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我”和遥远的她|“新女性写作专辑·第三季”作家微访谈

女性写作·她们说

——“新女性写作专辑·第三季”作家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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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新文学百年历史里多次遭遇“她们”和“她们”的写作，也曾在日常生活处境里对“她们”笔下的细节感同身受，“女性”作为个体、群体、他者、自我，一直是不同历史时空里社会总体意识的“性别”镜像。2023年第2期，《十月》杂志再次邀请批评家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以“重塑女性情谊”为主题，万宁、黄佟佟、笛安、曹译四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作家分别就此分享自己的小说故事。相信这些作品，会带来更具丰富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情谊”问题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是本专辑即将面世之时，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邀请“新女性写作专辑”的作者们，就“女性写作”“女性情谊”等话题与读者分享。

《十月》杂志2023年第2期的“新女性写作专辑”已经是第三季了，这次的主题是“重塑女性情谊”，能否谈谈您对“女性情谊”的理解？

万宁：女性之间的情谊通常是温和的，状态有可能不即不离，但在关键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两位能够肝胆相照出手相助，相互之间的信任发自心底。相比其他情谊，女性情谊似乎更靠谱更持久。善良、柔弱，包容、坚强，在女性基因里根深蒂固，这也就决定了女性无论什么职业处在哪个阶层，在家庭角色方面妥协的成分多，活得辛苦成了一种无法的选择。女性情谊里含有惺惺相惜与相互扶持，她们会倾诉会聆听，情绪释放的港湾不自觉间温暖搭建。彼此靠近，都因相互欣赏或心灵相通，当然没有任何利益冲突能产生共情是走近的前提。找个人说说话，说了不担心会出幺蛾子，在这一说一听中，她们之间便有了一些秘密，情谊也跟着来了。女性情谊在传统大家族里最能显现，我们会发现，姐妹之间的亲密与往来的持久远甚兄弟之间，当面临托孤这种大事时，女性首选的永远是她的姐妹，这无疑是对安全感的一种直觉，更是对女性情谊的信任。

曹译：知道要写“女性情谊”这个主题时，我有点恍惚。我在脑子里反复想我身上的“女性情谊”，闪过很多人影，但也毫无所获。叙事需要曲折的东西，但我所经历的“女性情谊”平淡无奇，甚至能不能用上“情谊”两个字都有待商榷。后来我想到我维持联系的两个朋友，她们一个和我考上同样的大学，“被迫”续了四年的情谊，一个是我母亲同事的女儿，我们上了差不多的大学，有差不多的家境，面临差不多的人生选择。我想到，是时间和阶级，让我拥有了“女性情谊”。

我母亲也是这样。她的半生有许多朋友，但最后保持联系的，要么和她住在相同的地方，要么赚差不多的工资，穿差不多价格的衣服。我们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经验，不会为了男人“互撕”，也不会共同面对人生疾苦，最多就在旁边看着，甚或安慰的话也不说。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住在县城巷子的女孩，平淡度过童年的故事。当她们升学上了初中，或许就要分开。倘若没分开，上了同一所初中、高中，或许就能做久一点的朋友。

“女性情谊”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真切的同情与理解。我想起这样一个场景，在夜晚的街道，我给朋友讲伤心的事，她就沉默听着，不骂我，也很少安慰，只是陪着我。她总是理解我的愚蠢和倔强。大部分女性擅长沉默地倾听，她不会抢先评判你，而是先寻找你们的共同点，再温和地提供意见。我理解的“女性情谊”就是上述恒久而日常的陪伴。

黄佟佟：“女性情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认为对女性来说，这也是未来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必须结成同盟，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

笛安：就像这次我在《六路西施的女儿》这篇小说里写的那样，女性之间的情谊可以很复杂，很难说清，或许夹杂着各种各样的阴暗与耻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谊又真的能让人在人生艰难的时候获得彼此之间的支撑，不理解但是原谅——从而构筑出来一个艰难时事中暂时的乌托邦一样的存在。这就是我的理解。

您认为女性之间普遍的，跨越时空、阶层的共情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根源在哪里？如果不可能，问题又出在何处？

张莉：我们常常会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和不同国度女性的命运产生共鸣和共情，这是事实。不过，即使我认为普遍的共情存在，但同时也认为有一些时刻，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这种不相通，也包括不同阶层女性之间，在不相通的时刻，如何理解他者便成为了重要问题。某种时候，艺术作品是跨越阶层的桥梁。

黄佟佟：女性之间跨阶层、普遍的共情，就我现在来看，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认为这有待于女性意识的提高，或许下一代女性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我认为在当下普遍的男性思维的笼罩下，女性很难对同性产生共情，大概只有少数人有这种觉悟——宫斗剧的流行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剧告诉我们“女性是女性的敌人”，教我们“雌竞”，而恰好许多女性又喜欢看这类剧。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氛围里面，你很难跟别的女性产生共鸣。从中可看出女性主义的传播多么有必要，我们要让女性知道“girls help girls”，告诉女性我们要团结，别人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

“女性情谊”这个话题被隆重地提出来，是近十年的事情，此前则是“男性情谊”，即哥们儿义气、兄弟情，很少有人推崇女人之间的姐妹情。在以前的社会，男性是要团结起来一起去赚钱的，女性则附属于家庭，附属于男人，附属于孩子。在这种教育下，她们没有自我意识，而是被灌输了附属意识、从属意识。在这种思维结构之下，女人之间很难完成彼此的共情。实现女性之间的共情，是我们要一直努力的方向。

笛安：我认为跨越时空，或者阶层的共情在女性的个体之间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个体之间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会超越彼此的来处，在某种人类普遍情感里达成共振——这也是文学作品经常会书写的内容。但是，普遍的共情，我觉得不可能——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类就是如此，我比较怀疑把所有“女性”都看成一个社会层面的共同体，这并不现实，也许是我对人类的看法比较悲观，我一向觉得对于人类而言所有的团结都只能是暂时的。

如今女性话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您理解当下女性的处境以及写作有何影响？

曹译：当然是好事。虽然今天女性话题的内部有很多混杂的东西，但它的持续热度带来一个广阔的舆论场，让人们被推着关注，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完成发言或者进行反思。舆论场是复杂的，正如女性主义内部立场是复杂的。但我想热潮总是鱼龙混杂，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只获得“真理”。

这股热潮对我很有意义。尤其身边诸多朋友传递信息，在朋友圈“刷屏”时，我获得直面性别问题的紧迫感。从开始关注性别问题到今天，已经过去几年，我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其实也越来越迷茫。生活和写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先我靠性别理论思考或讨论性别话题，但当开始写作时，理论首先失效。我必须重新思考，反复召唤自身经验，问，你到底如何看待自身，那些充满洋娃娃的童年带给你什么，在恋爱中，你是否做自己而不是在表演。我还开始触抚身边的女性，我的母亲、外婆和表姐……话题是简单的，主义是前瞻的，但生活那么细腻、复杂，有那么多下意识的选择。我只能写我和她们的真实处境，在具体而微的真实中寻找方法。

黄佟佟：女性议题的热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还是因为女性力量的增强，女性在经济生活当中更加活跃，话语权更大，才会自然而然出现这样一个让人欣喜的现象。我认为，掌握了经济权力的女性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那样，如今整个制度是倾向于男性的，所以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会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我们需要做出改变，需要去让这种男性主导的结构朝着有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这是几代女性都应该努力的方向。

女性当下的生存境况可能会催生出更多对女性主义感兴趣的人，也会出现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女性主义”的新媒体作者和纯文学作者。女性只有对自身的命运，自身在这个结构里的作用有反省、有领悟，才能真正确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才有可能真正去改变传统的权利结构下女性的处境。

张莉：女性话题关注度越来越高是社会的进步，这种讨论打开了我的研究视野，也促进我思考。

您希望您的读者评价您的作品具有女性特征吗？

笛安：这个，我觉得读者怎么评价都可以的——事实上，有很多读者都认为我的作品很女性很细腻之类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赞美。女性特质是令我非常骄傲的东西，我不会刻意地回避或者遮盖。当然，我同时也更希望大家不要刻意地把“女作家”当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家首先是小说家，是作家，其次才是男作家、女作家吧，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看这件事的。评价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总该有一些超越作者性别特质的、共同的、严苛的标准，符合了这个评判体系之后我们再来看作者的性别特质赋予了作品什么样的特征或优点，才比较合理。

万宁：没有这种想法。但或许读者能从文字中读到女性的气息，尽管想尽量避免，但又无法改变，很多时候观点与思维不小心就站在了男性的对立面。

黄佟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我是真心诚意写出来的作品，就会有我的个人特点，因为我是女性，作品肯定带有女性的特点，但我希望读者更关注我的作品本身，而非它是不是一位女性所写。

请谈一谈童年/少年时期对你产生过持久影响的女性人物/偶像（可以是任何领域）。时至今日，您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张莉：我小的时候，暑假住在农村的奶奶家。早晨一睁眼总能看到墙上的一幅画，是那个时代常见的一幅画，一位女性坐在拖拉机上，握着方向盘，梳着两个长辫子，既柔美又阳光，笑容灿烂，那是当时典型的劳动女性形象，我非常喜欢那张画，在我眼里，那个女拖拉机手整个人都很美。就是这样一幅画给了少年的我对未来的想象空间。它代表着我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是健康的，是有力量的，是乐观的，是对未来抱有期许的，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

黄佟佟：我是七零后，在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些人特别容易让人产生仰望之情，比如说有一个记者叫奥莉娅娜·法拉奇，她采访过许多国际闻名的政治家和名人，是她让我有了当记者的梦想。在那个时代，成为女记者、女主播是很多女生的梦想。

在文学上真正带给我影响的，我想可能还是亦舒和张爱玲。亦舒的文笔是非常简单、清新的，她笔下的女性都非常有自尊，也非常都市化，这给了我很多正面的影响。在审美上，我喜欢白衬衣，追求简洁的风格……亦舒给了我太多这方面的影响，她让我知道，做人最终要有姿态。我认为，在少女时代我们读亦舒是很有好处的，至少能让你学会自尊、自立、自强。但如今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她还是有局限之处，比如她会把全部理想都寄托在一个儒雅的君子身上，并且承接女性全部的感情，这多少带有几分童话色彩，我对此已经不大相信了。

张爱玲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她那种天才的通感，还有她对于事、对于人的那种尖锐的、一针见血的、独属于女性的敏感让我更能察觉到人性的幽暗，是她让我觉得原来人性除了光明之外，还有幽深的一面。此外，她的语感、她所营造的文学世界，还有她对于世界以及两性之间的看法，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以前金庸对张爱玲有一个说法，说她就是“钱钱钱，嫁嫁嫁”，我反而觉得她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反映了一种女性真实的处境，某种受迫害的心理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总的来说，张爱玲让我有了真正的女性自觉，让我深切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女性的生存是如此艰难。

您更关注哪个领域的女性？她们是否是您的写作/研究关注的对象？

万宁：其实所关注的女性都因各种巧合，对她们正好有些了解，或者她们面临的焦虑她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发生在她们中间的故事，影响到了我的情绪。最近，我关注到了那些十四五岁就由农村进城打工的女性，她们初中都没毕业，在服务行业里苦攻某种技能。她们赚钱养家，出嫁前，赚的钱给娘家，出嫁后，赚的钱给婆家。这于她们仿佛天经地义。但有那么一部分女性，在城里待久了，回农村相亲又总没有合适的，城市里也没遇上满意的，如此就成了大龄农村女青年，她们的生存境况交织着各种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她们中一部分人的觉醒正改变着固有的观念。

黄佟佟：相对来说我比较关注媒体行业、特别是新媒体方向的女性，同时也会关注学术领域的女性，但是我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女明星。我认为女明星是我们管窥这个时代女性境况的一个视点，研究她们的际遇有助于我们了解女性的状况。如果说处在社会上层的女性在婚姻上或者生活上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那可想而知，底层的女性会如何。我写了很多年的娱乐文章，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追求。

新女性写作专辑·第三季

重塑“女性情谊”，写下中国

　女性自己的故事（主持人语） /060      张　莉

六路西施的女儿 /062                         笛 安

鼻子的风水 /077                                万 宁

拉 黑 /091                                       黄佟佟

秘密窃贼 /103                                    曹 译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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