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6《十月》·大地之事|陈丹燕：莫比乌斯月季园

陈丹燕，上海著名作家，出版作品《一个女孩》《我的妈妈是精灵》《女中学生三部曲》《独生子女宣言》，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外滩三部曲《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的迷宫》《成为和平饭店》。

莫比乌斯月季园
陈丹燕

这个冬天来得艰难。天气总是不肯冷下来，成为人们认识的正常冬天。

已经十二月了，植物园的河津樱居然乱了时令，自顾自开了本应明年二月才开的花。胡博士心疼死了，就怕这花用尽它们的底气，待明年樱花季到来，它们倒开不出花来。月季园门口的河边长着一棵豆梨树，它竟然也开了半树春天才开的小白花。

月季今年也开得格外长久。往年就该歇着了，今年却还勉力开在枝头，花瓣都薄脆起来，见到它们，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瘦得几乎透明的手掌。胡博士说，现在不比六月时的月季，那时的月季，虽然被热浪催得精疲力竭，但还是生命力旺盛。现在月季真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六月时的花让我想起年轻母亲日以继夜照顾自己的婴儿，那种精疲力尽。但十二月底的花，让我想起的是生命终结时的母亲，那样用足残力地活着。

天使之吻

1.月季天使之吻

母亲病重了，整个春天我都没时间去园子。到五月末尾，再不看花，春天盛放的月季就老了，所以无论如何抽空去了园子。

每一朵月季在精气充盈的春天都是美的，可其中有些美不胜收。月季天使之吻就是那样的花中之花，怎么看都完美。

那天回家，我师傅特意剪了一些花给我，其中就有月季天使之吻。

回到家里，就找出各色花瓶来养花。也许是离开了百花盛放的月季岛，带回来的花，在寻常的家里美得令人心惊肉跳。

马上就去医院看望母亲，特意把那朵天使之吻装在墨绿的小玻璃花瓶里带给她。母亲一直都是喜欢花的，她的阳台上总是养满了花的。可现在母亲正在死床上苦苦捱着，都没精神抬眼睛。我将那温柔的粉色大花养在心脏监护仪旁，护士医生们路过，都大声对母亲说，“啊奶奶，你的花真好看呀。”母亲不愿意接受这样无法镇痛的安慰，她就无声地，赌气地合上眼睛。

又一个早晨，我进病房，护士不在，只有妈妈自己。一团带着酒精气味的空气驻留在她的病床上方，好像一粒缓释胶囊。她睁大眼睛看着花，全然没有了从前看花的欢喜，就像望着月亮的小狗一样困惑不已。

天使之吻在病房里开不久，它谢去后，母亲也谢去了。

维萨里

2.月季维萨里

在枫林路上的护士学校，有福尔马林水的气味。每到上人体解剖课，值日生都要把解剖教室的骨架搬到自己班上的教室里去，那个抱着格啦格啦作响的骨架的值日生，是17岁的我。我很会背书，所以我的解剖课有好成绩。不过，我从不知道维萨里，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安德烈。不知道安德烈·维萨里是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他写的《人体构造》，是世界上第一本用解剖来探究人体内在宇宙的书。世上第一具由人类206块骨头组成的完整解剖教室人体骨架就是他做的。从十六世纪开始，他教学生做人体解剖的教室就成为帕多瓦大学最著名的朝圣地，直到今天，参观的人们仍旧络绎不绝。

至今我都不认识维萨里先生的脸，等我认得他，我认识的其实是一朵名叫维萨里的杂交月季。

维萨里先生：在这朵结构精美的月季里，我才算遇见了十六世纪的你。同时，也从时间之河逆流而上，遇见了自己在上海枫林路校园里的少女时代。女生在课上总是放肆地放响屁，因为班上没有男生。一个大时代轻易改变了我的命运，将我从护士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拨出来，成为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然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根据这段少年时代末期的经历，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

如今在月季园里看到向你致敬的花，人体骨骼的206块骨头名称和位置，自然而然就从我记忆里浮现出来。

第一学期大考的科目很多，最大工作量的，就是解剖。几乎所有人体的结构都要背，神经怎样从脊柱里分散出来，怎样从末梢一路传导到下丘脑，在那里换了鞋，再进入脑叶，等等，等等，等等。我并不害怕背诵，而且很喜欢独自占用教室里骨髓标本复习，每块，每条，每根，都可以触摸，可以检查它的形状，被肌肉和皮肤裹住的身体再也不是神秘奇妙的了。

人对自己的身体原本是最不了解的，在背诵所有这些的时候，我常常惊异于自己身体的内部结构。这样精细完美，一定是上帝造出来的。有时我想，上帝他费那么大的事造人出来干什么呢？总不见得造出来就算了。我并不信教，我们说的上帝只是一个代名词，用来代替那些我们能感觉到，但却无法命名的事物，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创造着或者毁灭着我们。

在我的心里，上帝造出这样精致复杂的人来，是为了让人过上不平凡的生活。

有个中午，我突然发觉原本总怕记不住的二百零六块骨头已在我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即使在最热的中午，我都没午睡的习惯。我仍旧去了教室。

无人的教室里，那具骷髅架子在铁钩上面对我而立，像久久等待我到来的约定的熟人。护士学校的每间教室里都在铁架后挂着这么一副骨头齐全的骷髅骨架，是解剖课的教具。

我脱下刚发给我们的护士服、护士帽，给它穿戴起来，它用羊肠线或者尼龙线串起来的关节伸展自如，一动，却发出枯骨的咯咯声音。那骷髅的眼眶大而深陷，骨头上能看到视神经和动静脉穿过的光滑的小孔。颧骨高而口腔巨大，那是因为软骨都已经腐烂了。所以脸上本来柔和的部位被夸大了。这样看上去，它总像在十分欢快地笑着。

穿戴整齐后，我将它背转向我，它变成了一个高大而且差不多是丰满的护校同伴。如果再以血肉加以补充的话，它应该是个高大的女孩，平平的肩，可以做时装模特儿。我突然想到，也许过好多年，我死了以后，我的骨架子也被一个护士学校拿去做了骨骼标本，也会有一个活得无聊的女孩，在中午时把自己的护士服给我穿上。那时有谁知道我今天壮丽的恋爱？有谁知道我那么怕什么也没经历，人就老了！死了！

——《鱼和它的自行车》

茶花女

3.月季茶花女

上海中山路，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楼301大教室，七七级中文系现代文学课，老师在课上提到了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是文学史上提到的第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那时整个校园里都看不到一朵花，但同学和老师都在故事里知道茶花女戴着一朵猩红的花。

那是个百废待兴，充满希望的年代。如今想来，多么庆幸自己在那样的年代接受了纯真的大学教育，我的现代文学老师是许杰和王铁仙，我的俄苏文学老师是王智量和倪蕊琴，我的古典文学老师是徐中玉和施蛰存，我的文艺理论老师是钱谷融和黄世瑜，我的语言学老师是朱川，他们那么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课上吩咐我们，要珍惜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都是过来人，所言果然不差。

曼海姆宫殿

4.月季曼海姆宫殿

假期里来自曼海姆的朋友，带着军绿色睡袋和曼海姆的月季，橘色的月季插在了绿色的玻璃花瓶里。我其实是很喜欢的，却不懂如何得体地说出来，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样子好像在赌气。

1993年，当我走进房间，放下背囊，看到阳台旁边放着一个花盆，里面有棵小树苗，一棵小榕树。那时我用的背囊还是很传统的筒式背囊，用一根绳子扎起来收口，不用拉链。

歇了歇脚，我就出发去了西班牙。

要不是有张照片，我一定会将那棵小榕树忘记。

时光一转，就到了2010年。

差不多同样的秋天，我住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房间变得不认识了，满墙都是故意刷成斑驳的浓绿。弗朗西斯告诉我，是因为那棵树才刷的墙。那是一棵形状漂亮的榕树，它向床垫子伸出秀气结实的枝丫，垂下无数片拖着长长尖角的树叶，它婆婆娑娑，站在房间里，安静而恣意，好像一个天长日久的好梦。为与它匹配，弗朗西斯将整个房间都刷成了绿色，用塞尚式的笔触刷的墙。在房间里特地安置了一幅正方形的镜子，让它时刻倒映着树叶的模样，似乎是在郊外，那个叫施瓦本的，明镜般的湖水里。为了与镜子里的树与房间里的浓绿相配，另一面墙刷成了明亮的黄色。

因为这棵出其不意长大的榕树，整个公寓都改变了。这改变是从那棵在卧室中缓慢但坚定地长大的小树开始的，它从1993年在塑料花盆里游移不定的样子，长到了现在，成为这间房间的主心骨，而且令一间本来简单明了的房间，步步走向幽深与幻想。

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四周那种安静，帮我回忆起许多年前在这里住下的情形，那种慕尼黑寻常街区里的安静。汽车沙沙地轧过路面，当轮子经过街道中央的慢行线时，就咕咚一声，好像小溪流过树洞时发出的声音。那是从雪堡到镇上邮局必经的道路，沿着小溪一直走，即可。从前总是把自己的电视机开得很大声的楼下老太太安静了，我先有点诧异，心里“咦”的一声，然后才想起来，这已经是十七年后了，她也许已经不在了。

小树是渐渐长大的，但不意味着所有的人与事也都会在原处。

我此刻浸泡在多年前的那种安静中，但我也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正经历着人生第一个精神危机的年轻女人了。我想自己大概从未讨厌过她家发出的电视机声音，那些含混不清的德语，因为我和她曾一样感受到独自在房间里的孤单，一样需要一些别人的声音环绕在我们的空间里，那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安慰。

榕树向我伸出它优美的枝丫，岁月在我没认真记得的远方流淌，以我从未期待过的方式驻留，在不知不觉中，仍旧有些难以置信的优美在安静地、自然而然地生长。要是我不来慕尼黑，我就会永远错过它。

似乎那些消逝的时间并非落入虚无之中，而是化身为这些淡褐色的结实树枝与这些形状优美的树叶。当这一天到来，它便在从前的夜色中静静向我伸来绿色的枝条。我大概还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也许是因为这样，我才终会有一天走回到这间慕尼黑的房间里，与这棵榕树相会，就好像与一个奇迹相会那样懵懂与自然。

——《今晚去哪里》

彩虹

5.月季彩虹

1993年9月，在西班牙朝圣路上路过名叫星降平野的荒野。在那荒野里，正午见到了一条宽宽的彩虹，深夜见到了满天明亮的星星，它们都指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老教堂的方向。

我的西班牙旅行，应该是迄今为止最带有梦想的旅行，也是梦想最为挫败的旅行。许多年来，我一直只愿意记得在西班牙北部的荒原上见到的彩虹，短促而完美的彩虹横跨在黄色野草覆盖的荒原上。三毛有一张坐在西班牙某个门楣下的照片，让我对西班牙充满了愉快的幻想——在暖而咸的海风下，席地坐在别人家的石头门楣下，自由自在，四海为家。

我在签证时还对西班牙驻慕尼黑的领事谈起了三毛，问他西班牙人的眼睛是绿色的？好像玻璃珠子一样？我浑身冒着飘飘欲仙的傻气，好像一锅烧开了的牛奶那样不可收拾。

我在去西班牙之前，还从未有过梦想被不由分说挫败的经历。我一直觉得不能相信那是我经历过的事。在马德里我没去看博物馆，也没去夜店，在毕尔巴鄂却去看了一场我什么也没有明白的皇家马德里队足球比赛，只看懂那些足球运动员喘息时好像豹子。过格尔尼卡我没去看毕加索画画的地方，却在公路边的小村子里向人学了些巴斯克语。北部的海岸线上荒凉宁静，没有黑地飞金的大裙子，没有吉他，晚上在山坡上能看到繁星点点之下，核桃树下落满了青黄色的果实。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疯，也没有心碎至死，我恍恍惚惚地继续自己的旅行，到了葡萄牙，在营地里第一次喝醉了，又安静地回到了柏林，再旅行去了莫斯科。长长的旅途，六天七夜的火车，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一个人之所以要旅行，总是抱着一个模糊不清，但却十分强烈的梦想。他总是想，我要到那里去，是因为我要找到一个什么东西。人的生活里，没有什么比旅行更有目的性的了。但同时，也没有什么事比旅行更充满挫败的可能，因为没有人能控制目的地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更像是撞大运。所谓旅行，是不能计划的。我能去西班牙，但我不能控制在那里我见到的一切，我遇到的一切，我对这一切的感受。

西班牙的旅行，被我遗弃在已流逝的时间中，好像一件穿不下的衣服。

我的旅行仍在继续。从西班牙回来，我休息，写作，得到版税，有了新的愿望，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美国。那次旅行，我在新泽西一个小镇的亲戚家住了下来。亲戚为小镇生活的乏味感到抱歉，那里只有一条主街，主街上只有一间咖啡馆，而不是小食店。那里只有一个小火车站，圣诞到来，小镇上的圣诞树就放在火车站外面的小广场里，点灯那夜，小镇上的人倾巢出动去看灯，家家户户，都是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亲戚说，小镇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不像欧洲都市那样激动人心。我脱口而出：“每种生活对我来说，都有它有趣的地方。如果它是乏味的，那么乏味也是一种体验。”

那时候，我其实自己也被自己声音里的平静和宽容吓住了。我以为自己还在为西班牙赌气。

在美国后，我又去了奥地利、英国，去了瑞士和卢森堡，去了意大利和捷克，去了加拿大和波兰，我渐渐喜欢看到有缺陷的风景，旅行中的种种意外也渐渐开始向我展现它们的可爱之处，原来当你不对某样东西抱有幻想的时候，它们就能展现出丰富的个性，以一种实在和独特的方式，展现它们的诗意。和我的年龄一样，渐渐增长的，旅行开始时，我心情的放松，我不再有很多想象，我只是敞开自己，好像一间打开门的空房间，准备好接受。

我知道自己变化了，变得如此柔软，甚至有时缺乏是非判断，我对是非的判断厌倦了。

多年之后。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看了一个毕尔巴鄂的城市规划展览。我看到毕尔巴鄂匍匐在一个沙盘里，看到那条河从城市中心蜿蜒而过。我突然想起来，在西班牙，我和我的朋友曾将车停在那条河旁，我旅馆房间的窗正对着它，在印象里，那是条平淡无奇的城市的河流，甚至有些荒凉。

然后我看到了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扭曲的建筑，原来它离我住的老城区很近，我曾以为那里遥不可及，无法到达。

我又看到老城区，那里窄小的街巷里，有仍旧淌着清水的石头喷泉，有晾在塑料布下的牛仔裤，有午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是的，我想起有一家咖啡馆里，充满了懒洋洋的咖啡气味，我那时只喝牛奶，什么也不能喝。我坐在墙边，看着淡褐色的墙上挂着一些深褐色的木头镜框，里面框着一些手写的诗歌，我猜想它们是诗歌，因为那些句子长短得体，有韵律一般。但我从来不知道它们到底写了些什么。空气渥热，令人昏昏欲睡，佚名氏的诗歌安静地站在墙上。

我在沙盘上俯瞰自己年轻时代迷失在破灭中的城市，毕尔巴鄂，好像是我的命运在高高的天上看着我，一个曾穿梭在沙盘里的小人是如何执着于自己的梦想，闭上眼睛，不肯看一眼梦想以外的辽阔世界。我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在沙盘上的这个我，真是长大了。这时，我早已不年轻了，我才发现了自己的成熟。我发现自己已经深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深知这差距带来的创伤，以及随后而来的精神上的收益。

现在的我，不怎么害怕这样的差距，甚至期待了解了差距后内心的收获。那是一种赌气般的自强：我不怕，我能接受。

俯瞰毕尔巴鄂，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个有趣的地方。我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句子：去那里看看吧，如何？

我想再次坐到那家老城区里的咖啡馆里去，看那些镜框里的诗歌。

西班牙之后的旅行里，我去到过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馆，在我座位旁边的旧墙上，偶尔看到过一行不知谁写下的中文字，那个人写：这就是幸福。而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正好被一团喷香的米朗奇的气味包围着。这是幸福吗？我问自己。不知为什么，我总不能肯定到底什么是幸福，或者它是一只青鸟，好像梅特林克戏里说的那样？大家找了半天，原来幸福就是一只不起眼的小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那些我看不懂的西班牙文诗歌，抄写在老城咖啡馆的镜框里的，也正是一种关于幸福的答案。

那沙盘演绎的是毕尔巴鄂作为一座城市的再生。而我看见的，是在毕尔巴鄂河畔，一个旅行者心智的成长，或者说，一个女人心智的成长。

旅行让这个人懂得，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差距一定会带来剧烈的痛苦，但也带来成熟。当你不接受它，人生会变得痛苦而且封闭。当你接受它，渐渐能够与差距带来的重大缺陷共处，人生会渐渐变得宽广，原来，仁慈和宽容，要通过痛苦才能学到的。旅行还能让这个人体会到，仁慈和宽容的感情中，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哀伤，这是因为获得它们，心灵总要经过许多痛苦。痛苦仍旧在那里留有痕迹，即使成长已经完成了。

在沙盘上俯视我的痛苦之城一年后的一天，在晚间电视新闻里，看到日本好几个沿海小城被地震引发的海啸所席卷，看到黑色的深海浪潮以喷气机的速度吞没那些狭窄的街巷，平淡而整齐的海岸，长着松树的山岗，那时我正准备去日本旅行。

去年樱花过后才去日本，于是就去镰仓看了紫阳花。从镰仓回来后，就在想，下一个春天，要再去镰仓的海边住一下，看上次没看成的能剧表演。看新闻时，我只想，镰仓离仙台远着呐，一切没问题。这次去镰仓，要在酒店租一辆脚踏车，沿着海岸线骑车。后来，情势一天天紧张起来，核电厂出问题了。我家对面的花园里，单瓣早樱已经盛开，但，日本今年怕是去不成了。

取消了日本的旅行，我在夜里去过街心花园看花。早樱点点盛开在黑暗的枝头上，看上去那么不真实。我想，日本海岸线上的樱花，此刻一定也毫无知觉地盛开了。真想不到，总是被一层薄雾笼罩着的，浅蓝色的日本海，会深深埋藏着黑色大潮。那样平静的大海，在海岸线上，还能看到蓝天下远远的富士山。大概因为见过它的宁静，所以会对它的灾难有担忧的感受吧。在蓝天下隐约可见的富士山顶之雪，是日本的精神标志所在，但新闻里说，由于剧烈的地震，富士山这死火山，似乎也醒过来了。

日本人世世代代喜欢盛开时陡然凋谢的樱花，怕是有命运的指引吧。

我孩子八岁时，我第一次带她去纽约。那次我们老是在世贸中心楼下的地铁站里迷路，每次都要靠大楼保安指路，才能顺利找到靠近三一教堂的那个出口。那算是她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她十三岁时，世贸中心塌了。我孩子不相信似的问我，那个大楼就再也没了？她比画了一下像山一般的高度，我说是的。她还是不相信，又问，那总是站在那里等我们问路的警察大叔也没了？我说是的。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不会永远在原地等你，即使是那么大的大楼，还是两栋。她愤怒地捶着自己小床上的垫子：“那很难过的呀！”

她不愤怒撞大楼的飞机，而是愤怒自己曾认识大楼，可它们忽然又没了。那时我想，啊，原来对一个见到过，又告别的世界，人心中的感受，是那世界的永恒。这个人会有错觉，觉得这次自己主动离开了，不过那世界会永远在那里。什么时候想要再见，买了飞机票去，理所当然就能看到旧有的一切。

这也是旅行者的错觉吧。自己来了又走了，不过那些地方是永恒的。

她很遗憾，甚至是同情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要到那么多地方去旅行，“要是那些地方有点什么，你不是一直要很难过的嘛。”

是的，只要你走出家门，开始旅行，你就已经把自己心中柔软的部分交给了无常的未来。只要你与这个世界交换了感情，就会被本与你不相干的那些痛苦累及。这就是旅行者的命运。

那些你邂逅的地方，你参观过的博物馆，你喝过热饮的小店，你看过风景的窗子，你写过明信片的小桌子，你交谈过的那个不知姓名的人，你喜爱过的熏风，你享受到的自然的抚慰，你看到过的午夜灿烂的星空，你为之心里一动过的花，树和水波，或者雪花，或者一块酸面包，都曾在你心中安慰过你，告诉你世界的好。可是，转眼它们不见了，你的心上就要空一块。所以，旅行者的心是蜂窝状的，因为有许多小孔还在慢慢酿蜜，另一些已经空了。

算起来，我心里空了的地方，是马德里火车站，纽约世博中心，伦敦国王火车站，爱尔兰，日本，俄罗斯，还不算多。对中东，从新疆出境，一直到土耳其这一路，我一直向往，却很犹豫，与其说怕危险，不如说怕伤心。

回想起来，少女时代的我硬心肠。在我怀孕后，才衷心期望世界和平，现世安稳，因为我将要带个小孩子到这世界上，我自己保护不了这个小孩，要全世界一起来保护她才行。在大自然中得到精神抚慰后，我才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努力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不再做“大写的人”。在我成为旅行者后，我才会为自己曾旅行过的地方遭受不测而难过。

我与世界的感情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并一遍遍地巩固起来。

——《我的旅行哲学》

精疲力竭的月季

6.精疲力竭的月季

上海的夏天是苦夏。天气越来越闷热，月季越开越小。清晨初阳，它们就已经精疲力竭。

我师傅周丹燕是月季工程师，她一边在月季花丛中巡视，一边在花盘底下的茎上，把无力再开下去的花朵折断。那里是月季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在花朵背面浅绿色的茎和枝条相交之处一折，啪嗒一声就断下来了。啪嗒啪嗒啪嗒，我听得心惊肉跳。师傅说要及时把它们摘除，才能省下枝条里的精力，让给蓄势要开的花朵。原来对月季花，也有些不中用的妇人之仁，比如我的心惊肉跳。

这开了一春的月季，到六月里，就力不从心了，我想起三十多岁时的自己，虽然年轻，却已在生活中顾此失彼。这三十多岁真是格外焦虑的年龄啊，爱情褪色了，理想也褪色了。身体被生育打击过了，留下创伤。精神世界被危机冲击过了，就像洪水过后的泥滩。

月季花被太阳晒焦了外面的花瓣，整朵花都软软的，虽然尚未盛放，却已无力打开。我生活中那么多，那么多美好的人与事，也是尚未盛开，就从花蕊处溃败了。

清晨，阳光尚未变热，它们却已坚持不住，落了遍地。我想起她，他，她，他，跟我生活中一路同行的人们，光阴荏苒，他们那么迅疾地就在光阴中褪了色。

白雪公主

7.月季白雪公主

2017年世界还安好的时候，我准备写一个关于旅行中的女人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花了许多时间，写得断断续续，从2003年从维也纳回国，一直写到了2017年。为了一个中国盒子式的小说结构，为了让小说跟照片能够无限互文，为了我在2004年在维也纳，2008年在柏林，2011年在美因茨，和2013年在高威拍的月季全都不够好，所以在那一年书要进入设计前，我第一次到辰山植物园找月季。

那也是个五月，充满生命力的月季在枝头一片欢腾，在黄昏时花下落了厚厚一层落英。在那个黄昏，我见到了一支文秀的德国月季，名叫白雪公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心中正在形成文图对峙的小说有着《白雪公主》故事里的惨烈与幽暗，也不知道小说正向着渐入绝境的爱，青春与理想走去，不知道处于绝境的生命精华那么重要，它们原来就是白雪公主简历的内容。一个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生活里有什么，自己那些经历对自己的意义，原来并不容易。白雪公主的后母是个有魔法的人，她还是不得不靠一面会说话的镜子来确定自己的面貌。

2020年，我带着已经出版了的《白雪公主的简历》回到月季园来开新书发布会，世界已经开始崩塌了。在月季岛十全十美的晚上，在胡博士的主持下，我和我的朋友以及编辑们，陆续为我的读者朗读了《白雪公主》里的段落。

那就是卡塞尔来的白雪公主，来自德国中北部的黑塞木偶戏家族。它是十九世纪初的木偶，一直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有六代姓黑塞的女性偶操纵者用过它。黑塞家戏班的手艺代代相传，他们总是在各地市镇教堂前的市场里演出，从一地，到另一地。所以，这个白雪公主从脸颊上到鞋尖上，油漆斑斑驳驳，都是磕碰过的痕迹。

本来到木偶博物馆后，将原先钉在木梁上的重要木偶身世介绍一一翻译成了英文。1808年，正是在卡塞尔，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将一位英国公主的故事讲给雅各布·格林听，雅各布将故事记录下来，成为格林童话里最著名的篇章《白雪公主》。因此，卡塞尔家族的这个木偶，算得上是世界上血统最纯正的白雪公主了。

它还是挂在提线上纹丝未动。一年的时间好像水流过河岸，没在悬挂着各种木偶的旧教堂里留下任何痕迹。李平走上前，将手轻轻放在白雪公主的后背上，好像医生用听诊器听胸腔里肺部的情况那样专心。

本有点落寞地想，大概她能摸到它的心跳吧。

等本在楼下落了座，将自己稀里哗啦全部倾倒在古老的辞典上，楼上的李平才开始听到木偶们发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集相撞时发出的叮当声。那些用油漆画出来的，或者用玻璃镶嵌的，不能眨动的大眼睛，射出不会拐弯的目光，它们相交时，发出的声音，就像沙粒击中玻璃。栖息在偶身上的灵魂都没把她当外人，一年前李平就知道这一点。本在上面的时候，这里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半空中不断有窣窣的声音落下，木偶们好像是偏远小村子里的人看见过来寻亲的客人那样。李平找到自己去年站过的位置，向左边移动，小半步，再小半步，这就进入到白雪公主的视野里。

然后，她再向前移动小半步，将自己的脸凑过去，对住那对玻璃眼珠中间黑色瞳仁的焦距，像一把钥匙插进锁眼似的。当她们对视的那一刹那，它瞠目结舌地看着李平，委屈和警惕，还有勉为其难的悲怆，渐渐如水流一样在它冰凉的玻璃瞳仁里流了出来。去年它就是这样紧紧攥着李平。

去年那个下午，《白雪公主》剧组的其他人只在木偶博物馆里打了个晃，就四散去外面买银器店里的首饰。大家在欧洲巡回演出了三个月，就要回家了，人人需要礼物，经纪人很体贴地先结了账，各人手里都有闲钱。只有李平在木偶博物馆里脱不开身。虽然白雪公主的身体在粗铁丝上一动未动，但李平感觉到它活生生的欲望，好像一只被按住的青蛙一样——它想跳到自己手里。李平都能感受到它那些年代久远的线绳在自己指尖生涩的触觉，那些古旧的提线紧紧拖住她的双手，呜咽着央告着，要她表达它。

此刻，李平将手覆盖在它的后背上，好像安慰一个崩溃的小女孩。隔着已经发硬变脆的龙头细布衬衣的皱褶，在那段旧木头身体的深处，李平摸到微弱但平稳的心跳。咕嗵，咕嗵，那颗心在空荡荡的木头胸膛里跳动。那是那些女演员们留下的灵魂和精血。1975年，戏班子最后一个自幼学演木偶戏的女儿高龄，在她去世前，将戏班的全部家什都捐给了这家博物馆。

李平轻轻拍抚那段干燥温暖的木头身子，理顺纠结在一起的线绳，她相信黑塞家的女演员们都还留在白雪公主的身体里。她们都生活在那个喜欢玩味并试图超越人偶之间不完美关系的时代，只是专心致志地想要在一段固定了丝线的木头上表达自己的灵魂，她们和自己一样还有种古典的志向，不肯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毫无迂回和诘问地表达自己。李平相信这是她们要操纵提线偶度过一生的动力。

“嗨。”李平轻轻拍了拍它的后背，她闻到一股寄生在微尘中的螨虫散发出的酸涩气味渐渐飘散在空气之中。

李平将它捧在手里。它与她自己用的那个白雪公主差不多高矮。指头钩上提线后，她发现它们的轻重也差不多。但手上觉得有些陌生。那种陌生的感觉，就好像穿了别人的内衣那样，多带了一点点亵意。她想，这尊偶也是别人亲手安装起来，用熟了，就在里面藏着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秘密。一尊新偶，对演员来说，好像一条新买的内衣一样，是可以坦然使用的。

每次演完后，李平都小心将自己装起来的偶收进储物箱里，不肯别人碰到。

当她钩起别人用过的提线，心里涌起偷窥别人的忐忑和激动。

“小矮人说过了，不能让任何人进来，谁也不行。”李平听到白雪公主在脑中遥远的回忆中说。

说这话的时候，多年来，她总是轻轻扯紧右手食指上的提线，让白雪公主的头向右侧歪一点点，表达她心中的犹豫与天真。白雪公主和所有女孩子一样，禁不住要热爱美好的物质。年轻女孩，即使是白雪公主，也总是纯洁与物质合而为一。李平总想增加白雪公主的小动作，让那些小细节逾越面部表情上的障碍。再在它的天真上，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上些犹豫和跃跃欲试，这就是稚嫩了。

“是吗？如果你不想要，我也不勉强你。”戏里扮作农妇的皇后说，“我的苹果快要卖完了，这样吧，就送你一个尝尝吧。”

常常演到这里，小孩子们就在一团黑暗里此起彼伏地急叫：“不要吃，有毒的！”年轻时代，李平心里总是歌舞升平，得到那种赤诚的宠爱，眼里就会有暖暖的一层薄泪敷上来。后来习惯了，心里还是喜欢孩子们傻得这样可爱。

李平感到，此刻自己手中的白雪公主也不肯向右侧去。她感到自己已顺利滑入人偶之间神秘的交流通道。罗瑟曾说，偶有自己的灵魂，它会示意操纵者如何表达自己。只要你有足够的天赋。李平屏住呼吸，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指上，感受哪根提线更紧张。罗瑟还说，作为木偶戏的演员，实际上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操纵手中的偶，而是需要学习如何让偶来操纵你。

有几根提线自己向后勒去，于是，她就将那根手指放松些。李平明白，它来了。

好像渐渐有了力气，黑塞家的白雪公主渐渐端正了肩膀，端正了身体，渐渐站得笔直，一动不动。

“不，我不能接受任何东西，小矮人们说过了。”

原来，一动不动地拒绝，表达的是白雪公主对命运的顺从，像一杯开始浑浊变质的白水那样的顺从。这种顺从是天然的，就像瀑布和喷泉天生就有相反的流向。

李平感到自己整个身体渐渐变凉，它安静下来了。

这是双重的顺从，白雪公主对她的命运，李平的身体对一只灵魂渐渐苏醒的木偶。

“不，我不能接受任何东西，小矮人们说过了。”李平替它说，用中文。

但在接下去的几分钟，白雪公主就会接过苹果，咬一口苹果那红的一半，中毒，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这是剧本的提示。

它仰面倒下。

——《白雪公主的简历》

朱丽叶

8.月季朱丽叶

全世界喜欢的是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为了爱情死去了。因为莎士比亚的故事，朱丽叶和罗密欧就是爱情最完美的代表，干净，诚挚，莽撞，轻掷，殉情而去。

去雨果故居。见到了雨果的情人朱丽叶·德鲁埃的画像，另一个朱丽叶。雨果供养她四十五年，始终不离，但始终不在一起。始终有爱，但始终彼此伤害。

雨果故居客厅里的墙上，画像里的她已白发苍苍。她的故事真比莎士比亚的那个朱丽叶来得平凡吗？青春的年纪，喷红的欢颜，轻易就可以为爱相跟着死去。但这个白发苍苍的朱丽叶，是现实生活中的。

博士一旦有点空，就会陪我去园子。我们常常一到园子里就四散而去，我看我的花，他查他的花。我看到花里的故事性，他查到园子里正在蔓延的黑斑叶，就随手拍下来发给工程师们。

跟胡博士站在盛开的朱丽叶前，看它们美丽的花盘内犹如一个精美的风车，还有微微旋转的姿势，看它象征着在爱情里沉醉的欢颜。胡博士看了看故事牌子，微微一笑：你知道越好看的月季，香味就越少？自然非常公平，你如果要格外美丽，就要交出你本可以有的香味。

真的？

真的，果然闻不到香味，哪怕是最淡的茶香。而那些花瓣简单，颜色更单纯的花朵，就一阵阵地散发出香味，宛如那些回忆中为我们带来过幸福的人，地方和物品。

这就是公平吧，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和雨果的朱丽叶。

想起来，自己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年轻时对生活的想象总抱着十全十美的标准，所以，有时也会执拗地说，即使是成功，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样子，也就不是成功了。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你在心里为自己准备了什么，然后你就能在一朵花面前感受到什么。博士说。他总是说，来植物园的人常常白发苍苍了，静静看许久，这不是因为植物园老，而是因为没有阅历的人未必有能力跟植物相处好。所以他在这样的地方安排了一些冥想之地，为了让这样满怀心事的人有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一个人有机会跟自我相处，想点形而上的问题，真是不容易，能款待这样的人，真是再好不过了。

大概我第一次在这里看见月季白雪公主时，才刚刚开始关于月季的长旅行吧。即使我的故事就是写中年人对生活中各种致命缺憾的认识，但我能跟月季相处起来，却还是花了好几年。在我作为一个作家，写了7本上海故事，13本旅行文学之后，去月季那里的旅行才刚刚开始。

阅历给人的好处是身体的逐渐衰败和心灵的逐渐细腻温情，要是人没有到这个年龄，大概会觉得这句话只是老朽而又不甘心。大概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才能看到这也是每个人生命给予的公平。我从小就想能做一个作家，安静无声地靠写故事度过一生。到快四十岁时才知道自己大概真的可以做一个作家，那是因为阅历让我渐渐能够看懂和同情。要到了六十岁，我才知道跟植物相处也需要阅历。阅历有时跟皱纹有关，也会没什么关系，在这里，我想过，原来人生最可怕的事，是空掷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在月季园里的冥想之地靠近河边，被高大的乔木与园子隔离，那里有张宽宽的木头椅子。在那里，我问博士要了一个植物园已经悄然布置好的冥想之地名录。

在这些冥想之地的人，可以想得跟全世界的人不那么一样，在这里可以喜欢的是雨果的朱丽叶。

拿铁咖啡

9.拿铁咖啡——1992年5月，柏林

黄昏时分，菩提树下，老水塔下，我旅途中的第一杯牛奶咖啡。

我在前往伊斯坦布尔前辗转拿到了君子们咖啡馆的地址，埃及市场的不远处。土耳其文的地址，由于不理解单词的意思，显得非常不真实。

但它仍旧吸引我，因为这个咖啡馆据说就在十六世纪咖啡馆的原址上，当时咖啡刚刚进入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刚刚成为帝国饮品。我辗转看到一张游客的照片，照片里的咖啡客，未见眉飞色舞的高谈阔论，倒是大都沉静地埋头抽着水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轻绕，乳白色的。他们面前的小矮桌上，放着描金小杯盏，小盘子里横着一柄银色小勺子，这仍旧非常奥斯曼。与维也纳皇宫城墙外的中央咖啡馆里的牛奶咖啡相比，土耳其咖啡的样子秀气隆重了好几倍。

十八世纪咖啡才渐渐传到维也纳，波兰人开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号称它是伊斯兰酒。

我在欧洲旅行了三十年，记不得曾在多少家有名的咖啡馆里逗留过，维也纳的，巴黎的，威尼斯的，或者圣何塞城里的本地老店。凡是知道当地有古老的咖啡馆，我都要去探望。这么多年下来，我总是以为自己对咖啡馆的源流，好像高中生里的历史课代表对世界史一般简单明确，带着朴素却旺盛的求知欲。直到要去伊斯坦布尔，我才了解到，伊斯坦布尔不光是咖啡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它不光将一种神秘的药用剂变成大众饮料，它还使得咖啡从此走向欧洲和全世界。而且，对我这样的咖啡馆迷恋者来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了解到这座从前的帝国皇城，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了公共咖啡馆，比欧洲早了两个世纪。

奥斯曼对我来说真是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好像桌布上的一小块早已干硬的牛奶渍，若有若无。它让我想起清朝时代的鸦片。在伦敦时，我去东方画廊里看过一幅古老的油画，画的是中国南方光线昏暗的鸦片馆，木头的鸦片榻，黄色的缎子靠垫，像山峦一样横卧在榻上瓷娃娃似的中国人。这是画廊里最有东方情调的收藏品。

我本来还想在伊斯坦布尔找个细密画师傅，教我一下奥斯曼细密画，就像我在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浦尔做过的那样。乌代浦尔的师傅曾微微摇晃他的头说，阿拉伯的细密画大多衰弱失传，而拉贾斯坦邦的四座古老的城市则保留了莫卧儿细密画的精华。我本不太相信师傅判断的准确性，但在伊斯坦布尔，却证实他说得不错。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师傅对如今遍地都是的奥斯曼情调很不满意，她说经历了奥斯曼末年无可救药的腐坏和凯末尔时代对传统的杀伐，土耳其细密画如今已沦为游客手信，不足一提。

这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说法，打击了我的细密画旅行计划。从乌代浦尔回来，我曾想象过自己要一路从伊斯坦布尔走到伊朗，从前诗意无垠的波斯，一路寻画师学着细密画，一路走到细密画发源之地。

因此我对奥斯曼情调抱有疑虑，就像我对伦敦画廊定义的东方情调心怀疑虑一样。

因此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君子们咖啡馆。

十六世纪的奥斯曼咖啡馆并不叫咖啡馆，而叫读书房。奥斯曼咖啡除了帝国饮品以外还有一个别称，叫思想家的牛奶。因为人们去咖啡馆做两件事，喝咖啡，读书或者论道。咖啡馆里总有足够的书籍让人阅读。那是一个产生思想并交流它们的地方，一边喝着能令人兴奋并感到自由的有渣咖啡。十六世纪时，这是个肃穆高尚的公共场所，是君子们去的地方。正因为纪念这样的公共场所，后来再开咖啡馆，才起了这么个名字。这让我想起巴黎的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了，或者花神。想起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这是诗意与浪漫之间的差异。

君子们咖啡馆的入口是一个小小的古老墓地，夏末黄昏灿烂的光线里，菩提树下古老的圆柱墓碑上方，雕刻着一卷象征着知识者的包头巾。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常追随圣人穿阿拉伯长袍，并缠包头巾。所以他们去世后，墓碑上也允许刻上包头巾作为荣誉。

此刻的君子们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和照片上一样。

人们大多抽着水烟，据说它来自印度，它的土耳其名字是个波斯单词，椰子，因为印度人最早用椰子壳里的椰汁当水，抽起来满室甜香。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的末年，咖啡馆里开始有人抽印度椰子烟，喝咖啡与抽水烟渐渐联系在一起，成为奥斯曼咖啡馆里的异国情调。

四周高高低低挂满了阿拉伯灯，那是五彩的沉郁灯光，在贝尔加蒙红教堂对面的古老地毯店里也是这样挂着的。四壁上挂满了波斯地毯，丝做的，羊毛做的，棉线做的，各种各样古老的花纹，在埃及市场里也是这样挂着的。

院子靠墙的大铁炉上，排列着七八只热气腾腾的小黄铜咖啡壶，当里面的深棕色糊状液体开始咕嘟咕嘟冒出泡泡，伙计就抓住长柄拿下来，倒进咖啡杯子里。我要的是微甜的口味，他一开始就在里面加了糖。但许多当地人人并不喝咖啡，而是喝土耳其红茶，它也被盛在一只古色古香的玻璃杯子里。土耳其语里的茶，用的是汉语发音，CHA。也如书上说的那样，在奥斯曼末年，人们开始改变口味，更多的喝茶，而不是咖啡。但却没人知道这种口味的改变，与奥斯曼末年的颓败之间的联系。

咖啡馆也同时提供一小杯清水。这个传统跟去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古典咖啡馆至今仍用小银托盘给客人送咖啡，一小杯清水，和一小杯咖啡。不过，在这里这杯水来得自然而然，游客们喝完咖啡后，用它来清除口腔里残存的咖啡细末。这些细末对喝惯了过滤咖啡的人来说，好像吃了生面粉一样。

我座位边上的年轻女人正在专心用咖啡渣算命，她的同伴正面色严肃地观望着。她们后来也仔细查看了我杯子里的渣子，在斑驳的咖啡渣子里她们认出一颗心，一个57的数字，和一根正在离去的魔鬼的尾巴。环绕着这一切的，是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连成一道莫比乌斯环的大山和海洋。然后，我们对它显示出来的一个东方人遥远的命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书上曾记载过，穆斯林们并不喜欢用咖啡渣算命，这是女人们在家里玩的游戏。但最初是老宫殿里的侍女们用，她们假借命运，方便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一位穆斯林青年断然否认用咖啡渣算命是土耳其咖啡馆的传统，他说，在十八世纪奥斯曼衰弱以前，咖啡馆是充满思想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热烈地讨论可兰经，但不可能违反伊斯兰传统，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里算命。

“这一定是末年时才发生的事。”他断定。“奥斯曼在末年时代许多事改变了。”他的声音里有着某种哀愁，让我想起帕慕克的那些书。

环视四周，这里如今没有书，到处都没有一本书。

是的，有人沉思，有人的脸被苹果手机显示屏上射出的光亮照亮了，有人专心于水烟在口腔黏膜上留下的微麻，没有一个人在看书。

“那么多山和水哦。”来自荷马故乡的女孩对我感叹道。

是的，多么荣幸，万水千山是我的命。

——《咖啡苦不苦》

马萨德医生

10.月季多米尼克·马萨德医生

我旅行二十九年后，才第一次要用旅行保险看病。是高烧，剧烈呕吐。

在偏僻的波斯尼亚大山里。诊所里只有一个医生，我竟然不记得他的名字。我自己陈述病情的英语是现查现用，却遇见了一个电话里没装讯飞翻译软件的巴尔干医生。他害怕地望着我，不愿意跟我谈论病情，因为他根本不会英语。但他的眼睛里满是安慰，这是不用翻译软件也能看懂的语言。我要医疗转运回中国了，去跟他告别，他双手交叠，捂在胸口心的地方，走到诊所门口来送我。

这枝月季由一个日本人培育，却叫了一个法国名字。每次看到这枝花，我就想起在波斯尼亚小镇上的那位医生。

也许那个日本人也是为了纪念旅途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位医生？

在镰仓温暖的黄昏，在武士大宅子里看紫阳花的情形。有个中年妇女正在给园子里的花草浇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温暖的，带有阳光和植物气味的水汽。

这幕府时代刀光剑影的旧宅子，如今成了寺院，养着几十种不同的紫阳花。她告诉我如何分辨紫阳花的品种。虽然都是绣球般的一大团，但花的形状还是不同，花瓣上晕染的颜色也不同。她能说些英文，对游客不害羞，反而有种热切的开放与亲切，与当地安静而封闭的居民不同。

她说，自己很想念单独去意大利旅行的日子，她喜欢意大利的大理菊。“看到你，就想起了意大利时的自己。”她微笑着捏着一根绿色的水管子，对我说。

我很明白她心中的怀念。在我的家乡，我也喜欢看到那些独自旅行的外国女人，看她们如何默默走着，单独吃饭，一边写着明信片，就像看到自己。要是她们东张西望，我也常常过去问，你要帮忙吗？就像我在某日，某个陌生的街口经历过的一样。一个人会对旅行者抱着亲切的感情，因为这个人来自一个自己怀念的世界，或者，来自心中喜爱的另一个自己。

想来，这是旅行者所独有的，有点复杂的感受吧。一个人旅行过了，并不表示一切都已结束，那道路还在心中延绵。

那天，那个女人浇完花，和我一起走到街上。我向她打听能吃晚饭的地方，她熟练地问我，预算是多少。我想，在那一刻，她肯定希望自己是和我一样的旅行者吧。

“已是最后一天了。”我说。

“那么就请奢侈一点吧，去最古老的料亭，去海边的江之岛，去喝新下的梅子酒，微醺时看富士山从夜空中浮现出来，那是地道的日本风景啊。”她指点我说。

我与陌生人之间，就是这样感受到心意相通。这是奇妙的联系，只见一面，只记得对方的脸，但却明白，自己与这个陌生人，是同道。我们这一生很难再凑巧碰到，但却并不会感到遗憾，这哀愁中烘托的，是真实地拥有某些风景的富足感。

世界上，有人因为家庭突然的变故成熟，有人因为很早就独立生活而变得成熟，而我，是在旅行中尝到了痛苦与爱混淆在一起的滋味之后成熟起来。比起日常生活中具体而微的痛苦与爱，它们显出如数学般精巧的逻辑性和抽象性，我因为微积它们，开始解析与接受各种遗憾，渐渐能够与它们共存，将它们接纳为自己回忆中充满感情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成熟意味着理解与宽容生活中缺失的存在，并且永远都同情。

——《我的旅行哲学》

破晓

11.月季破晓

2017年9月清晨，在贝尔格莱德巴尔干大道上骑摩托车，得晨风猎猎。

摩托车转弯时，身体应该顺势倾斜，转弯那侧的膝盖应尽量靠近地面，这还是我大学时代跟我小哥哥学会的，要当一个与骑手重量配合的好后座，就得学会用身体跟骑手的身体一致。大学时代已过去几十年，陈丹广也已去世十年，但我的身体还记得如何在飞驰的摩托车上配合骑手，勇敢地向地面倾斜下去，就像多瑙河上那些翻飞的雨燕转身的时候。

维希

12.月季维希

2002年我丈夫第一次出差到法国，为我从维希买来了夏季的郁金香花筒裙，桃红色，晕彩，丝绸的，配了一双金色的露趾凉鞋。没想到那裙子竟然与这枝月季如此相似，颜色，形状，还有跟维希那地方的关联。

小王子的红玫瑰

13.《小王子》的红玫瑰

与《小王子》译者黄荭教授的对话：

——你觉得《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应该是法国玫瑰，还是非洲玫瑰？

——哈哈哈，就是玫瑰。

——硬要规定一种呢？

——我倾向是隐喻他的妻子，中美洲萨尔瓦多带着小火山脾气的美女。但这个问题有意思，你倾向是哪儿的玫瑰呢？

——我看了许多红玫瑰，一直在猜想哪朵是小王子喜欢的那朵啊。

——应该是他心中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它身上倾注了时间和精力，他们驯服了彼此。

——可是长的样子也很重要啊。

——有四根刺，改良过的欧洲月季，大花，艳丽，大红色的吧。

——我觉得表面大红，花芯应该有更柔和的颜色，不那么表里如一。

——飞行员作家自己画了一下，就是一团红色。玫瑰在男人眼里就是玫瑰，什么细节也不在乎的。不过感觉应该有露珠。

——你想象里的？

——小行星上冷，我觉得清晨应该有露珠。

——这个有点太大众化，我受不了啊。

所以，文学作品里重要的玫瑰最好活在读者自己的想象里。当它被具象化时，它就会被一些人喜爱，令另一些人失望。但是同时，对一本书的理解也就深入了。

与植物园长胡永红的对话：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跟植物，跟自然都贴近。上大学选专业，看到有个叫作园艺的新专业，就选了这个。但是，真正喜欢上这个专业，要到读博士的时候了，那时候才能理解植物的意义。一点一点地深化，大概就是《小王子》里提到的驯化。我可以懂得植物的喜怒哀乐了，也就会更了解自己了。

——那么，阅历和年龄也是被驯化的条件。我要到2020年才有机会真的静下心来，可以被月季驯化。就是你邀请我来园子的那一年。2012年你带我去月季园里找适合写到《蛇果》里去的月季，那时我的时辰没到。

——不急的吧，我也很慢，任何领悟都需要时间。我记得看过一句话：你的幸福感来自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爱好，你的专业和你的职业是一致的话，那你至少能在这个方向上能感觉到幸福。我就可能是那万分之一的幸运者吧，我与植物相处的时候很幸福。

如果说是驯化，被驯化的过程是个逐渐感受到幸福的过程。

——在《小王子》里，这种驯化产生了爱情，在你，这就是对幸福的感受。

——人类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跟植物一样。简朴的幸福感来自于被植物驯化的古老记忆。

——那天在园子里，我们看到像一枚戒指大小的“天使之吻”，你说等春天一切都会美的。虽然我妈妈再也看不到了，但天使之吻会开得一样完美。我想起来，你第一次带我去看落羽松时，曾指着山坡上的树说过，要拿掉一棵，因为两百年后树冠会交织，就不好看了。我很惊奇，因为我不想两百年后具体的事，与我无干。但你脸上有种诚笃的相信，和确定愿望将会达成的人才有的快乐。

你看见我吃惊了，所以你就说，是的呀，我们都看不见了，但有什么关系呢，树一定会长这么大的呀。

——我这三十年来，越了解，越认识，就越能信仰植物的规律，也就是你说的律令。对植物的信仰，就是到了花期，它一定会开花。

伊丽莎白女王

14.月季伊丽莎白女王

四月，我和佳代在园子里看月季。她怅然所失地环视四周，因为她小时候在爷爷家屋顶见过的月季，多年以后，突然又出现在她身边。

“这是我爷爷的伊丽莎白女王。”“这是我爷爷的冰山。”她就这样，在满园子的花里一一把她认识的月季挑了出来。伊丽莎白女王是粉红色的月季，冰山是白色的月季。它们的长相都不特别，就是中规中矩的月季模样，但佳代竟然都没认错，连她自己都有点吃惊。

爷爷家住在南昌城里一栋兵营式的楼房里，爷爷脾气暴躁，生活得也并不美满。他一辈子让人确定的爱好，就是喜欢种月季。爷爷在他家楼顶上慢慢积攒出一个小月季园来。可爷爷种花，弄漏了屋顶，住在最高一层公房的人家就上屋顶来拆了那个违章搭建的小月季园。

佳代难得跟大人到爷爷家去，要是去了，爷爷也没啥多说的，就带她到楼顶去认识月季花。那时候佳代还是个挺着小肚子的，面容严肃的小姑娘，她不记得爷爷后来是如何生活的了，甚至也不清楚他后来怎样度过没有小月季园的晚年。

爷爷过世后，佳代保存了一本爷爷留下的月季图谱。她借给我看，书上还能看到爷爷用铅笔淡淡地写着中文的月季名字“伊丽莎白女王”。

从那以后，我跟佳代有时还会相约一起去月季园看花。只是我们一进园子，她就奔向月季伊丽莎白，我就奔向月季天使之吻，经历了与花的联系，它们成了我们各自的花。就像《小王子》里谈论过的小王子与坏脾气的红玫瑰的关系一样，因为生命中的因缘相遇，付出了感情，承载了沉入虚无的回忆，我们与“我们的花”驯服了彼此，不能相忘。

与我经常一起去园子的是丁小文，她一直都打扮得像个男孩子，穿靴子，背大包，不要孩子。她总说想要帮着园丁种花，可是每次都忙着拍摄园子里的照片，凑不到合适的机会，跟园丁一起种花。直到冬天，我们要修整园子里的文学小道，园丁特地帮她留着花种，那正是四株《小王子》里的红玫瑰。

丁小文放下照相机，脱掉外套，撩起毛衣袖子，满心欢喜地去种花。她埋头种花的样子，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春天，我突然接到她在日本打来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哭了。她说，早晨她妈妈正端坐着读书，突然倒下，就去世了，医生都来不及救。

她妈妈是地质队员，常年在野外，她没跟在自己妈妈身边长大，她说，自己因此也不知道怎么当妈妈。

她妈妈喜欢拍花的照片，她还笑话妈妈的照片就是老人拍的，只求拍出花的完美。

丁小文平时不怎么谈起妈妈，只是每次来园子里，她都盼着能像园丁一样亲手种花，看着它们活过来，开花。

我离她远远的，好让她单独待一会。

丁小文种完花，拾起照相机来，为《小王子》的红玫瑰拍照。她摄影包里有三种照相机，她拍了一遍又一遍，努力捕捉她心里觉得正确的图像。其实用手里的镜头代替自己的眼睛，假装这是纯客观的所见，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扭曲真实的创作行为了。我看着她上下腾挪的样子，知道她在找自己解释这朵月季的立场，这大概就是她被她种下的花驯化的时刻。

我们的花

15.我们的花

河津樱乱放时，胡博士就提及中国古律令，花朵乱了律令，就是恶兆。我相信经历了四月的人都会出现四月以前的记忆障碍。我如今只记得，我摸着河津樱格外干涩的花瓣，它们有种不健康的透明，让我想起妈妈最后一个月手掌上的皮肤。

等我和丁小文再次回到月季园，已是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两个月闭园后，植物园再次开放的前夜。我们一进月季园，就奔向自己的花，我的天使之吻，小文的《小王子》的红玫瑰，可它们没留下一朵花。

博士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找。他果然在修剪下来的草堆里找到了我的天使之吻，那是三朵已经干枯褪色了的花，还没来得及盛开。他递给我。然后，他又为丁小文找到了四朵她的花，也是干枯了的。只要博士跟我们来园子，他总是随手采一朵两朵花给我们，有的因为香味特别纯正，有的因为颜色特别难得。这次他帮我们在泥里找到了我们的花。

我们都没说什么，我把花佩在上衣口袋上。小文拿出她的三种照相机，一遍遍地拍了起来。

我们站在冬天的老位置上，我记得这个位置。每次来园子里，胡博士只要有空，都会给我上一节植物课，那次在园子里上的课，是月季的律令。就在这朵已变得小如一枚戒指般的月季天使之吻旁边。

冬天到后，在天使之吻枝干里运行的液体会逐渐储存到根部，它放弃了那些枝条和花朵，匍匐在粗粗的根部和泥土之下，好像为自己盖好了被子那样，收紧，储藏，等待春天的到来。

所以要修剪枝条，帮助它们储存精力和营养。园丁的大剪刀看上去有些杀伐之气，其实却是为了帮助它。

看上去它就突然矮了。整个园子的每一株月季树都一样。被冻雨打湿的时候，树干和枝条呈现出褐色，而不是春天时年轻的青绿色，即使修剪得那么厉害，也不能闻到树上树汁充足时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

“但是一到五月，它们会突然醒来，哗啦一下，满园子都是花了。”那天胡博士说过。

目  录

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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