二手玫瑰《仙儿》1现在想来，我早就见过王大莲和苏雅纹。当时我女儿芽芽才两岁。那个年纪的孩子，正处于从四足动物向两足动物进化的过渡阶段，而我媳妇小张却像很多妈一样，生怕错过一个天才，于是一股脑地给她报了很多的班。再往前追溯，这种班芽芽其实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上过，比较典型的形式，是一群即将瓜熟蒂落的孕妇躺在木地板上，由一位“中央院”的老师给她们播放肖斯塔科维奇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交响曲。不能有莫扎特，莫扎特都俗了。按照老师的理论，音乐是在语言之前产生的，所以孩子能听懂：“感受一下，有没有踢你？”地上的大肚子们纷纷呼应：“踢了踢了。”这给我媳妇小张造成了一些压力。她偷偷对我说，怎么她的肚子里没动静呀？而事实证明，动静太大了也不好，一天有位孕妇正在被踢，突然就提前破水了，流了一地。大家还得七手八脚地把她送到医院去。一路上，她喊道：“我不去公立医院，我订好了和睦家的——”等芽芽问世，那些班就得由她亲自参加了。与之相应，带芽芽“上班”的任务，则从小张移交给了我——那段时间她比我忙，动不动还要跑趟横店。对此我也没什么怨言，反正已经在家养了很久的浩然正气，再不出去看看人，我都担心自己会跟生活决裂。况且别人家带着孩子“上班”的尽是些年轻的妈妈，其中几位还挺有风韵的。至于“上班”的情况，倒没必要多说。我想讲的是芽芽辛劳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天刚上完美术正在学英语，忽然听说她的游泳班“爆”掉了。此类事件，也不稀奇，无非摊子铺得太大，资金链断裂之类。班开班灭，万物守恒，财来财去，日子照过。当时我看到商场顶层的“水娃娃”门口攒聚了一群人，便也啃着汉堡溜达过去。怀着对我媳妇的幸灾乐祸，我还用手机取了个景，采用了李沧东风格的长镜头，将现场那种庸常而又苍凉的气氛呈现给她。我对她说：“你看，又黄一个。”小张倒也每临大事有静气：“能退多少是多少吧。”根据她的指示，我在人堆儿外面排队。盘算一下，课程已经上了大半，剩下额度不多，也犯不着为那点儿钱跟谁拼命。估摸着不少家长也是这么一个心态，普遍鸡肋，所以这次爆雷爆得相当和谐；工作人员按部就班，把各家需要退款的数目登记在册。站在我前面的是几位娉婷的妈妈，大家早混得眼熟，正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内容无非是谁家孩子能背一千个英语单词之类。时值初夏，她们中的某些人换上了皱巴巴的“三宅一生”连衣裙，可知这个牌子最近很流行。不过未几，稳定的局面被打破了，因为一只鸭子。率先发现情况的是位妆容精致、扮相还有几分书卷气的妈妈，她正含笑听人说话，忽然瞪大了眼，望向“水娃娃”的玻璃大门。我也循迹望去，就看见鸭子从一排更衣柜后面晃晃悠悠地飘出来了。当然，它不是一只真的鸭子，而是塑料充气的小黄鸭，平时就浮在游泳班那五彩缤纷的水池子里；现在脱水而出，才发现个头儿还真不小。记得观摩芽芽被教练摆弄来摆弄去的时候，我听见过它发出悦耳的叫声：嘎嘎，嘎嘎。现在它又叫了：嘎嘎，嘎嘎。这声响让游泳班的工作人员也回头，“咦”了一声，从前台跑向更衣柜，围堵住了鸭子，或云举着鸭子的人。那是个三十上下的女人，穿身商场保洁员的制服，和衣服相匹配的，是一张糙红的圆脸和两膀子鼓鼓囊囊的肉。那么她要做什么呢？工作人员先“呔”了一声：“干吗干吗？”女人被迫站定，似有些发怔：“把它拿回家呀。”“我是说，谁让你拿了？”工作人员继续呵斥。女人说：“你们不退钱，我还不能拿点儿东西？”“交费报班的才退钱，难道你也交了吗？”“当然交了，而且我早就来了，可半天也没人搭理我。”三言两语，大致听清原委：这女人的确是在游泳班消费过的，但却不是正常的购课储值，而是定价几十块钱的“单次体验”。为了招徕客户，很多机构都会推出类似的优惠。现在班都爆掉了，体验券自然也就失效，因此这女人前来退款，可人家对她又很敷衍，只让她“一边儿候着去”。候了许久，无人问津，她就急了，决定拿走一些实物作为补偿，正好这只鸭子就是现成的了。而在掰扯的过程中，我听见这女人一嘴京腔，却极其响亮，有种大开大合的气势。在印象中，只有自幼身处旷野的人，才会说话有如叫阵。她的大嗓门果然招致了不满，工作人员屡次提醒她“小点儿声”。女人却无辜地说，她也没想吵，她就想“讲个理”。工作人员便又说，讲理可以——目前正式学员还没办妥，哪儿有工夫顾及你这“限时特价折上折”？再说到你私自拿走教学用具，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定性成盗窃也不为过。游泳班前台是个学生样的小姑娘，伶牙俐齿。她在邀请你办卡的时候，哥啊姐啊叫得亲热极了，但对付起另一种人就是另一副嘴脸了。她凌空抢过鸭子，又用两根手指一扒拉，就把那女人扒拉到了前台一侧。女人壮实的身形亦步亦趋，表情木讷，让人联想到某种大型食草动物。不过她的脑子一定还在缓慢地转动，半晌又开口，仍是大嗓门：“我不是偷，我就是等不了了……我还有活儿呢。”前台小姑娘铁面无私：“不要找理由，偷就是偷。”至此，女人被晾起来示众，听候发落。她的神色又现出了愤懑与茫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手机录像仍然开着，有意无意地锁定了她。我的镜头语言也从李沧东变成了阿巴斯，包含着一种“克制而疏离的痛感”。而随即，左近悠悠地飘出一个声音：“何必呢？人家也不容易。”说话的还是刚才那个文静的妈妈。她进而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保洁工大姐”也是交了费的，既然交了费，不在钱多钱少，排队时理应有个先来后到；再说到所谓的“偷”，不正是因为游泳班对人家的权益置若罔闻，才逼得人家出此下策吗？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几位妈妈的呼应，七嘴八舌，反把前台小姑娘说愣了。但她很懂得看人下菜碟，立刻挥挥手：“算了算了，走吧你。”看到女人还想说什么，她又催：“赶紧的，要不是这几位‘姐’——”那女人真就迈开步子，往玻璃门外走去。她的情绪好像要比动作来得慢半拍，等走出人群，才回身道：“谢谢你们。”仍是大嗓门。众人笑了，都说不用谢。一时间，气氛充满了友爱，那位文静的妈妈脸上泛出光来，圆润的嘴唇鲜嫩欲滴。她也许还想到了另一些事情：比如几十块钱的体验费对于大家都不算什么，但对保洁工而言，没准儿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了；再比如这位保洁工想必也有孩子，而她的孩子却注定不能在城市的空中游泳……我继续对准保洁工，给了那张饼状红脸一个特写。但就在这时，手机记录下了极具爆发力的一幕：本来那女人僵立片刻，如在思索，突然却低头弯腰，哞一声喊，直朝人群撞了过来；她冲回前台附近，一把从地上又抱起了那只黄鸭子，将它高高举起，再往电梯口跑去。到了儿，她也没放弃那只鸭子。前台小姑娘满脸苍白：“有没有人管管呀。”镜头里又多了俩保安，六只手在取景框里撕扯、纠缠。而这时，我忽略了打斗中的人们，只是追踪着那只鸭子。它从这只手上传到那只手上，歪歪斜斜地滑出了电梯左近的护栏。商场的结构是这样的：高达六层，中间则是一个挑空天井，从上面看去有如深渊。当鸭子飞入天井，便获得了自由翱翔的空间，它从容地掠过水晶吊饰和塑料招牌，隐没在光海之中。为了跟拍，我移步换景，推拉摇移，恨不得半个身子也探到栏杆外面去了。好在没人留意我的这个怪癖。等我按灭摄像头，回过身来，女保洁员已经不见了。她来得凶猛，走得彻底，转眼之间消灭了踪迹。围观者们惊魂甫定，大家还在议论：多险呀，幸亏掉下去的只是一只鸭子。我又听见了那位文静的妈妈的声音，仍然是悠悠的，但其意味就要比刚才复杂多了：“唉，他们这些人呐——”2以上所述，是我与王大莲以及苏雅纹初次相见的情形。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叫王大莲和苏雅纹。等到我们正式认识，我女儿都可以接受法定教育了。很惭愧，送芽芽报到仍然是我去的，别人家大多还是妈妈。又很惭愧，为了让芽芽上学的路途舒适一些，我们专门换了一台奥迪旅行车，但蹭到小学附近，才发现很多家长根本不必亲自开车——他们的标配是硕大无比的“丰田”保姆车或者“奔驰”商务车，那种车子的标配则是专职司机，有些还戴着白手套呢。说到这里，就要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那个住宅区了：它位于“上风上水”的北五环外，因为毗邻中关村地区和几所高校，更兼之兴建了一所规格很高的小学，所以一跃成为了北京声名赫赫的学区房。我们也目睹着身边的房价打着滚儿地往上翻，那真是一个如梦似幻的历程；当初在这儿买了一套小两居，大约也是在我媳妇口中，我所干过的唯一有远见的事儿了。现在房子又发挥了作用，让我女儿得以和那些“宁有种乎”的优秀儿童们同窗共读。在外教体验课上，我也不得不钦佩小张的先见之明——经过此前的训练，芽芽好歹能用英语介绍她的另一个名字“贾斯敏”。而她们班上的“斯坦利”都已经会演唱甲壳虫乐队的“Hey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陈丹燕，上海著名作家，出版作品《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女中学生三部曲》《独生子女宣言》，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莫比乌斯月季园陈丹燕这个冬天来得艰难。天气总是不肯冷下来，成为人们认识的正常冬天。已经十二月了，植物园的河津樱居然乱了时令，自顾自开了本应明年二月才开的花。胡博士心疼死了，就怕这花用尽它们的底气，待明年樱花季到来，它们倒开不出花来。月季园门口的河边长着一棵豆梨树，它竟然也开了半树春天才开的小白花。月季今年也开得格外长久。往年就该歇着了，今年却还勉力开在枝头，花瓣都薄脆起来，见到它们，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瘦得几乎透明的手掌。胡博士说，现在不比六月时的月季，那时的月季，虽然被热浪催得精疲力竭，但还是生命力旺盛。现在月季真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六月时的花让我想起年轻母亲日以继夜照顾自己的婴儿，那种精疲力尽。但十二月底的花，让我想起的是生命终结时的母亲，那样用足残力地活着。天使之吻1.月季天使之吻母亲病重了，整个春天我都没时间去园子。到五月末尾，再不看花，春天盛放的月季就老了，所以无论如何抽空去了园子。每一朵月季在精气充盈的春天都是美的，可其中有些美不胜收。月季天使之吻就是那样的花中之花，怎么看都完美。那天回家，我师傅特意剪了一些花给我，其中就有月季天使之吻。回到家里，就找出各色花瓶来养花。也许是离开了百花盛放的月季岛，带回来的花，在寻常的家里美得令人心惊肉跳。马上就去医院看望母亲，特意把那朵天使之吻装在墨绿的小玻璃花瓶里带给她。母亲一直都是喜欢花的，她的阳台上总是养满了花的。可现在母亲正在死床上苦苦捱着，都没精神抬眼睛。我将那温柔的粉色大花养在心脏监护仪旁，护士医生们路过，都大声对母亲说，“啊奶奶，你的花真好看呀。”母亲不愿意接受这样无法镇痛的安慰，她就无声地，赌气地合上眼睛。又一个早晨，我进病房，护士不在，只有妈妈自己。一团带着酒精气味的空气驻留在她的病床上方，好像一粒缓释胶囊。她睁大眼睛看着花，全然没有了从前看花的欢喜，就像望着月亮的小狗一样困惑不已。天使之吻在病房里开不久，它谢去后，母亲也谢去了。维萨里2.月季维萨里在枫林路上的护士学校，有福尔马林水的气味。每到上人体解剖课，值日生都要把解剖教室的骨架搬到自己班上的教室里去，那个抱着格啦格啦作响的骨架的值日生，是17岁的我。我很会背书，所以我的解剖课有好成绩。不过，我从不知道维萨里，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安德烈。不知道安德烈·维萨里是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他写的《人体构造》，是世界上第一本用解剖来探究人体内在宇宙的书。世上第一具由人类206块骨头组成的完整解剖教室人体骨架就是他做的。从十六世纪开始，他教学生做人体解剖的教室就成为帕多瓦大学最著名的朝圣地，直到今天，参观的人们仍旧络绎不绝。至今我都不认识维萨里先生的脸，等我认得他，我认识的其实是一朵名叫维萨里的杂交月季。维萨里先生：在这朵结构精美的月季里，我才算遇见了十六世纪的你。同时，也从时间之河逆流而上，遇见了自己在上海枫林路校园里的少女时代。女生在课上总是放肆地放响屁，因为班上没有男生。一个大时代轻易改变了我的命运，将我从护士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拨出来，成为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然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根据这段少年时代末期的经历，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如今在月季园里看到向你致敬的花，人体骨骼的206块骨头名称和位置，自然而然就从我记忆里浮现出来。第一学期大考的科目很多，最大工作量的，就是解剖。几乎所有人体的结构都要背，神经怎样从脊柱里分散出来，怎样从末梢一路传导到下丘脑，在那里换了鞋，再进入脑叶，等等，等等，等等。我并不害怕背诵，而且很喜欢独自占用教室里骨髓标本复习，每块，每条，每根，都可以触摸，可以检查它的形状，被肌肉和皮肤裹住的身体再也不是神秘奇妙的了。人对自己的身体原本是最不了解的，在背诵所有这些的时候，我常常惊异于自己身体的内部结构。这样精细完美，一定是上帝造出来的。有时我想，上帝他费那么大的事造人出来干什么呢？总不见得造出来就算了。我并不信教，我们说的上帝只是一个代名词，用来代替那些我们能感觉到，但却无法命名的事物，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创造着或者毁灭着我们。在我的心里，上帝造出这样精致复杂的人来，是为了让人过上不平凡的生活。有个中午，我突然发觉原本总怕记不住的二百零六块骨头已在我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即使在最热的中午，我都没午睡的习惯。我仍旧去了教室。无人的教室里，那具骷髅架子在铁钩上面对我而立，像久久等待我到来的约定的熟人。护士学校的每间教室里都在铁架后挂着这么一副骨头齐全的骷髅骨架，是解剖课的教具。我脱下刚发给我们的护士服、护士帽，给它穿戴起来，它用羊肠线或者尼龙线串起来的关节伸展自如，一动，却发出枯骨的咯咯声音。那骷髅的眼眶大而深陷，骨头上能看到视神经和动静脉穿过的光滑的小孔。颧骨高而口腔巨大，那是因为软骨都已经腐烂了。所以脸上本来柔和的部位被夸大了。这样看上去，它总像在十分欢快地笑着。穿戴整齐后，我将它背转向我，它变成了一个高大而且差不多是丰满的护校同伴。如果再以血肉加以补充的话，它应该是个高大的女孩，平平的肩，可以做时装模特儿。我突然想到，也许过好多年，我死了以后，我的骨架子也被一个护士学校拿去做了骨骼标本，也会有一个活得无聊的女孩，在中午时把自己的护士服给我穿上。那时有谁知道我今天壮丽的恋爱？有谁知道我那么怕什么也没经历，人就老了！死了！——《鱼和它的自行车》茶花女3.月季茶花女上海中山路，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楼301大教室，七七级中文系现代文学课，老师在课上提到了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是文学史上提到的第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那时整个校园里都看不到一朵花，但同学和老师都在故事里知道茶花女戴着一朵猩红的花。那是个百废待兴，充满希望的年代。如今想来，多么庆幸自己在那样的年代接受了纯真的大学教育，我的现代文学老师是许杰和王铁仙，我的俄苏文学老师是王智量和倪蕊琴，我的古典文学老师是徐中玉和施蛰存，我的文艺理论老师是钱谷融和黄世瑜，我的语言学老师是朱川，他们那么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课上吩咐我们，要珍惜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都是过来人，所言果然不差。曼海姆宫殿4.月季曼海姆宫殿假期里来自曼海姆的朋友，带着军绿色睡袋和曼海姆的月季，橘色的月季插在了绿色的玻璃花瓶里。我其实是很喜欢的，却不懂如何得体地说出来，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样子好像在赌气。1993年，当我走进房间，放下背囊，看到阳台旁边放着一个花盆，里面有棵小树苗，一棵小榕树。那时我用的背囊还是很传统的筒式背囊，用一根绳子扎起来收口，不用拉链。歇了歇脚，我就出发去了西班牙。要不是有张照片，我一定会将那棵小榕树忘记。时光一转，就到了2010年。差不多同样的秋天，我住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房间变得不认识了，满墙都是故意刷成斑驳的浓绿。弗朗西斯告诉我，是因为那棵树才刷的墙。那是一棵形状漂亮的榕树，它向床垫子伸出秀气结实的枝丫，垂下无数片拖着长长尖角的树叶，它婆婆娑娑，站在房间里，安静而恣意，好像一个天长日久的好梦。为与它匹配，弗朗西斯将整个房间都刷成了绿色，用塞尚式的笔触刷的墙。在房间里特地安置了一幅正方形的镜子，让它时刻倒映着树叶的模样，似乎是在郊外，那个叫施瓦本的，明镜般的湖水里。为了与镜子里的树与房间里的浓绿相配，另一面墙刷成了明亮的黄色。因为这棵出其不意长大的榕树，整个公寓都改变了。这改变是从那棵在卧室中缓慢但坚定地长大的小树开始的，它从1993年在塑料花盆里游移不定的样子，长到了现在，成为这间房间的主心骨，而且令一间本来简单明了的房间，步步走向幽深与幻想。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四周那种安静，帮我回忆起许多年前在这里住下的情形，那种慕尼黑寻常街区里的安静。汽车沙沙地轧过路面，当轮子经过街道中央的慢行线时，就咕咚一声，好像小溪流过树洞时发出的声音。那是从雪堡到镇上邮局必经的道路，沿着小溪一直走，即可。从前总是把自己的电视机开得很大声的楼下老太太安静了，我先有点诧异，心里“咦”的一声，然后才想起来，这已经是十七年后了，她也许已经不在了。小树是渐渐长大的，但不意味着所有的人与事也都会在原处。我此刻浸泡在多年前的那种安静中，但我也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正经历着人生第一个精神危机的年轻女人了。我想自己大概从未讨厌过她家发出的电视机声音，那些含混不清的德语，因为我和她曾一样感受到独自在房间里的孤单，一样需要一些别人的声音环绕在我们的空间里，那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安慰。榕树向我伸出它优美的枝丫，岁月在我没认真记得的远方流淌，以我从未期待过的方式驻留，在不知不觉中，仍旧有些难以置信的优美在安静地、自然而然地生长。要是我不来慕尼黑，我就会永远错过它。似乎那些消逝的时间并非落入虚无之中，而是化身为这些淡褐色的结实树枝与这些形状优美的树叶。当这一天到来，它便在从前的夜色中静静向我伸来绿色的枝条。我大概还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也许是因为这样，我才终会有一天走回到这间慕尼黑的房间里，与这棵榕树相会，就好像与一个奇迹相会那样懵懂与自然。——《今晚去哪里》彩虹5.月季彩虹1993年9月，在西班牙朝圣路上路过名叫星降平野的荒野。在那荒野里，正午见到了一条宽宽的彩虹，深夜见到了满天明亮的星星，它们都指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老教堂的方向。我的西班牙旅行，应该是迄今为止最带有梦想的旅行，也是梦想最为挫败的旅行。许多年来，我一直只愿意记得在西班牙北部的荒原上见到的彩虹，短促而完美的彩虹横跨在黄色野草覆盖的荒原上。三毛有一张坐在西班牙某个门楣下的照片，让我对西班牙充满了愉快的幻想——在暖而咸的海风下，席地坐在别人家的石头门楣下，自由自在，四海为家。我在签证时还对西班牙驻慕尼黑的领事谈起了三毛，问他西班牙人的眼睛是绿色的？好像玻璃珠子一样？我浑身冒着飘飘欲仙的傻气，好像一锅烧开了的牛奶那样不可收拾。我在去西班牙之前，还从未有过梦想被不由分说挫败的经历。我一直觉得不能相信那是我经历过的事。在马德里我没去看博物馆，也没去夜店，在毕尔巴鄂却去看了一场我什么也没有明白的皇家马德里队足球比赛，只看懂那些足球运动员喘息时好像豹子。过格尔尼卡我没去看毕加索画画的地方，却在公路边的小村子里向人学了些巴斯克语。北部的海岸线上荒凉宁静，没有黑地飞金的大裙子，没有吉他，晚上在山坡上能看到繁星点点之下，核桃树下落满了青黄色的果实。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疯，也没有心碎至死，我恍恍惚惚地继续自己的旅行，到了葡萄牙，在营地里第一次喝醉了，又安静地回到了柏林，再旅行去了莫斯科。长长的旅途，六天七夜的火车，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一个人之所以要旅行，总是抱着一个模糊不清，但却十分强烈的梦想。他总是想，我要到那里去，是因为我要找到一个什么东西。人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旅行更有目的性的了。但同时，也没有什么事比旅行更充满挫败的可能，因为没有人能控制目的地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更像是撞大运。所谓旅行，是不能计划的。我能去西班牙，但我不能控制在那里我见到的一切，我遇到的一切，我对这一切的感受。西班牙的旅行，被我遗弃在已流逝的时间中，好像一件穿不下的衣服。我的旅行仍在继续。从西班牙回来，我休息，写作，得到版税，有了新的愿望，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美国。那次旅行，我在新泽西一个小镇的亲戚家住了下来。亲戚为小镇生活的乏味感到抱歉，那里只有一条主街，主街上只有一间咖啡馆，而不是小食店。那里只有一个小火车站，圣诞到来，小镇上的圣诞树就放在火车站外面的小广场里，点灯那夜，小镇上的人倾巢出动去看灯，家家户户，都是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亲戚说，小镇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不像欧洲都市那样激动人心。我脱口而出：“每种生活对我来说，都有它有趣的地方。如果它是乏味的，那么乏味也是一种体验。”那时候，我其实自己也被自己声音里的平静和宽容吓住了。我以为自己还在为西班牙赌气。在美国后，我又去了奥地利、英国，去了瑞士和卢森堡，去了意大利和捷克，去了加拿大和波兰，我渐渐喜欢看到有缺陷的风景，旅行中的种种意外也渐渐开始向我展现它们的可爱之处，原来当你不对某样东西抱有幻想的时候，它们就能展现出丰富的个性，以一种实在和独特的方式，展现它们的诗意。和我的年龄一样，渐渐增长的，旅行开始时，我心情的放松，我不再有很多想象，我只是敞开自己，好像一间打开门的空房间，准备好接受。我知道自己变化了，变得如此柔软，甚至有时缺乏是非判断，我对是非的判断厌倦了。多年之后。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看了一个毕尔巴鄂的城市规划展览。我看到毕尔巴鄂匍匐在一个沙盘里，看到那条河从城市中心蜿蜒而过。我突然想起来，在西班牙，我和我的朋友曾将车停在那条河旁，我旅馆房间的窗正对着它，在印象里，那是条平淡无奇的城市的河流，甚至有些荒凉。然后我看到了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扭曲的建筑，原来它离我住的老城区很近，我曾以为那里遥不可及，无法到达。我又看到老城区，那里窄小的街巷里，有仍旧淌着清水的石头喷泉，有晾在塑料布下的牛仔裤，有午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是的，我想起有一家咖啡馆里，充满了懒洋洋的咖啡气味，我那时只喝牛奶，什么也不能喝。我坐在墙边，看着淡褐色的墙上挂着一些深褐色的木头镜框，里面框着一些手写的诗歌，我猜想它们是诗歌，因为那些句子长短得体，有韵律一般。但我从来不知道它们到底写了些什么。空气渥热，令人昏昏欲睡，佚名氏的诗歌安静地站在墙上。我在沙盘上俯瞰自己年轻时代迷失在破灭中的城市，毕尔巴鄂，好像是我的命运在高高的天上看着我，一个曾穿梭在沙盘里的小人是如何执着于自己的梦想，闭上眼睛，不肯看一眼梦想以外的辽阔世界。我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在沙盘上的这个我，真是长大了。这时，我早已不年轻了，我才发现了自己的成熟。我发现自己已经深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深知这差距带来的创伤，以及随后而来的精神上的收益。现在的我，不怎么害怕这样的差距，甚至期待了解了差距后内心的收获。那是一种赌气般的自强：我不怕，我能接受。俯瞰毕尔巴鄂，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个有趣的地方。我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句子：去那里看看吧，如何？我想再次坐到那家老城区里的咖啡馆里去，看那些镜框里的诗歌。西班牙之后的旅行里，我去到过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馆，在我座位旁边的旧墙上，偶尔看到过一行不知谁写下的中文字，那个人写：这就是幸福。而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正好被一团喷香的米朗奇的气味包围着。这是幸福吗？我问自己。不知为什么，我总不能肯定到底什么是幸福，或者它是一只青鸟，好像梅特林克戏里说的那样？大家找了半天，原来幸福就是一只不起眼的小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那些我看不懂的西班牙文诗歌，抄写在老城咖啡馆的镜框里的，也正是一种关于幸福的答案。那沙盘演绎的是毕尔巴鄂作为一座城市的再生。而我看见的，是在毕尔巴鄂河畔，一个旅行者心智的成长，或者说，一个女人心智的成长。旅行让这个人懂得，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差距一定会带来剧烈的痛苦，但也带来成熟。当你不接受它，人生会变得痛苦而且封闭。当你接受它，渐渐能够与差距带来的重大缺陷共处，人生会渐渐变得宽广，原来，仁慈和宽容，要通过痛苦才能学到的。旅行还能让这个人体会到，仁慈和宽容的感情中，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哀伤，这是因为获得它们，心灵总要经过许多痛苦。痛苦仍旧在那里留有痕迹，即使成长已经完成了。在沙盘上俯视我的痛苦之城一年后的一天，在晚间电视新闻里，看到日本好几个沿海小城被地震引发的海啸所席卷，看到黑色的深海浪潮以喷气机的速度吞没那些狭窄的街巷，平淡而整齐的海岸，长着松树的山岗，那时我正准备去日本旅行。去年樱花过后才去日本，于是就去镰仓看了紫阳花。从镰仓回来后，就在想，下一个春天，要再去镰仓的海边住一下，看上次没看成的能剧表演。看新闻时，我只想，镰仓离仙台远着呐，一切没问题。这次去镰仓，要在酒店租一辆脚踏车，沿着海岸线骑车。后来，情势一天天紧张起来，核电厂出问题了。我家对面的花园里，单瓣早樱已经盛开，但，日本今年怕是去不成了。取消了日本的旅行，我在夜里去过街心花园看花。早樱点点盛开在黑暗的枝头上，看上去那么不真实。我想，日本海岸线上的樱花，此刻一定也毫无知觉地盛开了。真想不到，总是被一层薄雾笼罩着的，浅蓝色的日本海，会深深埋藏着黑色大潮。那样平静的大海，在海岸线上，还能看到蓝天下远远的富士山。大概因为见过它的宁静，所以会对它的灾难有担忧的感受吧。在蓝天下隐约可见的富士山顶之雪，是日本的精神标志所在，但新闻里说，由于剧烈的地震，富士山这死火山，似乎也醒过来了。日本人世世代代喜欢盛开时陡然凋谢的樱花，怕是有命运的指引吧。我孩子八岁时，我第一次带她去纽约。那次我们老是在世贸中心楼下的地铁站里迷路，每次都要靠大楼保安指路，才能顺利找到靠近三一教堂的那个出口。那算是她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她十三岁时，世贸中心塌了。我孩子不相信似的问我，那个大楼就再也没了？她比画了一下像山一般的高度，我说是的。她还是不相信，又问，那总是站在那里等我们问路的警察大叔也没了？我说是的。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不会永远在原地等你，即使是那么大的大楼，还是两栋。她愤怒地捶着自己小床上的垫子：“那很难过的呀！”她不愤怒撞大楼的飞机，而是愤怒自己曾认识大楼，可它们忽然又没了。那时我想，啊，原来对一个见到过，又告别的世界，人心中的感受，是那世界的永恒。这个人会有错觉，觉得这次自己主动离开了，不过那世界会永远在那里。什么时候想要再见，买了飞机票去，理所当然就能看到旧有的一切。这也是旅行者的错觉吧。自己来了又走了，不过那些地方是永恒的。她很遗憾，甚至是同情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要到那么多地方去旅行，“要是那些地方有点什么，你不是一直要很难过的嘛。”是的，只要你走出家门，开始旅行，你就已经把自己心中柔软的部分交给了无常的未来。只要你与这个世界交换了感情，就会被本与你不相干的那些痛苦累及。这就是旅行者的命运。那些你邂逅的地方，你参观过的博物馆，你喝过热饮的小店，你看过风景的窗子，你写过明信片的小桌子，你交谈过的那个不知姓名的人，你喜爱过的熏风，你享受到的自然的抚慰，你看到过的午夜灿烂的星空，你为之心里一动过的花，树和水波，或者雪花，或者一块酸面包，都曾在你心中安慰过你，告诉你世界的好。可是，转眼它们不见了，你的心上就要空一块。所以，旅行者的心是蜂窝状的，因为有许多小孔还在慢慢酿蜜，另一些已经空了。算起来，我心里空了的地方，是马德里火车站，纽约世博中心，伦敦国王火车站，爱尔兰，日本，俄罗斯，还不算多。对中东，从新疆出境，一直到土耳其这一路，我一直向往，却很犹豫，与其说怕危险，不如说怕伤心。回想起来，少女时代的我硬心肠。在我怀孕后，才衷心期望世界和平，现世安稳，因为我将要带个小孩子到这世界上，我自己保护不了这个小孩，要全世界一起来保护她才行。在大自然中得到精神抚慰后，我才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努力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不再做“大写的人”。在我成为旅行者后，我才会为自己曾旅行过的地方遭受不测而难过。我与世界的感情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并一遍遍地巩固起来。——《我的旅行哲学》精疲力竭的月季6.精疲力竭的月季上海的夏天是苦夏。天气越来越闷热，月季越开越小。清晨初阳，它们就已经精疲力竭。我师傅周丹燕是月季工程师，她一边在月季花丛中巡视，一边在花盘底下的茎上，把无力再开下去的花朵折断。那里是月季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在花朵背面浅绿色的茎和枝条相交之处一折，啪嗒一声就断下来了。啪嗒啪嗒啪嗒，我听得心惊肉跳。师傅说要及时把它们摘除，才能省下枝条里的精力，让给蓄势要开的花朵。原来对月季花，也有些不中用的妇人之仁，比如我的心惊肉跳。这开了一春的月季，到六月里，就力不从心了，我想起三十多岁时的自己，虽然年轻，却已在生活中顾此失彼。这三十多岁真是格外焦虑的年龄啊，爱情褪色了，理想也褪色了。身体被生育打击过了，留下创伤。精神世界被危机冲击过了，就像洪水过后的泥滩。月季花被太阳晒焦了外面的花瓣，整朵花都软软的，虽然尚未盛放，却已无力打开。我生活中那么多，那么多美好的人与事，也是尚未盛开，就从花蕊处溃败了。清晨，阳光尚未变热，它们却已坚持不住，落了遍地。我想起她，他，她，他，跟我生活中一路同行的人们，光阴荏苒，他们那么迅疾地就在光阴中褪了色。白雪公主7.月季白雪公主2017年世界还安好的时候，我准备写一个关于旅行中的女人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花了许多时间，写得断断续续，从2003年从维也纳回国，一直写到了2017年。为了一个中国盒子式的小说结构，为了让小说跟照片能够无限互文，为了我在2004年在维也纳，2008年在柏林，2011年在美因茨，和2013年在高威拍的月季全都不够好，所以在那一年书要进入设计前，我第一次到辰山植物园找月季。那也是个五月，充满生命力的月季在枝头一片欢腾，在黄昏时花下落了厚厚一层落英。在那个黄昏，我见到了一支文秀的德国月季，名叫白雪公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心中正在形成文图对峙的小说有着《白雪公主》故事里的惨烈与幽暗，也不知道小说正向着渐入绝境的爱，青春与理想走去，不知道处于绝境的生命精华那么重要，它们原来就是白雪公主简历的内容。一个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生活里有什么，自己那些经历对自己的意义，原来并不容易。白雪公主的后母是个有魔法的人，她还是不得不靠一面会说话的镜子来确定自己的面貌。2020年，我带着已经出版了的《白雪公主的简历》回到月季园来开新书发布会，世界已经开始崩塌了。在月季岛十全十美的晚上，在胡博士的主持下，我和我的朋友以及编辑们，陆续为我的读者朗读了《白雪公主》里的段落。那就是卡塞尔来的白雪公主，来自德国中北部的黑塞木偶戏家族。它是十九世纪初的木偶，一直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有六代姓黑塞的女性偶操纵者用过它。黑塞家戏班的手艺代代相传，他们总是在各地市镇教堂前的市场里演出，从一地，到另一地。所以，这个白雪公主从脸颊上到鞋尖上，油漆斑斑驳驳，都是磕碰过的痕迹。本来到木偶博物馆后，将原先钉在木梁上的重要木偶身世介绍一一翻译成了英文。1808年，正是在卡塞尔，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将一位英国公主的故事讲给雅各布·格林听，雅各布将故事记录下来，成为格林童话里最著名的篇章《白雪公主》。因此，卡塞尔家族的这个木偶，算得上是世界上血统最纯正的白雪公主了。它还是挂在提线上纹丝未动。一年的时间好像水流过河岸，没在悬挂着各种木偶的旧教堂里留下任何痕迹。李平走上前，将手轻轻放在白雪公主的后背上，好像医生用听诊器听胸腔里肺部的情况那样专心。本有点落寞地想，大概她能摸到它的心跳吧。等本在楼下落了座，将自己稀里哗啦全部倾倒在古老的辞典上，楼上的李平才开始听到木偶们发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集相撞时发出的叮当声。那些用油漆画出来的，或者用玻璃镶嵌的，不能眨动的大眼睛，射出不会拐弯的目光，它们相交时，发出的声音，就像沙粒击中玻璃。栖息在偶身上的灵魂都没把她当外人，一年前李平就知道这一点。本在上面的时候，这里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半空中不断有窣窣的声音落下，木偶们好像是偏远小村子里的人看见过来寻亲的客人那样。李平找到自己去年站过的位置，向左边移动，小半步，再小半步，这就进入到白雪公主的视野里。然后，她再向前移动小半步，将自己的脸凑过去，对住那对玻璃眼珠中间黑色瞳仁的焦距，像一把钥匙插进锁眼似的。当她们对视的那一刹那，它瞠目结舌地看着李平，委屈和警惕，还有勉为其难的悲怆，渐渐如水流一样在它冰凉的玻璃瞳仁里流了出来。去年它就是这样紧紧攥着李平。去年那个下午，《白雪公主》剧组的其他人只在木偶博物馆里打了个晃，就四散去外面买银器店里的首饰。大家在欧洲巡回演出了三个月，就要回家了，人人需要礼物，经纪人很体贴地先结了账，各人手里都有闲钱。只有李平在木偶博物馆里脱不开身。虽然白雪公主的身体在粗铁丝上一动未动，但李平感觉到它活生生的欲望，好像一只被按住的青蛙一样——它想跳到自己手里。李平都能感受到它那些年代久远的线绳在自己指尖生涩的触觉，那些古旧的提线紧紧拖住她的双手，呜咽着央告着，要她表达它。此刻，李平将手覆盖在它的后背上，好像安慰一个崩溃的小女孩。隔着已经发硬变脆的龙头细布衬衣的皱褶，在那段旧木头身体的深处，李平摸到微弱但平稳的心跳。咕嗵，咕嗵，那颗心在空荡荡的木头胸膛里跳动。那是那些女演员们留下的灵魂和精血。1975年，戏班子最后一个自幼学演木偶戏的女儿高龄，在她去世前，将戏班的全部家什都捐给了这家博物馆。李平轻轻拍抚那段干燥温暖的木头身子，理顺纠结在一起的线绳，她相信黑塞家的女演员们都还留在白雪公主的身体里。她们都生活在那个喜欢玩味并试图超越人偶之间不完美关系的时代，只是专心致志地想要在一段固定了丝线的木头上表达自己的灵魂，她们和自己一样还有种古典的志向，不肯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毫无迂回和诘问地表达自己。李平相信这是她们要操纵提线偶度过一生的动力。“嗨。”李平轻轻拍了拍它的后背，她闻到一股寄生在微尘中的螨虫散发出的酸涩气味渐渐飘散在空气之中。李平将它捧在手里。它与她自己用的那个白雪公主差不多高矮。指头钩上提线后，她发现它们的轻重也差不多。但手上觉得有些陌生。那种陌生的感觉，就好像穿了别人的内衣那样，多带了一点点亵意。她想，这尊偶也是别人亲手安装起来，用熟了，就在里面藏着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秘密。一尊新偶，对演员来说，好像一条新买的内衣一样，是可以坦然使用的。每次演完后，李平都小心将自己装起来的偶收进储物箱里，不肯别人碰到。当她钩起别人用过的提线，心里涌起偷窥别人的忐忑和激动。“小矮人说过了，不能让任何人进来，谁也不行。”李平听到白雪公主在脑中遥远的回忆中说。说这话的时候，多年来，她总是轻轻扯紧右手食指上的提线，让白雪公主的头向右侧歪一点点，表达她心中的犹豫与天真。白雪公主和所有女孩子一样，禁不住要热爱美好的物质。年轻女孩，即使是白雪公主，也总是纯洁与物质合而为一。李平总想增加白雪公主的小动作，让那些小细节逾越面部表情上的障碍。再在它的天真上，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上些犹豫和跃跃欲试，这就是稚嫩了。“是吗？如果你不想要，我也不勉强你。”戏里扮作农妇的皇后说，“我的苹果快要卖完了，这样吧，就送你一个尝尝吧。”常常演到这里，小孩子们就在一团黑暗里此起彼伏地急叫：“不要吃，有毒的！”年轻时代，李平心里总是歌舞升平，得到那种赤诚的宠爱，眼里就会有暖暖的一层薄泪敷上来。后来习惯了，心里还是喜欢孩子们傻得这样可爱。李平感到，此刻自己手中的白雪公主也不肯向右侧去。她感到自己已顺利滑入人偶之间神秘的交流通道。罗瑟曾说，偶有自己的灵魂，它会示意操纵者如何表达自己。只要你有足够的天赋。李平屏住呼吸，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指上，感受哪根提线更紧张。罗瑟还说，作为木偶戏的演员，实际上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操纵手中的偶，而是需要学习如何让偶来操纵你。有几根提线自己向后勒去，于是，她就将那根手指放松些。李平明白，它来了。好像渐渐有了力气，黑塞家的白雪公主渐渐端正了肩膀，端正了身体，渐渐站得笔直，一动不动。“不，我不能接受任何东西，小矮人们说过了。”原来，一动不动地拒绝，表达的是白雪公主对命运的顺从，像一杯开始浑浊变质的白水那样的顺从。这种顺从是天然的，就像瀑布和喷泉天生就有相反的流向。李平感到自己整个身体渐渐变凉，它安静下来了。这是双重的顺从，白雪公主对她的命运，李平的身体对一只灵魂渐渐苏醒的木偶。“不，我不能接受任何东西，小矮人们说过了。”李平替它说，用中文。但在接下去的几分钟，白雪公主就会接过苹果，咬一口苹果那红的一半，中毒，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这是剧本的提示。它仰面倒下。——《白雪公主的简历》朱丽叶8.月季朱丽叶全世界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为了爱情死去了。因为莎士比亚的故事，朱丽叶和罗密欧就是爱情最完美的代表，干净，诚挚，莽撞，轻掷，殉情而去。去雨果故居。见到了雨果的情人朱丽叶·德鲁埃的画像，另一个朱丽叶。雨果供养她四十五年，始终不离，但始终不在一起。始终有爱，但始终彼此伤害。雨果故居客厅里的墙上，画像里的她已白发苍苍。她的故事真比莎士比亚的那个朱丽叶来得平凡吗？青春的年纪，喷红的欢颜，轻易就可以为爱相跟着死去。但这个白发苍苍的朱丽叶，是现实生活中的。博士一旦有点空，就会陪我去园子。我们常常一到园子里就四散而去，我看我的花，他查他的花。我看到花里的故事性，他查到园子里正在蔓延的黑斑叶，就随手拍下来发给工程师们。跟胡博士站在盛开的朱丽叶前，看它们美丽的花盘内犹如一个精美的风车，还有微微旋转的姿势，看它象征着在爱情里沉醉的欢颜。胡博士看了看故事牌子，微微一笑：你知道越好看的月季，香味就越少？自然非常公平，你如果要格外美丽，就要交出你本可以有的香味。真的？真的，果然闻不到香味，哪怕是最淡的茶香。而那些花瓣简单，颜色更单纯的花朵，就一阵阵地散发出香味，宛如那些回忆中为我们带来过幸福的人，地方和物品。这就是公平吧，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和雨果的朱丽叶。想起来，自己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年轻时对生活的想象总抱着十全十美的标准，所以，有时也会执拗地说，即使是成功，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样子，也就不是成功了。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你在心里为自己准备了什么，然后你就能在一朵花面前感受到什么。博士说。他总是说，来植物园的人常常白发苍苍了，静静看许久，这不是因为植物园老，而是因为没有阅历的人未必有能力跟植物相处好。所以他在这样的地方安排了一些冥想之地，为了让这样满怀心事的人有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一个人有机会跟自我相处，想点形而上的问题，真是不容易，能款待这样的人，真是再好不过了。大概我第一次在这里看见月季白雪公主时，才刚刚开始关于月季的长旅行吧。即使我的故事就是写中年人对生活中各种致命缺憾的认识，但我能跟月季相处起来，却还是花了好几年。在我作为一个作家，写了7本上海故事，13本旅行文学之后，去月季那里的旅行才刚刚开始。阅历给人的好处是身体的逐渐衰败和心灵的逐渐细腻温情，要是人没有到这个年龄，大概会觉得这句话只是老朽而又不甘心。大概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才能看到这也是每个人生命给予的公平。我从小就想能做一个作家，安静无声地靠写故事度过一生。到快四十岁时才知道自己大概真的可以做一个作家，那是因为阅历让我渐渐能够看懂和同情。要到了六十岁，我才知道跟植物相处也需要阅历。阅历有时跟皱纹有关，也会没什么关系，在这里，我想过，原来人生最可怕的事，是空掷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在月季园里的冥想之地靠近河边，被高大的乔木与园子隔离，那里有张宽宽的木头椅子。在那里，我问博士要了一个植物园已经悄然布置好的冥想之地名录。在这些冥想之地的人，可以想得跟全世界的人不那么一样，在这里可以喜欢的是雨果的朱丽叶。拿铁咖啡9.拿铁咖啡——1992年5月，柏林黄昏时分，菩提树下，老水塔下，我旅途中的第一杯牛奶咖啡。我在前往伊斯坦布尔前辗转拿到了君子们咖啡馆的地址，埃及市场的不远处。土耳其文的地址，由于不理解单词的意思，显得非常不真实。但它仍旧吸引我，因为这个咖啡馆据说就在十六世纪咖啡馆的原址上，当时咖啡刚刚进入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刚刚成为帝国饮品。我辗转看到一张游客的照片，照片里的咖啡客，未见眉飞色舞的高谈阔论，倒是大都沉静地埋头抽着水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轻绕，乳白色的。他们面前的小矮桌上，放着描金小杯盏，小盘子里横着一柄银色小勺子，这仍旧非常奥斯曼。与维也纳皇宫城墙外的中央咖啡馆里的牛奶咖啡相比，土耳其咖啡的样子秀气隆重了好几倍。十八世纪咖啡才渐渐传到维也纳，波兰人开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号称它是伊斯兰酒。我在欧洲旅行了三十年，记不得曾在多少家有名的咖啡馆里逗留过，维也纳的，巴黎的，威尼斯的，或者圣何塞城里的本地老店。凡是知道当地有古老的咖啡馆，我都要去探望。这么多年下来，我总是以为自己对咖啡馆的源流，好像高中生里的历史课代表对世界史一般简单明确，带着朴素却旺盛的求知欲。直到要去伊斯坦布尔，我才了解到，伊斯坦布尔不光是咖啡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它不光将一种神秘的药用剂变成大众饮料，它还使得咖啡从此走向欧洲和全世界。而且，对我这样的咖啡馆迷恋者来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了解到这座从前的帝国皇城，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了公共咖啡馆，比欧洲早了两个世纪。奥斯曼对我来说真是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好像桌布上的一小块早已干硬的牛奶渍，若有若无。它让我想起清朝时代的鸦片。在伦敦时，我去东方画廊里看过一幅古老的油画，画的是中国南方光线昏暗的鸦片馆，木头的鸦片榻，黄色的缎子靠垫，像山峦一样横卧在榻上瓷娃娃似的中国人。这是画廊里最有东方情调的收藏品。我本来还想在伊斯坦布尔找个细密画师傅，教我一下奥斯曼细密画，就像我在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浦尔做过的那样。乌代浦尔的师傅曾微微摇晃他的头说，阿拉伯的细密画大多衰弱失传，而拉贾斯坦邦的四座古老的城市则保留了莫卧儿细密画的精华。我本不太相信师傅判断的准确性，但在伊斯坦布尔，却证实他说得不错。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师傅对如今遍地都是的奥斯曼情调很不满意，她说经历了奥斯曼末年无可救药的腐坏和凯末尔时代对传统的杀伐，土耳其细密画如今已沦为游客手信，不足一提。这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说法，打击了我的细密画旅行计划。从乌代浦尔回来，我曾想象过自己要一路从伊斯坦布尔走到伊朗，从前诗意无垠的波斯，一路寻画师学着细密画，一路走到细密画发源之地。因此我对奥斯曼情调抱有疑虑，就像我对伦敦画廊定义的东方情调心怀疑虑一样。因此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君子们咖啡馆。十六世纪的奥斯曼咖啡馆并不叫咖啡馆，而叫读书房。奥斯曼咖啡除了帝国饮品以外还有一个别称，叫思想家的牛奶。因为人们去咖啡馆做两件事，喝咖啡，读书或者论道。咖啡馆里总有足够的书籍让人阅读。那是一个产生思想并交流它们的地方，一边喝着能令人兴奋并感到自由的有渣咖啡。十六世纪时，这是个肃穆高尚的公共场所，是君子们去的地方。正因为纪念这样的公共场所，后来再开咖啡馆，才起了这么个名字。这让我想起巴黎的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了，或者花神。想起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这是诗意与浪漫之间的差异。君子们咖啡馆的入口是一个小小的古老墓地，夏末黄昏灿烂的光线里，菩提树下古老的圆柱墓碑上方，雕刻着一卷象征着知识者的包头巾。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常追随圣人穿阿拉伯长袍，并缠包头巾。所以他们去世后，墓碑上也允许刻上包头巾作为荣誉。此刻的君子们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和照片上一样。人们大多抽着水烟，据说它来自印度，它的土耳其名字是个波斯单词，椰子，因为印度人最早用椰子壳里的椰汁当水，抽起来满室甜香。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的末年，咖啡馆里开始有人抽印度椰子烟，喝咖啡与抽水烟渐渐联系在一起，成为奥斯曼咖啡馆里的异国情调。四周高高低低挂满了阿拉伯灯，那是五彩的沉郁灯光，在贝尔加蒙红教堂对面的古老地毯店里也是这样挂着的。四壁上挂满了波斯地毯，丝做的，羊毛做的，棉线做的，各种各样古老的花纹，在埃及市场里也是这样挂着的。院子靠墙的大铁炉上，排列着七八只热气腾腾的小黄铜咖啡壶，当里面的深棕色糊状液体开始咕嘟咕嘟冒出泡泡，伙计就抓住长柄拿下来，倒进咖啡杯子里。我要的是微甜的口味，他一开始就在里面加了糖。但许多当地人人并不喝咖啡，而是喝土耳其红茶，它也被盛在一只古色古香的玻璃杯子里。土耳其语里的茶，用的是汉语发音，CHA。也如书上说的那样，在奥斯曼末年，人们开始改变口味，更多的喝茶，而不是咖啡。但却没人知道这种口味的改变，与奥斯曼末年的颓败之间的联系。咖啡馆也同时提供一小杯清水。这个传统跟去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古典咖啡馆至今仍用小银托盘给客人送咖啡，一小杯清水，和一小杯咖啡。不过，在这里这杯水来得自然而然，游客们喝完咖啡后，用它来清除口腔里残存的咖啡细末。这些细末对喝惯了过滤咖啡的人来说，好像吃了生面粉一样。我座位边上的年轻女人正在专心用咖啡渣算命，她的同伴正面色严肃地观望着。她们后来也仔细查看了我杯子里的渣子，在斑驳的咖啡渣子里她们认出一颗心，一个57的数字，和一根正在离去的魔鬼的尾巴。环绕着这一切的，是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连成一道莫比乌斯环的大山和海洋。然后，我们对它显示出来的一个东方人遥远的命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书上曾记载过，穆斯林们并不喜欢用咖啡渣算命，这是女人们在家里玩的游戏。但最初是老宫殿里的侍女们用，她们假借命运，方便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一位穆斯林青年断然否认用咖啡渣算命是土耳其咖啡馆的传统，他说，在十八世纪奥斯曼衰弱以前，咖啡馆是充满思想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热烈地讨论可兰经，但不可能违反伊斯兰传统，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里算命。“这一定是末年时才发生的事。”他断定。“奥斯曼在末年时代许多事改变了。”他的声音里有着某种哀愁，让我想起帕慕克的那些书。环视四周，这里如今没有书，到处都没有一本书。是的，有人沉思，有人的脸被苹果手机显示屏上射出的光亮照亮了，有人专心于水烟在口腔黏膜上留下的微麻，没有一个人在看书。“那么多山和水哦。”来自荷马故乡的女孩对我感叹道。是的，多么荣幸，万水千山是我的命。——《咖啡苦不苦》马萨德医生10.月季多米尼克·马萨德医生我旅行二十九年后，才第一次要用旅行保险看病。是高烧，剧烈呕吐。在偏僻的波斯尼亚大山里。诊所里只有一个医生，我竟然不记得他的名字。我自己陈述病情的英语是现查现用，却遇见了一个电话里没装讯飞翻译软件的巴尔干医生。他害怕地望着我，不愿意跟我谈论病情，因为他根本不会英语。但他的眼睛里满是安慰，这是不用翻译软件也能看懂的语言。我要医疗转运回中国了，去跟他告别，他双手交叠，捂在胸口心的地方，走到诊所门口来送我。这枝月季由一个日本人培育，却叫了一个法国名字。每次看到这枝花，我就想起在波斯尼亚小镇上的那位医生。也许那个日本人也是为了纪念旅途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位医生？在镰仓温暖的黄昏，在武士大宅子里看紫阳花的情形。有个中年妇女正在给园子里的花草浇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温暖的，带有阳光和植物气味的水汽。这幕府时代刀光剑影的旧宅子，如今成了寺院，养着几十种不同的紫阳花。她告诉我如何分辨紫阳花的品种。虽然都是绣球般的一大团，但花的形状还是不同，花瓣上晕染的颜色也不同。她能说些英文，对游客不害羞，反而有种热切的开放与亲切，与当地安静而封闭的居民不同。她说，自己很想念单独去意大利旅行的日子，她喜欢意大利的大理菊。“看到你，就想起了意大利时的自己。”她微笑着捏着一根绿色的水管子，对我说。我很明白她心中的怀念。在我的家乡，我也喜欢看到那些独自旅行的外国女人，看她们如何默默走着，单独吃饭，一边写着明信片，就像看到自己。要是她们东张西望，我也常常过去问，你要帮忙吗？就像我在某日，某个陌生的街口经历过的一样。一个人会对旅行者抱着亲切的感情，因为这个人来自一个自己怀念的世界，或者，来自心中喜爱的另一个自己。想来，这是旅行者所独有的，有点复杂的感受吧。一个人旅行过了，并不表示一切都已结束，那道路还在心中延绵。那天，那个女人浇完花，和我一起走到街上。我向她打听能吃晚饭的地方，她熟练地问我，预算是多少。我想，在那一刻，她肯定希望自己是和我一样的旅行者吧。“已是最后一天了。”我说。“那么就请奢侈一点吧，去最古老的料亭，去海边的江之岛，去喝新下的梅子酒，微醺时看富士山从夜空中浮现出来，那是地道的日本风景啊。”她指点我说。我与陌生人之间，就是这样感受到心意相通。这是奇妙的联系，只见一面，只记得对方的脸，但却明白，自己与这个陌生人，是同道。我们这一生很难再凑巧碰到，但却并不会感到遗憾，这哀愁中烘托的，是真实地拥有某些风景的富足感。世界上，有人因为家庭突然的变故成熟，有人因为很早就独立生活而变得成熟，而我，是在旅行中尝到了痛苦与爱混淆在一起的滋味之后成熟起来。比起日常生活中具体而微的痛苦与爱，它们显出如数学般精巧的逻辑性和抽象性，我因为微积它们，开始解析与接受各种遗憾，渐渐能够与它们共存，将它们接纳为自己回忆中充满感情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成熟意味着理解与宽容生活中缺失的存在，并且永远都同情。——《我的旅行哲学》破晓11.月季破晓2017年9月清晨，在贝尔格莱德巴尔干大道上骑摩托车，得晨风猎猎。摩托车转弯时，身体应该顺势倾斜，转弯那侧的膝盖应尽量靠近地面，这还是我大学时代跟我小哥哥学会的，要当一个与骑手重量配合的好后座，就得学会用身体跟骑手的身体一致。大学时代已过去几十年，陈丹广也已去世十年，但我的身体还记得如何在飞驰的摩托车上配合骑手，勇敢地向地面倾斜下去，就像多瑙河上那些翻飞的雨燕转身的时候。维希12.月季维希2002年我丈夫第一次出差到法国，为我从维希买来了夏季的郁金香花筒裙，桃红色，晕彩，丝绸的，配了一双金色的露趾凉鞋。没想到那裙子竟然与这枝月季如此相似，颜色，形状，还有跟维希那地方的关联。小王子的红玫瑰13.《小王子》的红玫瑰与《小王子》译者黄荭教授的对话：——你觉得《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应该是法国玫瑰，还是非洲玫瑰？——哈哈哈，就是玫瑰。——硬要规定一种呢？——我倾向是隐喻他的妻子，中美洲萨尔瓦多带着小火山脾气的美女。但这个问题有意思，你倾向是哪儿的玫瑰呢？——我看了许多红玫瑰，一直在猜想哪朵是小王子喜欢的那朵啊。——应该是他心中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它身上倾注了时间和精力，他们驯服了彼此。——可是长的样子也很重要啊。——有四根刺，改良过的欧洲月季，大花，艳丽，大红色的吧。——我觉得表面大红，花芯应该有更柔和的颜色，不那么表里如一。——飞行员作家自己画了一下，就是一团红色。玫瑰在男人眼里就是玫瑰，什么细节也不在乎的。不过感觉应该有露珠。——你想象里的？——小行星上冷，我觉得清晨应该有露珠。——这个有点太大众化，我受不了啊。所以，文学作品里重要的玫瑰最好活在读者自己的想象里。当它被具象化时，它就会被一些人喜爱，令另一些人失望。但是同时，对一本书的理解也就深入了。与植物园长胡永红的对话：——我从小生活在农村，跟植物，跟自然都贴近。上大学选专业，看到有个叫作园艺的新专业，就选了这个。但是，真正喜欢上这个专业，要到读博士的时候了，那时候才能理解植物的意义。一点一点地深化，大概就是《小王子》里提到的驯化。我可以懂得植物的喜怒哀乐了，也就会更了解自己了。——那么，阅历和年龄也是被驯化的条件。我要到2020年才有机会真的静下心来，可以被月季驯化。就是你邀请我来园子的那一年。2012年你带我去月季园里找适合写到《蛇果》里去的月季，那时我的时辰没到。——不急的吧，我也很慢，任何领悟都需要时间。我记得看过一句话：你的幸福感来自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爱好，你的专业和你的职业是一致的话，那你至少能在这个方向上能感觉到幸福。我就可能是那万分之一的幸运者吧，我与植物相处的时候很幸福。如果说是驯化，被驯化的过程是个逐渐感受到幸福的过程。——在《小王子》里，这种驯化产生了爱情，在你，这就是对幸福的感受。——人类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跟植物一样。简朴的幸福感来自于被植物驯化的古老记忆。——那天在园子里，我们看到像一枚戒指大小的“天使之吻”，你说等春天一切都会美的。虽然我妈妈再也看不到了，但天使之吻会开得一样完美。我想起来，你第一次带我去看落羽松时，曾指着山坡上的树说过，要拿掉一棵，因为两百年后树冠会交织，就不好看了。我很惊奇，因为我不想两百年后具体的事，与我无干。但你脸上有种诚笃的相信，和确定愿望将会达成的人才有的快乐。你看见我吃惊了，所以你就说，是的呀，我们都看不见了，但有什么关系呢，树一定会长这么大的呀。——我这三十年来，越了解，越认识，就越能信仰植物的规律，也就是你说的律令。对植物的信仰，就是到了花期，它一定会开花。伊丽莎白女王14.月季伊丽莎白女王四月，我和佳代在园子里看月季。她怅然所失地环视四周，因为她小时候在爷爷家屋顶见过的月季，多年以后，突然又出现在她身边。“这是我爷爷的伊丽莎白女王。”“这是我爷爷的冰山。”她就这样，在满园子的花里一一把她认识的月季挑了出来。伊丽莎白女王是粉红色的月季，冰山是白色的月季。它们的长相都不特别，就是中规中矩的月季模样，但佳代竟然都没认错，连她自己都有点吃惊。爷爷家住在南昌城里一栋兵营式的楼房里，爷爷脾气暴躁，生活得也并不美满。他一辈子让人确定的爱好，就是喜欢种月季。爷爷在他家楼顶上慢慢积攒出一个小月季园来。可爷爷种花，弄漏了屋顶，住在最高一层公房的人家就上屋顶来拆了那个违章搭建的小月季园。佳代难得跟大人到爷爷家去，要是去了，爷爷也没啥多说的，就带她到楼顶去认识月季花。那时候佳代还是个挺着小肚子的，面容严肃的小姑娘，她不记得爷爷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了，甚至也不清楚他后来怎样度过没有小月季园的晚年。爷爷过世后，佳代保存了一本爷爷留下的月季图谱。她借给我看，书上还能看到爷爷用铅笔淡淡地写着中文的月季名字“伊丽莎白女王”。从那以后，我跟佳代有时还会相约一起去月季园看花。只是我们一进园子，她就奔向月季伊丽莎白，我就奔向月季天使之吻，经历了与花的联系，它们成了我们各自的花。就像《小王子》里谈论过的小王子与坏脾气的红玫瑰的关系一样，因为生命中的因缘相遇，付出了感情，承载了沉入虚无的回忆，我们与“我们的花”驯服了彼此，不能相忘。与我经常一起去园子的是丁小文，她一直都打扮得像个男孩子，穿靴子，背大包，不要孩子。她总说想要帮着园丁种花，可是每次都忙着拍摄园子里的照片，凑不到合适的机会，跟园丁一起种花。直到冬天，我们要修整园子里的文学小道，园丁特地帮她留着花种，那正是四株《小王子》里的红玫瑰。丁小文放下照相机，脱掉外套，撩起毛衣袖子，满心欢喜地去种花。她埋头种花的样子，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春天，我突然接到她在日本打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哭了。她说，早晨她妈妈正端坐着读书，突然倒下，就去世了，医生都来不及救。她妈妈是地质队员，常年在野外，她没跟在自己妈妈身边长大，她说，自己因此也不知道怎么当妈妈。她妈妈喜欢拍花的照片，她还笑话妈妈的照片就是老人拍的，只求拍出花的完美。丁小文平时不怎么谈起妈妈，只是每次来园子里，她都盼着能像园丁一样亲手种花，看着它们活过来，开花。我离她远远的，好让她单独待一会。丁小文种完花，拾起照相机来，为《小王子》的红玫瑰拍照。她摄影包里有三种照相机，她拍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捕捉她心里觉得正确的图像。其实用手里的镜头代替自己的眼睛，假装这是纯客观的所见，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扭曲真实的创作行为了。我看着她上下腾挪的样子，知道她在找自己解释这朵月季的立场，这大概就是她被她种下的花驯化的时刻。我们的花15.我们的花河津樱乱放时，胡博士就提及中国古律令，花朵乱了律令，就是恶兆。我相信经历了四月的人都会出现四月以前的记忆障碍。我如今只记得，我摸着河津樱格外干涩的花瓣，它们有种不健康的透明，让我想起妈妈最后一个月手掌上的皮肤。等我和丁小文再次回到月季园，已是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两个月闭园后，植物园再次开放的前夜。我们一进月季园，就奔向自己的花，我的天使之吻，小文的《小王子》的红玫瑰，可它们没留下一朵花。博士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找。他果然在修剪下来的草堆里找到了我的天使之吻，那是三朵已经干枯褪色了的花，还没来得及盛开。他递给我。然后，他又为丁小文找到了四朵她的花，也是干枯了的。只要博士跟我们来园子，他总是随手采一朵两朵花给我们，有的因为香味特别纯正，有的因为颜色特别难得。这次他帮我们在泥里找到了我们的花。我们都没说什么，我把花佩在上衣口袋上。小文拿出她的三种照相机，一遍遍地拍了起来。我们站在冬天的老位置上，我记得这个位置。每次来园子里，胡博士只要有空，都会给我上一节植物课，那次在园子里上的课，是月季的律令。就在这朵已变得小如一枚戒指般的月季天使之吻旁边。冬天到后，在天使之吻枝干里运行的液体会逐渐储存到根部，它放弃了那些枝条和花朵，匍匐在粗粗的根部和泥土之下，好像为自己盖好了被子那样，收紧，储藏，等待春天的到来。所以要修剪枝条，帮助它们储存精力和营养。园丁的大剪刀看上去有些杀伐之气，其实却是为了帮助它。看上去它就突然矮了。整个园子的每一株月季树都一样。被冻雨打湿的时候，树干和枝条呈现出褐色，而不是春天时年轻的青绿色，即使修剪得那么厉害，也不能闻到树上树汁充足时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但是一到五月，它们会突然醒来，哗啦一下，满园子都是花了。”那天胡博士说过。目

计军，70年生，江苏江阴人，曾用笔名言石、言实，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城市与雪计军城

常小琥，生于1984年，北京作家。出版小说《琴腔》《收山》等，近期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如英》。中短篇小说见《收获》《当代》《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华语文学青年作家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蜀道不难图常小琥柳桢的个头矮，别说在吴县，即便在半个南方，他也是个矮子。所以柳桢自幼苦练书法，这样便不用仰人鼻息，只需低头写字。他写字好看，往往在收笔离纸前，便等来乡亲赞叹，于是笑眼一眯，更爱写字。柳桢家住在吴县政府街的中市口，北面是县文化馆和电影院，南面是人民剧场——由民国士绅的花园改成的戏园子，中间又加盖三层苏联青砖楼，家对面两步路便是新华书店。柳桢在扬剧团的武生组念书，《三岔口》里任堂惠手擒刘利华，他走的矮子步那是看家本领，谁知几年后他果然停止发育，这身高一辈子也捞不到主角演。这反倒给了他大把时间。每天练完一百个虎跳，他便在剧团背书练字。别人发工资是买咸鱼啤酒，他去买墨买字帖。吴县只有新华书店卖帖，运气好时他还能逮着《沙家浜》的台本，或是胡考写的大字教程。剧团从上海请来一位双目失明的老翁，唱练课上教扬州清曲。平日老人拉四弦胡，柳桢就边念道白边临字。老人把胡琴放下良久，说大桢你这书法又精进了！别写了快扶我尿尿。他这才停笔。两年时间，书店里终于能见到柳公权的魏碑选字贴，那时还不许出版成句的碑文，只能刊印通过审查的断字，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临的是什么。一时间，吴县各单位挂满木刻的魏碑门牌。扬剧团的牌子自然是柳桢来写，几个楷书果真是撇如刀、捺如走、点如瓜子。那时他临这种出锋的路子，下了很大功夫。不过走在家门前这条政府街上，他望着那些统一的魏碑体，难言心中古怪。直到剧团能演《秦香莲》了，他也在书店发现更多古诗古帖。《郑文公碑》的册子捧到脸前却如览天书，更不敢写。那里面的字和他手上练的颜柳体截然相反，圆头圆角没一点笔锋。可为何每个字都像打在自己心上似的喜欢，还总想拿出来看？他好奇到底还有什么字是他没见过的。早春傍晚，随着肉联厂的三轮车出没，柳桢家的前街后巷飘起肉香。搬运工们人手一瓶粮食白，坐运河边一排板车上，吃又烂又香的熏猪脸、烧猪尾巴和盐水鹅头，吃用荷叶包的腌萝卜干。他却独坐家中，闻着咸肉和香肠的酸味由远及近，闻着淡淡的粪便味、甜甜的荷叶味和茨菰蔊菜汤，在那里写字。剧团同事和邻居见他的字临出点意思，便让他用好看的字体写张条幅或者对联。他也喜欢看自己的四条屏挂在团长家里，听人家夸他是苏东坡转世灵童，那比站舞台上光彩。柳桢家隔壁住着吕哥，这人从没向他求过字。吕哥总穿一身蓝褂，柳桢知道他是印刷厂的刻字工。后来吕哥把他叫到厂里。“全是楷书呢。”柳桢从散乱在工作台的铅字中，拣出一枚没见过的，“这个念什么？”“说了你也不认得。”吕哥抱出一沓机器印坏的纸，用线绳系好。“莫看这种纸印得乱七八糟的，背面还是空白。你拿去练字，比报纸好。我看你就要走火入魔了，跟谁学字呢？”“碑帖就是我的老师。”柳桢扔下铅字，去抱那捆纸，“《孟法师碑》和《九成宫碑》我规规矩矩地练好几年呢。可是学起行书，眼见漂亮的字我一上手却变得寸步难行了。唉，你不照着碑帖刻字呀？”“我的字不值一提。倒是你楷书练久了，行书自然是难开窍的，我领你见个先生吧。”柳桢不再看纸，猛地抬头。“但是他成分不好，是从南京下放过来的，解放前还当过国民党的官。”见柳桢仍不说话，吕哥把那枚被扔下的铅字又拿在手上。“有的人就像这冷僻字，你见得未必认得。可是天下的文章就因为缺这个字，你就看不懂其中真意。当你想认它了，也只能用手去刻。它没有模子，它是独一无二的。”吕哥说。“我去买猪尾巴，我去买盐水鹅。”柳桢说。吕哥笑笑。“你带几张纸过去就好。”其实这个先生字好不好，吕哥也无从判断。只知道他姓许名纬书，祖父是清朝恩科进士，被军阀吴佩孚勒索百万银两后，老人吞金自杀。少年时他只身到北平学画，后去南京教书，直至被国民政府聘为文职。许纬书任职最长是在重庆军事行营里，他当过六年上尉秘书。四川军阀刘湘去世，蒋某人还嘱咐张群，让你办公室的许纬书以我的名义写副挽联。他当时写的是“板荡论坚贞心力竭时期尽瘁，鼓鼙思将帅封疆危日见才难”。“文革”时这副挽联，也成了他被划为敌我矛盾的罪证。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却靠近左翼文人，匿名论战也常遭国民党通缉。加之难忍给腐败无能的军政界写马屁文章，他先后三次请辞，终于没用那张逃去台湾的船票。新中国成立后许纬书进入南京文史馆，任工具书编辑部主任，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编的《民国大事年表》依旧称蒋介石为“当局”，这又留给造反派把柄，他们说全国已经解放，你应改称“蒋匪”。他便从历史角度解释“当局”属中性词，他沿用至今。这么一来还不如不解释，造反派认定此人分明在怀念过去。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把他和老婆孩子下放到吴县务农。但这些在柳桢眼里算不得事，他只认字的好坏，旁的他也不懂。那天他带了些宣纸，还将一张字放在身上。他跟着吕哥走过低矮牌楼下吃饭的人们，走过傅公桥下在绿水中捕鱼游泳的人们，走过镇国寺塔的烟树下等待渡河的人们。终于他们走入一排遍布苔斑的里巷。吕哥叩门，半晌才见一穿浅色汗衫大裤衩的高个老人，约有七旬。柳桢仰头，看到对方满头锡色乱发下，面如生宣，两只肉嘟嘟的眯缝眼使劲眨动，像是刚被马蜂蜇过。老人并不说话，斜着身子，将他们让进屋内。这是间不足十平方米，黯湛清冷的内室，小窗下有张旧得发白的账桌。柳桢毕竟是武生，脚下无声地走过去立好。他定睛看向墙壁，发现挂着张四尺斗方大的碑文，辨不出字体，也没有托，又皱又烂的后面贴了个白纸，用图钉摁在墙上。他正看得入神，许先生缩着脖子，歪坐到圆凳上，双手扶腿。柳桢这才跟着坐下，三人无话。柳桢不大喜欢他，一是老人个子太高，他不愿仰头看人。二是做先生又不说话，怎么教人写字？他断定这人也写不好，吕哥不是说了，连个“当局”都能写错。而且练字和习武一样，讲究个功架力道，他一看老头愁眉苦脸的邋遢样，便认定是白跑一趟。吕哥介绍柳桢也是练碑出身，并道明来意。老人脸上这才挂起紧张笑意，像是害怕学生。但可能受到柳桢那副好身姿，或者是某种气质吸引，他瞅了瞅小孩。吕哥示意下，柳桢摸出那张字。老人匆匆一瞥，便拿给他一根木筷，要看他怎样执笔。柳桢接过筷子便比画两下，由于自幼习武，每天又勤于练字，他的手指刚劲生硬。而先生的手，看上去过于细腻温和，显然是年事已高，无法尽心练字。不想老人讲起方言，曲里拐弯的他一句不懂。吕哥翻译，先生说你要先矫正执笔。柳桢把脸一扭，说我在剧团就这样握笔，谁也没挑剔过。老人又从桌上一罐毛笔里，取来一支较长且细的，在耳边嘀咕着，让他这样写几个字。柳桢将带来的字一翻，问他还写什么字什么体。老人盯着他的手说，问你自己。柳桢看着老人想了片刻，用力蘸墨，写下尽显锋变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老人看字，再无言语。吕哥紧忙拿出带来的熟宣，告诉老人这些旧纸已经不脆了，手感很绵，你摸摸看。老人轻握柳桢手腕，让他以笔腹着纸。柳桢感觉到用侧锋行直笔时力气便离开笔墨，见自己写出钝重扁圆的“十年”两字，他索性把笔一撂。吕哥把纸放好后，柳桢便拉他一起告辞。老人抬手摩抚乱发，仍是笑对那行诗。二人出门前，他从墙上取下那张纸，追了过来。“你拿去临这个吧。”柳桢举手推却，吴哥打圆场说，这张原碑拓片我来过几次都不给讲讲，小孩子看看就要送他？柳桢听到，只好收下。“路你认得了吗？以后要自己来了。”在渡口等船时，吕哥说。“我还要来吗？”柳桢问。“许先生已经收你做学生啦。”“可他什么也没说啊。”“你记得每次来送纸就好了。”吴哥说。“可是他教的字没有露锋啊。”柳桢在河边喊着。“他没有锋啊！”柳桢拿着许先生的烂纸去新华书店，店员告诉他，别说我们这里，整个吴县也没人认识这东西。他回来也不临，怕人家以为他在写鬼画符，怕无人喝彩。他还是老老实实临他的帖。再次见面，先生问他，你画画吗？他说我不画，不知道画什么。先生说，我每次给你画一点，你拿回去临。于是他带去的纸，都被画成一平尺小的画。看着老人整天站在窗下，歪着身子做示范，柳桢希望他知道，自己不想学画，可是他们见面几乎讲不过三句话，而且他也听不懂。这么一来送纸便成了正事。如果没有柳桢，老人只能随手在日历、糊窗户纸或者是树叶子上画点东西，所以就指着柳桢带宣纸过来。好在柳桢每月除了工资还有一百多块演出费，邻居担心这孩子再写疯了，也把家中老宣纸送他。老人见宣纸称心，又要当场作画。每次他把习作送给柳桢，除了嘱咐他临好交回来，还总要说上一句“对不起喽，我把你的纸糟蹋了。”柳桢到家便把那些画一扔，照旧临字。再去送纸，他就将早不知散到哪的画找回来，出门前乱画几笔拿去交差。他一边听先生说你不能这么糊弄我，一边看老人改画，改着改着，又是老人的画了。柳桢又把那张四尺斗方拿到书画社，找老师傅装裱。裱的时候人家并未多言，取字时对方却在柜上拿出两张一样的字。柳桢问这怎么回事？老师傅戴上花镜，告诉他这张字是用民国时的夹宣，这是我从你那张揭下来的，淡的地方你稍微点一下墨，盖个图章，不是就多出一张真迹吗。柳桢正对着那张夹宣发愣，老师傅又问，你这原大的《毛公鼎铭》非本县之物，看你年纪，想必也是旁人让的，他是你什么人，方便讲吗？柳桢担心起先生的身份，一时开不了口。老师傅摆手，我不多问。解放前，本店也经手过好东西，南京有位许纬书专就这《毛公鼎铭》写过诗文，说是在于右任手里。听到先生名字，柳桢的心咯噔一下。老师傅又说这许先生有些意思，新中国成立后，聪明人全进了院校，为苏联的素描和雕塑搞教学。文人画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在新社会的文化建设里自然不受重视。记得还是在《美术》的《国画改造》上，有一篇《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编者按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引发了“中国画要不要保留”的论战。当时没人为文人画说话，所以美术界弥漫着“去中国画”的思潮。这时不知从哪冒出个许纬书，这人是做文史的，他写了篇《论文人画》，呼吁中国文人要有自己的风骨，莫学苏联人匠气的英雄形象和写实造型。接着便是黄宾虹和傅抱石这些画家，包括理论界的许友年和邵大箴，发表几十篇文章声援他，这才把取缔文人画的苗头给止住。柳桢还是无法把那位勇者和他的先生对上号。他自己只会临字，从没意识到这些字拼在一起，竟能产生这么大力量。看他一脸茫然，老师傅对着两张铭文继续说，这位先生很快又消失了。老人托了托镜框，有汗水从鼻梁处流下。为了揭你这张纸我可费大力气了。柳桢连忙掏兜，要给两张字的钱。孩子，这钱我不要。老师傅说。这是我自己的手艺，和公家无关。柳桢想找回先生的习作，认真地临，可是那些画全丢了。他只好借助印象，重画了一张。再次站到先生面前，柳桢不敢乱动，他抬头观察，老人在窗下看他的画，看得比以往都久。“你不临我了？”他把纸在账桌上摆开，取出一支细硬的长笔。“这张纸快容不下你了，那不如换我临你吧。”先生是两指拿笔，用中指顶在笔杆偏下的地方。柳桢见他又用浓墨勾起线条，下意识地撇嘴。“你这个点呀，水蘸多了别浪费到地上，要在画上消解掉。墨少了干一点，就在山坳那里多打点水墨，阳面地方勾勾皴皴，枯笔才自然……”“先生，咱能不能不画了，你教我写字呀。”柳桢走近他，“你以前写过那么多字。”老人的脊背蓦然僵住，手在纸上摩挲，低下的头也慢慢转向柳桢。“你那么想学写字做什么？”柳桢想想。“我也想当大书法家。像王羲之、颜真卿和米元章那样的大书法家，可以流芳百世，让后人崇拜的大书法家。”“好大志向嘛，可你莫说我不教字。你是学碑的，不晓得以书入画吗？我也在纸上画满了字，让你去临，你临的什么？”老人指向他用枯笔勾的柳树和山石曲线。“篆书是可入画的字，你不懂篆法，自然不认画上写了什么。”柳桢睁大眼，恨不能一头扎进画里，这才依稀辨出纸上的林木村落、山泉舟桥，每一点每一线都是书法，每一笔之间的顾盼关系也是书法。他明白了老人为何一眼认出他没有临画，两滴眼泪无声地挤了出来。“先生真狡猾，我又没学过篆体字。”趁老人没顾上看他，柳桢赶紧抹脸，“再说你这线也太枯了，毛毛糙糙的还长了虫眼，一点不好看。”“这些线全以篆书的圆笔中锋运笔，正所谓笔笔金刚杵，字字铁骨铮……”柳桢挤到先生跟前，斜眼看看他。“可是你这字既不像王羲之，也不像董其昌，谁的字都不像，只你自己认识。”“只自己认识还不够吗？就让自己记住还不够吗？”见老人罕有地接连发问，柳桢竟答不出。他从没想到过自己，没想过写字是给自己看的。“写字让自己记住算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也像你一样做名垂青史的大事情啊。”他脱口而出。“和我一样？”老人张着嘴定住，“原来你对学什么字并没关系，你是想能出大名就好。”老人摸摸他的头，柳桢忽然一缩，又答不出。“要是这样，你的本事还不够看。”“团长说我是苏轼的转世灵童，怎么不够看？”柳桢拿起纸，遮住了脸，“我也习武出身，我就没见谁画画还有笔笔金刚杵的。”隔着纸，他听见有东西在哐哐作响，又伸出半张脸看。只见平日偏瘫似的先生，正悬背而立，手中换一支秃笔，肘腕像是过电一样杀入纸中，画出凹凸曲折的枯藤老干。老人又用笔肚子拖出圆浑扁线，那只柔软的手如与躯体决裂般灵活。柳桢不由得退后几步，很快又站回来。随着老人腕、肘、臂上的转折与笔力增减，秃笔在远树与窠丛上打出墨点，账桌也被撞出鼓点般的闷响。老人面容却始终慎肃沉静，眼神也更加细腻。“篆书最难在于心境，要知道铭文厚刻于钟鼎，所以每一笔都要硬，每一笔都不能软弱。你写不好行书，只因缺少篆书这一课。”褶皱的驼色宣纸上，淡笔勾出的峰峦云水，在顶端含蓄有力。屋山帆影构成的村落，融于枯笔焦墨的树丫与海屿轮廓线内。这回柳桢看得真切，先生写的每一条线都是笔笔真实的，仿佛在对他诉说画里发生着什么。像是打开了某种灵性或者方便之门，柳桢觉出屋内寂静之极，甚至还可闻到墨香。老人把手搭在他肩上，令他感受到这只手的热度和重量。“我又把你的纸给糟蹋喽。”他把习作递过来，拍拍柳桢，他才想起接过去，“你去临吧，下次拿回来。”柳桢仍然要去剧团训练演出，如果跟着演出队到扬州嘉兴一带，恐怕整月也见不到先生。他发现每次回到人民剧场，头排座位总有个姑娘在啃甘蔗。有时他一出戏扮几个角色，钻桌扎靠旗走矮子步，就看姑娘在台下啃出满地的甘蔗皮。他甚至能听到她嚼甘蔗的声音，几次险些忘词，恨不能甩手就把单刀扔过去。他去百货公司想为先生买块砚台。半路鞋底开胶，进店后便直奔二楼鞋部。挑鞋时，他感觉有双眼睛正盯着自己，抬头后愣住，认出竟是啃甘蔗的姑娘。此时她穿着蓝衬衫，梳马尾辫，一张颧骨很高的尖脸，被极薄的铜色皮肤紧紧绷住，仿佛要露出血管。那双锋利的细眼里，却兜着两颗锃亮的眼珠子，更令目光异常锋利，像是螳螂。此刻两人都站在地上，姑娘比柳桢高出一头，他仰面看她，眉间上锁。姑娘问，你是扬剧团的柳桢？他慢慢点头。他在人民剧场一天演三场，吴县很多人认识他。即便在井台打水，衣服和鞋也常被姑娘偷拿去洗，只为能跟他去后台玩。“我总看你走矮子步。”姑娘说。“我也总看你啃甘蔗。”柳桢说，“啃得满地都是甘蔗皮，你每次带了多少甘蔗啊，从头啃到尾。”姑娘细眼一眯，用手背挡住嘴乐，又露出锋利的虎牙。“你注意到我了？”“你总坐第一排嘛。”柳桢扭头，继续看鞋。他奇怪她是如何认出卸装后的自己，更怪的是台上那股邪火怎么说没就没了。她从货架取下一双皮鞋递给他。他不敢接，因为脚小，很难买到自己的尺码，再说他也没穿过皮鞋。她让他坐到长凳上，蹲下为他换鞋。鞋居然格外合脚。脚一舒服，嘴就松下来了，加之姑娘蹲下便不显个高，他终于对她笑了。她说她叫吴双，爱看他演传统戏。他说他拿手的是书法，政府街的招牌都是他写的，还拜在名师门下。吴双细眼半睁，顿时哑然失笑。柳桢脱下皮鞋，光脚站在地上。他说他穿不惯带跟的鞋，吴双只好接到手里。她提出想看他的字，他说这也不难，何时你不啃甘蔗了，我给你看字。走的时候，他忘了给先生买砚。再次演出，柳桢又见吴双坐在头排。她终于不啃甘蔗，正襟危坐的模样，俨然换成个女干部，脚下也变得干净。在后台，她把一双平跟皮鞋送给他。他要给钱，她依旧说我想看你的字。她到他家中看字，看到墙上贴满了字。“怀素、欧阳询、文征明、黄山谷……像，真是太像了！”她扭着脖子，绕着屋子来回走，很快就感到晕头转向。“你能认出这么多名家，也不简单。”他眯着眼，一起欣赏。“这些都是你临的？不会，一个人怎么可能临这么多人的字，而且还不是一种体。”她终于驻足观看，对一张满是污点和虫纹，看不出内容的画，唯独叫不上名。“我重新写给你。”柳桢眯着眼，拿出纸笔。三下五除二，一套沈尹默的四条屏写好。“最近忙于演出，难免有些生疏。”吴双拿起字看。“这几张借给我。”“做什么？”“自有用处。”“我给你题上款吧。”“不需要的，你在这里等我。”不等墨色干透，她便刺刺啦啦地拎着四张字，跟放风筝似的，推门而出。次日，吴双领来一个头大如斗、肉嘟噜脸的男人。对方穿着真丝白衬衫，戴一副方形茶色墨镜，进屋便指着他问：“沈尹默的四条屏你写的？”柳桢看看吴双，再看那人墨镜，不置可否。那副墨镜对着墙上一晃，又问：“这诗都是你写的？”“诗是古人的，字是我写的。”柳桢说。“小兄弟果然爱开玩笑！肉嘟噜把墨镜转向吴双。”“这些字至少是六十岁的老人所写，我在县里主持书法展览十几年，所有老人我都见过，没有这一位。这字绝不是你写的！”柳桢低身，为两人看座。“我是青光眼，可我不是瞎子！”肉嘟噜说。柳桢又对墙壁欣赏一遍。回想自己和这么多古人同声共气的日子，沉默良久。“你别介意，我父亲在政府街的文化馆做书法处主任。”吴双说，“你不是号称他们招牌也是你写的吗？”“那依二位看，这些字比起文化馆的招牌如何？”肉嘟噜的脑袋定住不动，墨镜上被热汗熏出蒸汽。“好，太好了！而且这里挂的都是名家，都很有地位的！”肉嘟噜一声吼，把柳桢吓一激灵，“哦，你很有才华！我的眼睛不瞎！”“是我的眼光好吧，这是我发现的人才。”吴双对父亲说。“可我还是不信，这么古的字出自毛小子之手，那我这主任算是白干了。”肉嘟噜站起来，慢步走过柳桢身边，“单说这幅小画，不会也是你临的吧？”柳桢不语。“许——纬——书。”肉嘟噜终于看清落款，墨镜转向柳桢，“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先生。”柳桢仰着脸，蜻蜓点水般回答。“我早该猜到的！只有他画这种乌七八糟的画。”肉嘟噜言语中流露出严厉与惋惜，“不过这人和文化馆素无往来。”三人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只是父女二人坐着，柳桢站着。“我们早些认识就好了。”吴主任说，“我跟你再借三张字，你要我押什么都可以。”柳桢不解，这对父女怎么总爱向他借字。“不超三天，一张不少还你。”吴主任说，“吴双可以给我们做个见证。”“我没有名气的。要哪张字尽管取走，我再写便是。”在父女俩注视下，柳桢搬出椅子摘字。他把那幅小画的四周全摘干净，只留它孤零零守着墙壁。站椅子上，他偷偷审视自己的字，到底写出了什么。柳桢跟着吴主任去扬州比赛，到了才知道是书协组织十二县市的书法家们，现场竞赛。这些精挑细选的名家，一下车就被圈进政协礼堂内，点名报数。评委宣布每人发两张纸，要求在“正草隶篆”里，完成规定和自选题材。由扬州最权威的十二位评委，选出金银铜和优秀奖。准备时间，柳桢放眼环顾，礼堂内上百位书法家被分成两桌一组，正互道年兄，紧紧相拥。他的同桌是位长眉坠地、自称“草圣”林散之弟子的中年人。长眉说本届盛会，是对我辈“文革”期间坚持书法之褒奖。柳桢说自己的先生曾和草圣共同参展，长眉问他拜于哪位名师门下，临习何帖。柳桢仰面答，大篆魏碑，师从许纬书。长眉与众人面面相觑，全没听过这个名字。他说你路子不正的话，起手就低了。再者我们都临陆士衡的《文赋》，临欧阳修的《丰乐亭记》，练行书久已。你这岁数还练楷书，滥竽充数来了呀。众人又见他矮垛垛的还是吴县口音，转而推举长眉为草书类金奖，毕竟名师高徒，不用比了。柳桢又记起来趟扬州不易，要为先生买些好纸。他请教长眉，哪里有好纸卖。长眉说他的是专程去上海朵云轩买的，他边说边从书包掏出一刀宣纸。柳桢瞪大眼问，年兄带这么多纸要写什么？众人笑他果然是无名之辈，我们带够宣纸，写坏了还可重写。你就指望那两张纸，输了可不要哭。直到发墨的时候，柳桢也没想好写什么体。他觉着大篆没人会，比也没意思，写行书才不枉和高手较量。规定题材必须写毛主席诗词，倒是自选题材，他记起先生的匿名诗，于是拿起秃笔，以虫蛀纹写下那句如蚕如蛇的“当局惟知无懒惰，农家乐是外人编”。两张字写完，他见长眉还执笔盯着字帖，整个人如静止般僵住，令他害怕。二十分钟过去，这位年兄才画出一根线条。柳桢见他手指像鸡爪子似的夹着笔杆，还有汗水滴到纸上，忙问年兄你这线都不动啦！这么个写法要比到什么时候？长眉并不理会。他以为对方抽筋了，帮忙去掰胳膊。长眉忙说别碰我！我这行书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且得描呢，你不懂的。评委注视下，柳桢走入狭长过道。他把字递上时，吴主任凑过去看，眼珠鼓到墨镜上。柳桢转过身，看到所有年兄在天穹般巨大辉煌的礼堂顶棚下，在毛主席像和斧头镰刀的威严下，如履薄冰般，伏案低头。他看到长眉写一张错一张，错一张换一张，宣纸不停掉落在地，手腕越写越抖。时限已至，名家们被赶出政协礼堂，众人在门前土坡上等通知。他们在土坡上走来走去，绕出长虫一样的圆。一年兄扒住窗户，看评委们人手两张字条，贴到佳作上。他蹦下窗户，奔向长眉说，恭喜恭喜！众人齐来道贺，说这届您拿金奖方可服众。长眉说，诸君谬赞，可惜我刚写完一个字就被评委硬收走纸。旁人说，以一字获金奖足见年兄艺高胆大，字如其人！他们大喜过望之余，将所剩宣纸让给柳桢，以资勉励。名家们被喊回礼堂后，堆簇在主席台下。柳桢立于队尾，由于个头矮小，他什么也看不见。评委说共有九十人竞争行书奖时，他找了个墙脚蹲下。听到念优秀奖人名时，他知道自己玩砸了。这里的人都师出名门，都比他年长，都用上海买的宣纸。随着不断有人从他身前走开，奖项被领了个遍，主席台都快挤塌了。终于他看到长眉也往前走，看到对面墙脚处只剩一个年兄，也在等待叫名。他把头深埋，夹住耳朵，本要送给先生的宣纸也被捏碎。这时他感到礼堂的地在脚下震动，且越震越近。他抬起头，看到年兄们拥向自己，七嘴八舌地喊“你是金奖！”他来不及起身，便被众人举过头顶。恍惚中，他的身体被抬上主席台，长眉将自己紧紧抱住时，几乎喘不过气了。人们把他推到中央合影，听评委念颁奖评语。有年兄哭了，仿佛大家为这一刻等待太久。这时吴主任还念了篆书类金奖，原来只有一人写篆书，所以那人也是金奖。被众人围住时，柳桢望向无人的墙脚，还有被扔满地的宣纸。回到吴县，柳桢也变成了名家。文化馆为他开研讨会，招他进高研班，经常出入文化界的最高机构。不管县里的法院、医院，还是市政府，很多人跑到他家买字，随便写一张就能卖四五百块。他也不再反感仰头看人。柳桢和县宣传部的领导、馆里的前辈谈起许先生，他说要给先生送纸，老人才能作画。很快此话传为笑谈，没人相信一个画家作画却没有纸，他们在文化馆总有用不完的纸。于是柳桢带人去给先生送纸，只要是他开口，老人有求必应，还会问清对方姓名，用草篆写《散氏盘》送给人家。于是他们你要一张我要一张，后来吴县的三教九流，每人手里都有好多许纬书的东西。不过名家们也看不出老人哪画得好，他们说他颜色不够鲜艳，那些黑乎乎的圆点明显是墨用重了。这人写字歪七扭八的既不是隶体也非正楷，简直是丑态毕露。文化馆挂的可是革命题材的宣传画，比如省里最红的“钱夏宋魏”四大名家，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物都是揎拳捋袖、充满干劲的工农兵。尤其陆俨少的《赤脚医生》堪称镇馆之宝，可与李可染那幅《万山红遍》媲美。后经人打探，他们得知许纬书是被贬职下来的国民党官员，头上还戴着帽子，他的一切病根仿佛都找出来了，他们叫他“污点山水”。再去送纸，柳桢只好装作忘记要画。老人却记得自己的承诺，他把上款落好，常提醒柳桢走时帮着送去。柳桢不是给先生送纸，便是去外地演出，吴双想逮到他很不容易。她只好堵到先生家门口问他，不会忘了是谁给你的奖吧。她要装一张大画，她让他去家里装画。于是柳桢买了个框，扛到她家。但是吴双却没有画。“你整天跟着许先生，也不问人家烦不烦你。”“他是我的先生嘛。”柳桢把框放稳，却又不见了吴双。他问她想挂什么画，他好去请先生画。吴双忽然从卧室走出，递来一本杂志，面露神秘笑容。“《南艺学报》用一整期做了《刘海粟教授艺术活动七十年》的专刊，里面全是刘大师的油画。我在夜大的工艺美术理论课上，特意跟老师借来的。”她把他拉到人造革沙发上，两人一起坐下。柳桢翻了几页，合上后丢给她，继续打量自己带来的画框。“先生的画，虽说不适合挂在家里，但只要我去送纸，让他画什么都可以的。不过他从没画过大画，你要多等些日子。”“谁要挂他的画？”吴双举起杂志打柳桢肩膀，“这本杂志可是为你借的，我跟你讲，做人要有志向。”“志向我知道的。”“你知道什么？爸爸带你去扬州，我跟你提过他也作诗的，可是比赛里你写的什么？他要不是评委，谁会平白无故给你这毛头小子金奖？”“你的脸为什么这样红？”柳桢看看吴双，注意到她有些异样。她越想稳住气息，越是不断冒汗。“我是读了艺术史，为你着急呀。你那么会模仿，应当多学刘大师的路子，画伟大的人。我陪你一起去写生，将来让全国的博物馆都挂满我们的画。”“可我还要到处演出呀。”柳桢下意识地把屁股往外挪。“爸爸可以把你调到文化馆上班，那里的画家也是这样进来的，我来为你写画评，如果你洗心革面，比他们更有宣传价值。”“这个我要去问先生。”“这人在吴县都寸步难行，他能帮你什么？你还不知道吧，他偷偷给南京写了封万言书，信被县宣传部截获了。部长把他叫过去，警告他来吴县是接受人民再教育的，不是让他给领导提建议的。这说明他的野心不死，还要继续改造。”“原来他们都知道的。”柳桢一屁股蹾到地上，四仰八叉地望着吴双，“我还天天去给他送纸。”吴双蹲下身，把他拉回到沙发上。“不必紧张的，你是好孩子。”吴双看看他的脚，“我送你的皮鞋呢？”“先生只穿布鞋，我不好穿皮鞋的。”他重新坐回来，却不敢看她那张脸，“我要跟他学画的，穿皮鞋怎么学画？”“你这就叫封建，刘大师是最反封建的艺术家，人家留法时你先生还在要饭呢……唉，我等不及了！”吴双站起来，直视着他，“就从画我开始，你画我吧。”“我没画过人物。”“人物画才是最容易留在艺术史上的，我做过研究的！”“可是先生没教我啊。”“我叫你画，你画不画？”柳桢低头，再抬头时，吴双又不见了，她回到卧室里，他想她是生气了。“我只会水墨画。”他自言自语，“你这里也没有水墨。”吴双再从卧室里出来，整个人却光着身子，抱住双臂，坐到他面前。柳桢感到心已蹦到嘴里。他不敢正视她的身体，可是手脚和屁股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试图一把抱过去。然而极度的眩晕和心慌，令他又有些想吐。“画画就是画画，不好和这个混到一起的。”柳桢说。吴双没有出声，显然她也在发抖。她把头仰起来，看向窗外，眼中流露着怨恨与惊恐。“那你到底想不想画我？”她用手挡住了身体，因为感觉到柳桢不再看她。“以我现在的笔墨功底，配不上你的艺术研究。”柳桢用手捂住嘴，光脚跑向门外，中途还撞倒立在走廊的画框。吴双正在愣怔，看到他又跑回来，把画框扶起来，才彻底跑掉。柳桢陪先生去人民公园。老人难得出门，还带上小包，柳桢以为他也要写生。两人坐在十字亭里，周围树林荫翳，湖面宁静如雪，先生却显出怅望低回。“先生，你的万言书有回信了吗？”柳桢终于打破这宁静。“哦，被退回来喽。”“真可惜。我下午要去剧团办手续，我要去文化馆上班了。”他赶紧换了话题，“将来请你参加展览，你会来吗？”“我会来看的。”先生说。“我是说，把你的画也送来展览吧，你画那么多画，只我一个人看太可惜了。把它们挂出来，一样也能轰动吴县。我们不给南京写信了。”“我的画都是给你的习作，没人看的。”“先生，有人认为你的画太积墨了，你积墨吗？”“积墨呀。我的眼睛不好使喽，所以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地画。”柳桢垂头，长嘘一声，随后又抬起眼皮，顺着先生的目光望向亭外。“先生，你在想什么呢？”“我有些想家了。”“那我们回去吧。”“我的家很远，在半个中国的另一边。我的老娘葬在那里，她去世时我不在身边。没有人批准，我回不去的。”柳桢想不明白，老人为何从不讲以前的经历。“×××不是很推崇你吗，你怎么不找找他？人家现在可是作协主席。”“你怎么会这样想？”老人眼神中流露出茫然不解，盯着柳桢看，令他有点发怵。老人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小瓶白酒，还用纸包着几粒花生米。“你不是要去忙吗？你去忙吧，我在这里喝一点酒。”“这里喝酒好没意思，我带你去文游台呀。苏轼、秦观都在那饮酒论诗，我们也登高东山顶上喝酒。”“我腿脚登不上去的，你能陪我出来走走，我就很高兴了。在这里，没有人愿意接近我。”“可是我离开了，你要回家怎么办？你又不认识路。”“我在这里等你。”“那我们一言为定，你千万要等着我，可不要走散了。”老人倒酒，并不看他。柳桢走开后，三步一回头，看先生喝酒，看先生面向江面，把酒洒到地上。他走到树丛中，却停下脚步，定在那里。柳桢远望着十字亭里的先生，安静地守着老人，一整天没有离开。柳桢辞去剧团工作，是听从一位朋友的建议。那是他在某位同志家中看画，对方问他若是许纬书真那么好，为何在省里不曾挂名，连文化馆也无此人职位？柳桢据理力争，却只落个脸红筋暴，因为连他也讲不出先生的画哪儿好。吃饭时，柳桢发现只顾争辩，没注意墙上挂的小画，看线条和积墨方法，都是先生的味道。他说你觉得先生不好，何必还挂出来。对方说这可不是你先生画的，这人就坐你对面。柳桢才发现眼前一人正抱着海碗，问他跟谁学画，那人把饭咽下，擦嘴说我学黄宾虹两年了。柳桢与其攀谈，知道他叫萧沈，年长自己一岁。旁人说，萧沈自幼勤于太极，外祖父是南社诗人，家有何香凝所赠的老虎下山图。尽管家道日衰，宁可吃四方饭，也死活不肯出让此画。柳桢笑笑，又反复打量起他，见此人马面彪身，戴黑框眼镜，木雕泥塑般看着桌上饭菜。柳桢感叹“有节骨乃坚”，忙为对方夹菜。之后两人常以毛笔通信。萧沈写着一手瘦硬清挺的唐楷，柳桢回以蚕头燕尾的汉隶。信中萧沈直言，跟吴县这些俗物理论，你是自掉身价。柳桢也把对先生无法言说的苦衷向其倾诉。萧沈提及自己曾去扬州参赛，令他大失所望，夺篆书金奖也没领奖。柳桢这才记起，他们蹲过同样的墙脚。由于生活艰难，萧沈也用卫生纸或者草纸写信。那时扬剧团常到各地演出，柳桢苦于不能及时收信，即便告诉萧沈他人在何处，等对方寄到，往往剧团已离开两三天，演到下个剧场。有时柳桢终于拿到萧沈的信，信封上已盖满了信戳。萧沈拿到被退回的信，也会一寄再寄，紧追柳桢到过好些地方。萧沈在信中多次推崇谭嗣同和戊戌六君子，沉浸于古人一意孤行的悲凉中，柳桢则格外珍视那一卷卷写满唐楷的手纸。有次他在泰县演出，写信告诉萧沈，我离你有六十里地。谢幕后演员们见外面雨下大了，便吃起干粮准备铺床。道具师告诉柳桢，大门口有人找你。他用手顶着雨跑去看，只见萧沈正光脚站在当街。他不仅全身湿透，布鞋的鞋底也已磨烂，拎在手里。柳桢问他你怎么来了？萧沈说你过来演出，我想看看你。他没有钱买车票，只好跑了六十多里路来见柳桢。两人在雨中走近对方，互相傻乐。萧沈转身就要离开，柳桢将他拉回寝室，用被子把他裹住。他还找出吴双送他的皮鞋，要给萧沈换上。萧沈却说尺码太小，而且一看就是崭新如初，坚决推却。那晚两人效仿苏氏兄弟的“风雨对床”，萧沈以前人评黄大痴的“不立队伍”四字，劝柳桢取破釜沉舟之势，离开剧团。柳桢听得捶胸顿足，于屋内转圈，又讲起先生。萧沈抹一把鼻涕说，真如弟之所言，许先生的悲天悯人和渊思寂虑，要经累世钩沉，岂是你我所能洞悉。就算他尽心教诲，东西你也难留身上，与他只有师徒之情，并无师徒之实。胸怀大志者，当以天地为师，方可在巨人肩上变法。柳桢低头走圈，一句没懂。后半夜萧沈身披被单，站到床铺上，面向窗外的风雨高声背诵《黄宾虹话语录》：“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亦欺世盗名之画……”他扔掉眼镜振臂起誓，将来他的大写意要灭掉八大山人。柳桢盘腿仰望，捂脸大笑。萧沈在两张床上蹦来蹦去，他说这里没有出路，要去上海变法，要让自己的画卖出天价。柳桢听着听着天就亮了。再睁眼时，萧沈早已离去。柳桢发现，皮鞋没了。柳桢被调到政协下属的公园看大门。他会翻出萧沈的信，看那些漂亮的字，想他走后为何便杳无音信。为了喜迎改革开放，吴主任在筹备文化馆的汇报画展，柳桢求他允许许先生参展。主任说本次画展旨在展示祖国山河和建设成果，所以只能挂大画，许纬书没有画过大画。“他比任何人都会展现祖国，我请他为您当场作画。”柳桢说。柳桢再把先生领出来，是去自己家里。老人听说要去他家作画，一早便把脸刮干净，人显得精神许多。他还特意记了路，告诉柳桢：“我们俩离得其实并不远。”由于怕主任久等，心里又对先生的画没底，那一路柳桢的话格外少，步伐也要快一些。“先生跟上我呀。”可老人包里还装着笔砚和印，走路自然吃力。为给柳桢画画，他几乎倾其所有了。走到柳桢家里，先生已是热汗涔涔，喘息未定时，他们发现吴主任正在喝茶，并且隔着墨镜打量师徒二人。柳桢赶忙介绍，先生立正站好，两眼发直。主任示意，让他快点画吧。先生放下书包取出笔砚，柳桢却为他铺下一张六十平尺的纸，这是从文化馆里拿来的特供宣纸。老人对着这张纸，目瞪口呆。“我以为画个三四平尺就好，只带了两支小毛笔。”他把笔收回包里，轻轻地说，“我从没画过这么大的纸，我的笔太小喽。”主任离开座位，走近两人。“哦！看来许先生完全没准备好。柳桢，在艺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可不要站错立场，你想在公园看一辈子大门？”“先生，我家有大笔的。”柳桢取出一支短而肥的尖笔，帮老人研墨。老人接过柳桢的笔，定定地看着他。“我晓得了，就依你吧。”他站到桌前，如临深渊般两眼半闭，凝视那张巨大且陌生的白纸，慢慢在砚上蘸墨。老人从白纸中央，如臂使指般写出枯藤老干的大篆线条。“不是画画吗，怎么改成写字了？”主任问。柳桢并不理会。“咣咣”几声中，老人肩臂肘有如猛虎出山，先是山梁粗显，又是屋脊栅栏、星罗云布的船队，再有后山近水。柳桢和主任这才敢在白纸上认，那些枝干被刀劈斧削一样折磨，不论遭受多大歪曲都要向前延伸，随着层层积墨，越描越黑，有些地方就像烧煳了似的。柳桢家的案子下面是用三角板垫起，老人在板上画得乒乓作响，令屋内俨然炸裂一般。吴主任被吓得连打好几个激灵，想回座位上。柳桢也看先生像在怄气，尤其当他认出半座大桥在画面三分之一处旁逸斜出，担心可能是画错了无法补救，因为大桥另一半覆盖在墨点积出的死疙瘩下，像是被黑云或者灰烬湮没。但老人站在两人中间，已是如痴如聋，有几处纸都被他捅破了。随着三角板下发出垮塌的破碎声，老人右腿抖搐，身体终于像漏气似的伏到桌上。他的脸和手臂沾上很多墨汁，和那张早就被浸透的纸，乌漆墨黑连作一团。“这画脏了，脏了哦！”吴主任墨镜一晃。“柳桢，我能看出你对组织的一片赤诚，但是书画创作不可违背艺术规律的！这个教训你要牢记！哦！要牢记啊！”柳桢扶起先生，眼睛还盯着那张比煤泥还黑的白纸。老人看着自己花掉的手掌和衣服，反倒不好意思地笑了。“许先生还是抓紧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吧，这个难题可不是我给你出的啊！”柳桢去送主任离开，留下老人独自用手臂撑住桌角站立。等他回来收拾桌子，却发现那张画在墨迹晾干后，积墨处仿佛雨过天晴般黑白相生，不只显出厚重和体积感，烟云缥缈的气象也在这张无边无沿的白纸上，继续生发。“我改，我改。”先生呼哧带喘地，对着纸说。……（未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